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文明古国的今天范文第1篇

最先将四川称之为天府的是三国时代的诸葛亮，距今已有一千多年。从汉代以来，成都就是喜欢美食、喜好郊游娱乐的城市，在历史上就被称为“富贵悠闲之都”。美国得克萨斯大学的王笛教授研究成都的街头空间时，惊人地发现晚清成都的茶馆多达454家，1931年620家，以至于后来日本情报员都在收集茶馆的资料，关注成都的游乐与城市繁荣的关系。发达的物质文明和安定的生活空间，让这座城市充满了稳定与幸福感，从建城之初到现在没有更改过城市名字，也没有搬迁过城市地址。整个平原从古至今少有天灾人祸，从达官到平民，一直固守和传承着休闲、淡定从容而且优雅的生活态度。

成都平原四季瓜果飘香，时令蔬菜不断，一直是理想的居所，悠久的历史催生不少精致的古代民居聚落，在历史长河中，很多的古镇一直存留至今，成为大家游览、度假的理想场所。这些古镇的形成有几种形态，一种是古道上的驿站发展而来，如成都平原上的黄龙溪古镇、平乐古镇；一些古镇是农耕文明的集中地，如元通古镇。他们产生的原因不一，古镇的功能和民俗风情都亦有差别，所处地方不同，建筑形制有所差别。

元通古镇位于成都平原西北角崇州市境内，这里还曾经是盐在成都西北隅的集散地——产于自贡与乐山的井盐由水陆运抵至此，盐铁之利催生了元通的经济繁荣局面。在穿行于这些大街小巷之中时，各种商铺延续着乡野的经营历史，依然能见到陶器店、竹编店等，历史上的元通商铺林立——明清时代，元通的土陶、竹器、斗笠、棕鞋、缫丝、织绸、皮蛋、酿造等产业发达，山区与平原的过渡地带多山货，这一带主要的外销产品是木材、菜油、粮食、牲畜家禽，集山区物产与平原农产品的综合优势，明清以来，一直是崇州的商业大镇。在文管所翻开古旧的光绪年间编撰的《崇庆州志》，可见这样的文字：元通“诸市俱全，为一州货财之薮”。

而黄龙溪与平乐古镇则因为自古以来便是南方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古镇的规模更为宏大，建筑更为精美。在平乐古镇，至今还保留有距今2000多年的秦汉古驿道，这条古道一直向着西南的穿山越岭，承载着丝绸、蜀布、邛杖等商品到达印度、缅甸等南亚国家。平乐古镇当时的码头众多，商铺林立，今天也是古老的街区，还有造纸、雕版印刷、孔明灯等传统手工艺存在，是一个感受古代繁华成都的体验之地。

历史上，从秦汉开始至民国，四川一直都有大的移民现象，无论居民构成如何改变，游乐之风不改。今日的成都一如既往的保存着清闲恬淡的性格，只是昔日的酒馆变成了酒吧，茶铺换成了茶楼，小客栈小酒店变成了农家乐和星级宾馆。

四大文明古国的今天范文第2篇

路线：

成都―邛崃―名山―雅安―荥经―汉源甘洛―越西―喜德―泸沽―西昌―会理―永仁―大姚―姚安―南华―样云―大理―永平―保山―龙陵―腾冲

蜀身毒道的主要走向，一是汉灵关道，唐称清溪关道。经邛峡(临邛)，西昌(攻都)、会理(会无)，过金沙江进永仁、祥云至大理。二是秦五尺道，此道唐称石门路。经乐山、犍为、宜宾(棘道)、大关、昭通(朱提)、曲靖(味县)、昆明、楚雄至大理。两道在大理汇合后入博南道，永昌道。经永昌道过腾冲出缅、印及南亚诸国。行走千年古道很有价值，不仅可以感受几千年前古人的聪明才智和文明进程，而且可以见证古道的岁月沧桑与变迁的多样性，还能领略途中美丽的自然与人文景观。我们这次选择了灵关道为主线行走。

【三星堆与蜀身毒古道】

广汉三星堆的发现让世人看到一个曾经高度文明的时代。尽管当今的人们还无法去解开它们的七大谜团，但十分有趣的是大量考古事实确认三星堆竟然是蜀身毒道的起点或终点。我们在实地走访多处蜀身毒古道遗迹后，我总在为几千年前的古人为什么要修筑一条精致奢华的大道并与三星堆相连接而困惑。任何一条交通线的兴建必定有其目的，惯常思维下的那个时代，生产力是不发达的，而如此耗费高昂的人力财力在祟山峻岭中修建一条标宽约两米，路基约0.5米，全长约三千公里，相当于当今“高标准级高速公路”的石块铺砌路，其目的何在?仅仅是为古蜀国盛产的蜀布，丝绸，邛杖，或为盐与茶的运输，或为军队的调动?这都不符合基本规律和性价比原则，也推理不过去。蜀身毒道的背后究竟还隐藏着什么有待后人去破解的惊天密码呢?于此，在众说纷纭的今天，我倒是非常赞同专家李学勤教授在”三星堆与南方丝绸之路青铜文化学术研讨会“上作重要学术报告时所指出的，蜀身毒道是中国最值得进一步开发，研究的古道。它是将三星堆文明与世界文明紧密联系起来的国际交通线，也是欧亚古代文明互为联系的纽带之一。在这个被称为南方丝之路文化中起着非常重要作用居有关键地位的，一定就是三星堆文化。三星堆文明通过南丝路与世界古代文明互动往还，奠定了三星堆文明在世界古代文明中的重要地位。

三星堆遗址是“南方丝绸之路0公里”的地方，位于广汉市城西七公里处。它在1931年被发现。走进三星堆遗址博物馆我如同进入了一个千古离奇的迷宫，大量金器，青铜器，玉器，陶器象牙等文物呈现在我们眼前，这些出土文物带有鲜明的巴蜀文化特征，或纯朴古拙，或诡谲神秘，具有强烈的艺术震撼力。同样，位于成都市西郊青羊区金沙遗址路2号的金沙遗址与三星堆遗址是一脉相承。金沙遗址是中国进入21世纪第一项重大考古发现，博物馆里展示的数以千计的精妙文物带给我更多的是更为离奇的谜团。

【灵关古道】

灵关古道是蜀身毒道重要的干线道，成都经西昌，永仁至大理这段路线统称为灵关古道。它是蜀身毒道上穿越城市最多、路程最长，遗迹保护最好的主要线路。具体从成都出发。经邛崃(临邛)，名山(青衣)，荥经(严道)，汉源(施牛)、越西(阑县)，西昌(邛都)，会理(会无)，永仁(蜻蛉)，大姚、姚安(弄栋)，样云(云南)到大理(叶榆)。

提示：蜀身毒道上的这一段，总体被视为灵关道的一部分，具体还由邛崃至雅安的临邛古道，荥经的严道和汉源的旄牛道组成，全程多为平原丘陵地带。从成都出发向西南进邛崃县再入平乐。尔后，沿邛崃至名山雅安公路到名山再雅安上里古镇，当日可宿上里或雅安市。次日沿108国道南行至荥经汉源。该段有平乐、上里、清溪古镇，蒙顶山茶园，荥经土陶工艺。可以感受到典型的四川民俗民风，品味清香的蒙顶山茶，观赏荥经的砂器制作工艺。

平乐是蜀身毒道上第一个驿站，是个内涵丰富的古镇，让我感兴趣的是古镇旁边骑龙山上的蜀身毒道遗迹。这段古道被发现时是四层上下原样覆盖的道路，上层为唐宋时期建造，底层为秦汉时期建造。我们看到古道的中间为红色石板，两旁为小型鹅卵石铺成，另一种中间为大型鹅卵石排列，两旁用小鹅卵石铺成，石板中间有人畜长期行走后留下的明显凹痕。古道的构造设计精巧，每隔一段都有宽敞交汇处，两旁是大小样式规则的鹅卵石以“人”字形结构排列的挡墙，许多拐弯处都设计有人口，其作用跟现代高速公路有异盘同工之处。证明早在二千多年前，中国对外贸易就已达到了相当发达的水平。在古镇石牌坊引导下走进平乐，让我俨然有一方桃花源的感觉，古镇座坐在丘陵中央，白沫江穿镇而过，飞沙堰形成的“内江”和“外江”让人赞叹这一江分三水的独特格局。平乐古镇素以“秦汉古镇・川西水乡”风情著称，“古街、古寺、古桥、古树、古堰、古民居、古作坊、古驿道、古风俗”九大标签展示出它古往今来不平凡的历史。蒙顶山位于名山县境内，这里出茶，古时就是贡茶的产地。我们看到这里的人们不仅仅品茶，还“吃茶”，似乎所有的食物都与茶有关，茶鸭子，茶鸡丁，茶烘蛋、茶熏鱼茶松糕点等等。让人目不暇接的茶文化传承了几千年，抑或能够诠释蜀身毒道那时穿越此地的原由。

上里古镇是蜀身毒道从邛崃进人雅安的重要驿站。古镇二水环绕，背依天台山，面向田野小丘，四周古树修竹，溪水，古桥相映，古镇在两条小溪的环绕中坐落。明清风貌的吊脚楼建筑群被石板路曲线划开，石桥、石塔，牌坊、戏台予人祥和的文化气息。古镇的桥文化牌坊文化，泉文化，塔文化、古建筑文化，映衬着远古时候经过蜀身毒道云集到这里的南来北往人的热闹场面。

荥经古时称严道城，古城遗址位于六合乡古城村。荥经盛产土陶砂器，是炖烧煲汤的上品。以至于今天荥经砂器依然还是畅销着。我们看到古城里残存的古建筑已不多，但公路两侧的店铺前家家户户都堆放着砂器与陶器，传达着兴旺的远古信息。

清溪古镇的今天，虽然早已不再拥有古蜀身毒道时的繁荣场景，但古城墙的颓壁残垣，街道古色古香的建筑群典，古老的石牌，破败残损的楼阁亭台，仍洋溢着古风神韵。青溪古道在蜀身毒道上有重要地位，至今也是保存下来最完整的遗迹之一。古道遗迹在羊 壁上，有明代摩岩石刻“西南形胜”、“山水奇观”八个楷书大字。另一幅摩岩石刻“禁止哑泉不可饮”，传为诸葛亮南征遗迹。礼州古镇应说是蜀身毒道之灵关道上最古老的驿站了。史料记载一说至今已有两千一百多年历史，又说有两千七百多年历史。古镇曾七朝设县郡，五代置州所，有“蜀军安营驻戎 太平军筑台吊鼓，工农红军打富济贫”等光辉史迹。印象中的礼州古镇现存有文昌宫，南华宫、西禅寺等明清风格的建筑群，显示出礼州古镇悠久的历史文化。礼州的民居，院落，寺庙，官署古风犹存。民居小院多系清末民初所建，建筑风格鲜明。古老的城门，青石的街道，深幽的小巷，安静的民居传统的茶馆等等都印证着礼州古镇深隧的历史文化。

西昌古城是继成都之后，灵关道上最大的城池，西昌古城也称邛都建昌卫城，位于现在的西昌市区东北部。我们用两天时间走访了这内涵丰富的古城。古城墙为砖石混合建造，以条石垫底再砌以青砖。城墙底部最厚处达二十余米，高11米。城墙上的纪年砖有万历大顺、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等。古城有四门，北为建平，南为大通，东为安定，西为宁远，且南北，东西相互对称，现除宁远门早年被毁外，其余三门尚存。城门年款为“洪武四月吉旦立”。城内街道迄今仍保持明代布局，即以“钟鼓楼”(俗称四牌楼)为中心，向四方辐射。其北称北街 南称南街，西称西街，东称东街，另城南有顺城街，城西有石塔街三衙街，什字街，城东南有涌泉街。各街之间又有二十余条小巷相连，使各街巷纵横交错，构成一个四通八达的网络布局。资料记载在明清两代，政治，军事机关主要集中于城东北部的北街和府街一带，故这一带的街道名称均与政治和军事相关联，诸如。都司堂巷“即因明代的四川行都司衙门建在此处而得名，明代建昌卫署和清初建昌总兵衙门建在北街，清代宁远府府署建在府街，城中“中营巷”“右营巷”，“后营巷”即清建制军事机构“营”(兼管土司土目)的衙署所在。明清两代的文化，宗教建筑大多集中于城西的石塔街一带，其中久负盛名的景净寺、发蒙寺、关帝庙，城隍庙，云南会馆，陕西会馆、泸峰书院等均分布在石塔街附近。明清时期，南街，顺城街为商贸集市的主要街道，贸易的商品以银铃、锡锭，金银饰品，铜器、生丝、白蜡、药材、裘皮等为特色。另外，我们注意到了西昌虽处彝区边缘，但由于是蜀身毒道上的枢纽，即受到几千年的巴蜀文化，中原文化和枢佛教文化共同影响较深，文人商贾倍出，寺庙香火旺盛。

当今资料上标注的下一个灵关道穿越和连接云南的城市是攀枝花市，经过我们反复核准和实地考证，攀枝花只是一个年轻的工业城市，且灵关道的路线也不在攀枝花方向。而真正的城市是会理。

会理是灵关古道重镇，古称会无，后又称会川，是个有二千多年历史的古城，是扼川滇交通要冲，自古商贾往来，物阜民殷。《会理乡土志》记，“会理为蜀门户，水陆要冲，以陆而论，近经通衢，由西而滇之大理，永昌，南则由滇省达蒙自，直通越南、缅甸；东南则由昭通达重(庆)，叙(州)，直接两湖，江西，均气息遥通，络绎不绝。”又《会理州志》记明洪武三十年(1397年)山东山西，陕西，甘肃等商家，在会理首建北五省会馆，继而云南商帮，又扩建滇南会馆，时至清代，仅在县城，就发展包括滇，黔，赣，鄂、闽粤江浙，蓉等“十大会馆”。也是因为会理在蜀身毒道上的重要地位，会理古城留下了很多马帮和馆驿文化的痕迹，从唐代南诏时期开始设置馆驿站，北有阳蓬岭的俄准添馆，南有末栅馆，有箐口驿(甸沙关)，芘驿(巴松)，会川驿(城关)，目集驿(凤山营)等若干驿站，至今，古城西城巷，南街，北关，西关等仍有当年马帮客栈的遗址。会理的凤营乡，黎溪松坪关，鱼蚱渡等地仍保留有古栈道、驿站，铺司的遗迹，有些地方还沿用着部分古驿站，铺递之名。我们所知道过去会理境内的古道全长有七八十公里，而现存的古道仅有十余公里，古道有的以石板铺垫，有的用卵石石块砌筑，陡坡则凿石开道。灵关道会理段的古道，至今只有鹿厂镇凤营乡仍有数段古道遗迹，其他地方基本被毁。

石羊古镇，古又称“白井”，因这里出盐而兴盛，是蜀身毒古道的一个重要驿站。石羊离大姚县有35公里，隐藏在郁郁葱葱的高原丘陵深处，古镇在山谷里依小河两岸而建，东西两侧尽管已是柏油公路，但古时用青石板铺筑的古道还断断续续的有遗迹存在。石羊多处有盐卤泉涌，但卤水主要还是出自“庆丰井”，至今仍在取回。石羊的盐业已衰残，盐产品虽然质地上好，但除少量供给附近人们食用外，主要生产工艺盐服务于旅游业需要。尽管如此，石羊制盐工艺给我们带来的艺术视觉是非凡的。其最为独特的是“晒场蓬”晒盐方法和“鸡窝灶”熬盐方式，加上今天的“生肖盐”和“百家姓”盐制品，整个程序让我们看到的是盐的艺术而不是盐的本身。

黑井古镇是禄丰县古住今来重要的盐产地，有着悠远的历史。黑井古时每年煎盐几千吨，“黑井千家皆灶户也”之说足以想见当年黑井鼎盛时期的风貌。我眼中今天的黑井依然兴盛，只是而今再也不是盐业的兴旺，而是黑井的盐文化的遗痕，以及因盐而历经千年风霜后，古镇保存完好的古盐井古民居、古牌坊和古建筑群，目的指向是为旅游业服务。黑井尚存多处盐井及多处古驿道，其最大的看点是。“黑牛盐井”和。“古盐坊”。黑牛盐井是黑井出卤水最大的地方，也是黑井的标志。我以为千年盐井的历史就刻画在这盐井瘸蚀的砌石上和古卤池的一层层盐渍上。古盐坊曾是黑井造盐的核心地点，今天在那里看到的水车，晒盐棚，晒卤台小锅盐，品读的是黑井盐的味道。

诺邓是浓缩古代盐文化的古朴小村，也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地方。古村隐藏在鹅脖子深山的沟谷中，村口的a江水交错迂迥，环流构成“S”状酷似道家“太极”图案。村里完好地保存着众多的古民居，古庙宇。尤其完好地保存着盐井，盐局盐课提举司衙门旧址和古驿路古街巷，盐马道。我们在诺邓除了感受冬暖夏凉的气候与小资情调的民间风情之外。尤对千古延续下来的家庭作坊式的熬盐工艺很感兴趣。这里制盐古朴又简单，卤水从盐井取回后倒进铁锅里即升火熬煎，几小时后用漏子从锅里捞出来滤干，然后打造成形放于灶台边烘干即完成。看到此景，可以想像得到过去的各家各户在盐局，盐提举司门前排着队上交盐又由马帮驮运上路的热闹场面。更有趣的是诺邓，让人惊叹不已。

光禄古镇也是蜀身毒道上的古驿站，位于姚安县北部12公里处，素有“迤西文化名邦的美称，长期以来，一直是古代治滇重镇，整个古镇建筑成“坤”字形，记载的古建筑众多。今天的光禄古镇已失去了古时熙来攘往的光彩。虽然当地重视古镇的恢复重建但古老的风韵不再。

云南驿是最早最早叫云南的地方，是蜀身毒道上的重镇和交通要冲。它曾经承载过古代 和近代历史的重任。古时属汉代云南县和魏晋云南郡的故地，因元明清三代设置云南驿而得名。从公元前2世纪到上世纪初年，在长达两干两百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先后历经县，郡，节度使，州、赕，城和驿站的设置，并一直以云南作为地名，见证了无数的沧桑巨变。二次大战期间，对中国生死攸关、举世闻名的驼峰航线，滇缅公路中印输油管和古老的驿道都奇迹般地在云南驿这个弹丸之地汇集。我们走进云南驿，主街道上那踩踏得溜光的1720米的古道，总让我感到依然在散发出远古的味道，两侧的民居多数完好，很多百年建筑还是古色古香。“大马店”奢华庞大的建筑在陈列的马帮物件中映衬着昔日兴盛的场景。然而，历史的变迁特别是交通线的更替，云南驿的光芒已黯然失色。如今的云南驿街巷很冷清，建筑群也可谓门可罗雀。但云南驿的价值并没抹去，它还是那样文物般地坐落在祥云坝子里。

大理城，汉代称叶榆，是蜀身毒道上最大的贸易集散地，在蜀身毒道的兴衰史上，大理曾有着显赫的地位和作用。公元764年，南诏在此建城，公元779年，南诏从巍山迁都至此，大理国仍以此为都城。历唐宋代五百多年直至元代，这里一直是云南及滇西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蜀身毒道的横穿和茶马古道，盐商道在这里的交汇，使大理具有中原文化藏传文化东南亚文化及当地民族文化融合的综合性文化特征，是中华文化链中个重要组成部分。大理作为数百年滇西大城的地位文人名流荟集，史籍文献甚丰。加之，在当地占主要地位的白族人民文化素养历来较高。因此，明清以来大理素有。文献名邦之称。历代以来人才辈出。白族人民从服饰，住居，婚嫁、信仰，习俗以及庆典节日，都充满着独特的民族情趣，这些浓郁的民族风情，增添了古城的历史文化气氛，亦更加增添了大理历史文化名城的迷人色彩。

【永昌(博南)古道】

博南古道亦称永昌道。是蜀身毒道通过大理后向西与缅甸境内的缅印古道连接的重要路段。博南古道从大理往西，经过漾濞县城，就进入博南山区。博南是公元1世纪开始沿用的县名，治所就在今天的永平县。这条山道是汉武帝于公元前105年前后下令开凿的(当时称为博南山道)。古道向西跨过澜沧江。便进入保山地区。保山是古时的永昌郡、永昌府的治所，也是蜀身毒道通过的主要地区，所以“永昌道”便被作为这段古道的泛称。

水寨古道是蜀身毒道之永昌道上的重要路段。线路东起澜沧江河谷的兰津古渡霁虹桥，向西上平坡水寨翻天井铺垭口，经牛角关，官坡板桥至保山城止，里程长约60公里。据载，该古道历史上属博南古道的一部分，最早形成于战国时期。西汉开西南夷，东汉置永昌郡，曾多次进行大规模的拓修铺筑，时有“汉德广”开不宾，度博南，越兰津，渡澜沧，为他人的古歌，反映了这一史实。此后各代屡有修复扩建，长期成为古道自大理进入保山市境的官营主驿道。直至民国后期滇缅公路通车后才最终被取代，前后延续约两千四百余年。

平坡铺、水寨铺古街道都是水寨古道之中的重要驿站。平坡铺北距霁虹桥约两公里。古道自霁虹桥沿山麓而上，横穿平坡村。村口两端各设券洞街门，村内居民沿路建房，夹路成街，街内曾有马店，商铺和烟馆。我们惟见街道尚保持原貌。街道为北南走向，100米左右，路面均以石块铺筑，街边留有明显的排水沟道。由于年深月久，石板上随处可见成串的马蹄印痕。水寨铺古街道我们原以为在水寨乡的街道里已被毁，其实它就在老水寨村内。街道开辟于汉代，兴于元明，古道自东北向西南穿寨而上，总长350米，路面均以石块铺筑，中设路轴以利通行。中段的中心街场两侧各有古商铺古马店十余家，较好地保留了古驿的历史风貌。两铺之间最有古道遗痕的是水石坎石板路。这段古道开辟于汉晋时期，东起平坡，西至水寨村，长约四公里。路面多以毛石铺筑，宽1～2米。因山势制约，多数路段在悬崖怪石间曲折攀援，犹如登天云梯，俗称。梯云路”。在古道上留有大量的马蹄印，部分山石上尚有人工制作的防滑线带简易棋盘及铭文题赞等遗迹，大大丰富了古道的文化内涵。

蒲缥镇是蜀身毒道之永昌道上的重要驿站。蒲缥镇的发展损失了宝贵的古建筑，当今能让我看到的只有两处遗迹。一是蒲缥镇东侧的黑山门古石拱桥，它是古道上保存较好的古桥梁之一。始建于明代，初为木板风雨桥，称“大花桥”。清代中期扩修古道时改为石拱桥。二是位于蒲缥马街村西约三公里盘蛇谷哑泉上侧的盘蛇谷哑泉石刻。系古代提醒世人勿饮哑泉的警示石刻。盘蛇谷为古道从蒲缥至潞江道街的必经要隘，其地两山夹峙，谷窄箐深。峡谷上段路边原有泉，水色青黑，草虫不生，据说当年诸葛亮兵丁过此，不慎饮用，即变哑致死。清代嘉庆年间腾越厅同知尹里布曾在泉边立碑，称“此为哑泉”以警世人。光绪年间，又有永昌乡贤李实仁利用泉边悬石添刻警语。此名哑泉，不可饮也”。历经百年变迁，今哑泉已经干涸，尹里布刻碑也不知去向，仅有李实仁石刻尚存崖间。

四大文明古国的今天范文第3篇

关键词　《古今图书集成》　英国　美国　汉学研究　分类号　G239

《古今图书集成》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是中国学术史上并驾齐驱的三部巨著，有学者称，它是《永乐大典》的后继者，《四库全书》的先导者，被外国学者和汉学家赐予“康熙百科全书(Kang Hsi Imperial Ency－clopaedia)”的尊称。在现存的古代所有类书、丛书中，其科学性与适用性都是无与伦比的。该书早期以宫廷书问世，一般人很难看到，但作为朝廷馈赠佳品却很早就流布到英、美等国。《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作者李约瑟曾说过：“我们经常查阅的最大的百科全书是《图书集成》……它是一件无上珍贵的礼物”。《古今图书集成》不仅在外国学者眼中享有很高的地位，而且在汉学研究中也发挥了巨大作用。

1　《古今图书集成》之版本概况

《古今图书集成》原名《古今图书汇编》。是清朝康熙年中福建侯官人陈梦雷(1650－1741年)等所编辑的大型类书。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陈梦雷32岁时因附逆罪流放奉天，三十七年(1698年)康熙皇帝东巡得以放还，侍奉三皇子诚亲王胤祉读书。在这段优游的岁月里，陈梦雷根据协一堂藏书和家藏一万五千多卷经史子集的典籍，编成了《古今图书汇编》一书。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四月完成初稿，先誉目录、凡例为一册上呈，康熙御览后认为尚需修订增益，改赐书名《古今图书集成》。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康熙逝世，清世宗即位，下令户部尚书蒋廷锡(1669－1732年)重新编校《古今图书集成》。蒋廷锡删去胤祉、陈梦雷等人姓名，写上自己的名字。

该书正像它的名称一样，集古今图书之大成，举凡古代社会的天文地理、人伦规范、文史哲学、自然艺术、经济政治、教育科举、农桑渔牧、医药良方、百家考工等无所不包，图文并茂，资料丰富。全书1万卷，目录40卷。分6编，32典，6109部，按天、地、人、物、事次序展开，层层隶统，规模宏大、分类细密、纵横交错、次序井然。作为我国现存最大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傲视古今中外。可以说，《古今图书集成》是对我国传统学术文化的一次系统整合，不愧是18世纪我国乃至世界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国内外学者一致认为它是获取中国古代知识的百宝库，因是系清康熙帝敕令编纂并赐书名而被国外尊称为“康熙百科全书”。此书先后印制了多种版本。

1.1　“铜字版”――第一次印本

《古今图书集成》编成后，于雍正四年(1726年)用铜活字排印，两年完成，这是《古今图书集成》的初版，共印成65部，称“铜字版”。正书1万卷，目录40卷，分订5020册，装522函(正书520函，目录2函)。印本用开化纸和太史连纸印制，印刷精良，装潢富丽，人称殿本。“铜字版”印本稀少，在当年即为珍籍。除内府分藏文渊阁、乾清宫各1部，皇极殿2部。此外，翰林院宝善亭获赐1部，七阁亦各有1部。浙江藏书家鲍士恭(知不足斋)、范懋柱(天一阁)、汪启淑(开万楼)、江苏藏书家马裕等大家，因朝廷修四库全书进呈图书较多，均被奖赏《古今图书集成》各1部。此版本因流行世间原不甚广，至今传世仅存10余部。

1.2　“美查版”――第二次印本

光绪年间，中国文化西流，《古今图书集成》得到洋人的重视，认为是获得中国知识的最好的一部百科全书，当时士林学子、坊间书贾和藏书家们竞相搜求。引起原在上海创办《申报》的英国商人Ernest Major(安・美查)和Federic Major(弗・美查)兄弟的注意，于光绪十年(1884年)在上海集股设立“图书集成印书局”，用机器连史纸十开尺寸铅印《古今图书集成》，绘图部分则用较好的宣纸石印。此版本每半页12行，行38字，细黑口，单栏，鱼尾下小字印明汇编、典、卷、部、项目、页数。共印1500部，每部1620册，另有目录8册。用四年时间至1888年印成，所用铅字为三号扁体，故第二次印本又称“扁字本”或“美查版”。这一版本由于校勘不精，讹脱颇多，不称善本，但从此《古今图书集成》广泛流传，国外收藏不少。

1.3　“同文版”――第三次印本

照相石印版的兴起，引起光绪帝莫大的兴趣，加之铜活字本流传日稀，遂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面谕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酌影印集成，由上海同文书局承办，以内廷铜活字版原本，规格悉照原书影印100部，还特殊装订了一部专供慈禧太后所览，实际共印刷101部。附有清代龙继栋所作《考证》24卷，正文仍是5020册，加《考证》24册，共5044册，四年时间完成，称“同文版”或“光绪版”。该印本因是官家交发书局影印，所以每册副页钤有两江总督官防。其可贵之处在于增刊了《考证》24卷，印刷追求精益求精，书品装璜胜过殿本。时价每部3 500两白银，多用于清政府赠送外国或颁赏大臣。令人遗憾的是，该书除一部分运往京外，留存在上海栈房的50部不幸遭火灾烧毁。

1.4　“中华版”――第四次印本

因首次铜活字印本数量稀少，迭经战乱存书更罕；第二次的扁字本，校勘不精讹误不少；第三次影印数量有限且遭火灾，所剩无几。有鉴于此，上海中华书局于1934年依据康有为所藏雍正铜活字印本为底本，借用浙江省藏文澜阁本补配，将原书九页缩为一页，目录四页缩为一页。版口中缝上端大字印“集成”，双线，中缝下端双行分印册次、页码和“中华书局印”字样。缩印本上可清晰地看到：“南海康有为先生珍藏”等藏书章。牌记题“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十月中华书局影印，据清武英殿铜活字本影印”。用江南造纸厂机制连史纸，三开大本，共计线装808册，印数为1500部，每部定价800元，于1940年出齐，称“中华书局版”或“中华版”。

1.5　“文星版”――第五次印本

继1934年“中华版”之后，台湾也以“铜活字本”为底本出版了三个版本。1964年，台北文星书店将铜活字缩印的中华小字本作第二度的影印出版，16开本，精装，每部101巨册。史称“文星版”或“文星书店本”。为使读者在如此浩瀚的百科全书中迅速找到所需的资料，增编了全书索引，使这一部图书集成的价值日趋完美。据调查，此版大陆地区极为少见。

2　《古今图书集成》在英、美各图书馆之流布

2.1　《古今图书集成》在美国各图书馆的收藏

2.1.1　哥伦比亚大学斯塔尔东亚图书馆收藏　哥伦比亚大学斯塔尔东亚图书馆于1902年建立，罗塞斯

(sethLow)就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他写信给当时美国驻清廷公使康格(E・H・Conger)，希望通过他请求清政府能够给予帮助。是年，慈禧太后闻此请求，遂将一套价值7000美元的同文书局影印版《古今图书集成》慨然相赠给哥伦比亚大学。这样，哥大图书馆连同购置的图书，已有中文藏书30万册。其中有家谱1500种，地方志1650种，还有许多珍品古籍，重要的是受赠收藏《古今图书集成》原版一套，为哥伦比亚大学成为全美享有盛誉的汉学研究学府打下基础。

2.1.2　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　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成立于1928年。收藏中文资料33万多册，珍贵书籍有公元975年印行的佛教著作；善本书有宋版27种；元版36种；明版1219种；清版1065种。14－19世纪手抄本1128种；闵、凌两家套色印本72种；地方志3525种；中文丛书1300种，其中包括于雍正四年(1726年)由清内府用铜活字排印的殿版《古今图书集成》原书一部，该书品像完好，在善本书阅览室由一华人管理员管理。

2.1.3　匹兹堡大学东亚图书馆收藏　匹兹堡大学东亚图书馆虽然成立的时间较晚为1960年，但收藏的中文资料是很有价值的。从台湾故宫博物院获得中文出版物第一批60种，170册，第二批115种，340册。该馆特藏有完整的《古今图书集成》一部，全套808册，为1934年10月中华书局据清武英殿铜活字本影印本。该馆1960年成立竟能收藏这部大书，此外还有1710年武英殿刻本的《渊鉴类函》等书实属不易。

2.1.4　耶鲁大学东亚藏书室收藏　耶鲁大学东亚藏书室共收藏东亚藏书35万余册，中文藏书共有22万余册，包括太平天国时期资料320种，其中有完整的《古今图书集成》一部。1878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容闳重回美国，担任清政府驻美副公使。容闳是近代赴美留学并学成归国的第一人，出于对母校的感谢之情，他将自己1000余册珍贵藏书，连同特携的《古今图书集成》一同捐赠给母校。这部《古今图书集成》5040册，是殿版铜活字本，属64部之一。这批以《古今图书集成》为代表的典籍成为耶鲁大学图书馆汉籍收藏之滥觞。

2.1.5　达特茅斯学院东方藏书室收藏　达特茅斯学院东方藏书室，位于美国新罕布什尔州汉诺威。该馆的主要藏书为东亚历史、文学、哲学、宗教、语言等，是历史最悠久的研究图书馆。特藏有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1套，全部装入400个精制的书套，保存完好。

2.1.6　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收藏　1869年6月，同治皇帝以明、清刻书10种共905册赠予美国政府。1904年清廷参与“圣刘易斯万国博览会”，参展图书及地图全部赠给国会图书馆，国会图书馆遂于1928年正式成立“亚洲部”。“中国图书部”收藏有2套《古今图书集成》，一套是1908年清朝政府为了答谢美国政府退还庚子赔款而赠送，派遣特使唐绍仪带到华盛顿，这套书共5044册；另一套是美国政府各部会委员会在中国收购的第二次印本“美查版”，共1628册。两套合起来共6672册。

2.2　《古今图书集成》在英国等图书馆的收藏

2.2.1　大英博物馆收藏　大英博物馆是世界上公认收藏中国珍贵文物最丰富、最精美、数量最多的博物馆，所藏中国历代珍稀之品多达3万余件。其中有一套“铜字版”《古今图书集成》5020卷，是大英博物馆以1500英镑购进的，《伦敦环球报》曾过“是一项我们占便宜的交易”，“是多么令人庆贺!”的报道。如今存世稀少的“铜字版”《古今图书集成》更被大英博物馆视为珍宝。

2.2.2　剑桥大学图书馆收藏　剑桥大学图书馆是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之一，总藏书600余万册，其中中文藏书约10万余种。包括商代甲骨、宋元明及清代各类版刻书籍、各种抄本、绘画、拓本以及其他文物，颇多珍品。其中藏有一部第三次印本“光绪版”《古今图书集成》共5044册，原为清皇帝德宗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赠给伦敦中国协会的礼物，中国协会遂将该书存放于剑桥大学图书馆。

2.2.3　李约瑟研究团队收藏　英国著名学者、《中国科学技术史》著者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结识了郭沫若、竺可桢等许多朋友。当浙江大学竺可桢校长得知李约瑟要写一部中国对世界文明贡献的书时，便开始协助收集图书和资料，于1948年将收集到的全部书刊资料海运到剑桥赠送李约瑟。其中，最为珍贵的要数一套完整的《古今图书集成》。李约瑟的工作团队在写作《中国科学技术史》时人手一册，成为必备的参考工具书。

2.2.4　法国巴黎、德国柏林的收藏　第一次所印“铜字版”《古今图书集成》当时只印了64部和1部样书，经过200余年的辗转周折，现存无多。目前传世的约有12部，法国巴黎、德国柏林也各有1部。

3　《古今图书集成》对国外汉学研究之影响

3.1　让沉睡在“中世纪”的欧洲人睁开了眼睛

承载着百科知识的《古今图书集成》传入欧美，系统地介绍了东方思想、介绍了中国学术的开端，把许多伟大的发明创造送给世界人民，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化科学有了依据的起点。他们对中国的科学发明和物质文明抱以钦慕和向往，希望对东方文明、东方礼法制度有所了解，希望借用“中国风格”、“孔子思想”来清理被“旧教”占领的阵地。该书以包罗万象的记载，对欧洲、对世界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思想层面、制度层面对欧洲几代人发生了重大影响和推动作用。让沉睡在“中世纪”的欧洲人睁开了眼晴，终于呼吸到了异样的清鲜空气，吸收到了口味迥异的东方精神营养。

3.2　让世界把研究目光投向了中国汉学

中国古籍通过西方传教士、探险队和商人等广泛传播到世界各地，同时也吸引着欧洲人把目光投向了古老的中国，把中国作为反对神学，高举理性、自由、平等旗帜的启蒙运动的楷模。他们从中国典籍中得到中国的第一手资料，进而关注中国的纪元、信仰、伦理道德、政体以及科举等制度，相信中国的古老文明并作为反对神学的有力依据。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在写作《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时，《古今图书集成》是他常用的参考文献，并在其著作中大量的引用了《古今图书集成》的插图和资料。他以半生心血写作的过程，也是使用《古今图书集成》的过程。

3.3　为中国本土外奠立一批辉煌的中文书库

《古今图书集成》输入的图书馆，陆续设立亚洲藏书部，已有亚洲藏书部的细分出了中国部，特立中国门户，以加大对中国学研究的服务。在美国，1878年，容闳捐赠的以《古今图书集成》为代表的一批典籍，成为耶鲁大学图书馆汉籍收藏之滥觞。1902年，哥伦比亚大学由于有了慈禧太后所赠的《古今图书集成》奠基，成立了哥伦比亚大学斯塔尔东亚图书馆。1908年，清朝政府答谢美国退还庚子赔款赠送的，《古今图书集成》，成为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中文组的重要馆藏。可见，世界各国图书馆无不为收藏了早期版本的《古今图书集成》而感到骄傲。由于该书内容广泛，且规模庞大，奠立了收藏馆最辉煌的中文书库，为国外许多图书馆开展汉学研究信息服务提供了保障。

3.4　促进了汉学研究机构在世界各国的建立

《古今图书集成》的输入，使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和博物馆有了丰富的中国古籍文献，推动法国的汉学研究处于领先的地位。英国也因伦敦大英博物馆和剑桥大学图书馆收藏了此书为代表的及其丰富的中国古籍文献而出现专门的汉学机构。德国柏林普鲁士皇家图书馆收藏了中国典籍和此书，进而使汉学研究有所发展，汉学教学机构陆续建立，许多著名大学开设了汉学系或汉学课程。1814年，法兰西学院正式开设汉学课程，设汉学教授席位，标志着西方汉学正式成为一个学科。在德国，一些大学开始设立东亚系，以加大对中国学的研究。在美国，因为有了《古今图书集成》这批中文古籍，耶鲁大学开设了中国语言文学课。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世界研究汉学的机构已近10所，职业汉学家形成梯队，汉学研究成果陆续出版，汉学研究走向了新阶段。

四大文明古国的今天范文第4篇

古典文学不只有四大名著

魏明伦说：“中国的古典文学，广义上包括的范围非常大，诗经、先秦诸子散文、楚辞、汉赋、汉史、唐诗、宋词、元曲，然后才是明清小说，再后来是现代文学。在传统时代，正统文学并不认可小说，它认可的是诗歌、文章，当然，这是传统的偏见，今天人们已经没有这种偏见了。但在另一方面，小说并不是古典文学的全部，它只是一部分，而四大名著，则是这一部分中的代表。”

其实，四大名著本身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经历了多次改变。魏明伦说：“四大名著，不是谁选的，而是自然形成的，当中有不少变化。四大名著之所以广为人知，这是电视传播所造成的。电视特别是电视剧，要求故事性很强，而四大名著恰好是叙事性文学的代表作。所以，重视传统文学，这是好事，但是首先要弄明白，传统文学要比四大名著、比小说广泛得多。”

太多的名著被我们遗忘

魏明伦说：“中国的小说传统，从早期汉魏六朝的志人志怪小说，到隋唐传奇、宋元话本，到明清逐渐成熟，然后才是明清小说，四大名著则是其中长篇的代表作。”

作为明清长篇小说的代表作，并不意味着它们是唯一的。魏明伦说：“仅就长篇而言，不亚于四大名著的还有很多，比如《儒林外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最著名的《老残游记》、陈寅恪研究的《再生缘》，甚至还有一部完全以骈体文写成的长篇小说《燕山外史》等。长篇之外，还有短篇，著名的比如《聊斋志异》《三言二拍》等，都是非常好的作品。”

而今，除了四大名著之外，古典文学中的许多名著却很少出现在公众瞩目的行列里。魏明伦说：“这个时代，是一个文化衰落的时代，大量的传统文学其实并没有得到重视，即便是传统文化热，也多是历史、哲学层面的，而非文学层面的。”

传统不能搞成假洋鬼子

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之下，传统文学难免遭遇冲击，更重要的是，在小说成为正统文学之后，西方的创作理念和创作方法，更多地占据了主流。

魏明伦认为：“‘五・四’以后的新小说，主要的方向并不是吸收和继承传统文学，而是吸收西方小说的方法，也就是说，它不是从志人志怪、传奇、话本一路走下来的，而是走上了另外一条路。不管是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乃至荒诞、滑稽等，都是西方的创作方法，而非传统的。”

然而，尽管在这个西学来潮的时代，传统文学依旧没有中断。魏明伦说：“那一代的小说家，比如鲁迅、林语堂，乃至后来的老舍、钱钟书，他们首先都有非常深厚的传统文学功底，然后又精通西方文学，所谓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学贯中西，都是先吃透了传统文学，又吸收西方文学。比如说《阿Q正传》，它的创作方法无疑是西方式的，传统文学中没有这么写的，但是在表达上，却有很多传统文学的影子。他们这一代人，对于传统的继承，是在骨子里的，是不露痕迹的，当然也是中西合璧的。结果就是产生了很多足以和传统文学比肩的作品，非独小说，散文、戏曲也是。他们对西方文学的引进和吸收，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功不可没”。

数典忘祖无法赢来尊重

传统的真正中断是当代文学时代。在近现代的中西合璧之后，传统文学逐渐失落，西方文学成为中国创作者最主要的方式。

魏明伦认为：“‘五・四’之后吸收西方文学是对的，那个时代我们的问题是太古板了，只有传统，不知世界。而今天恰恰相反，当代文学中只剩下单一的外来文学，传统的几乎都失落了，小说越写越洋化，甚至太洋化了，所以矛盾颠倒了。今天的我们，缺的不是世界，缺的是自我，是传统。”

四大文明古国的今天范文第5篇

房宿四星，分别对应于西方的天蝎座π、ρ、δ、β四颗恒星。其中房宿四在赤经16h，紧贴黄道，向下依次为房宿三、一、二。四星均不明亮，在2等～3等之间，但相连起来，几乎成一直线，并与黄道垂直。现在普遍认为，中国古代的二十八宿从草创到定名有一个过程，因此不少宿都有别名，如房宿，最早被称为“天驷”。所谓“驷”，就是拉同一驾车的四匹马，或者由四匹马拉的车。这四匹马一般是公马，即所谓“四牡”。《诗经·车攻》有云：

我车既攻，我马既同，

四牡庞庞，驾言徂东。

田车既好，四牡孔阜，

东有甫草，驾言行狞。

说的是马车已经修好，拉车的四匹公马高大肥壮，天子驾着这车，前往东都狩猎。可能因为龙与马都是行动迅捷的动物，两者常常连用，所以天子所用的这些骏马，又称为“龙马”。在上古传说故事中，当年就是龙头马身的龙马背着《河图》献给伏羲，伏羲因而发明了八卦。而《周易》中的“乾”、“坤”两卦恰恰分别以龙和马作为象征物。房宿原名“天驷”，既然在天，自然也是龙马，郑玄引《孝经》说：“房为龙马。”但还有人嫌龙马不够威风，直接把房宿想象成四条龙在拉车奔跑，所以《石氏星经》说：“房四星，一名天龙。”更巧合的是，房宿又是东方苍龙七宿之一，位于龙的腹部，与氐宿一起组成了龙的躯干部分。

辰、房星与农祥

《国语·周语下》中记载了周武王进行伐纣战争时的一系列天文现象，其中有“月在天驷”，即月亮运行到后来被称为房宿的那个天区。为什么会记载、流传这一天象呢？《国语》又进一步说：“月之所在，辰马农祥也，我大祖后稷之所经纬也。”三国时期韦昭的解释是，辰指大辰，即大火星心宿二（天蝎座α），马即天驷房宿，月亮在这个区域停留，是农事顺利的吉祥之象。而驯化作物教导农耕的祖师爷，正是周人的始祖后稷。故此这个天象可以附会为，周武王得到了祖先的保祜，因而伐纣成功。

然而，关于“农祥”，《国语·周语上》又说“农祥晨正”。韦昭解释：“农祥，房星也。”整句的意思是每年立春那天的早晨，房宿出现在正南方中天，这时有祭祀活动，祈求农作物丰收。韦昭可能受许慎《说文》中关于“辰”的解释的影响：“辰，震也。三月阳气动、雷电振，民农时也。……辰，房星，天时也。”总而言之，他们都认为，上古时房宿与辰、农业都存在一定的联系。这种联系该如何解释？许慎掺入了当时流行的阴阳思想。韦昭则利用立春日房宿晨现（“辰”通“晨”）于中天的天象，做出进一步说明。我们运用现代天文学，考虑当时还完全不了解的岁差和地理因素，韦昭所认为的上古周地立春日房宿晨现于中天，实际上并不能成立。而且，这也与他解释伐纣天象时释“辰”为大火相矛盾。

有一种观点认为，在近世出土的甲骨文中，“辰”字指的是一种农具，用以清除杂草，翻动泥土。更为有趣而且可供佐证的是，“农”的繁体字“農”也有“辰”字作为部件，金文中则是两只手拿着“辰”这种农具犁田，经过一番演变，两只手与农具分离而与田结合，并简化为楷体的“曲”。由此可以说明，“辰”字在古代农业生产中极具重要意义。

在《春秋公羊传》里，关于“大辰”的说法就有三种之多：“大火为大辰，伐为大辰，北辰亦为大辰。”日本天文史家新城新藏认为，周以前的上千年时间内，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地域，使用不同的星座作为辰——即用于定季节的特定恒星。这个时代，是辰的变迁时代。他指出，商代及其先民，以大火星作为商人专门祭祀的大辰，所以当时所说的“辰”，就是指大火星。距今三四千年以前，北斗星比现在更加靠近天北极，用斗柄指向定季节更为方便，所以夏人称北斗为“北辰”。春秋时的唐国（后来的晋国）及其先民陶唐氏，也就是传说中的帝尧，则以参星（即伐星）作为专门祭祀之星。

由此，我们也可以推测，以先祖后稷开创农业为荣的周族人，亦曾以天驷为辰并加以祭祀，意在使天上的星和地上的农具相互交感，以求丰收，因而有“辰马农祥”一说。其它接受农业文明的上古民族也出于相同的目的，敬天祭辰。“辰”字的意义也不断扩充，成为日、月、星的统称。又由于纪时要参考天体的运动，“辰”的字义不断演变，与纪时也发生了相互关联，如良辰、诞辰等等。

房宿与房国

从字面上看，房宿的“房”与龙、马、辰都没有关系，那么其中的“房”字又是怎样得来的呢？陈久金、何光岳两位先生认为，按照分野理论，房、心两宿的分野属于宋国（今河南省境内），但此地以前有更为古老的房人在此建国。舜继尧成为华夏领袖以后，封尧的“不肖子”丹朱于房。据说，房人属于九夷中的一支——方夷（“方”通“房”），甲骨文中也见有占卜方人是否出兵进犯商朝的卜辞。周灭商以后，分封诸侯，房人在今河南省东部建立房子国。这“房子”的“子”，指的应该是子爵的意思。后来，周昭王娶了房氏作为王后，但这位房后可能品德不太好，《国语》称她“实有爽德，协于丹朱”，意思就是跟丹朱很像。这也从侧面证明，此时的房国源于丹朱一脉。

房后之子，就是著名的穆天子——周穆王，他在巡狩时也曾到过劳家房国。因此，房国在当时有一定势力，使星占家以其国名命名天上的星宿。房国后来被楚国所灭，房人流散，其土地后来亦被吴王阖闾的弟弟夫概接手，被称为“吴房”，以示区别。汉代设有吴房县，在汝南、颖川一带，即今河南上蔡、准阳，安徽阜阳等地。唐李淳风的《晋书·天文志》把众星官的分野对应到县，而房、心两宿对应颍川、汝南、准阳等地，正与古房国对应。因此，房宿之名来源于房国这一说法，是比较能让人信服的。

辰弗集于房

在中国古籍《尚书·胤征》中，有一条今天看来非常重要的记载，夏王仲康即位，“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其实，这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日食记录。书中还说当时的天文官羲和失职，造成混乱，被判死刑。“辰弗集于房”中的“辰”字与上面所提到的专指某一颗星不同，出现较晚，文字学家谓其正写常作“香”，其义为日、月相会，用现代天文学术语来说，就是处于同一黄经。“弗集于房”，就是日、月没有在房宿连成一线——太阳不见了！要注意的是，当时人还没有认识到日食是日、月连成一线的一种特殊天象。

根据这个传统的解释，很多学者试图推算出这次日食所发生的年代，包括唐代僧一行、元代郭守敬和明清之际的传教士汤若望。清代学者阎若璩提出了很多证据，证明《尚书》中有多篇为东晋梅赜（一作梅颐）伪造篡人，包括《胤征》。他还为《胤征》记载的这次日食推算出几个可能的日期，发现位置都不在房宿，成为梅赜作伪的证据之一。然而，现代天文学确立发展以来，很多对此有兴趣的中外学者研究过这个问题，其中有人发现阎若璩的计算有误，而且《胤征》全篇虽可能是伪作，但日食这件事在《左传》和《史记》中均有记载，也不可武断地否定。也有人认为“房”不是指房宿，而是普通的房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