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字俗语范文第1篇

摘要国俗语义是指在词汇的概念意义上添加了历史文化、民俗风情、地理环境等文化色彩的语义。数字在英语文化中有其特有的国俗语义,与汉语中数字的国俗语义相比,既有鲜明的个性差异,又有一定的共性特征。充分了解数字在英汉文化中特有的国俗语义,有助于更好更有效地进行跨文化言语交际。

关键词:数字 国俗语义 文化

中图分类号:H03 文献标识码:A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同时文化又时刻影响着词汇的涵义,使之产生丰富的文化内涵。数的概念源于大自然,源于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观察和探索,源于对物质世界的认识和总结。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语言,数字可以折射出包括思维模式、哲学思想、宗教理念、民俗风情等众多的文化层面,蕴含着深厚的国俗语义。国俗语义指在词汇概念意义上添加的历史文化、民俗风情、地理环境等文化色彩的语义。大多数国俗语义是词语经过反复运用而附着在词汇概念意义上的,是历史文化的沉淀。但因受民族心理、宗教信仰、思维观念、地理环境等的影响,英汉数词的国俗语义虽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同事也有较大的差异。

一 英汉数字中的国俗语义

数字是文字符号和观念的结合体,其表达的涵义有“实”、“虚”之分。数字的“实义”指用来表达纯数目,即精确的数理概念;数字的“虚义”则是表示数理概念以外的涵义,也就是学术界所指的国俗语义。作为语言符号的数字,同其他语言符号一样,任意性是其基本特性之一。英汉数字的任意性体现在数字的“虚义”上面。数字的“虚义”又称为数字的“模糊性”。英汉语言中数字不同的“虚义”或“模糊性”,源于两个民族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或相同的数字,在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文化领域里,必将蕴藏有不同的国俗语义。

英汉语言诞生于两种不同的文化土壤重,都有其独特的“内蕴形式”。数字作为语言组成的一部分,也渗透着浓厚的民族文化气息。英汉两种语言都有着不同特色的数字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语言,数字可以折射出众多的文化层面,蕴含着深厚的国俗语义,其中包括思维模式、宗教理念、哲学思想、名俗风情等诸多民族文化特征。如在中国的数字文化中,大多的数字都与中国哲学相关。中国传统哲学认为“阴阳”贯通于一切事物之中,是宇宙的根本规律。《易经》说:“一阴一阳之谓道”,“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老子》道:“万物负阴而报阳,冲气为和”。所有这些均蕴含了一分为二、对立统一的辩证思想。既对立,又重和谐统一的辩证观念,孕育了汉民族凡事讲求成双成对,重视均衡和谐的心理特点。同样,西方哲学家对数的认识与中国古典哲学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哲学学派认为:“与其将万物本原归之于火或水,毋宁归之于数”,“数的要数即万物的要数,而全宇宙也是一数乃至一和谐的乐章”。在这个学派的观念中,万物皆数,一切事物的起源、发展和变化都是数,数存在于一切可以被人类感知的客观事物之中。这一点很相似于中国。

说到中国的“天人合一”哲学理念,西方先哲对数字“一”同样推崇。古希腊哲学派认为,“一”是世上一切善的事物和奇数的源泉,是宇宙运转的起动机,是平衡宇宙的基本要素,是至高无上的实体。因此,带有东西方文化色彩的汉英数字,是社会生活、历史发展和民族观念等文化特征的反射。通过数字来挖掘其深层的文化意蕴,可以洞悉英汉两种语言不同特色的国俗语义。

二 英汉数字国俗语义的个性差异

数字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语言符号,在不同的社会地域和文化人群中,常用以表达不同的所指。表面相同的数字,深层渗透着不同的民族风情和乡土气息,蕴涵着丰富的、个性特色浓厚的国俗语义。用以表达吉凶象征是英汉语数字共有的文化内涵,但由于英汉两民族受不同的民族心理、宗教信仰、思维观念、地理环境的影响,数字中所蕴含的国俗语义又不尽相同。中国具有悠久的文化历史,因此,中国的数字文化相比英语的数字文化而言,其内涵更丰厚和深邃,数字被用来表示吉凶象征和禁忌在汉语中是比比皆是。

汉语中,数字三、六、九是公认的吉利数字。中国人通常择选带这些数字的日子来作为结婚典礼、开业庆典、奠基或落成仪式的良辰吉日。追溯中国的传统文化,可以看出人们喜欢这些数字的缘由。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表明,数成于“三”,宇宙的万物生于“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论述:“三,数名,天地人之道也。于文,一耦二为三,成数也。”司马迁在《史记・律书》中解释“三”时曰:“数始于一,终于十,成于三。”《周易・说卦》将天、地、人间的关系称为“三才”,曰:“昔者圣人之作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在传统观念中,人的地位是仅次于天地的万物之灵,因此代表人的“三”成为神数,深受人们的推崇和喜爱,自然也在情理之中了。

数字“六”在汉语文化中也是广为崇尚的数字。因为在《周易》的八卦五行中,六是五个地数或阴数之一,还是地数二和四之和。六又是一个偶数,中国文章自古讲究对仗,无论是古时的骈文、律诗,还是现代的对联,都追求“偶”的形式美,因此偶数六在汉语文化中表示幸运和吉祥的褒义也就不难理解了。先秦时期的六部儒家经典叫《六艺》或《六经》;周代政区分为“六乡”;隋唐政制设“六部”,皇后的寝宫称“六宫”;白居易的《长恨歌》有“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佳句;古代把亲属关系归为“六亲”;妇女怀孕称“身怀六甲”;佛教认为凡人有“六欲”;古代绘画讲“六法”;在民间也有“六六大顺”的吉语。

数字九在《周易》的阴阳五行中是最大的天数或阳数。清汪中的《述学・释三九》是这样阐释“九”的:“凡一二之所不能尽者,则约之以三,以见其多;三之所不能尽者,则约之以九,以见其极多,此言语之虚数也。”可见“九”在传统文化中已被中国人视为极数和吉数,其文化涵义渗透在生活的各个领域。

中国的传统哲学强调对立面的和谐与相互渗透,即对立中的“统一”。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天人合一”为最高境界。“统一”思维的取向把人与自然、人间秩序与宇宙秩序看成是一个不可分割、相互影响、相互对应的有机整体。在这一整体结构里,身心合一,形神合一,思维与存在合一,主体与客体合一,是一种物我不分、物我两忘的诗意境界,是以主客一体来实现“尽善尽美”的统一和谐的崇高境界。“统一”思维的取向也使中国人对偶数有着特别的喜爱,凡事喜欢成双结对,视偶数为吉数。偶数乃双数,双数为均衡、和谐和统一的象。中华文化中视偶数为吉利象征的现象俯拾皆是。婚庆上凡物都是成双成对以表示幸福美满:客人送礼要送双,新娘的陪嫁都是双数。中国的建筑物从内部结构到外部的雕刻和装饰,也均讲究对称。中国北方地区喜爱选定二、四、六、八、十这些双数的日子举办喜庆的活动以求吉利。

与中国人“天人合一”的一元论思维相比,西方民族则信奉主客体相分的“二元论”思想,即西方传统文化比较强调对立面的斗争与转化,是统一中的对立。认为世界应分为两个对立二元世界,强调事物之间的对立而非统一。东西方传统哲学均认为世界存在对立面,但前者强调对立面的和谐与相互渗透,即对立中的“统一”;后者却将世界中的主体和客体、思维与存在、物质与精神等分开,注重相互间的对立关系,注重个体特性。“故西方民族重对立,认为不和谐才是美”。因此在西方文化中,人们对奇数有种特别的偏好(数字“十三”除外)。例如在西方国家,丧礼献花为双数,而婚礼献花却是奇数。西方人视偶数为不吉,认为奇数才是吉祥、顺利、美满的象征,这与中国人崇偶的心理截然相反。

三 汉英数字国俗语义的共性特征

语言作为人类的一种特有现象,必然会有一些共同的东西。客观物质世界反映到人类大脑中的镜像是相同的,虽然“内蕴形式”不同,但对世界的认知形式具有相通之处。例如汉英语言中一些含有数字的成语或谚语,虽表达方式不一样,但所表达的涵义是一样或近似的。如汉语有成语“一箭双雕”,英语有“to 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汉语有“脚踏两只船”,英语有“to sit between two stools”;汉语有“半斤八两”,英语有“six of one and half a dozen of the other”;汉语有“十有八九”,英语有“ten to one”;汉语有“一叶不成春”,英语中也有相似的表达:“One swallow does not make a summer”。这些都表明了汉英两种语言中数字国俗语义的相似性。

数字“七”在西方文化中是象征吉祥、顺利、美满的一个数字。希伯来文的“七”发音是shevah,源自字根savah,是“齐全、满意、足够”之意。古希腊文化中,“七”同样是个吉数,比喻“完整”。它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上帝用七天时间创造了世间万物。在希腊有“希腊七贤”和“七大主教”说法。西方的宗教文化常用“七”以规范人们的道德行为或宗教仪式。如七大美德(the seven Virtues):信任、希望、谨慎、仁慈、公正、毅力、节制;七大圣礼(the Seven Sacraments):洗礼、告解礼、爱圣职礼、坚信礼、圣餐礼、婚礼、僧侣为垂死者行涂油式;七大精神善事(the Spiritual Works of Mercy):改造罪人、安慰痛苦者、耐心忍屈、教育无知者、劝解疑惑者、原谅伤者、为生者和死者祈祷。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七”也有视为吉数的意味,这与西方人崇尚数字“七”有异曲同工之处。中国古代有七日创生论,“正月一日为鸡,二日为狗,三日为羊,四日为猪,五日为牛,六日为马,七日为人”(《北史・魏收传》)。中国古代已有六方位的概念,即东南西北四个方位,再加上天地两方。鸡狗羊猪分别指四方,而马行驶在上、牛耕种于下,正代表了六合方位,“万物之灵长的人类占据正中央神圣的第七位”。

中国的佛教也非常推崇数字“七”。佛教认为万物由地、水、火、风、空、识和根七种本原组成;人生有七大灾难:水、火、鬼、罗刹、刀仗、枷锁和怨贼。佛教认为在释迦牟尼佛之前共有七佛;佛教信徒通称七众弟子;中国的佛塔多为七层,佛教说:救一众生,胜造七级浮屠。受佛教影响,我国许多地方至今有为死人“祭七”的风俗传统,即人死后每七天祭奠一次,共七七四十九天,以此来安抚死者的灵魂。

综上,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学习语言必须了解其所属的文化。任何一种民族语言都是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经过千百代人的创造和积累而形成的,充分反映了该民族的文化特色。中华民族和英语民族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两种语言中对应的词汇,其国俗语义也存在着很大不同。数字在英语文化中由于受到历史文化背景、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文学艺术等影响,有其特有的国俗语义,与汉语中数字的国俗语义相比,有着相似和不同之处。充分了解数字在英汉文化中特有的国俗语义,对更好地使用英语,避免语用失误,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张德鑫:《数里乾坤》,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 王红旗:《生活中的神妙数字》,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3年版。

[3] 詹姆斯・海瑞森,王逢印、方正钧:《超时空的设计:圣经中隐藏的数字结构》,神道出版社,2002年版。

三字俗语范文第2篇

关键词：疑难俗字；成果；综述

中图分类号：H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2）15-0094-02

在近代汉字学体系中，俗文字是其研究的核心内容。近几十年来，在诸多文字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俗文字学异军突起，获得了长足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者对疑难俗字的研究成果丰富，本文拟就此择要作一介绍。

一、俗文字学理论著作

1995年岳麓书社出版了张涌泉的《汉语俗字研究》。这本书是第一本研究汉语俗字的理论性著作，较完整地构筑了汉语俗字学的理论框架，“填补了文字学领域的一大段空白”。对学者研究考释汉语疑难俗字多有启发。对于本书的内容及价值学者多有评介，此不赘述。

200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了杨宝忠的《疑难字考释与研究》一书。此书下编在上编考释的基础上，梳理大型字书发展脉络，提出疑难字择定标准，揭示疑难字形成的原因，总结疑难字的考释方法，指出疑难字考释的重要意义。“总之，正因为作者善于揭示汉字讹变的规律，注意总结辨析疑难字的方法，才能在汉字的海洋中纵横驰骋，取得了令人艳羡的成就。”“恰好填补了大型字书中疑难字考释的薄弱环节。”

二、疑难俗字的定义

张涌泉《敦煌俗字研究》认为：“汉字史上各个时期与正字相对而言的主要流行于民间的通俗字体称为俗字。”①他在《汉语俗字研究》中说：“所谓俗字，是区别于正字而言的一种通俗字体。”②杨宝忠在其《疑难字考释与研究》一书中给“疑难字”作了界定：“本书所说的疑难字，是指音、义不详或形音义可疑的字。疑难字又可分为疑字和难字，难字是指音未详、义未详或音义未详的字，疑字是指音义虽全，但形音义可疑，也就是形音义之间或字形与字用之间有矛盾的字。”③

杨宝忠先生从微观上对“俗字”和“疑难字”作了区分，认为“疑难字”并不等于俗字，实际上，二者在范围上是交叉的，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张涌泉先生所说的“俗字”不能代替“疑难字”。杨先生指出：“汉字在贮存过程中，由于传抄和编纂失误，产生了大量的疑难字，这些疑难字（还有字书所谓“古”“籀”），其实并未在民间流行，因而不能以俗字称之。大量的俗字是可识的，特别是在文献的语言环境中，很多俗字是常用字，这些字不但可以认识，而且有的比正字的通行度还要高。”④因此，《疑难字考释与研究》一书没有使用“俗字”这一概念。

我们认为所谓“俗字”，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俗字是指易于辨识的、与正字相对而言的异体字；广义的俗字则包括疑难字。疑难字与狭义的俗字二者是一对孪生兄弟，疑难字是广义的俗字的一部分，它的形成与俗字有着天然的、密不可分的联系，它们的演变规律是相通的，二者不能截然分开，因此可以统称为疑难俗字。如果出于研究目的需要特指的话，则可以把“疑难字”这一概念从“俗字”中离析出来；否则，为称说方便起见，以“疑难俗字”统呼之亦无不可。俗文字学的研究对象就是疑难俗字。

三、疑难俗字的考释成果

疑难俗字的考释成果可分为专著类和论文类。

（一）专著类。专著类按照所研究材料的来源又可分为两个方面。

1、来源于新编大型字书

（1）张涌泉：《汉语俗字丛考》⑤

该书是首部以《汉语大字典》、《中华字海》为纲，借助敦煌写卷的俗字材料与《龙龛手镜》等古代字书，对历代字典辞书中的疑难俗字进行了系统全面考辨的学术著作，内容包括字形楷定、辨识、注音、释义等问题，涉及两部大型字书疑难俗字三千多个。所有考释“几乎都是确凿有据，不容辩驳的”（参见裘锡圭《汉语俗字丛考·序》）。

（2）杨宝忠：《疑难字考释与研究》⑥、《疑难字续考》⑦

《疑难字考释与研究》由上编《疑难字考释》与下编《疑难字研究》两部分组成。上编综合利用文字学、训诂学、语音史、校勘学、辞书学、文献学等相关知识，从辞书编纂史和汉字演变史的角度对大型字书疑难字进行考释，考释唐宋以来大型字书贮存的疑难字1650个。下编已见上文。《疑难字续考》作为考释《疑难字考释与研究》的姊妹篇，已于2011年4月由中华书局出版。《疑难字续考》考释《大字典》、《字海》疑难俗字1000个左右。

（3）邓福禄、韩小荆：《字典考正》⑧

该书同样以《大字典》、《字海》所收疑难俗字为考正对象，考正《大字典》、《字海》疑难俗字1121个，其中包括“考出音义未详字超过350条，沟通字际关系近270条，为字书补充文献用例近260条，纠正字书沟通字际关系错误近70条，纠正最近几年学者考证的错误近30条，为近年来学者考证补证近40条”（参见李国英《字典考正·序》）。

（4）周志峰：《大字典论稿》⑨

该书是作者有关《大字典》研究系列论文的结集，收入论文14篇，内容涉及《大字典》收字（漏收）、义项、释义、举证、注音等问题以及对《大字典》疑难字的考释，考《大字典》疑难俗字近100个。

2、来源于佛经文献

（1）郑贤章：《龙龛手镜研究》⑩

该书分上下两篇。上篇内容包括《龙龛手镜》的研究价值、俗字考释方法、阙失、术语以及其与《一切经音译》、汉文佛经、《汉语大字典》的关系等。下篇俗字汇考部分以《龙龛手镜》俗字为研究对象，依据《一切经音义》与佛经文献，考释《龙龛手镜》俗字965个（含上篇考释）。

（2）郑贤章：《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研究》{11}

上篇：包括绪论，《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研究》与汉文佛典的校勘，与《龙龛手镜》、《一切经音义》研究，与大型字书的完善，同形字、类化字研究，常用俗字形体演变研究（以“惡”、“惱”为例）等内容。中篇：《随函录》俗字汇考，本篇以《随函录》所收俗字为考释对象，以《随函录》所收俗字与佛经文献相对勘，考释《随函录》俗字凡1670个。粗略统计，该书考释《大字典》、《字海》所收疑难俗字约120个。下篇为《随函录》俗别字谱，收录《随函录》俗字15000个左右，以正字带俗字，按音序编排。

以上所介绍的研究专著，其大多都把考释成果编写成检字表附于书后，极便读者查检使用。

（二）论文类

近20年来，文字学者发表了大量有关疑难俗字研究的论文。这些学者主要有：张涌泉、杨宝忠、郑贤章、邓福禄、韩小荆、李国英、姚永铭、杨正业、梁春胜、张小艳、于建华、周志峰等。论文类疑难俗字考释成果的考释材料来源主要有古今大型字书、韵书、佛经文献、敦煌写卷、古代刻本文献、碑刻等。这些论文既有对疑难俗字的考释，也有对疑难俗字演变规律及考释方法的探讨。由于数量众多，这里只好从略。

我国俗文字学兴起时间还不长，特别是对疑难俗字的专门研究只是近20年来的事情。虽然学者经过共同努力，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直到现在，有着三千多年历史的汉字，却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完整全面的汉字史，单就疑难俗字领域来说，前景还是一片广阔，等待着来修时贤去上下求索。相信有了国家的鼓励和支持，在众多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的俗文字学必将迎来一个新的发展高潮！

注释：

①张涌泉.敦煌俗字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版.

②张涌泉.汉语俗字研究.商务印书馆2010版.

③杨宝忠.疑难字考释与研究.中华书局2005版.

④同上.

⑤张涌泉.汉语俗字丛考.中华书局2000版.

⑥同上.

⑦杨宝忠.疑难字续考.北京:中华书局2011版.

⑧邓福禄、韩晓荆.字典考正.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版.

⑨周志锋.大字典论稿.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版.

⑩郑贤章.龙龛手镜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版.

{11}郑贤章.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版.

参考文献：

三字俗语范文第3篇

关键词: 对外汉语教学 “俗文字”教学 调查 启示

一、对外汉字教学与“俗文字”教学

汉字教学是对外汉语教学的重要环节,也是其瓶颈。近年来,有关汉字教学的研究越来越多,如关于汉字教学模式的探讨,关于“词本位”和“字本位”的争论,等等,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汉字教学仍是最滞后的环节。

我不完全同意许嘉璐等提出的借鉴国内小学识字教学经验来教留学生的办法。①中国小学生和留学生差别很大。中国小学生在母语环境里,只需建立字音与字形的关系,字义是已知的;而留学生要同时建立字音、字形、字义三者之间的联系,难度大增。在欧美,汉语是二外、三外甚至四外,人们学习汉语大多凭兴趣。而汉语难学,汉字尤难学。美政府的一项研究报告得出:学习汉语的时间差不多相当于学习一门欧洲语言时间的三倍。因此,降低汉字入门难度,找到更符合欧美人识记汉字的方法关系到能留住多少学生的问题。教留学生学习汉字,要从学习者的文化背景和学习经验出发,而非根据中国人的经验。

对外汉语界有着正文字学和俗文字学解字之争。正文字学解字就是用传统的文字学方法解字,从古字怎样演变成今字要解释得有理有据;俗文字学解字是指按照学习者的生活经验拆字,更具趣味性,而缺乏科学性。在学习陌生汉字时,留学生常常无法完成由字形到字义的正确转换,这就需要特定的阐释,将字形与字义的关系揭示出来。俗文字方法就是根据个人理解对现代汉字形义关系进行主观阐释。正因为它的不科学性引来了一些文字学专家的反对。我认为,在汉字教学方面应采取不唯雅、不避俗的态度。首先,正文字学虽然科学,但解释起来费时费力,学生不容易接受,而且大量的汉字目前仍没得到正解,比如“家”字;其次,正解对于对外汉语教师的要求太高。在初中级阶段,用俗文字方法解字,不仅能帮助学生更快地记住汉字,还能增加汉字的趣味性,提高学生的兴趣。待到中高级阶段后再用传统正文字学的观点解释汉字也不迟。

汉字教学的成功与否在于效率的高低,抄写100遍固然有效,但费时、枯燥。用俗文字学解释就容易得多,这也是很多海外华文教师常用的方法,在字义和字形方面建立易于记忆的链接。现举一个德国华文教师进修班②的例子。课堂中德国教师介绍了一些容易教的汉字。比如,“结婚”,德国人把“结”的“纟”看作是树林,“十”代表教堂,“一”和“口”是一个人说“你愿意吗”,把“婚”的“女”看作是新娘,“氏”是一张纸,“日”是在纸上签字。这把各个部件拆下来记忆,既没有偏离原义,又符合德国人的生活经验。解释“闪”字,有闪电的时候,人要躲在门里。解释“姐”字,一个女人站在镜子(“且”形似镜子)面前照镜子就是姐姐,很形象。“早”字是教堂上升起的太阳。解释“固”字,中国人会说把古代的东西放到一个盒子里,这个盒子要牢固。德国人是这样记忆的:把大口框看作是墓碑或棺材,把古人放在棺材里就固定了。“苦”字,德国人说,拿着花去墓地,思念亲人,很苦,字形和意思都记住了。透过这两个字可以看出德国人正是通过他们的墓地文化、生活经验去理解记忆汉字,效果也很好。再如“化”字,他们的解释是一个站立的人变成一个倒下的人,有变化,而这也符合正文字学的解释。如果正解简单易记,也不失为好方法。

用俗文字学解释汉字,弹性较大,需要对外汉语教师以学生为本不断积累和发现。要指出的是,俗文字方法还没有系统性,它只能作为一种辅的教学手段,不能期望用这种方法解释所有的汉字。在初中级阶段它能增强教学的趣味性,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吸引学生进一步学习。

二、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部分欧美学生汉字学习情况调查

为了了解留学生学习汉字的真实情况,检验俗文字方法是否可行,我对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部分欧美留学生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

1.实验方法

(1)调查对象: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部分欧美留学生,共48人。这48人均来自欧美国家,语言背景大致相同,包括长期班和短期班学生。在调查中按学习时间长短分成两组,第一组(25人)是学习两年及两年以上者,最长时间为四年,标为中级;第二组(23人)学习时间为两年以下,最短为三个星期,标为初级。

(2)调查时间:2009年5月下旬。

(3)调查形式:问卷,辅以交谈。

(4)统计与分析:在统计与分析调查问卷的过程中,我主要分析了两组以下几个方面:学习汉语的目的、是否上过专门的汉字课、觉得什么阶段上汉字课合适、学习汉字遇到的困难、学习汉字的主要方法、是否接受俗文字方法学习汉字等。

2.调查结果

关于学习目的,初级中为学习语言文化的占50%,为找工作的占40%,因专业需要的占10%;中级相应各占35%、30%和35%。初级阶段,一半是为了学习语言文化,到了中级,专业需求猛增,可见随着中国国力的发展,外国人学习汉语的目的性更强。

80%左右的学生没有上过汉字课。一般高校只开设综合科、阅读课、口语课、听力课、视听课等,汉字课极少。

超过半数的学生希望上汉字课,60%以上的学生希望起点就接触汉字,上汉字课。建议根据学生需要开设汉字课。

“容易遗忘”是学习汉字的普遍难点,初中级都占到75%以上。如何克服遗忘是汉字教学的重点,俗文字方法形象生动,多数学生认为汉字易认但不清楚意思,也可以用俗文字方法来加强理解。

关于学习汉字的主要策略,初级86%用重复抄写,中级用此法的也占到68%;在旧字基础上学习新字也是大多数留学生运用的方法,占44%左右。这从侧面说明汉字的构字能力很强,建议教师先教构字、构词能力强的汉字。其中初级30%、中级16%的学生自编故事加深记忆,这就是运用了俗文字方法。

关于是否接受俗文字方法,调查发现,69%的留学生赞同俗文字方法,认为拆分部件、符合字义编成的小故事有助于记忆,同时,也有人质疑,有多少汉字可以用这种方法?有的认为故事加大了记忆量。30%左右的初学者认为解释复杂化了,这可能与文字叙述(调查主要采用的是问卷形式)远远达不到课堂演示的效果有关。

3.讨论与启示

由于被试人数、调查问卷设计和其他方面的限制,这次调查只是在一个小范围内了解情况。调查留学生的汉字学习情况和俗文字方法的可行性,试图突破旧的教学模式,找到更加行之有效的教学策略需要更深入、更长期的研究,并且要经过课堂教学的检验。但这一初级调查对汉语课堂教学不乏启示。

首先,我们可根据学生需要开设相应的汉字选修课,教学上重视,教法上灵活。

其次,教学中可运用俗文字方法,但要得当。多数学生赞同形象的、符合字义的记忆方法。从学生文化背景出发编写的小故事更有助于记忆。如果正解简单易记,也是好办法。正俗文字学解释并不是互相对立的,俗文字方法可以借鉴正文字学易解释易接受的内容。对外汉语教师应该略通汉字学知识,并且能够在课堂上演示。

三、结语

教师从学生需求出发,进行针对性的教学,才能有好的教学效果。在汉字教学中采用俗文字方法,如运用得当,不失为一种好方法。要改变对外汉字教学滞后的状态,需要大家的努力,开设汉字课程迫在眉睫。

注释:

①周健.汉字教学理论与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12.

②该进修班于2008年7月在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进修,约30位教师,在德国教授汉语,教学对象为小学生、初中生和大学生。

参考文献:

[1]陈申,傅敏跃.汉语教学的两个难点与电脑的辅助作用.世界汉语教学,1996,(3).

三字俗语范文第4篇

[关键词]对外汉语 民俗文化 教学实践

[中图分类号]H1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2）12-0218-02对外汉语教学从宏观上着眼，既包括语言要素教学，也包括文化要素教学。而其中文化教学更为贴近学生的生活和日常交流，同时也是学习语言要素之后具体运用与实施的重要方向。因此，对外汉语文化教学在近年来也倍受广大学者以及师生们的关注。

民俗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分支，是文化教学内容当中的精华，更是不可或缺的必要组成部分。加强和完善民俗文化教学研究不仅可以展示中华文化的无限魅力，另一方面通过民俗文化与其他文化共同构成交际背景，可以对语言输出、语言运用以及交际的顺利进行产生重要的影响。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对外汉语民俗文化教学，有效地提高学生学习汉语的积极性，并进一步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从而培养全面的听说读写能力，督促其进行有效的汉语学习。

一、对外汉语民俗文化教学初探

民俗，即民间风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民俗一经形成，就成为规范人们行为、语言及心理的一种基本力量。每个国家都有属于自己民族的习俗，而中国作为具有悠久文化积淀的大国，更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

民俗文化在宏观角度包括以下范畴：农村及城市民俗文化、古代及新生民俗文化、口语相传及物质资料民俗文化。而从微观角度来分析，可以概括为：物质民俗（重点包括饮食及服饰民俗）、社会民俗（重点包括岁时节日及娱乐民俗）、精神民俗（重点包括信仰及艺术民俗）和语言民俗（主要指以谚语、谜语、歇后语为主的民间熟语）。

民俗文化是一种基础文化，更是时代的产物，它是各自民族在长期的实践活动中创造与积累的文明成果，对人们的生产、生活以及长远的学习与研究具有指导作用。长期使用母语的人们乐于掌握民俗文化知识，而处于现代社会，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尤指离开所在国前往目的国学习语言与文化的人）也倾向于对趣味文化知识的接收。因此，建设好对外汉语民俗文化教学这门学科，不仅可以完善对外汉语教学的科学体系，更能使得中国文化迅速拓展到世界各地，使得文明之花永开不败。

在研究与探讨过程中，笔者更是通过对高校留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整理统计数据，从而更为直观地总结与明晰应该从何种角度、以何种程度、用何种方法来进行对外汉语民俗文化教学体系的调整与完善。其中学生们表现出了想要学习民俗文化的浓厚兴趣，并也表示愿意专修或选修专门的民俗文化课程，他们表达了更为接受多媒体、影视以及图片展示等教学方法，并也希望可以深入实践，从生活中汲取知识的营养。他们对于民俗课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比如生词过多，文化差异过大等均表示了担心与忧虑，这也为我们将要进行的民俗文化课程设置的安排提供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总之，这样的调查结果给予了我们莫大的实际指导，希望可以对相关研究人员有所启示。

二、对外汉语民俗文化教学实践

对外汉语民俗文化教学遵循以下重要原则：首先是广泛性与代表性相结合；其次是知识性与趣味性相结合；再次是适量性与适度性相结合。

理论的研究是为了指导实践，我们应从民俗文化包含的方面着手，进行经典的教学示例。比如：

1.服饰民俗：除了介绍我国古今服饰特点及种类之外，还应该将学生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发现的、遇到的民族服饰加以重点强调。“旗袍”是民族服饰中颇具特色的一项，教师可以大量地展示相关服饰图片，而后从“旗袍”二字着手介绍其来历、特点、种类以及民族寓意，指导与解答学生疑问。

2.饮食民俗：除了介绍我国东南西北各地方的餐饮特色之外，还应该向学生传达“菜系”之说，这是了解中国饮食最全面，也最权威的途径。因为不同的美食几乎被囊括在了这八种地方特色的饮食文化中，这种“总―分”的介绍方式，条理清晰，便于识记。其中教师也可以现场演示“包饺子”的全过程，寓教于乐，让学生们亲自动手，感受学习民俗文化的乐趣。

3.居住民俗：除了介绍我国因不同自然环境而呈现出的不同居住方式及建筑特色之外，更要以图片、纪录片以及影视作品进行相同居住习惯的整合以及不同居住习惯的区别。其中，更可以以北京“四合院”这样的特色建筑示例，一方面讲解此建筑的设计理念，另一方面也可以传达出中国和谐、统一的民族理念。

4.岁时节日民俗：除了介绍我国的传统民族节日的具体分布时间外，还要介绍在特定的节日中，人们会有怎样的庆祝方式，以及此种庆祝方式背后的意义是什么。我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莫过于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等，教师可对春节中长辈和晚辈之间互赠红包、拜年、贴春联等习俗传递给学生，使其学以致用。

教师进行课堂设计更要掌握正确的教学方法，如何将直接法、视听法、认知法、功能法以及自觉实践法巧妙地融合，然后加以应用，是对教师素质的考量，更是对完整的课堂教学的综合评估。

三、民俗文化中语言教学的功用

对于民俗语言的良好掌握，一来能有效地增强识别其他语言类别的敏感度；二来更能有效化解文化冲突带来的语言冲突，有效地克服语言障碍；三来可以避免语用失误，为进行跨文化交际扫清障碍；最后，纯熟的民俗语言的理解与应用，更容易拉近人与人之间谈话的距离，从而有效地提高交际能力。

民俗语言教学内容共分为四大板块：

1.语音教学：作为以汉文化为主流的民俗文化，语音表达最为特殊的还要属北京语音。其重点也在于学生对轻声及儿化音的掌握。例如，“背心”“独门独院”“铺盖卷”“月份牌”“笔尖”等词，本身不带有“儿”后缀，但实际交际中，尾字后要进行“儿”化的处理。再如，“饽饽”“烙铁”“爷们”“爱人”“点心”等词，则要将尾字读成轻音。

2.汉字教学：遵循“部件法则”，教师应对汉字进行归类总结与详细讲解。例如，服饰民俗中“袍”字的出现频率甚高，而“袍”字中“衤”旁是与衣服材质有密切联系的，它表达的是这个字的意思，其另外一半“包”则表示了这个字的读音。这样一来，学生们更容易理解字意与字音，并有可能指导今后的汉字使用。

3.词汇教学：词汇较汉字难度稍高，但却是由汉字相互组合而成，因此了解大意并不困难。例如，民俗语言中会经常接触与“洋”字相关的词汇，“洋枪”“洋火”“洋画”“洋蜡”“洋伞”等，由于“洋”可以解释为“外国”，所以再加之后面的字的意思，本词便不难理解。而学生今后再遇到这样的词，也能较为轻松地明白与辨识。

4.熟语教学：民俗谚语、歇后语是最具趣味性的语言形式。例如，谚语中的“早晨起得早，八十不觉老”“女大一，不是妻；女大三，抱金砖”，以及歇后语中的“外甥打灯笼―照旧（舅）”“老太太上鸡窝―笨（奔）蛋”等等，这些语言生活气息浓郁，因此学生容易也愿意接受。将生动有趣的词语运用到生活中，也是外国学生在异国学习的一个重要收获。

综上所述，我们对于对外汉语民俗文化教学的研究脚步不会停歇，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孕育真知。同时也坚信，对外汉语民俗文化教学会在人们的不断努力与探索下，日益完善并成就辉煌。

【参考文献】

[1]李晓琪.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2]钟敬文.民俗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三字俗语范文第5篇

    言艺术大师,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创作丰厚,更是得益于他那具有创造性的文学语言理论。在其谈创作的一系列文章中有许多关于文学语言理论,老舍的语言观点很多见解独到、精辟,涉及到的问题比较多。总结起来,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 俗与白的语言风格

    俗与白的语言风格的追求是贯穿老舍文学语言观的一条主线。在《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中,老舍说“最使我得意的地方是文字的浅明简确。有了《小坡的生日》,我才明白了白话的力量,我取用最简单的话,几乎是儿童的话,描写一切了。我没有算过,《小坡的生日》中一共到底用了多少字,可是它给我一点信心,我就是用平民千字文课的一千个字也能写出好的文章。我相信这个,因而越来越恨‘迷惘而苍凉的沙漠般的故城哟’这种句子。有人批评我,说我的文字缺乏书生气,太俗、太贫,近于车夫走卒的俗鄙;我一点也不以此为耻!”【1】这正说明了老舍对文学语言的基本看法,也反映了他对俗与白文学语言风格的追求。

    所谓的“俗”与“白”,并不是没有要求,恰恰是有一定标准的,“俗”,并不是“低俗”的“俗”,而指“通俗平常”,是指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口语;“白”,则是指没有过多修饰的白话。他认为“真话、明白话,比什么都好”,“晦涩是致命伤,小说的文字须于清浅中取得描写的力量”。老舍推崇的是一种既贴近日常生活又能真切的表达真情实感的简单、通俗的语言,注意“从日用的俗语中创造出文艺作品来”,“从俗话中掏出珍珠”。《骆驼祥子》十余万言,其语言可谓真正做到了俗与白,整部小说总字数107360字,不同单字数却只有2413字,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几乎都是常用字。所以,只要学会621字的小学生,就可以阅读它的90%,而掌握了957字的人,即可阅读95%。【2】

    在追求“俗”与“白”的语言风格的同时,老舍还提出要对日常口语进行“再加工”。他指出提倡“俗”与“白”的语言风格,并不是说写文章完全的口语化,照搬日常口语。相比较而言,日常口语零散、琐碎,还夹杂着不纯粹的成分,又常常因为借助说话人的表情、动作,省略了某些能懂的部分,很多时候口语只有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才能被理解。文学语言则不一样,它既要准确的表达事物,又要求说的简洁生动。所以,老舍认为,创作文学语言就是要巧妙地安排普通的文字。真正的文学语言,首先是源于生活,充满真情实感的,还要经过作家的选择提炼。这种加工提炼并不是要对语言进行过多的修饰,追求词藻的华丽和浓妆艳抹。这正是老舍先生所极力反对的,他所追求的是通俗易懂、简洁自然的语言,是凝聚了作家的心血的语言。正是由于对俗与白语言风格的追求,使得老舍先生的作品没有书面语的晦涩难懂;同时,他又对日常口语进行了加工,使其语言避免了口语的粗糙,形成了艺术化与生活化相融合的语言风格。

    二、 提升现代白话的审美功能

    当然,老舍先生并没有仅停留在俗与白语言风格的追求上,他还提出要提升现代白话语言的审美功能,塑造本民族语言的“美”。具体来说,它主要包括声律美、简约美、幽默美三个方面。

    1、1、声律美

    老舍先生认为语言是带着声音的,而他自己就是带着声写作的,所以才会写出绘声绘色的语言,他认为创作语言时要把字音、字调、语调都考虑进去。汉语是有声调的语言,古代文人早已知晓这一特点,因而创作诗词时注意平仄的搭配。这样才能使诗词读起来琅琅上口,悦耳动听,才能形成文学语言的音乐美。老舍先生强调要追求语言的音乐美,所以他是出着声写剧本小说的,它的剧本小说都是有声的作品。老舍说,当代的作家创作时十分注重语言的思想内容,但却忽略了语言的形式。这里的形式,主要指汉语的声调,也就是平仄的变化。他提出要在文章的语句中灵活的运用平仄,在前后两句中交替出现,使声调产生高低、长短的变化,从而使语言形成抑扬顿挫、高低起伏的律动,产生优美的节奏感。他说:“我写文章,不但要考虑每一个字的意义,还要考虑到每一个字的声音,不但写文章是这样,写报告也是这样。我总希望我的报告可以一字不改地拿来念,大家都能听明白。虽然我的报告作得不好,但念起来 很好听,句子现成。”【3】那怎样才能使文章念起来好听呢,老舍举例说:“比方我的报告当中,上句末了用了一个仄声字,她去了’,下句我就要用个平声字,如‘你也去吗?’让句子念起来叮当地响。好文章让大家愿意念,也愿意听。”除报告外,老舍先生描写性的文字也同样具有音乐美的特点,读这样的文字,接受者能明显感受到节奏感和律动感

    ,这与他自小的古典诗词的深厚修养分不开。“张三李四”好听,“张三王八”就不好听,原因是前者二平二仄,音韵有起有落,后者四字全是平声,缺少抑扬韵致。为了使文章既有思想感情,又铿锵悦耳;既有深刻的含义,又有音乐性,“是文字与所叙述的相得益彰”,就得对文字进行加工提炼。“及至写成一段,当看那全段的律动如何,而增减各句的长短。”【4】我们的汉语是有声调的语言,像老舍先生那样灵活运用平仄,使声调产生高低、升降的变化,从而形成文学语言的声律美。

    2、2、简约美

    除了声律美之外,老舍先生还主张文学语言的简约美。老舍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来实现白话语言的简约美。一是字词,老舍主张用现代的字尽量不用生僻的字。老舍说:“我写东西,总是尽量少用字,不乱形容,不乱用修饰,从现成话里掏东西。”“想起一组话,先别逐句写下来,而去想想能否找出一句代表全组,这就可以既省话又巧妙。”【5】老舍的作品多数用字量较小,一般掌握二千左右汉字的人就基本能读懂,表达的含义也十分简洁明了,《骆驼祥子》、《我这一辈子》、《正红旗下》等作品都是很好的例子。另一方面是句式,老舍不赞成用长句子,而推崇用短句子。老舍的作品中的句子多数字数较少,有时三、四个字一句,甚至两个字一句,一个字一句的都有。老舍说:“写东西,要一句是一句”,“不要太长的句子,当我写了一个较长的句子,我就想法子把他分成几段。”【6】一部十万字的《骆驼祥子》,全书却很少有超过十五字以上的句子,多数句子都是七八字或十字左右。

    3、3、幽默美

    文学语言的运用最忌讳晦涩、枯燥、乏味,追求的是生动、有趣、活泼。而要使文学语言生动、有趣、活泼,幽默则是必不可少的。作为语言大师的老舍同时也是一位幽默大师,老舍的语言幽默主要是由句子的构造和用词的选择来实现的。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对语言的诸多要素———词汇、句式、语音的变异使用,通过运用各种修辞方式来实现幽默。如《茶馆》第二幕的台词中,老舍十分巧妙地运用谐音双关的修辞方式,既有深刻的寓意,又有强烈的幽默效果:“改良改良!越改越凉,冰凉!什么都改良,为什么工钱不跟着改良呢?”【7】老舍幽默的语言风格的形成最重要的在于其对语言结构方式的变异,这种变异是语言幽默的骨架,语言的变异性越强,幽默的效果越强。

    以上是对老舍的文学语言观的一些主要方面进行的归纳和总结。老舍先生从创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这些文学语言观点,对我们当今的文学创作仍然十分受用,具有十分宝贵的借鉴意义和启迪作用。

    参考文献:

    [1]老舍 《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老舍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2年出版,第20页

    [2]宋永毅:《老舍与中国文化观念》,学林出版社,1988年出版,第305页

    [3]老舍:《我怎样学习语言》,《老舍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2年出版,第219页。

    [4]老舍:《言语与风格.》,《老舍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2年出版,第97页。

    [5]老舍.人物,语言及其他[A].老舍创作[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2: 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