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动中国人物评选范文第1篇

“感动中国”节目的缘起

每年年终，全世界大大小小的传媒都要来一个年终总结，而年度人物的评选可谓是其中最为闪耀的亮点。2002年末当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的传媒人看到美国《时代周刊》、《新闻周刊》、CNN、美国在线等可以无所顾忌地按照自己的新闻价值观念评选出年度新闻人物的时候，他们常常反思，什么时候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新闻理念和新闻价值评选出自己心中的年度新闻人物？然而，毕竟从改革开放一直到2003年，中国新闻界尤其是有影响力的中央级媒体比如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都无此先例。这毫无疑问是体制与意识形态的限制，因为美国《时代周刊》可以把萨达姆选为年度人物，但是中国媒体却不能。当时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聚集着中国传媒界的一批精英，其中包括新近故去的新闻评论部副主任陈虻先生，他们一直渴望以自己独特的视角、职业新闻人的敏感以及符合国家新闻规范的价值理念评选出自己心中的年度新闻人物，尤其是在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和体育频道推出“年度经济人物”和“年度体育人物”之后，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以及新闻评论部推出“年度新闻人物”就更显得迫切了。从什么角度进行评选？如何评选？《感动中国》总制片人梁建增这样回忆，当时新闻评论部想搞一个年度人物评选，但它是个什么样的人物评选呢，大家心里的确没底，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我们大家对此有一个共识：“梳理过去一年所发生的事，发掘新闻事件中的主角，感性地刻画历史瞬间，放大历史细节”，这应该是当初创办“感动中国”的一个基本理念。于是“感动中国”年度新闻人物评选在集体思想智慧的碰撞中诞生了，后来“‘感动中国’年度新闻人物”又改为“‘感动中国’年度人物”，“感动中国”四个字的片头也请了启功老先生来题写。

应该讲，当时从感动的角度切入，提出“感动中国”这个概念进行年度人物的评选是颇具创意的。首先它符合“以德治国”的大政方针和宣传口径，其次又弘扬了中华民族传统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体现了当代中国人高尚的情操和精神风貌，以至于后来有人总结感动中国年度人物是“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史诗”，取得了极高的收视率。再次又体现并部分实现了当时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一些传媒精英的新闻理想。最可贵的是由于此节目社会影响力大，单位时间内收视率高，后来受到了广告商的青睐，虽然第一届没有冠名，但从第二届开始，中国移动、中华轿车、工商银行等著名品牌开始冠名。“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评选约两个小时的节目，今年的冠名已近1500万元，单位节目广告含金量仅次于央视的春节晚会。这个评选可谓多方叫好，社会效益好，宣传主管部门满意；节目感人至深，电视观众满意；节目收视率高，广告商也满意。在“三满意”的同时，央视新闻评论部也为自己的节目而自豪。

“感动中国”节目传播的社会价值

七年来，《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评选，以其内涵丰富的“感动”为标准，巧妙地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和特色，这一点尤其引起观众的高度评价。在当选的人物中，既有普普通通的中国公民，也有作出突出贡献的杰出人物，但是无论他们的身份、背景、经历有多么的不同，他们的行为和事迹却都感动了观众。整个节目以当选者的人格精神为展示的重点，通过一个又一个真实而鲜活的事例，诠释着一个人对国家、对社会应该担当的责任，解读着人与人之间应该具有的朴素情感，从而带给了人们感人至深的心灵冲击，让人看后感慨不已。有观众评价道：“‘感动中国’的确令人感动不已。其中的人物正气、英气、才气、壮气、豪气，气气冲天；其中的情感亲情、友情、国情、民情、师情，情情动人。”

《感动中国》节目组在长达七届的评选活动中，并没有固步自封，独家运作，而是大胆改革，锐意创新，采取了“央视主办、媒体联动、群众参与”的运作模式，主动与全国各地、各媒体合作，成立“全国感动联盟”，充分利用各种网络、报纸等媒体的优势，广泛发动群众参与，加强评选的权威性和广泛性，扩大了社会影响力。据统计，历届中国电视台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评选都与全国80多家媒体进行联动，在“感动中国”的影响下全国有近二十个省市先行开展了“感动福建”、“感动中原”、“感动重庆”、“感动甘肃”“感动营口”等评选活动，其中“感动福建”已经进行了五届，“感动中原”也进行了四届，“感动重庆”已经进行了三届。这些活动的开展不仅使《感动中国》的评选活动最大程度地深入到了群众之中，增强了活动的广泛性和权威性，而且在全国掀起了一场以“感动”为主题的弘扬民族精神的教育热潮，扩大了活动的社会影响力。

不仅如此，随着“感动中国”影响力的日益加大，网络媒体的兴起和手机移动媒体的发达，网络上也出现了“感动中国十大小人物评选”、“感动中国十大人物评选”等等。而许多著名企业、学校为了繁荣企业文化和校园文化甚至组织了诸如“‘感动惠普’年度人物评选”、“‘感动天狮’年度人物评选”、“‘感动重（庆）大（学）’年度人物”，而从“感动中国”起，类似于“平安中国”、“责任中国”、“影响中国”、“媒体中国”等等的评选更是在各类媒体上风起云涌。甚至“感动中国”也已经被抢注为商标，更有市场意识的团体今年甚至借势搞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全国范围内的“感动中国”品牌价值评选。

“感动中国”节目的商业价值

诚如上文所述，在市场经济为主导的商业社会中，“感动中国”因为中央电视台强大的媒体传播力和品牌影响力，其节目本身的商业价值也日益凸现出来。七年来“感动中国”总共15个小时的播出时间为中央电视台创造了近一个亿的广告额。

除了冠名收入之外这档节目还有综合媒体开发收入，包括“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评选的出版物收入、音像制品收入、手机投票收入、网络媒体投票广告收入、其他推广活动冠名收入等。但时至今日这个评选的商业广告开发模式还只是央视一家单独操作的单一模式，其商业开发毕竟存在着单一媒体的弊端。

“感动中国”节目的人文价值

“感动中国”是一场选秀节目，但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选秀节目，它是一场全民族精神的秀，一场崇高的道德的秀，是一场发自人的心灵深处和灵魂深处的精神所指，人们所有的投票和参与都发自心灵。所以感动中国的评选浸透着深厚的精神文化价值。中国在经历了现代化的高速发展后，中国社会也出现了价值观缺失、拜金主义盛行等问题，传统意义上的主流价值，如真善美、诚信、孝道等，也受到商业主义侵蚀。因此，在构建中国主流价值观的过程中，人们还会面临社会认同这一必要过程。那些被公众认可、接受、感动的社会价值，最终才是今日中国真正需要的情感。而感动中国正是把这种情感发掘出来并用大众传播的手段传递给大家。

当我们以前宣传中所树立的高大形象使各色各样的“大人物”充斥我们视野的时候，小人物乃至草根人物往往更能打动人的心灵。这表明，今日主流价值观的构建，更应该从草根开始，从普普通通的人开始。看上去，这些“小人物”感动人们的故事并不伟大，但从亿万电视观众到网民的追捧恰恰可以看出，主流价值观在生活细节中多么缺乏。感动正是因为缺少，从这个意义上说，小人物再“小”也是一个“人物”，他们是主流价值观构建中的关键角色。正如一些评论人士所言，“小人物”之所以受到尊重，让人感动，并不意味着他们作出了多大的贡献，而是因为他们比社会精英更缺少唤起社会注意的资源。

所以有学者提议，应向在社会价值构建中被忽视的群体表达敬意。现代化在造就富裕的同时，有时也造成了人们对少数人的期待，而忽略了身边那些可亲可敬的邻居、朋友、同事甚至陌生人，也忽略了自己在主流价值观中的作为。

“感动中国”操作给媒体运营带来的启示

应该讲，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评选所产生的社会价值、商业价值、人文价值带给人的启示是多方面的，但单从媒体运营操作意义上讲，媒体资源的整合传播则是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评选带给传媒专业人士的重要启示。我们说传媒的资源整合有四个层次的意义：一、单种媒体采与编的整合；二、多种媒体资源采与编的共同整合；三、单种媒体采编与经营的整合（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整合）；四、多种媒体之间采编与经营的整合（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全面整合）。

中央电视台首届“2002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评选”还是单一电视媒体采和编的整合，或者叫做同一节目组即当时的“东方时空”栏目中的“东方之子”节目组和“大型节目策划节目组”之间采访和编缉的整合。“东方之子”节目组主要负责采访，“大型策划节目组”主要负责编辑和整体节目策划；后来从第二届即“2003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评选”开始，受到“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与羊城晚报要闻部新闻联动”的影响，采取了诸如“央视主办、媒体联动、群众参与”的运作模式，就变成了中央电视台与其他省市电视台，以及其他地方报纸之间的多种媒体间的采编资源整合，省市报纸和电视台先在本省制作诸如感动本省市的年度人物评选，然后将评选的结果选送给中央电视台，由中央电视台再在这些人物中进行遴选，一来增加了感动中国年度人物的候选范围，二来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评选的品牌影响力也逐渐扩大了，由此中央媒体与地方媒体之间，电视媒体与报纸媒体之间大规模的采编资源整合也逐步展开。

感动中国人物评选范文第2篇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感动中国》；精神文化；效果研究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31-0053-02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大国，然而国人的某些精神领域却开始塌陷，各种价值观开始泛滥，人们对原来的一些基本价值观和道德准则的认知开始模糊。在这种背景下，《感动中国》节目的出现，带给我们的不仅是感动，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上的鼓舞和鞭策，被媒体誉为“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由此看来，从《感动中国》中宣扬的道德准则进行剖析，探究节目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是十分有必要的，对于后续研究和实际工作开展有着较高的参考价值。

一、《感动中国》发展历程概述

近些年，新闻媒体每到岁末都要把当年具有社会影响的人物和事件进行梳理和回顾。在新闻界年末评选活动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人物评选活动，中央电视台一系列的年度体育人物评选、年度经济人物评选等活动的蓬勃开展，为后来《感动中国》的成功奠定了基础。2003年，《感动中国》在万众期待中将评选的标准定格在感性方面，宣扬人性光辉上来[1]，节目人物的选择深入到人民生活中去，从细微小事入手，从人物内心世界出发，通过寻找真正震撼心灵，能够带给人震撼和教育意义的故事，引起情感的共鸣感。

节目是中央电视台精神品牌类节目的代表，主要是回顾当年发生在人民生活中的感动故事，不考虑工作种类、家庭背景、经济收入、受教育程度，考虑的只是人性光辉的发光点。从整体角度来看，《感动中国》的定位较好，在当前我国人民群众缺少精神信仰的年代，将人性的感动作为评判标准，更能起到教育作用，为人们在繁忙的生活中带来一丝温暖。《感动中国》非常契合当前我国的政治思想，同国情保持一致，能够有效起到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良好导向作用，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节目一经播出，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取得了强烈的反响，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许多中国人的思想，造就了典型的精神品牌节目，这从节目的受欢迎度不难看出[2]。

《感动中国》节目自2003年2月在央视新闻频道第一次开播，截至今日，已经成功地举办了八届，每一届的人物评选都带给人们心灵上的感动。节目第一届开播，主要是以宣扬中国公民的精神态度和道德力量，随后2004年的《感动中国》十大人物评选，在继承了节目原有初衷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了“感动”的内涵，将评选范围扩大到了社会各个阶层，不论出身背景、社会经验还是受教育程度存在多大的差异，都能够成为感动中国的人物代表。节目选取的人物和团队不仅感动了部分个体，也感动了全体国人的灵魂，对于我国社会道德体系的建立以及社会进步有着较为深远的影响。这群人物和团队的感人故事，充分地诠释了作为一个公民所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人与人之间的亲密联系，这样的情感更能够引起观众情感共鸣，真正起到思想政治教育作用[3]。

二、《感动中国》的群体分析

（一）《感动中国》的人物分类

节目评选中，不仅有年度体育人物、经济人物，还包括其他阶层的典型代表。这八届年度感动中国人物，包括了商人、官员、军人、学生、老人、农民工以及普通青年等八十多位杰出代表，评选的职业范围较广。就当前已知《感动中国》节目评选年龄最高的是季羡林老人，当时已达95岁高龄，而年龄最小的是黄舸，获奖时年龄仅为19岁。从中不难看出，节目评选出来的人物标准多样化[4]。

（二）《感动中国》群体分类

从评选人物群体分类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群体：一是官方群体，有钱学森、孔祥瑞以及袁隆平等人；二是平民群体，这个群体中涵盖了社会各个阶层的人民群众，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陈建芬、李丽、李桂林等。这两个群体的划分主要是依据获奖人自身所处的阶层，尽管社会阶层不同，但是感人的精神是相同的，并不存在任何差异，都是一群令人敬重、佩服的感动人物。相较于其他节目评选人物群体都是获奖人所处行业的精英代表而言，这个节目推举出来的人物不仅仅是精英代表，而是网罗各个阶层的感动人物。据相关权威数据调查显示，节目截至目前，有超过30.77%的是平民阶层，属于平常百姓人家，这个数据更能够突显出《感动中国》人物评选是真正的包含任何群体的节目。通过这样一个大舞台，将那些容易被人忽略的小事放大，剖析其中感人的故事，起到教育意义，这是其他人物评选活动无法比拟的[5]。

三、《感动中国》中思想政治教育效果分析

（一）教育内容创新

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目的在于强化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意识，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而高校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时却过于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思想道德等方面，学生理解起来较为抽象，效果偏低。伴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高校所采用的这种教育方法存在的弊端越来越明显，已经很难满足实际思想政治教育的需要。《感动中国》的成功举办，为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指出了一个崭新的方向。结合实际情况，与时俱进，通过社会热点问题来剖析其中隐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以此来提升思想水平，潜移默化中养成良好的明辨是非能力[6]。

思想政治教育是在人的精神层面培养，单纯的大道理灌输很难起到有效作用，反而会令人心生厌倦之感，所以需要将思想政治教育培养转移到理想诉求方面。《感动中国》节目成功播出的经验告诉我们，空口白话每个人都能讲出来，但是实际做起来却是很难的，通过一些具体案例深入剖析潜在的教育意义，才能突显精神层面的光辉。

（二）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人文情怀

近些年，社会上反面的教育案例层出不求，原本是热心的举动反而会造成自身利益的损失，这种现象的出现，在原本就缺少精神信仰的中国，犹如一记棒槌，给予了重重一击，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社会道德体系的建立，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开始变得冷漠，并逐渐演变成想要做好事却变得不敢做好事，人文情怀严重缺失。而《感动中国》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就是在于人文情怀的运用方面。在评选的十大人物中，处处可见人文情怀，不仅能够让获奖者感受到社会对这种行为的肯定，还能够让公众从故事中感受到人文情怀，震撼心灵，引起情感共鸣[7]。人文情怀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构建和谐的社会环境过程中，人文情怀能够起到教育的作用，同时也是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展的核心内容。

节目中提倡的人文情怀，更加注重从平民中寻找英雄，除了成龙、濮存昕以及钱学森等名人外，还包括更多的平民群众，主要体现在见义勇为、勇于奉献等方面，是对道德的崇高敬意。从人民群众中挑选出来的英雄，尽管不像是明星或者专家学者顶着光环，但是其感人之处在于自身品行的崇高，能够恪守本心，敢于牺牲和奉献，诸如张前东的无谓和果敢精神，陈建芬为贫困山区儿童的教育事业敢于牺牲和奉献的精神，这种高尚的品格不惊世骇俗，而是从生活点滴中积累，将感人事迹更加贴民[8]。

（三）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感恩教育

从节目收看后的实际效果看，节目的定位和宗旨不仅是要让公众感动，还要公众在感动的同时学会感恩，在受到别人的帮助后，应该反哺社会，学会感恩和回报。可以说《感动中国》为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突出强调令人“感动”的情操、品行和敢于奉献的精神，老百姓的故事都令人感动，令中国感动，为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展指明了新的前进方向。

综上所述，我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应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力度，尤其是在当前我国精神信仰缺失的时代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成效好坏，直接影响我国社会和谐、稳定发展。从《感动中国》节目成功经验来看，感人不分阶层，平民中同样存在感人的故事，它为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重新拾起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信心，能够在点滴小事中发现人性光辉，树立正确价值观念，在接受社会的馈赠同时，反哺社会。

参考文献：

[1]王欣，王桂菊.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新解[J].求实，2014，（8）：74-77.

[2]任小艳.简论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论的回归――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知识论倾向的反思[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2）：22-26.

[3]卢黎歌.探索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前沿问题的力作――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前沿问题研究》[J].思想教育研究，2012，（7）：94.

[4]王智慧.人的存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出发点[J].江汉论坛，2013，（10）：112-116.

[5]袁.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价值及其实现路径[J].求实，2012，（6）：73-76.

[6]张艳新，程爱华.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及其启示[J].教育探索，2014，（2）：69-71.

感动中国人物评选范文第3篇

关键词：典型人物报道；感动中国；平民化；策略

中图分类号：G2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26-0258-02

典型报道是对一定时期内产生的同类事物中最突出或最具有代表性的事物进行重点报道，是我国报刊常用的报道形式。其目的是通过对具有典型意义的人或事的剖析，引出普遍性的经验或教训，用以指导工作，教育读者。①其中典型人物报道是最显著、最常见的形式。

典型人物报道兴起于20世纪40年代，是我国新闻媒体的一种传统报道样式。作为正面人物宣传的集大成者，典型人物报道在我国新闻传播事业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典型人物作为社会的一员，脱离不了自己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环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产生了一批典型人物，如雷锋、王进喜、张海迪、牛玉儒等等。典型人物及其媒介形象深刻地影响着公众对当下社会形态的认知。典型人物报道作为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也是体现特定社会背景的一面镜子，从中可以观照中国的历史变迁。典型人物报道因其具有强烈的宣传色彩、抽象的道德感召等特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起到了树立榜样、传播主流价值观、引导舆论导向的作用。由于社会形态、人文环境和媒介生态的变化，人们的个体意识增强、价值观趋向呈现多元化。而传统的典型人物报道采用单向灌输的传播方式、塑造角色大多具有高大全的形象，过分强调集体意识忽略个体，这些遭到了人们的摒弃。典型报道在经历了繁荣之后出现了式微。

自2000年起兴起的人物“榜单”，是典型人物形象呈现方式有了显著地突破。比传统的典型人物报道的关注度更高，社会渗透性更强，而《感动中国》是其中最为成功的案例。《感动中国》从整体上来说是一档人物评选类的节目，它是以颁奖典礼的形式对评选出来的最具震撼人心、令人感动的年度人物进行表彰。《感动中国》一开始就以“感动”为主题，这个节目的名字也是从节目的主题产生出来的，紧扣“感动”主题，具有强烈的人文色彩。无论时代怎样的变化，凝结于人心中最朴实最动人的情感不会改变，人文精神的挖掘是正面人物报道的永恒主题。作为中央电视台倾力打造的一个精神品牌栏目，《感动中国》从2003年开办至今，已经连续举办十一年，它已成为中央电视台一个知名的公益性节目，被誉为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传递着社会正能量。

《感动中国》的成功在典型人物报道陷入低迷的情况下不仅彰显了典型人物报道的影响力和感染力，而且为当代典型人物报道的改进和完善提供了借鉴的典范。笔者认为《感动中国》在报道内容、表达方式以及传播手段等方面的策略与传统典型人物报道的手段不同。

一、平民化的策略

典型人物的形象选取由以往的“高大全”开始趋于平民化。传统的典型人物报道政治色彩浓厚，推崇典型人物的标准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大公无私、只讲奉献不讲索取等。典型人物常常被塑造成“高大全”的形象。这种“神化”的典型人物与平民百姓保持着相当的的距离，让人敬而远之，难以给人亲切感。

《感动中国》中典型人物的形象选取开始趋于草根化、平民化。这首先是由其评选的标准决定的：不计人物的身份、年龄、背景、阶层，贫富，只要在过去的一年里，他们的所作所为感动了公众，就可以当选。所以一大批平凡普通的人物进入人们的视野。既有淳朴的农民及农民工，林秀贞，魏青刚，也有坚守岗位的基层工作人员王顺友、李春艳，还有国家干部以及科学家。总体来看，近十一年来评出的人物其中半数都是普通老百姓，拉近了获奖者与受观众的距离，这些人物让观众感觉有亲切感。

人物身份的多元化体现出了价值观的多元化，不同人物身上现在不同的感动主题，既有体现爱国爱民精神的，又有扎根民族精神深处的道德力量，还有自强不惜不断超越自我的精神力量。受众在接收传播时具有一种“求近心理”，对于那些与自身现实状况相对接近的人物产生亲切感，容易表现出一种“认同”的心理趋向。②不同阶层的不同价值取向的受众在《感动中国》评选出的人物中都能找到自己认同的典型人物。

平民化的叙事策略，在表现人物是并不刻意抬高神化他们，而是尽可能的展现他们平凡真实的一面。制作人用镜头原生态地记录，把他们实实在在地摆在观众面前，让事实说话，让观众从实施中资助的体会和感受人物的崇高精神。同时在现场采访获奖人物时，他们的回答都很朴实，并没有讲什么假大空的道理。会让我们感觉他们和大家一样都是平凡人，因为他们的平凡，他们的事迹反而显得更加伟大、更加震撼人心，观众能在他们身上找到身份的认同感和皈依感。2005年获奖人物农民工魏青冈面对滔滔海浪毫不畏惧，三度跳入抢救生命，可是在领奖台上却表现出了拘束和紧张，只是说：“你有困难的时候，别人帮你，人家有困难你能不帮助别人。90后女孩孟佩杰从八岁开始伺候瘫痪的养母12年，并带着母亲去上大学。她的孝心感动了无数人，然而在采访时她却说；“我只过是做了每个女儿都会做的事。《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覆盖面广、代表性强；人物朴实、厚重、生活感强；他们的事迹贴近实际、震撼力强。平民化的策略使得《感动中国》的典型人物报道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实际。

二、采用立体式的报道方式

传统的典型人物报道表现形式单一，一般都是长篇大论的通讯，这与当时的报道环境及媒体条件有关。《感动中国》采用“三段式”的报道方式。

首先，短片放映。短片运用多种电视语言的表现手法，对人物的生活场景、行为过程尽可能地进行还原。选取获奖者最鲜活的特点和最感人的细节，进行准确、到位、生动的阐释，短片追求故事化、情节化和细节化，以便观众对这些获奖者的事迹能够全面接受和理解。影像表达比单纯的文字更有感染力，让观众从事实中去感动。

其次，现场人物访谈。给人以真实感。《感动中国》对每个获奖者都有几分钟的现场采访。第一环节的短片放映给观众呈现了感性的介绍，看过短片后观众心中肯定有问题想问获奖者，他们不想只停留在听这一被动接受的阶段，而且想有交流。著名文艺学家巴赫金在他的“对话理论”中指出：“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对话――交流”是节目的主导。这时间接的介入采访，主持人所问的有时正是他们所想的，此时主持人就成为观众和获奖者交流、沟通的桥梁。

最后，精彩评论。评论起到画龙点睛，升华人物事迹内涵的作用。《感动中国》采用主持人朗读推选委员会的推荐词以及评选委员会的颁奖词的方式，并且最后都用四个字对其进行总结。这些评论，在对人物进行高尚情操的理性概括，在进行人文精神的宣传和构建的同时，还起到了弘扬主旋律、确立精神导向的作用。

《感动中国》的这种“三段式”的立体报道使其所传达的人物信息更加丰富，并形成互补，在对观众情绪的调动方面，形成递进式的结构，使得观众在观看过程中产生强烈共鸣，从而强化传播效果。

三、重视受众的参与

中国传统的典型人物报道形成了带有策划性和自上而下的推广性性特征的基本宣传模式。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和媒体共同策划典型人物报道，典型的推广自上而下，中央和地方媒体依据上级政策意图，提炼当下社会需要的某种主流思想，借以影响并为公众设置人物形象议程，受众只能被动的接受信息。

随着时代的发展，受众在获取信息的同时也渴望表达自己的意愿。当今典型人物的塑造淡化了政策宣传的痕迹，改变以媒介和政治合力主导的政治话语时代，逐步过渡到以广泛受众心理认同的公众话语时代。人物的选取和呈现方式更为真实，模式更为接近人物的现实生活中可以触及的“现实形象”原貌。《感动中国》中的每个人物的推选，都是先在全国范围征集人物候选人，通过对观众、读者和网友的投票进行统计，组委会初步确定了20位候选人，并开始陆续在央视《东方时空》栏目进行展播，显然这些典型人物已经注入了种种集体认同的元素。随着网络的兴起，每年感动中国人物评选的时候，腾讯网、新浪网等门户网站都在显著的位置设置了感动中国专区，对人物进行介绍并且提供讨论区。据报道，在2012年感动人物评选时，在感动中国的新浪赚取的讨论区里有460万人参与讨论，这样一种方式有了实时互动的特点，让更多的人能把自己的感动相互分享。

四、采用“全国感动联盟”的传播方式

随着科技的发展，社会的转型和人们思维方式的嬗变，现今平面媒体、电子媒体、网络媒体、通讯媒体对受众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受众获取信息的渠道、对信息的关注点日趋多元化。信源的发散性、内容的多样性，单一媒体用单一方式在单一时间里传播单一信息再难以达到很好的传播效果，因此整合新闻媒体资源，以扩大信息的影响力就变得一场重要和必要。《感动中国》采用的“全国感动联盟”的模式就是一个典范。央视在制作《感动中国》时，突破了栏目行为或部门行为力量单薄的局限，组织全台的相关栏目和部门协调互动、形成合力。《东方时空》栏目展播候选人物的事迹，央视国际网站和《中国电视报》紧密配合进行人物事迹宣传和孤立受众投票，《面对面》，《焦点访谈》等栏目针对候选人录制相关节目。央视在制作《感动中国》时，不仅整合了内部资源，而且主动寻找其他媒体进行合作，成立了“全国感动联盟”。近年来随着新媒体的兴起，感动人物的故事通过网络、微博、微信这些媒介迅速传播。据媒体报道，《感动中国・2012年度人物颁奖典礼》人物专题的点击率在一天之内就达到了180万。在腾讯微博上搜索“2012感动中国”网友的留言已经逼近70 万。这种地方媒体和全国性媒体、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倾力合作，保证了评选活动最大程度地深入到受众之中，使活动增加了多样性、增强了广泛性，扩大了影响力。

在典型人物报道陷入低迷的情况下，《感动中国》采用这种平民化的策略、立体式报道方式、全国联动以及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倾力合作的传播的方式，使其获得了成功。它的成功也为典型人物报道的改进提供了借鉴的典范。同时，其自身还需要不断的改革和创新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以便更好的传递社会正能量。

注释：

①余家宏.新闻学简明词典.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24页.

②聂茂、张静.典型人物报道论.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34页.

参考文献：

感动中国人物评选范文第4篇

【关键词】“感动中国”国家意识　组织传播　精神价值

自2003年创办以来，中央电视台主办的 “感动中国”年度评选在不足十年的时间内就成为中国电视屈指可数的标志性栏目，不仅被誉为“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品牌”，也被认为是“最具网络影响力的电视媒介事件”。

对于《感动中国》这样一档迅速获得高度成功的栏目，学界的关注自然并不少见，笔者这里试图从组织传播的“通幽”曲径出发解读“感动中国”。作为央视这一国家组织意义系统和信息处理器媒体平台主办的栏目，“感动中国”是如何通过组织的建构与传播，并以巧妙的置入形式，将组织的意义、意识形态投射到形形色色的观众面前，完成意识形态结构产生和再现。

组织传播理论认为，作为一种具有目的性和目标取向的人为组织，组织结构是深藏在组织内部各要素的组合形式。对媒体而言，这种目的性和目标取向的特质具体表征为：在媒体组织结构过程中，“媒体的权力、责任与意识形态渗透其中，沿着媒体组织结构网络的边缘扩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素有“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之称的“感动中国”栏目正是主流意识形态自我加冕的一个重要仪式：平民英雄被群体形象化，个人的精神价值提升到大国民层面，最终让这场媒介庆典变为一次国家（组织）在场并强化的有效组织传播。

仪式化的庆典：无所不在的国家意识

两种传播观是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w·凯瑞30年前在其《传播研究的取向》一文中提出的观点。这两种传播观，一种是以信息的空间扩散为主的传递观，另一种则是与分享、参与、交往、意义再生产为核心的传播仪式观。前者的核心是信息的辐射和传递，后者的核心则是召唤和聚合。凯瑞的两种传播道出了在信息传递之外这一层内涵，所有参与传播的人再现社会共享的信念和意义，从而构建有序的、有意义的、作为人类行为控制器和容器的文化世界。

讲究的现场灯光、精心设计的舞台造型效果、长长的红地毯、高高挂起的聚光灯、庄重的音乐，乃至宏大的画面和煽情的解说词，“感动中国”或许称得上凯瑞所定义的传播仪式。正如柯尔迪（n.couldry）对媒介进行类型分析时界定了“媒介本身成为一种仪式或集体庆典”现象，这种作为仪式的媒介庆典，借助其强大的仪式符号，有更为丰富的结构形态和实践内涵。正因如此，“感动中国”栏目也为国家作为组织巧妙地置入其意识形态，提供了足够的弹性空间。

或许，在观众眼中，“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评选和其他传统的典型宣传大不相同。因为“感动中国”评选出来的人物，都是“草根英雄”，他们来自民间，他们是朴素的、公平的，更是由老百姓自己公推公选出来的，因此也称得上是民心所向。可如果稍稍加以分析，就会发现，这场看似是草根英雄人物评选庆典背后，挥之不去的，仍是国家（组织）意识形态的“影子”。

据首届cctv“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评选的执行主编张向东回忆，创办这一栏目的原因，是他们“一直渴望以自己独特的视角、职业新闻人的敏感以及符合国家新闻规范的价值理念评选出自己心中的年度新闻人物”。当时的创办者达成了共识，这档节目首先要“符合‘以德治国’的大政方针和宣传口径，其次又要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体现当代中国人高尚的情操和精神风貌”。这就不难发现，作为资深媒体人的张向东，确实也想从新闻专业主义的角度出发，尝试为这个栏目树立新闻专业的标杆；但在新闻专业主义标杆之外，单从节目定位而言，这一节目对国家意识形态的渗透相比之下无疑更为重要。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国家（组织）的符号和国家作为符号出现在这场庆典仪式中就显得非常自然。

如果进一步深入观察栏目的前期流程，也不难发现cctv“感动中国”的国家（组织）符合和影响。这档栏目采取的是“央视主办、媒体联动、群众参与”的运作模式，这一运作模式，正是中央电视台作为部级媒体的特殊权利——央视与全国各地的媒体合作成立“全国感动联盟”，整合地方多种媒体间的采编资源，比如省市报纸和电视台需要在本省制作诸如“感动本市”的年度人物评选，然后将评选的结果呈送给中央电视台，再由中央电视台在这些人物中进行遴选。据统计，历届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评选曾与全国近百家媒体进行了联动。

中央电视台借助其自身的媒介政治资源，以媒介仪式的表现形式，为国家（组织）行使主流意识形态的再现提供了渠道。而国家意识、政治意识和国家权力则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渗透于“感动中国”的故事叙述之中。

一旦对“感动中国”这个仪式进行解剖，就会发现每个“感动中国”英雄的被引入、登场以及感动全中国观众，其实相当流程化。首先，主持人导引，随后关于主角的短片开始播放；其次，人物出场、个性音乐响起、观众掌声响起，访谈开始；接着，获奖者注视聆听，主持人宣读颁奖辞；最后，获奖者高举奖杯在观众的掌声中结束加冕仪式。但这一相当流程化的仪式过程，却很难让观众体味出其中的流程感。原来，播放的短片不仅凝聚了前期新闻生产的运作成果（包括年度人物的挖掘、评选、采访和编导制作），让观众有饱满的信息体验；而煽情的“新闻文本”，则起到了讲故事的效果，让观众自然而然地被卷入其中，深受感染。

一如丹尼斯·k·姆贝延用巴卡拉克和巴拉兹的权力理论，点出了“权力在愈不被人注意时，使用愈有效果”的这一被多次证明言之有理的事实。尽管舍弃了过往党报等宣传体系中“英雄话语”、“道德训诫”或“典型引路”的程序化话语方式，但“感动中国”集合了中央和众多地方媒体的资源，用国家组织的结构化流程和运作方式，创造了一种使组织意识形态得以创造和再现的仪式，让组织成员清晰地感同身受其价值观、体验其目标意识，让一场看似甄选平民英雄的庆典演变为国家事件。与此同时，也掩盖了组织在传播过程中有意识的传播意图。

英雄：被群体形象化的个体

美国政治学者gamson和modigliani发展出的框架分析提出了媒介话语的“包裹”论（package），即媒介话语可以被看作一系列阐释性的“包裹”，每个包裹都有一系列元素，它们包括这包裹核心的框架和立场。这一点，在“感动中国”栏目的操作中也有体现。

上表是笔者将2002~2010年度“感动中国”人物形象（含群体，共100名）按照形象身份和所属社会阶层做的类型化处理，并最终生成为7类价值符号（见图）。

若将相同职业的获奖人员整合在一起，不难发现，那些有着相同职业的获奖人，其颁奖词也几乎围绕着非常相似的主题框架在展开。

以政府官员为例，山西省运城市纪查委副书记梁雨润的颁奖辞如下：

他视百姓为衣食父母，他以人民利益为根本利益。他有着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始终不渝地追求着为老百姓办事的政治理想，而这种追求需要莫大的正气和勇气。这样的为官生涯，完整地体现出一个执政党的执政原则：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而这正是百姓和国家的希望所在。

这个颁奖辞应是组委会为梁雨润“量身定做”的，但其主体框架却适用于任何一名优秀的政府官员。当然，就组织传播的目的而言，类似的框架处理也能起到对权力结构的决策者进行行为影响和价值导向的作用。而综合历届的英雄形象，相同的职业往往带出一个非常鲜明且相似的主题框架，军人的形象往往是爱国，专家学者的形象又多半是创新进取、成就事业，而普通老百姓大多是自强不息、创造奇迹以及投身公益、服务社会方面有突出的贡献。推选委员会的颁奖词通过高度的评价和精神价值的提升，将个人的精神品质赋予国家和民族的集体价值，直接隐去了作者的个人色彩。这样一来，获奖人物共性的越发明显和个性自然越发淡化，也让“感动中国”的人物塑造呈现出了另一种“脸谱化”。

另一方面，从表1“感动中国”年度人物形象类型及社会阶层分布（2002~2010年）来看，不仅人物形象呈现出一定程度的聚类，每一年的人物形象甚至存在着“固定配比”，比如每一年都会有政府官员、军警、医生、乡村教师（志愿者），这种“固定配比”实则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感动中国”人物选择时官方议程的权重程度。

正如笔者在上文中分析的，作为“感动中国”的主办单位，央视还承担着倡导社会行为规范、重塑社会认同的职责。正因如此，英雄的个体具象的可感的形象转化为有更深层次价值内涵的社会类型，也是其媒介操作的思路。于是，钱伟长被誉为“爱国知识分子的丰碑”，刘翔是“正在加速的民族形象的代表”、杨业功是“中国军人一面不倒的旗帜”、闵恩泽是“中国科学的催化剂”、微尘则是“一座城市的爱心符号”，等等。推选委员会的感动印象和颁奖辞确实直截了当地给人物美德予以更高层次的再定义，这在颁奖现场更是被凸显、强化。颁奖时刻，获奖者手握奖杯，向观众席致意，身后的大屏幕上的红绸被揭开，呈现出聚焦着人物精神和社会评价的短语时，观众也一次次地为之动容。不得不承认的是，“感动中国”英雄人物的主体性已成功转化为受组织认可的某种精神的表征。

感动中国人物评选范文第5篇

活动自5月中旬启动以来,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响应、广泛参与,纷纷通过各种形式提名推荐候选人。7月20日至8月10日,根据提名情况确定15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候选人和15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候选人,向社会公布并群众接受投票。20天时间内,群众参与投票总数近1亿。

“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中,入选的百位英雄模范人物绝大多数是革命英雄,而入选的百位感动中国人物主要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各行各业涌现出的模范人物。

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名单

(按姓氏笔画排序):

八女投江、于化虎、小叶丹、马本斋、马立训、、毛泽民、毛泽覃、王尔琢、王尽美、王克勤、王若飞、邓萍、邓中夏、邓恩铭、韦拔群、冯平、卢德铭、叶挺、叶成焕、左权、白求恩、任常伦、关向应、刘老庄连、刘伯坚、刘志丹、刘胡兰、吉鸿昌、向警予、寻淮洲、戎冠秀、朱瑞、江上青、江竹筠、许继慎、阮啸仙、何叔衡、佟麟阁、吴运铎、吴焕先、张太雷、张自忠、张学良、张思德、旷继勋、李白、李林、、李公朴、李兆麟、李硕勋、杨殷、杨子荣、、杨虎城、杨靖宇、杨公、肖楚女、苏兆征、邹韬奋、陈延年、陈树湘、陈嘉庚、陈潭秋、冼星海、周文雍和陈铁军夫妇、周逸群、明德英、林祥谦、罗亦农、罗忠毅、罗炳辉、郑律成、恽代英、段德昌、贺英、赵一曼、赵世炎、赵尚志、赵博生、赵登禹、闻一多、埃德加•斯诺、夏明翰、格里戈里•库里申科、狼牙山五壮士、聂耳、郭俊卿、钱壮飞、黄公略、彭湃、彭雪枫、、董振堂、谢子长、鲁迅、蔡和森、戴安澜、瞿秋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