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成本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 交易成本 谈判费用 关系成本

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TC)最早起源于制度经济学, 科斯(Coase・R・H )认为交易成本(费用)就是市场上发生的每笔交易的谈判和签约费用[1]。1937年科斯第一次开辟了交易费用分析的新思路[2]。科斯通过研究企业性质,认为市场运行过程中,各组织的交易存在着交易费用,它是“运行价格机制的成本”,包括2 项:(1)获取市场信息的费用;(2)谈判和履约的费用。科斯首先打破了交易零成本的观念[3],认为任何交易都会产生正成本;然后在其著名论文《企业的性质》中对企业之间的交易展开了分析,指出从现实环境的观察中,经济学家同意价格机能是一种较佳的协调机制,但也承认企业家的协调功能。

后来,阿罗认为[4] “交易活动是构成经济制度的基本单位”,把交易费用定义为“经济系统的运行费用”,“交易费用是经济制度运行的成本。”

达尔曼(D ahlm an・C・J)认为[5],交易成本包括获取信息的成本、讨价还价和决策成本以及执行和控制成本。这些都属于传统的交易成本理论。

威廉姆森在正式提出交易成本的内容前,曾分析不同资产专用性下的治理成本,并总结了不同的治理结构[6]。后来在1996 年出版的《治理机制》中提出交易成本包括:(1)达成双方满意的协议成本;(2)使协议适应预期不到的突发事件成本;(3)实施协议的成本;(4)终止协议的成本;(5)获取市场信息的费用;(6)为避免冲突而进行的谈判并付诸法律而支付的费用。

1986年,马修斯[7]提供了这样一个定义:交易成本包括事前准备合同和事后监督及强制合同执行的费用,与生产费用不同,它是履行一个合同的费用。

1999年,Aidanving和 steven Globeman把交易费用分为谈判费用和机会主义费用[8]。谈判费用包括:谈判本身产生的费用;修改合同的谈判费用;对外部的监控费用;产生冲突或解除合同所引起的制裁费用。机会主义费用是任何一方为了自身的利益行使机会主义而产生的费用。

张五常将交易成本定义为制度成本[9],张五常在其《企业的契约性质》一文中以记件工资契约为例[10],交易成本包括一切不直接发生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成本。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所有不是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指导的生产和交换活动,都是有组织的活动。

有学者在交易成本的范畴研究中提出交易成本有广义和狭义之分[11]。狭义交易成本仅指双方或多方在交易过程中发生的费用,而广义交易成本则包括为了进行交易而发生的所有耗费,其中包括维护关系的成本。雷星晖等(2008)在解释广义交易成本中提到:作为供应链间接活动的交易成本属于狭义交易成本的范畴,而作为供应链质量保证活动的交易成本则是区别于纯交易过程发生的费用,这部分成本通常是为了获得、维持和发展供应链上企业关系而耗费的成本,是能够创造关系价值,并反过来影响狭义交易成本的成本,称之为关系成本。而Heide,Jan B(1994)也认为,交易成本与关系的建立、发展与维持的全过程是相关的[12]。

交易成本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关键词：交易成本；部门预算；制度构建论文摘要：按照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理论，部门预算编制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属于事前交易成本。编制过程中由于各参与主体的行为目标的差异及信息不对称必然导致交易成本产生。因此，应加强基础性制度构建，使财政部门与其它部门的工作规则制度化，建立预算资金使用的激励机制。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以部门预算、政府采购和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为主体的财政支出改革是我国构建公共财政框架、完善财政管理制度的重要改革，而部门预算改革在这三项改革中居于基础性地位。从实施的情况来看，我国目前的部门预算编制、执行与公共财政对部门预算的要求还有较大的差距。在没有完善的制度规制预算编制参与主体的情况下，由于编制参与主体行为目标差异以及信息不对称，导致编制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很大。一、理论回顾在交易成本的理论界定方面，威廉姆森论证了“契约人”人性假设与“经济人”人性假设的内在联系——均是追求利润最大化（或效用最大化），在交易成本存在原因方面，他特别强调有限理性与机会主义人性以及资产的专用性，同时将交易成本分为两部分：一是事先的交易成本，即为签订契约，规定交易双方的权利、责任等所花费的费用；二是签订契约后，为解决契约本身所存在的问题，从改变条款到退出契约所花费的费用，包括当交易偏离了所要求的准则而引起的不适应成本，纠偏引起的争论不休的成本，建立和运作管理机构的成本，安全保证生效的抵押成本。交易成本经济学作为一门分析经济组织的制度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被运用来解释公共预算制度的设计（Bartle & Ma, 2001; Patashnik, 1996）。在这种分析框架中，预算被看成一种合同。实际上，四十多年前，公共预算专家瓦尔达沃斯基就已经表述了这样的观点（Wildavsky, 1964,p.2）。从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预算过程就是制定和实施预算合同的过程。这个过程中会发生各种交易成本：形成预算合同时必须支付事前交易成本，如讨价还价费用、信息费用、决策时间和协调费用等；确保预算合同能够实施的事后交易成本。本文分析的形成部门预算合同的交易成本，从其内涵来看，为威廉姆森定义中的事先的交易成本，即签订预算契约的交易成本。在对官员行为的研究中，尼斯坎南认为，官员与其它所有人一样，都是效用最大化者。而官员的效用最大化即预算最大化。根据缪勒的模型(1999，中译本)，设预算部门通过预算获得的收益函数为：B=B(Q), B′ > 0, B″< 0由预算部门提供的公共服务的生产函数为：C=C(Q), C′> 0, C″< 0作为理性经济人的预算单位官员，其追求预算最大化的约束条件是获得的预算数要能弥补其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成本，其目标函数为：Ob=B(Q) λ[B(Q)-C(Q)]其一阶条件产生B′(Q)= [λ/(1 λ)]C′(Q)B(Q)=C(Q)其中λ为拉格朗日乘数。预算资金最有效率使用的条件应为预算支出给官员带来的边际收益等于给其带来的边际成本，即：B′(Q)= C′(Q)，而拉格朗日乘数λ却表明了预算支出的扩大趋势，即B′(Q) < C′(Q)。由此可知，预算单位官员不是在预算资金效率最大化的生产条件下提供公共服务，而是追求预算最大化。二、各参与主体之间交易成本分析财政部门在预算编制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是分配预算资金。由于预算资金是一种稀缺性资源，因此，作为预算委托—关系中的重要一层委托人，财政部门需要对预算编制的效率及预算资金的使用效益负责。因此，在本文中，财政部门在预算编制这一层委托—关系中的行为目标被设定为预算编制效率最大化和预算资金使用效益最大化。官员（即预算用款单位）“追求预算最大化”，即意味着预算单位以追求本部门预算最大化为目标。而具有预算

交易成本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国际贸易;比较优势;交易成本;生产成本

[中图分类号] F7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10)07-0067-06

[收稿日期]2010-05-08

[基金项目]江西省研究生创新基金资助项目《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研究》(YC09A073)。

[作者简介]杨青龙(1982- ),男,湖北荆门人,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贸易与价格理论。

一、引言

现实中的国际贸易活动往往受到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的干扰,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是重要的。比如,在宏观层面,美国一方面宣扬自由贸易政策,力图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贸易自由化,但另一方面在全球金融危机袭来时,美国又举起了贸易保护主义大旗,对其诸多产业实施贸易保护。美国在贸易政策上“出尔反尔”的做法表明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国家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的普遍性,国际贸易中存在着大量不可忽略的交易成本。再比如,在微观层面,许多国际贸易实务中进行国际结算时常常采用“信用证”方式,这本身就表明商业信用还存在着很强的不可靠性,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较为突出,从而微观层面的交易成本也不容忽视。

无论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还是新贸易理论所讨论的形成比较优势的成本,主要为生产成本(production costs)。古典贸易理论强调的是国家之间技术绝对或相对差异所决定的绝对或相对生产成本差异;新古典贸易理论强调国家之间要素禀赋差异导致的生产成本差异;新贸易理论则分析了不完全竞争市场和规模报酬递增前提下由于生产规模不同所导致的生产成本差异。以杨小凯(2003)[1]为代表的新兴古典贸易理论高度重视交易成本对贸易的影响;进入21世纪后兴起的“新新贸易理论”(new-new trade theory)则提出了比较优势的新来源:产业内企业的异质性、契约体系的质量、企业组织选择(赵君丽、吴建环,2008[2];樊瑛,2007[3])等,这为拓展国际贸易理论的成本观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性。与此同时,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力日益增大,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逐步为人们所重视。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交易的本质乃产权的交易,而“产权的交易是产权在不同主体之间的转手和让渡”(黄少安,1995)[4]。从本质上看,国际贸易是产权的跨国(或地区)转手和让渡。产权的清晰界定是(国际)贸易的基本前提,在产权的界定、转手、让渡过程中,存在着种种交易成本。随着对产权、交易成本等核心概念认识上的深化,新制度经济学逐步走向成熟和完善,并被视为是对建立在“零交易成本”基础上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一场“革命”,但遗憾的是,这场“革命”并未对建立在新古典理论基础上的主流国际贸易理论产生足够影响。显然,这与相关贸易理论不考虑产权、交易成本等因素有关,要明确这一点,看看主流贸易理论模型中的假设前提就足够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逐步有学者注意到这一问题并提出“对市场本身效率和交易成本等问题的研究应该成为国际贸易理论的重要课题”(朱刚体,1997)[5]。Trefler(1995)[6]的实证研究表明,以H-O-V理论为基础的新古典贸易理论所预测的贸易量与国际贸易中实际的贸易量存在着巨大差距,Trefler形象地将这一现象称为“丢失的贸易量之谜”(missing trade mystery),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传统的新古典贸易理论未能考虑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程大中(2009)[7]明确指出,“交易成本将成为下一阶段国际贸易研究的关键领域”。本文旨在对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相关文献作一回顾,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基础。

二、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及其与生产成本、贸易成本的关系

新制度经济学中关于交易成本的定义众多,但不可否认,“交易成本”可被拆分为“交易”和“成本”两个术语。由于“成本”在经济学中是一个相对成熟的术语,本文从对“交易”的讨论开始。依据康芒斯(Commons,1934)[8]的概括,交易是“个人与个人之间对物质的东西的未来所有权的让与和取得”。这表明交易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交易成本则为人与人之间打交道的成本。于是,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自然就是国际贸易活动中相关当事人之间打交道的成本。den Butter和Mosch(2003)[9]指出,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不仅包括与运输(距离)、贸易壁垒、关税等有关的传统成本,而且包括搜寻成本、搜集产品质量信息和贸易伙伴可信度的成本、诉讼成本、控制成本、与国际支付有关的成本等,交易成本可被理解为追求贸易利益时出现的摩擦成本,贸易交易中有三个阶段可被区分开来:(1)联系(contact)、(2)合同(contract)、(3)控制(control),这三个阶段都产生交易成本。杨小凯(2003)[1]将交易成本分为外生交易成本和内生交易成本,并将这一概念应用于国际贸易理论中,他认为,外生交易成本包括运输费用、执行交易的费用、储藏费用以及不及时的运输引起的费用;在个体做出决策之后才能看到的交易成本为广义的内生交易成本,而由一般均衡偏离帕累托最优而引起的交易成本则为狭义的内生交易成本。熊贤良(1993)[10]指出:“国际贸易是交易的一种形式,其中的交易成本除了具有一般交易成本的特点外,还有因国际贸易与一般国内交易不同而来的特殊内容。一般而言,与同类型的国内贸易相比,国际贸易的交易成本常常更为普遍也更高”,他认为,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包括:因地域和空间上的分隔引起的交通、通讯等方面的交易成本;由文化、历史及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的差异而引起的交易成本;由国际贸易政策引起的交易成本。

与“交易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应,生产活动则反映的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于是,国际贸易中的生产成本为相关当事人与物打交道的成本,具体表现为生产中各种要素投入数量与单价的乘积之和。新制度经济学认为,现实中最重要的约束变量不仅有生产成本,而且包括交易成本,前者是由企业内部管理、生产要素和产业特性等因素所决定,而交易成本则是与交易有关的成本(李景峰、刘英,2004)[11]。贺文星、袁国良(1996)[12]则将企业总成本定义为生产成本与交易成本之和,并指出如果生产成本保持不变,那么降低交易成本,企业出口的产品就会更具有价格竞争优势。

考虑到“公司是贸易的主体,利润最大化是贸易发生的机制,公司间以及公司内的资源调整是贸易利益的来源”,“贸易可以理解为地处两个国家的两个公司的交易行为”,“贸易成本是两个公司的交易成本”(施炳展,2008)[13],相关文献往往不严格区分“贸易成本”(trade costs)与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 (transaction costs)。著名贸易理论家Anderson和van Wincoop(2004)[14]认为从广义上说,贸易成本是指除了生产商品的边际成本之外使产品到达最终用户发生的所有成本,包括运输成本(运费和时间成本)、政策壁垒(关税与非关税壁垒)、信息成本、合同执行成本、汇率成本、法律和规制成本以及当地分销成本(批发和零售),贸易成本通常以从价的关税等价形式来表达。Jacks, Meissner和Novy(2008)[15]指出,贸易成本是与跨边境货物交换有关的交易和运输成本,因此它会阻碍国际经济一体化。

三、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的影响因素及其度量

采用新制度经济学方法分析国际贸易问题时常用的术语为“交易成本”(交易费用),大多数纯贸易理论文献中常用的术语为“贸易成本”,但相关文献往往不严格区分“贸易成本”与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杨小凯(2001)[16]认为,制度的差异会影响交易成本的高低,进而影响到贸易量的大小。根据著名贸易理论家Anderson和van Wincoop(2004)[14]在其经典文献《贸易成本》中的看法,可以认为,影响贸易成本的因素至少包括运输技术、贸易政策、信息技术、合约制度、货币与汇率制度、法律法规、零售及批发渠道等。

关于这一主题,在定量测度方面有两条主线:

第一条主线是,在新制度经济学领域,Wallis和North(1986)[17]通过在宏观层面对美国经济中1870年~1970年交易部门的测度,间接度量了宏观经济范围的交易成本,认为交易成本占GNP的比重会随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上升。根据刘志铭、申建博(2006)[18]的介绍,Wallis和North的方法曾遭到众多批评:第一,生产成本与交易成本往往是相互决定的,因此很难单独对交易成本做出测度;第二,他们所计量的交易成本总额实质上是市场上总的可计价的各种交易部门的价值加总,而不包括各种非市场化的资源损失,这样必然严重低估一个经济中真实的交易成本总额。为了避免对交易成本的直接测度,在微观层面,Williamson(1985) [19]把交易成本分为“合同签订之前的交易成本”和“签订合同之后的交易成本”,他认为签订合同付出的事前成本和事后成本是互相依存的,要计算这两类成本往往很困难,只有通过制度的比较才能估计出各自的交易成本。本文认为,Wallis和North测度的其实是国内交易成本而非本文探讨的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但由于分析对象都是“交易成本”,二者之间可能存在一定共性;而Williamson的制度比较分析方法则对分析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存在重要启示。

第二条主线是,在国际经济学领域,以对国际贸易流量的探讨为重点,以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的引力模型为基本工具,通过引入“距离”等变量,寻求贸易发展的“阻力项”,主要运用贸易法和价格法等方法来间接测度“贸易成本”。对于价格法,Anderson和van Wincoop (2004)[14]有精彩论述;而针对贸易法中的传统引力模型方法,钱学锋、梁琦(2008)[20]总结了其三大不足:第一,这类方法通常在事前(ex ant)就决定了贸易成本的基本构成,然后将其纳入引力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由于遗漏变量的存在使得结果可能是有偏的;第二,由于缺乏理论基础,传统引力模型方法根本无法进行比较静态分析,进而无法考虑在移除某些贸易壁垒后的效应;第三,传统的引力模型没有考虑多边阻力的影响。总之,“现有间接测度贸易成本的贸易法不太令人满意,改进的方法值得期待”(Anderson & van Wincoop,2004)[14]。为了化解这些难题,Novy(2007)[21]、Novy(2008)[22]分别提出了两种改进的且方便易行的模型。Novy(2007)[21]对贸易成本的测算公式为:

该式中τjk,τkj和 分别为j国向k国和k国向j国出口的贸易成本且二者对称,EXPjk和EXPkj分别为j国向k国和k国向j国的实际出口值,GDPj、EXPj分别为j国的实际GDP和实际总出口值,GDPk 、EXPk分别为k国的实际GDP和实际总出口值,ρ为替代弹性。Novy(2007)模型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传统引力模型和现有具备理论基础的引力模型的缺陷,而且在数据可获得性上比较方便可行(钱学锋、梁琦,2008)[20]。Novy(2008)[22]对贸易成本的测算公式为:

该式中,τij为i国与j国之间的贸易成本,xii为i国国内贸易值,xjj为j国国内贸易值,xij为i国向j国的出口值,xji为j国向i国的出口值,σ为替代弹性。Novy(2008)模型不仅对同一时期的跨国横向比较是适用的,而且对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的纵向比较、以及综合考虑横向和纵向比较的面板数据分析都是适用的。

四、引入交易成本分析的国际贸易变化

(一)理论修正

一些传统贸易理论往往在制度既定、交易成本或贸易成本为零的假设前提下展开理论分析。而现实的国际贸易活动,不仅受到种种正式或非正式制度的约束,而且广泛存在着各种交易成本、贸易成本。这使得贸易理论与贸易现实相去甚远,正如Deardorff(1984)[23]的评价:“就像物理学中的摩擦力一样,贸易成本在贸易模型中几乎被忽略了。那些模型认为,即使将贸易成本考虑进去,也不会对结果产生实质性影响”,Obstfeld和Rogoff(2000)[24]甚至将贸易成本视为打开所有其他开放宏观经济学之谜的钥匙。我国有学者进而指出,“由于分析工具的局限,以前的国际贸易理论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与国内交易相比跨国交易更容易受到机会主义的干扰的事实”、“一旦考虑到交易成本,那么两个国家的技术差异、禀赋结构差异的存在仅仅提供了开展国际贸易的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茹玉骢、金祥荣,2008)[25] ①。

在将贸易成本纳入主流贸易模型的努力中,学者们从对运输成本的考虑开始。Samuelson(1954)[26]和Mundell(1957)[27]将运输成本纳入贸易模型时,提出了“冰山模型”,认为运输成本表现为运输过程中商品的自然损耗。在“冰山模型”假定下,运输成本的存在会使同一种商品的国内价格与国外价格出现差异,进而形成保护本国进口竞争产业的效果。Dornbusch,Fischer和Samuelson(1977)[28]则开发了连续商品型的李嘉图模型,认为运输成本的纳入将造成国内价格提高,进口规模减少,甚至可能使一种商品成为非贸易品。Norman和Venables(1995)[29]则构建了一个货物和生产要素可贸易的H-O模型,并且贸易涉及交易成本,研究发现货物贸易与要素移动以不冲突的方式相互联系,这种联系意味着当相对交易成本发生变化时,会对贸易模式产生一定影响。比如,即便当国际移民成本有微小下降,也会引致足够大规模的移民前往劳动力稀缺的经济体,进而使得该经济体转变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方。降低货物和要素交易成本的经济自由化会导致更多或更少的贸易,只有考虑到货物贸易和要素移动之间的相互作用后才能对其生产和贸易效应做出预测。台湾学者黄登兴、黄幼宜(2003)[30]通过模型证明,当运输部门得耗用部分国内资源时,运输部门的技术进步,可能使贸易量不增反减。若运输部门与进口竞争部门的要素投入近似程度足够大,运输部门技术进步所省下的资源,反而造成国内进口竞争部门的产出扩张,随着进口需求的减少,贸易量下跌。该文得出的结论显然对传统的关于运输成本的“类关税效果”(implicit tariff effect, ITE)是一个挑战。

众所周知,运输部门只是提供交易服务的部门之一。那么,一般地考虑交易成本或贸易成本之后,传统的关于贸易的认识会发生什么变化呢?Anderson(1979)[31]等较为深入地讨论了“引力模型”,认为国与国之间的贸易量与两国GDP的乘积成正比,与交易成本成反比。Krugman(1980)[32]提出了“本地市场效应”(home market effect, HME),即在规模报酬递增和存在贸易成本的前提下,那些拥有较大国内市场需求的国家(或地区)将成为相应产品的净出口方。在线性模型中,Krugman和Venables(1990)[33]采取了交易服务价格外生给定,Ottaviano et al.(2002)[34]则假定交易部门是完全竞争的,并且该部门和农业部门一样,采取完全相同且规模报酬不变的生产技术。考虑到上述模型并未对交易部门的特定特征给予足够关注,Holzhey(2003)[35]在Ottaviano et al,.(2002)[34]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一个独立的交易部门,该部门规模报酬递增、为古诺竞争且进入壁垒取决于规制政策,并且出口销售和本地销售都存在一些交易成本,研究表明如果经济上的“小国”比“大国”有足够更自由的交易部门或经济“小国”的地理面积足够小,通常预测的贸易模式将会消失。

引入交易成本或贸易成本分析后,会对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杨小凯(2003)[1]运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将交易成本引入李嘉图模型和H-O模型,得出了一系列富有启发性的结论:(1)一般均衡由两个国家的相对生产力、相对偏好、相对人口规模以及交易效率水平决定。在其他参数给定时,交易效率的提高将使一般均衡从自给自足跳到局部分工,然后跳到完全分工。如果给定交易条件、相对人口规模和相对偏好,则比较优势程度越大,均衡分工水平越高[1]。(2)如果一国的交易效率足够低,并且(或者)比较禀赋优势很小,则自给自足会出现在均衡中。如果两个国家的交易效率稍有改进,并且(或者)比较优势程度稍有提高,则均衡就会转到每个国家生产两种产品的低分工状态。如果一个国家的交易效率进一步改进,并且(或者)比较优势程度进一步提高,则会出现二元结构的均衡,即一个国家完全专业化并得到大部分的贸易好处,另一个国家生产两种产品。随着两个国家的交易效率进一步提高,并且(或者)比较优势程度也得到足够程度提高,则均衡跳到一个高的分工水平,即每个国家只生产一种产品,贸易的好处由两个国家分享[1]。Deardorff(2004)[36]指出,当存在贸易成本(如运输成本或其他成本)时,由于通常对比较优势的衡量仅仅简单比较一国与世界的成本或自给自足价格,所以无法很好地描述贸易模式,他在包含贸易成本的李嘉图模型中提供了比较优势法则的重新表述,认为一个产业的净贸易(无论双边还是全球),同时取决于一国相对于其他国家的生产成本和贸易成本。李景峰、刘英(2004)则[11]认为,“交易成本构成了比较优势的重要部分,而制度又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因此制度对贸易有着重要影响,甚至是决定性作用”;“政府本身或制度本身就是引起贸易的一个原因”,“任何一个政府总是千方百计地降低制度成本,提高制度收益,从而影响相应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达到改变贸易格局的目的。”张纪(2007)[37]试图建立纳入交易成本因素的拓展李嘉图模型,用于分析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动因,并认为“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完整动因应当是以比较优势的差异为基础,以交易成本的降低为条件。”袁志田(2000)[38]通过构建正交易费用条件下的国际贸易模型否定了比较优势理论,建立了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的模型,指出交易费用不仅是市场机制失灵的根本原因,也是国际贸易区域特征的根本原因。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正逐步兴起的新新贸易理论对研究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问题亦有启发。这一理论“有两个分支,一是Melitz为代表的学者提出的异质企业贸易模型,另一个是Antras为代表的学者提出的企业内生边界模型”(樊瑛,2007)[3]。Melitz(2003)[39]建立了异质性企业理论,该理论假设每一个产业内包含若干异质性企业,异质性主要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生产率不同及其导致的组织形式不同。模型分析结论认为,高生产率的企业将出口,低生产率的企业只在国内生产和销售,贸易的开展甚至可能使低生产率企业退出该产业,这种产业内企业的优胜劣汰将提升整个产业的总生产率(相当于降低了该产业产品的平均生产成本――笔者注)。Bernard et al.(2003)[40]认为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更高,其一,出口企业的大量销售降低了平均固定成本(相当于“规模经济效应”――笔者注),其二,通过出口行为获得的海外利润可弥补一些进入成本(可弥补部分交易成本――笔者注)。Antras(2003)[41]则把产权、不完全契约纳入到不完全竞争和产品差异化的标准贸易模型中,认为资本密集型产品倾向于采取一体化模式,进行企业内贸易;劳动密集型产品倾向于采取外包模式,进行企业间贸易。Antras(2005)[42]建立了动态的李嘉图总体均衡模型对南北贸易进行分析,在该模型中,南方国家契约的不完全性以及产品成熟导致的高科技投入下降,随之而出现产品生命周期;开始时产品在契约有效率的北方生产(交易成本低――笔者注),后来低技术的制造环节转移到南方以利用当地的低工资(生产成本低――笔者注),这种转移首先是通过FDI在企业边界内发生,后来外包给南方企业在企业边界外发生。总体均衡模型表明,南方的不完全契约导致北方的均衡工资高于南方。值得指出,新新贸易理论的若干命题也需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当前,在国内外学术界,基于新新贸易理论的经验研究主要围绕“出口企业具有更高的生产率吗”、“企业异质性与国际化方式的选择”、“国际贸易中的网络、中间商与匹配”等主题展开(程大中,2009)[7]。

(二)贸易影响

在经验研究方面,McCallum(1995)[43]运用1988年数据对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加拿大境内的省际贸易是美国各州与加拿大各省之间的国际贸易的22倍,这引发了大量对“国界影响”的研究。Baier 和Bergstrand(2001)[44]用关税和运输成本两个变量来表示交易成本,他们运用16个OECD国家1958年~1960年和1986年~1988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大约30年间16个OECD国家之间的双边贸易增长了150%,其中关税下降可解释38%的贸易增长,运输成本下降可解释12%的贸易增长。Kneller, Pisu和Yu(2008)[45]的研究表明,对英国制造厂商而言,在其他国家经商成本的下降将导致:一方面,以前不出口的厂商的开始进入到国外市场;另一方面,增加了出口厂商的全球参与程度,这些出口厂商将其产出的更大份额销售到国外。

考虑到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影响较大,而对建立在新古典理论基础上的主流贸易理论影响甚微,国内大多数文献集中于讨论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及其对贸易可能带来的影响。熊贤良(1993)[10]认为,交易成本对国际贸易存在四方面直接影响,即:第一,削减贸易量;第二,产品的国内外价格差的存在妨碍了要素价格均等化、使国内价格向国际价格的移动减少,缩小来自贸易的利益,增加了一国比较劣势产业转化成比较优势产业的困难和时间;第三,对国际贸易交易方式产生影响,促使国际贸易采取批发交易的形式,而一些原始的交易方式(如易货贸易)如能节约交易成本,仍有生命力;第四,交易成本还迫使贸易双方在贸易过程中形成自我约束和自我控制的机制。熊贤良(1993)[10]认为,交易成本对国际贸易的间接影响则体现在:第一,带动了许多与贸易相关的服务产业的发展,通过专业化的社会分工进一步节约交易成本;第二,促进贸易主体即企业对自身的组织形式和规模的调整,以适应存在交易成本的现实。朱刚体(1997)[5]将国际贸易大致分为三类: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与公司内贸易。其中,公司内贸易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避免外部市场的不确定性而产生的,“在外部市场存在代价的情况下,公司不仅会追求生产过程的成本极小和利润极大,而且会选择对公司来说最合适的交易媒介”。袁志田(2000)[38]假定现实的市场交易中存在交易费用,其中包括各种竞争障碍,而将国内交易费用内化为生产成本,通过将交易费用引入国际贸易分析,表明交易费用是使厂商之间的生产竞争表现为国际间的国家竞争,使国际贸易区别于国内贸易的根本原因,国际贸易是交易费用存在的特征现象。而西方文献则更多地在“贸易成本”的语境下讨论其给贸易带来的影响。如Demidova(2008)[46]注意到全球化的两个特征,即生产率提升和贸易成本下降,并且在异质性企业和技术不对称假设下的垄断竞争模型中分析了它们的福利效果,研究表明贸易伙伴的生产率提升必将损害本国,并且如果技术不对称足够大的话,下降的贸易成本可以增加技术先进国家的福利而降低落后国家的福利。

五、文献评述

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对贸易理论和现实的影响不容忽视,这一主题的相关研究已达到一定深度。应该说,以上文献可为从事国际贸易的交易成本研究提供多侧面多角度的启发。文献回顾表明,不少学者已经意识到建立在“零交易成本”前提下的比较优势理论存在重大缺陷。在现实的贸易活动中,即便一国存在生产成本上的比较优势,但如果交易成本大、交易障碍多,国际贸易仍然无法正常进行。本文进而认为,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共同构成了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的基础②。

但是,已有文献仍存在如下不足,从而可为今后的相关研究提供方向。首先,从定性角度看,现有文献未严格区分“贸易成本”(trade costs)和“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严格地说,贸易成本系对应于制造成本而言,交易成本系对应于生产成本而言,于是贸易成本和交易成本存在一定的交叉重叠但不完全等同,二者之间的联系、区别尚需进一步厘清。其次,从定量角度看,迄今为止新制度经济学中对交易成本的测度与贸易理论中基于引力模型的贸易成本测度还缺乏必要的沟通和融合。从某种意义上说,上述两条路线还处于一定程度的相互隔绝状态,挖掘两条路线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在进行交易成本或贸易成本测度时相互借鉴,可能是一个富有意义的学术任务。

[注 释]

①茹玉骢、金祥荣(2008)[25]还指出,“非正式和正式合约实施制度

的主要功能是克服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降低市场交易费用,从

而保证国际贸易的顺利开展。”

②对于这一命题,笔者将另外撰文进行详细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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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成本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 交易费用 企业理论 产权理论 制度变迁理论

一、新制度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

新制度经济学发源于罗纳德・科斯（Ronald・Cosas）的两篇巨著，1937年的《企业的性质》和1960年的《社会成本问题》，之后在哈耶克、布坎南、斯蒂格利茨等人的努力下发扬光大，逐步形成了包括交易费用理论、企业理论、产权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的完整理论体系。

二、新制度经济学基本理论

（一）交易费用理论

交易费用的定义是什么？新制度经济学家们对此并无统一的说法。科斯认为交易费用是“使用市场价格机制的成本”。德姆塞斯把交易费用定义为“交换所有权的成本”。阿罗则把交易费用说成是“经济制度的运行费用”。威廉姆斯把交易费用分为事前的交易费用和事后的交易费用。诺斯将交易费用定义为“规定和实施构成交易基础的契约的成本因而包含了那些经济从贸易中获取的政治和经济组织的所有成本。”而张五常认为交易成本包括一切不直接发生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成本，是在“鲁滨逊”经济中不存在的所有成本。

深入分析交易费用的产生原因和决定因素是交易费用理论的核心问题，对此，新制度经济学家威廉姆斯和诺斯都做过分析。

威廉姆斯认为发生在市场间和企业内的资源转移意义上的交易费用主要包括两种，即合约签订之前的“事前”交易费用和签订合同的之后的“事后”交易费用。关于交易费用的决定因素，威廉姆斯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即是人的因素、与特定交易有关的因素以及交易的市场环境因素。

诺斯是从广义上理解交易费用的。即是说，在他看来，交易费用主要由市场型交易费用、管理型交易费用以及政治型交易费用。而针对市场型的交易费用的影响因素，诺斯是从商品的多维属性和特征、信息不对称与人的机会主义动机、交易的人格化特征等来方面进行分析。

可以看出两位学者对交易费用的决定因素认识不尽相同，可以说，这里并没有什么根本上的不一致，他们的分析实际上具有一定的互补性，有助于人们从多方面，多角度了解交易费用产生的原因和决定因素。

（二）企业理论

一科斯在1937年发表的论文《企业的性质》通常被认为是现代企业理论基石，主要是这篇论文解释了关于企业的起源以及最终决定企业规模的主要影响因素。他的企业理论着重点是把企业当做是一种资源配置。对于企业组织出现和存在的原因是什么？科斯给出的解释是：“建立企业有利可图的主要原因似乎是，利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通过价格机制生产的最明显的的成本就是所有发现相对价格的工作・・・・・・・市场上发生的每一笔交易的谈判和签约的费用也必须考虑在内・・・・・・。”科斯在此所说的“价格机制的成本”实际上是一种交易费用。科斯认为，企业为什么会出现，其原因是由于企业在协调生产时所花费的成本相比之下，比通过市场交易所花费的成本低。他认为企业的替代市场机制，主要是因为有市场交易的成本的存在，同样因为企业组织交易也是有成本导致企业也不能无限扩大为一个大企业所以，根据经济学的边际原理，企业规模是有边界的。

威廉姆斯的企业理论是对科斯企业理论的细化和发展，使后者具有可操作性。威廉姆斯的企业理论是一交易费用为基础的，在威廉姆斯理论中，交易是通过某种明确或不明确的合约进行的，经济组织问题就是一个合约问题企业为什么会产生就是交易者为什么要定立合约的问题。威廉姆斯常常将交易费用比喻为经济世界的摩擦力。

张五常的企业理论是对科斯企业理论的重新解释和发挥。张五常对于企业理论的一个主要观点是：“企业”只是简述在不同于普通产品市场，其所提供的合约安排下这样的组织活动的一种行为。张五常关于企业理论的另一个主要思想，是他认为企业与社会的边界是很难确定的，这是由于企业规模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张五常认为，由于企业从其本质来看，也是一种合约，因此，企业的内部交易与市场交易之间的区别也就没有那么明确的界定了。

（三）产权理论

科斯是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的创始人，在科斯看来，产权是资产所有者行使一定的权利，而对于这种权利，科斯认为是一定的而不是无限的；而且，产权的使用不仅，使用者不仅可以获得收益可，而且也会面临使用过程中痴线的成本和损失。阿尔奇安认为；产权是一个社会所强制实施的选择一种经济物品的使用的权利。德姆塞斯给产权下的定义：“产权包括一个人或者其他人受益或受损的权利”。

科斯是通过他的两篇论文阐述产权理论的。即《联邦通讯委员会》、《社会成本问题》。以“交易费用为零”作为假设前提的。由交易费用为零得出的解决外部性问题的思路被称为“科斯第一定理”。而现实世界交易过程总是有摩擦的有障碍的。于是，由交易费用大于零又得出“科斯第二定理”。其内容是：“一旦考虑到进行市场交易的成本・・・・・・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对经济制度运行的效率产生影响。”

阿尔钦和德姆塞茨1972年发表的《生产信息费用与经济组织》。该文分析了古典业主制企业剩余索取权，监督权和经营决策权安排给企业主，为什么是最优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较好地解决企业内部的监督者激励问题，提高企业绩效。所谓的合伙制企业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共同投资并分享剩余收入共同监督和管理的企业。

张五常对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贡献是他的《佃农理论》以及与该理论相关联的合约理论。张五常认为：“不管是什么合约安排・・・・・・只要产权是排他的和可以转让的，这些安排就不存在不同的资源配置效率。”私有产权制度“是按照生产资源本身的某些特点来规定权利的”，因而交易费用最低，配置效率最高。张五常认为，就私有财产来说，其使用权是根据财产本身固有的特性或者特征来划定的。张五常进一步认为：私有产权制度与共产主义国家的共有财产制度的主要区别是：前者是按照生产资源的某些特点来规定权利的。后者是按照被剥夺了生产性人力资本的人们的一个特征（即地位）来规定权利的。

（四）制度变迁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是要说明制度变迁的原因、机制和过程。这里所说的“制度变迁”指的是一段时间内制度的建立、变革或者破坏，制度选择和制度创新。

舒尔茨分析制度变迁的切入点是农业中的制度变迁。他对制度变迁的分析所使用的方法是供求均衡分析法。这种分析方法建立在两个关键概念的基础上面：一个是制度功能的经济价值，另一个是经济均衡或者制度均衡。舒尔茨认为，导致制度由供求均衡走向非均衡主要是一些改变了对制度服务的需求因素。

1971年，戴维斯和诺斯合著的《制度变迁与美国的经济增长》书中通过对美国经济史的研究，为制度的产生、成长、成熟和衰亡提供了一个粗略的理论框架，为制度变迁提供理论上的解释。戴维斯和诺斯主要分析了促成利润增加从而诱致制度创新的四种因素：①规模经济；②外在性；③风险；④交易费用。戴维斯和诺斯说：“当在现有的制度结构下，由外在性、规模经济、风险、和交易费用所引起的收入的潜在增加不能内在化时，一种新制度的创新可能会允许获取这些潜在收入的增加。”

拉坦认为制度变迁是由一系列因素诱导出来的，对制度变迁需求的诱因又不同于对制度变迁供给的诱导因素。在制度变迁的需求理论方面，拉坦主要继承和肯定了诺斯和托马斯、舒尔茨等人的研究成果。拉坦在制度变迁理论上的主要成果是提出制度变迁的供给理论。拉坦认为制度变迁的供给与技术变迁的供给有类似之处。但是，拉坦强调，制度变迁的供给是由社会科学和有相关专业知识进步诱致的，并不表明制度变迁完全依赖于社会科学和相关专业的新知识的研究成果。

三、结语

新制度经济学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本文所述的范围非常有限，所参考的文献也很有限。该论文仅仅就所阅读很参考过的论文进行分析和归纳。

新制度经济学以交易费用为核心，当交易费用大于零的时候，权利的界定是重要的，制度对资源配置会产生很大影响。科斯理论的另一个重要逻辑是，当交易费用大于零时，一般情况下两种不同的制度安排的资源配置效率是不同的，所以关于制度的合适选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范围不管是对于单个合同制度，还是对于制度，以及企业和市场的制度，另外，还有制度变迁的过程。

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更接近现实更符合现实的经济发展状况，它从批判新古典理论过于抽象的理论入手，加入一些不确定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应用于企业中形成的理论对企业改革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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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成本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物流方式 物流转换成本 交易成本 企业边界 逆向性

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阶段，物流活动越来越凸现出来，目前已形成三种物流方式：自营物流、物流协作和物流外包；物流在成为企业的竞争优势点和新的增长点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现有的理论提出了挑战。在此背景下，以科斯为代表的交易成本学派构建的企业边界理论框架受到了质疑。集中体现在：物流外包能使企业集中现有资源用于企业核心竞争力方面的同时，基于交易成本呈下降趋势的物流方式选择下，并没有出现理论逻辑上的企业对市场功能的进一步替代，企业外部性问题内部化特征，相反的是企业规模和边界变化的多层次性和逆向性，企业规模单纯的向“微型化”发展；企业形态上既有基于物流自营的企业边界不变的混合业务形态，也有物流协作的物流联盟混合业务形态，直至物流完全外包的单纯业务形态。为此企业边界理论陷入某种“失灵”。本文在梳理交易成本边界理论体系的基础上，提出 “双重交易成本制约下的企业双重边界”假说，作为对物流方式选择下企业边界的一个交易成本理论诠释。

企业边界的理论研究

把企业边界问题最终内生化的研究始于科斯（Coase），他于1937年发表的经典论文《企业的性质》，首次提出了“交易费用”的概念，认为企业与市场是一种对等的、可相互替代的资源配置方式，市场的扩大将受制于交易费用的增加，而企业的扩张同样也会带来自身组织成本的增加。因此，企业与市场的边界实际是由企业内部的组织成本和外部市场交易成本的比较决定的，企业的最优边界定位在边际组织成本等于边际交易成本的均衡点上。科斯的理论在当时无疑是具有启发意义的，他揭开了企业的“黑箱”。

科斯的继任者威廉姆森(Williamson)进一步把交易费用的类型划分为有形外生交易费用和无形内生交易费用两类。其中，外生交易费用是指在交易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发生的一些费用，比如收集信息费用、交易技术费用和签约谈判费用等，属于有形的和客观的费用；而内生交易费用是指由于交易主体的自利决策而产生的一种“人为”消耗，其属于主观范畴。威廉姆森分析了内生交易费用存在的三个假设条件：决策主体的有限理性，机会主义倾向和敲竹杠危险，资产专用性和套牢风险。他认为由于存在市场无法控制的对策行为，存在“市场失灵”，只有通过适当的制度和合约安排才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内生性交易费用，因此组织的存在是必要的，基于此，威廉姆森对科斯“市场与企业是完全充分替代”的观点作出了修正，提出市场与企业一定程度上存在替代关系，但由于各自存在一些“独特功能”，所以这种替代是有“弹性的”，因此企业与市场最终会存在一种界限。

综观交易成本学派所构建起来的企业边界理论框架，不难看出他们都把“企业组织作为一种降低市场交易费用的替代性制度/合约安排”作为理论核心和假设前提，只是对交易费用的研究角度不同而已。本文在此逻辑基础上，考察物流活动下企业、市场结构与交易费用的特征。

物流方式选择下的企业边界演化

（一） 物流转换成本

在Coase 的基础上， Williamson 指出， 企业组织除了层级结构、市场交易外，在介于市场和层级之间还存在多种中间形式， 被称为混合治理结构。企业组织的边界不仅受到市场交易费用的制约和影响，而且组织自身的内部结构和组织能力也将影响其组织的规模。根据Williamson的观点， 企业的物流运作， 除了可以来自于企业内部自营(纵向一体化) 外， 还可以选择物流协作和物流外包的方式。

企业在物流运作中， 从成本的角度而言， 自然是选择总物流运作成本最低的形式，所谓总的物流运作成本是指运作物流中所发生的全部成本和费用， 由生产成本以及交易费用(企业在安排管理和监控交易的过程中发生的费用) 所构成。也就是Williamson的有形外生交易费用和无形内生交易费用。

企业物流方式的决策并没有惟一的决策标准。根据Coase 的观点， 市场和企业是资源配置的两种可相互替代的手段，基于上述因素对物流成本的影响，是否替代就要寻找市场与企业交易的成本均衡点，这个均衡点在这里我们引进一个概念：物流转换成本。所谓转换成本就是指拥有部分物流能力的企业由自营转向物流外包或物流协作时将会发生的成本。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监察成本。监督外包物流的客户服务水平， 衡量客户满意度等而发生的成本。

协调成本。如安排和协调运送；处理未料到的客户需求； 更新预测到的需求并与第三方联系要求服务等成本。

失控与泄密成本。企业将物流服务外包给第三方， 有可能会对关键的物流活动失去控制，或者是泄露企业的商业机密， 从而给企业造成巨大损失。

集成成本。厂商和第三方之间的信息系统集成是物流外包中的重大障碍。如果在厂商和第三方物流企业之间没有良好的信息集成， 是不可能达到理想的物流服务水平的， 而这种集成有时需要付出高额的代价。

客户文化障碍成本。这是指企业与客户、协作方、第三方之间的价值文化关系。

设施成本和人员成本。这是物流必备的功能成本。

（二）不同物流方式对交易成本的影响

对于企业来说选择不同的物流方式其转换成本是不同的。自营物流在降低企业外生性交易成本的同时，也增加了其内生性交易成本。自营物流不可避免地将面临风险：一是投资、成本风险和企业物流专业管理能力的薄弱可能会造成物流资源的闲置浪费；二是存货风险，企业由于专业配送能力有限，为了防止缺货，多采取保证充足库存的方式，而库存随着时间推移，变现能力减弱，将会造成资金风险；同时企业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主业的发展相对就要受到一定的影响；而且，单个企业建立的物流系统很难达到一定的规模，而取得规模效益，正是第三方物流的优势所在。这些都会构成企业的内生性成本，相比之下，物流协作、物流外包就会避免这些成本。

由于物流服务的复杂性、服务市场的竞争性和物流交易量的增加以及专业物流企业资产的专用性，企业也会转而选择物流协作和物流外报方式。而物流外包，在降低企业内生性成本的同时也增加了企业的外生性成本。由于物流业务外包，企业就失去了获取物流信息的主动权，对物流企业产生了很强的依赖性，如物流的及时性、物流质量、物流的完整性等等，这些风险主要表现在外包方对信息获取的有限理性，物流方的机会主义，即物流环境（物流市场的竞争性）和经营环境（需求市场的的多样性和多变性）的不确定性。

（三）物流方式选择下的企业边界

物流转换成本的不同，促使物流方式选择的不同，进而导致企业与市场边界发生移动演化。笔者作如下推论：在传统的生产经营活动中，企业与市场之间的边界在交易过程中因交易成本的不同发生移动，但二者界限始终存在，可用图1表示。

在这个过程中，物流作为一种业务，仍然包含在企业的流通活动中，目前称之为自营物流。随着竞争的日趋激烈，企业与市场竞争的利润空间日渐减少，实践证明占据利润空间的是流通中的费用，因此物流作为第三利润源成为企业与市场交易争夺的焦点，也就是说企业经营成本会从物流的角度考虑其成本大小。如果自营物流的成本大于由专门从事运输、包装、仓储等部门运作的成本，即外购物流成本与交易成本的和，企业就会将物流业务交由专业物流部门去做，时下称作物流外包，外包物流的部门就形成第三方物流。据此就其业务范围来讲是缩小了，即其虚拟实体缩小，它与市场的边界发生了内移的变化，如图2所表示。

之所以会发生内移，是因为企业原来可自营的物流业务，随着业务的多样化、时效性、多边性等因素导致原物流功能已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否则不但要增加设施成本和人员成本，还可能使核心业务企业因推出物流业务而产生的退出成本，此时将选择物流外包。在进行成本大小比较之后，也可能将自身无法实现的物流活动（或某个环节）进行外包，或与其他企业共享物流外包服务，或者与其它具有非物流核心业务企业协作，共同完成双方物流活动，即物流协作，构成了协作式的企业战略联盟或“虚拟企业”。此时企业与市场之间就产生了模糊边界，用图3表示。

从图3可看到，企业产生了双重边界，即EE1和FF1，使原先的企业裂变为企业内部非物流协作组织、物流协作组织(A、B 空间) ，而企业外部市场同样裂变为物流协作市场和非物流协作市场(C、D空间) ，游离于企业与市场之间的中间协作形态(EF、E1F1) ， 无法脱离其母体——原有的企业与市场实体而独立存在，构成了物流的虚拟实体。至此可知，企业与市场相互替代、企业边界演化的轨迹：如自营物流成本大于市场交易成本，为了减少成本就会采取物流外包或物流协作，产生了内部性外部化倾向，这样企业的边界就会缩小，而非外部性内部化、企业边界扩大，这与交易成本理论正好相反。

由此本文可尝试回答文初的质疑：由于企业在物流市场中的竞争地位不同，自身要素禀赋不同以及企业运行效率的差异，导致企业在物流方式的不同选择下，面临不同的交易成本和管理成本的差异，进而在企业边界上选择不同的地位，反映为企业在物流方式的不同选择下企业形态的差异。

本文的研究结论可归结于四点：本文认为，物流行业的发展并没有改变企业与市场交易的二分结构的实质，但物流方式的不同选择却在一定程度上细分了原有结构，使企业市场交易更为复杂，进而带来企业边界的分化；物流方式的不同选择在降低了一部分交易成本的同时，却又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另一部分交易成本；在物流方式的不同选择下，企业边界分裂为组织边界和市场边界双重形式，其在企业物流成本和企业形态变化的作用下发生了逆向移动；企业组织边界和市场边界的最终确定，取决于各自面临的交易成本大小的比较，这也是在物流方式的不同选择下不同企业形态产生的内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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