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的故事范文第1篇

忽然接到中南海的来信

季羡林1946年回国，三年后开进了北京城。就在这一年的春夏之交，季羡林忽然接到一封从中南海寄出的信，开头就说:“你还记得当年在清华时一个叫胡鼎新的同学吗？那就是我，今天的胡乔木。”他在信中告诉季羡林说，现在国家需要大量的研究东方问题、通晓东方语文的人才。他问季羡林是否同意把南京东方语专、中央大学边政系一部分和边疆学院合并到北大来。季羡林表示同意。后来有一段时间，东语系就成了北大最大的系，人才济济，热闹非凡。

与身为高官的老同学保持一定距离

在这之后不久，胡乔木到季羡林住的翠花胡同来看他，一进门就说:“东语系马坚教授写的几篇文章毛先生很喜欢，请转告马教授。”他甚至知道，知识分子不习惯于说“”，所以用了“毛先生”这个词儿。季羡林觉得很新鲜，所以至今不忘。

季羡林自己觉得是一个上不得台盘的人，很怕见官，虽然他的两个乔木朋友――胡乔木和乔冠华都没有官架子。胡乔木的官越做越大，被誉为“党内的才子”，虽然他没有忘掉故人，待季羡林很够老同学的意思，但季羡林仍然与他们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有一次，胡乔木想约他一起去敦煌参观。季羡林委婉地回绝了。他并不是不愿意去参观，他是很高兴去敦煌的。但是，他一想到下面对中央大员那种逢迎招待、曲尽恭谨的情景，一想到那种高楼大厦、扈从如云的盛况，他那种上不得台盘的老毛病又发作了，于是他感到腻歪，所以觉得还是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为好。

破例请求胡乔木

季羡林绝不拜访胡乔木，往往是胡乔木要拜访季羡林。季羡林一生不愿意麻烦人，尤其不愿意麻烦在高位的那些人。因此，为个人的事情，他从来是不愿意找胡乔木这样的同学办的，从不愿意沾他的光。但是有一件事，却迫使季羡林找了一次胡乔木。

那是1991年9月，季羡林在聊城参加了傅斯年学术研讨会之后，随代表们到临清参观名胜古迹，接待他们的是当时的副市长马景瑞。在陪同参观临清古塔的时候，马景瑞突发奇想:当时的临清古塔维修争取了很长时间没有结果，如果由季羡林先生出来说说话，国家文物局能否破例拨款维修一下古塔呢？于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把想法向季羡林提了出来。季羡林没有推辞，就让他们准备一点材料。10月，马景瑞他们到北大送材料的时候，季羡林对他们说，他已经给胡乔木写了信，内容是:我这次回故乡临清，当地党政领导向我提出临清舍利宝塔的修复事宜。我是一介书生，两袖清风，心有余而力不足，没有办法，只好请您帮忙了。马景瑞感动地说:“他为了家乡的古迹，竟然破例求人了。最后，经胡乔木和国家文物局负责人的批准，到底使舍利宝塔的修复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这样的事情，如果是为个人，季羡林是决然不会向大人物开口的，而为了家乡，他不得不破例了。

窄小乱书堆中的会晤

进入晚年，胡乔木的怀旧之情好像愈加浓烈。他曾几次对季羡林说:“老朋友见一面少一面了！”他最后一次到季羡林家，是老伴谷羽陪他来的。在那次会面时，他们谈了很多。胡乔木用缓慢而低沉的声调说话，签名送给季羡林诗集和文集，并赞扬他在学术研究中所取得的成就，用了几个比较夸张的词儿，季羡林顿时感到惶恐，觳觫不安。他对胡乔木说:你取得的成绩比我大得多而又多呀！对此，胡乔木没多说什么话，只是轻微地叹了口气，慢声细语地说:那是另外一码事儿。季羡林不禁回忆起几年前胡乔木接他到中南海的情景，同是会面，环境迥异。在胡乔木家里，会见是在宽敞明亮的大厅里。而现在却是在低矮窄小的乱书堆中。他们谈了许久许久，但话好像还是没有说完。胡乔木终于起身告辞，季羡林目送他的车转过小湖，才慢慢回家。他没有想到，这是胡乔木最后一次到他家来。

“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1991年，季羡林听说胡乔木患了不治之症，大吃一惊，仿佛当头挨了一棍:“斯人也，而有斯疾也。”他心里想，难道天道真就是这个样子吗？他没有别的办法，只是寄希望于万一。这时，季羡林真想破一次例，主动到胡乔木家去看他。但是，季羡林的儿子转达胡乔木的意见，无论如何也不让看他。季羡林只好服从他的安排，但心里总是惦念着他。

1992年八九月间，胡乔木让老伴谷羽转告季羡林，希望季羡林到医院里去看他。季羡林十分了解他的心情，这是要做最后诀别了。季羡林怀着沉重的心情，到了胡乔木住的医院。医院的病房，同胡乔木在中南海的住房一样宽敞，但季羡林的心情却无论如何也不能同进中南海那一次相比，他是来与老友诀别的。重病的胡乔木，这时仰面躺在病床上，嘴里吸着氧气。看到老朋友来了，胡乔木显得有点激动，抓住季羡林的手，久久不松开。胡乔木知道这是最后一次握老朋友的手，但神态依然安详，神志依然清明，一点也没有痛苦的表情。胡乔木仍像平常一样慢声慢语地说话，提到季羡林发表在《人物》杂志上的《留德十年》里的一些文章，连声说:写得好！写得好！季羡林此时此刻百感交集，答应书出版后，一定送他一本。

相交六十年后的感悟

不久，胡乔木离开了人世。《留德十年》出版之后，季羡林觉得该到胡乔木的坟上去焚烧一本，送给他的在天之灵。但是，遵照胡乔木的遗嘱，他的骨灰被撒到他曾经工作过的地方，骨灰盒都没有留下，真正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了。对于季羡林来说，这种失落的心情是极难排遣的。面对着《留德十年》，他泪眼模糊，魂断神销。在和胡乔木长达六十年的相交中，自己有意回避，绝少主动与他接近，这是天性使然，无法改变的。但胡乔木逝世之后，不知道是为什么，自己倒常常想起他。他像老牛反刍一样回味着相交六十年的过程，颇生知己之感。这种知己之感却更加浓了他的怀念和悲哀。他很自然地对胡乔木有了一个整体连贯的印象:平心而论，乔木虽然表面上很严肃，不苟言笑，他实则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正派的人，一个感情异常丰富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六十年的宦海风波，他不能无所感受，但是他对季羡林半点也没有流露过。他大概知道，季羡林根本不是此道中人，说了也是白说。

季羡林的故事范文第2篇

打字情缘

在季羡林住的那条街上，有一个叫迈耶的德国人。迈耶先生是一个小职员，为人憨厚朴实，很少说话。在人多的时候，他更是坐在一旁，一言不发，脸上总是挂着微笑。迈耶太太却生性活泼，能说会道，热情好客。他们夫妇有两个如花似玉的女儿。大女儿叫伊姆加德，身材苗条，皮肤白，金发碧眼，活泼可爱，年龄比季羡林小一些，当时尚未嫁人。

恰好，季羡林的好友田德望是迈耶家的房客。季羡林常去拜访田德望，一来二去，便同迈耶一家人熟悉了。季羡林当时不过三十几岁，年轻英俊，身材高大，待人谦和有礼，正在读博士学位，又说得一口流利的德语。迈耶一家人很快喜欢上这个来自中国的年轻人。

但是，季羡林与伊姆加德小姐之间产生恋情，还有另外一段因缘。

季羡林当时正在写博士论文。他用德文写成稿子，在送给教授看之前，必须用打字机打成清样稿。可是季羡林没有打字机，也不会打字。稿子因为反复修改，很乱，打字量也很大。恰巧伊姆加德小姐会打字，而且她家里有打字机，并表示很愿意帮助季羡林打字。这样一来，季羡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天天晚上到她家去。季羡林的论文，都是一些十分专业的文字，又修改得很乱，对伊姆加德小姐来说，简直像读天书一样。因此，伊姆加德小姐打字时，季羡林必须坐在旁边，以备咨询。他们往往每天都工作到深夜，季羡林才摸黑回家。

季羡林获得博士学位后，又在德国待了四五年，其间，他又写了几篇论文，都是请伊姆加德小姐打出来的。所以，直至1945年季羡林离开德国前，他还经常去迈耶家请伊姆加德小姐打字。

日久生情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季羡林和伊姆加德小姐之间渐渐产生了感情。就连迈耶太太也看出来了。后来，迈耶家凡有喜庆的事，招待客人吃点心，喝茶什么的，迈耶太太必定邀请季羡林参加。特别是在伊姆加德生日那一天，季羡林是必不可少的客人。每逢季羡林到迈耶家，伊姆加德总是打扮得漂漂亮亮，满面笑容，格外热情。迈耶太太在安排座位时，总让季羡林坐在伊姆加德的旁边。

季羡林和伊姆加德还常常一起去林中散步，去电影院看电影，去商店里买东西。两人并肩而行，边走边谈，走遍了哥廷根的大街小巷。每次见面，两人都沉浸在幸福之中。伊姆加德美丽的容貌、悦耳的声音、迷人的笑容，使季羡林怦然心动，每次见到她，都感到一股暖流在全身涌动。季羡林初次尝到了爱情的滋味，心里充满激动和幸福的感觉。同样，伊姆加德也流露出对季羡林的爱慕之情。

但是，每当季羡林回到寓所，内心便充满矛盾与痛苦。他想，自己是一个有妻子、儿女的人，尽管那是一次没有爱情的包办婚姻，但是现在他必须面对这个现实。如果他敞开自己的心扉，让自己的激情喷涌出来，和伊姆加德继续相爱直到结合，自己未来的生活，会是幸福美满的。但是，那样做，不仅意味着对妻子、儿女的背叛，也意味着把自己的亲人推向痛苦的深渊。这违背他所受的教育和他做人的原则。反之，如果他克制自己的感情，让正在燃烧的爱情之火熄灭，又会使已经深爱着他的伊姆加德失望和痛苦，自己也会遗憾终身。这使季羡林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幸福与痛苦，欢乐与自责的矛盾心理，一直折磨着他。最后，他终于决定离开伊姆加德。他想，伊姆加德还年轻，她以后还会碰到意中人，还会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她会慢慢地忘记自己。

季羡林虽然作出了这样的决定，然而在理智与情感之间，从来就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这段苦涩的爱情始终折磨着他。为了不伤害或少伤害别人，季羡林咽下这个苦果，背起这个沉重的十字架。

悲情往事

1991年，80岁的季羡林在写长篇回忆录《留德十年》时，不知出于什么考虑，首次披露了他50年前这段鲜为人知的爱情经历。他在《留德十年・迈耶一家》中写道：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离开迈耶一家，离开伊姆加德，心里是什么滋味，完全可以想像。

1945年9月24日，我在日记里写道：我吃过晚饭，7时30分到迈耶家去，同伊姆加德打字，她劝我不要离开德国。她今天晚上特别活泼可爱。我真有点舍不得离开她。但又有什么办法？像我这样一个人不配爱她这样一个美丽的女孩子。

同年10月2日，在离开哥廷根的前四天，我在日记里写道：我回到家，吃过午饭，校阅稿子。3时，我到迈耶家，把稿子打完。伊姆加德只是依依不舍，令我不知怎样才好……

日记是当时的真实记录，不是我今天的回想；是代表我当时的感情，不是今天的感情。

我就是怀着这样的感情离开迈耶一家，离开伊姆加德的。到了瑞士，我同她通过几次信，回国以后，就断了音信。说我不想她，那不是真话。1983年，我回到哥廷根时，曾打听过她，当然是杳如黄鹤。如果她还活在人间的话，恐怕也将近古稀之年了。而今我已垂垂老矣。世界上还能想到她的人恐怕不会太多。等到我不能想到她的时候，世界上能想到她的人，恐怕就没有了。

……

季羡林的故事范文第3篇

1929年，十八岁的季羡林由家长做主娶了彭德华为妻，夫妻文化差异悬殊，所以感情甚少。1935年，已和彭德华育有一子一女的季羡林前往德国哥廷根大学深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和苦难中，一位美丽的德国女子如同温暖的灯盏，照亮了他的心灵。

季羡林的好友田德望租住在一户姓迈耶的德国人家，迈耶夫妻有两个女儿，大女儿伊姆加德二十出头，金发碧眼，活泼可爱。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季羡林常去拜访田德望，一来二去也和迈耶家熟识了。他正需要打博士论文，可他一没有打字机，二不会打字。适逢伊姆加德能打字，又有打字机，她自告奋勇提出帮忙。因为季羡林的论文中有梵文、巴利文、南斯拉夫文，所以伊姆加德打字时，季羡林必须坐在旁边以备咨询。这一年的哥廷根秋天，两人常常工作到深夜。在“滴滴答答”的打字声中，情愫也逐渐产生。

季羡林获得博士学位后，又在德国呆了四五年，其间，他的论文都是由伊姆加德亲手所打，她把最美好的青春光阴给了这个博学睿智的男子，而她纤细的手指，也一一抚摸过他那些后来让中国和世界都为之惊叹的文字。

两个年轻人常常一起去森林散步，去电影院看电影，几乎走遍了哥廷根的大街小巷。这恐怕是季羡林第一次真正的恋爱，他的朋友劝说他选择伊姆加德，而这位德国女子也劝其留下，他思考再三，却决定把这扇爱情之门关闭。季羡林即将离开德国前，在自己的日记中写下痛苦的心境：“七点半到Meyer（迈耶）家去，同Imgard（伊姆加德）打字，她劝我不要离开德国，她今天晚上特别活泼，可爱，我真有点舍不得离开她，但又有什么办法？像我这样一个人，不配爱她这样一个美丽的女孩子。”

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学子克制了自己的感情，选择了回到并不留恋的家庭，选择了回到并不感兴趣的执政的祖国，他的这种选择，也给伊姆加德制造了终生的悲剧——她因此终生未嫁。对于季羡林的选择，其子季承在《我和父亲季羡林》中给出了解释，“父亲骨子里就是一个有背叛思想而没有背叛勇气的人。”

1980年，年逾古稀的季羡林赴当时的联邦德国访问，特地到哥廷根寻找过伊姆加德，可惜造化弄人，他敲开了原来的房门，开门的却是一个陌生人。命运和季羡林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伊姆加德只是从一楼搬到了二楼，她还住在那栋房子里。

季羡林的故事范文第4篇

一天清晨，林语堂叼着烟斗，沿着“朗润园”的荷花塘“遛早”，不觉地走到了季羡林家的附近。他知道季羡林有早起的习惯，于是叩门拜访，见到季羡林正在窗前伏案题字。

季羡林虽已九十五岁，但每目题字、写作孜孜不倦。他抬起身，招呼客人过来看他的题字：“清代郑板桥提出来亦书写出来的‘难得糊涂’四个大字，在中国，真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尽人皆知。”

林语堂收起烟斗，走过去端详四个墨迹未干的大字：“聪明系与糊涂相对而言。郑板桥曰：‘难得糊涂’，‘聪明难，由聪明转为糊涂犹为难’，此绝对聪明语，有中国人之精微处世哲学在焉。惟吾恐中国人虽聪明，善装糊涂，而终反为此种聪明所误。中国之积弱，即系聪明太过所至。”

一只白色的波斯猫跳到季羡林的腿上，娇滴滴地蹭来蹭去。季羡林把它揽到怀里：“我也是难得糊涂党的成员。我把糊涂分为两种，一个叫真糊涂，一个叫假糊涂。我的结论是：真糊涂不难得，真糊涂是愉快的，是幸福的；假糊涂才难得，假糊涂是痛苦，是灾难。”

林语堂插话：“此种崇拜糊涂主义，即道家思想，发源于老庄。盖中国人之聪明达到极顶处，转而见出聪明之害，乃退而守愚藏拙以全其身。”

季羡林并没有被林语堂的话打断自己的思路：“至于假糊涂或装糊涂，则以郑板桥的‘难得糊涂’最为典型。郑板桥一流的人物是一点也不糊涂的。但是现实的情况又迫使他们非假糊涂不行。他们是痛苦的。我祈祷老天爷赐给他们一点真糊涂。”

林语堂发觉两人虽然一唱一和，但其实貌合神离，于是打个圆场：“世上究系糊涂者占便宜，抑系聪明者占便宜，抑系聪明者转入糊涂者占便宜，实未易言。”

季羡林掸了掸黏在蓝色“毛装”上的白毛，忽然想到有一句名言，但记不清是“卑贱者最聪明”，还是“聪明者最卑贱”。这时东方的天已经发白，做晨运的人陆续出来了。书房的窗户像一幅很大的屏幕：一个穿红色运动服的小伙子跑过去，一个挺着大肚子的中年妇女走过来，跟在后面不远的是一位寡居的教授夫人。望着“屏幕”上来来往往的众生，季羡林想到古时那些超俗却不能超世的名士：“楚辞所谓‘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所谓‘醉’，就是我说的糊涂。郑板桥倒霉就倒在世人皆醉他独醒，也就是世人皆真糊涂，而他独必须装糊涂，假糊涂。”

听了季羡林剖白似的感言，林语堂注意到书架上有一本《世说新语》，想到书中讲的“竹林七贤”刘伶，这位六朝的名士因能佯狂而得善终；又想到明朝的名士陈眉公说：“惟有知足人，鼾鼾睡到晓；惟有偷闲人，憨憨直到老。”人们佩服贤达名士的聪明，其实就如小龟佩服大龟的龟壳坚实，于是林语堂得出结论：“故在中国，聪明与糊涂复合为一，而聪明之用处，除装糊涂外，别无足取。”季羡林张张嘴想说什么，但两眼被窗外的事情吸引了过去。在荷花塘的对岸有一座雕梁画栋、金碧辉煌的大楼。大楼的墙上有他亲笔题写的“万众楼”三个大字，天天看也看不厌。由于大楼的正面朝西，上午的阳光照不到，因而那三个字灰灰黯黯的。只有等到黄昏的时候，夕阳才会为“万众楼”三个大字抹上落日的余辉。然而今天早上不同于往常，虽然太阳仍然是在大楼的东面升起，但不知什么东西把阳光折射到了大楼的西面。“万众楼”三个大宇正好处在反射的光环之中，金光闪闪。这难得一见的折光反照现象让季羡林浮想联翩，感到无穷的逸趣。

看到季羡林双颊泛出红光，神驰在遐想之中，林语堂知趣地悄悄退了出去。他快步走到荷花塘边，点燃烟斗，深吸几口，心情随着缭绕而上的烟圈变得轻松起来。在眼角的余光中，他见到季羡林的秘书带着两个人走过去。林语堂知道来人一定又是求季羡林题字，但却不知道这次来的是自己老家漳州平和县的人，是来请季羡林为未来的“林语堂文学馆”题写馆名。

季羡林的故事范文第5篇

一、季羡林的成就

季羡林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山东省临清市康庄镇，10岁时开始正式学习英文，高中开始学习德文，并对外国文学发生兴趣。18岁时在省立济南高中求学，其国学老师，翻译家与教育家董秋芳的指教决定了季羡林一生的写作活动。1930年进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是德文。向吴宓、叶公超学习东西诗比较、英文，同时选修陈寅恪的佛经翻译文学等，在此期间对梵文产生了深厚的兴趣。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赴德国至哥廷根大学学习。在长期的学习研究中，季羡林认为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影响巨大，1936年决定选择梵文，对中印文化关系进行彻底的研究。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期间主修印度学，学习梵文及巴利文。同时选修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加学南斯拉夫文。师从梵文讲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同时也是他唯一的听课者。1941年季羡林在论文答辩和斯拉夫语言、印度学、英文考试中得到4个优，获得博士学位。同年成为语言学家艾密尔西克的入室弟子研究吐火罗语。10月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并继续研究佛教及梵语，在德国期间季羡林发表了多篇重要论文，获得了高度评价，奠定了其在国际东方学和印度学界的地位。因战争归国无路的季羡林在二战结束后不久经瑞士辗转取道东归，经恩师陈寅恪推荐于1946年进入北京大学任教至1983年，创建东方语言文学并一直担任系主任，从事系务、科研和翻译工作。北大是我国最早成立东方语文系的大学，培养出了大量东方学的专业人才。1956年季羡林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期间历经磨难受尽屈辱。结束后于1978年复出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北京大学合办的南亚研究所所长。1984年，改任北京大学南亚东南亚研究所所长。2009年7月11日因病辞世[1]50。

二、季羡林与外国文学的翻译

季羡林在佛典语言、印度古代语言、印度历史与文化、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中印文化关系史、佛教史、印度史和比较文学等领域创作颇多，著作等身，他还精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能阅俄、法文，同时还是世界上精于吐火罗文的几位学者之一。成为享誉海内外的东方学大师。季羡林曾评价自己是杂家，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季羡林一生著述颇丰，著作书目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罗摩衍那〉初探》、《天竺心影》、《朗润集》、《季羡林散文集》、《糖史》等，大都被收集入24卷的《季羡林文集》中。其中翻译方面的著作包括有译自德文的马克思所著《论印度》、《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译自英文的《家庭中的泰戈乐》等；译自梵文的印度古代长篇史诗《罗摩衍那》、印度著名剧作家迦梨陀娑的七幕诗剧《沙恭达罗》和五幕诗剧《优哩婆湿》、反映印度民间故事的《五卷书》等等，涵盖了印度古代语言、佛经、梵语、吐火罗语、印度的历史和文化等内容。《罗摩衍那》是印度两大史诗之一，被奉为印度叙事诗的典范，在印度文学史上占据着崇高的地位，对整个南亚地区和宗教都产生过深远广泛的影响。在中饱受折磨，被下放看门的季羡林在创作与研究都不能进行的困境中，继续坚持翻译方面的工作，并选中了这部气势恢宏的史诗巨篇《罗摩衍那》，由于历史环境的限制，季羡林只能偷偷地进行翻译，由于《罗摩衍那》是以诗体的形式写就，季羡林坚持译文也应是诗体，要将每首三十二音节的颂译成四行汉诗是非常不容易的，更何况还要考虑到八万行诗的押韵，常常为了找到一个合适的词而失魂落魄，在四年时间里，七篇的《罗摩衍那》译了还不到三篇。结束后，季羡林的翻译工作才光明正大地进行，终于在1983年2月将《罗摩衍那》翻译完毕，这是除英译本之外世界上仅有的外文全译本。十年风雨、十载心血，方铸就了这部长达两万颂，译文达九万行，五千余页的巨著。《罗摩衍那》的翻译是中国翻译史上的一件大事，为中印的文化交流铸起了一座丰碑，季羡林因此被印度指定为印度和亚洲文学会分会主席，被印度文学院授予名誉院士，2008年印度更是首次将印度公民荣誉奖授予当时已97岁高龄的季羡林[2]101。季羡林在梵文翻译上的成就众所周知，而在吐火罗文的译述上也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这种本已经失传的语言，仅凭着20世纪初在中国新疆发现的一些残卷而重新面世。季羡林在德国留学时曾经师从艾密尔西克对吐火罗文进行过学习与研究。1974年时，在新疆又出土了44页88面残卷，当时全世界只有不到二十个人懂这种语言，而整个中国只有季羡林懂这些文字，时年63岁的季羡林经过17年的研究，终于破译了全部残卷，并译著出《弥勒会见记》，那时候他已经是80岁高龄的老人了。《弥勒会见记》的译释，对佛教传入中国的经历，佛教在中亚的传播史等的研究都提供了新的依据。季羡林多年从事各种文字文学作品的研究与翻译，出版的译作将近四百万字。中国翻译协会2006年将首次颁发的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给予了季羡林，是对他为中国翻译事业所作贡献的一种肯定。

三、季羡林的翻译思想

季羡林一生所获荣誉与头衔非常多，但他自己乐于接受并承认的只有两个，一是教授，一是翻译家。很长一段时间内季羡林谢绝所有聘任，唯独在2004年欣然出任中国翻译协会名誉会长，其目的竟是为了便于为翻译工作提意见。季羡林认为，中国文化从未枯竭的原因是因为不停地有新思想注入，而最大的两次思想注入，一次是来自印度，一次是来自西方。这两次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因此翻译之为用大矣哉。季羡林与他在清华的恩师之一吴宓一样，赞同严复在翻译上提出的信、达、雅的标准。他认为信是忠于原著，达是忠于读者，雅则是对于文学语言的忠诚。即译者需要同时忠于作品、作者和语言。同时做到这三个字，就是上等，可以说是尽翻译之能事了。若是能信而达雅不足，则是中等，而不信不达不雅则为下等。他认为信是翻译的基础，如果不能做到忠实于原文，就不叫翻译。

直译是压倒一切的原则。这点在他翻译《罗摩衍那》这部印度原始的诗时表现得尤为明显。为了将原文的诗体译成中国的诗体，他决定采用顺口溜似的民歌体。同时将原文分两行写的32个章节的颂译成四行，每行的字数基本整齐，并且押大体上能够上口的韵，季羡林可谓用心良苦。译至第六篇《战斗篇》下半部时，季羡林更为严格地将每行定为七言绝句，间或也有五言，从而更接近于民歌体。除了译文更加简洁精练，保留了原文的节奏，尽可能地忠实于原文。季羡林在翻译中不但忠实保留了原诗的信息，还尽量押大致上口的韵，在忠实原著的前提下追求文体之雅[3]133。在音韵上以偶数行押韵，韵脚灵活，音韵协调上口，译文达到了信与美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