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家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现代文学家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现代文学家范文第1篇

狂人日记开纪元，矛头直指欺与瞒。

檄文刺世如匕首，风雨如晦心如磐。

只恨铁屋坚且固，横眉留下决绝言。

游魂若知身后事，当幸短寿披光环。

咏郭沫若

横空出世惊群伦，女神狂飙卷残云。

走笔猖狂吞日月，拓荒甲骨青史存。

才子流氓一时评，得风得月风流人。

惜无傲骨唯趋附，跳梁小丑一弄臣。

咏茅盾

执掌月报做中坚，小说细流汇巨川。

曾逐红潮红潮退，无意创作却开山。

子夜漫漫何由彻，大作频频不終篇。

进退失据終矛盾，留有余泽仍不甘。

咏巴金

百年兴衰眼底收，长寿多辱何甘休。

求真写就随想录，离家回家写春秋。

年少曾逐泡特金，老来愧悔把生偷。

赤诚一世总感人，缺钙文人当自剖。

咏老舍

愁云惨雾何濛濛，谁致大师生不能。

曾经幽默丹青手，写尽皇都民俗情。

四世同堂聚茶馆，祥子好梦总难成。

人民作家人民害，痛定思痛意难平。

咏

雷雨出世不寻常，观罢使人血脉张。

中西浑成真堪赞，上演百年仍流芳。

天纵英才天开眼，世摧灵修世吞光。

怅恨赤朝总无情，暴殄天物实堪伤。

咏沈从文

湘地边城凤凰鸣，山青水碧毓秀灵。

脉脉长河多有意，悠悠岁月亦含情。

现代文学家范文第2篇

关键词：关键词：文学史 周作人 评价 权力话语

一

正文之初，我们先对搜集的文学史进行列表，对资料进行客观呈现。

二

针对以上表格的整理归纳，我们可以从中得出下列问题，第一，以年代为时间段，上述的评价资料呈现出了怎样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又在何处？第二，排列秩序呈现出怎样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根源又在哪里？第三，对周作人应该怎样评价？

评价资料的变化史：

70年代，此处搜集了四本文学史。总体上看，70年代出版的文学史对周作人普遍持较严厉的批判态度，在中南区七所高等院校合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以的《新民主主义论》为开篇，所有关于文学理论的文章中没有选入周作人的任何文章；刘绶松的《新文学史初稿》中，没有提及周作人的散文创作，甚至淡漠其“人的文学”观念，在文学改良主义者的章节中亦未点引。实际上，其做法是直接将周作人赶出了现代文学史的范畴。在林志浩的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将周作人放在“其他社团及作家”一节中，用了约一百字对周作人进行了批判性介绍，在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将周作人放在语丝社一节中，着重关注其“附逆”行为，并对此进行批判。

所以，周作人在70年代末出版的文学史中基本无立足之地或被排除在文学史之外，或进行严厉的批判性介绍，这一时期学者们注重的乃是社会政治意识形态而不是文学本身。

80年代出版的文学史（三本）里面又分出了小阶段，以85年为界。黄修己在83年成书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一书中依然继承了70年代的态度立场，在“多种风格散文”一章中有对周作人的讨论，但物理篇幅较少，评价多不是站在文学立场或审美立场，政治的、革命的、社会的倾向比较高，甚至有“丧志”的说法。在随后邵伯周的《简明中国现代文学史》及钱理群等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两书中，观点发生了变化，二者都淡化了“附逆”之说的历史，而转向了周作人的散文风格，钱理群等的文学史更是直接标题“周作人为首的言志派散文”，周作人这才相对客观地有了一席之地。

90年代（六本）文学史呈现出“融合”的特点，一方面有对周作人散文风格、美学风格的讨论介绍，同时也兼顾到了历史维度中的周作人。92年成书傅子玫主编的《中国新文学》续接了80年代末的立场，谈行文风格而淡化政治历史。

以此处为界，我们可以观察得到，在自70年代末至90年代处，文学史中对周作人的评价基本是呈单线形式，或者完全批判，或者单讨论文章风格特点而淡化历史（后者属于褒扬的态度），态度立场是单一的。真正的融合性态度是在90年代中后期，首先是周作人在文学史中有了一定的位置，一般是单独成节或与散文作家放在一起讨论（当然，与鲁迅相比较则不足为道，只是将此与先前的文学史作比），93年版凌宇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周作人占据了一小节位置，97年版孔范今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周作人是列在名士派小品中的一个单节讨论，评价中肯且相对较高，同时，在章节结束的几行文字中捎带“附逆”之说；98年版黄修己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周作人、林语堂放在一节，但排列秩序位于最后，也有对史实的涉入，排列秩序上可能是兼顾了社会政治影响与文学成就；99年版朱栋霖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位置上，将周作人、朱自清放在一节中讨论，排列顺序上周作人为先，但历史描述，但历史描述也最为严厉，引用了张菊香在《周作人散文选集》（87年版）中的序言——“爆发后变节附逆，出任伪职。华北沦陷期间，在敌伪报刊发表文章数百篇，一部分吹捧日帝、汪伪的汉奸文学……”。99年版朱栋霖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周作人的排列位置放在第一，但同时引用的批判也最为严厉，似乎走的两个极端。

新世纪出现了“多元化”的倾向：02年版蒋淑娴、殷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对周作人介绍的篇幅不长，基本淡化“日伪”说，排列秩序上出现了一种倾向，周作人、林语堂列在第一位，次为冰心、朱自清，再次为鲁迅；03年版的两部文学史中在周作人处没有出现新的观点或态度，宋阜森，张用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有涉及周作人——“平和冲淡的小品”，但重点作家作品中并不包含周作人的任何文章，唐金海、周斌的《20世纪中国文学通史》中，“杰出散文作家的创作硕果”一节周作人列于第一位，后有冰心、林语堂、朱自清、梁实秋。论述介绍得相对比较充实，有对“附逆”的引入，但较之于99年版朱栋霖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态度则温和缓和许多。05年版吴景明，韩晓琴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将周作人与言志派散文作了单独一节讨论，淡化历史，与87年版钱理群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如出一辙，未有新说；06年版雷达等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通史》，周作人评价作为散文创作中一个小节的一部分，与冰心、朱自清放在一起讨论，周作人仍列于第一；朱栋霖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在序数上同于雷达等主编的文学史，在为数不多的篇幅中有一段文字介绍了周作人自1937年出任伪职至1967年逝世的大致经历，没有进行更深入的探讨；07年版丁帆，朱晓进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序数仍同于06年版雷达等主编的文学史，但周作人有单独的一节，基本淡化了“附逆”之说而主要强调文学成就与文学影响；08年版苏光文、胡国强等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在排列顺序上呈现了新的变化，即鲁迅，朱自清、冰心，周作人、林语堂，与93年版凌宇等所编的文学史，98年版黄修己所编的文学史具有相似性；09年版王嘉良、颜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将语丝派散文与周作人的创作单独成节讨论，没有提及意识形态内的附逆之说；而同年的罗振亚、王锡龙主编的《现代中国文学》又涉入了历史；10年版刘勇，邹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讨论语丝文体与周作人的散文，对周作人的文学成就评价甚高，但不乏“依附日伪”之嫌。

新世纪的“多元化”显得更为复杂，这应与99年版朱栋霖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两个极端存在联系，排序上的第一与最为严厉的措辞，在新世纪的学者看来都不大合适，他们有倾向于平和或客观，是对90年代融合管的一种大体继承。在07年版郑万鹏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一书中有着更为偏激的态度，似乎在用一种主义攻击另一种主义，单列的周作人一节，人性个人主义者，郑万鹏从民族主义角度对周作人进行了文化性批判，政治色彩浓厚，对周作人的文学成就提及较少，多是站在国家立场，民族立场。

这种发展脉络可以概括为：态度立场的单向性走向融合的多元化，但其中存在迂回：

无立足之地、纯批判性介绍的政治阴影文学审美探索文学审美兼顾对本民族的历史思考，得到一个较为理性的融合。迂回则表现在单一的民族主义层面。

三

下面再来观察排列秩序层面的变化：

在主流秩序上，周作人是列于第一者的。

在这些学者们或编或著的现代文学史中，我们不难发现，对周作人的态度立场变化以及周作人在散文写作者中的排列序数变化，并不完全取决于学者们（知识分子）自身，在他们的后面有一种无形的东西在制约着，一方面，与学者们的思想、知识结构相关，另一方面，则要考虑到书籍的出版，它与主流意识形态是相呼应的。即存在写作者主体性的发挥又包括隐藏在背后的权力话语。

70年代的高度政治化体质，文学必须接受高度统一的规范，必须为一定的政治服务，甚至要充当意识形态领域内阶级斗争的工具，它存在一个文化限度史“关于那些模糊的，一经发生必然被忘却事件的历史。由于这些事件，一种文化拒斥某些东西，使它们成为它的外部”①，也就是说，周作人的文学观，周作人的某些行为，在当时的大文化环境中是被排斥的，从最先的无立足之地，到后来的批判性介绍，这种决定权掌握在知识阶层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手中，且知识阶层又不得不隶属主流意识形态，在70年代尤其如此。权力，我们知道，它至少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包括有形的，如政权机构、法律条文；无形的，如意识形态、道德伦理、文化传统和习俗；”②同时“还包括思想、宗教等的影响。它们是一种对人们思想行为的控制力、支配力，它们形成一个庞大的网络，任何人都不能独立这个网络而存在。”③所以，周作人在那个时段被剔除或批判便成为理所当然。随着的结束，的粉碎，以及的召开，人们的思想开始得到解放，改革开放及新一轮外国文学理论、文学思潮的介入，文学环境变得相对宽松，尤其是“文化精神年”“1985年成为新时期文学的一块界碑。文学打破了现实主义独尊的格局，呈现出多远发展势头，对原有的文学思维和观念进行清理、辨析，开展‘方法论’大讨论”。④文学环境变得相对轻松，知识分子、学者们的文学观念相应发生变化，政治的历史的态度立场遭到文学的抵制，而纯文学，强调文学的审美性则放在了一个更高的位置，如何面对周作人问题亦相应地发生变化，周作人的美文地位得到提升，而其历史上的所谓“污点”则被淡漠或者不提，80年代后期的两本文学史尤其如此。进入90年代，“文学形成了三足鼎立格局：官方主导文化、民间大众文化，学界精英文化并存不悖且相互渗透”⑤，由于这种文化格局，知识分子的自由度较之70年代相对更大，但又不脱官方主导文化的影响，因此，一方面，在外部权力话语层“主要与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政治文化体制密切相关”⑥，周作人要受到批判，在内部权力话语层“主要与互文者的诗学追求相关”，他又是受到尊敬的，最为明显的是99年版朱栋霖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表现的两个极端，批判的最为严厉，引用的是其他学者的话，但在排序上却是第一位，这在客观上实际是是承认了周作人的文学地位，但编者存在顾虑，所以显得相当矛盾。较之于70年代、80年代的单线评价，这里显示出了融合，这种融合在一定程度上又略有矛盾。

进入新世纪后，呈现出“多元化”格局，一方面有对90年代的观点态度的延续，比如在周作人的排序问题上，大多将他放在散文写作者的第一位，批判的措辞显得相对温和，介绍讨论进入了一个辩证阶段，显得更加理性化。但随着民族复兴主义的兴起，随着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提倡，周作人的评价又呈现出迂回，最为明显的则是在07年版郑万鹏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态度十分偏激，似乎在用一种主义攻击另一种主义，单列的周作人一节，人性个人主义者，郑万鹏从民族主义角度对周作人进行了文化性批判。

四

综合上面的阐释归纳，如何评价文学史中的周作人，它一定受着至少两个方面的制约，其一，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其二，学者们、知识分子层的知识结构与诗学追求。在当下形成的基本态度则是理性地辩证地看待文和人。文学史中的评价立场态度与这些年来的的周作人研究专著是潜在呼应的，这从周作人的研究综述文章中不难发现，究竟怎样看待周作人的人和文，此处不多说也不便说，但可以确定的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主体作家者中，他一定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写作者，这也是我们研究他的目的之所在。（作者单位：湖北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1]雷达主编：《近三十年中国文学思潮》，兰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现代文学家范文第3篇

我们学校开设两个学期，共108学时，相对较多一点。近十几年来的教学体制的调整与改革，应当说具有一定的合理必然性，然而，如何进行素质教育或通识教育，并不是一个不证自明的问题，专业加通识的思路只能让我们的课程体系越来越庞大，但是，现有的教学体制又非一时一地，一人一力可以改变，所以，改革与选择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内容与方法成为的重要课题。面对一系列的挑战和困境，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必须坚持自己的文学教育立场，重建对文学的信心，重建文学和人生的联系，激发大学生的学习兴趣。坚持文学教育立场应该重建对于文学的信心。王国维曾经说过：“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何则？政治家与国民以物质上之利益，而文学家以精神上之利益。夫精神之与物质，二者孰重？且物质上之利益，一时的也；精神上之利益，永久的也。”文学如果说有所谓的永恒的价值，正在于此，在于对永久性的精神的重建。但是在新的媒介越来越普遍的时代，画面和图像似乎比文学能更直接地诉诸人的感觉，从而带来审美的，文学逐渐被边缘化。在当今时代，坚持文学教育的立场意味着必须建立文学和人生的联系，直接诉诸当代大学生的人生世界。实际上，对现代文学而言，这也是现代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所谓现代文学就是表现现代中国人思想情感心理的文学。从五四文学开始，现代文学就以表现人生和社会为己任，进而试图指导人生。鲁迅对人性弱点的洞见，郁达夫关于青春的压抑和苦闷，冰心的单纯和理想，沈从文对人性美的赞颂，钱钟书的机智幽默等。通过对诸多作家作品的阅读回味揣摩，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从而使当代大学生不断丰富自己的人生经验，不断开阔自己的人生境界。

坚持文学教育立场，也意味着必须以作家作品为中心，在现代文学教学中必须贯彻美感教育的原则，把培养文学审美鉴赏的能力作为最终的教学目标和任务。坚持文学教育的原则，实际上就是在日益知识化制度化的时代，重新回归文学的本体价值，重新思考文学的意义。文学在今天丧失魅力，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今天的文学教育忽视了美感教育，文学史教材的编写和课程的设置都更注重文学历史知识的讲述，我们的文学研究也更加强调理论的使用，框架的建立，历史史料的考证。当然，作为文学研究，理论的使用，材料的考证也无可厚非，但是在教学中，如果过分的强调这些，则会导致文学本体的丧失。在对现代文学的教学进行反思的时候，很多的研究者都注意到了现代文学的研究和教学存在重知识，轻审美体验的现象。文学的根本要义在于它是对人的经验世界的感性再现，黑格尔说，美就是理性精神的感性显现，文学的阅读则会使我们进入富于美感的世界，获得美的享受，尤其在这样一个功利化和浮躁的社会中。因此，现代文学教学必须从作家作品入手，使学生对现代文学中重要的作家作品有比较切实的阅读和感受，获得起码的审美体验。近年来，为了解决教学内容和课时紧张之间的矛盾，大部分教师在梳理文学史主要线索的基础上，淡化了对文学史的处理，把大部分的时间用在对重点作家作品的讲授。我们平时也会督促学生阅读相关作品，要求学期中间写2－3篇2500字左右的作品阅读鉴赏的小论文，在期末的考试中，也把作品的阅读鉴赏评论作为考察的重点，比重占到50％左右。尽管如此，但是学生阅读作品积极性并不高，对文学作品阅读还是非常有限，缺乏最起码的阅读体验和不愿意阅读作品的矛盾依然非常突出。

中国现代文学作为文学课，在坚持进行美感教育同时，也要具备一定的历史意识，注意发掘现代文学的思想价值。中国现代文学作为现代思想文化的组成部分，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这些理念和价值在今天依然有它不可磨灭的价值和意义，直接影响着我们的思想和日常生活。现代文学课程既是文学课，也是历史课。某种意义上，现代文学课的挑战就是来自它的历史性，因为，在许多学生的认识中，历史就是已经过去的东西，甚至是已经死亡的东西，它是外在于我们的存在，对它的学习更多的则依赖于知识的记忆。还有一种倾向，就是受当代戏说历史风潮的影响，历史则变成了一个可以任意调侃的对象，其实，所有这些现象都是非常要不得的，也是非常令人担忧的。在教学中，我们一方面要有明确的历史意识，尊重历史，学习历史，认识历史，避免，或者流于任意戏说历史，甚至歪曲历史的倾向，而是要努力激活历史，把历史从刻板的印象中解放出来，引导学生能够进入历史，触摸感受历史的温度和态度，进而感受历史的风貌，感受特定历史语境中文学的价值意义，体会历史的价值；另一方面，也要努力建立历史和当代的联系，换言之，就是努力挖掘出现代文学的当代性。科林伍德曾经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不但要进入历史，而且要思考历史，使现代文学成为我们思考当代人生和社会问题的一个场所，一个起点，一次经验。我们一定要努力使现代文学成为教育当代大学生的重要课堂。

现代文学家范文第4篇

关键词：民族舞；民族文化特色；现代美学价值

民族舞蹈是一种艺术形式，其具有表现生活、抒发感情以及传情达意的重要作用。由于受到独特的生活习性、风俗习惯以及地域等因素的影响，不同的民族舞蹈具有自身的独特之处，借助民族舞蹈可以对不同的民族进行区分。民族舞蹈特点非常显著，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民族舞中融入了不同民族的生活习性和生产生活方式。例如，我国北方的蒙古族由于生活在辽阔的大草原中，在此影响下，他们的舞蹈往往具有刚劲英武的特点。另一方面，民族舞通常带有一定的虔诚意识，表现出欢快的气氛，并且在不断地发展创新。总之，民族舞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艺术形式，其具有突出的现代美学价值和民族文化特色，下面笔者将进行具体的分析：

1民族舞中所蕴含的民族文化特色

民族舞是在民族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其必然会受到民族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在民族舞的内容和形式上都有所体现，下面笔者将具体分析民族舞中所蕴含的民族文化特色。

1.1内容中所蕴含的民族文化

民族舞具有非常深厚的文化意蕴，必须予以重视。一般来说，当少数民族遇到重大节日时，通常会表演本民族具有代表性的舞蹈。通过这种舞蹈，可以了解到该民族很多的文化信息，如生活方式、民俗风情、文化传统、历史发展等。就拿彝族来说，其火把节世界闻名，可见他们对火的崇敬。在这一节日中，彝族人民通过舞蹈进行庆贺，表达对火神的重视。在各民族中，通过舞蹈来表达信仰比较常见，蒙古族的那达慕大会也是重要的代表形式之一。总之，民族舞的内容蕴含着丰富的民族文化，深入观赏民族舞，能够加深我们对一个民族的了解。

1.2形式中所蕴含的民族文化

所谓民族舞形式中所蕴含的民族文化，主要是指在民族舞表演的过程中，会有一定的凭借物。地域不同会导致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性在衣服样式、运输工具生活方式上都有体现。在我国的湘西地区，生活着苗族、土家族这样能歌善舞的民族，他们的民族舞蹈也受到了地域的显著影响。例如，摆手舞、花鼓子、跳丧舞、八宝铜铃舞等，除了需要用到人们摆胯、屈膝、哈腰、绕手等手脚动作外，有时还需要用到民族的交通工具，即马的雕像，尤其是在进行八宝铜铃舞表演时，需要完成下天坑、摆郎、上马、喂马以及牵马等一系列动作，在这一舞蹈过程中，马作为重要角色贯穿始终。总之，在民族舞的形式中，拥有丰富的民族文化，不同的民族舞，其形式不同，蕴含的文化也具有差异性。

2民族舞中所体现的现代美学价值

由于民族舞历史渊源深厚，它也是一种审美艺术，从民族舞蹈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审美感情最原始的状态。同时，民族舞蹈也具有非常强的现代美学价值。下面笔者将就民族舞中所体现的现代美学价值进行具体的分析。

2.1形式美感营造出了陌生化的效果

所谓陌生化，主要是指在进行形象与人物塑造时，在形式与内容上与常理相违背，这就让接受者会有一种疏离感。将这一理论与民族舞中的形式美感联系起来，是因为在舞蹈的具体表现形式上，民族舞会给现代审美设置一种屏障，在这种屏障的作用下，审美效果就产生了一定的差异。一般来说，审美是民族舞的重要目的，借助各种动作进行审美刺激与表现，受众在欣赏民族舞时，通常受到个人审美经验的影响。而民族舞在形式上来源于民族生活，借助炽热而激烈的形式进行展现，这就在观赏者中形成了障碍。因而，将陌生化应用于舞蹈审美是合适的。民族舞和现代舞不同，现代舞对压抑、欢喜、焦躁等情绪的表现具有主观性，它通过表演者的极限动作来营造出可供观赏的景观，对主题进行表达。而民族舞除了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外，其中还蕴含着民族渊源与历史概念，审美观念也在舞蹈中有所体现。民族舞对本民族有着一定的尊崇，这就使得其在现代审美体系中能够营造出陌生化的效果。可以说，民族舞也是对史诗进行了艺术化的表现，它需要对原本的事物进行加工，象征手法的使用较为常见，它来源于民族生活，却超越了民族生活，从艺术的视角对主题进行传达。

2.2超越技巧追求去挖掘审美主题

对于民族舞的审美来说，史诗化为其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途径。就民族舞的发展来说，它强调叙事情节的完整性，尤其是在和戏剧、音乐进行融合之后，对整体化叙事尤为强调。在这一影响下，技巧已经不是民族舞的核心问题。在形式美感逐渐走向次要地位时，其审美野心就表现得尤为明显，通过音乐的连续性、剧情的完整性，丰富了民族舞的动作内涵，使得民族舞不仅能够起到陶冶心灵的作用，而且还可以记叙民族的生活。正是因为民族舞拥有这些丰富的内涵，进而使得其能够取得更好的审美效果。总之，民族舞所强调的并不是技巧，其更为重视对审美主题的挖掘，这对现代艺术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2.3借助史诗性的表现将历史的厚重感营造出来

在民族文化中蕴含着本民族特有的审美观念，而民族舞正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因而其必须将宣扬民族文化作为重要任务，这一使命使得民族舞在艺术效果上营造出一种历史厚重感。随着民族舞的不断发展，其对民族生活日益关注，希望通过舞蹈的形式将民族生活呈现在舞台上。在试图将民族生活变成舞蹈形式进行展现时，必然要求其能够进行整体化表达，在这一要求的作用下，民族舞必然会蕴含丰富的历史味道。民族舞从艺术角度出发，在审美方面对民族生活与文化进行表现，从更高层次出发让民族生活能够表现得更为丰富与激烈。观众在欣赏民族舞蹈时，不仅能有心灵的愉悦感，而且还会观赏到民族全体成员创造历史的过程，将这些不同的审美感受进行结合，可以在审美体验的基础上塑造新的事物。民族舞是一个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并且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改善，它反映了民族生活和民族文化，通过民族舞这一艺术表现形式，我们能够对民族文化进行进一步了解，不同民族的舞蹈也体现着其民族独特的文化，并且在今天的发展中也具有突出的美学价值。我们相信，通过各位舞者的不断探索与不断努力，我们的民族舞蹈将会不断发展与创新，中国民族舞将会被世界各地的舞者所了解、认可。就当前民族舞蹈的发展趋势而言，中国民族舞终究会在世界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1］王倩.艺术院校民间舞“风格性”教学探究——以云南艺术学院为研究对象［D］.云南艺术学院，2012.

［2］李长昊.浅谈如何把民族文化渗透在民族民间舞蹈教学中［J］.中国培训，2015（12）.

［3］王静.传统与现代的撞击——探讨现代舞与民族舞［J］.音乐大观，2012（04）.

［4］刘洋.浅谈民族民间舞对现代舞元素的融合［J］.通俗歌曲，2016（02）.

［5］马丽莎.透过舞蹈《邵多丽》谈民族舞与现代舞［J］.中国校外教育，2011（08）.

［6］张志.浅谈中国舞、民族舞、现代舞对力的运用［J］.黄河之声，2013（09）.

现代文学家范文第5篇

关键词： 吴时来 生平 仕履

吴时来是明朝嘉靖至万历年间的贤臣，也是明代著名的军事家、改革家、文学家。他一生坎坷，政绩斐然，在文学方面也很有造诣。然而对于其生平仕履等方面的具体情况，至今仍然没有得到系统梳理。为此，笔者依据相关文献，对吴时来的生平、仕履等情况作一番初步考索，以期更全面地了解吴时来其人。

吴时来，字惟修，初号寤斋，后改为“悟斋”，仙居人。

《明史·吴时来才传》载：“吴时来，字惟修，仙居人。”《（民国）台州府志》（以下简称《府志》）卷一Ο三《人物传》载吴时来事迹云：“吴时来，字惟修，仙居人。”《光绪仙居志》（以下简称《仙居志》）卷十三《人物传上》云：“吴时来，字惟修，号悟斋。”明林一焕《吴忠恪公行状》（以下简称《行状》）载：“公初号寤斋，盖思太夫人产公之难，而取庄公寤生之意也。”由是可知，吴时来字惟修，号悟斋，仙居人。

生于嘉靖六年（1527）四月。

《行状》载：“公讳时来，字惟修，生于嘉靖六年四月二十八日辰时。”

幼年聪颖，能诗文，童子试夺魁。

《行状》曰：“公七岁，丰神秀发，颖悟过人，书经目辄成诵。……族有骇公者，见屏山野火，呼公试之曰：‘半块火能烧千仞山’，公矢口对曰：‘一粒谷可种万亩田’，族大奇之。”《仙居志？人物志》亦载：“甫长，赴童子试。陈郡守尧奇其文，擢冠六邑。”

嘉靖二十八年（1549），乡试中举。

《行状》载：“乙酉科试……与叔见平公炳庶同举于乡，公报独迟，太封君默默坐于庭，忽庭前有气直冲于天，其声若雷，其色若绚，众聚观之，慰太封君者美公，留作状头之兆……倾报至，方知公秉天地正气，即于此时已充塞矣。”《行状》之“乙酉科”，即为嘉靖二十八年的乡试。《仙居志》亦载：“嘉靖乙酉，与从叔炳庶同举乡试，获隽之夕，有气自庭亘天，声若雷，色甚绚，经时不散。”

嘉靖二十九年（1550），以疾不第。

《行状》载：“庚戌榜，公以疾不第。”《仙居志》载：“庚戌炳庶联捷，时来下第。”《府志》亦载：“嘉靖二十八年，与从叔父炳庶同举乡试，次年炳庶捷南宫，时来下第。”可知庚戌乃是嘉靖二十九年。

嘉靖三十二年（1553），进士及第，授以松江推官，抵抗倭犯境。

《明史·吴时来传》载：“嘉靖三十二年进士，授松江推官，摄府事。”《行状》载：“释谒，就松江司理。”《府志》亦载：“登嘉靖三十二年进士，授松江推官，摄府事。”

吴时来任职期间，初显才能，抵抗倭犯境，保城护民。《明史·吴时来传》载：“倭犯境，乡民携妻子趋城，时来悉纳之。客兵犷悍，好剽掠，时来以恩结其长，犯即行法，无哗者。贼攻城，骤雨，城坏数长。时来以劲骑扼其冲，急兴版筑，三日城复完，贼乃弃去。”《行状》中亦详细载：“时当倭奴寇松甚急，公奉按台檄，监军摄城守，城外士女奔迸入城，有议键关止之，公独曰：‘城外非吾民乎？开关悉入，与之居处，济之药饵，存活数万人，松人至今祀之。寇猝至，攻城西南隅，骤雨城坏，当事与守城者皆股栗，公戒以死守，齐以箭弩，当其冲。诘朝，公弛一骑出，众张胆随之，城立完。”《仙居志》与《府志》皆提及此事，可知此战使时来名声大噪。

嘉靖三十五年（1556）九月，召拜刑科给事中，劾罢兵部尚书许论、宣大总督杨顺、御史路楷等严嵩党人，遭严嵩记恨，遣使琉球，未行。

明郑晓《郑端简公奏议》卷十二“刑部类”载：“（嘉靖）三十五年九月，行取到京，选授刑科给事中。”可知吴时来于嘉靖三十五年九月任刑科给事中。《明史·吴时来传》载：“擢刑科给事中，劾罢兵部尚书许论、宣大总督杨顺及巡按史路楷，皆严嵩私人，嵩疾之甚。会将遣使琉球，遂以命时来。”《仙居志》亦载：“擢刑科给事中，劾罢兵部尚书许论、宣大总督杨顺及御史路楷，皆严嵩私人也。嵩恙甚，欲置之死地，会将遣使琉球，遂以命时来。”按：吴时来琉球之行未成，详下考。

嘉靖三十七年（1558）三月，劾严嵩，遭贬横州。

《明史·吴时来传》载：“（嘉靖）三十七年三月，时来抗章劾嵩……于是嵩疑阶主使，密奏三人同日构陷，必有人主之，且时来乃惮琉球之行，借端自脱。帝入其言，遂下三人诏狱，严鞫主谋者……主狱者乃以三人相为主使谳上。诏皆戍烟瘴，时来得横州。”文有“时来乃惮琉球之行，借端自脱”之语，知上一年时来遣使琉球未能成行。

隆庆元年（1567），世宗驾崩，穆宗继位，诏吴时来回，委以重任。时来荐谭纶、俞大猷、戚继光等人，不久，擢顺天府丞。

《明史·吴时来传》载：“隆庆初，召复故官。进工科给事中。条上治河事宜，又荐谭纶、俞大猷、戚继光……帝皆从之。抚治郧阳。……帝免丧既久，临朝未尝发言，时来上保泰九札，报闻。寻擢顺天府丞。”《明通鉴》、《行状》、《府志》亦有类似记载。

隆庆二年（1568），拜南京右佥都御史，提督操江。

《明史·吴时来传》载：“隆庆二年，拜南京右佥都御史，提督操江。”《府志》载：“隆庆二年，拜南京右佥都御史，提督操江。操江向多家兵，时来首自裁革，并汰陆兵之抗悍者，岁省银数万。”《行状》亦有详细的记载，以此知吴时来隆庆二年有南京右佥都御史之任。

隆庆二年（1568）三月，移巡抚广东，因荐人过多，被劾免职，回籍闲居十六年。

《台州府志》载：“隆庆二年三月，移巡抚广东，将行，荐所属有司至五十九人。给事中光懋等劾其滥举。”《明史·吴时来传》载：“移巡抚广东，将行，荐所属有司至五十九人。给事中光懋等劾其滥举。会高拱掌吏部，雅不喜时来，贬云南副使。复为拱门生给事中韩楫所劾，落职闲住。”

《行状》载：“公归肃然，居无完屋，督耕瘠田数十亩，葛巾布衣，恂恂一书生耳……恬居林下一十六年。”《仙居志》亦云：“降云南副使，寻落职，闲住家居十六年。”

万历十二年（1584），起补湖广副使，升左通政，历吏部左侍郎。

《明史·吴时来传》载：“万历十二年，始起湖广副使，俄擢左通政，历吏部左侍郎。”《行状》载：“万历十二年，今上鉴公忠诚有素，诏起原职，除通政使。……寻转大理卿，复刑、吏二部侍郎，乃拜御史大夫。”《府志》亦云：“万历十二年始起湖广副使，俄擢左通政，历吏部左侍郎。”《仙居志》亦载此事，可知吴时来闲居十六年后，于万历十二年复职。

万历十五年（1587），拜左都御史，劾诚意伯刘世延。

《明史·吴时来传》载：“（万历）十五年，拜左都御史。”《明通鉴》卷六十八载：“万历十五年二月，吏部左侍郎吴时来为左都御史。”《仙居志》亦云：“（万历）十五年，拜左都御史，正色立朝，知无不言，诚意伯刘世延怙恶，数抗朝令，时来劾之，下所司讯。”

万历十八年（1590），为多人所劾，连乞休归，未出都而卒，赠太子太保，谥忠恪，寻被夺谥。

《明通鉴》卷六十九载：“（万历十八年）五月，吴时来罢。时来初以直窜声振，挫折沉沦十余年，晚节遂不能自坚。自赵南星劾后，言官交论之，乃乞休去。”《行状》载：“卒于万历十八年五月初十日戌时，由左都御史赠太子少保，谥忠恪。”《仙居志》亦载：“十八年五月，乞休归，未出都，卒。年六十四，赠太子太保，谥忠恪。”然“忠恪”之谥不久被夺，《明史·吴时来传》载：“时来初以直窜，声振朝端。再遭折挫，沉沦十余年。晚节不能自坚，委蛇执政间。连为饶伸、薛敷教、王麟趾、史孟鳞、赵南星、王继光所劾，时来亦连乞休归。未出都，卒，赠太子太保，谥忠恪。寻为礼部郎中孔兼所论，夺谥。”明鲍应鳌《明臣谥考》卷上亦载：“忠恪：吴时来左都御史，万历年谥号，追夺。浙江仙居县人。”

参考文献：

[1][清]万斯同.明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2][清]夏燮.明通鉴[M].上海：中华书局，1959.

[3]喻长霖.（民国）台州府志[M].台湾：成文出版社，19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