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与史记
司马迁与史记范文第1篇
读着《史记》，我们仿佛回到了那个群雄逐鹿的年代，回到了那个英雄拼搏，帝王称霸的峥嵘岁月!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司马迁《史记》读书心得与感想2021，更多阅读心得点击“读书心得”查看！
司马迁《史记》读书心得与感想1俗话说：“读史使人明智。”阅读史书，以史为鉴，可以鉴往知来。在浩如烟海的中华史籍中，《史记》无疑是最璀璨的明珠之一。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写就了史记。它是我国历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三间多年的历史。
在《史记》中，我最喜欢的片段就是《殷本纪》了，《殷本纪》中的纣，天资聪颖，有口才，行动迅速，接受能力很强，而且气力过人，能徒手与猛兽格斗。他的智慧足可以拒绝臣下的谏劝，他的话语足可以掩饰自己的过错。他凭着才能在大臣面前夸耀，凭着声威到处抬高自己，认为天下所有人都比不上他。他嗜好喝酒，放荡作乐，宠爱女人。他特别宠爱妲己，一切都听从妲己的。他让乐师涓为他制作新的俗乐，北里舞曲，柔弱的歌。他加重赋税，把就是这样一个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却如此荒_无度!
司马迁笔下的人物个个栩栩如生，有着鲜明的个性。生动的语言，优美的文字让读者读起来仿佛置身于一个个优美的意境中。随着情节的起伏，我的心情也在为之而改变。喜着主人公的喜，忧着主人公的忧，感受着主人公的感受。轻松幽默的语言，紧张刺激的情节，仿佛把我带到了那个遥远的时代。各个时代的背景特色;各个国家的风土人情;各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在《史记》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绘声绘色。读一读《史记》吧，你会发现更多奇趣奥妙!
司马迁《史记》读书心得与感想2《史记》这本书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我不敢说我真正地读过它，我只能说我浏览过这本书。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有130篇，记载了皇帝到汉武帝时期三千多年的历史，有着极高的实用价值。《史记》以客观的角度来记事，“不虚美，不隐恶。”是司马迁能写好这本书的关键。他敢于用笔写出汉武帝的迷信鬼神等缺点，是作为一位史官最可贵的精神。
司马迁受尽折磨，用了二十七年在狱中写出了《史记》。作为一个普通人，他承受了他人不能承受的痛苦;作为一个史官，他放下自己的情绪，他是一个正直的记录者;作为一个作家，他写出经久不衰的绝美好作。
《史记》不是只有实用价值，《史记》还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司马迁笔下的人物一个个真实，生动，性格鲜明。比如：《刺客列传》中的荆轲和聂政，有着刺客的精神;《魏公子列传》中侯赢和朱亥，表露出市井人才的才智侠义;《陈涉世家》里陈胜和吴广，尽显起义英雄的豪情壮志，书中的帝王将相，市井之民写得活灵活现，看完之后回想一番，就像是电影一般地展现出来。
书中我最爱看《陈涉世家》，陈涉只是个种地的农民，但他不同于其它的壮丁，他的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唤醒了无数的英雄豪杰，他那种敢于打破陈规，不怕列强的精神让我佩服。书中司马迁也给予陈涉高度的赞扬，这是在史记中少见的片段。最后成为了皇帝的汉高祖刘邦也安置了三十户人家看守陈涉的坟墓，定时杀牲祭祀他。可见，无论在是谁的眼中，陈涉都是一个伟大的英雄。
《史记》是一本充满文学色彩的史书，它积聚着坐在一生的心血，也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司马迁《史记》读书心得与感想3煮酒论剑、大义凛然，《史记》里的人物哪个不是黜陟幽明。那荡气回肠、终生难忘的故事仍为人们传诵不绝。
《史记》的第一个故事便是五帝的传奇故事：讲了为人们的利益历尽艰辛的炎帝，聪明机敏、明辨事物的黄帝，明察是非、做事一丝不苟的唐尧，谦让有礼又以德服人的虞舜，治水有功三过家门而不入的禹。他们都具有难得的品德，他们为人类发展进化作出了无量的贡献。
《史记》中还有一个故事：晋公子重耳流亡时，绝粮断炊，而他的随从介子推为了保住重耳的命，不惜割下打退上的肉让重耳充饥。当到达晋国成功登基后，其他几位随从都得到了奖赏，唯独介子推什么赏赐都没要，而且还带着老母隐居山中，重耳一气之下下令放火烧山，其实是希望介子推能出山，但是介子推最后还是烧死在了山里。重耳后悔不已，为了表达自己的歉意和谢意，重耳决定将这座山命名“介山”，并且规定每年这时家家都不可以生火，这便是的“寒食节”。介子推这种为主人无怨无悔而在所不辞的忠义、一身清风的廉洁令人惊叹和赞赏。
除了坚贞不渝的介子推和为人类发展做出贡献的五帝，《史记》还有许多故事：孙膑和庞涓之间的明争暗斗;愚蠢至极的秦二世;识大体的蔺相如、知错就改的廉颇;西楚霸王项羽的传奇;匈奴首领单于杀父自立的残忍无理;管仲和鲍叔牙的生死之谊;稳重谦和的晏子……这些故事离奇生动，摄人心弦。不愧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据史料记载《史记》作者司马迁受过宫刑，在古代，宫刑对男子来说是一种莫大的耻辱，但他在欲轻生之前想起“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终于他想通了，也终于使他的死“重于泰山”。
《史记》是一部明写历史的书籍;是一本体现作者感情精神文明的书籍。看史记，也就是在看司马迁的内心世界。相信你一定会喜欢这本书。
司马迁《史记》读书心得与感想4一直在想这是怎样的一位史官：文直，事核。洋溢着油墨的书香让我无法想象那些刻入竹简的坚韧，但那不虚美，不隐恶的文字仍向我展开历史的长卷。那些封沉的记忆在摇曳的光影下若隐若现，跨越无限的时间和空间我看见了英雄项羽的懦弱，瞧见了小人刘邦的伟业，了解了将军的小肚鸡肠，倾听了易水的萧萧哀鸣。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记忆中那些闪耀的光芒，在此处早已褪去了圣洁。这里没有十全十美，只有一位位站在历史浪尖上的伟人。“人”一个多么难得的称呼。向所有的人呈现“君权神授”的可笑。在他的《史记》里，没有皇帝，没有将军，有的只是刘邦，李广。或许刚才的话错了，这《史记》本身就是十全十美，完美的无懈可击。因为它有司马迁的秉笔直书，因为它有司马迁的坚持真理。他做到了“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我看到了那位长信灯旁紧紧抱着孤单用心写下文字的身影。
听说人死后会变成天上的星星。那最亮的一颗会是司马迁的眼睛吗?我抱着《史记》走进两千年后的历史。
司马迁《史记》读书心得与感想5在许多本老师规定的海量阅读书籍当中，我最喜欢的就是这本《史记》，因为它的里面有一个个能改变人心灵的历史故事。
《史记》中有三大类：本纪、世家、列传。我最喜欢的故事是《平原君列传》中的《赵胜惜才》，体现了平原君赵胜的知错能改和珍惜人才的高尚品格。
《史记》的作者司马迁是汉朝的太史令，我很佩服他，首先是因为他能博览群书，归纳出这么多的历史故事，是很了不起的。其次是因为他能在富有哲理的历史故事后，加上那几句振奋人心的话，真是让人无法挑剔，赞叹不已呀!
在《韩信被杀》的故事之后，太史公写道：假使韩信能够谦恭退让，不夸耀自己的功劳，不自恃自己的才能，那就差不多了。我以前一直以为韩信是一个英雄，原来他也有狂妄的一面，让我重新认识了他。从而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有才能的人，既然已经显现出了自己的光芒，就不要太骄傲，不然会起到相反的效果。
司马迁与史记范文第2篇
关键词： 《史记》 司马迁 陈胜 敬意 李陵之祸
一、司马迁对陈胜身怀敬意的表现
按照司马迁的说法，《史记》分为本纪、表、世家、书、列传五个部分，其中有十二篇本纪，十篇表，八篇书，三十篇世家，以及七十篇列传，前后共一百三十篇。其中，“世家”是记载诸侯王国的，《史记》中描写的世家里基本是诸侯开国有功被封一职，而且他们的后代可以沿袭祖辈的爵位及待遇，因此与他们有关的传记就叫做世家。《陈涉世家》讲述的是以陈胜、吴广为首的秦末农民起义，从起义胜利、蓬勃发展到最后失败的过程，作者将陈胜这一章放在略低于本纪的世家中，足可见司马迁对陈胜身怀敬意。
这种敬意之情在《陈涉世家》中得到多次体现，司马迁在塑造陈胜这个人物形象时，延续了一贯精简的作风，但通过语言描写，一个勇敢、有抱负的陈胜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曰：‘苟富贵，无相忘。’佣者笑而应曰：‘若为佣耕，何富贵也？’陈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①作者在写道陈胜、吴广在杀掉将尉准备起义时，发出豪迈的宣言：“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②通读全文，可以发现作者对陈胜音容笑貌的描写不多，但就是在这简短却荡气回肠的言语中，一个果敢的英雄人物豁然呈现在读者面前，由此透漏出作者对陈涉的敬意之情。另外，文章结尾提到高祖开国后，为陈涉设三十户人家为其守坟的细节，也是敬意之情的体现。
二、司马迁对陈涉身怀敬意之情的原因
以上足以说明司马迁个人对陈涉是身怀敬意之情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作者对一个农民起义领袖有如此强烈的感情呢？这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呢？
首先，这与司马迁个人的遭遇有密切关系。作者个人的遭遇对《史记》的创作影响颇大，直接影响作者对人物归传的把握，《陈涉世家》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将一个农民起义的领袖放在世家传记中，是匪夷所思的事。但是仔细通读文章及结合作者个人经历，就会豁然开朗。《史记・太史公自序》是作者的自传，司马迁讲述了自己年轻时游历各地、父亲临终时的嘱托及影响自己一生的大事――李陵之祸，公元前99年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第五个年头。就在这一年，发生了著名的“李陵事件”，司马迁为李陵“兵败而作辩护”③，随后被打入大牢，武帝听闻李陵带兵攻汉，一怒之下杀了李陵的家人，并因此牵扯到司马迁，处司马迁死刑，但死刑并不是无药可救的，根据当时律令，可以通过向朝廷捐五十万钱或者接收宫刑赎命，司马迁官小家贫，拿不出那么一大笔钱，为了完成父亲临终前的嘱托，也为了个人理想、抱负，司马迁选择宫刑，忍辱负重地继续《史记》的写作。李陵事件对司马迁影响很大，影响作者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作者十分敬重那些勇敢、有抱负的历史人物，同时鄙视那些自甘平庸、无所作为的人。《史记》中很多篇幅是描写市井人物的，歌颂他们的仁义、勇敢，在司马迁看来，市井人物人情味足，没有朝野上的尔虞我诈。《刺客列传》中讲述了刺客豫让多次刺杀赵襄子的故事。豫让是智伯的家臣，赵、韩、魏共灭智氏，豫让想为智伯报仇，但多次刺杀赵襄子都没有成功。被捕后，“豫让曰：‘臣闻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义。前君已宽赦臣，天下莫不称君之贤。今日之事，臣固伏诛，然愿请君之衣而击之，焉以致报雠之意，则虽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④这种勇敢无畏的精神与陈胜起义时那种：“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固可乎”⑤，同样让人敬佩。
司马迁对陈胜的敬意之情，与他本人重视下层人民有一定关系。这种对下层人民的特殊感情，在《史记》很多文章中得到体现。司马迁在《刺客列传》中评价：“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辍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⑥在《项羽本纪》中，描写巨鹿之战时写道：“当是时，楚兵冠诸侯，诸侯兵救巨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乃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⑦司马迁对下层人民的这种特殊感情还与他个人经历有关。在李陵之祸中，他深切地感受到世态炎凉，在其身陷牢狱之灾时，大臣们纷纷避嫌，司马迁家贫，无奈之下选择宫刑。由此他更欣赏下层人士那种勇敢、仁义、有抱负的精神。以上这些人与陈胜一样都是司马迁欣赏的历史人物。
司马迁对陈胜的敬意之情与他本人进步的历史观密切相关，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作者将陈涉与历史上著名人物――孔子、武王等相提并论，正是进步历史观的体现。纵观起义，由轰轰烈烈地蓬勃发展到最后失败，字里行间，作者仿佛置身其中。在陈胜被车夫杀害的时候，作者表现出了无限惋惜之情，并为这次不成熟的农民起义做出了失败的总结。
《陈涉世家》最后提到：“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⑧司马迁之所以做这样的细节安排，目的是再次提醒读者：陈胜的历史贡献功不可没。
注释：
①[汉]司马迁.史记卷四十八.陈涉世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228-230.
②同①.
③何清谷.司马迁与史记论文集（第一辑）.关于“司马迁与李陵事件”专题讨论综述[C].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253-262.
④[汉]司马迁.史记卷八十六.刺客列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283-285.
⑤同①.
⑤同④.
⑦[汉]司马迁.史记卷七.项羽本纪[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35-39.
⑧同①.
参考文献：
[1][2][5][汉]司马迁.史记卷四十八.陈涉世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228-230.
[3]何清谷.司马迁与史记论文集（第一辑）.关于“司马迁与李陵事件”专题讨论综述[C].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253-262.
司马迁与史记范文第3篇
北京人艺2015年9月份原创话剧《司马迁》自演出以来获得持续关注和广泛好评，该剧通过讲述司马迁发愤著书的事迹与精神品质表达了一种传承，古人讲究“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的人生价值追求，话剧《司马迁》正是秉持了这样的传统彰显了立言不朽的人生价值观，并借此激励观众奋发图强去创作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实现利国利民的人生价值。
《司马迁》毫无疑问最大的主题就是为司马迁树碑立传，该剧讲述了司马迁从为李陵辩护因言获罪到接受宫刑到忍辱负重创作完成《史记》再到在汉武帝面前拔剑自刎一死捍卫文人的尊严与风骨的全过程，重点突出了司马迁一方面为了完成《史记》忍辱负重苟且偷生的品质，另一方面又时时刻刻在皇帝面前保持着文人“士可杀不可辱”的风骨与尊严，这一点颇有先秦“士”这一阶层的遗韵。其实从历史真实来看司马迁本人在《孟尝君列传》《平原君列传》《魏公子列传》《春申君列传》这“战国四公子”的篇章里重点表现的不是他们的风貌而是战国时期“士”这一个阶层的整体面貌，他们一方面“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另一方面“士为知己者死”。司马迁之所以忍辱偷生要完成《史记》也是首先要传承先秦以来的史官文化和史官传统，为后人留下因为项羽火烧咸阳而破坏的尧舜以来的历史记载，他要通过自己写的史书让中华民族的历史源远流长。远征老师走入了司马迁的内心，从为李陵辩护仗义执言到内心纠葛中决定接受宫刑完成父亲遗愿完成史书的写作，从“神交古人，思接千载”的艰苦创作到最后拔剑自刎壮烈殉道的恪守尊严，远征老师带领台下的观众重走了一遍司马迁的精神历程，重温了司马迁忍辱负重发愤著书的卓绝品质，学习了司马迁恪守文人尊严风骨的品格。在倒数第二幕通过小兰背诵《太史公自序》里“发愤著书”的片段也侧面烘托了主题。除此之外《司马迁》还表现了其他的内容：封建君主的专制、文人地位的卑下、佞幸滑吏小人横行的官场、天威面前争相自保的炎凉世态等。汉武帝杀伐决断因为司马迁触犯了自己就盛怒之下判了腰斩之刑、听从奸臣挑拨逼迫太子自杀、下令杀害李陵宗族等，这一点与历史上的司马迁产生了共鸣，仔细阅读《史记》就会发现司马迁笔下的汉代皇有很多缺点都犯过滥杀无辜的错误，对于汉武帝司马迁揭露其“外儒内法”的本质连带着对吴起、商鞅、韩非子等法家人物也颇多微词。于震老师一直在寻找汉武帝的感觉，外形有一定的威严但因为刚刚做了声带手术的缘故声音略微低沉沙哑，以至于有观众不买账开玩笑说“给我的感觉是受宫刑的不是司马迁而是汉武帝”，其实于震老师很敬业，只是在嗓子没有完全恢复之前还是不太适合演汉武帝。剧中的反面人物公孙贺、杜周、杜一刀等都各有其中，他们反映了汉武帝时期外戚、佞幸、小人当权的政治环境，这在第一幕“廷谏”里司马迁做了严厉指责说当初李陵将军出征时朝廷诸位大臣无不交手称赞等到被迫投向匈奴后众位大臣又见风使舵落井下石，一切以汉武帝的个人喜怒哀乐为转移。同时以公孙贺为首的反面人物还用尽办法打压异己在司马迁回老家写《史记》后安排杜一刀作为县令随时监视言谈举止（其实这点儿做得有些过火了，剧中公孙贺等人怕司马迁会有机会梅开二度再度得势威胁他们的既得利益，但司马迁只是太史令而已，说白了就相当于今天的历史文献编纂者，对丞相等人怎么会构成威胁？）。第一次看丛林老师演反面人物，最精妙的就是公孙贺的语言时而表现对国君的忠贞时而表现对司马迁的鄙夷，在任安探监那里公孙贺先是呵斥狱吏之后对司马迁和任安冷嘲热讽，其中语气阴阳怪气喜怒无常颇得大奸臣之神韵，相比年轻演员李麟在对汉武帝阿谀奉承时总有《风雪夜归人》王新贵的一点儿影子看着不太自然，或许是因为他声音洪亮有一种正气在内所以演小人总是有点儿违和感。杜一刀这个人物的设置极为巧妙，因为历史上司马迁曾经身陷囹圄对狱吏这种人物有较为多的了解，因此在《史记》里专门写到了侮辱韩安国的狱卒等狱吏。话剧《司马迁》里的杜一刀就是那时候狱吏的真实写照，他们欺上瞒下、狐假虎威、无恶不作，还好编剧在倒数第二幕为杜一刀设置了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情节，这个设置对于整个剧作而言多少会有一些突兀或者是莫名其妙，但联想到孔夫子说过的“朝闻道，夕死可矣”这里更多的是一种衬托，杜一刀虽然前半生无恶不作但他最后良心发现开粥棚救济天下乞丐，这未尝不是一种人生价值的实现。其实说白了司马迁能够坚持写完自己的史书也是源于古人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这是人生价值的实现，杜一刀最后的改过也是在学习司马迁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做一些多人民、国家、民族、历史有益的事情。王劲松老师果然是演惯了小人物了，杜一刀的一声一笑一言一行无不形神俱妙让人恨却又让人爱。剧作表现的人情世态方面主要是司马迁下狱之后的情况，先是借杜一刀之后吐露了下狱两天后没有任何当官的前来监狱探望司马迁，接着又是借助任安之代了司马迁夫人韩三姑变卖家产营救司马迁时人们都认为司马迁的房子是凶宅不肯购买，这与历史上司马迁遇难时所遭遇的“亲朋左右不为之一言，交游莫救”何其相似！最为难得的是好朋友任安会冒着风险来监狱探望，夫人韩三姑与女儿小兰一直不离不弃，回到老家后二伯不仅没有嫌弃司马迁辱没祖先反倒是一方面竭尽所能照顾司马迁生活另一方面制造条件让司马迁安心写史书，在韩三姑跪着求二伯允许司马迁百年后入祖坟时二伯虽然做不到违背古训但是他为了照顾司马迁的心理感受决定自己百年后也不入祖坟，梁丹妮老师、张福元老师和余少群、辛月一起给炎凉的世态带来了温暖与感动，这些也是司马迁得以坚守心志创作史书的一个动力。
在矛盾冲突方面剧作设置了司马迁和汉武帝、司马迁和公孙贺等佞幸滑吏小人、司马迁与命运之间的三重矛盾冲突，第一幕“廷谏”一上来就是司马迁与汉武帝与群臣之间的剑拔弩张唇枪舌剑，之后从宫刑开始矛盾冲突开始转入司马迁的内心转入司马迁与命运之间，在这期间司马迁与公孙贺等人的矛盾时隐时现，在最终结局司马迁拔剑自刎时司马迁终结了他与命运之间的冲突，他要以死明志，用悲壮的死亡维护了文人的尊严与风骨。这样的矛盾冲突的设置使得剧作的节奏紧张明快，第一幕一上来观众就迅速进入戏剧冲突当中为司马迁的命运为他写史书的命运捏把汗，之后的几幕戏大抵都是松紧集合，给观众一个有回味空间的观剧过程。
总之，北京人艺原创话剧《司马迁》通过讲述司马迁的生命轨迹与心路历程彰显了一种积极进取、为国为民的价值观，观众也会在该剧的鼓舞下更加注重艰苦奋斗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梦的实现贡献自己的能量。（作者单位：北京邮电大学）
本文：为北京邮电大学“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研读与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项目成果
司马迁与史记范文第4篇
【关键词】司马迁；成一家之言；原因
司马迁著作《史记》最初的动机，莫过于接替并守护其父亲司马谈太史公的职责和荣誉。其父亲司马谈一直以一位正统的史官自居。在临终之时，就嘱咐司马迁：“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妆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有此可见，司马迁在一个世世代代以作为一名史官而自豪的家族中成长，他的骨子里也无时无刻也有着一颗振兴太史之家的理想。
史官，最早追溯是夏朝就已经开始出现。其地位特殊性是当今常人无法想象的。在上古神话时期，文字的发明与创造是与神话祭祀相关的。现今出土的金石和甲骨上的文字也多是宗教仪式活动的产物，所以最早能运用文字的人是巫师祭司。由于日后生产方式的进步，从事祭祀的巫师也开始用文字记载日常生活的事件，所以最早的史学的雏形也就从那时候开始了。随着商周之际对宗教崇拜的下降，人们更开始重视人事的考究，于是主要记载人言人事的史官也就从巫师祭司的行当中脱离出来，成为了单独的职位。因此，史官在古代，至少是先秦时代以前，都是令人尊敬和羡慕的职业，文人对他们也是甚为推崇。西汉汉文帝时，淮南王刘安，在其《淮南子》末篇《要略》中，论述宗周初年以至战国时期的学术，说：“文王四世累善，情德行义，处岐周之间，地方不过百里，天下二分归之。文王欲以卑弱制强暴，以为天下去残除贼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谋生焉。”尔后另列出孔子、墨子、管子、晏子等七家共八家进行点评。尽管里面的点评有些偏颇，但是将太史引为一家，也足以说明史家在先秦学术的地位也是举足轻重的。
司马迁生活在西汉武帝时，当时对于国力已然渐渐强盛的统治者来说，物质文明的建设已经算是顶峰了，而在遭受过战国混战及秦始皇焚书坑儒过后的文化建设上已经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了。但是统治者又不想全力复兴春秋战国百家时期的学术自由的环境，毕竟这样对其的统治力是有所冲击的。于是，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即符合国情的需要，也满足了统治者对权力的掌控。就这样，原本已经受到战乱冲击的史家，在武帝朝又面临了该抉择的十字路口了。不过，也正因为董仲舒的思想受到了统治阶级的采纳，侧面也成就了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作《史记》的成就。
司马迁自小就拜在董仲舒等儒家大师门下，其自身以当时看来可以算是一名儒生了。而对于司马迁影响最为深远的，莫过于儒家经典《春秋》了。司马谈在就对司马迁说过：“幽厉之後，王道缺，礼乐衰，孔子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馀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迁也评述过：“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後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对于《春秋》的推崇由此可见，非同凡响。
对于振兴太史之家的司马迁，如今恰好也迎来一个非常巧合的契机。《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说过：“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也就是说周公五百年后孔子作《春秋》，现今恰好是孔子去世五百年，是该有继承孔子作《春秋》之意的人了。而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将儒家、墨家、法家等进行了一次完整的归纳总结，最后发现它们有着许多的共通点，而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提出，无非是给予了司马迁一个“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的动力和借口。
作为一名史官，司马迁的任务不仅仅只是记言记事，更多的是要立言于世和劝归教化世人。正如孔子作《春秋》是为宣扬礼义一般，劝人从善。但是，如果仅仅是按《春秋》模式去写史，那莫不过于如写《春秋》续作一般，是毫无新意的。更何况，作为儒家经典的《春秋》，内容和主旨都是在围绕着儒家思想来表述的，这对于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司马迁来说，就有很大的阻碍了。所以，司马迁在接替其父亲为太史公时，必然就已经准备好作一部旷世奇书，并且为了它哪怕付出所有一切也在所不惜。事实上，司马迁做到了。
司马迁与史记范文第5篇
关键词： 司马迁《史记》 班固《汉书》 马班史学思想
西汉武帝时期的司马迁秉笔直书，力图为读者展现历史发展变化的过程，并试图从历史的演变中探寻总结社会的规律，具有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倾向；而东汉时期出身于外戚贵族的班固则坚决反对《史记》的异端思想，坚持“唯圣人之道然后尽心的正宗之学”［1］，谱写包举西汉一朝事端的首部断代史――《汉书》。马班史学思想之异，便是正统思想和异端思想的对立。
一、人民性和正统性
虽然同为汉朝史官，皆有弘扬汉朝威仪的任务，但是司马迁著述《史记》的宗旨与班固的《汉书》却截然不同，含有浓厚的人民性，与坚持正统的《汉书》是相对立的。由于存在史学思想观念的对立，班氏父子对司马迁《史记》的看法也是矛盾的；班彪一方面称赞《史记》“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另一方面却批判司马迁“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值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2］
首先，司马迁史学思想的人民性表现在他为项羽立本纪，为陈涉立世家，为游侠和刺客立传，这些起义失败或者处于社会底层的人物群体，在正统史学家眼中是不配被编入此种地位的，但是司马迁却敢于改革传统观念，并高度评价这些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对于西楚霸王项羽，他称道：“然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3］对于农民起义者陈涉，他称道：“陈涉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4］对于游侠，他称道：“其言必行，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隼А＜纫汛嫱鏊郎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5］在作者看来，在一定社会时势下，项羽和陈涉的个人行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有重要作用，并颂扬了游侠舍己助人之精神。而班固在《汉书》的编著中，则把项羽和陈涉降级编入列传，将《史记》中的游侠转换为封建统治的上层阶级，以显示其正统性。
其次，司马迁重视底层人民群众在历史朝代更替和历史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在对比楚汉成败原因和《货殖列传》中对劳动人民活动意义的肯定，都较为完整地体现出这一观点。正如徐兴海先生在《司马迁历史观讨论综述》一文中所说的，《史记》是以人为历史的主体。在《项羽本纪》当中，司马迁写到西楚霸王采取屠城坑杀民众的残暴政策，因而遭到失败，说道：“尝攻襄城，襄城无遗类，皆坑之。诸所过，无不残灭。”“坑田荣降卒，系虏其老弱妇女。徇齐至北海，多所残灭。齐人相聚而叛之。”［6］汉高祖刘邦则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广施仁义，赢得民心，最终转弱为强，击败霸王，建立四百年的大汉王朝。由此可见，人民群众在政权胜负中确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有这么一段话用以描述农工商虞的重要性，写道：“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7］他认为假如缺少了这些劳动阶级的活动，则社会的运转和国家的生活无法继续进行，因此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过程当中是占据重要地位的。反观《汉书・货殖列传》，里面所宣扬的思想则完全相反，著史者认为人的财富和社会地位都是由天命安排的，不可能僭越阶级区别，奉劝人民接受统治阶级的统治，宣扬正统学说思想，完全忽视底层群众的自主性和重要性。
最后，当论及马班著史所用字句的通俗程度。相比较而言，司马迁所著《史记》语言通俗易懂，少用难解字句，适宜广大群众阅读；班固的《汉书》则喜欢以古文字来阐述记事，使文章深奥难懂，只可通览于文人雅客当中。司马迁兼顾广大人民群众，保证了《史记》的雅俗共赏，相对《汉书》更具人民性。
二、无神论与有神论
《汉书》从头到尾均贯穿着五德始终说的封建迷信观点，认为世间事物都是有神灵主宰的。班固继承了刘向、刘歆父子的五行相生说，在描述汉朝成为统治政权时，就说道：“汉承尧运。”大汉属于火德，因而替代周朝，最终得天统，淡化底层群众的决定性作用；还杜撰出当年汉高祖刘邦斩白蛇取符起义的传说，夸大汉朝政权的天命论性质。与之相反，司马迁认为汉朝之所以能够成为天下政权，是因为汉高祖实施符合人心的政策，“承弊易变”，最终得天统。对此，宋倪思在《班马异同评》评语云：“班氏述刘氏承尧，愈疏，以下取周书语、刘向颂、徒成曲说。以此得天统，与儿童无异。”［8］否定班固的有神唯心论，赞同司马迁的唯物主义。
唐朝刘知几曾经在《史通》中批评班固著史的迷信观念，说道：“班氏著志，抵牾者多。在于五行，芜累尤深。”［9］《汉书》常以纬神学来解释政权交替或灾害事件，其中的《五行志》则滥用五行灾异说等谬论，未能以历史的角度看待问题。而《史记》记载史事，则多以唯物的观点审视之，如关于上古五帝的传说，司马迁就有所怀疑其真实程度；对于“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之说，司马迁认为“太过”，质疑其中的神异之说［10］。
两者对比，则是唯物论和唯心论之不同，马班思想有神与无神之异，其高低则显而易见了。
三、秉笔直书与饰主抑臣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就表明其志向，希望可以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基础上“成一家之言”，对于史事的记载自然也就采用秉笔直书的态度，因此《史记》所载述之事多无虚言假字，而且深刻地反映出社会的现实，鞭挞腐朽残暴的封建专制，奠定其良史之地位。反观《汉书》，则多有正统避讳的虚假，还掺杂着纬神学的迷信色彩。所以西晋傅玄在评价班固史学水平高低时就说道：“吾观班固《汉书》，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抑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述时务，则谨辞章而略事实，非良史也。”［11］甚不认同其正统思想。
《史记》文笔之公正客观并不为人物地位高低所阻碍，也不为时人或后人看法不同所阻碍。司马迁敢于写汉高祖年轻时的“好酒及色”，论及吕后狠毒，但同时亦肯定其政绩，写道：“天下宴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12］对同期的武帝一朝之苛政亦是如实记载的，写道：“百姓e弊以巧法，财赂衰m而不赡。”“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巨万，府库益虚。”［13］描述了民众饱受西汉中期以来对外征伐之苦，暴露出封建专制的弊端。这些在《汉书》中是不可能看到的，因为班固著史之目的是维护封建统治，对敏感的史事话题自然采取避而不谈的方法策略。
四、变化发展与恒定不变
在司马迁眼中，历史是变化发展并向前行进的，《史记》一书亦力图通过记载事物的矛盾以反映历史是如何发展变化的；反观班固其正统史学思想，则极力宣扬五行灾异说，作为历史恒定不变的定律，显得僵化且不科学。
即使不能深刻意识到“物质决定意识”这一层面的唯物主义思想，此时司马迁亦能察觉出经济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对西汉鼎盛时期，他写道：“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馀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於外，至腐败不可食……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後绌耻辱焉。”［14］因为经济繁荣，生活富裕无忧，所以百姓都重视法律，道德行为高尚；相反，如果经济状况十分堪忧，则百姓之中易出现盗贼犯法之事，因为基本的生活诉求无法得到保障，人民只能放掉仁义。对于这种物质基础决定精神层面的具体描述，表达形象，也表现出一种变化发展的历史观。而班固则相反，他认为历史的规律是恒定不变的，惯用五行相生说诠释社会现象，夸大统治者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光辉这一阶层的形象，毫无意义积极的史学思想可言。
综合而言，班固的《汉书》在《史记》纪传体通史体例的基础上发展成为纪传体断代史，文献资料方面因为时代和作者身份的缘由而有所增补；就两位作者的史学思想之异而言，确实是司马迁略胜一筹，尽管生活在朝代较早的西汉时期，但是司马迁著史之人民性和直言记事，还有他希望在历史事件和朝代更替中探寻社会发展规律的宗旨要求，表现出了一种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倾向，相对班固儒学与阴阳学说相结合的史学正统思想而言，是更为进步发展的。马班史学思想差异之关键在于前者是以理性的角度来实录历史，而后者则是以感性的角度来选择性地记录历史。无论是文学体例还是史学思想，《史记》均可称为我国史上难得的一部良史。无怪乎鲁迅高度评价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叙传.中华书局，2007，（第一版）.
［2］范晔.后汉书・班彪传.中华书局，2007，（第一版）.
［3］［6］司马迁著.韩兆琦译.史记・项羽本纪.中华书局，2008，（第一版）.
［4］司马迁著.韩兆琦译.史记・陈涉世家.中华书局，2008，（第一版）.
［5］司马迁著.韩兆琦译.史记・游侠列传.中华书局，2008，（第一版）.
［7］司马迁著.韩兆琦译.史记・货殖列传.中华书局，2008，（第一版）.
［8］倪思.班马异同评.
［9］刘知几撰.浦起龙通释.史通・五行志错误篇.上海古籍出版社.
［10］司马迁著.韩兆琦译.史记・刺客列传.中华书局，2008，（第一版）.
［11］严可均.全晋文.傅子・补遗上.商务印书馆，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