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的故事范文第1篇

小时读书，就读过“司马光砸缸”的故事，是讲司马光从小就聪慧过人。但司马光从不承认自己是神童，他的成名完全靠的是勤奋攻读、博览群书。据说，司马光睡觉用的枕头，不是普通很舒适的枕头，而是一段圆木头。他头枕在上面，难以安稳，稍微一动，即被惊醒，遂即起床，挑灯夜读，执笔写作。司马光把这种枕头叫作“警枕”。正是经过这样19个寒暑的锲而不舍，在煌煌的中国历史上，才有了他的宏伟巨篇――《资治通鉴》。

这部记载1362年的史实，长达294卷、300余万字的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历史学著作，不但处处可使人感悟到治国安邦的睿智和韬略，而且时时可领略到散文名篇的晓畅通达，深得后代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的珍视推崇。的床边，常年放着《资治通鉴》，随时翻阅。他在临终前一年还说，搞文学史的人一定要好好读历史，要认真地读《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

司马光一生，忠信正直，不循私情，不贪富贵。他与王安石的变法之争，实际都是为了富国强民，只不过在方法上他强调节流，王安石主张开源。政见不合，他二人的个人关系并不是多么紧张，相互还是尊重的。司马光的主张被否定后，他主动引退，埋头著书立说，避开世俗干扰。王安石逝世后，他还给宰相写信赞扬王安石，并建议朝廷追授王安石更多的勋位。司马光的一位亲戚去世后，王安石还为其撰写了墓志铭。这些都显示了司马光和王安石作为政治家高风亮节的君子品格。

司马光身居高位，为官40年，唯在洛阳有薄田3顷。他的妻子病逝后，竟无钱举丧。无奈，把自己的一块地典当出去，才简朴地为亡妻送了葬。“典地葬妻”，遂成为民间广为流传的美谈。他的《训俭示康》，也成为戒奢倡俭的千古名篇。

这位被称为百世高贤的北宋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是山西夏县人，这是没有疑义的。司马光病逝后，灵柩被运回山西，安葬在夏县他的故里。由于政治风云的变幻和奸佞小人的作祟，他的墓碑竟几番被推倒砸断，又几番被修复竖起。我曾两次到鸣条岗拜谒过司马光陵墓，站立在这位巨人的陵墓之前，蓦然间想起了“人遭非议还需议，事本当然未必然”这句至理名言，蕴含其中的深刻哲理，在这里再一次得到证实。

不管多少风风雨雨，我们的乡贤司马光总算魂归故里!在当代太平盛世，这位百世高贤正安详地长眠于自己故里的热土之中!

这，不禁使人想起了另一位高贤司马迁。

被称为“文史祖宗”的司马迁，隐忍含辱，发愤写作，把满腔的悲愤寄于笔下，运用大量的史料，以极其顽强的毅力，编纂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学巨著――《史记》。《史记》全面系统地记述了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迄汉武帝这漫长时间里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发展史。它是自先秦至汉武上下30阗余年的历史总结，是中国史学的一个划时代的标志，是司马迁对中华民族文化极其宝贵的伟大贡献。

我在陕西韩城芝川镇，曾拜谒过司马迁墓祠。墓地很高，在一面高坡的顶端，人们说那是衣冠冢。墓前献殿门口有一幅醒目的对联：“刚正不阿，留得正气凌霄汉；幽而发愤，著成信史照尘寰。”这是对司马迁一生的真实写照，它触发了人们对司马迁悲惨遭遇的无限感慨，也使人们陷入到对历史的深沉回忆之中。

司马迁出生何地?他的籍贯究竟在何处?长期以来一直存有歧义。有陕西韩城之说，也有山西河津之说。这当然是史学家研究探讨的问题，我等浅学薄识者哪敢妄言。但是，从最近读到的一些史料中，看到不少有关记载，使我对陕西韩城之说实在不能确信。

在《平阳府志》卷二十三“人物志”中，明确载有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对司马谈是这样记述的：“司马谈，龙门人，建元中为太史令。……”对司马迁的记述是：“司马迁，字子长。十岁诵古文，弱冠游江、淮，浮沅、湘，涉信、泗，过梁、楚以归。太初中，为太史令，因论李陵得罪，幽而发愤，修《史记》。刘向、杨雄皆称其有良史才。”在卷三十二“陵墓志”、“河津县”篇目中，共记载了8位乡贤的陵墓，其中不仅有司马迁墓，而且是记载最为详尽的一处。原文是：“汉太史公墓，县西十五里。《水经注》曰：‘司马长子墓，墓前有庙，庙前有碑。永嘉四年，汉阳太守殷济瞻仰遗文，大其功德，遂建石室、立碑、树柏。太史公自叙曰：迁生于龙门，是其坟丘所在矣。今不识其处，或云没于河，或云在河西岸。’”上述第一处记载，肯定了司马迁是山西平阳府龙门人。第二处记载，则肯定了司马迁死后也葬于故土河津。《平阳府志》，系清康熙版，著名学者孔尚任总纂。当时的平阳府，辖今临汾地区、运城地区及晋中地区的灵石县、吕梁地区的石楼县。孔尚任，山东曲阜人，孔子六十四代孙。曾任国子监博士、户部主事、户部员外郎等职。后辞官归里，专做学问，著书立说。其传奇剧本《桃花扇》，流传极广，影响很大。当时的平阳府知府刘，慕名请孔尚任到平阳府主持修志，于康熙四十七年刻版付印，共三十六卷，百余万言。《平阳府志》“当属名家精纂”、“珍贵之名志”。其所载上述史料，应该是可信的，也是权威的。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写道：“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龙门，山名，横跨黄河两岸，东段在河津县西北25里。《读史方舆论要・山西平阳府・蒲州》载：“龙门即河津县，古耿邑”。河津位于龙门山之南，汾河以北，符合古代山南水北为阳的方位说法。故“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系指河津龙门这个地方。

清代诗人张汾宿，在《咏河津》一诗中写道：“莫谓人弗杰，周卜子、汉司马、隋传仲淹、明表敬轩，此几家硕士高贤，洵足接千秋道疏。漫言地不灵，东虎岗、西龙门、南来飞凤、北仰卧麟，这一带山清水秀，亦堪壮三晋观瞻。”确切地肯定司马迁是河津的硕士高贤。近代学者张冠三，早年曾任山西大学文科学长，他为文科院题写的院联，上联是：“史学冠中华，汉宋以来双司马”，尊崇司马迁、司马光为山西学冠中华的两位史学家。董其武为新版《河津县志》所作序言中也写道：“吾乡河津，物华天空，人杰地灵。……汉司马迁，隋王通，唐王勃、薛仁贵，明薛宣，……真可谓人文蔚起，灿若繁星，吾生其地，实属幸哉!”最近在台湾重版、以收录山西文献典史为主要内容的《山西献征》一书，也载明司马迁、薛宣等学人“生于山西龙门”。

虽然说，“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但以上史籍、自序、诗联中的记载，却不能不使人作一番深思。

史实只有一个，唯在深究细考。

司马光的故事范文第2篇

第一个学生的问题差点让我闷掉。

她问：老师，什么是缸？

我晕！唉！也是，现在的城市哪有缸啊，难怪孩子们不知道。我在黑板上画了个缸的形状，告诉大家，缸是一种常见的家用容器，现在的农村还有使用的。

第二个学生问：缸是干什么用的？

又是个超级幼稚的问题。我只好解释说明：古时每家都有一只缸用来存水。

第三个学生马上问：他们家经常停水还是欠水费了？

我更晕，只得解释说，那时候没有自来水的，人们都是取河水或井水存在缸里用。

连自来水都没有，说明古代人很笨，还是我们现代人聪明。那个学生发了感慨。有人说出了我教案上希望的“聪明”，却与司马光无关。

第四个学生：那缸为什么没有盖子？若有了盖子小孩就不会掉下去了。再说古代人也应该讲卫生啊，没有盖子，灰尘、昆虫等脏东西都往里掉，人吃了会得病的。再说蛇也容易爬进去，多吓人呀

我……这都哪跟哪呀。我意识到这样提问下去不是办法，弄不好会被这帮学生扯得远离主题把我搞昏的，只好拿出屡试不爽的老办法，提问领悟力强一些的好学生。

我示意体育委员。那缸有多高？他也昏头昏脑随着前面的思路走。

大概……到我肩膀这么高吧。本想说和我一米八个头一般高，可我也没见过那么高的缸，如果太矮了那司马光也就不用救人了。

劳动委员看到我的示意说：那么高的缸，小孩是怎么上去的？有梯子还是从高处跳进去的？换了我可上不去。

卫生委员：司马光为什么不上去救人？小孩能上去他肯定也能上去！

宣传委员一撇嘴：他还小，缸又那么高，司马光就算上去了也够不到那个掉进去的小孩，救不出来。但他够不到也应该跳进去救她出来，英雄救美嘛！

我觉得胸口发热，一股暖流往上涌，我压下去。那掉进去的小孩是男孩，什么英雄救美

为什么不喊大人来？生活委员站起来问。

总算这个问题不。但我仍然给他一个白眼，没好气地告诉他，讲故事时讲过了，附近没大人！

司马光为什么不打110？

不对，应该打119！一个学生多嘴。

不，应该打120。宣传委员大声纠正。

不理他们。我指向副班长。

那石头多大？司马光多大？老师您讲了司马光当时也是个孩子，那他抱得动大石头吗？那缸里水要是不够深，小孩子掉进去也不会有危险，就不用救了。这家伙不顾我已铁青的脸色自顾自地说下去。既然要救，说明缸里的水足够深或者是满缸水。那么能承受那么多水的压力而缸没有破说明缸壁是够厚够坚固的。司马光既然只是个小孩子，抱不动大石头，那么他拿块小石头能砸破那“够厚够坚固”的大缸吗？不可能！就算他拿出铁杵磨成针的精神一下一下耐心地砸，直到最后把缸砸破了，那小孩估计早就淹死了。所以……

Stop！我阻止他继续说下去。这小子的物理学得真不错。我知道他接着要说什么，不能让他再说了。我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班长身上：从司马光砸缸的故事中你得到了什么样的启发？

班长站了起来，看看同学们期盼的目光，看看我期盼的目光，深吸了一口气：老师，我得到的启发和同学们是一样的，就是――这个故事――是假的！

司马光的故事范文第3篇

关键词：春秋笔法　《资冶通鉴》　胡三省　现实政治

北宋司马光于英宗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开始，在开封编写了周秦汉魏部分的历史，在王安石变法开始以后，以“判西京留司”在洛阳开辟书局完成了从西晋到后周十二朝的历史，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11月完成全书的编纂，进呈给神宗皇帝。从后十二朝史事的时间跨度上看(公元265-959年)，约等于前四朝史事(公元前403-265年)，而卷数是后者的三倍弱(218/78)，说明了他们后十四年用功尤巨。《资治通鉴》(亦即《通鉴》)凝聚了司马光、刘颁、刘恕、范祖禹等人的心血。完编之后不久，高太后任用司马光为宰相，颠覆王安石变法措施，八个月后他逝世。从司马光编集的周秦汉魏史的史事及他所援引的扬雄、苟悦等人的议论和他自己以“臣光日”的方式对历史进行的评论来看，在王安石实施变法之前，他就已经在“侵官”、“生事”、“征利”、“拒谏”等方面形成了系统的保守政治观点，体现在前78卷四朝史中。在后12朝史事编撰和议论中，《资治通鉴》的编撰者更集中地表达了他们的政治观点，书局隐然成为保守政治的堡垒。

抉发司马光有目的的著史用心，是宋元之交的胡三省注《资治通鉴》的重要贡献。胡三省注意到了《资治通鉴》里边的主要政治事件以“春秋笔法”隐藏着司马光他们的政治观点，并且把历史的事件和议论与北宋的政治现实联系起来。胡三省联系历史与现实作出的比较与议论，对我们理解《资治通鉴》的编撰者在选择史事时的主观心态很重要，对我们把《资治通鉴》中所表达的政治观点及资政之道与“元v更化”紧密联系起来，理解他们苦心孤诣地在洛阳编集《通鉴》的用意很关键。

一、从胡注前四朝史引《春秋》及三传的例子看司马光的政治观点

从周到曹魏的78卷史，这是司马光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开始撰写的，反映了他已形成的政治观点，故独立论述。司马光直引的有关春秋诸国史事及胡注《资治通鉴》认为其中援引《春秋》大义、《公羊传》、《谷梁传》、《左氏传》的有100来处。大致可分三类。

(一)胡注围绕《春秋》注史事，汉班固之前史事数引《公羊传》。

由于《资治通鉴》的写作是“遍阅旧史”“参考群书，评其异同”的，因此在班固之前的史事，多次采用《公羊传》的释义来阐发“春秋之义”。卷17汉纪9记载董仲舒少治《春秋》。他是当时公认的公羊派大师，其论秦朝的政治制度：“至秦则不然。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董仲舒从《春秋》演化Ⅲ“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观点，被司马光引以为统治者应当遵守“祖宗”成法的理论依据，也成为他针对王安石“祖宗之法不足畏”的守常政治观点的理论基石。汉宣帝本始二年(公元前73年)，御史大夫田广明对太仆杜延年说：“《春秋》之义，以功覆过。”胡注：“《公羊传》：‘僖十七年夏，灭项。孰灭之，齐灭之。曷为不言齐灭之?为桓公讳也。桓公尝有存亡继绝之功，故君子为之讳。’”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魏相因许广汉奏封事，言‘《春秋》讥世卿………胡注：“《公羊传》：‘隐三年，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称尹氏何?贬，曷为贬，讥世卿。世卿非礼也。’”三年，路温舒上书曰：“臣闻《春秋》正即位，大一统而慎始也……”上例分别言《春秋》之某些大义：以功覆过、大一统而慎始、讥世卿非礼，都讲到依据《春秋》大义而援古为今用，作为立论的支点。他如苟悦论“王者无外，欲一于天下也”，梁商“功在元帅，罪止首恶”、魏邓艾论大夫“安社稷，利国家”的“《春秋》之义”，而胡三省都一一注明为《公羊传》等阐发《春秋》的观点。

(二)胡注围绕《春秋》注史事，渐渐多用《左传》事。

随着古文经学的勃兴，历史事件中的怪异成分渐少，而司马光采用《左传》典故的史事和奏议愈夥。胡三省的注释真实地反映了这一撰写意图。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孔子序《书》，断自唐虞，讫文侯之命而系之秦，鲁《春秋》则始于平王之四十九年；左丘明传《春秋》，止哀之二十七年赵襄子智伯事，《通鉴》则书赵兴智灭以先事。以此见孔子定《书》而作《春秋》，《通鉴》之作实接《春秋左氏》后也。”他断定《尚书》完成早于《春秋》及《春秋》的记事少于《左传》。他从记事相续得出结论：《通鉴》是承续《左传》进而遥承《春秋》的大义。这种倾向表现在胡三省对《资治通鉴》记事起端的解释上：“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胡注：“周室既衰，晋主夏盟，以尊王室，故命之为诸侯，是崇奖奸名犯分之臣也。《通鉴》始于此，其所以谨名分欤!”这样他就把司马光隐曲的用意讲得很明白：“春秋之义所谓微而显者也。”《左传》成公二年(公元前589年)，仲尼日：“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若以假人，与人政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弗可止。”三家分晋，周命三大夫为诸侯，就是违背孔子谨慎地授人以名器的箴规的做法，所以有鉴戒“谨名分”的政治意义。胡三省所作的《资治通鉴》笺注，非常善于把握司马光著作《通鉴》的微言大义，使得它的“法善”、“戒恶”的目的更加明显起来。

胡三省特别地注意到司马光论西汉朝灾异事件的史论中已援引《左传》事理：著于成帝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史事之“臣光曰”谓：“晏婴有言：‘天命不，不贰其命。”’胡注：“晏子对齐侯禳雪之辞也。”“祸福之至，安可移乎?昔楚昭王、宋景公不忍移灾于卿佑。曰：‘移腹心之疾，置之股肱，何益也!’”胡注：“《左传》哀六年，有云如众赤鸟，次日而飞，楚子使问周太史，周太史曰：‘其当王身乎!若祭之，可移于令尹、司马。’王曰：‘移腹心之疾而置股肱，何益?’遂弗H。”

(三)胡注东汉以后史大量使用《左传》事理来阐发《通鉴》的人事物及春秋笔法。

东汉桓灵之时，朝廷的政治崩坏，司马光议论：“臣光曰：叔向有言：‘国将亡，必多制，明王之政，望择忠贤而任之，凡中外之臣，有功则赏，有罪则诛，无所阿私，法制不枉而天下大治……及其衰也，百官之任不能择人，而禁令益多……’”胡注指出它为《左传》叔向诒子产之言。对照《左传》中子产变革事，司马光这段话直为叔向反对子产执政实施膏泽百姓的措施的翻版，他们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这不仅在此针对东汉朝的政治而言，而且是司马光政治立场的表白。汉灵帝朝，大臣进谏多援《左传》述经义，胡三省的注释尤注意发明之。如扬赐谏灵帝毋规郊城为苑囿，张奂谏灵帝论天下起义未平事，陆康谏灵帝以鲁哀公增赋为孔子腹诽事。

献帝迁播，春秋尊王的大义屡被争战各方提起，这是《通鉴》此期史的突出、显眼之处。献帝初平三年(公元192年)曹操阵营中有陈宫向曹操献策：“(兖)州今无主，而王命断绝，宫请说州中纲纪，明府亲往牧之。资之以牧天下，此霸王之业也。”东吴孙权与其谋士鲁肃对饮，向鲁肃问事，权曰：“今汉室倾危，孤思有桓、文之功，君何以佐之?”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诸葛亮为刘备谋划之后说：“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其他有实力的州牧也有霸王之心，如阎圃谏张鲁、刘表据荆州(见裴潜之论)等，说明了值汉末动乱时，诸侯至少要打着“尊王室”的旗号，维持他们进行争战、扩张势力的正义性质。《资治通鉴》反对明目张胆地替代汉王朝的举动，如对争相为帝的袁术、袁绍兄弟加以贬斥。胡注鲁肃对孙权语曰：“江东君臣上下，本谋不过此耳。”反对视孙权割据江东的初衷为取代汉家天下，胡氏认为孙权只有保有江东，然后实现建桓文之功的尊王目标，才是对春秋尊崇王室大义的宣扬。

二、从胡注后12朝史事的分布情况和内容看司马光的著史精神

在后12朝史事中，胡三省的注释表明了司马光编辑《通鉴》的精神不仅与前78卷相续，脉络连贯，撰述宗旨也相通一贯，略无窒碍。胡注释引《左传》的条目数量达400条，此数据有力地说明了《通鉴》沿用《左传》释《春秋》的撰写原则。胡注在晋、萧齐、萧梁、陈、唐朝分部较多，刘宋史各卷分布均匀，而五代史部分分布较少；其中晋纪卷93、95、102，齐纪卷136、140，梁纪卷160、161、165，陈纪卷171引《左传》相对集中，胡注多者达12条以上(梁纪160)；唐纪注的分布，德宗纪注引最多，约18条。下面择其一二而论之。

(一)阐发《春秋》义理，以《左传》事理随文解释《通鉴》。

1.阐发春秋义理

司马光等人在撰写《通鉴》后12朝史时，继续遵循贯穿《春秋》义理，绳约人、事的原则，胡注在这方面的阐发有洞见作者心曲之功。“(桓)温既诛殷、庾，威势翳赫，侍中谢安见温遥拜。温惊曰：‘安石，卿何事乃尔?’安曰：‘未有君拜于前，臣揖于后。’”胡注：“当是时，晋之君臣，盖可知矣。《春秋》之义所谓微而显者也。”他对司马光采用这一材料的用意体会得很深刻。司马光采用裴子野论刘宋史中的袁粲：“袁景倩，民望国华，受托付之重：智不足以除奸，权不足以处变，萧条散落，危而不扶。及九鼎既轻，三才将换，区区平城之里，出万死而不辞，盖蹈匹夫之节而无栋梁之具矣。”胡注曰：“裴子野之论，有《春秋》责备贤者之意，故《通鉴》取之。”这些注释都把司马光的撰述意图升华到《春秋》义理的高度。

胡三省对论赞的注释，更明显地让人感觉到《左传》对司马光的影响。《通鉴》引萧子显论：“(帝王之子)威不在身，恩未下及，一朝艰难总至，望其释位扶危，何可得矣!斯宋氏之余风，至齐而尤弊也。”胡注：“《左传》诸侯释位以问王室。杜预注曰：‘间，犹与也。去其位与治王之政事。’”此解能加深对宋、齐两代的诸侯未能尊王而王室灭亡历史的理解。另如注齐永明9年、陈纪3、隋纪4“臣光曰”论赞等都注意到引《左传》事例发《春秋》之义理。

2.以《左传》事理随文解释《通鉴》

陈垣《通鉴胡注表微》称取例700，而胡三省以《左传》事理注释《通鉴》约500条，也足以说明他着重通过《左传》来阐发《通鉴》的隐微含义和现实政治意义。他音注《通鉴》行文中出现的典章制度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其中比较明显地表现在多次引同一事例解释史事和释姓、释地名上。

他关注到同一《左传》事例被历代政治人物反复征引的事实，在注释中不厌其烦地予以说明。如：①“罪不相及”见胡注汉灵帝时谢弼上封事年北魏崔挺上书等。②“射钩、斩祛”见胡注孙权赦李衡诏书等。③“先人有夺人之心”见胡注曹魏贾逵进言、王基亦引此语等，唐代李绛引此句时，则不再加注。

释姓则很多，如司、宰、祁、干、尉、涉、晏、鸿、宫、成等姓氏，一般采取“某，姓也，《左传》某国有某姓臣”的模式解释。释地名，则把现今地名用《左传》中的地名古今比对来解。释姓与释地名虽然只是他音注《资治通鉴》的一部分，与抉发它的《春秋》大义无关，但因此说明了他对《左传》的稔熟，加深了他解释《资治通鉴》所体现的义理的说服力。

(二)唐纪中德宗朝的胡注价值。

《资治通鉴》记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德宗即位，把司马光深许的中唐以后唯一的理财能臣刘晏罢免，开始擘刻百姓、横征暴敛的统治，杨炎改行两税法。曾有学者对司马光调低两税法实施的实际赋敛成效进行校正，实因其未理解司马光避免直接暴露德宗敛财恶行的用心。四年(公元783年)行税间架，除陌钱法；贞元二年(公元786年)宰相李秘谏曰：“古者天子不私求财。”胡注：“《春秋左传》之言。”四年(公元788年)，德宗数有宣夺，并敕诸道毋令宰相知，宰相李秘为之惆怅。十二年，“上以奉天窘乏，故还宫以来，尤专意聚敛。”“臣光曰”发挥道：“王者以天下为家，天下之财皆其有也。阜天下之财以养天下之民，己必豫焉；或乃更为私藏，此匹夫之志也。”太宗放倡言税银之利的权万纪还家。而德宗宠信善于聚敛、以诡妄为谋的裴延龄。统治者以聚敛为务受到司马光和胡三省的批判，这对正在进行中的王安石变法的措施是一种间接的针砭。

三、从胡注中看司马光对宋朝政治的关注

胡三省(公元1230-1302年)，宋元之际浙江天台人。宋亡，不仕，是一个有民族气节的士人。他在元至元二十二年(公元1285年)撰成《资治通鉴音注》及《释文辨误》百余卷。其《新注资治通鉴序》：“温公之意，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以为是书。治平、熙宁间。公与诸人议国事相是非之日也。萧曹划一之辩不足以胜变法者口，分司西京，不预国论，专以书局为事。其忠愤感慨不能自已于言者，则智伯才德之论、樊英名实之说、唐太宗君臣之议乐、李德裕牛僧孺争维州事之类是也。”胡三省注意到早在英宗治平、熙宁年间，司马光在朝与诸人议朝政并同时撰成周秦汉魏4朝史，其编集《通鉴》的宗旨早已确定。后来分司洛阳，更秉承司马迁的著史精神，把“忠愤感慨”融进编集过程，借以在备皇帝经筵讲读和后世流传中左右人们的判断，改变对时政的处置。胡三省在音注中也注意把史事与宋朝史结合起来进行评论。下面以割还米脂四寨的议论为例。

邓广铭先生把司马光主政后割让米脂四寨给西夏的理由斥为不伦，胡三省注意到司马光的这番举动其来有自。司马光的还地理论表述在《资治通鉴》对各朝拓张史事和所作的“臣光曰”议论中。唐武宗会昌三年(公元843年)，李德裕复提当年维州降将事，以此杯葛牛僧孺，司马光为此以“臣光曰”论：“论者多疑维州之取舍，不能决牛、李之是非。臣以为昔荀吴围鼓，鼓人或请以城叛，吴弗许，曰：‘或以吾城叛，吾所堪恶也，人以城来，吾独何好焉?吾不可欲城而迩奸。’使鼓人杀叛者而缮守备。”胡注：“见《春秋左氏传》，是时唐新与吐蕃修好而纳其维州，以利言之，则维州小而信大；而害言之，则维州缓而关中急。然则为唐计者，宜何先乎?悉恒谋在唐则为向化，在吐蕃不免为叛臣，其受诛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义也……胡注：元v之初，弃米脂四寨以与西夏，盖当时国论大指如此。”司马光反对开拓领土，是其一贯的态度：《通鉴》记汉武帝时刘安上书谏止进军岭南；主父偃上言九事。其一谏阻伐匈奴，并引李斯语为论据。安帝时史书汉罢西域都护而还、唐狄仁杰谏武后、张柬之言废姚州，所以司马光对王导守残东晋半壁江山的策略极为赞赏，胡三省也极力为之申说：“保江之说，此王导佐元帝之规摹。世之议者，讥其忘仇恶耻，置中原于度外。若以量时度力，保固根本言之，此策未为非也。至于引咎责躬，省民赋役，所谓善败不亡……”

他如胡三省揣摩司马光读唐代李献吉“变法不若养人”心态：“温公读此语，感熙、丰之政，盖深味其言也。”皆为紧密联系现实政治的注解。

司马光的故事范文第4篇

今天我读了廉洁修身这一本有关青少年修身养性的书。读后我深受教育，使我懂得了一名好少年必须具备的基本品质：诚实守信、勤劳节俭、谦虚让礼、自省自律……其中，最让我感悟深刻的是：诚实、守信、节俭。因为我觉得这三点对于青少年很重要。

其中，这本书我最记得的是司马光卖马这个故事，这个故事主要讲：司马光要卖一匹马，这匹马毛色纯正漂亮，高大有力，性情温顺，只可惜夏季有肺病。司马光对管家说：“这匹马夏季有肺病，这一定要告诉给买主听。”管家笑了笑说：“哪有人像你这样的呀？我们卖马怎能把人家看不出的毛病说出来.！”司马光可不认同管家这种看法，对他说：“一匹马多少钱事小，对人不讲真话，坏了做人的名声事大。我们做人必须得要诚信，要是我们失去了诚信，损失将更大。”管家听后惭愧极了。

从其中我懂了：诚实是一笔财富，谁也离不开他，如果你将这笔财富好好使用的话那你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相反你没能把这笔财富、或因为一些小利益而抛弃它那你将永远被人们抛弃！

司马光的故事范文第5篇

元白地黑花“相如题桥”长方枕，现藏磁州窑博物馆。此枕1986年赴加拿大参加过“华夏瑰宝展”，央视《国宝档案》也专门作过介绍。其构图巧妙，所画人物、山水、树桥等十分精密细致，为磁州窑瓷枕中的珍品。枕面开光内绘山水人物，远处云上有三座山峰，其画意似为唐李白诗“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鹭洲”的意境。近处有一座木桥，桥头柱顶横额上有一“桥”字。桥柱前绘有两人，其中一人正往桥柱上挥笔题写，另一人手捧砚台。身后树丛中隐约可见一辆马车。从画面分析，这应是元代关汉卿所作《升仙桥相如题桥》杂剧中的场景。剧中描写，西汉名士司马相如郁郁不得志，汉武帝即位后，对司马相如原来随梁王时所写的《子虚赋》十分赞赏，召其入京。此时的司马相如踌躇满志，应诏入长安，路过成都城北十里的升仙桥，就在桥柱上题写：“不乘驷马高车，不过汝下也”，即不做高官不再过此桥，所以“相如题桥”渐成为男儿离家铭志的典故。元代文人借司马相如的故事抒发了其藏于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功名利禄之求，也是怀才不遇而又自视清高，急于求成的心态的真实写照。

元“雪夜访普”图枕，长方形，枕面开光内绘故事图案：墙园内设香案，两边各坐一人，左边的人手持笏板，似向右边的人呈告叙事。在元代，此故事被改变为杂剧《访普》(或《访贤》)。赵宋建国之初，内忧外患，赵匡胤苦无良策。风雪之夜，赵匡胤携赵光义亲访开国元勋赵普之家。君臣围炉，共议统一天下大计，赵普献“先南后北”的统一军事战略。此戏反映了元代文人渴望受到明君赏识，得以施展才干的心态。

英国大不列颠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元代磁州窑瓷枕，枕面开光内绘画昭君出塞故事。枕为长方形，前立面绘墨竹纹，枕边框为绳纹，边框与开光之间为四朵怒放的图案。主题图案为一支骑马的队伍正在冒着凛冽的寒风前行，队前由一持旗人引导，队中有两位妇女，其中一人怀抱琵琶，一人持箭骑马在后。背景为飘浮的片片自云，给人以“雁远暮云间”的苍凉悲怆之感。“昭君出塞”这则番汉和亲的故事在元杂剧作家马致远的《汉宫秋》杂剧中被演绎成了千古绝唱，从此中不难看出元代文人发自内心的深恶元代统治者，却又无力回天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