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在世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人生在世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人生在世范文第1篇

有时候常常在想，人活在世界上到底是为什么呢？

为钱，地位，权力？算了，这是我最讨厌的，浮华虚名，又有什么用呢？即使活着的时候是金山银山，富可敌国，那么死了以后呢？这些东西又有什么意义？

或者是为了一段完美的爱情而来？虽然这个可能性很大，但是古代的时候，那些大家闺秀，奉父母之命结婚，毫无感情可言。一辈子就这样过了，平平淡淡，没有任何风浪，与其这样，那还不如不选择来到这个世界。

可能是为了纯洁的友情而活？算了，这个的可能性也小，我是天蝎座的人，性格冷漠，脾气有些怪，专门做那些别人认为神秘的事（我指的是占卜），朋友多，但是真正了解我的又有多少呢？最后还不是因为各种原因，各奔东西，再不舍得，也要放弃。

还有…责任？哼，我最不喜欢的责任。人打从一出世，就背上了各种各样的责任，对父母的，对朋友的，对爱人的，对亲人的，对社会的……算了，不想说了，说了就头疼。永远是努力学习，为了父母，即使不想做的事情，也会勉强自己去做，撑不下来的时候，就找借口，让自己继续做…不觉得这样活着很累吗？人越大，各种责任就越多，越沉重，有时候真担心自己哪天顶不住了怎么办？只有…崩溃？

人生在世范文第2篇

在此以前 寒门难得两博士

从今往后 贫家铭记一生恩

读书有成是祖辈们最大的希望，我得到硕博连读的机会，很快将开始攻读南京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方向博士，而我的哥哥凝聚态物理方向的研究则成功通过答辩，获得工学博士学位。一家能有两位名校博士，这在被誉为“贫瘠甲于天下”而又朴素地推崇文教的甘肃山区的小山村来说，是有史以来第一回的“大事”。爸爸的对联平仄略有些问题，对仗也并非格外工整，但还是透露了家人的自豪，但最想表达的，却是对国家助学政策和社会爱心的感恩，正因为这些温暖，才圆了一家几代人的读书梦想。

贫困一度是定西这座边远小城的标签，左宗棠说她“贫瘠甲于天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认定这里不适合人类居住。爸爸是乡村教师，一直在大山深处任教，要翻几座山，周末才能回家。我读高二那年，当时在一个地毯厂做零时工的妈妈不幸遭遇车祸，因为家里没有足够的费用，住院脱离危险期后便不再住院，回家中养病。很长一段时间里她无法下床。那段时间确实我的境遇比较艰难，爸爸还在山里教书，带着好几个年级的学生，而哥哥已经在北京读大学，家里只有我一个“劳动力”。每天一边照顾母亲，买菜做饭，涂药如厕，各种家务都要承担，一边还要赶到学校读书、考试。妈妈经常偷偷哭，我知道她不是担心自己的身体，而是怕我的学习受影响。大概是这段时间打下了基础，后来我做饭一直不错，还在南大获得了一个“食神”称号。也或许是我那时毕竟不能太努力于学习，后来的我的英语一直惨不忍睹。

紧张的高三学年里我和母亲相濡以沫。记得高考成绩出来那天，同学约我去网吧查分数，零时找不到钱，一小时两块钱的网费，都是从抽屉里翻出来的五毛一角的硬币，被网吧老板数落了好几句。但好运也似乎同时降临，我是那年当地的文科状元。那时候的喜悦慢慢遗忘了，但印象特别深的是，当听到我已经被南大录取的消息时，卧床不起很久的妈妈激动不已，竟奇迹一般地从床上坐起来，后来身体越来越好，竟然得以康复。

哥哥读大学是申请国家助学贷款，家里每月几乎没有生活费用给他。2007年我到南大报道的时候，家里东拼西凑，只有两千块钱，连一学期的学费都不够。一位老师询问了我的情况，也没有多说，递给我一个信封，信封上写了两行字：“穷且益坚，不堕青云之志。”回到宿舍打开信封，惊讶地发现里边有500块钱和一张纸条，大姨是说你刚到外地，难免要添置一些日常用品，你先拿这点钱应付一下，学费和生活费用国家都有政策，都有办法。看到这些的时候心里忽然一软，眼泪哗哗地就下来了，那一瞬间的感动我一定会铭记一生。很快获得了国家助学贷款，学校还提供了很多勤工助学岗位和奖助学金。在本科四年里，学校提供了丰富的学习科研和社会实践的平台，自己也一直在成长。在南大图书馆，我有两次因为借书量居全校前十名而获得表彰，在老师的指导下开始尝试学术研究，取得了一些成绩。先后担任国学社等三个社团负责人和一些学生干部工作，参与过很多形式的志愿者工作，连续好几年参加和组织支教团队回甘肃支教。自己觉得很有意义的是一直担任艾滋病健康干预志愿者，和超过100名感染者交流，为他们提供心理和医学咨询，有好几个人本来想要自杀的，我和他们同吃同住一段时间，劝了回来。大四那年，除了学习和研究，我开始关心三件事情，一是筹集资金设立了前面提到的那个奖助学金项目，二是决定要放弃保送研究生，参加研究生支教团到宁夏山区支教一年。

还有另一件事情，我要带爸爸妈妈去上海和厦门。出门旅行对很多人来说不过是寻常小事，同龄的孩子有很多刚会走路的时候就已被家人带着走遍中国，甚至到国外看风景。不过世间万象，每个人的家庭总是不一样的。我们家困难。这实在没有什么，比我们困难的家庭万万千千，那么多孩子没有能读完书就走到田里垄间、工地厂房，我已经足够幸运。所以我的梦想会格外简单，我要带爸爸妈妈旅行，带他们走出他们半个世纪以来一直生活的这个小县城，去外面看看。前一年暑假我们成功走出了第一步，去了北京。期望你不会嘲笑我们去的地方如此的普通和庸俗，因为这是我们一家人第一次一起出远门。爸妈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坐地铁，第一次坐公交，第一次打车，第一次见到麦当劳......他们的孩子长大了，以后会越来越好。我们在北京呆了一个周。这次要目标是上海和厦门，我们注定只能穷游，但相信风景总是一样的漂亮。我攒了一些钱，主要是奖学金和一些社会职务的补贴，加起来也没有多少，所以为了订到便宜一点住的地方，我查了十几个网站，终于团购到最便宜的旅馆，为了省钱还要电话他们求情，希望他们能让我们三个人住一间，这样可以省掉一间的钱。

决定去支教是在毕业前最后一个寒假，我陪爸妈出去买衣服，妈妈说她有看上一双鞋，特别贵，要一百多块钱。我忽然想哭。每当这个时候我会觉得纠结，我本来应该本科毕业就去工作的，这样家人的生活会好一些吧。但是去支教也特别有意义，去读研也很有意义，我喜欢读书，也希望一直读下去。不过世上本来就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不是么？

到宁夏固原市隆德县教书，我承担每周十八节课的教学任务，还担任学校团委副书记、校报主编。为了更了解我的孩子们，在周一到周五沉重的教学任务后，休息日我和团队同学分队去家访，无论阴晴雨雪。这样的生活方式延续了将近三个月，隆德县有13个乡镇，接近130个村子，我几乎都去过。有次家访，因为孩子家太远，下山已经没有车可以回学校，冒着大雪步行了5个小时，腿脚都几乎被冻僵。调研之后我发起主持爱心资助活动，先后筹集善款达58万余元，资助近370人山区孩子的生活费用。很多资助来自微博，那时候我微博已经有超过10万粉丝，他们踊跃参加了我们的计划，也让我感到网络世界的温暖。结束支教的那个夏天，我带着40多个山区的孩子来到南京，在10天时间里他们参观了南京所有的著名景点，去游乐场、博物馆、科技馆，我还请南大著名学者给他们讲科普课，请南京爱心市民带他们玩。这是他们写在作文里的愿望，想走出大山看看。我尽力帮他们实现。

人生在世范文第3篇

2012年世界末日的传说虽然已经没有人相信，但地震、滑坡、洪水等自然灾害和极端气候的报道，却经常刺激着人们的神经。也许现在，人们要面对的不是末日，而是在人群中蔓延的消极的末日情绪。

生命难得

大自然曾经多次令人类的祖先濒临灭绝。300万年前地球上已出现了人猿，但7.4万年前苏门答腊岛上“多巴”超级火山爆发，弥漫天际的火山灰遮住了阳光，灰暗的天空下起酸雨，气温骤降，干旱蔓延。这场灾难致使北半球75%的植物死亡，更把人类推向灭绝边缘。

科学家说，当时如果发生任何流行疾病、环境灾难，或者是人与野兽的生存冲突，都可能会造成人类灭绝。美国国家地理学会和IBM公司进行了一项大型遗传学研究，结果进一步证实，在该次大劫难中，仅有2000人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存活下来。直到石器时代初期，人类的数量才重新回升，在生息相继下，人类逐渐繁衍出目前地球上的60多亿人口。

人类得以在地球繁衍至今，并非一帆风顺，而是与恶劣的生态环境搏斗的成果。距今约两万年前，地球处于冰河时代，地表三分之一为冰块覆盖。可想而知，当时我们的祖先是在多么严峻的环境下求生存。直至约一万年前，地球表面开始暖化，冰块逐渐融解，才慢慢形成了目前的地形和气候，人类文明从此诞生。

概略计算，地球提供给人类良好的生存环境，至今前后大约只有一万年时间，这与地球46亿年的寿命相比，实在是沧海一粟。

我们就恰好是生活在这一万年中的生命，难道不是很幸运吗？这是时空观。把眼光放在这样的一个时空中，我们那些小烦恼、恩怨自然就会少许多。

在地球演变的历史长河中，现代人生存的环境可以说是最理想的。可惜，倨傲的人类常常自封“万物之灵”，挟科技以自大，企图掌控对自然界绝对的支配和统治。近期的自然灾害，让人们学会反省，人类不过是自然界的一分子，应该保持人与自然的平衡，对大自然不能予取予求。

人祸胜天灾

自然灾难固然可怕，但在中国五千年的社会演变过程中，人祸有时比天灾更可怕。

比如战争。在商朝的《卜辞》中记载了各种战争61次；据《春秋》记载，在春秋时期短短242年间各种战争达到448次，平均每年就有两次战争；到了战国时期，仅大规模的战争就有222次。每一场残酷的战争都会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对人类文明进步也有巨大打击。在中国历史上，造成总人口严重损失的战争就有11次。

随着时间的推移，武器的更新与升级，战争、社会动乱等中死亡的人数飙升。例如，八年抗战，中国军民伤亡人数在3000万以上，流离失所的超过1亿人。另外，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为期4年多，全球有31个国家和地区参战，计有15亿以上的人口卷入战争，近1亿人口损失，其中大约1000万士兵阵亡，2000万士兵受伤。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为期5年多，造成7200多万人的死亡。

科技发达也使得武器越来越具杀伤力。有预测说，目前全球的核武器能在8分钟内毁灭地球。

身处21世纪的人们似乎并未吸取足够的教训，各类战争和恐怖袭击威胁还在，而且还开发了各种以杀戮为乐趣的游戏。哪一次杀戮背后不是沉重的苦难呢？

在这样的年代，能平安健康地活着，不应该像中了彩票一样庆幸吗？因为宝贵，所以更要珍惜。

生命就在呼吸之间

有人说自然灾害是人类的业报，这种说法很片面、偏激。佛家所讲的业报，其实受五大法则的影响：物理法则 、基因法则、自然法则、行为法则、心力法则。显然，像汶川地震这样的自然灾害，主因是来自地球自身变化的“自然法则”。

科学研究指出，自从46亿年前地球形成时，便按自身的规律运行，经历了27亿年的长期演变，地球表面的水域才开始适宜较高等的生物生长。地球经历的重大劫难至少有5次。

地球这种变化无常的“自然法则”强烈冲击着各类物种的命运，其与“物理法则”和“基因法则”一样，难以为人类所驾驭。

但人类却可以通过规范自己的一言一行来更改“行为法则”，藉由心念的训练来转化“心力法则”，有时会有推迟天灾之效，从而达到改变命运的目的。因此，业报不是宿命的代名词，而是教导人们通过遵循自然规律，调整身心行为，来掌握命运。

人生在世范文第4篇

佛山三水区西南街道布心居民小组的部分居民就是如此。20多年前，面对突如其来的城镇化洪流，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本能地抗拒所谓的城市化，一部分人在挣扎一番后回归农业，他们仍然怀念作为农民的日子，并希望讨回本该属于他们的土地权益。但是，究其根本，他们怀念的是曾经对美好城市生活的向往。

“虽然是非农业户口，我一点也不开心，现在一分地都没有了，基本的生活也困难。”69岁的陈树兰（化名）站在地里，满脸愁容地看着自己赖以为生的一片菜地。常年务农的她皮肤黝黑粗糙，正挥锄松地，裤脚满是泥土，累了就靠着锄头歇会儿。

陈树兰是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布心居民小组人。1992年，布心村小组的4000余亩土地被全部征收，布心村小组也被撤销建制并改称居民小组，600余名村民由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

布心村民一度非常期待成为城里人。然而，20多年过去了，变身城镇居民的他们却只是住在“村”里的“城市人”，除了身份，其他似乎都没变。从农民变为居民后，突然而至的身份转换，并没有给布心村民带来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根本变化。有人本能地抗拒这一变化，有人在努力适应城镇生活后失败而归，一番挣扎后，这些在城市中生活艰难的居民，回归了传统的农村生活习惯。住在闹市“村里”的布心居民，各自寻找着生存之道。看到临近不少村经营土地过上了好日子，他们开始怀疑这种被动做城里人的意义。

村改居，农民变城里人

清晨4点多，窗外一片漆黑，10月的天气带着寒意，陈树兰和70岁的老伴像往常一样，匆匆起床。稍作准备，二人便一手提着菜篮子一手拿着手电筒，到距家几百米处的菜地摘菜。一个多小时后，二人各自摘得满满一筐青菜。提回家，打开自来水管，清洗，去掉杂叶，一颗一颗摆放整齐。完毕后，陈树兰下了两碗面条。吃过早饭，已是7点多了，老伴提着菜篮子到村口巷子旁卖菜，陈树兰则扛着锄头下菜地。

种菜，摘菜，卖菜，这是陈树兰和老伴的日常生活，也是典型的菜农生活。然而，户口簿上职业那一栏，她和老伴都写的是非农业。20多年来，陈树兰就这么背着城里人的身份，干着农民的活，过着农民的日子。

“城市户口有什么用？连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没有，还是当农民好呀，至少有自己的地种。”依靠种菜卖菜的微薄收入，陈家生活拮据，时不时地，她会怀念曾经有田种有收成的日子。

陈树兰从农民到城里人的“名义上”的改变，要追溯到20年前布心村小组的“村改居”。

村民们回忆，1992年3月，当时的布心村民被通知开会，一位县领导在会上表示，因发展需要，经布心管理区同意，布心村民不用再耕地了，由政府安排工作，洗脚上田去当工人，端“铁饭碗”，土地收归国有，还会留出部分土地作为居民建房用地和集体发展留用地，当时的口号是“想得通要散，想不通也要散”。

上世纪90年代，“农转非”政策放宽。当时，三水属县级市建制，有着“东方魔水”之称的健力宝在此孕育，由于城区面积并不大，那时的“城里人”身份相当金贵。拥有城镇居民户口在那时看上去是一件光彩体面的事，再加上多年来“面朝黄土背朝天”务农的艰辛，又有“铁饭碗”的吸引，当时村里不少村民愿意转成城镇户口。

不过，陈树兰却不太愿意转为城镇户口。她的担心是：“空有一个户口，没有了田，以后的日子怎么过？”然而，在彼时强大的进城潮流面前，和她有相似想法村民的声音十分弱小，完全被忽视掉了。后来，全村600多名村民都变成城镇户口，一夜之间从农民变成了城里人。

在补偿给村木果等安置费600多万元后，布心所属土地被原三水县对外经济开发总公司、西南镇房地产开发公司划去开发。就这样，布心村4000余亩集体土地（水田1200亩，鱼塘820亩，菜地400亩，旱地360亩，林地1300亩，开荒地、自留地、荒坡地350亩）全部变成了国有土地，布心村小组的名号成为历史，布心居民小组取而代之，布心村民由农业户口变为了非农业户口，村民也由农民变成了城市居民。

公开资料显示，同时期的三水，除布心村外，西步、沙头等十几个自然村也被政府要求“散队”，共有8000亩以上的农地因此被转为国有。

从卖粮到买粮

20多年来生活的艰辛，让陈树兰当时的担忧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

被“散队”（撤销村小组建制）后，村民原本以为可以过上体面的生活。但是，1990年代中期，进厂的居民纷纷下岗，他们的生活逐步陷入困境，再加上没有基本生活保障，部分布心居民生活艰难。居民们还发现，企业在原属他们的土地上搞开发，获利丰厚，这更让他们后悔。

1992年之前，村里600多人，耕种着4000多亩地，交完公粮后，每家每户还有不少余粮，留足口粮，光卖粮食都有数千元甚至上万元的收入。然而，1992年，村里土地全部被征收，成为布心村发展的转折点。

回忆20多年前种田的生活，李树兰眉头顿时舒展，盘腿坐在菜地里，向记者讲述当农民的那段日子。

“那个时候，种田辛苦，但是有粮食吃呀，有菜吃，什么都不用买。”1980年分田到户时，李树兰家里分得十几亩农田，再加上几亩旱地，共有20多亩土地。十多年来，她和丈夫每天早出晚归，大半时间都在农田里度过。一年下来，万余斤的收成，交完公粮后留足一家六口人的口粮，光卖粮食就有好几千元的收入。

1992年，土地被全部征收了，李树兰一家也不再种田了，曾经粮食富足的他们，不得不花钱买粮。“有田时根本没想过以后会买米吃饭。”她感叹道。20多年了，家里的口粮全靠买，“1990年代一家六口人吃饭，一个月要买100多斤大米，一个月接近100元。现在家里三个人吃饭，一个月买米要200多元。”

土地全部征收了，原本的农田旱地荒弃。布心居民看到部分荒弃的土地并没有得到再利用，不少居民便在荒地上开辟菜园。李树兰也加入了这一行列，开辟了一亩多菜园。这片菜地现在成为她家的经济来源。

李树兰说，菜价好的时候一天可以卖得几十元钱，菜价不好时可能只有几元十几元，这样的话基本的生活开支都不够。无奈之下，在种菜同时，李树兰不得不寻找其他路子。

布心居民小组靠近三水森林公园。森林公园修建期间，年近50的李树兰和村里的很多妇女在这里打零工，如挑砖、和泥浆，每天工资是5元。村外的芦西公路修建，李树兰去种绿化树，从早忙到晚只有10多元。相比种田时卖粮食的数千元收入，单靠做零工难以满足家里的生活费。

在政府的安排下，1994年，李树兰的老伴到钢铁厂打工，每个月挣500多元。十年前，老伴退休了，便帮李树兰在村口卖菜。李树兰家的房子还是80年代末修建的，至今未翻修过。

在三水汽车站附近，56岁的黎建成几年前花了6000多元买了一辆摩托车，干起了摩托车拉客的行当，“一天几十元的收入也只能够生活”。拉客是不少布心居民讨生活的方式。

城不如城，村不如村

布心居民小组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原本应该造就出一片繁华之地。然而，如今的布心居民小组和20年前相比，改变的痕迹不明显，这个三水曾经最富裕的村庄如今变成了三水城市中的一处暗角。尽管“村改居”已有20多年，当地人仍习惯叫这里“布心村”。

进入10月，空气变差，雾霾天里空气有些呛鼻。从佛山市三水区汽车站往森林公园前行500米处，一条小巷人来人往，这就是通往布心居民小组的路口。

走进巷子，只见蔬菜水果摊档布满道路两旁，不到50米，陈旧的红砖房便展现在眼前。道路崎岖不平，摩托车路过，掀起一阵灰尘。垃圾四处堆放，污水四溢，臭味弥漫，流经村里的一条小河水已变黑。两处祠堂也是断垣残壁，随处可见小块菜地。名义上是城市社区的布心居民小组，破败的现状与三水市区的热闹显得格格不入。

“说这里是农村吧，但是又是在城里；说这里是城里吧，觉得连农村都不如。”住在附近的一名居民告诉记者，20多年了，布心村一点变化都没有，停滞不前。

距离布心村不远的一些村庄，近年来靠种地、卖地、搞工商业逐渐富裕起来，布心人的心理更是难以平衡：“那些村现在发展得都比我们好，村办企业，还有分红，我们村一分钱都没有。其他村每年都在拆旧楼盖新楼，我们村20多年了就没见过一栋新楼。”

后悔的村民开始发起维护土地权益的行动，他们的理由是：当地政府在未发放任何土地补偿、未履行任何征地手续的情况下，就宣称将土地“收归国有”，是对其土地权益的剥夺。为解决征地补偿问题，2001年，布心居民小组选举产生了“布心村处理遗留问题临时领导小组”。

2002年，三水市国土局对布心村民反映的问题向佛山市国土局作了汇报，承诺解决村民的养老和社保规费，完善村内外的市政建设，并解决原安置人员下岗出路问题。不过，10多年过去了，当时的承诺并未兑现。

2004年，在西南街道办事处协调下，布心居民小组的84亩留用地被以4500万元的价格卖掉。随后，布心小组与三水区土地储备中心、西南街道办事处签订《关于落实西南街道原布心村“散队”遗留问题的协议书》，每户居民获得16万元补偿金。协议书称：“以此作为‘散队’遗留问题的最终处理方案，双方不得反悔。”

人生在世范文第5篇

“先锋诗人杨钊在家中自杀，送往医院途中不幸身亡。”2007年10月5日，余地自杀身亡次日，这样一则消息开始在网络上流传。

又是诗人!又是自杀!

正当众人扼腕叹息之时，消息的最初者弓阳突然发表声明称，杨钊没死，依旧健康地活着。这只不过是他和杨钊本人共同策划的一场行为艺术――《作品1006号：生死间隙》。

“这不过是一个玩笑。”杨钊事后轻松地说。

事实上，除了策划者本人、没有人认为这个玩笑有趣，一时间网络骂声四起，很多人痛心疾首：“现在的诗人都怎么了，如此无趣，如此混乱，如此荒诞，如此没有底线!”

这只是近年来“诗人”制造出来的噱头之一。诗人上街乞讨、诗人的朗诵、诗人乞求包养、诗人自囚写作……失去昔日荣光的诗人，在当下中国，以另一种姿态，闹出了不小的动静。

“可悲的是，这一切，都与诗歌无关。诗人，似乎丢失了自己。”一位网友说。

诗人，这个特殊的群体，在这个经济至上、效益优先的年代里，是什么样的生存状态?

《诗刊》编辑孙文涛曾自费走访隐匿于全国各地的多位民间诗人。农民、打工者、公务员、干部、教授、记者、小商贩、退休者、无业、军人，每一位受访的诗人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生活经历。

据孙文涛所做的抽样统计，受访的诗人中，长期无业者最多，占30％。

隐居诗人

2007年10月21日，北京市朝阳区水碓子东路上的国林风写字楼，孙文涛接受了《新世纪周刊》的采访。这位出生于1952年的瘦瘦高高的诗人，现为《诗刊》杂志的一名编辑。他提起自己历时两年的寻访民间诗人之路，依旧充满激情。

“我是个诗人，最大的心愿就是更多地了解中国的诗人群体和诗人文化，我之所以自费去走访全国众多隐匿在民间的诗人，正是出于这样一种简单的想法。好诗在民间，好诗人也在民间，不能忽视。”在他的3个小时的讲述中，一幅中国民间诗人的生存现状图谱逐次铺展。

孙文涛给自己寻访民间诗人的行为取名为“大地访诗人”。他的第一站是贵州。在那里，他遇到了两个让他印象深刻的诗人，哑墨和梦亦非。

1942年出生的哑墨，原名武立宪，贵州普定人。“常年栖居贵州山区，他除了诗歌创作，还是一个坚定的当地民间诗歌资料的搜集整理者。”孙文涛说。

哑墨有过激荡的青春岁月，在归隐这片山林之前，曾于1978年支持创办民间诗刊《启蒙》，此后又参与创办了《崛起的一代》、《中国诗歌天体星团》和《大骚动》等民间诗刊。

如今已经65岁的哑墨，住在贵州山区一处叫做野鸭塘的地方，仍然坚持写作诗歌。“因为子女的照顾，没什么负担了，和年轻时遭的那些穷苦比起来，现在我可是快活多了。”哑墨说，和一些年轻的诗人比起来，“不必总想着明天下锅的米在哪。”

哑墨书房的墙上，贴着日常作息表：“上午阅读学术、理论性的文字，中午午睡片刻，下午看看文艺作品。”哑墨说，每逢农历的节气日，他都是背上行囊，独自爬上家门前的那座山峰，坐在长满野草的山头，望着飘渺弥漫的云雾，创作诗歌。“有时候，一天下来，写不了一首完整的诗歌，都是些零散的诗句片段，我很喜欢，那是我的‘山栖诗语’。”

那天，孙文涛正在和哑墨畅谈时，一位年轻人敲门进来，扛着一包印刷品。年轻人就是梦亦非。

梦亦非，原名武开翔，贵州独山人。1975年出生。早在1996年便创办民间诗刊《零点》，也是西南地域性写作的重要倡导者之一，曾写出《黔南故事》、《苍凉归途》等长诗，同时他还参与编写了《诗前沿》。

“我的笔名出自五代诗人翁宏的一首诗，‘寓目魂将断，经年梦亦非’，我最早拿这个名字写武侠小说。”梦亦非说，“我是个闲云野鹤式的人，没法接受社会游戏规则，怕有一天成了小官僚毁了写作。”因此，他早在1997年就辞去了独山县上司镇邮电支局局长的职务，这么多年来，一门心思放在诗歌创作和民间诗歌刊物的运作上。

梦亦非有些骄傲地说，当初办民间诗刊《零点》，审稿、编辑、跑印刷厂等等工作，都是他一人包干。“其实自己办一份诗刊，是很辛苦的，邮寄费、活动费还有印刷费等等，每一期印500本，要8000多块。”他说，目前的民间诗歌刊物中，他的印数算是中等。

“为了维持日常生计，保证《零点》的正常运作，除了诗歌，我还写小说，中篇或者短篇。”梦亦非很坦然，他说：“写诗是朝圣，是修炼，写小说完全是谋生，是玩，是游戏。”

每天，在贵州的这处村庄里，梦亦非下田插秧、上山砍柴之外的时光，都交给了诗和小说。他有一间简陋的木屋，里面放满了书，只要坐在其间，他就感到满足，感到踏实。乡民们却不能理解，视其为“怪胎”。

这个村子很偏僻，梦亦非与外界的主要交流方式就是信件，“我的信件很多，村里的邮递员都成我专职的了。”他也曾凑钱买了一台电脑，期望与外界有更多交流，“村子里根本没有网络线路，更糟糕的是，电压还不稳定，电脑很难正常运转。如今成了摆设。”

“我不后悔，我天生就是游离在社会边缘上的人。”梦亦非说。

两年多的时间，孙文涛一直在路上。“走访中，那些民间诗人的各不相同的生存状态，让我感慨万千。”“这些民间的诗人，基本有着一个共同点，隐居式的生活，甘于寂寞，诚心静气地去创作诗歌。”

打工诗人

“要想真正了解中国现在的民间诗人群体，有一个数量庞大的部分是不能忽视的，那就是广东一带的‘打工诗人群体’。”孙文涛说，“打工诗人”和他们的诗作，作为现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份特殊的精神记录，其重要性自不待言。

在走访中，孙文涛接触了众多的漂泊异乡的打工者，“白天拉水泥板车，砌砖墙、筛黄沙，做着最耗费体力的活，晚上，蹲在灯光昏暗的工棚里，用诗歌来书写自己的苦闷、悲伤、忧愁和愤怒，当然也有喜，不多。”打工者背井离乡，乡愁成了他们永恒的话题。一位打工诗人写下这样的诗句：“今夜的桌上只有两个杯子／我们可以无拘无束地／让桌上的木纹／流成一条通向故乡的河。”

“他们语言或许不够艺术，思想或许不够成熟，可能会遭到否定或轻视，但谁也挡不住这些打工者的诗句中进发出来的血性的光芒，”孙文涛说。

张守刚是打工诗人中比较执著的一位。他先后在湖北砖厂打过零工，在内蒙古煤井下挖过煤，之后又在一家汽车配件厂做过冲压工。几年前，张守刚在冲床操作切边过程中，因冲床失控，他左手拇指以外的4个手指头全部被切掉。在极度悲伤和郁闷之下，他写下：“生活／在每一次断指时／发出毫不相干的笑／让我的眼泪朝着天空／飞去”。

沈岳明同样是一个为了梦想流浪的文学青

年。初来深圳时，他在一家酒店做杂役，杀鸡杀鱼倒垃圾。每天连续工作十五六个小时。一天下来，沈岳明的一双手上留下的是累累伤痕。尽管如此，他仍然坚持写诗，后来，他离开那家酒店，进入深圳一家玩具厂，做起了仓库管理员。有一次临近下班时，他突然灵感来了，就趴在桌上写了几行诗，却刚好被前来拿货的主管看见。最后，他被炒了鱿鱼，理由是上班时间于与工作无关的事。

很快，沈岳明又进了东莞厚街一家陶瓷厂，做了一名流水线工人。在那里，因为工作卖力，沈岳明由一名普通工人被提拔为绘彩部主管。这家台资厂的厂规出奇得森严，周末不得休息，全天24小时只有晚上10点后的一个小时可以上街买日用品。虽是主管，沈岳明本质上仍然是个打工者，并没有实际权力，只能严格遵守这样的时间规定。尽管如此，他还是坚持每天写一首诗。

荣光不再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中期，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诗人们蓦然间发现，写诗不仅无法养家糊口，甚至连残存的一点尊严也难以维持了。一个流传甚广的段子是，某著名诗人流浪在外，已身无分文。到了一家酒馆，他以曾经屡试灵验的方式央求老板，希望朗诵自己创作的诗歌以换取一杯美酒，但遭到老板的奚落“我可以给你酒喝，但请你不要念诗。”

“既然诗歌不能带来GDP、不能评职称、不能带去面试、不能带来高稿酬和增加收入、不能娱乐朋友、不再能讨恋人喜欢、不再能成为畅销书、不再能证明才华……简直一无是处，那么还要诗做什么呢?”一本主流周刊如此评说。

一度风靡校园的偶像诗人汪国真早已不写诗了。据说闲暇时他除了题字作画外，其工作室主要为企业、风景区和城市创作宣传歌曲。自从20世纪80年代在诗坛大红大紫之后，汪国真的诗坛之路就不是那么一帆风顺和得天独厚了，有一次在北京某高校演讲时，有大学生递上纸条称：“初中崇拜你，高中喜欢你，大一时很少看你，大二以后就不再读你，”令汪国真当时万分难堪。

后来，由于写作诗歌收入逐渐减少，汪国真在朋友建议下四处筹措资金在北京市区内开了一家火锅店，希望借自己的名气能为这家店带来滚滚财源。不的是，因为汪国真不懂经营，这家火锅店很快倒闭，这位曾经的当红诗人的大部分积蓄也赔了进去。

2001年秋，在诗坛上沉寂了一段时间的汪国真又毅然决定复出。为了给复出造势，汪国真精心准备了一台汪国真诗歌朗诵会，亲自登台声情并茂地朗诵自己的代表作品。这台“汪国真复出诗歌朗诵会”声势甚大，除各高校中汪国真昔日的崇拜者外，文坛中诸多知名人士也纷纷前往捧场。但令人惋惜的是，虽然复出声势大，但收效甚微，复出的作品《汪国真诗文集》在各地书市上，鲜有人问津。

一位网友在自己的博客中写道：“原来那个能写出少男少女心声的汪老师已死。”诗人西川直言：“在上世纪80年代你要不写诗，那你简直就是一个很荒唐的人，因为全国青年都在写诗。到上世纪90年代以后你要再写诗，人家就会觉得你简直有病。”

“曾经比较出名的那批诗人，如今的生活都不是特别的好。顾城、海子自杀了，食指疯了，舒婷隐居海岛了，随着诗歌光辉时代的过去，如今提起写诗，非但不是一种荣耀，常常会变成一种羞辱。在一次商务酒会上，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自我介绍自己的另一个身份：“诗人”，随即听到台下一阵嘲讽声。一位曾经在大学异常活跃的诗人，现在每当被人介绍诗人身份时，总会遭到他的激烈反击，‘你才是诗人，你们全家都是诗人。’孙文涛无奈地说。

著名诗人北岛，现在居住于美国，不定期给国内的一些杂志写专栏，“随笔一类的，不是诗。”如今这位诗人这样理解诗人和诗歌的尴尬“那时由于时间差――意识形态解体和商业化浪潮到来前的空白，诗人戴错了面具 救世主、斗士、牧师、歌星，撞上因压力和热度而变形的镜子。我们还险些以为那真是自己呢。没两天，商业化浪潮一来，卷走面具，打碎镜子，这些误会再也不会有了。”

复兴路径难寻

今年初，芒克、梁小斌、默默、莫非、车前子、树才、老巢、潘洗尘、叶匡政等14位诗人齐聚冰城，共同签署了号称“中国第一个诗歌自律公约”的《天问诗歌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内容包括每个诗人都应该维护诗歌的尊严，反对诗歌无节制的娱乐化等。

在“梨花体诗歌”盛行的年代，在有人喊出“文学死了，诗歌死了”的年代，这到底是一种炒作，还是如他们所说“是对中国新诗90周年的献礼”?

孙文涛觉得，就公约的具体内容而言，还是有可取之处的，“比如第二条，‘诗人天生理想，我们反对诗歌无节制的娱乐化’，还有第七条：‘到了该重新认知传统的时候了，传统是我们的血’，都有积极意义，但是第八条就有点问题，‘诗人是自然之子，一个诗人必须认识24种以上的植物，我们反对转基因。’能否认识24种以上植物，与能否做好一名诗人，似乎没有太大关联。”

“问题不在于细节，关键在干，这样的行为，是否有助于诗人的成长，是否有助于诗歌找回昔日的荣光。”孙文涛坦言，“将目光从山林之间转回城市，那些印后甚至90后的少年，吃着汉堡，听着嘻哈，看着老美，摇着，滚着，一副玩世不恭、放荡不羁的模样，一转身，却又会安静下来，写诗，比如春树。”

比起70后诗人，80后和90后的诗人们是幸运的，他们拥有网络，一个自由自在的空间，孙文涛说，他曾经访问过的两位诗人老刀和发星，编辑了一本《独立E时代77―83年出生诗人作品选》，其间80后诗人的实力彰显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