季羡林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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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散文范文第1篇
季羡林是我国著名的古代印度语言学家，又是文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即使是把散文作为学术之余的副产品，季羡林笔下的几百篇散文足以支撑起使其成为一个散文家的地位。作为学者散文的代表性作家，季羡林在长期的散文写作中形成了自己明确的散文创作思想，独特的散文审美追求，他的散文有着鲜明的审美特征，具有重要的审美价值。笔者通过对现有研究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对当前季羡林散文研究综述如下。
一.对季羡林散文思想的研究
由于季羡林在长期的散文写作中形成了自己明确的散文创作思想，这些思想对中国当代散文的理论建设与散文创作都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对季羡林散文思想的研究很少，只有一些散论，如曾敏之的《季羡林老的散文观》谈到“真情”，曾敏之说：“我发现，季老写散文有一严格的原则，就是不能伪饰感情，必须以真情见于笔端，构成散文的内容与形式具有美感的因素。”[1]曾敏之在文章里谈到季羡林散文写作的“真情”思想，但对季羡林的散文思想没有进行深入的论述。乐黛云在《真情 真思 真美》说季羡林的散文是“真情、真思、真美”[2]论及他的散文的“真情”思想，但重点讨论的还是季羡林的散文艺术特色。
二.对季羡林散文创作的流变研究
评论者大多认同对季羡林的散文创作分为三个时期：解放前、建国初期、新时期。如：周景雷、王景科、牟洪建都在论文中谈及，王景科、牟洪建认为“季羡林前期散文，文辞显耀，绚丽多彩”，“后期语言质朴亲切，平淡如水，不避俚俗，情郁于中，有一种真实自然的素朴美。”[3]但他们都没有深入系统的论述。其实，由于季羡林的散文创作时间较长，受时代环境、生活经历等因素的影响，因而从他的散文创作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到在文体上、语言上、感情风格上的变化。
我国三十年代散文受英国小品散文和随笔散文的影响，开始比较注重现代散文文体的建构。建国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里，大一统的集体主义思维方式影响散文的走向，散文在“形散神不散”的桎梏中舞蹈，逐渐形成借景抒情托物言志的“诗化”模式。70至80年代中期在散文领域形成了一种极为普泛的“老年散文”，“忆旧怀人”使散文陷于一味回忆和怀旧的模式之中。80年代后期的散文文体，突破了五、六十年代诗体散文文体的正中地位，恢复了散文文体随意、自由的特点。这些散文文体的时代变迁在季羡林的散文创作中都留下了印迹。
季羡林早期的散文有欧化的语言特征，句子较长，注重自我感觉、印象、情绪的表达，欧化痕迹较明显。这时的散文大都醉心于表现内心苦闷忧郁，并致力于对散文艺术美的追求。建国初期，季羡林的散文则表现出语言质朴平易之态，抒情偏于直白，文彩稍嫌平淡，虽在一些叙写国际交流见闻的散文中不乏欣悦自豪之情。新时期季羡林的散文语言在优美质朴中还显示出诙谐幽默反讽之味。
由于“解放前看不到祖国和人民的前途，也看不到个人的前途，写东西调子低沉，情绪幽凄。解放后则逐渐充满了乐观精神，写东西调子比较响”，所以解放前的散文，感情变化曲折绵远，细腻婉转，缠绵流畅，情韵深长，显示出一种幽婉的风格。解放后季羡林的散文有了极大的变化，散文充满一种乐观向上的精神，感情格调明朗而强烈。经过十年浩劫，新时期以来季老的散文既有打倒“”后进入新时代的喜悦以及对的反思，也有对失去亲友的痛苦及对生命人生的深层的思索与感悟，感情趋于深沉，往往把热烈的感情蕴藏在深刻的哲理思索之中。
三.对季羡林散文独特的审美特征研究
周景雷认为季羡林的散文主题主要有三：一.河东河西。二.纵浪大化。三.贾桂思想。[4]
孟昭毅认为季羡林的散文中有含蓄深邃的哲理思辨、无穷的韵味。他说：“这些散文思想厚重而文字轻灵；集史、识、才、情于一体，堪称‘老生派。’[5]韦器闳则说季羡林质朴单纯的个性造就其素朴的散文风格；其作品借助朴实而生动的语言和独特传奇的内容吸引读者，以真挚的情感表达感染读者；其文中丰厚的学养显示其学者散文特色。
王景科、牟洪建认为季羡林散文的艺术特色主要表现在：回环往复的节奏，丰富而奇特的想象，于琐事中见真情，绚烂而复归平淡的语言。
这些评论者的评论涉及季羡林散文的主题、哲思、语言、情感等方面，研究成果相对较多。但研究者大部分是从某一个单一的角度论述季羡林散文的特色，很少从整体和系统出发研究其散文独特的审美特征，并很少提及季羡林散文的审美价值。
通过梳理当前评论家们对季羡林的散文的评论以及对季羡林的散文研究，可以发现，其实季羡林的散文在不同的创作时段表现出不同的审美特征。
季羡林早期在解放前在北京读书至留学德国期间写作的散文大多采用欧化语言，散文情感忧郁，调子低沉，显示出幽婉的风格。而在解放后建国初期十七年间写作的散文则语言质朴平易，抒情偏于直白，文彩稍嫌平淡。打倒“”后的新时期创作的散文取材多为身边琐事，感情趋于深沉，且具有哲理性。
通过对季羡林散文的审美追求、审美特征、审美价值的探析，可发掘出季羡林散文的“平淡之美”。在诗文鉴赏方面，平淡是一种审美范畴，其特征包括平易、亲切，不雕琢，不张扬。就为人的方面说，“平淡”是一种胸怀、一种情操，表现为和气谦让、淡泊名利，明达事理而顺其自然。它是一种为人的低调、欣喜的状态，也是一种弃绝扰攘、心气平和的价值追求。季羡林的散文创作深受中国传统“淡”美思想的影响，又由于为人的质朴，使他为人与为文都倾向于“淡”，并且在长期的创作中坚持“淳朴恬澹，本色天然”的创作理念，使他的散文显示出平易、亲切、自然、本色纯真的“平淡”美的审美特质。其审美特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淡”而“实”的哲思，二是“淡”而“美”的品格，三是“淡”而“雅”的意境。他的散文的这种“平淡美”的特征与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的朴素的审美趣味和艺术追求存在着潜隐的精神契合，同时也符合当代文学理论家对“平淡”之美所作的内涵解释，但是又独具特色。他的散文真实地揭示了历史与自我生命的真实，其散文的平淡美体现了他对中国传统“淡”美思想的继承，引发我们对“淡”美的思考。季羡林用朴实的文字叙写真实历史，表达自我的生命及人格的神韵，潜移默化读者的心灵，陶冶人们的性灵人格，他的散文是达到了宗白华所说的“真善美”价值的统一。
季羡林是当代学者散文的代表作家，因此对季羡林散文的深入研究将是中国当代散文研究者绕不开的一项工作。对季羡林散文的研究至少具有以下几方面的意义。
首先，对季羡林散文思想的研究以及探讨其散文艺术的独特性，对中国当代散文的理论建设与散文创作有着重要意义。
其次，文学作品凝聚着创作者对生命价值的思考，是探索心灵奥秘，追寻人生意义的体现。正如宗白华先生所指出的那样：“艺术为生命的表现，艺术家用以来表现生命，而给予欣赏家以生命的印象。”文学表达着对人生、对生命的独到理解和独特情感，同时也是人的一种自我观照，它直接作用于人的精神世界，并对人的命运和灵魂进行深切关注，这从根本上影响并制约着文学作品的主旨、审美等方方面面。所以，研究季羡林的散文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文学对于人生的价值和意义。
再次，季羡林在散文中所显示的个人人生踪迹，通过春秋笔法将自己的判断播扬给他人，调动起广泛的社会记忆。其生命意识由于杂揉了民族的基因而表现出强烈的韧性，其思维方式也因为融入了智慧而形成一种对生命追求的执著，是同时代知识分子心灵的一面镜子。对其散文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第四，季羡林散文中表现出博大精深的知识领域、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大度包容的道德修养等，都堪称是对当前社会人心浮躁、道德流失、行为失范等现象的一种反拨，也是对现在有些年轻人恶劣低俗的生活情趣、玩世不恭的人生态度等的一种鞭笞和挞伐。对其散文的研究，无疑对当代社会有积极的意义。
关于艺术的本质，宗白华在《艺术学（讲演）》中写道：“艺术为生命的表现，艺术家用以表现其生命，而给予欣赏家以生命的印象。”[5]宗白华所说的生命内容包括遗传的禀赋、过去的经历、当前的经历三种。他解释说面对同一境地，由于各艺术家的生命内容的不同，艺术家的表现也就不同。他认为艺术美有“景”“情”“形”三层结构，艺术美是景美、情美、形式美三者的统一[6]。与这三层结构相对应的，艺术至少有三种主要价值：一、形式的价值，即美的价值。二、描象的价值，即“真的价值”。三、启示价值，即“善的价值”。[7]宗白华这些美学思想正是引导我们研究季羡林散文的最初原因，因为我们可在季羡林的创作中找到他与宗白华关于艺术本质阐释的契合，而不同的是，一个用哲人的智慧揭示了艺术的本质，另一个则用学者文人的细腻将他对艺术本质的体悟倾注在自己的散文创作中。我们可尝试从艺术本质的角度来对季羡林散文创作的审美追求、审美特征及其散文创作的审美价值进行研究，以探讨季羡林散文独具魅力，被散文界看作是学者散文的代表性作家的内在原因。因此，我将期待有更多关于季羡林散文创作的研究成果面世。
注释：
[1]曾敏之：《季羡林老的散文观》，《作品》，2008年12月。
[2]乐黛云：《真情 真思 真美》，《中国文化研究》，2011秋之卷（总第33期）。
[3]王景科、牟洪建：《一代鸿儒多磨难，十分本真见精神》，《山东社会科学》2008年6月。
[4]周景雷：《季羡林散文的三题》，《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5期。
[5]宗白华：《艺术学（讲演）》，宗白华全集（第一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545页。
[6]宗白华：《艺术学（讲演）》，宗白华全集（第一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545页。
[7]宗白华：《略谈艺术的“价值结构”》（宗白华《艺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85页。
季羡林散文范文第2篇
季羡林,以其近百岁高寿、学养深厚及传奇人生享誉国内外学界。他1911年生于山东清平(今并入临清市)。祖父季老苔,父季嗣廉,母赵氏,农民。叔季嗣诚。幼时随马景恭识字。6岁到济南,投奔叔父季嗣诚,入私塾读书。7岁后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设新育小学读书。10岁开始学英文。12岁考入正谊中学,半年后转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在高中开始学德文,并对外国文学发生兴趣。18岁转入省立济南高中,国文老师是董秋芳,他又是翻译家。“我之所以五六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近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攻德文。从师吴宓、叶公超学东西方诗歌比较、英文、梵文,并选修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与同学吴祖缃、林庚、李长之结为好友,称为“四剑客”。同学中还有胡乔木。喜欢“纯诗”,如法国魏尔兰、马拉梅、比利时维尔哈伦的诗歌,李义山、姜白石的作品,以及六朝骈文。曾翻译德莱塞、屠格涅夫的作品。大学期间,因成绩优异,获得家乡清平县政府所颁奖学金。
1935年9月,根据清华大学文学院与德国交换研究生的协定,清华招收赴德研究生,为期2年。季羡林被录取,随即到德国,在柏林和乔冠华同游。10月,抵哥廷根,结识留学生章用、田德望等。入哥廷根大学,“我梦想,我在哥廷根能读一点书,读点古代有过的光荣,而这光荣将是永远不会消灭的文字。”“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捉住这个梦。”
1936年春,季羡林选择了梵文。他认为“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能有所发现。”因此,“非读梵文不行。”“我毕生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沿着这一条道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要走下去。…命运允许我坚定了我的信念。”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选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为副系,并加学南斯拉夫文。季羡林师从“梵文讲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成为他唯一的听课者。一个学期40多堂课,学习了异常复杂的全部梵文文法以及部分著作。年轻时的季羡林读梵文原著,第5学期读吐鲁番出土的梵文佛经残卷。第6学期准备博士论文:《渴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佛典《大事》厚厚3大册,是用混合梵文写成的,他争分夺秒,致力于读和写,“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
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羡林在论文答辩和印度学、斯拉夫语言、英文考试中得到4个“优”,获得博士学位。因战事紧迫,归国无路,只得留滞哥城。10月,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同时继续研究佛教混合梵语,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发表多篇重要论文。“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博士后”的岁月,正是法西斯崩溃前夜,德国本土物质匮乏,季羡林也难免“在饥饿地狱中”挣扎,和德国老百姓一样经受着战祸之苦。而作为海外游子,故园情深,尤觉“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祖国之思和亲情之思日夜萦绕,“我怅望灰天,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
1945年10月,二战终结不久,他即匆匆束装上道,经瑞土东归,“宛如一场,十年就飞过去了”。离开哥廷根35年后的1980年,季羡林率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重访哥市,再谒83岁高龄的瓦尔德施米特恩师,相见如梦。后来作感人至深的名文《重返哥廷根》。
1946年5月,抵达上海,旋赴南京,与李长之重逢,经李介绍,结识散文家梁实秋、诗人臧克家。在南京拜谒清华时期的恩师陈寅恪,陈推荐他去北京大学任教,遂又拜见正在南京的北京大学校长傅斯年。秋天回到北平,拜会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被聘为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在北大创建该系。同事中有阿拉伯语言学家马坚、印度学家金克木等。
解放后,季羡林继续担任北大东语系教授兼系主任,从事系务、科研和翻译工作。先后出版的德文中译本有德国《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梵文文学作品中译本有印度伽梨陀娑《沙恭达罗》、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书》、印度伽梨陀娑《优哩婆湿》等,学术著作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印度简史》、《1857-1859年印度民族起义》等。1956年2月,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 954年、1959年、1964年先后当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并以中国文化使者的身份先后出访印度、缅甸、东德、前苏联、伊拉克、埃及、叙利亚等国家。“”中受到“”及其北大爪牙的残酷迫害。1978年复出,继续担任北京大学东语系系主任,并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1984年,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1988年,任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并曾以学者身份先后出访德国、日本、泰国。季羡林的学术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季羡林对中国文化、东西方文化体系、东西方文化交流,以及2l世纪的人类文化等重要问题,在文章和演讲中提出了许多个人见解和论断,在国内外引起普遍关注。他的传奇生涯,更引发了国人的好奇与发掘。
大师在德国大骂希特勒
1935年,季羡林赴德国留学,开始了他的十年羁旅生涯,饱尝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阴霾带来的戏剧性苦难。
到了德国以后,排犹高潮已经接近尾声。老百姓绝大多数拥护希特勒,至少表面上是那样。但希特勒那一套诬蔑中国人的理论宣称,世界上只有他们所谓的“北方人”是文明的创造者,而中国人等则是文明的破坏者。这种胡说八道的谬论,引起了中国留学生极大的愤慨。
季羡林在德国的朋友中有一位退休法官,是一个中国留学生介绍他认识的。对于希特勒的所作所为,这位退休法官无不激烈反对。平时他在家里,就好像是一个孤苦伶仃的老汉,而只有他同中国留学生在一起时,才敢讲几句心里话,发泄一下满腹的牢骚。
季羡林另外一个反希特勒的德国朋友,是一位大学医科的学生。他年纪不大,只有二十来岁,同那位法官正相反的是,这位学生热情洋溢,精力充沛,透露出机警聪明。对于他的家世及其他反对希特勒的背景,季羡林他们都不清楚。但是,由于“反对希魔同路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有了这一条,他们就走到一起了。
季羡林和其他一些中国留学生还经常与那些反对希特勒的人来往。有时候,在星期天,他们相约到山上林中去散步。他们坐在长椅上,在扑面而来的春风里,大骂希特勒,也确实是人生一乐。
大师的异国情缘
在德国哥廷根的日子里,季羡林饱受轰炸、饥饿、乡愁的煎熬,有家不能归,有苦无处诉,一切的不幸
与委曲,只能默默地往肚子里咽。但是,诚如《红楼梦》中所云:“大不幸中却有大幸。”季羡林在哥廷根的艰难岁月里,有一件事情曾给他带来过前所未有的幸福与快乐,这便是他与一位德国姑娘之间的一段爱情经历。
打字情缘
在季羡林住的同一条街上,有一家叫迈耶的德国人家。迈耶为人憨厚朴实,迈耶太太却生性活泼,能说会道,热情好客。他们夫妇有两个如花似玉的女儿,大小姐叫伊姆加德,身材苗条,皮肤白皙,金发碧眼,活泼可爱,年龄比季羡林小一些,当时尚未嫁人,待在闺中。她就是这个爱情故事的女主人公。
迈耶家也像其他德国人一样,把多余的房间租给中国留学生住。恰好,季羡林的好友田德望便是迈耶家的房客。季羡林常去田德望住处拜访,一来二去,便同迈耶一家人熟悉了。季羡林当时不过三十上下,年轻英俊,个子颀长,待人谦和有礼,正在读博士学位,又说得一口流利的德语。迈耶一家人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个来自中国的年轻人。
季羡林当时正在写博士论文。他用德文写成稿子,在送给教授看之前,必须用打字机打成清稿。可是季羡林没有打字机,也不会打字,适逢伊姆加德小姐能打字,自己又有打字机,而且她很愿意帮助季羡林打字。这样一来,季羡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天天晚上都到她家去。
季羡林获得博士学位后,又在德国呆了四五年,其间,他又写了几篇很长的论文,都是请伊姆加德小姐打的字。所以,直至1945年季羡林离开德国前,还经常去她家里。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季羡林和伊姆加德小姐之间渐渐产生了感情。季羡林除了打字去迈耶家外,凡有喜庆日子,迈耶家招待客人吃点心、吃茶什么的,迈耶太太必定邀请季羡林参加。特别是在伊姆加德生日那一天,季羡林是必不可少的客人。每逢季羡林到迈耶家,伊姆加德总是打扮得漂漂亮亮,满面笑容,格外热情。迈耶太太在安排座位时,总让季羡林坐在伊姆加德的旁边。一对异国青年同时坠入了爱河。
但是,每当季羡林回到寓所,内心便充满矛盾与痛苦。他想,自己是一个有妻子、儿女的人,尽管那是一次没有爱情的包办婚姻,但是现在他必须面对这个现实。如果他敞开自己的胸怀,让爱情的激流涌泻出来,和伊姆加德结合,自己未来的生活也许会是幸福美满的。但是那样做,不仅意味着对妻子、儿女的背叛和抛弃,也意味着把自己的亲人推向痛苦的深渊。反之,如果他克制自己的感情,又会使已经深爱着他的伊姆加德失望和痛苦,自己也会遗憾终生。两条路水火不容,没有第三种选择,这使季羡林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幸福与痛苦,欢乐与自责的矛盾心理,一直折磨着他。最后,他终于决定,为了不伤害或少伤害别人,还是自己来咽下这个苦果。季羡林虽然作出了这样的决定,然而理智与情感之间,从来就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这段苦涩的爱情始终折磨着他。
大师的“三不养生法”
精力充沛、身体顽健的季老有自己独特的养生之道――“三不养生法”,即:不锻炼,不挑食,不嘀咕。
散步当锻炼
季老反对那些为了锻炼而锻炼,除了锻炼之外,似乎就没别的事可做的所谓的“锻炼主义者”。他认为人生的第一要事是工作,如果将大量时间用于锻炼身体,这对于他来讲实在是本末倒置。在日常生活中,季老并不排斥锻炼,他年轻时就喜好游泳和打乒乓球。上了年纪之后,在繁重的工作之余,他有时也忙里偷闲地到北大未名湖畔去散散步,以松弛身心,养精蓄锐。
不挑食保证营养均衡
季老全家的生活都十分俭朴,平时吃的都是普通的家常便饭,在大城市中生活了数十年,他却依旧钟情于家乡的饮食习惯。他的早餐,总是简简单单的几样:几片烤馒头或面包片,一碟花生米和一杯清茶。午、晚两餐也是以素菜为主,较少肉食。一碗绿豆小米粥,就是老人眼中的美味佳肴了。季老这种不挑食、不忌口的饮食习惯,使他平时所吃的食物品种多而杂,从而保证了各种营养充足,均衡补充于身体。这也是他能健康长寿的一大要素吧。
季羡林散文范文第3篇
而是一个人，祝福你
季羡林是山东省清平县人，父母都是普通劳动者，家庭比较困难。在叔叔季嗣诚的安排下，18岁的他便与22岁的彭德华结了婚。彭德华只有小学文化。季羡林喜欢看小说，内心充满浪漫的情怀，听说彭德华文化较低，顾虑彼此之间缺乏共同语言，因此对结婚忐忑不安。但季羡林的心中非常清楚，结婚是长辈的命令，自己无力反对这包办婚姻，只得接受安排。
新婚之夜，季羡林看着彭德华问：“你喜欢看小说吗？”彭德华的回答让季羡林失望：“我从来没有看过小说，不知道喜不喜欢。”“你怎么不看小说？”听到季羡林的追问，彭德华解释：“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是我要干活，没有时间看书;其次是我学会的字，已经还给老师了。”季羡林无奈地感慨：“把字还给老师好，已经没有负担了，你可以在家中专心致志地做事。”
结婚以后季羡林继续读书，19岁那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取清华大学，专修德文。从清华大学毕业，季羡林接受山东省立济南高中校长宋还吾邀请，回到母校担任国文教员。在参加工作的第二年，清华大学与德国签订交换研究生的协定，季羡林立即去报名应考，顺利被录取。当时，家中已经捉襟见肘，女儿季婉如、儿子季延宗年幼，导致季羡林犹豫不决。经过认真思考，最终他决定前往德国哥廷根大学深造。
彭德华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妇女，思想淳朴，勤劳肯干。在季羡林出国以后，彭德华既要耐心侍候年迈的公婆，又要精心照料年幼的子女，家里经济拮据，朝不保夕，她摆摊子做生意，想方设法赚钱解决全家人的吃饭问题。那时到处都在打仗，彭德华还要带着公婆、孩子四处躲藏。彭德华希望季羡林在德国安心学习，不让他担心家里，因此没有请人写信给他。
战争爆发后，哥廷根大学迅速变成与外界隔绝的孤岛。夜间，季羡林在床上辗转反侧，以至于患失眠症。白天，季羡林聚精会神地学习，只有把所有精力都用在学习上，才能让他暂时缓解对家人的思念和担忧。多年的努力学习，让他精通12种语言。经过6年攻读，季羡林从哥廷根大学毕业，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在战火纷飞的日子，季羡林担心家人的安全，尽管他万分焦虑，不过无法启程回国。
战争结束，季羡林拒绝剑桥大学的邀请，匆匆回国。以前离开的时候，彭德华的额头光洁饱满，回到家里见到已经分别11年的妻子额头布满皱纹，他万分愧疚：“家庭贫寒、孩子年幼，这些年让你受苦了。在德国期间，我望眼欲穿地期待着你的来信。对我来说，家书抵万金，只是没有收到家中的只言片语。”彭德华解释：“我没有给你来信，是希望你不要担心家里。”“我怎么能够不担心？”季羡林追问。彭德华底气十足地说：“只要有我在家中，你就什么都不用担心。”“你有没有想过，假若我回不来，你怎么办？”对于季羡林的假设，彭德华立即说出她的想法：“不管能否回来，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家支撑下去。”
彭德华朴素的回答，让季羡林的心灵受到触动，原来沉默寡言的妻子，是家里真正的顶梁柱。季羡林对彭德华的看法，马上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认为她是值得自己尊重的女人。
原野金黄的秋季，在陈寅恪的推荐下，季羡林到北京大学执教，创建东方语言文学系。季羡林精通12个国家的语言，仅仅担任7天副教授，他就被直接提升为教授、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到北京大学工作后，季羡林没有忘记家中的妻子，他将彭德华接到学校，在美丽的未名湖畔团聚，过着幸福平静的生活。季羡林着重研究佛教史和中印文化关系史，发表了一系列富有学术创见的论文。
开始，季羡林成为被批斗的对象。寒风刺骨的夜里，他和妻子刚刚睡觉，前来抄家的几十个红卫兵，气势汹汹地破门而入，将他精心收藏的很多古玩字画毁掉，把床铺上的热水袋刺破，弄得床上到处是水。抄家的人群散去后，看着破烂的热水袋，季羡林格外气愤，妻子立刻进行安慰：“只要人没有受伤，东西损坏不要紧，我把被褥全部换掉，再为你拿来新的热水袋。”季羡林有强烈的预感，抄家只是序幕，人家还会来纠缠他，只能赶快叮嘱妻子：“如果我倒下了，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就要靠你撑着，你要挺住。”
第二天清早，红卫兵又把季羡林拉出去批斗，有人对他拳打脚踢，有人朝着他的脸上吐痰。季羡林回到家里，彭德华默默地为他清洗伤口，细心地为他涂抹药膏。每天都要遭受批斗，导致季羡林的精神濒临崩溃，他宁愿遭到杀害，也不愿意受到污辱。季羡林决定把治疗失眠用的安眠药悄悄积攒下来，到圆明园里高高的芦苇丛中自杀，不给妻子留下难以忘却的阴霾。当季羡林把积攒的安眠药装进布袋里，准备翻墙逃到圆明园去的时候，恰好红卫兵又来揪他出去批斗，他的自杀计划只得搁浅。
深夜，季羡林带着累累伤痕回到家里，彭德华给他清洗伤口时，忍不住簌簌地落泪。彭德华知道季羡林的动机，只是她没有说出来。季羡林不禁问：“既然你不想让我死，为什么不阻拦我？”擦拭眼泪之后，彭德华没有丝毫顾忌地坦承：“在黑暗的社会里，活着比死去还要痛苦。作为你的妻子，我愿意替你受苦，耐心照顾老人和孩子，让你解脱。”彭德华没有读过浪漫的爱情小说，也从来不跟季羡林谈情说爱，她对爱情的理解竟然无比深刻。听了彭德华的话，季羡林顿时潸然泪下，彻底打消自杀的念头，并承诺：“你放心，不管在黑暗的日子里多么受苦，我都要和你熬下去，不能把苦丢给你一个人。”
季羡林散文范文第4篇
佛教东传中土近二千年，其间经历代高僧大德之弘扬，帝王将相、饱学之士之推崇，逐渐深入到中国社会各个思想层面，佛学哲理与儒道相融相契激荡出耀眼的思想火花。佛教的研究者代不乏人，鸠摩罗什一生翻译三藏经论74部、凡384卷，玄奘西行归国后将约一千三百三十卷经文译成汉文，功莫大焉。至隋、唐，佛教达到鼎盛，名僧辈出，并形成中国的宗派，即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律宗、禅宗、净土宗、华严宗、密宗。到唐末、五代时期，因统治者抑佛政策及战乱，佛教逐渐衰弱。尽管如此，佛教的影响并未稍减，自隋唐到宋明清，许多文人仍深受佛教思想的影响，如宋明时期的“二程”、朱熹、陆九渊、王守仁、李贽以及近代的龚自珍、魏源、康有为、谭嗣同、严复、梁启超、章太炎等，均能见出佛教文化在他们身上留下的烙印。可见，佛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一直没有间断，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下学界精通佛教文化者并不在少数，但能够同时对梵语、吠陀语、巴利语、吐火罗语做过深入研究者则堪称寥寥，而能够将上述领域都融会贯通者非季羡林莫属。季羡林毕业于清华大学，1935年到德国哥廷根大学留学，以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为对象开始了数十年的研究。季先生自己说，从那时起他就开始研究佛教文化。不过，与绝大多数学者不同的是，他的研究是从语言开始的，而这也造就了季羡林先生在佛教研究上的与众不同。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荣宏君编注的《季羡林说佛遗稿汇编》一经面世，便获得了学界和书法界的好评。这本著作收录了三十余位高僧关于佛教的诗句或偈语。从前秦的道安开始至近代海灯法师止，这些高僧大德在中国佛教文化史上不可或缺，其珍贵的佛教思想历经二千年而熠熠生辉。书中所有佛教诗句和佛家偈语均由季羡林先生手书而成，尽管季先生并非专业的书法家，但作为一个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其书法无疑也是弥足珍贵的。本书中所收录的季先生书迹，意态生动，体势兼具，遒媚不凡，有俊逸空灵之妙，虽与专业书法家相比亦毫不逊色。这些表现佛教经典语句的书法作品为我们揭开了一扇通往精深佛学世界的窗户。
本书首先对历代高僧进行追根溯源，以流畅生动的文字为我们勾画出高僧们学习佛经以及弘扬佛法的足迹，再对季先生所书偈语或话语录释义。作者并没有简单地描述高僧们的人生和弘扬佛法的历程，而是注重深入地揭示他们的思想，在解释偈语时作者采用了一种散文化的写作方式，在诠释诗句中所蕴含深邃思想的同时又带给读者阅读上的愉悦。
荣宏君在撰写这本专著之前，曾经多次拜访季羡林先生，就佛教文化做了长时间交谈，在撰写过程中又不辞辛劳多方寻找资料，几易其稿，终成此书。《季羡林说佛遗稿汇编》是他最新的研究成果，从中既可以看到他对于佛教文化的挚爱和理解，也能从中感受到他对季羡林先生的尊重和崇敬。在书中，季先生抄录偈语“门前自有千江月，室内却无一点尘”，可谓微言大义，恰可形容季羡林先生数十年如一日的学术研究心态—宁静而执著。
季羡林散文范文第5篇
兰台纵横lantaizongheng季羡林（1911年8月6日—2009年7月11日），字希逋，又字齐奘。 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 精通12国语言。 在语言学、佛教学、印度学、文化学、历史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有很深厚的造诣，研究翻译了大量梵文著作和德、英等国的多部经典，2006年获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一、季羡林的成就 季羡林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山东省临清市康庄镇，10岁时开始正式学习英文，高中开始学习德文，并对外国文学发生兴趣。 18岁时在省立济南高中求学，其国学老师，翻译家与教育家董秋芳的指教决定了季羡林一生的写作活动。1930年进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是德文。向吴宓、叶公超学习东西诗比较、英文，同时选修陈寅恪的佛经翻译文学等，在此期间对梵文产生了深厚的兴趣。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赴德国至哥廷根大学学习。在长期的学习研究中，季羡林认为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影响巨大，1936年决定选择梵文，对中印文化关系进行彻底的研究。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期间主修印度学，学习梵文及巴利文。同时选修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加学南斯拉夫文。师从梵文讲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同时也是他唯一的听课者。1941年季羡林在论文答辩和斯拉夫语言、印度学、英文考试中得到4个优，获得博士学位。同年成为语言学家艾密尔西克的入室弟子研究吐火罗语。10月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并继续研究佛教及梵语，在德国期间季羡林发表了多篇重要论文，获得了高度评价，奠定了其在国际东方学和印度学界的地位。因战争归国无路的季羡林在二战结束后不久经瑞士辗转取道东归，经恩师陈寅恪推荐于1946年进入北京大学任教至1983年，创建东方语言文学并一直担任系主任，从事系务、科研和翻译工作。北大是我国最早成立东方语文系的大学，培养出了大量东方学的专业人才。1956年季羡林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期间历经磨难受尽屈辱。结束后于1978年复出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北京大学合办的南亚研究所所长。1984年，改任北京大学南亚东南亚研究所所长。2009年7月11日因病辞世[1]50。 二、成为享誉海内外的东方学大师。季羡林曾评价自己是杂家，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季羡林一生著述颇丰，著作书目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罗摩衍那〉初探》、《天竺心影》、《朗润集》、《季羡林散文集》、《糖史》等，大都被收集入24卷的《季羡林文集》中。其中翻译方面的著作包括有译自德文的马克思所著《论印度》、《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译自英文的《家庭中的泰戈乐》等；译自梵文的印度古代长篇史诗《罗摩衍那》、印度著名剧作家迦梨陀娑的七幕诗剧《沙恭达罗》和五幕诗剧《优哩婆湿》、反映印度民间故事的《五卷书》等等，涵盖了印度古代语言、佛经、梵语、吐火罗语、印度的历史和文化等内容。《罗摩衍那》是印度两大史诗之一，被奉为印度叙事诗的典范，在印度文学史上占据着崇高的地位，对整个南亚地区和宗教都产生过深远广泛的影响。在中饱受折磨，被下放看门的季羡林在创作与研究都不能进行的困境中，继续坚持翻译方面的工作，并选中了这部气势恢宏的史诗巨篇《罗摩衍那》，由于历史环境的限制，季羡林只能偷偷地进行翻译，由于《罗摩衍那》是以诗体的形式写就，季羡林坚持译文也应是诗体，要将每首三十二音节的颂译成四行汉诗是非常不容易的，更何况还要考虑到八万行诗的押韵，常常为了找到一个合适的词而失魂落魄，在四年时间里，七篇的《罗摩衍那》译了还不到三篇。结束后，季羡林的翻译工作才光明正大地进行，终于在1983年2月将《罗摩衍那》翻译完毕，这是除英译本之外世界上仅有的外文全译本。 十年风雨、十载心血，方铸就了这部长达两万颂，译文达九万行，五千余页的巨著。 《罗摩衍那》的翻译是中国翻译史上的一件大事，为中印的文化交流铸起了一座丰碑，季羡林因此被印度指定为印度和亚洲文学会分会主席，被印度文学院授予名誉院士，2008年印度更是首次将印度公民荣誉奖授予当时已97岁高龄的季羡林[2]101。 季羡林在梵文翻译上的成就众所周知，而在吐火罗文的译述上也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这种本已经失传的语言，仅凭着20世纪初在中国新疆发现的一些残卷而重新面世。季羡林在德国留学时曾经师从艾密尔西克对吐火罗文进行过学习与研究。1974年时，在新疆又出土了44页88面残卷，当时全世界只有不到二十个人懂这种语言，而整个中国只有季羡林懂这些文字，时年63岁的季羡林经过17年的研究，终于破译了全部残卷，并译著出《弥勒会见记》，那时候他已经是80岁高龄的老人了。《弥勒会见记》的译释，对佛教传入中国的经历，佛教在中亚的传播史等的研究都提供了新的依据。季羡林多年从事各种文字文学作品的研究与翻译，出版的译作将近四百万字。中国翻译协会2006年将首次颁发的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给予了季羡林，是对他为中国翻译事业所作贡献的一种肯定。 三、季羡林的翻译思想 季羡林一生所获荣誉与头衔非常多，但他自己乐于接受并承认的只有两个，一是教授，一是翻译家。很长一段时间内季羡林谢绝所有聘任，唯独在2004年欣然出任中国翻译协会名誉会长，其目的竟是为了便于为翻译工作提意见。季羡林认为，中国文化从未枯竭的原因是因为不停地有新思想注入，而最大的两次思想注入，一次是来自印度，一次是来自西方。这两次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因此翻译之为用大矣哉。季羡林与他在清华的恩师之一吴宓一样，赞同严复在翻译上提出的信、达、雅的标准。他认为信是忠于原著，达是忠于读者，雅则是对于文学语言的忠诚。即译者需要同时忠于作品、作者和语言。同时做到这三个字，就是上等，可以说是尽翻译之能事了。若是能信而达雅不足，则是中等，而不信不达不雅则为下等。他认为信是翻译的基础，如果不能做到忠实于原文，就不叫翻译。#p#分页标题#e# 直译是压倒一切的原则。 这点在他翻译《罗摩衍那》这部印度原始的诗时表现得尤为明显。 为了将原文的诗体译成中国的诗体，他决定采用顺口溜似的民歌体。 同时将原文分两行写的32个章节的颂译成四行，每行的字数基本整齐，并且押大体上能够上口的韵，季羡林可谓用心良苦。 译至第六篇《战斗篇》下半部时，季羡林更为严格地将每行定为七言绝句，间或也有五言，从而更接近于民歌体。除了译文更加简洁精练，保留了原文的节奏，尽可能地忠实于原文。季羡林在翻译中不但忠实保留了原诗的信息，还尽量押大致上口的韵，在忠实原著的前提下追求文体之雅[3]133。 在音韵上以偶数行押韵，韵脚灵活，音韵协调上口，译文达到了信与美的效果。 季羡林的翻译思想还体现在《罗摩衍那》的音译上。 为了保持忠实于原文，能准确地选择译音，他通过研究中国古代佛经翻译的实践与翻译文化，基本上使用过去中国和外国和尚翻译经文时使用的对音方法，尽量符合印度的原音。季羡林所主张的直译，在信的基础上，还在汉语习惯以及文法允许的范围之内，适当引进一些外国语法中比较周密的表达方式，使汉语表达方式更加丰富，从而更适应需要。这与鲁迅宁信而不顺的直译观颇有相似之处。但与鲁迅不同的是，季羡林反对重译，即不通过原文而对某国译文进行的二次翻译。他认为科学与哲学类必要时可以进行重译，文学作品则不行，并用淮南之桔淮北之枳来形容重译对文学作品的影响。 季羡林认为翻译在跨文化交流中是至关重要的，否则思想就无法沟通、文化无法交流、人类社会就难以前进。正因为翻译的重要性，季羡林十分重视翻译职业的道德，主张翻译行业的工作者，应该多学几门外语，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同时改革大学外语学法，大力培养职业翻译家，建立保证翻译质量机制，并再三公开请设国家翻译奖，足见他对中国翻译事业的关切与注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