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英语
图书馆英语范文第1篇
关键词：英语学习；学习资源；图书资源
英语学习的困难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以“艰苦卓绝”来形容它却有些夸张。一方面，学生要知道自己在英语学习中哪些方面亟待提高，才能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另一方面，在当今发达的信息时代，很多资源唾手可得，大家却并不知道如何挖掘与利用。所谓“君子善假于物也”，正昭示我们要善于利用外部条件。
接下来文章就分三个部分讨论学生如何针对自己的情况利用图书馆的资源来提高英语水平。
一、英语学习中的困难
1.半途而废
首先要提的是学习语言的长期性，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积累，这是一个化涓流成江河、积跬步至千里的过程。我们见过英语考试的作文评判标准，假如把“语法结构错误，难以准确表达意思”放在金字塔的底端，“语句流畅优美，表达地道自然”就是塔尖。那么中间还有几个阶段，而这几个阶段需要长年累月的积累和完善才可以逐级而上。“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很形象地刻画了这个模型。英语的重要性无需赘述，但很多人都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在中途放弃了，有的畏惧苦难，得过且过；有的不得其法，适得其反。“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只有坚持下去的人才可以把英语学好，半途而废是第一大忌。
2.人云亦云
“学而不思则罔”，人要有自己的思想，要有独特的精神意志，即我们所说的“不怒自威”“豪气干云”“书卷气”都是精神气质的体现。语言的学习不像自然科学明辨对错，那么为何要随波逐流？学习中一定要有自己的见解和坚持，善于思考，才能有所成。
假设一位英语老师强调：汉语先做铺垫，后出主旨；而英语相对直接，开门见山。按照这一点，有学生认为中国人在请假时会说：“对不起，我昨天去超市，没料到会下雨，也没带伞，晚上回家感觉身体不舒服，但没当回事，今天才发现感冒了，我想请假休息几天。”而外国人会说：“I am so sorry for having a stinking cold and need to rest. Yesterday I went for shopping without expecting the rain and I didn’t realize that I caught a cold until this morning.” 又有一位老师说中国人说话繁文缛节，外国人简单直接，学生就认为外国人会说 ：“I need a rest for having an unexpected cold.” 接着一个老师说中国领导雷厉风行，习惯只听结果，而美国领导就想听个究竟，学生又觉得中人会说：“感冒了，请假！”而美国人还是按最开始的说法比较合适。这不是很矛盾的事情吗？学生是不是会再次自己的想法？还是陷入深深的困惑之中？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英语的学习是需要动脑筋的，要据不同情况去考虑、甄别、决定，也要学会认清自身情况。事情和学问一样都是千变万化的，需要深入了解，勤于思考，才可以得到真知，而非浮于表面，一定要有想法、有见解才可以有所成就。
3.纸上谈兵
很多学生学习外语的热情很高，自己读得热火朝天，可是到了关键处却是难于开口、羞于开口。他们有些是没有练习对象，有些心中有话，却难以表达。但将知识储存只是学习的第一步，而提取出来并发挥作用才是要达到的目的。这不是一个量变产生质变的过程，而是一个学以致用的实践。“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待在晦暗的屋子里，对着昏暗的电脑屏幕，听着四壁传来的回声，这样的学习根本没有实践，与纸上谈兵无异。在聚光灯下的课堂展示流利的口语，让字斟句酌的生动译文跃然纸上才是英语学习者应当追求的目标。英语学习者应当把握利用一切机会，说英语、用英语，汲取众家之长，在不断的实践中锻炼胆量、调整心态和提升水平。
二、图书馆的优势
1.分门别类
我们听过界门纲目科属种，也了解图书分为二十二大类，而各类又有着极为细致的划分。日常生活中可以看到“分门别类”已经渗透到我们的生活。分类是为了更严谨、更有逻辑性和针对性。图书如此，英语学习不也是如此吗？听力、写作、阅读、改错、翻译，各类各项都需要不同的技巧方法。分门别类是一种融合，也是一种比较，是一种差异性的体现，而这一点差异性正契合了因人而异的英语学习需求。课堂毕竟是一种面向群体的教学方式，虽然说教授知识系统化，但是难以面面俱到。
就信阳农林学院图书馆来说，其英语学习方面的藏书就囊括了语法精要、经典名篇、英美文学选集、英语写作、习题、专业英语、英文期刊等各类资源。既然拥有各类学习资源，我们对于图书馆中英语学习资源的利用是不是可以与自身学习情况结合起来呢？如果把学生的学习情况也做个分类，然后找到与英语学习资料的契合点，结合起来，应该会有不小的成效。有些人能流畅阅读文章，但是听力不行；有些人爱看原声美剧，但是从不练笔；有些人翻译得死板，给人以硬译的感觉。当学生看清了自己的情况，再来对症下药，选取适合自己的书籍，势必会更有成效。
图书馆英语范文第2篇
Abstract： Or.12380/3948 is a Sino-Turkic Bilingual vocabulary fragment from the Stein Collection in the British Library that was published in the 5th Volume of the Khara-Khoto Documents Collected in the British Library. It was generally believed to be a Sino-Persian bilingual vocabulary manuscript dating to the Mongolia-Yuan dynasty， though it was actually unearthed from the Mazar-Tagh site in Khotan， Xinjiang， and was written in the period when Khotan was ruled by the Chinese Tang Empire. As the language turns out to be none other than ancient Turkic， this manuscript is of important historical value for studying an ancient script about which little is known.
Keywords： Aurel Stein； Tang dynasty； Mazar Tagh； Sino-Turkic bilingual manuscript； ancient Turkic language
20世?o初，斯塔因（Aurel Stein）率领的英国中亚探险队挖掘并收集到大量多语种文献，其中大部分现藏于伦敦的英国图书馆。《英国国家图书馆藏黑水城文献》全5卷（以下略为KKBL），收录有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境内西夏与蒙元时代的黑水城（Qara-Qota-Khara-Khoto）遗址出土资料的图版。本文题目中的Or.12380/3948文书残片，即出自该书。该文书断片是在以汉字音译的24条蕃语（以下按①―{24}标示）的右侧，添加了稍小的汉字汉语译文。文书断片现存规格为28.0×9.0厘米[1]。
关于该文书，西田龙雄最早指出其作为对译资料的价值。不过，西田仅给出了词汇{1}{2}{3}{6}{8}{16}的录文，未能确定蕃语[2]。宫纪子则对该文书进行了全面探讨，视不明蕃语为波斯语，并把该文书定性为蒙元时代站赤驿站内为应对使用波斯语的使节客商而作[3]。本文则认为该文书是8世纪的古突厥语和汉语的对译词汇集，是可与突厥鄂尔浑碑文相提并论的最早期的古突厥语资料。
一 文书出土地与年代
《英国国家图书馆藏黑水城文献》所收资料大部分均带有K.K.标号。不过，Or.12380/3948文书出土地标号却标作“mi-lagh 0393”。显然，该“mi-lagh”是指今和田（Xoten）市东北约180公里的麻扎塔格（Mazar Tagh）遗址的出土地标号Mr.Tagh（或M.Tagh）的误读。这一点，也可从被标于该文书纸背的出土地标号的字样中得到确认，即，该文书并非黑水城出土资料，而是属于麻扎塔格出土资料{1}[4-5]。
图书馆英语范文第3篇
【范文】
A library used to be only a building with a lot of books and a very quiet place to me. I had never wanted to enter a traditional library because it was a boring place for a child. Since I became a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 I have more homework that requires me to find the latest information on a topic or some good ideas. So I got into the habit of going to the library, and I can‘t tell you how wonderful it is! There are so many interesting books I‘ve never read, including novels and books about science and computers. Most important of all, there are even a lot of famous classic films, which are very popular. Now I also have something else to do when I‘m in a library: studying. Studying together with a lot of people is a good experience. Now I‘m never bored when I‘m in a library. Do you want to see how much fun it is? Come with me to a library today!
【译文】
图书馆使用只有一个建筑有很多书和一个非常安静的地方给我。我从来没有想要进入一个传统的图书馆,因为它是一个无聊的孩子。自从我成为一名高中学生,我有更多的家庭作业,需要我找到最新的信息主题或一些好主意。所以我上了去图书馆的习惯,我不能告诉你这是多么美妙啊!有很多有趣的书我从来没有读,包括小说和有关科学的书籍和电脑。最重要的是,甚至有很多著名的经典电影,这是非常受欢迎的。现在我也有别的事情要做当我在图书馆学习。和很多人一起学习是一个很好的经验。现在我从不无聊当我在图书馆。你想看多么有趣吗?今天跟我去图书馆!
图书馆英语范文第4篇
[关键词]专业英语；医学专业英语；《中国图书馆分类法》；分类方法；综述
[中图分类号]G25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5-6041（2017）02-0075-05
随着医学与国际的交流越来越紧密，医学专业英语在医学院校的教学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各种各样的专业英语类图书种类越来越丰富，馆藏量也越来越大。因此，专业英语类图书的正确归类也影响着读者对此类图书的检索和利用。目前有关专业英语在《中国图书馆分类法》（以下简称《中图法》）中分类的研究文献较多，利用主题途径（检索词出现在题名或摘要或关键词或正文中），以“（中图法or中国图书馆分类法）and专业英语”为检索式，在中国知网（CNKI）期刊数据库中进行检索，得到将近二十余篇相关文献。而同样条件在中国知网（CNKI）期刊数据库中，以“（中图法or中国图书馆分类法）and专业英语and医学”为检索式进行检索，得到的文献数为零。
本文通过文献调研及书目数据调查，分析医学专业英语的分类现状，以期提出医学专业英语类图书在《中图法》中的合理归类办法。
1专业英语的简介
11 专业英语的概念
专业英语即专门用途英语（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ESP）的简称，是根据学习者特定目的和特定需求开设的，与某种特定职业或学科相关的英语课程[1―4]。
12 专业英语和基础英语的关系
基础英语又称通用英语，与专业英语之间有着共同的语言共核，即听、说、读、写、译等英语运用能力[2]。但两者在使用领域和使用目的上有着显著区别，专业英语与学科专业相关，有着很强的专业性的特点。而专业英语和通用英语都属于英语教学的分支，是英语学习的不同阶段[2―4]。
13 专业英语和双语教材的关系
双语教材以学习专业知识为首要目标，是以专业属性为主且具有语言特征的文献[5]，往往较为系统地介绍专业的理论知识、科学概念等，有着较完整的学科体系。而专业英语以提高英语语言能力为目的，一般不具有完整的学科体系。专业英语学习也是双语教材的衔接阶段。
2专业英语的分类现状
21 《中图法》（第4版）专业英语的归类
《中图法》（第4版）中“H31英语”的类目注释是这样表述的：“总论英语语音、文字、词汇、语法等的著作以及中等专业以上英语教材、课本、教学参考书等入此。例：《英语》（许国璋编）分类号为H31。”[6]
由于《中图法》（第4版）中并未对专业英语的归类做出统一规定，编目人员在分类标引中找不到专类，存在着无据可依的问题。
22 《中图法》（第5版）专业英语的归类
《中图法》（第5版）对专业英语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专业英语入有关各类”。“H31英语”的类目注释也改为：“总论英语语音、文字、词汇、语法等的著作以及中等专业以上英语教材、课本、教学参考书等入此。中等学校以上（包括中等专业英语专业）的英语教学法、教材、课本、教学参考书等入H319等有关各类。例：《英语》分类号为H31939。专业英语入有关各类。如：《国际商务英语》为F7-43”。[7]160
这使专业英语类图书在分类上有了明晰的定位，但仍未解决专业英语图书管理利用上的问题。比如，在实际工作中，类似如《医疗卫生英语高频话题》《医学英语视听说教程》之类的图书是该入“H3199会话”类目，还是归入“R医学”大类呢[8]？这给编目人员的分类标引带来了一定的困扰。《中图法》（第5版）对于各学科专业英语专论性的图书，比如词汇、听力会话、写作、阅读等该如何归类，并没有明确的说明。
因此，也有很多编目人员认为《中图法》（第5版）对专业英语归类的注释不够科学合理。
23 医学专业英语的归类现状
由于各高校图书馆的书目数据一般都是套录CALIS（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中心或者中国国家图书馆的联机编目数据，因此笔者通过题名为检索途径，检索词为“医学英语”，分别在CALIS联合目录检索系统、中国国家图书馆联机公共目录查询系统和广西医科大学图书馆（以下简称“我馆”）书目检索系统中进行检索，调查医学专业英语的归类现状。结果如表1所示：
通过总结表1得出，医学专业英语的归类主要集中在这几类：1）“R”有关各类；2）“H31类”；3）“H3194类”；4）“H类”与专业类号组配；5）“H31类”的各下位类。
由此看来，目前医学专业英语的分类还是存在着分歧，难以达到统一。有关医学专业英语的图书被分散到了多个类目下；甚至在我馆的书目数据中还存在着同一主题的医学专业英语图书分类标引也不一致的问题；而与医学专业类号组配的分类中，又存在着组配类目级次不一致的问题，有的用一级类号组配，有的用三级类号组配等。这些做法都不能很好地体现医学专业英语的学科属性，也有悖于分类法的学科主题分类标引一致的基本原则，更不利于图书管理和读者利用。
24 分类现状评析
图书馆英语范文第5篇
摘 要：文章回顾与展望了中国国家图书馆与英国各图书馆的文献交换工作，以了解英国“中国学”发展的脉络，并做好今后的交换工作。
中图分类号：G2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88（2015）10-0135-03
1 中英两国的早期认知和文化渊源
地理大发现之前，欧洲对中国的了解主要来自《马可・波罗游记》和《约翰・曼德维尔游记》。其中，《约翰・ 曼德维尔游记》是英国作家约翰・曼德维尔写于14世纪的一部游记，记述了作者游历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的经历和见闻。公元1500年之前，此书“成为欧洲人心目中那半是事实、半是幻想的东方世界形象中最有影响力的一部书”[1]。“这是中国形象首次出现在英国文学中，也是欧洲文学中有关中国赞歌的发轫”[2]。
中国与欧洲很早就有了贸易往来，公元1255年，方济各派传教士卢卜鲁克去见蒙古大汗，回国后在书信中描述中国人“用画笔那样的东西写字”，还能“按脉诊病”。罗吉・培根在他的《著作全集》中使用了卢卜鲁克的资料，这是中国第一次出现在英国人的著作中[3]。
元朝时，中国景教徒苏马出使欧洲，见到了英王爱德华一世，我国学者认为这是中国和英国在外交上的第一次接触[4]。
此外，16世纪英国文学作品中最早提到中国的是理查・帕特那姆（1520―1601），他说中国人写诗有巧思，不重冗长的描写，而是把诗情纳入到韵律之中。17世纪英国大诗人密尔顿在其不朽著作《失乐园》中把撒旦比作一只鹰，从喜马拉雅山飞向印度觅食，途中降落在中国，看到中国人推着轻便的竹车，靠风和帆前进。密尔顿对帆车的描述是西方对中国交通工具最早的报道[5]。18世纪，《赵氏孤儿》在英国上演，这让英国人第一次领略到了中国文化的魅力。
郭嵩焘是近代中国第一个走出国门的驻外使臣，1876年， 郭嵩焘被任命为第一任驻英公使，揭开了真正意义上两国的外交序幕。郭嵩焘的随行人员在参观大英博物馆时，看到了《十三经注疏》《皇清经解》《大清会典》《通鉴纲目》等中文图书，而兵法律例、诗赋文艺、词曲小说、佛教道教等图书“无不各备一种”[6]。
2 英国“中国学”（汉学）的源起与确立
中国学又叫汉学，英国的汉学研究始于17世纪，但从书斋走进大学、走向专业化则在19世纪下半叶，其标志是伦敦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汉学讲座的创立。
英国最早开办汉学讲座的是伦敦大学，1825年―1828年，英国著名汉学家马礼逊开办了伦敦东方语言学校，1837年其又开办了英国汉学史上第一个汉学讲座。牛津大学于1876年创立了汉学讲座，著名汉学家理雅各任首席教授，其被中国学者誉为“英国汉学界的玄奘”。剑桥大学的汉学讲座始于1888年，首任教授是外交官出身的威妥玛，他发明的威氏汉字拼音法，长期通用于西方国家，他倾注毕生精力翻译的《中国文学史》《汉英词典》《中国文学瑰宝》都是英国汉学史上不朽的经典。
在19世纪英国汉学创立的过程中，传教士和外交官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以理雅各、翟理思为代表的汉学家把纯正的学术之风带进了牛津、剑桥等高等学府，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得以在英国闪烁出光芒。
3 国家图书馆与英国文献交换简述
3.1 发展过程
文献国际交换是伴随着科学、文学、艺术的交流而发展起来的，在促进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了解的过程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
1949年，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为了扩大外文馆藏，除购买之外，又开辟了另一个途径：国际交换。国家图书馆的文献交换业务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开展起来的。1951年，国家图书馆成立了国际交换组，开始有计划地与国外图书馆，特别是英国各图书馆进行图书交换。
3.1.1 建交之前。尚未建立外交关系并不妨碍中英两国的文化交流和文献交换。《北京图书馆1955年国际书刊交换工作》中指出：“新中国成立之初，北京图书馆就与57个国家的441家单位建立了文献交换关系，其中就包括大英博物馆、伦敦大学图图书馆等18家英国的文化机构。”[7]20世纪60―70年代，国家图书馆又与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利兹大学图书馆、英国皇家天文学会等单位建立了交换关系。
3.1.2 建交之后。1972年两国正式建交之后，国家图书馆先后与英国地质工作者联合会、英国国立农业植物研究所等单位建立了交换关系。目前，国家图书馆与英国的15家单位保持着文献交换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有剑桥大学图书馆、大英图书馆亚非文献采访部、牛津大学图书馆、利兹大学图书馆等。
3.1.3 现状。目前，国家图书馆海外“中国学”阅览室藏有外文“中国学”图书30，000多册，其中西文图书28，000种左右，其余为日俄文及其他文种图书;外文“中国学”期刊170多种，其中西文90多种，英国“中国学”期刊 21种，包括《中国季刊》《中国国际政治期刊》《当代中国》《中国信息：当代中国研究》《近代中国历史》等。这些交换来的英国汉学期刊，对我们了解英国汉学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3.2 与孔子学院的文献交换
目前英国共有25家孔子学院，这当中唯一一家与中国国家图书馆有文献交换关系的是利兹大学国际商务孔子学院。该校校长说：“利兹大学每年培养的汉语学生在全英名列前茅，商务孔子学院的建立，不仅满足了英格兰中北部汉语学习的需求，也为英国商务人士提供了服务。”为此，国家图书馆常有针对性地寄去他们急需的书籍，如《轻松学成语 》（中英版）、《轻松学流行语》（中英版）、《中国外交格局》（英）、《万里长城百题问答》（英）等。
3.3 国家图书馆对英国早期三位汉学家的文献收藏
3.3.1 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理雅各1839年来华，是第一位系统翻译中国儒家经典的英国人。他翻译的《四书五经》享誉世界，代表着英国汉学的一个新高度，他与法国学者顾赛芬、德国学者卫礼贤并称汉籍欧译三大师。他于1875年获得西方汉学研究的最高荣誉――儒莲汉籍国际翻译奖。目前中国国家图书馆外文善本库藏有的他的《中国的宗教：儒教、道教与基督教的对比》（1880年出版）、《中国人关于天神和鬼怪的概念》（1852年出版）、《西安府的景教碑》（1888年出版）等18部著作。
3.3.2 德庇士（John Francis Davis，1795―1890）。德庇士于20岁时将清代李渔小说集《十二楼》中的《三与楼》译成英文，以后又翻译了《老生儿》《合影楼》《夺锦楼》等，这些译著确立了德庇士在英国以至欧洲汉学界的地位。目前，中国国家图书馆外文善本库藏有他的译著《老生儿，中国戏剧》《中国小说选：译自中文原文》《贤文书：中国格言集》《汉宫秋：中国悲剧》（1829年伦敦东方翻译基金会出版）等[8]。
3.3.3 翟理思（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翟理思在1867年曾以翻译身份来华，并于1897年在剑桥大学担任汉学教授，对中国历史、文学、儒学有独到的研究。其主要著作有：《中国文学瑰宝》《中国概况》《剑桥大学藏中文及满文书书目》《中国文明》等。翟理思对中国古代哲学的钟爱是他汉学研究成就的源泉，国家图书馆外文善本库藏有他的汉学译著上百部。
4 英国“中国学”的主要机构
英国的“中国学”发展离不开汉学机构的建立，目前英国的“中国学”研究主要集中在牛津、剑桥、伦敦、杜伦、爱丁堡、利兹、威斯敏斯特、纽卡斯尔、诺丁汉、谢菲尔德、格拉斯哥、威尔士、兰卡斯特等大学中，在此介绍三家典型的机构。
4.1 牛津大学
牛津大学于1961年成立了东方学院，它偏重对中国古现代汉语、中国诗歌、中国政治、语言文学、历史以及当代中国问题文献的收藏。牛津大学于1604年开始收藏中文图书，到1610年已有1，151册中文抄本图书，目前东方学院有明清古籍9，500卷，中文期刊1，100多种。2015年，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向国家图书馆赠送了19册《永乐大典》的高清数字化硬盘，目前《永乐大典》被8个国家的30余个机构收藏。
4.2 剑桥大学
剑桥大学从17世纪开始收藏中文书籍，《丹溪心法》是该馆最早的汉籍藏书，另有明代孤本《异域图志》、清初手抄本《明实录》。剑桥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重视对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出版了很多有关中国的专著，如《中国的开发经济》《21世纪中国的国际关系》《中国国际研究文献》《中国与国际组织》等书籍。
4.3 伦敦大学
《中国季刊》是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刊物，该刊涵盖了当代中国的所有方面。此外，该校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藏有马礼逊1824年从中国带去的一批汉籍。二战后，通过购买，该馆的中文文献在欧洲图书馆中名列前茅。
4.4 不列颠图书馆
不列颠图书馆是世界上收藏敦煌和西域文献最多的图书馆，斯坦因从我国敦煌掠走的佛经600余卷、写本6，500余卷、绘画500余幅、清末至民国38年间的2，500种中国报刊均收藏在此。不列颠图书馆还有45卷《永乐大典》以及《万国地理全集》《大清律》等珍贵的中国文献。
与以上各家图书馆保持良好的文献交换关系是国家图书馆尽量收齐英国汉学文献的保障。其秉承“以我所有，换我所需”的原则，以做好与对方的文献交换工作。
5 收藏研究英国“中国学”文献的意义
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今天，探讨中国文化在英国乃至世界的传播历程是国家图书馆的一项工作，要做好这项工作，首先就要做好海外汉学的研究，而收集好海外汉学文献正是做好这项工作的前提。
西方对汉学的研究，为我们开辟了一个研究西方思想文化的新领域，研究海外“中国学”还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外国研究中国文化的深度，从而构建一个更科学的中华文化体系，把中国文化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使我们在对外文化交流上做到有的放矢。
6 未来需要做的工作
英国汉学研究机构众多，有些与我们有文献交换关系，而有些还没有。如：近年来，英国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加强了对中国问题的研究，“香格里拉对话”就是他们主办的年度论坛，是亚洲规格最高、最具影响力的安全大会;剑桥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中国学”研究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他们的《剑桥中国丛书》在学术界有极大的影响。可国家图书馆目前尚未与他们有文献交换关系。其应尽快与英国的这些汉学研究机构取得联系，争取换回我国急需的文献，努力做到知己知彼，为我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文化交流做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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