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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关系、虚拟经济的经济安全性和风险性等问题,需要借助辩证唯物主义原则进行解析。
(一)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
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是西方国家在经历了长时间资本市场泡沫积聚后的一次负能量的猛烈释放,是在虚拟经济畸形发展,攫取大量虚幻财富在西方人心里生成的“幻象”破灭后的集中爆发。把虚拟经济看成虚幻经济,游戏经济,完全脱离其现实存在的根基,任意创设虚拟的金融衍生产品,其本质已经完全脱离了唯物主义所坚持的世界观,当时的华尔街金融体系推崇‘游戏经济’,金融衍生品成为锻炼人的意志与想象力的工具。从马克思唯物主义本体论上理解,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不能理解为一种“直观对象”的存在关系,而是一种感性互动的存在方式,是在社会经济系统中彼此独立而又统一的子系统。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应该存在一种张力,这种张力就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互动的过程,虚拟经济需要实体经济作为基础,实体经济也需要虚拟经济加以激活,正常情况下,张力内的经济的波动可以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与此相对立的“原像—镜像”关系实际上割裂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联系,导致虚拟经济从应该坚持事物发展规律引向唯心主义的危险行为,当张力被强行拉伸,虚拟经济本身的风险性就会因为过度的投机行为加深,不确定性变得难以被认识,这势必产生极其惨烈的后果,“作为财富的社会形式的信用,排挤货币,并篡夺它的位置。正是由于对生产社会性质的信任,才使得产品的货币形式表现为某种转瞬即逝的观念的东西,表现为单纯想象的东西。但是,一当信用发生动摇———而这个阶段总是必然地在现代产业周期中出现,———一切现实的财富就都会要求现实的、突然地转化为货币,转化为金和银。”实体经济以实物或服务的流动作为其运行的形式,而这些形式都是以资金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在虚拟经济中,资金是以膨胀的信用化形态出现的,如果资金的信用化膨胀进入到实体经济中的生产循环,则就形成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紧密互动。由于这种虚拟的信用资金弱化了实体经济所需要资金的作用,因此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互动增加了实体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虚拟经济的膨胀及波动促成了金融泡沫的生产,最终导致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因此,发展虚拟经济,并不是否认实体经济的重要性,不是忽略社会因素任意虚设,更不能完全脱离实体经济跨越发展。事物是普遍联系的,虚拟经济就其本质而言有它存在的物质基础,“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既然把虚拟经济放在唯物主义视野中考察,就应承认它与实体经济的联系,承认其的现实基础,完全脱离现实基础的“虚拟经济”就其本身而言不是虚拟经济,是游戏经济和虚幻经济。虚拟经济是对现实基础的抽象和放大,且放大的比例应该在一定限度之内。承认虚拟经济的现实基础是实体经济,也就承认了虚拟经济其自身的价值和意义。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都是社会经济领域内的问题,二者之间联系密切,既具有矛盾的普遍性又有矛盾的特殊性,在对待二者关系上,尤其应注意研究特殊性,特殊性是事物的本质,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特殊原因,是事物之间区别彼此的根据。既不能用发展实体经济的经验发展虚拟经济、评判虚拟经济,也不能因为虚拟经济的特长就否认实体经济的存在意义,忽视其存在的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本身就是一种崭新的制度,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事物,在中国,无论虚拟经济还是实体经济,都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发展的,在发展中必然碰到许多问题,对于这些带有特殊性的问题,不能简单地用国外的或过去的经验去套,唯物史观最重要的方法就是要把所有问题都放在我们所处时代的社会历史条件中全面把握,中国社会是一个有机体,所有问题都应该在这个有机体中通过实践加以分析解决。或许,哲学的“贫困”在于它无法为所有学科提供该学科本身解决问题的方法,但哲学的魅力正在于它可以对所有学科进行批判和衡量,提供解决问题的正确思维和道路。
(二)虚拟经济的经济安全性和风险性
乌尔里希•贝克曾说过:“风险和不确定性是一种经济行为的‘准自然的’组成要素。”因此,虚拟经济也具有高风险性,这是由其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虚拟经济并不包括物质生产活动,因此其本身并不能创造财富,但却可以对实体经济创造出的财富进行再分配,这也是其虚拟性的表现之一。随着虚拟经济的规模不断地扩大,势必会增加整个市场经济体系的风险。我国现在的市场经济中的也面临着微观性、不确定性与盲目性等消极因素。“作为虚拟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金融资产,包括期货、期权、掉期等衍生工具的价值,具有规避风险和发现价格的功能”,因此虚拟经济对经济系统中出现的不确定性与风险性能够有效地予以克服或减少,并由此为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切实保障,对于现代化风险投资和规模经济具有重要的意义。虚拟经济的健康发展成为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有三点原因:
1、随着经济虚拟化程度的加深,实体经济对虚拟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弱,虚拟经济的价值系统逐渐取得相对独立,不再依附于实体经济,但是虚拟经济的价值系统由于对整个市场经济体系产生影响,从而对实体经济的价值系统的影响却越来越强。
2、实体经济的价格主要受自然资源的制约,呈现出稳定的态势。但是,虚拟经济交易的载体是虚拟资本,而虚拟资本以资本化定价为基础,其价格主要受到人为心理因素的影响。因此,虚拟经济极容易产生频率较高的波动性。
3、虚拟经济的重要功能体现在资本证券化和金融衍生工具提供的风险定价和交易机制,并提供了一个降低了交易费用的稳定环境,从而使得经济得以稳定增长。虚拟经济既增加了实体经济运行的风险性,又促进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并对现代经济增长起到了相当大的贡献,这实际上加强了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异化”。基于以上原因,现代经济的危机发生主要并首先来自于虚拟经济领域,虚拟经济导致虚拟资本的过度膨胀,从而增加了实体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因此经济系统的稳定运行以及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是虚拟经济的安全。虚拟经济的安全运行能有效地抵御来自内部及外部的系统风险,确保国家的经济和国民财产的持续稳定的增长。当我们还在庆幸08年金融危机没有大规模波及中国的同时,一些经济学者把这些庆幸归功于中国尚未融入国际资本市场,人民币自由兑换没有打开等因素,但这种庆幸不能成为束缚虚拟经济发展的理由。虚拟经济本身就是二律背反,有其自身无法克服的消极因素,当前很多经济学者热衷于从如何消除这些消极因素进行研究,这在哲学上是否犯了蒲鲁东式的错误?“任何经济范畴都有好坏两个方面……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益处和害处加起来就构成每个经济范畴所固有的矛盾。应当解决的问题是:保存好的方面,消除坏的方面。”马克思对这种观点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谁要给自己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问题,就是立即切断了辩证运动。”由此可见,正确认识虚拟经济的消极因素及其可能带来的对市场经济体系的风险,建立起虚拟经济的风险预警系统对于问题的处理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如何在日后避免金融危机对国家经济的影响,从哲学角度考虑,那就是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背景下如何引导、转化、控制这些消极因素所带来的负能量,把它的破坏力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使负能量带来的冲击做到最小化,从而降低风险,这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不要企图消除它,消除了消极因素,就消除了虚拟经济本身。
二、基于历史哲学维度的审视
1.三农问题的重要性。
进一步解决好三农问题,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是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
只有加强农业基础地位,确保农产品供给,才能顺利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才能开拓农村市场、扩大内需,推动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才能使农民富裕,从而保持农村和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和长期稳定。
2.农业、农村、农民问题。
近年来,我国农产品供给充裕,农村经济稳定发展,有力地支持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但是,我国农业基础地位仍然比较脆弱。①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能力比较薄弱;②农业生产率低,农业效益低;③农民收入低,增长缓慢,城乡贫富悬殊扩大。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3.问题原因。
生产力方面:
⑴ 物的因素:农业物质技术基础比较薄弱;农业资源人均占有量低;
⑵ 人的因素:农村教育、科学文化、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多。
⑶ 市场因素: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不合理,农产品市场竞争力不强,不适应市场的需求和国际竞争。
生产关系方面:
农民负担重;城镇化水平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矛盾突出。
4.解决我国农业的思路。
发展我国农业,必须走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的道路。①要稳定和完善党在农村的各项基本政策;②要增加对农业的投入;③关键是发展农业科学技术,加快农村教育的发展,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④要积极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面向市场调整农业结构。
生产关系方面:(国家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
⑴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核心,要长期稳定并不断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依法保障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的各项权利。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保证国家粮食安全。
⑵要完善农产品市场体系,把通过流通环节的间接补贴改为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切实保护种粮农民的利益。
⑶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加大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增加各级财政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减免农业税收,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⑷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就业,是增加农民收入和推进城镇化的重要途径。按照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改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环境,逐步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取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限制性规定,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为农民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生产力方面:(依靠科技,面向市场)
⑴加快和深化农村教育发展,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和城乡协调发展。加强技能培训,改善就业环境,努力拓展外部增收空间。
⑵调整和优化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是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必然要求,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途径,也是提高农业竞争力的根本措施。
坚持按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办事,优化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培育农村经济新的增长点。,要优化品种、品质结构,大力发展优质农产品生产;优化农业区域布局,形成优势农产品产业带;积极推动农业的产业化经营;大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和多种经营;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镇化进程,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积极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转移。
注意几个问题:
1.关于粮食安全问题。
必须高度重视、保护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1)原因:①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是重要的战略物资。②我国是一个十三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国家,解决吃饭问题始终是国民经济的头等大事,解决这个问题必须立足于国内。③我国粮食总量供过于求是阶段性、地区性的,人均粮食产量仍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④耕地、水资源紧缺对粮食生产的制约,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对粮食供给的需求,决定了对粮食问题始终不能掉以轻心,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对粮食生产能力的培育。
(2)举措:确保粮食安全,首先要注意处理好调整农业结构与稳定粮食生产的关系,抓好粮食生产,是保证农业结构调整顺利进行的基础和前提。重视保护粮食生产能力,注意保护好基本农田,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核心,要长期稳定并不断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依法保障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的各项权利。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加快土地征用制度改革。
其次要兼顾保障粮食供给和增加农民收入两个目标,把发展粮食生产与增加农民收入结合起来。要加大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增加各级财政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切实减轻农民负担。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综合运用各种经济手段,完善农产品市场体系,推进市场取向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建立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制度(把通过流通环节的间接补贴改为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切实保护种粮农民的利益,保护和调动农民的种粮积极性。
再次,始终重视维护粮食主产区和种粮农民的利益,提高主产区粮食生产水平,完善粮食储备调节体系。
2.关于农民增收问题:
一是推进结构调整,充分挖掘内部增收潜力。
二是加强技能培训,改善就业环境,努力拓展外部增收空间。
三是加大扶持力度,积极发挥国家政策对农民增收的导向和带动作用。
四是认真落实政策,放活农村经济,充分调动农民自主创业和增收的积极性
4.关于农村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转移问题。
5.调整和优化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问题。
6.加快农村教育发展,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和城乡协调发展。
(1)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重视发展农村教育。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正处在关键的发展阶段,农村教育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的重要作用。世界新科技革命的兴起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推进,对广大农村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必须从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高度,优先发展农村教育。
(2)发展农村教育的意义。发展农村教育,是直接关系农民切身利益的一件大事;是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从根本上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关键所在;是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将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的重要途径;是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农民思想道德水平,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大举措;是优质、高产、高效、生态安全农业发展和农业产业化经营扩大的客观要求。它有利于缩小社会差距和实现社会公平;有利于积累国民经济增长后劲;在西部地区,大力推进农村教育,还有利于推进西部扶贫开发,促进民族团结,维护边疆稳定。
(3)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加快农村教育发展,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和城乡协调发展,体现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
7.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积极推进城镇化
(1)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战略。正确处理工农和城乡关系,使城市和农村相!互促进、协调发展,使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与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相适应。
(2)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关键是要在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主要措施有:①进一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和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力度。②调整乡镇企业发展战略,实现城乡工业一体化。③公平对待农民工,逐步实现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④加大户籍改革力度,加快城镇化进程。⑤加快建立促进农村教育、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发展的公共财政体制,推动农村全面进步。
(3)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增加对农村经济社会事业的财政支持,是国家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表现。
(4)积极推进城镇化。①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也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②推进城镇化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经济差距;有利于促进投资,扩大内需,拉动国民经济增长;有利于促进我国工业化进程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开辟更广阔的就业渠道。
二.工业化问题(新型工业化道路,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1.工业的地位:主导地位(一个国家的工业发展水平直接决定着这个国家的技术水平和经济发展平)
2.存在的问题:城镇化水平低,工业化没有完成;面临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挑战。
3.解决措施:把握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机遇,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跨越式发展。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具体措施:
⑴调整产业结构,优先发展信息产业,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提高工业生产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信息产业就是高新技术产业,是高新技术产业的代表)
⑵用高新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大力振兴支柱产业(装备制造业)。
⑶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和就业容量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力发展服务业。
⑷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要结合我国国情,既要注重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也要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广劈就业岗位,充分发展我国人力资源优势.
4.意义: ①经济效益的提高;②进国民经济协调发展(促进一、二产业的发展);③推进城镇化的建设;④增加劳动就业;⑤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三.第三产业的发展及意义
1.地位:衡量一国经济发达程度。
2.第三产业的发展。
⑴技术进步与第三产业的关系
科学技术的进步必定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科学技术进步促进社会分工、协作,直接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
⑵第一、二产业发展水平与第三产业的关系(劳动力资源)
⑶消费水平与第三产业的关系(市场)
⑷国际交流与第三产业的关系(促进、推动)
3.发展第三产业的意义: ①促进我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既新型工业化道路);②扩大就业领域和就业人数,保证社会安定;③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善生活质量,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4.何发展第三产业: 增加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增加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比例(现状--相对滞后)。
四.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1.权利:依法取得劳动报酬;劳动安全卫生保护;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
2.义务: 提高职业技能;
遵守职业道德(遵守职业道德是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保障)
3.遵守职业道德的作用
① 遵守职业道德有利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市场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会反映到精神生活中来,妨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因而必须加强道德建设,使每个劳动者都遵守职业道德。)
②遵守职业道德有利于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维护市场经济秩序。
4.遵守职业道德的基本要求: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
例题:某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已过花甲之年,历时三年,跋涉十几万千米,克服重重困难,深入少数民族地区,拍摄制作了一部系列音乐风光片《长歌万里情》,引起群众高度赞扬。与此相反,另有两篇有关歌星的报道却令人遗憾甚至愤慨:一是歌星演出前嫌酬金少而罢演;二是歌星演出时用磁带代唱。这三件事反映了什么问题?
答:1. 遵守职业道德是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保障。遵守职业道德有利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有利于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维护市场经济秩序。
2. 遵守职业道德要求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
3. 某著名男高音歌唱家的行为遵守了职业道德,是值得肯定的。而另一些歌星缺乏职业道德的行为是要受到谴责的。
五、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就业问题
重视就业和再就业,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党和政府关心弱势群体,重视就业和再就业,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具体体现。
重视就业和再就业,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体现党和政府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㈠社会保障制度
1.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
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国家宏观调控的客观需要。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支柱,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是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它是企业深化改革,充分发挥市场作用的必要条件;是增强企业活力的客观要求;是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实现社会安定的根本措施。当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还有利于推动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有利于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
2.如何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1)原则:要遵循既有利于生产,又要保障基本生活的原则。社会保障体系要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各地要根据实际情况合理确定社会保障的标准和水平,要坚持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原则,社会保障制度需要国家、单位、个人共同承担与实现,社会保障费用需要多渠道筹集。
(2)目标:要加快形成独立于企事业单位之外、资金来源多元化、保障制度规范化、管理服务社会化的社会保障体系。
㈡就业问题
1.就业形势依然严峻。
我国人口众多,就业问题具有长期性,随着结构调整和企业改革步伐的加快,城镇登记失业人员会逐步增加,在农村富余劳动力自由流动,需要进城务工。但这是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中的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发展中的问题。我国经济保持较快增长的良好势头,这是做好就业和再就业工作的根本保证。产业结构调整不断推进,这是增加就业的有利因素。
2.解决就业问题的意义。
就业是民生之本,搞好就业和再就业工作,关系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对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3.解决就业问题:
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努力改善创业和就业环境。坚持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和政府促进就业的方针。
做好就业和再就业工作,要处理好以下几个个方面的关系:
扩大就业与发展经济的关系;扩大就业与经济结构调整的关系;扩大就业与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关系;扩大就业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关系。
具体措施:
第一,大力开发就业岗位。要坚持把抓好发展作为促进就业和再就业的根本途径,确立经济发展和扩大就业并举的发展战略,积极培育和发展新的就业增长点,大力发展吸纳劳动力容量大的产业和企业,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就业岗位增加的目标。(改革发展和结构调整都要与扩大就业紧密结合。从扩大就业再就业的要求出发,在产业类型上,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在企业规模上,注重扶持中小企业;在经济类型上,注重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充分发挥非公有制经济在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就业的作用。);
第二,引导下岗失业人员转变就业观念。摒弃只有正规就业或端铁饭碗才算就业的传统观念,树立竞争观念,树立职业平等和劳动光荣的观念。鼓励劳动者自谋职业、自主创业和灵活就业。
第三,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加强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不断提高劳动者的创业和就业能力,规范企业用工行为,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
第四,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实现城乡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
第五,既要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又要切实搞好再就业工程,多渠道安置富余人员。
第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通过扩大国际交换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优势。
第七,充分运用财政、税收、信贷等手段,加大再就业的资金投入,增强对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的援助。
第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为深化改革和扩大就业提供保障。
例:
1.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就能解决就业问题。
2.调整经济结构必然增加失业。
3.农民进城务工是城镇就业形势严峻的主要原因。
4.管它什么职业,只要稳定干一辈子就行。
选择职业时,考虑相对稳定是应该的,也是合理的。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变化,知识的不断更新,要求劳动者要适应这种环境,劳动力的合理流动是必然趋势。劳动者要转变就业观念,加强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不断提高创业和就业能力。
5.工作既要舒适又要多挣钱,否则不如待业。(哲学考虑)
选择职业时,考虑收入是无可非议的,必须从整个社会经济收入水平和个人劳动能力水平考虑收入较高的职业。不能只想收入高不高而不考虑个人能力,更不能宁肯不就业也不选择收入低的职业。
6.工作必须合乎个人的志趣、爱好。(哲学考虑)
(考虑个人劳动能力及相应社会能提供的就业岗位)。
晚年的费尔巴哈将摩莱肖特的学说看成是实现了自己青年时期的“未来哲学”大纲。与此同时,施密特还考证了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概念与谢林自然哲学的理论渊源。他认为:“在‘草稿’中,马克思完全使用了谢林的语言,讲到构成自然过程要素的‘元素的东西不断个体化’,正如‘个体化的东西不断分解为元素的东西一样’”[1]。谢林“正确地说:任何天然物质,‘仅在它靠人工去获得一定形式的时候’,才可以说它是能够破坏的'”[1]。我们认为,在一定意义上说,施密特的推断是正确的。马克思使用“物质变换”的概念就给人与自然的关系引进了全新的理解,即在根本上从对人的“效用性”[1]来考察自然。在施密特那里,自然是与人的活动目的相关的,而尚未经创造的物质。同时施密特指认了自然科学的历史本质。作为劳动的成果及其出发点来说的自然,是劳动占有的对象,人是“肉体的、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2]。在这里,他把自然规定为外在性,而且是以黑格尔的方式。另一个层面上来说,马克思承袭了费尔巴哈的观点,但是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比“纯粹唯物主义者”更具有长处,因为他承认人是“感性的对象”。随着启蒙的进展,撕裂了人与自然的原始统一,进而建立起被“中介”了的统一。马克思把这样一种依靠工具而建立起来的中介的人与自然的高度统一叫做“工业”。而人“作为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工具作为“已经被同化了的自然的一部分”,则使人“用自己的活动把自然物质和自己联在一起”。劳动者和他尚未占有的自然的关系,即人和他的劳动对象并不直接发生关系,而通过劳动资料来建立某种关联[1]。施密特认为,马克思那里通过对社会的物质变换的分析,解释和批判了物质变换背后的资本逻辑。马克思把《资本论》中一直使用的“物质变换”看成是对这一事态的最好的表达方式。首先,商品的自然形式被马克思称之为商品的使用价值。在马克思看来,“作为规定交换价值的劳动是抽象的、一般的而且相等的劳动,作为规定使用价值的劳动是具体的、特殊的劳动”,自然物质与劳动是绝不可能分离的。在个别的使用价值中,也许能够把劳动同作为商品体的“物质的始基”的东西抽象地分离开来,但是,谈到感性世界的整体,是完完全全不能把自然物质从使之变化的时间的社会方式中分离出来。在简单的商品形态阶段,商品交换停留于物质内容商品换商品,即实际的物质变换,W-W,商品交换商品,也就是使用价值交换使用价值。施密特所要讨论的对象,一方面是针对着人本主义哲学的人化自然,另一方面是青年卢卡奇式的社会关系本体论。其次,资本的物质变换。所谓的劳动是诸事物之间的一个过程,这是哲学的唯物主义为经济学分析所设的前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系统地论及了劳动的这个自然始基,同时分析了商品以及在商品生产中被物化了的劳动的二重性。在对劳动过程的阐释中,马克思“把仅在人与自然间进行的”劳动过程,而“同样作为规定一切发展形式的特征的东西时”,他总是使用“物质变换”来表达。人的本质仅仅是通过对象而设定的,正是因为它本来就是从自然而来的,所以他就是通过对象而设定的。“劳动的一切力量转化为资本的力量。”
二、历史与自然
施密特大胆提出“人的历史的实践是怎样在总体上构成逻辑的统一的,这种逻辑的统一不只是主观的、人的认识能力的逻辑的统一,而是相应的被称为经验世界的逻辑的统一。”[1]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的哲学认识论中,世界也是被构成的。一方面,由于社会历史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部分”[2],另一方面,“自然历史过程和社会历史过程之间存在着差异”。当然,这里,施密特必须为该命题加上限定说明,即当认为社会步入工业社会之后,世界才是人类物质生产活动的结果。反之,则必将是个唯心主义的命题。首先,由于实践的工业生产的规定,人的知识已经直接参与感性事实的构成。[4]施密特说,“文艺复兴时期,开始了对自然的规律性认识,它同资产阶级世界的建立拧在一起,这不是偶然的。因为,只有在工业文明中,生产才成为自然科学的应用。也就是说,历史发展已经步入了知识与物质生产相协调的阶段,“历史使得人的生活过程愈益不可避免地置于‘一般知识’有效的‘控制’之下”[1]。科学知识已经成为存在的先导性构成要素。第二,施密特认为,在马克思那里,感性世界都是工业实践的产物,我们构成了客体世界。感性世界都是人类主体在工业进程中,“从主体与客体的劳动关系中,形成一个独立于各个个人的坚实的客观的世界”,这些特殊的“客体本来在严格的意义上,只是经过人对它们进行生产加工,剥去了它们‘自然发生的’独立性之后,才开始成为惯性对象的”,当然,“人的干涉领域是历史地扩展的”。换言之,一旦外部对象进入到人的工业实践中时,它就是被构成的了。在施密特看来,马克思的世界构成理念的基础是康德,“在马克思与康德之间,存在着人们历来尚未充分考虑到的关系”,即“康德的辨证法的构成问题”对马克思的辨证法有着“根本的意义”,表现在于康德发现了感性世界中先验形式与经验质料的相互作用关系,而马克思则是将康德的先验形式转换成有生产创造出来的“自然之社会形态性”[1]。再次,施密特认为,马克思在经济认识论的意义上批评费尔巴哈将自然视为“始终如一地给定,把认识看成是反映自然的镜子”,因为马克思认为“在农业经济方式的条件下,自然作为生活资料的富源展现在人们的面前,人们对它采取被动的受容态度而行动”。在经济学的尺度上,费尔巴哈一类的“唯物主义并不考虑从农业生产向工业生产的历史转变”,而仍然是立足于土地是不依赖人的自然存在这样的自然经济立场。施密特正确地指认道:“费尔巴哈当时就呆板地看不到自然界‘不过是人的对象’,自然界早已‘不再被承认是自为的力量’。随着现代的开始,愈益降低了自然在社会活动要素上的地位,其客观性的规定逐渐进入主观之中。”[1]
三、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特色和本质
摘 要:卡尔·波普尔(1920-2002)是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哲学家,其创见性的提出证伪主义科学哲学,为科学知识的增长提出新的解释。不仅对西方科学哲学带来深远的影响,更广泛的影响了经济学并推动了经济学的发展。虽然如何在哲学上评价这一创见还有待讨论,但其哲学方法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影响是空前的。本文旨在简要介绍波普尔的证伪主义,了解证伪主义被运用到经济学的发展经历并由此探讨哲学思想对我国经济研究及经济学方法论的启示。
关键词 :波普尔 证伪主义 经济学方法论
一、波普尔证伪主义主要内容
(一)划界问题
划界问题是波普尔学术生涯的起点,是他全部科学哲学的基石。1919年发生了广义相对论“推翻”了牛顿引力论这一震惊世界的科学事件,此次事件给他带来巨大的震动。促使其开始思考,如果像经典力学这等经受了长达两百余年的亿万次检验的理论尚有错误,那么什么样的科学理论才能真正称之为正确科学的呢?由此,他认为科学之所以为科学,不是因为它可以找到支持自己的例证。宗教、玄学等都可以找到这种成功的例证,但并不代表其就是科学。
科学之所以为科学,是因为它与一切非科学不同,要接受经验的检验,要在经验事实的发展中不断发现自己的错误,否定或证伪自己,以便过渡到更新的理论。也就是说,科学并不在于它的可证实性,正好相反,恰恰在于其可证伪性。可证伪性和不可证伪性,就是一切科学与非科学的根本界限。
进一步的,如果连科学这种人类迄今为止最可靠的认识形式都是一些暂时的猜想或假说,都有错误,都可以或必将被否定,那还有什么思想观念有权充当绝对权威或永恒真理呢?由此可见,波普尔科学的可证伪性思想也决定了其反权威主义、反教条主义等的坚决态度。
(二)归纳问题
归纳问题是划界问题的必然发展,波普尔认为可证实性的工具即归纳法是无效的,任何一种具体的科学理论都隐含着可能的错误,这也就向传统的归纳主义提出了挑战。因为按照归纳主义,科学理论是从观察事实中概括出来的,或至少是已经得到了相当数量的经验材料的证实。因此,由归纳而得来的科学真理是可靠的真理,即使不是绝对的正确,也是具有一定概率的真理。波普尔对归纳法的否定主要针对其经验和理论即观察和假说的关系上,他根据科学实际的发展历程反驳了归纳主义的假说来自于观察的观点,认为观察是来自于假说的。例如哥白尼地动说、牛顿引力论等理论最初的形成都只是一种假说,进而促使人们对其给予关注,形成一定的观察。因此,他认为不仅假说先于观察、理论先于经验,甚至观察来源于假说,假说创造了观察。
进一步的,他认为观察来自于“自由创造”、“自由猜测”,而这种猜测、创造并不是凭空得来的,它来自“问题”,也就是科学发展过程中已有的理论与新的经验或新的理论之间的矛盾。问题就是矛盾,正是经验世界中的这些实际矛盾才激发了人们的创造。他强调,只有人的创造精神,人们把他们对大自然的永无穷尽的好奇心像探照灯一样不断地把光线聚焦到一个照明圈内,才能推动科学不断的发现新的现象,提出新问题,发现新的假说与理论。
(三)猜想-反驳方法论
波普尔突破了把知识看做静态的积累的理论束缚,认为科学知识增长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进而提出著名的四段图式:“问题尝试性解决排除错误新的问题”。其中,尝试性解决就是所作出的科学发现,它们往往有许多个,需要通过排除错误来做选择。他认为,这时才需要经验发挥作用,即接受那些较好的经受住经验检验的理论。还引入确认度这一说法,把较好的经受证伪的理论称为确认度高的理论。根据这个知识增长图式建立了它的“猜想-反驳方法论”。
他提出,科学发现包括猜想和反驳两大环节。科学家根据问题大胆进行假设,努力按照可证伪度高的要求提出假说,这样的假说具有较多的真性内容。尝试性的理论即假说提出来后,就进入反驳阶段,这时要根据经验,按确认度高的要求进行排除错误,从而保证所接受的理论假性内容减少或不增加。这样,通过猜想-反驳,科学发现便获致逼真度高的理论。
他还分别为猜想和反驳制定了具体的方法论原理。猜想的原理包括四点:理论不是始于观察,观察中渗透着理论;形而上学起重要作用;科学发现的心理学;猜想应该满足简单性、可独立检验性和不会很快就被证伪这三个要求。反驳的原理可归结为三点:批判;排除错误;判决性实验。
二、波普尔证伪主义在经济学中的运用
波普尔是一位在经济学家中有巨大影响的科学哲学家,其证伪主义方法被西方经济学界视为19和20世纪经济学方法论新旧观点的分水岭。波普尔伪证主义更对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经济学方法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马克·布劳格在《经济学方法论》一书中就把波普尔置于经济学方法论讨论的核心地位,将其中一章的标题定为“证伪主义者,20世纪的全部经历”以此来评价波普尔对经济学的影响。汉兹也如此评价20世纪70-80年代的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过去十年间,经济学方法论已发展成为一个小的产业,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卡尔·波普尔联系在一起。波普尔传统比任何其他传统更能代表现代方法论话语中的优势声音。”波普尔证伪主义在经济学中的运用、发展历程主要可分为三个阶段:引入、发展以及最后的批判与革新。
(一)引入阶段
特伦斯·哈奇森在1983年出版的《经济理论的意义和基本原理》中第一次把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方法论引入经济学领域,这是一部把科学哲学观点尤其是波普尔证伪主义引入到经济学方法论的开创性著作。他将科学家的活动表述为:对前人的工具、结论以及其方法的使用与检验,如果有必要的话,当对它们的改进与发展成为可能时,按照公认的标准拒绝这些工具、结论及其方法,并且从事又轮到他传递给后继者的问题。他认为,如果一门科学的最终命题必须包括经验内容,那么这些命题一定可以进行经验检验,或可以通过逻辑或数学的演绎导出这种可以检验的命题。因此,追求“科学”地位的经济学命题就需要经得起经验的检验,只有波普尔的“可检验性”能规定经济学命题的科学性。
他提出的用波普尔的科学划界标准,主旨是要否定当时经济学界盛行的先验主义方法论,否定先验和内省的方法,强调经验的作用。虽在刚提出时,该理论并没遭到太多非议,但不久就受到了奥地利学派重要代表人物马克卢普的批评,称哈奇森为极端经验主义者。但从1983年的《经济理论的意义和基本假设》到1992年的《变化中的经济学目标》他都一直强调和支持证伪主义原则,称自己为一名坚定的证伪主义者。继哈奇森之后,马克·布劳格、克兰特、博兰德等人也加入了哈奇森的队伍中,成为了专攻经济学方法论的学者,使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更加被人重视,并成为经济学的一门分支学科。
(二)发展
真正把波普尔证伪主义在经济学中的地位推向高点的当属20世纪50年代著名的“假定之战”,而引起“假定之战”的导火线就是弗里德曼1953年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论文中的论点。文中提出一个主要观点,也被称为“F论点”,其大致内容是:检验一个理论或假说是否有效的唯一标准是其对现实的预测与实际数据的比较,理论假定的实在性与理论的检验毫不相关。他反对当时主张的要对假说自身的假定与现实二者之间进行检验的观点,他批判说:“这一为人们广泛持有的观点是根本错误的,它是许多谬误产生的渊源。”F论点遭到了强烈的攻击,也获得了许多有力的支持,“假定之战”成为了一场著名的经济学方法论争论,并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90年代。
在“F论点”中,弗里德曼对理论或假说检验所采取的正是证伪主义标准,他认为如果一个假说或理论的预测与经验相抵触,而且这种抵触并非只发生了一次,而是发生得很频繁,那么该假说就该遭到拒绝;相反,如果一个假说或理论的预测没有与经验相抵触,它就被接受了。而这正是同波普尔所主张的“我们永远也无法证明一个理论,只能说理论没有受到反驳”的观点是一致的。且在《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一文中弗里德曼还十分强调预测在检验理论中的作用,这也类似于波普尔检验理论路线中的一种,弗里德曼在方法上对证伪主义的运用还体现在许多方面。
方法论之争使得经济学家们更加重视证伪主义思想,对其运用也愈加广泛和普遍,萨缪尔森、哈耶克等人都是经济学中波普尔证伪主义的跟随者。在持续近四十年的经济学方法论争论中不仅使经济学者更加重视了对方法的探讨与研究,促进了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使这一时期的经济学方法论取得了较为完备的形式。更使经济理论本身得到了发展和完善,众多经济理论蓬勃发展。
(三)批判与革新
波普尔的影响是空前的,一度被经济学家热情接受。但波普尔证伪主义本身的缺陷以及在经济学中践行证伪主义存在一定的困难等问题使得其在经济学中并没有受到足够的运用,以至于在马克·布劳格的《经济学方法论》中被评为“现代经济学家常常鼓吹证伪主义,但他们很少付出实践:他们所使用的科学哲学可以恰当的称之为‘无关痛痒的证伪主义’”。
西方经济学家也认识到了波普尔证伪主义的过于严苛,于是经济学方法论上也出现了放弃证伪主义的倾向,一些经济学家开始转向了拉卡托斯的精致证伪主义。如理查德·利普西在1963年出版的《实证经济学导论》第一版中就坦率的支持了波普尔的证伪主义,认为科学理论能够被单独一项决定性检验挑出差错,而又在第二版的出版时转向了拉卡托斯的精致证伪主义。放弃了波普尔关于驳斥的观点,转向关于检验的统计学观点,即承认驳斥或确认都决不会是最终的,并认为我们只能数量有限的不完全知识,发现两种互相抗衡的假说之间的概率关系,而不能判定假说的真伪。
同时,也有如西德尼·舍夫勒在《经济学的失败》中阐述的否认经济学是一门科学的这类的观点诞生,他认为经济理论化的整个假设—演绎传统是死胡同,经济学家必须研究整个社会结构,放弃其妄称经济学能自行服从规律的说法;科学预测只在有不受环境限制的普遍规律是才属可能,既然经济体系总是受到非经济力量和机缘作用的影响,那就决不可能有经济预测这样的东西。
由此可见,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方法论经历了一个从受到热情欢迎到冷静的批评到最后的放弃的历史过程。尽管在波普尔证伪主义之后又出现了诸如精致证伪主义、历史主义等作为经济学方法论的新方向,但证伪主义对经济学及其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与作用。
三、哲学思想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启示
(一)重视哲学对经济学方法论的指导
科学哲学是对一般方法论的研究,是经济学方法论的必要前提,而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又有助于充实和发展科学哲学。经济学方法论相对于哲学来说是具有特殊性的,作为特殊应该重视和关注哲学作为一般性的理论与方法及其哲学思想。
从波普尔哲学思想对经济学产生广泛影响来看,促进哲学与经济学的合作会为经济学方法论的完善产生推动作用。哲学立场是思想的基础,同时也是各种经济学方法论的基础。因此,经济学家不仅要有方法论意识,更要有哲学意识,学习用哲学指导经济学方法论。例如,在西方经济学界无论是流行的教科书还是专业学术论文都会广泛的融合现代科学哲学的众多内容。对于诸如库恩的常规科学、革命与危机的关系、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以及波普尔的证伪主义等哲学的术语相当熟悉,也善于从科学哲学的角度入手分析现实。相比较来说,我国有很多学者就没能意识到这一点,对于尚有的科学哲学知识了解的不够,就更难以吸收其优秀成果来充实经济学方法论,深化经济理论的分析。
对于科学哲学的学习,不仅要了解和学习其基本内容,还要学习其科学怀疑与批判的精神。波普尔能够在当时逻辑实证主义盛行的情况下,毅然的提出反归纳的证伪主义,表明其不拘泥于传统,敢于突破传统的怀疑与批判精神。而这一科学批判态度也正是我国当下经济研究所缺少的,大部分经济学者人云亦云,缺乏独立的思考。由此,学习科学哲学中大胆预测、反对权威的怀疑态度也将对我国经济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二)理性对待哲学在经济学中的作用
经济学研究中的哲学意识不仅有助于提高我们陈述问题的能力、分析的角度,而且有助于我们运用经济学进行政策问题分析。但要注意,经济学家对哲学的关注与运用并不意味着是毫无意义的接受指令,例如当有哲学观念反对经济学方法时,不能立即放弃这种经济学方法也不能漠视这种观点,而是要适当的对待哲学及其方法,了解其反对的原因,以不断的修正自己的经济学方法。
同时,虽然波普尔的方法论曾受到强烈的追捧与欢迎,但用一个独立的哲学原则去指导一切科学研究是必然不会成功的。无论经济学家们如何的修正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方法,其本身固有的缺陷及实践中存在的问题难以得到改善,不能够独自完整的指导经济学理论。因此,我们在进行经济学研究时要注意将科学哲学中有积极作用的部分利用起来,剔除不合理因素,对其进行改造并内化,直至可以为我所用的地步。了解不同的方法论中的可学习借鉴的因素与不完善的方面,以不断完善自身方法论。
参考文献:
[1] K.R.波珀. 科学发现的逻辑. 科学出版社,1986
[2]“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 科学知识进化论——波普尔科学哲学选集. 三联书店,1987
作者简介
一、建构主义进路下的科学社会学研究转变
近代以来,科学家、科学社会学家、科学史家和哲学家大多把科学知识视为“自然之镜”,是对客观实在的反映,其中不应该有科学家个人因素的影响以及社会因素的参与。直到20世纪60年代科学知识社会学提出要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的分析的主张,打破了科学知识免受社会学质疑的权威地位。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引起了科学哲学界以及科学界的广泛关注,而且科学知识社会学从产生开始就已经将对科学研究的案例研究作为其重要的论证手段(如爱丁堡学派开创的“争论研究”所涉及的主要就是科学史的案例研究),这些成果引起科学社会学家的广泛重视。今天的科学哲学研究者已经形成了一个共识,即研究方法的开放性与多元性。具体而言,就是倡导多元学科的方法,以适应历史研究范围扩大、着眼点细化等方面的需求。
20世纪初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引进,无疑有利于在新观念指导下的科学哲学实践。科学哲学研究者认为历史研究应该融汇人类学、史前考古学、社会心理学、比较宗教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方面的知识。科学社会学研究作为社会学研究领域中起步较晚而研究对象又较为特殊的分支,其研究内容不仅包括对科学发展的社会学探讨,而且包括分析和反思科学社会学学科本身发展的历史,也即研究其建制化和理论纲领的形成、发展过程。基于科学社会学的立场,分析和借鉴新的研究视角与研究纲领,对于促进科学社会学科的发展来说极为重要。
二、建构主义进路下的科学史研究转变
尽管科学社会学研究下的建构主义进路开展地轰轰烈烈,但在科学史领域中,由于当时大多数科学史家受根深蒂固的传统科学观的影响,并未将这一研究进路引入科学史研究中。著名的科学社会学家、科学史家夏平就曾在其论文《科学史及其社会学重构》中对科学史家忽视科学知识社会学对科学史意义表示不满。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建构主义的科学史研究已有相当影响,1993年,时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科学技术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的曹天予指出:“近年来,社会建构论在对科学作研究的专业中已变得十分流行。虽然说社会建构论已控制了这个领域可能显得有些夸张,但对一个科学史家来说,在学术著作或通俗文章中要不遇到带有社会建构论倾向的论述是很困难的。”在已有建构主义相关研究中,随处可见建构主义者对历史学家研究成果的应用,甚至自己动手研究科学史。这与以前的哲学或社会学研究力图为科学史的研究构建一个理论研究框架的做法有所不同。这种对科学史“本末倒置”的态度一方面突出了建构主义研究对历史的重视,另一方面,对于科学史学家来说,建构主义也给科学史研究带来很多启示,包括建构主义的立场为学史研究开启的新的研究主题;建构主义为科学史提供的理论资源;以及建构主义者视角对历史提出的新问题,等等。
三、建构主义进路下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
即使在传统的科学史研究领域,建构主义的研究进路也为其开拓了全新的研究课题。1931年,前苏联科学史家在第二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上发表了题为《牛顿的社会经济根源》的论文,标志着特有的科学史研究方法的出现。
正是在这种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之间的彼此借鉴与交融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由科学社会学、科学哲学、科学史、科学文化研究等构成的研究视角广泛,研究方法多样的研究领域――科学技术元勘(Science Technology Studies)研究领域。STS领域的研究者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中,将科学技术理解为各个领域的研究者共同参与的事业,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描述了一幅具体而生动的科学图景,以及参与科学研究的各领域研究者的不同路径。在这幅研究图景中,建构主义进路在其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促进了科学史的研究有助于整个STS研究领域中不同的理论主张间的沟通,而且对于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和STS研究的合流做出重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