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昭之心范文第1篇

1、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汉语成语，拼音是sī mǎ zhāo zhī xīn，lù rén jiē zhī，意为野心非常明显，为人所共知。

2、司马昭是三国时魏臣，继其父司马懿及其兄司马师之后，继续发展司马家族的势力，权倾朝野。魏帝曹髦以“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形容其野心，后率人讨伐司马昭，被其党羽刺死（见司马昭弑君）。

3、而司马昭未受追究，后来更被封为晋王，死后其子司马炎篡魏自立（见魏晋禅代）。后来，人们用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来说明阴谋家的野心非常明显，已为人所共知。

（来源：文章屋网 ）

司马昭之心范文第2篇

山涛推荐嵇康做官，嵇康为啥不领情，反而与他绝交

魏晋时期名士的隐逸生活是中国隐逸文化的一个重要阶段，有许多隐逸文化的新亮点和新特色，也是魏晋名士风流中的重要画廊之一。

隐士活动的政治内涵，突出表现在他们与皇权的关系上。隐士形成有两个基本要素，一是士人的独立意识，即“道”优于“势”的信念；二是皇权所希望的隐士的社会使命，即在皇权与社会的矛盾中起到协调作用。这就决定了隐士与皇权间无所不在的紧密关系：皇权一方既要用隐士来装潢门面，又要避免隐逸之风可能产生的不安定因素；隐士一方既要追求独立意识，又不得不承认为人君之臣民的现实，即尽管“道”优于“势”，可又不得不服从“势”的绝对统治。于是，双方如同一对命里注定的冤家，互相排斥，而又互相吸引。

经过前代的教训，魏晋时期的皇权与士人都展开了对双方关系和相处方式的思考与研究。其活的标本，便是“竹林七贤”。《世说新语・任诞》为我们描绘了这个隐逸群体的产生概况：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读过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的人不免要有这样的疑惑：既然七贤是一个亲密无间的隐退群体，山涛又好心好意推荐嵇康做官，为什么嵇康还要把山涛骂得狗血喷头，并且与之绝交呢？明白了这个问题，我们也就明白了竹林七贤在隐逸文化史上的真正意义。

魏晋时期皇权与士人在处理相互关系上比较务实。在不断地选择和扬弃中，他们逐渐找到了双方不得不接受的相处方式。七贤中对皇权的三种不同态度，便是这种选择和扬弃的过程。

第一种为对抗式，只有嵇康一人。嵇康继承了东汉以来逸民隐者的疑君和无君思想，他不仅公开唱出“非汤武而薄周孔”的论调，还在行为上付诸实施，傲视王侯。这种处世方式的危险性被山林中真正的隐者看得清清楚楚。据《世说新语・栖逸》，一次嵇康在汲郡（今河南汲县西南）漫游，遇见了道行高深的道教徒孙登，便和他一起交往游乐。临别时，孙登对嵇康说：“你的才能很高，但却缺少保全自身的办法。”但嵇康并没有听进这些话，继续公开与司马氏政权对抗。直到被捕入狱，嵇康才意识到孙登的先见之明，写诗自责：“昔惭下惠，今愧孙登！”实际上他已经否定了自己的处世之道。

这种方式尽管很崇高，很悲壮，但不现实。

与此相反的方式是投靠式。其中山涛明白得最早。他尽管在竹林与嵇康等人游玩隐逸，但心里早就盘算着怎样才是保身之道。四十岁时他便做了赵国相，入晋后又历任要职，所以才遭到嵇康的怒斥。其实山涛的投靠正是隐士与皇权关系中的一种适应，目的是全身，而不是出卖灵魂。所以尽管被嵇康骂得难堪，但他仍没有忘记这位老朋友的后代。嵇康遇难后，山涛举荐嵇康的儿子嵇绍担任秘书丞。嵇绍向山涛咨询是否就任及出世入世的道理，山涛说：“我为你思考很久了。天地四季，尚且有消长盈虚，何况是人呢！”山涛的话等于是他的处世宣言，即人要顺应时势，能屈能伸，以保全自己。

这种方式不久也为向秀所效法。嵇康被杀后，向秀拿着本郡的各种文书簿册来到洛阳朝廷，司马昭问他：“听说你有隐居的志向，为什么又来到这里呢？”向秀回答说：“巢父、许由这些拘谨自守的人是不值得效法称羡的。”司马昭听了，大为赞赏。

这种思想在魏晋中并非空谷足音。据《晋书・刘毅传》载，司马昭开始辟刘毅为相国掾时，刘毅以疾而辞，多年不就。后来有人传说刘毅辞官是因为心怀曹魏，就吓得赶忙应命为官。可见这些人的投靠为官，主要是全身之道所致。

做官成了司马昭与阮籍之间的一笔交易，阮籍付出的是服从和忍耐，换来的是承认和保护第三种方式是矛盾式，以阮籍为代表。阮籍在很多方面与嵇康是一致的。如嵇康提出要“非汤武而薄周孔”，阮籍就干脆提出“无君论”的思想，甚至讲出“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这种犯忌的话来。在目无礼法、行为放达方面，二人也是如出一辙。但二人的下场却截然相反，其中的关键就在于谁能有全身之道上。

嵇康把心里所想的东西和盘托出，因而招来杀身之祸。而阮籍却善于把对外界的褒贬藏在心里，因而能够得到司马昭的赏识。如李秉在《家诫》中说，他曾经和三位长史觐见司马昭，辞行之前，司马昭问他们：“为官者应当清廉、谨慎、勤勉，做好这三点，还有什么治理不好的？”三人唯唯受命。司马昭又问：“如果非要在三者当中保留一个，应该保留哪一个？”有人说应当以清廉为本，而李秉回答说：“清廉和谨慎是相辅相成的。必不得已，谨慎才是最重要的。”司马昭表示同意，又问能否举出近来堪称谨慎的典范人物。李秉就举了尚书董仲达、仆射王公仲等人。司马昭说：“这些人每天从早到晚都小心翼翼，确实算是谨慎。但天下之至慎者，非阮籍莫属！每次和他说话，他总是说些云山雾罩的话，也从不评论时事、评价人物。他才是最谨慎的人啊！”在司马昭看来，士人做不做官，做官清不清廉，勤不勤政，都无关紧要。最要紧的，是听不听话，嘴巴老不老实。而且他平日十分注意观察士人，看谁最符合这个标准。他亲自树起的服从典型，便是阮籍。

所以，司马昭对阮籍冒犯礼法的举动，便视为枝节小事，不足一提。当有人以此为借口，对阮籍落井下石时，司马昭竟能予以保护。如阮籍遭遇母丧的时候，公然在司马昭那里饮酒吃肉。当时司隶也在座，趁机向司马昭进谗言说：“陛下正在提倡以孝治天下，可阮籍却在重丧期间公然在陛下面前饮酒食肉，应该把他流放到海外，以正风教！”司马昭说：“阮籍痛苦成这个样子，你为什么不能与他分忧？况且有病的时候饮酒食肉，本来也是符合礼教规定的！”阮籍在旁边照饮照吃不误，神色自若。

司马昭与阮籍之间完成了一笔交易，阮籍付出的是服从和忍耐，换来的是承认和保护。这笔交易在高洁之士看来不免有些肮脏，但我们必须看到这笔交易在隐逸文化史上的意义：它以双方自我调节的方式，把皇权与隐士之间的相处方式，调到了最佳位置。

司马昭屡次保护了阮籍性命，阮籍也在司马昭即将上台前夕，受人之托写了劝进表，真是你来我往、互通有无。

宋人叶梦得《避暑录话》说：“阮籍既为司马昭大将军从事，闻步兵厨酒美，复求为校尉。史言虽去职常游府内，朝宴必与。以能遗落世事为美谈。以吾观之，此正其诡诱，佯欲远昭而阴实附之。故示恋恋之意，以重相谐结。不然，籍与嵇康当时一流人物也，何礼法之士疾籍如仇，昭则每为保护，康乃遂至于杀身？籍何以独得于昭如是耶？至劝进之文，真情乃见。”叶氏可谓找到了嵇、阮二人举止相同而下场各异的原因。这一点连嵇康也看到了，“阮嗣宗口不论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及。至性过人，与物无伤，唯饮酒过差耳。至为礼法之士所绳，疾之如仇，幸赖大将军保持之耳”。

说阮籍这种方式矛盾，是指他虽然能保全性命，而且也没像向秀、山涛等人那样认真地做官，但他毕竟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隐士的赤诚、高洁之心。所以阮籍保全生命的代价除了自己的“至慎”外，还有内心极度的痛苦：王孝伯问王大：“阮籍何如司马相如？”王大曰：“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

阮籍隐逸之心未泯，所以才十分在乎自己为保全性命所付出的昂贵代价。他的生命如果受到威胁，可以由司马昭来保护，但由此而产生的内心极度煎熬，却是任何人都无法洞悉、无法分担的：“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魏氏春秋》云：“阮籍常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痛哭而反。”与阮籍相似的，还有七贤中的刘伶和阮咸。

越是让谢安做官，他越是推辞，他到底想干嘛呢

竹林七贤以试验田的方式，向后人展示了各种与皇权相处的方式。从此便使隐士与皇权关系的调整，进入了自觉的阶段。

皇权一方在隐士不抗拒其统治的前提下，尽量予以优容，甚至亲密无间。这可以晋简文帝司马昱为代表。《世说新语》中记载了很多他与诸位名士、隐者挥麈谈玄、游弋山水、相濡与共、亲密无间的故事。如果不是帝王的身份，他本人或许就是一位名士或隐者。

在隐士一方，仕隐兼通逐渐成为时髦的风气。在山涛、向秀之后，郭象、张华、石祟、潘岳、陆机，以及东晋时期谢安、戴逵、王羲之、孙绰、谢灵运等人无不志在轩冕而又栖身江海。《世说新语》中，留下了很多他们或仕或隐的生动故事，其中可以谢安为代表。

谢安从四岁起到弱冠止，就从当时几位地位显赫的大族那里得到极高评价。但谢安并没有急不可待地出来表演、做官，他采取了欲扬故抑、欲仕故隐、待价而沽的办法。

他拒绝了无数次征辟，甚至因历年征召不应，被有司奏为禁锢终身。但这些并没有吓住谢安，反而继续他的待价而沽、以隐求仕的游戏。他或者躲在石洞中美滋滋地慨叹：“此去伯夷何远？”或者与王羲之、孙绰等人游弋山水。一时间，他几乎成了高洁隐士的象征。但是，他仍然逃不过明眼人的眼睛。谢安早年在东山隐居养伎，简文帝司马昱说：“谢安一定会出山。他既然能与人同乐，也不能不与人同忧。”司马昱已经看出谢安出山的必然，说明皇权对招揽隐士的自信。

司马昭之心范文第3篇

刘备依靠诸葛亮、关羽、张飞等一批能干的文臣武将打下了江山，他死后将王位传给了儿子刘禅。临终前，刘备嘱咐诸葛亮辅佐刘禅治理蜀国。

刘禅是一位非常无能的君主，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会做，整天就知道吃喝玩乐，把政事都交给诸葛亮去处理。诸葛亮在世的时候，呕心沥血地使蜀国维持着与魏、吴两国鼎立的局面；诸葛亮去世以后，由姜维辅佐刘禅，蜀国的国力迅速地走向了下坡路。

有一次，魏国的大军攻打蜀国，一路势如破竹。姜维抵挡不住，终于失败。刘禅惊慌不已，一点儿继续战斗的信心和勇气都没有。为了保住性命，他赤着上身、反绑双臂，叫人捧着玉玺，出宫投降，甘愿做了魏国的俘虏。同时跟他一块儿做了俘虏的，还有一大批蜀国的臣子。

投降以后，魏王把刘禅他们接到魏国的京都去居住，让他和以前一样养尊处优。为了笼络人心，还封刘禅为安乐公。

司马昭虽然知道刘禅无能，但对他还是有点儿怀疑，担心他表面上装成很顺从的样子，暗地里存着东山再起的野心，便有意要试一试他。

有一次，他请刘禅来喝酒，席间，叫人为刘禅表演蜀地乐舞。跟随刘禅的蜀国人看了都触景生情，难过得直掉眼泪。司马昭看看刘禅，见他正咧着嘴看得高兴，就故意问他：“你想不想故乡呢？”刘禅随口说：“这里很快乐，我并不想念蜀国。”

散席后，刘禅的近臣教他说：“下次司马昭再这样问您的话，主公应该痛哭流涕地说：‘蜀地是我的家乡，我没有一天不想念那里。’这样也许会感动司马昭，让他放我们回去呀!”

果然不久，司马昭又问到这个问题，刘禅就装着悲痛的样子，照这话说了一遍，但又挤不出眼泪来，只好闭着眼睛。司马昭忍住笑，问他道：“这话是人家教你的吧？”刘禅睁开眼睛，吃惊地说：“是呀，正是人家教我的，你是怎么知道的？”

这一次，司马昭放心了，知道刘禅确实是个胸无大志的人，就不再防备他了。

成语释义

乐不思蜀：比喻乐而忘返或乐而忘本。蜀：三国时的蜀汉，在今四川东部、云南、贵州北部及陕西汉中一带。

司马昭之心范文第4篇

关键词：刘禅；庸君；大智若愚

中图分类号：K236 文献标识码：A

在《三国演义》中，有个人可说是知名度极高，那就是刘备的儿子，蜀汉的第二任国君也是亡国之君刘禅。他任蜀国皇帝时，一事无成，蜀国灭亡后又乐不思蜀，因他小名阿斗，在民间，故有“扶不起的阿斗”的歇后语。刘禅，也成为庸君的典型代表。但从历史记载中，却有不少蛛丝马迹，让人对刘禅的昏庸产生疑惑，他真的是庸君吗？

一、刘禅并非无能之辈

据《三国志》注引《汉晋春秋》描写，有一次司马昭与刘禅一起喝酒，故意安排表演蜀地歌舞，想试试刘禅的心。刘禅身边的人触景生情，非常难过，但刘禅“嘻笑自若”。司马昭放下心来，悄悄对他的亲信贾充说：“人之无情，乃至于此，虽使诸葛亮在，不能辅之久全，况姜维邪！”

与刘禅一起降魏的大臣郃正觉得刘禅的回答太不成体统。回来后，郃正批评刘禅说：“主公方才的答话有些不妥。”刘禅说：“那我应该怎么说呢？”郃正嘱咐说：“如果晋王再问起您，您应该流着眼泪对他说：我祖上的坟墓都在蜀地，我没有一天不想那边，因此很难过。这样也许晋王还会放我们回去。”刘禅点了点头，说：“你说得对，我会记住的。”

几天以后，疑心仍未完全消除的司马昭果然又问起刘禅，说：“我们这儿待您不错，您还想念蜀地吗？”刘禅就把郃正教他的话说了一遍，同时竭力装出悲伤的样子，因为实在挤不出眼泪，只好闭上眼睛。司马昭看了他这个模样，笑着说：“这话好像是郃正说的啊！”刘禅吃惊地睁大眼睛，傻里傻气地望着司马昭说：“对，对，正是郃正教我的。你是怎么知道的？”司马昭不由得笑了起来，左右侍从也忍不住笑出声来。司马昭认为刘禅是个糊涂人，不会对自己造成威胁，就放心了。

就因为司马昭对刘禅不存戒心，不但对他从未起过杀心，还用魏元帝的名义，封他为安乐公，邑一万户，还把他的子孙和原来蜀汉的大臣五十多人都封了侯。

刘禅如此糊涂，也难怪人们把他看成了庸主的典型。难而，刘禅真的如人们一向认为的这么懦弱无能吗？非也。我们看看诸葛亮死后，有关刘禅的一些历史记载吧。

诸葛亮死后，刘禅废除了丞相制度，任命蒋琬为大司马，主管行政，兼管军事，任命费祎为大将军，主管军事，监管行政。两人的权力相互交叉，相互牵制，但又各有侧重。然后，刘禅又停止了空耗国力、劳民伤财的北伐。当司马懿率大军征伐辽东公孙渊而后方空虚时。刘禅唯恐蒋琬犯诸葛亮老毛病，专门下诏告诫蒋琬不要轻举妄动。蒋琬死后，刘禅“乃自摄国事”，大权独揽，一改以前诸葛亮在世时蜀国多年“事无巨细，咸决于丞相”的局面。试想，能做出这样一种政治安排的人难道会是庸劣之主吗？

二、刘禅为庸君实乃无奈

为什么诸葛亮在世的时候，刘禅又显得如此懦弱无能呢？仔细分析一下当时的政治局面，不难理解，刘禅身为“庸君”可以说是逼不得己。

刘备死时，向诸葛亮托孤，年仅17岁的刘禅继位，开始与诸葛亮这个“相父”共事。按刘备的遗嘱，刘禅对诸葛亮“以父事之”，诸葛亮也是以父亲的身份来对待刘禅，对他事事不放心。《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在蜀汉，“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也就是说，蜀汉的国家之事，无论大小，一切都由诸葛亮说了算。那么刘禅这个“万岁爷”干什么呢？裴松之注引《魏略》中引用刘禅的话说得很清楚：“政由葛氏，祭则寡人。”这就是说，所有的军政大事都由诸葛亮说了算，刘禅只做一件事情：以皇帝的身份祭祀天地和先祖。刘禅做为名义上的皇帝，甚至比傀儡还不如。他没有发号施令的权力，完全是个空架子。

《三国志·后主传》记载，在诸葛亮逝世不久后的建兴十四年四月，刘禅游“湔堋”，观“汶水”，玩得昏天暗地乐不思返，一直玩了整整十天才回成都。

易中天先生对此事有过这样的论断：“刘禅继位以后我估计就没有出过宫，一直到诸葛亮去世以后，在建兴十四年四月刘禅才去了一次都江堰。这个事情被《三国志》大书特书，讲刘禅到了都江堰什么什么地方什么地方，看了岷江的水。而且据说还有人议论，说丞相要是在世的话他能去吗！你想刘禅17岁继位，一个十七八岁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整天就在宫里面不能到处走，看一看都江堰还要被人说成是丧志，他爽吗？”（《品三国》三十七非常君臣）

如果仅仅只是“供着”，刘禅虽然不爽，但应还可以忍受，但诸葛亮偏偏不仅是“供着”，还要“管着”。著名的《出师表》有一段话很是精采：“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

“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意思就是皇上和丞相要象一个人一样，所有的国家大事要政出一门。这是明言，告诉刘禅你不要干涉府中政务；另外，刑罚赏赐的事情，我处理了你就不要有异议了。至于“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的意思则是：“你若与我不同，那就是循私，这是万万不许的！”

《出师表》中没有一个字是在请示工作，通篇都是对刘禅的教训。《资治通鉴》注者胡三省在这段话下批注道：“观孔明所谓两不宜，则后主之为君可知矣。”胡三省这两句话点中了要害，使人对刘禅的处境有了很好的了解。试想，人身自由已被诸葛亮控制形同软禁，又总是被教训指责，只能是动辄得咎，除了唯唯喏喏，刘禅还能干什么呢？

三、刘禅和诸葛亮的相处之道

面对诸葛亮的大权独揽，刘禅有多种选择。第一，历来帝王最怕的是臣子功高震主，特别是这样的臣子又大权独揽。凡碰到这种情况，最好的办法是将其灭掉，以免造成后患。这也是历史上多数帝王最常用的办法；第二，实在无法灭掉功高震主之臣时，则处处掣肘，削减其权力，让他知难而退；第三，就是尽量表现自己的能力，夺回大权，并使对方产生畏惧之心而自已打掉非分之想；第四，如果既灭不掉又制约不了对方，而自已的能力又确实不如对方并需要对方继续为自已卖命，那只有委曲求全，并表示出对对方无比信任，以求得双方的平安无事。很明显，刘禅采取的就是最后一种办法。事实也证明这是刘禅所用的最好的策略。

刘禅清楚，自已无论是从能力还是权术的应用上，都远远不是诸葛亮的对手。即使从权力上看，他这个皇帝也不如诸葛亮这个丞相大。他除了委曲求全，再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因为诸葛亮手上有一把尚方宝剑，那就是刘备的托孤。刘备在托孤时说得很清楚：“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诸葛亮有了这把尚方宝剑，刘禅不听诸葛亮的话行吗？稍不听话，诸葛亮完全可以明正言顺的取而代之。久而久之，刘禅虽有国君之名，却无帝王之尊；虽有帝王之位，却无帝王之威。为避免内廷起火，为保住皇位，也为了祸及黎民，刘禅只能一次次松开紧攥的拳头，维系与诸葛亮这间表面的君臣关系，并慢慢养成谦恭、忍让、理智的性格。

诸葛亮生前，刘禅事事听从，但他的心中，却是自有主张的。这一点，从诸葛亮死后刘禅的态度就可以得知。

诸葛亮死后，刘禅废除了丞相制，把原来集权于诸葛亮一身的职务和权力，一分为二，军事和行政职能分开，并互相制约。不少大臣向刘禅建议给诸葛亮建祠，但刘禅拒绝了。《襄阳记》记载：“亮初亡，所在各地求为立庙，朝议以礼秩不听，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之於道陌上。言事者或以为可听立庙於成都者，后主不从。”

刘禅对诸葛亮的不满其实从平素的言语中我们也可以了解一二。刘禅的“政在葛氏，祭在寡人”这句话中，明显可以看到刘禅对诸葛亮的不满。他说这句话时，不称相父，也不称丞相而直称葛氏，毫不掩饰他对诸葛亮十分明显的强烈不满。

四、刘禅其实是大智若愚

刘禅在诸葛亮生前无所事事也无需事事，并在诸葛亮长久的压制下形成了谦恭、忍让的性格，给人以一个懦弱无能的“扶不起的阿斗”印象。其实他是在与诸葛亮这个绝世高手开展一场旷日持久的豪赌，这不能不让人感到佩服。他基于自己的和蜀汉的具体实际，甘愿给人们一个“庸君”的印象。刘禅与诸葛亮之间的矛盾之所以从没有公开化，一方面是刘禅觉得蜀汉需要诸葛亮为之支撑大局，另一方面又因诸葛亮大权在握，刘禅清楚斗不过他，只要能求得表面的平稳，也只好听之任之了。

从这点看，刘禅是真正的大智慧。同样，刘禅向魏国乞降，也是一种大智慧。

作为蜀汉的皇帝，他的安危与蜀汉百姓的安危连在一起，因而从大处看，刘禅的投降其实是为了保住蜀汉百姓的安全。《三国志·后主传》中刘禅祈降时进书曰：“辄敕群帅投戈释甲，官府努藏一无所毁。百姓布野，馀粮栖亩，以俟后来之惠，全元元之命。”《三国演义》中对此也有类似的描写，刘禅面对不肯投降的儿子刘谌说：“今大臣皆议当降，汝独仗血气之勇，欲令满城流血耶？”（《三国演义》一百十八回）刘禅是不是从百姓的安危在着想不是很清楚了吗？

在蜀国灭亡后，刘禅与司马昭同样进行了一场心理战。司马昭视刘禅为无能，说出“人之无情，乃至于此，虽使诸葛亮在，不能辅之久全，况姜维邪？”的结论。其实这正是刘禅的聪明之处。试想，历史上凡是亡国的君主哪个有好的下场？为什么？道理很简单，新主子最怕的是什么？就是怕他们复国。司马昭为什么要演奏蜀乐？还不是为了试探刘禅有没有复国的意图？刘禅嬉笑自若中就把这一难关解决了。至于郤正提醒刘禅的做法，表面看是表现了帮主子保住尊严，其结果将会把刘禅送上断头台。刘禅并不是看不到这一点，为怕伤了旧臣的心，他装糊涂照着做了，但在做的时候故意让司马昭看出破绽，等司马昭一问，他就装疯卖傻地表示我不想复国。于是，刘禅作为一个归降的人，让司马昭彻底放心了。

公元271年12月，刘禅在洛阳病逝，终年64岁，得以善终。在中国历朝历代亡国之君中，刘禅的下场其实是最好的。同样是亡国之君，刘禅一直做了八年的安乐公后寿终正寝，而东吴的孙皓则被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赐毒酒杀了，后来的南唐后主李煜，仅凭一句“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诗句，被赐毒酒。可见，刘禅表面的麻木和愚懦的背后，潜藏着过人的机智。

《三国志集解》引于慎行的话说：“刘禅之对司马昭，未为失策也，……教之，浅也。思蜀之心，昭之所不欲闻也……左右虽笑，不知禅之免死，正以是矣。”

周寿昌在《三国志集解》评价刘禅时也说：“恐传闻失实，不则养晦以自全耳。”

南朝史学家裴松之评价其为“后主之贤，于是乎不可及”。这不正是对刘禅的大智惹愚一种肯定吗？

司马昭之心范文第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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