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说范文第1篇

关键词：论语，乐，孔子，礼

 

《论语》作为儒家文化最重要的经典之一，历代多有研究，它是一本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书。在《论语》中，孔子的思想、观点是很丰富的。其中就包括“乐”的思想，“乐”在《论语》中总共出现过1 4处，另有一处虽未出现“乐”字，却是指《韶》、《武》，其实也是言乐，数量上虽然不多，但是具有多种含义。首先是作为一般艺术形式的音乐，其次是乐教，再次是颜回之乐。本文就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孔子在《论语》中“乐”的思想做一梳理。

一、孔子之乐

《论语》第一章就说：子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在这里讲的是孔子学习、交友中的乐。学习、践行，有所体悟，原来迷惘的问题，豁然开朗，不由得不感到内心喜悦。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交流切磋孔子，自己的思想得到朋友认同，喜得知音；又从朋友处得到启发，喜获新知，自然也是一大乐事

在《论语》中3次述及音乐， “子语鲁大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翁如也:从之，纯如也，嗽如也，绎如也，以成。”;“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日:不

图为乐之至于斯也。”;“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这里的“乐”是作为一般的音乐形式出现的，并细致地描述了音乐的演奏过程、表现技巧，及其所具有的感官和审美愉悦性。从中可以看出孔子懂音乐，并且酷爱音乐，在《论语.先进》有一段是孔子对音乐的看法：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势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当所有的人都打算从政时，唯独曾皙选择了有音乐的生活方式，而这却得到了孔子的首肯，这就是基于孔子对音乐的喜爱，那么喜爱到什么程度了呢？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儿，曰：“不图为乐之至斯也。”《论语。述而》

孔子在齐国终于听到了朝思暮想的《韶》乐，乐之优美，竟可以三月不知肉味儿。这已经不是一般的喜爱，而是已经达到沉醉与痴迷的程度。孔子对于音乐的热爱是与他长久以来的积累与修养密切相关的。《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学鼓琴师襄子，十日不进。师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有间，曰：‘以习其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气志也。’有间，曰：‘以习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人也。’有间，有所穆然深思焉孔子，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这段记载讲了孔子如何师襄子学琴的过程。以此为基础，孔子对音乐的表现便有了深刻的认识，从而，孔子对音乐欣赏与理解有着非同一般的造诣。徐复观说：“到了孔子才有对音乐的最高艺术价值的自觉；而在最高的艺术价值的自觉中，建立为人生而艺术的典型。”且“就现在所能看到的材料，孔子可能是中国历史中第一位最明显而又最伟大地艺术精神的发现者。”（《中国艺术精神 》徐复观）

二、乐与礼

在《论语》中礼乐并用的很多，有其内在的必然性，因为礼和仁是我们所要继承的孔子的核心思想，礼是一种规范，是对社会等级秩序的规定；而礼乐并用时，乐则包括舞以及音乐，则是礼这一规矩的所配享的物质与精神形式。在周代，礼乐本是统一的，并且在孔子看来，以一种完美的样态存在或展现出来的，就是“文”。“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无从周。”（《论语。八侑》）这就是孔子所向往的非常严密，非常精美的一种制度。但自春秋起，伴随着礼崩乐坏的现实，这样一种统一以及它的完美形态便渐渐被毁弃了。孔子也不幸的亲眼看到了此类事实，如三家以《雍》彻和季氏八侑舞与庭，这大夫越而享用天子之礼的鲜活例证，于是也就有了我们所熟知的责问：“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为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与三家之堂。’”（《论语。八侑》）“孔子谓季氏：‘八侑舞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侑》）不过，通过这些事实，孔子也认识到礼乐实际是和德仁联系在一起的，在制度与它的形式后面，更透露出内在的德行: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侑》)

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八侑》）

正由于恢复原来的制度希望渺茫，和对德行的意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孔子，孔子才逐渐把注意力和兴趣转向人的培养上，虽然理想社会是不可能实现了，但理想人格的培养还是有可能的。退而求其次，淡化礼乐原本的社会性质，而强化其修养的内涵。这样一来，礼乐的意义就发生了一系列的转化，它不再首先呈现以往那种等级性、身份性或地位性的特质，而是演变成教养的内容和科目。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人，游于艺。”（《论语。述而》）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志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

可以看到孔子培养人的基本理念：德艺双备，质闻并重。也就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然而从孔子的另一些论述来看，乐在修养中的地位或境界可能还高于理：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在这里乐对于礼是有终结的意思。对此徐复观认为:“礼乐并重，并把乐放在礼的上位，认定乐才是一个人格完成的境界，这是孔子的立教宗旨。”

三、颜回之乐

在《论语》里，对颜回之乐有直接叙述：

“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

是和孔子的自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相呼应的。显然,“孔颜乐处”所体现的精神实质就是孔子的道德人格,其乐是将自身与他人乃至整个社会融为一体的快乐体验。当孔子和颜回或“曲肱”、“饮水”或“箪食”、“瓢饮”,处于别人无法忍受的困境时仍自得其乐,这种快乐绝不是名利面前刻意表现出的清高,也不是在贫困窘境下消极的自我安慰,而是经历了深层次的价值抉择与长期的自我磨砺,超越了个人的苦乐与得失,因此,无论身处逆境或顺境都同样怡然自得。

“孔颜乐处”所“乐”并不是一个关乎生活质量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一般的心理感受,实际上是一种内心、精神上的乐,超越世俗的乐,是一种理想道德境界。后儒将孔颜的这种生活方式或道德境界概括为四个字:安贫乐道。《孔子家语在厄》篇中,孔子自觉于时不遇,感叹说:“君子博学深谋而不遇时者众矣,何独丘哉! 且芝兰生于森林,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穷困而改节。”作为孔子的得意弟子颜回,对孔子表示了深刻的理解,说:“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 世不我用, 有国者之丑也。”《史记孔子世家》中孔子也说:“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颜渊回答说:“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 不容然后见君子! 夫道之不修,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 不容然后见君子!”夫子欣然笑曰:“有是哉! 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从这两段话可以看出,孔颜所说的“乐”也并不完全是独善其身的个人之乐,而是兼济天下的人生大乐,即“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论语为政》)

参考文献：

1、朱熹《四书集注》[M]、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2、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87；

3、杜维明《人性与自我修养》[M]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 1988；

4、南怀瑾《论语别裁》[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6；

5、殷明耀《论孔颜乐处》[J]“孔子研究”2006第7期；

孔子说范文第2篇

你说“有志之士，无求生意害仁，有杀生以成仁”，这竟是说到了我的心坎。端详着孔庙里“大成至圣先师”那温而厉的神情，我总以为你就是这样的有志之士。你还说过“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乍一听还以为自己的耳朵有毛病，这像是大圣人说的话吗？一直以为“以德报怨”是你的人生写照，然而细观你的言行举止，深味你的名言警句，方知自己对你的误解有多深！以德报怨为大德，非庸人能实行，强学之很容易画虎不成反类犬，于是你提出了“以直报怨”这一颇具人情味的主张，比之伪道学来确是一大解放。但是，我还是要小小地纠正一下，“以直报怨”这话是不够严谨的，行使起来还是要适度而行，你不是讲过要实行中庸之道吗？中庸之德为大德也。

你说你的志向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我觉得此话虽朴素简单，却不失为人生真谛！你的志向是如此地真实温馨，这样的语言穿透两千年的历史尘埃落在我的唇齿之间，读来还是如此地令人感动。

我仰慕你，因为你的想法是如此地沾地气，你的为人处世是如此地真性情，你的言谈是如此地有风趣，尽管你脑门内陷，门牙豁开，鼻孔朝天。

我常常梦想着带着一条干腊肉溯着历史的河流而上把你寻找，只为能拜入你的门下亲炙教诲。你对待学生就好像对待朋友和子女，在你与学生之间我看到了什么叫做师生关系。伯牛身染恶疾，你竟然能够冒着被传染的危险去见他，并且还与他握手，这在亲兄弟之间都是难得的啊。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有如此大的勇气去握身患恶性传染病的学生的手，但我知道这就是学生抛妻别业紧跟着你周游列国的原因之一吧！对于颜渊的早逝，你哭断肝肠，以至于学生担忧得对你说“子恸矣”，其实他们哪里懂得你的苦楚，你的那句“不为夫人之为恸而谁为？”令我惊叹，因为在我的世界里，好像没有像你这样因为学生的离去而如此伤心的老师。你见南子后面对子路的质问急红脖颈对天发誓的可爱让我忍俊不禁；你调笑子游割鸡焉用牛刀却换来榆木脑袋的学生一本正经的反问的尴尬让我捧腹；你评价聪明多才的子贡是高级饭桶（瑚琏）让我费解；你的课堂音乐声悠扬，学生或坐或立，各抒己见，令我神往。我不知道你若是到了现在，看到如今的师生关系会作何感想，或许你会心寒，又或许，这也已在你的意料之中。

夫子，你曾怃然而叹：“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我读出了你的悲凉、孤独与坚毅。你想要实现你的礼乐治国蓝图，然而却一次次失败，以至于畏于匡时子路等人还责难过你。我知道这不是你的错，错就错在你生在了一个错误的年代，一个与“仁爱”格格不入、相距甚远的混战时代，而你又是如此地理想主义。或许，甚至到如今，你那美好的、可怜的政治主张在许多人听来也只是天方夜谭。我同情你，对于你的悲哀我也只能无可奈何，只能袖手旁观。然而你那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毅力却一次次深深地打动了我，我又对你敬佩至极。

孔子说范文第3篇

这则故事的名字叫《从孔子不看电视说起》。起先只是觉得好玩，心想难不成想通过说教方式劝我们这一代玩物丧志的学子，拿起四书五经？这办法也太老套了吧！

没料到，看了一半，便感触颇深，悠悠长叹道：“电视真不是个好东西！”

此文从古今大家孔子老先生说起，汇集中外名家，无不论述现代科技带给人们的利与弊。的确，在科技的发展中，我们把古人写的著作搬上了荧屏，成了公众所知，可我们在观看电视剧中，却又把真正的精华所遗忘。我们把作家精心描写的人物外貌换成了一张张熟悉而又陌生的脸，我们把优美的辞藻换成演员的一个动作，一句对白。

难道那部让多少文人墨客所传唱的《红楼梦》仅是一部花了几个月拍的电视剧所能表达的？拍了《红楼》梦何在？拍了《聊斋》志异何在？

孔子说范文第4篇

具有周文化特色的鲁文化造就了孔子儒家学说

孔子原本是宋国子姓后裔，在他的远祖孔父嘉时，因五世亲别于公族，失去贵族身份后而改姓孔，家道自此衰微，从曾祖辈起便举家迁居鲁国。孔子生于鲁长于鲁，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在鲁国度过的，鲁文化对他的濡染是非常深厚的。

周族完成翦商之大业后，为了加强对东方的控制，便在东方封建诸候“以藩屏周”。鲁国是姬姓贵族建立的宗亲方国，地处泰山之阳、汶泗沂沭之滨，较为封闭；国民以农为业，不事渔、商。封建鲁国不仅是为了大启疆宇、“为辅周室”，曲阜是商奄旧地，居住着文化较为先进的前朝遗民，就更需要加强对东夷诸族的镇抚和文化征服。因此始封地位很高的周公为鲁君，周公因辅佐成王并未就国，而是由其长子伯禽继承。于是鲁国成为周王室的人以控制这个地区。鲁立国之初，周王室的封赐极为丰厚，“分之上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左传*定公四年》）等，各种礼器典籍几乎应有尽有。《礼记*明堂位》说：“凡四代之器、服、官，鲁兼用之。是故，鲁，王礼也。”鲁国享有天子器物服饰、奏天子礼乐的政治特权，鲁国虽小而地位之尊由此可见一斑。因此，从分封之日起，鲁国就是个宗周文化的方国。“用即命于周，是之职事于鲁，以昭周公之明德”（《左传*定公四年》）。由此也就决定了鲁的治国方略是以推行周礼周俗为既定方针，伯禽对殷民实行“变其俗，革其礼”，正是这一治国方略的体现。久之成习，凡是必遵祖训和谨守周礼，周初开始完善起来的宗法礼乐制度，便铸就成了鲁国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

不同的治国方略将导致不同的发展结果，我们可以与鲁国同时分封的齐国作一比较。

《汉书*地理志》：周公始封，太公问：“何以治鲁？”周公曰：“尊尊而亲亲。”周公问太公：“何以治齐？”太公曰：“举贤而上功。”齐鲁二国始封时地皆不过百，可以说是在同一水平上起步，而鲁在政治资源和文化上还要优于齐。齐国“举贤而上功”，不当“凡是”派，广纳贤才，因地制宜，富国强兵，使齐国土扩展到方园二千里，成为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之一。齐国提倡学术自由发展，不排拒不同学术思想流派，因此就有了一时儒法道墨诸家云集稷下，形成著称于史的稷下之学。鲁从立国到被楚灭国的这一历史阶段，以“宗周”为准绳，压制不合周礼的一切思想和文化，不思进取，人才匮乏，积贫积弱，国土虽曾扩展到五百里，仍是小国寡民之邦。“周礼尽在鲁”（《左传*昭公二年》），鲁国可圈可点的历史成就仅此而已。齐国的改革性、开放性、民主性与鲁国的保守性、封闭性、落后性形成鲜明对比。孔子儒学就是在鲁国这种文化氛围中生成的。孔子则按周文化的面貌将鲁文化系统化、理论化、政治化、世俗化，可以说周、鲁文化尽在孔子儒学之中。例如，鲁国崇尚周礼，孔子则“吾从周”；鲁有讲习周礼周乐的传统，孔子则“立于礼，成于乐，”强调“不学礼，无以立。”鲁以“尊尊而亲亲”为既定国策，孔子则将其弘扬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周王室训令天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孔子则主张“天无二日”，“尊无二上”（《礼记*曾子问》）….只要稍加对读，我们就会发现孔子教义与周文化有很强的对应关糸，这说明孔子是全面继承了周文化的。孔子生活在春秋末季，其时天下“礼崩乐坏”，这本是对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和文化的一次大冲击，应视为是历史的进步，然而在孔子教义中，我们并未发现他对进步的讴歌，有的却是对尊礼者的赞美，对越礼者的诅咒，对“郁郁乎文哉”的周朝寄予乌托邦式的响往。这也说明在孔子的理论体系中并未汲取新的思想和思维方式，也不曾顺应当时的历史潮流。

“半部《论语》治天下”：“儒术治国”留下的失败记录

孔子死后颇受恩宠，与他生前“累累若丧家之犬”的景况形成鲜明对比。他首先被鲁哀公诔之为尼父，汉武帝将孔儒定为一尊，司马迁作《史记》以“世家”许之，与王者并列；汉平帝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唐太宗尊他为先圣，唐玄宗封他为文宣王，元武宗加孔子谥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明英宗还特意加封孔裔为衍圣公……。自汉以后不分夷夏，凡入主中国的历代封建王朝无不尊崇孔子，并且抬到吓人的高度。一黄土，一冢枯骨，何以能亨有“素王”之尊？我们可从孔子理论体系与帝王利益关糸中找到因由。

孔子说过：“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左传*成公二年》）；又说：“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孔子主张帝王唯我独尊，亨有至高无上特权，这与韩非子主张帝王树立绝对权威有惊人相似之处。孔子维护封建帝王最根本的绝对利益，理所当然会受到封建帝王们的尊崇。孔子传人孟子仅说了句“民为贵，君为轻”，就被朱元璋撵出了孔庙，若稍有不合帝王心意就会落得这般下场。《论语*颜渊》载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是孔子为封建帝王们设计的一套贵贱有序、上下有别的政治制度，如果等级名分错位就不合孔子所规定的“礼”。而“礼”是无所不包的，如制度、仪式、婚丧、风俗等等都包涵有等级名分。凡不合“礼”处就要“正名”，何谓“正名”？何晏《集解》释为“正百事之名”，即在方方面面都要维护帝王专制统治的政治秩序，这是颇合帝王心意的。再则是孔子很善于为尊者讳。《史记*孔子世家》：“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子狩于河阳’。”历史真相是：晋文公欲会诸侯讨卫、许，担心诸侯不奉命，于是便召来周襄王，以天子名义会诸侯，史称“践上之会”。孔子在编《春秋》时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闹剧曲讳为周天子“巡狩”，保全了周王的面子。孔子很会揣摩帝王心理，如何不受帝王尊崇呢！如果说孔子身后的显赫是帝王们感情上接受了孔子的话，那么，叔孙通说的“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汉书*郦陆朱刘叔孙传》），则是帝王们逻辑地接受了孔子儒学。孔子教他们以“儒术治国”，可保持独裁专制统治，一家天下可代代相传。

儒术治国的形象说法是“半部《论语》治天下”（《鹤林玉露》卷7）。此说始见于南宋，据称是北宋权臣赵普所言。然而，与其说是赵普之言，不如说是约定俗成之论，它认定这样的历史“事实”，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后，中国基本实行的是儒术治国。那么以“儒术治国”的各代王朝是否国运亨通呢？

汉武帝虽“卓然罢黜百家，表彰六经”（《汉书*武帝纪》），仅还仃留在口头提倡上，并未认真实行。如所用之臣或是文法酷吏如张汤、杜周之流，或以经术润饰吏事如董仲舒、公孙弘之辈，绝非纯儒。汉章帝白虎观会议正试确立了儒术治国，其时社会危机四伏，儒术治国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际。儒术治国是救世良方吗？汉章帝至汉灭国仅144年，其后几个统一王朝，晋为154年，隋101年，唐289年，宋319年，元108年，明276年，清267年。儒术治国何曾园过帝王们的家天下传之万世的美梦！尽管孔子设计了一套封建社会的乌托邦蓝图，以“仁”、“中和”、“孝”等政治设计限制帝王们的权力于一个“度”内，这都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呓语。历史上一些开国之君或中兴之主只是鉴于前朝的颠覆所有所收敛而已，他们给人民一点好处就大力宣扬，而榨取人民时却不露痕迹。这便是《管子》中为他们总结出的一套“仁政”-----“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中国历史上王朝更迭频繁，恰恰证明了孔子设计的那套“自我调节机制”只徒具文字意义，对任何一位封建帝王都无约束力。历史已经无情地证明，儒术治国每每留下失败的记录。

儒术治国使中国在历史上一直处于保守落后的政治生态环境中，因此，所形成的历史惰性，使任何改革、那怕是改良都未能逃脱失败的命运，如王安石、张居正以及戊戍变法等等。马克思曾在《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中指出：“火药、罗盘、印刷术------这是预兆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项伟大发明。”然而出自中国的这三项伟大发明，并未率先将中国由封建专制主义社会推进到资产阶级社会，倒是将火药普及为焰火炮竹，罗盘成为风水先生的法器，而印刷术普及后，结伴而至的是一次又一次的文字狱！

“半部《论语》治天下”究竟治出了一个什么样的中国，一部廾五史足以为世昭鉴！

孔子儒学薰陶下的中国国民精神

孔子儒学是在周鲁文化孕育下生长出来的，鲁国国民的精神状态如何？我们从入选中学语文教材的《曹刿论战》中可窥见一斑。

《左传*庄公十年》载，齐将伐鲁，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鲁国虽不乏象曹刿这样的俊杰之士，然而故事却反映了当强敌压境、国难当头时，宗室权贵居然束手无策，而众多乡人则以“肉食者谋之”、事不关已的心态置国是而不理。二百年后孔子称言“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不正是对乡人的那种不良心态的赞许和肯定吗！鲁人、甚至其后的中国人“只扫自家门前雪”的不良风尚的形成也是由来己久的，经孔子的误导，其影响的恶劣和严重后果，我们又岂能低估！当下许多中国国民对国运民生、改革大业的漠不关心，对诸多社会丑恶现象的熟视无睹，麻木不仁，难道不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误导造成的恶果吗！然而二千余年来孔子教诲下的国民又果真“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做到“思不越位”吗？如其能按等级名位去思考去行事，历史上又何以会发生许多不在其位而夺其位的宫庭、或以血与火的手段让江山易主呢？又何以会有那么多的官吏极不安分，为加官晋爵或谄谀媚上曲邀恩宠，或卑身贱体卖身投靠…..。这与孔子设计的“理想人格”岂不是相违悖的吗？又如孔子教导国民要“谋道不谋食”，可谓圣洁高蹈，然而国民们口中念着圣人教诲，私下里却放胆设租寻租，贪污受贿。王亚南先生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说换一个视野去看廾四史，“则又实是一部贪污史。”有资格进入贪污史、奸佞传的国民，又有几人没有读过孔孟之书的呢！这难道还不足以说明孔子儒学哺育下的中国国民，己造成普遍的人格分裂吗？人格分裂又造成人性的虚伪，其最典型的特征是说一套做一套，表里不一，言行不一。

孔子儒学中没有为中国人提供枳极的进步的思维方法和思想方法。孔子强调“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把国民的思想禁锢在等级名分的“礼”的范围内，使国民的思想思维得不到充分的伸展。中国长期的保守落后与孔子儒学的保守落后密切相关，这不由得令人想起德国。德国人认为，德国之所以能在科技、生产力方面领先于其他国家，能从两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中迅速恢复，应归功于黑格尔、康德这些哲学家把德意志民族的思维能力提高了。哲学是能真正改变人的思维和思想的，巨大的精神力量能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强盛的民族总有强盛的哲学，而强盛的哲学一定能滋养出强盛的民族！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积贫积弱、保守封闭，这也说明了孔子儒学不是“强盛的哲学”，它又怎能滋养出一个强盛的民族来呢！又怎能哺育出千千万万个“君子当自强不息”的强盛的个体呢！

孔子儒学在其伦理学说中为国民提供了一种非善即恶的二元对立的认识论,国民持这种认识论，每每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简单问题复杂化。例如国家政治本是极复杂的糸统，我们竟简单化为清官贪官、善政弊政等等；又将官僚队伍分为清流浊流，而正邪两方又水火不同器，冰炭不同炉，于是便形成朋党，互相对立，激化了许多社会矛盾，也毒化污染了政治空气。这种认识论无视价值中立原则，不允许国民持中间立场，这势必使国民的思维容易情绪化、情感化，同时也造成说假话的风行。

孔子儒学曾为国民设定了一种理想人格，修齐治平是理想人格的实践和完成过程。如果按这种设定来教化、塑造我们的国民精神，二千余年来我们的国民早已是谦谦君子了；那么中国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社会危机何以总是伴随着道德危机？每一个新王朝的建立总要伴随着艰难的道德重建呢？国民的伦理道德为什么竟脆弱得这样不堪一击呢？道德危机的周期性，难道不是孔子儒学在道德教化方面失败的记录吗！孔子儒学的伦理教化有很大的消积作用。孔儒以僵化落后甚至违反人性的规范束缚人的自由选择，造成个人自我意识的淡化和萎缩，使人的社会角色类型化，个人创造性受到压抑。长期的历史积淀，国民养成了一种普遍的权威性人格，以及信仰、畏惧、依附权威的文化心态，养成了因循守旧、恪守传统、拒绝创新、随波逐流的内倾型民族性格。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他创建儒学之始便摈弃了宗教崇拜，转向于对帝王的政治权力崇拜，从而造成了中国社会至今不衰的“官本位”文化观念。国民在“权力崇拜”的愚弄和鼓惑下，对权力的痴迷及对官位的追求己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程度。不言自喻，权力和官位的背后是巨大的廉价财富和利益！孔子儒学主张以内省式的修身、通过“灵魂深处闹革命”来塑造自我道德形象。道德的自我形象欲求导致国民重虚名而不务实际的行为特征，鲁迅先生称为是“面子”问题，而面子问题是“中国人的精神纲领”。

对孔子儒学文化品格的虚伪性，与孔子差不多同时代的人早有观察和认识。《庄子*外物》有“儒以诗礼发冢”的故事，揭露儒家“彬彬有礼”地掘墓碎尸，夺人珠宝，儒家人格分裂竟达如此！这篇小品对儒家标榜名义、欺世盗名、“阳为道学、阴为富贵”（李贽语）的虚伪人格给予了辛辣的批判。人格的分裂必然导致人性的虚伪，它对国民、尤其是对官僚群体心灵和精神的毒害是十分严重的，造成了多少官吏夤缘投机、趋炎附势、媚狡谄伪、畏强凌弱、因循苟且，他们在“达则兼济天下”的旗帜下假借大义，窃取美名！这说明孔子儒学不仅需要虚伪，而且不断地制造虚伪。当虚伪盛行时，社会上必然兴起伪善之风；伪善之风起必然导致信仰危机和世风衰败。

孔子说范文第5篇

可以说，任何一个中国人都知道孔子，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崇敬孔子。孔子生前并非皇族，但在其以后的时光封号却一再提高，从“大成至圣先师”，直至“大成至圣文宣王”，孔门盛极一时，孔子万古流芳。 儒士注重个人的修养，孔子作为儒士之首，自然是修养极高的人。孔子一生行迹依《礼》，非礼勿行。颜回去世，孔子赞曰：“贤哉，回也。”内心极推崇他，但依礼反对厚葬。他对诸侯公卿公然欣赏天子乐舞而感到愤怒，他对列国不纳其言感到委屈，但又绝对平静。身处乱世，一老者默对现实，独善其身。既有伯夷叔齐般高义，又有微子、箕子、比干之胆识。“见贤思齐”是他的理论，论语中他直抒胸臆：“殷有三贤人”。

儒家求出仕，孔子自然亦是。在做鲁相的日子中，其能大展其才，但因国君不明，只得周游列国。或而谓之游，可此绝非游说之路―――诸侯无一纳其言。但其在天下纷争中，为天下奔走，为他人奔走。在所有人都觉得“礼”已不会富国强兵之时，其却矢志不渝：东方诸国遍布了他的足迹，中华大地散满了他的喟叹。圣人居于天地间，绝非呼天抢地地狂号，只是留下一片静默，一片永恒。“道不行，乘桴浮于海”，静默中蕴含了无穷的力量。

孔子的思想之所以能传至今日，是因其在教育上的贡献。孔子七十二门生为贤人，另有三个人感其教化。孔子身体力行的教学，是无愧于先师的称号的。他的学生有的富甲天下，有的潜心学问，有的能通灵于天地，有的傲立于庙堂。孔子注重文化的传承，其修《春秋》、《诗》虽是为儒家而修，对《诗》的内容也有一定的曲解，但无疑将中华的文化传了下来。否则哪有“关关雎鸠”的千古绝唱？孔子是个文化人。他回望是历史，低首是现今，远望是将来。汉代的独尊儒术使其学术的传承初见成效；传至宋代，程朱理学的高峰，也是孔子精神的续扬。一门能傲立千年的学术以其时间之长，内容之丰富，以及能代代相传不断创新，证明了它在华夏的生命力，无人可挡的生命力！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他的精神，他的学说也随川前行，奔流不止。

孔子为圣，圣者之圣。纷争之春，多事之秋，乱世间，圣人傲立。其对自身的感怀，对社会的关注，对教育的投入，对文化的贡献：仅有一项便可傲立于天地，何况全材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