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文学范文第1篇

关键词：现实主义；文学；契诃夫；打赌

《打赌》一文，简短的篇幅却让我对现实主义文学有了新的感悟，感慨于青年律师洞悉生命的毅然决绝，同时惊叹于契诃夫那敏捷的才思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打赌》是契诃夫于1889年创作的短篇小说，讲述的是一个非常精巧而深刻的故事：有一个轻狂的银行家与一个年轻律师打赌，如果律师能在一间房里孤居十五年，足不出户，不许接见任何人，不同任何人说话，那么就能得到二百万。十五年间，律师在屋里不断地看书，从消遣娱乐书籍到古典名著再到语言、哲学、历史典籍，最后到《福音书》等，读了近百万册书。但就在十五年期限的最后几天，银行家反悔了，怕自己输得倾家荡产，于是决定谋杀律师。到了小屋，他发现桌子上一张律师写的决定在规定期限之前五个小时离开从而违反契约放弃二百万的声明，银行家含泪离开。第二天，律师果然不知去向，为了杜绝流言，银行家取走桌上那份声明，锁进了保险柜。

一、人物典型化

现实主义文学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真实再现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恩格斯认为“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单个人，有鲜明的个性和其他人无法重复的特点。”高尔基认为“艺术典型不是阶级特征的简单表现，而是个性鲜明富于时代性的艺术形象”。

契诃夫在《打赌》中运用语言、心理、神态、动作、细节等描法塑造了银行家和青年律师两个鲜明的人物形象。契诃夫构思精巧，概括力极强，描写人物形象生动，语言简洁洗练。《打赌》中写到“那些从小窗口监视他的人说，整整这一年他只顾吃饭，喝酒，躺在床上，哈欠连连，愤愤不平地自言自语······”这样精彩的细节描写，将青年律师内心的痛苦表露无疑。读完全篇，银行家贪婪、狂傲、阴险、狠毒、虚伪的形象浮现在我眼前，同时，青年律师果敢、坚毅、低调、聪明的形象令我震撼。

二、笔法含蓄化

在现实主义文学中“客观”和含蓄的笔法很重要，在艺术倾向上，契诃夫主张“客观”描绘，他在一封信中写到：“我写作品的时候，充分指望于读者，因为我想，小说中缺少的主观因素读者自己会加进去的”。这实质上就是主张让艺术形象说话，主张让倾向性自己从场面和情境中流露出来，这种客观描绘是他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正如《打赌》中两个典型形象的性格特征是我从契诃夫所描写的两个人物打赌的故事中感受到的，并不是契诃夫本人直接用语言告诉我的。

恩格斯在论现实主义艺术倾向时也说“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的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的把他指出来”，可见契诃夫的见解是与恩格斯的论述不谋而合了。契诃夫《打赌》最后对于银行家与律师的做法并没有进行评论，对二者最终的结局也没有交代，不难看出，契诃夫并未把艺术家当做一个能够正确解决“怎么办”问题的英雄人物来描绘，更没有把他当做自己思想的代言人来描写，而是作家的“我”完全融化在作品的形象体系中。综上，关于现实主义文学的艺术倾向问题上，含蓄是重要组成部分。

三、核心人道主义

现实主义文学的核心是人道主义，它的功能在于恢复和建构完整的人性。现实主义文学也正是因为此，被卢卡奇称之为“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卢卡奇认为“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提供的是一种审美反映，对社会现实具有穿透性和超越性。契诃夫创作《打赌》是在19世纪末，这个阶段他创作的主要特点是对现实批判态度的强化。那时他从事创作的两个目的：一是“真实地描写生活”，二是表明“这生活多么反常”。《打赌》中，他暴露了有钱人的狂傲、虚伪、狠毒，批评了庸俗、金钱至上，也表露了他对勇敢、求知、低调的人的肯定。

《打赌》中年轻律师囚禁了自己十五年，他这十五年其实是寻找人生意义的十五年。第一年，看轻松读物。第二年，他索取古典作品，读古典作品是发现今天与昨天不同，透过不同预测现在事情发生的趋势。第五年，他要求喝酒，除了吃喝便是躺在床上睡觉。此时，他开始思考，对现实生活的不满触动人的思索。第六年，他开始学习哲学、历史。这是想对自己生活的这个世界更为了解，寻找生命的起源和意义。第十年，除了《福音书》外什么书也不看，后来他又读了神学书籍和宗教史。在宗教中解答未知的困惑。在监禁的最后两年，他不加选择，读了很多书，他看书就好像他落水后在海中漂浮为救命抓住一块浮木，这时读书对他来说是生活的全部意义。十五年所学最终让他想明白了一些事，关于人生，关于金钱，他在给银行家留的信中写道：“你们的书给了我智慧。不倦的人类思想千百年来所创造的一切，如今浓缩成一团，藏在我的头颅里······为了用行动向你们表明我蔑视你们赖以生活的一切，我放弃那两百万。为了放弃这一权利，我决定在规定期限之前五个时离开这里，从而违反契约？？”金钱对人意味着什么，人生的意义又是什么，契诃夫在文中深刻地嘲弄了人生和金钱，他的目的在于引起人们的反思，以端正人生态度，恢复构建完整的人性，契诃夫曾说过，“我只想诚实地告诉人们：‘看一看你们自己吧，你们生活得多么糟糕和无聊！”

现实主义文学是伟大的，它真实客观又给人以启发。正如契诃夫，一贯提倡”客观”叙述，从不在作品中连篇累牍地发表议论，他从不求全，情节淡化是他小说中一个重要特点，这样他的作品就如《打赌》般不蔓不枝，既简练有紧凑，小小的篇幅就把一个故事完整的讲述清楚，给人以启发，关于人生，关于一切的一切。

现实主义文学犹如恒星，永远闪耀着耀眼光辉，照亮人们的心灵。

现实主义文学范文第2篇

20世纪的中国文学几经风雨，几多沉浮。回眸这百年历程，从世纪初的近代文学、“五四”新文学，到三、四十年代的左翼文学、抗战文学，从建国十七年文学到新时期文学到世纪之交的文学，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以及现代、后现代主义等各种文艺思潮层出不穷，交相辉映，留下了大笔宝贵的文学财富。在这中间，现实主义几乎一直占据了文坛主流从而左右了一个世纪的中国文学，这与现实主义本质与特性、20世纪中国社会状况、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等各方面因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前提：文学形式的变革 任何文学作品都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体，二者缺一不可。外在的表现形式因内容的需要而定，作品内容通过恰当的形式能够得以充分的表现。如何将二者完美结合是作家将构思斥之于文本时必须首先考虑的问题，这也是文学作品成与败的关键所在。不同思潮的形成与发展以创作方法的成熟与完善为轨迹，而不同的创作方法必在实践过程中选取一种能够最有力地表现作品内容的形式作为依托，形成最具各自风格特色的发展主体（这其中自然存在着交叉与融合，尤其在20世纪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出现以后更是如此。本文所指即最基本的充分展现创作倾向和手法的文学形式）。现实主义则是以叙事文本作为其外在表现形式的。 从文学思潮的角度看，现实主义作为创作方法最早产生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当时有卜加丘的《十日谈》、拉伯雷的《巨人传》、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等小说以及莎士比亚戏剧等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品问世。这些作品用叙事的方式，以生动的语言和形象揭示了当时种种社会矛盾现实，反映了资产阶级对摆脱封建制度和宗教神学束缚的要求。可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其形成之初便是以叙事文体为表现样式的，到19世纪、20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都是以长篇小说为代表的。大批作家冷静地观察生活，在作品中真实地反映生活，形成一股世界性的现实主义浪潮。 而历史上向来以诗歌为本位的中国文学，尽管在《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等诸多优秀的古典作品中都保留了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但作为故事性文学，其叙事形式不符合传统的文学审美观与价值观，因而被长久地排斥在主流文学之外。近代时期这种情况发生了转向，梁启超等人发起“小说界革命”，叙事文学被抬高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晚清文坛出现了与世界批判现实主义潮流相一致的“四大谴责小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新文学，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以小说取代诗文的正统地位，最终为现实主义占据文坛主流扫清了障碍。这次文学形式的转变是现实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20世纪文学主流的重要前提，它使现实主义日后在中国文坛主流态势的发展成为可能，为作家的现实主义创作提供了有利的工具，为大量现实主义作品的产生在形式上做好了必要准备。从这以后，中国文学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叙事文学得以前所未有的繁荣。不同时期的小说创作基本上都以现实主义作品为主体和代表，取得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最高成就。在现代有人们早已熟知的《阿Q正传》（鲁迅）、《子夜》（茅盾）、《激流三部曲》（巴金）、《骆驼祥子》（老舍）等等，建国后如柳青的《创业史》、梁斌的《红旗谱》等长篇以及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谌容的《人到中年》、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等大量优秀的中短篇作品。 当然，形式的改变是前提并不是说用形式决定内容或形式先导。尽管从表面看来是先有了理论才产生了创作，中国20世纪主流文学的形态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用文学革命的方式扭转过来的，但这是由于当时文学作品要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与旧有的文学形式不相适应所产生的剧烈冲突和矛盾所引起的，是文学创作内容在不同时代背景下发生转换所决定的，绝不是空穴来风。新文化运动中的先驱们以高瞻远瞩的姿态大胆地推进文学的发展进程，从而顺应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遵循了形式必须与内容相统一的客观规律。因而，这次形式的改变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转型绝对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现实主义主流地位的形成所产生的作用更是举足轻重。 根本原因：本质的真实性 20世纪的中国文学并非只有现实主义文学独领：“五四”时期新文学创作中浪漫主义文学与现实主义就可谓平分秋色，郭沫若浪漫主义诗歌《女神》的磅礴气势、恢宏想象恐怕至今无人能敌；而现代主义曾在现、当代两进中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但现实主义在与二者的对立、斗争、磨合中始终占据了主导，这与现实主义的本质密切相关。 从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就高举“民主、科学”的大旗，科学的精神在于客观、求真，反映在文学创作上也是要求真实地再现生活。“因为求真，因为重客观的描写，故眼睛里看见的是怎样一个样子，就怎样写。又因为尊重个性，所以大家觉得东西尽是特别，或不好，不可因怕人不理会，就不说。心里怎样想，口里就怎样说。老老实实，不可欺人。”①文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对社会生活的主观反映，它与人类社会有着紧密联系。而所谓现实主义，就是要冷静地观察现实生活，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能动地干预现实生活。② 现实主义最大限度地体现了文学与社会的关系，缘于现实主义本质的真实性。笔者认为高尔泰对现实主义真实性的分析比较可取，他认为“文学的真实性，是指作品的内容、情节是否与客观真实相符合，以及作品的价值取向是否与时代进步的需要相一致。”③这正道出了现实主义的意义所在：它关注当时当下人的生存状况、社会关系、历史发展动向，它的真实性使它具有了革命性、战斗性、先进性和深刻性。20世纪的中国面临反帝反封建、抗日解放、建立民主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等一系列重大的国计民生问题，决定了作为社会精神产物的文学单纯发挥认知、教化、娱乐的功能是无法适应时代需要的。因此中国文学在20世纪先后肩负了启蒙、救亡、革命、宣传、阶级斗争等一系列重要使命。在不断摆脱愚昧、落后，追求进步、文明的时代大环境中，现实主义文学以其特有的审美个性与社会进程形成了最有力的合拍。现实主义作家时时处处观照现实社会境况，使现实主义文学与中国命运息息相关，促进了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在“五四”前后，鲁迅及文研会的现实主义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学的“瞒与骗”进行了严厉批判，在作品中提出了改造国民性以及有关人生要义的诸多问题，在中国社会转型期积极地促进了中国人的思想革命。在当代新时期，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都市文学等大批题材不同、风格各异的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使中国人民在刚刚走出的阴影之际，得到情感上的抚慰，并在理性的反思中重新鼓起勇气并满怀希望，开始热情地投入到现代化的建设当中来。所以，现实主义主流是社会潮流发展的需要，是中国历史进程的选择，而现实主义的本质特征即反映社会现实的真实性，尤其是其自然生发的变革进步的价值取向是其占据主流的根本原因。#p#分页标题#e# 在这一点上，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较之现实主义存在着明显的不足，这也正是二者难与现实主义相抗衡的弱势所在。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同样具有真实性，但却是情感的真实，心理的真实或是文学态度的真实。显然这些都是“向内转”的真实，他转向作家、作品文本内部，与社会生活的真实拉开了难以超越的距离。这是由其思潮的本质特性所决定的，也是二者将中国文学主流地位让与现实主义的重要原因。 重要原因：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弱势 浪漫主义以抒发主观情感为特征，崇尚个人主义、自由与想象，所以对社会现实很难加以理智地观照。然而，20世纪的中国风云多变，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决定了文学要务实，它不能脱离社会生活现实的需要以及中国广大普通民众的审美水平，必须服从于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而浪漫主义是无法迎合这种社会需求的，自然无法得到文学主流地位。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浪漫主义的杰出代表当属“五四”时期的“创造社”，郭沫若的诗歌，郁达夫的“自叙传”小说，田汉的戏剧，在当时曾掀起浪漫主义文学的一次高峰，在今天仍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但他们个人化的热情、理想很难在现实中显示出坚强的力量。后期“创造社”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开始转向了“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使浪漫派文学逐渐汇入了现实主义的主流当中。在当代时期，曾又出现过一次“新民歌运动”的浪漫主义高潮，但这却是在极左政治思潮影响下的一次虚假的浪漫主义文艺运动。此外，当代文坛再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浪漫主义潮流。浪漫主义作为附从的文学思潮和创作方法融入了主流思潮当中。某种程度上，这与20世纪中国文学失去诗歌本位有着重要关系。中国的浪漫主义文学在盛唐已发展至顶峰。唐诗代表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最高成就，而高潮之后必有低谷，20世纪中国新诗不尽人意的发展便是浪漫主义衰落的见证。浪漫主义的诗歌传统在中国盛行多年后被叙事文学取代，是文学规律、历史、文化、政治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至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其影响力十分有限，更多的是为中国文学的创作带来了不同的创作技巧、方法。因为中国根本不具备现代主义存在发展的普遍精神环境。现代主义兴起于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后期，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是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失望、怀疑、反叛的产物，反映了西方文明社会传统价值体系濒临崩溃时普遍的精神危机，有其特定的思想内涵与倾向，可以说它并不一定具有规律性地在所有国家文学中形成潮流。现代主义在20世纪中国文坛的发展便极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 “五四”时期现代主义思潮第一次被引进中国，当时中国社会还处于封建社会末期，生产力低下，人民生活困苦，还未摆脱封建奴役获得起码的民利。现代主义创作手法虽然被许多现代作家所借用，如鲁迅、王鲁彦等现实主义作家就曾运用心理描写、暗示、象征等现代派手法进行创作；李金发、戴望舒等人用现代主义手法创作的新诗也成绩不俗；还有新感觉派小说在现代文坛上也可谓独树一帜。但总体上的影响力却无法与现实主义同日而语。20世纪八十年代，刚刚经历了十年浩劫的中国同样是百废待兴，物质匮乏，人们生活水平低下。虽然在思想解放的大潮中现代主义再次涌入中国，却还是因为不具备该种思潮滋长的高度发达的社会土壤而屈居支流地位。在20世纪七十年代末宗璞的《我是谁》、茹志娟《剪辑错了的故事》、王蒙的《春之声》等一批小说中注重吸收了现代主义技巧；到八十年代中后期出现了《你别无选择》（刘索拉）、《无主题变奏》（徐星）、《苍老的浮云》（残雪）等更具“现代意识”的“现代派”小说；在到以马原、苏童、余华、格非等人为代表的“先锋文学”，现代主义在短短十多年的时间里又急速向后现代过渡。虽然在当时反响强烈，但却未能形成持久独立的发展态势，并终因超越了中国社会进程而很快被现实主义主潮所隐没。20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的文坛虽然被冠以“无名”的时代，新写实、新现实主义、主旋律作品等不同文学思潮此起彼伏，尽管具体的文学追求和特征有所不同，但深入分析却不难看出其中现实主义的主流取向。而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作家则也不同程度地纷纷融入现实主义的大潮之中。 总的说来，中国社会从未经历西方国家经历过的几百年的资本主义发展历程，中国这个摆脱封建制度不足百年的国家与发达国家普遍的物质文明水平有着极大的差距，在思想上也同样存在着由于历史、地域、民族、时代所造成的巨大差异。这就注定了没有思想基础的现代主义在中国不能占据文学主流。 关键：人道主义内核 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有着内部发展的多变性，但其核心的人道主义思想却从未变过。在现实主义诞生之初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思想解放的资产阶级撕掉了封建阶级伪善的假面，摘掉了虚幻的“神”的光环，人们发现了真正的“人”的存在，他们呼唤人道、人权、人性，要求个性解放，自由平等。现实主义文学在那时就具备了人文主义思想基础，并在日后逐渐成熟发展为人道主义。这种精神维护人的尊严、价值和个性，反对和批判各种违背人性的思想和行为，它不仅关系到人类社会正常、和谐的发展，更是对人类生存的终极关怀。 而在中国，封建王朝的统治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文学一直是上流社会附庸风雅之物，缺乏关心普通百姓的人道精神，贵族文学一直统领了文坛主流。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接受了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唤起了大众对“人”的存在价值的重新认识和估量。周作人著名的《人的文学》指出“新文学的本质就是对‘人’的重新发现，它的根本目标在于能使人性得以健全发展。”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提倡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从此，“人”作为具有独立个性的艺术描写对象广泛地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在人道主义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文学获得了平民性，社会性，这都集中体现在大量的现实主义作品中。现实主义文学一改中国千年传统文学的视角，关注和反映真实的社会现实，普通民众的人生理想，与20世纪中国社会不断民主化进程保持了高度一致。在现代，是充满了人道主义关怀与理想、充满了战斗力量的现实主义文学支撑和鼓舞着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抵抗日寇侵略，解放全民族并最终建立了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p#分页标题#e# 不可否认的是，从四十年代开始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已经受到了政治功利思潮的极大干扰，在当代经历了十七年“左”倾政治影响的发展直至被毁灭殆尽。现实主义之所以能被主流意识形态左右而在建国后一直占据文坛主流，是由于现实主义精神早已深入人心，它与中国人所敬仰和信奉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认识论有着诸多契合处，从而在那个政治主导一切的年代里，能够产生震慑人心的影响力。人们对其中的政治功利性在理所当然的潜意识下浑然不觉，只是单纯地希望人道主义理想与社会主义理想的完美结合。而文学思潮中的目的性是一种“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康德），文学的任何功用都是在保持其审美独立性的前提下才能发挥出来，当代极左思潮的影响最终导致了中现实主义文学以至整个中国文坛的堕落。但任何政治的权威都只是暂时的，它无法取代文学思想对文学的指导。现实主义的人道主义思想内核自它产生以来就与时俱进，只要人类社会存在，现实主义文学的力量就不会消失。1976年，天安门诗歌运动以强大的现实主义精神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对期间“瞒”和“骗”的黑暗虚伪的文艺进行了猛烈的反拨，预示了反革命集团的灭亡，揭开了新时期现实主义精神回归的序幕。在十年浩劫结束后，那些饱受摧残的人们选择的仍然是现实主义，因为它在理性的反思中给人以面对挫折奋勇前进的勇气，它包含了人性的理想和智慧，寄托了人道主义的光辉与希望。于是由“伤痕文学”引发了新时期的现实主义文流。刘心武的《班主任》、路遥的《人生》、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等等大量现实主义作品不断涌现。在脱离了政治束缚之后，现实主义又以其旺盛的生命力占据了文坛主流。90年代以后的现实主义文学更是把目光广泛地投向普通大众，凡俗的个性化人生，虽然透着些许世纪末的边缘化、世俗化以及精神萎缩、价值迷失的后现代特征④，但以人为本，真实表达与时俱进的当代中国社会普通人真实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仍不失现实主义的人道主义精神内核。 由此，人道主义精神是现实主义统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关键所在，现实主义的人道主义思想始终体现着文学作为“人学”的本质，能够对现实社会产生巨大的作用力，也最能有效沟通作家、读者、批评家的心灵与思想从而达成共鸣。20世纪中国社会人的主体地位的形成、确立、稳定、发展要求以人道主义精神为有力的思想武器，从而形成了现实主义思潮的主流地位。⑤ 当前：现代化进程中主流地位依然不变 最后要提到的是，即使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传统的强势话语退出文学的今天，现实主义的主流地位依然没有变。 作家冯骥才把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的转型总结为作家由在“文学时代”写作，转向在“经济时代”写作，从而宣告“一个时代结束了”。⑥的确，今天的中国文学已经由原先的话语中心地位退向社会边缘地位，这实际上是还文学以正确的本位，使其重新获得应有的独立性和自由。同时，由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在社会财富大大增加，人们精神生活内容日益丰富，文学面临报纸、杂志、电视、电影、互联网等多种传媒的激烈竞争。在当今大众消费时代，文学的精英意识、理想主义、审美价值取向都遭到消解和变更，中国当代文学呈现出多元复杂的发展状态。 在此情况下，文学更不能脱离现实，否则只能是曲高合寡。20世纪80年代末曾叫嚣一时的中国先锋派文学曾力图开拓纯文学的发展道路，却因为过于囿于形式主义，使大量作品完全脱离生活流于主观叙述与结构模式的文本游戏，结果短短两三年的时间便又重新回归到故事本位传统。正如现代派作家阿尔贝•加缪所说：“没有现实，艺术就是子虚乌有的东西。”因此，“文学应当表达大家都明了的东西，表达与我们大家都密切相关的现实”，“一旦与自己的社会相隔离，它就只能创作出形式主义或抽象的作品。”⑦ 可见，无论代表何种思潮何种派别，文学都不能远离生活，现实主义文学最好地印证了这一点。当前，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透过纷扰、变幻、浮躁的社会生活，抓住了时代脉搏，选取具有现实意义的多种素材，灵活吸收和运用包括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多种思潮的有益因素，创作了大量反响热烈的现实主义作品。如反映现代人普通生活和追求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刘恒），《永远有多远》（铁凝），揭露现实黑暗旨在反腐倡廉的《抉择》（张平），《苍天在上》（陆天明），反映个人情感生活的《牵手》（王海翎）《比如女人》（皮皮），反映80后成长历程的《奋斗》（石康），反映当代都市人矛盾困惑的《蜗居》（六六）等等。这些作品因为关注社会现实，贴近生活，反映现代人的情感和心理，揭露和批判种种社会不良现象而得到了广大读者的认可与支持，通过改编拍摄成的影视剧也在更大范围内形成了积极的社会影响，有力地推动了文学与社会关系的健康互动，适应了文学走向市场的现代化发展需要，从而形成了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的现实主义文学主流。 处在社会边缘的文学正在重新确立自我中心话语，在主流秩序之外清醒地旁观和反映当代中国社会，以边缘为支点辐射社会生活中心及各个角落，形成以现实主义精神为主流的多样统一的新的文学体系。在中国社会真正实现现代化以前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以人的理性为内涵的现代精神将始终推动以现实主义为主流的中国文学向前发展，这是现实主义内在特质决定的，是文学自身发展的选择，也是当前社会市场规律作用的结果。

现实主义文学范文第3篇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ry theory, literary concept of realism is formed by the logic of speculation in literary theory, relying on the philosophy background of Western rationalism in Western literature. It developed by the spirit of realism about the local Chinese literature, opened the chinization progress diachronically, polymorphic and multiply in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context of China enlightenment, salv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It greatly enrich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realism literary view and organically integrated the human spirit and science and rationalism from the spirit of writing, writing methods, etc.

关键词：现实主义；文学观；中国化；特征

Key words: realism；literary review；chinization；features

中图分类号：G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1）22-0207-02

0引言

作为一种文学观念，现实主义文学观已有千年之久，对世界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从文艺学的理论视野对现实主义文学观的研究已蔚然成风，但是，西方现实主义文学观念与中国现实主义文学观念，在中国近代的融汇过程，即现实主义文学观中国化的过程，尚需新的梳理。

1现实主义文学观的西学渊源

“现实主义”概念最早出现在中世纪的哲学里，歌德、席勒时代被用于文艺，之后，经马克思、恩格斯发展为现实主义的文学理论。从司汤达以来，英国的狄更斯、俄国的果戈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法国的巴尔扎克等一批作家，继承启蒙时代的人道精神，在自觉的创作原则中，把笔锋对准社会现实，喷发出强烈的现实批判意识。这些作家以亲历生活的视角，体察现实生活；以自己所属的时代的主流话语，传达现实体验；把沉重的忧患意识和厚重的写实精神，注入叙事文本；用文学的形式同大众对话，使得现实主义文学成为西方文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实主义文学观的最终形成还源于特定的哲学观念。康德的主体论哲学，黑格尔以辩证法为支点的探究真理的宏大体系，启蒙运动所确立的作为主体的人的至高地位，都强化了现实主义文学观念中对于现实性的理解。这种现实主义文学观，反映在文学理论中，就是主张文学创作要客观地反映现实世界，将现实和艺术真实的统一视为现实主义的核心和基础；认为文学作品中描写的众多的生活现象绝不是简单的堆积，而是在社会关系中产生的内在而有机统一的生活现象；既反对只关涉物质界的自然主义观念，也不完全同意旨在哲学思辨中探求精神旨归的所谓现代主义文学观[1]。在现实主义文学观的影响下，在理论与创作的互动推进中，现实主义文学对于人物、事件、细节、场景如实反映，使人物塑造和环境的描写紧密结合，生动而艺术地绘制了具有现实秩序感的世界文学发展的立体的图像。

2现实主义文学观的中学语境

中国传统文学观念认为文学应当密切关注社会现实。《周易》提出，“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主张，诗可“兴观群怨”；《诗大序》提出“厚人伦,美教化”，《左传》提出“补察其政”，白居易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周敦颐高扬“文以载道”，后世梁启超在文章中多处论及“写实”的话语,都一脉相承地汇入了中国现实主义文学思想的流程。然而，中国文学思想史的史实表明，中国古代文论（或称文学批评）中没有所谓“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术语,甚至连“主义”这样的概念也没有。严格来讲,正是二十世纪中国启蒙、救亡的社会历史语境，俄苏、日本现实主义理论的大量传播[2]，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下的文艺工作对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空前重视，再加上中国传统文学关心民生苦痛、揭露社会时弊、高扬书写精神，造成作家和读者的文学视野更易于向现实倾斜，才促成了西方现实主义文学观的中国本土语境。

3现实主义文学观的中国化

中国近代以来的现实主义文学观是在中、西现实主义文学观的交汇中，在历时性地、多形态地、多层面地向前发展历程中形成的。

3.1 现实主义文学观的中国化表现为文学形态的中国化在19世纪西方现实主义文学如火如荼的时期，存在着莫泊桑的“行为现实主义”、司汤达的“心理现实主义”以及托尔斯泰的“心灵辩证法”等不同的现实主义文学观的表现形态。中国化了的现实主义文学亦表现为多种从形态。主要表现为：“五四”至40年代，直面和解剖社会人生的现实主义形态；40至60年代中期，工农兵文学思潮中的现实主义形态；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末期，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现代主义小说表现技巧影响的现实主义形态。

3.2 现实主义文学观的中国化表现为写作精神的中国化在近代中国的现实语境中，传统道德观念和人文精神遭遇困境,现代的科学理性体系和人文精神正在探索和建立中。现实主义的文学书写在这样特殊的历史语境中,执着地追求科学理性主义与人文关怀精神的整合，寻找现实与理想、平凡与崇高的结合点，公开地运用叙述者进行判断性评论的叙述声音，强化了其所追求的真善美相统一的审美价值取向，这显然是受到了西方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观的影响。[3]中国化了的现实主义文学观，推动文学书写捕捉和描绘处于变动状态的社会心理，以俯视和描写重大历史事件密集的社会生活。这使得作品中人物的社会意义超越了传统现实主义文学中人物的单一状态，具有了复杂的社会性质，在一定意义上显现着重大历史进程中人的命运变迁。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现实主义作家路遥，以写实的笔法,全景式地反映中国社会从1975年至1985年近十年间城乡社会生活的巨大历史变迁；无论是故事情节的叙述模式、社会文化的摄入还是对于人的思考都表现出其作为现实主义中国化的确证。

3.3 现实主义文学观的中国化表现为书写方法的中国化如果说现实主义文学就是指一个文学流派及其所形成的表现人与现实关系的创作方法，那么西方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在20年代进入中国后，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新文学创作。40年代之后,苏联社会主义创作方法成为全新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但是这并没有阻隔中国文学写作方法的转变。西方现代主义的创作手段和表现技巧被大量借鉴运用，文学艺术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呈现出杂语喧哗和多元共生的局面。从单一的创作方法，演变成为关于文学的世界观、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理论规范，从单纯地关注社会生活演变为关注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精神之间的关系。这种变化首先表现为在科学主义影响下的现实描写多样化，即把文学看作是生活的真实反映和描摹，是文学家把握生活的一种方式，强调作家要在对象世界中实现自我，而不是表现自我，突出文学介入现实的社会价值。其次表现为人文主义观念影响下的，在社会现实中展示小我的创作方法，即在沉重的、悲凉的社会意识中表达对人的思虑和冷静的态度。因此，中国化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应该是科学理性与人文关怀精神在现代文化进程中融汇而成的。

4结语

综上所述，所谓“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可以说都属于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范畴。中国传统文学的写实精神为现实主义中国化孕育了丰厚的文化土壤，西方现实主义文学观经由中国本土化的培植，从文学形态、写作精神、书写方法等方面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念，从“五四”文学、左翼文学、抗日救亡文学到合作化文学、诗歌、“”文学、 “伤痕”文学、改革文学，都是以追求科学、民主、个性解放的文学精神，密切关注文学与现实的人之间的关系而阔步前行。

参考文献：

[1]萧应蘅.浅谈西方现实主义文学与现代主义文学的区别[J].北京教育学院学报，1994，（4）.

现实主义文学范文第4篇

    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产生有其深厚的历史根源和文化背景。19世纪后半叶,机械化的迅速扩展,垄断集团的迅速形成,财富的迅速积累,构成了这一时代的特点:一个过度和极端的时代,一个衰退和进步的时代,一个贫困和财富炫耀、郁闷和充满希望的时代。美国现实主义作家此时写出了大量具有地方色彩,反映美国西部、南部、东部人们生活的小说,广泛地表现不同阶层、不同领域的人,并力图将人们的生活画面真实、清晰、透彻地表现出来。

    美国“乡土文学”是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先声,也是科学主义的先导,于19世纪 60年代后期在美国各地纷纷出现,如费·布·哈特、安·比尔斯、赫姆林·加兰的创作。南北战争爆发后,美国的政治与经济都向前跨越了一大步,但却给美国社会带来了严酷的现实和沉痛的创伤。美国文学也感应着社会的变化而进入了新的阶段。批判现实、揭露社会黑暗的作品逐渐增多,主题涉及农村生活的艰辛、城市下层人民的困苦、劳资斗争以及揭露种族歧视、海外侵略和政府与大企业的勾结。到了 19世纪 80、90年代,批判现实主义发展成为美国文学的主流,并进人深化阶段。美国的现实主义文学是时代的写照,同时又是时代的产物。

    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技巧,是指使一部作品具有真实感的方法,即“模仿”自然的方法;就内容来说,现实主义在文学创作中对于素材采用的是“共时”的处理,热衷于表现发生在此时此刻的事件,而不是远久以前的事件,它从日常生活中提取创作素材,即写普普通通的“饮食男女”。现实主义就是“按照生活本来面目描写生活”。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对现实的忠实性;它不改变生活,而是把生活复制、再现”。美国现实主义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流派繁多,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作家都主张文学作品要“写真实”,并描述“自己所生活的环境”。他们主张既不夸张,也不隐讳地描写生活,直面现实,毫不留情地揭去蒙在生活中的粉红色薄纱,也张扬进步、积极的东西。所以,事实、观察、文件、确凿的证据就成了现实主义作家艺术创作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特点是政论性,作家通过他们的作品或作品中的人物,对现实社会中的各种现象发表评论,言辞激烈,爱憎分明,使作品具有了突出的社会意义。 

    时至 19世纪末,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在美国已经得到了蓬勃发展并且 日臻成熟。这一阶段的文学主要反映美国人民与垄断资产阶级的矛盾并广泛地触及这种矛盾制约下的社会生活。在美国的发展史上这是一段充满新意识的年代,出现了一批现实主义作家,如豪威尔斯、马克·吐温、亨利· 詹姆斯、海明威等,正是这些作家和中部地区的一些作家的作品标志着现实主义文学潮流在美国已经形成,在创作实践中已经成为一种成熟的文学形式,滋养了后来美国乃至世界文学的发展。 

现实主义文学范文第5篇

关键词：新现实主义 后9.11文学 创伤

基金项目：武汉理工大学自主创新项目“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散居族裔创伤批评”阶段性成果，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批准号：2014-Ib-084）

一、后现代主义事件激发的新现实主义文学

从后现代主义的角度看，2001年发生在美国的“9.11事件”可被视为后现代主义的行为表演艺术。“9.11事件”发生后，许多作家很快从后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转向新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他们注重的并不是对观察到的现实世界进行逼真的描写，而是注重了现实社会重大问题和矛盾的焦点，在创作中突破后现代文学的局限，“形成了充满活力、富于挑战性的新现实主义风格，他们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加强和拓宽实际生活的意义，并对社会和历史进行干预”。[1]11

新现实主义作家将这次恐怖袭击事件放在广阔深远的历史与伦理空间中进行审视和想象，创作出了一批被称为“后9.11文学”的主题作品。文本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德里罗的《坠落的人》（Falling Man，2007）和厄普代克的《》（Terrorist，2006）进行分析。

二、《坠落的人》和《》分析

9.11事件之后大多数美国小说家通常思考的两个问题是：（1）为什么“他们”要袭击“我们”？（2）“我们”在世贸中心倒塌后应该如何看待这个世界和生活本身？新闻媒体通过不断重复双子塔的坍塌、纽约人的惊恐万状和废墟上的星条旗等画面，围绕“创伤”来构建人们的反思。此时德里罗敏锐地意识到，这个国家真正需要的是一种“反叙事”，即放下爱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回到人性的基本层面，给予那些沉默的大多数人们（包括世贸中心幸存者和劫机犯）以言说和悲悼的权利，从而把国际政治的第一推动归为人性。

从德里罗的《坠落的人》这本书中我们看到，他关注的不再是这场灾难发生的必然性，而是“归零地”（Ground Zero，世贸中心一片废墟的代称）周围的人类生存处境。这部纽约城市悼歌从一开始就以惨烈的细节再现了最残酷的灾难时刻：在北塔上班的基思在楼体倒塌之前侥幸逃出，一路目睹了曼哈顿城下那如人间炼狱的景象。身心严重受创的他鬼使神差地回到了已分居的妻子家中，似乎得以回归日常生活的轨道上。然而，因为错拿的公文包，他认识了同为北塔幸存者的佛罗伦斯，两人发现只有相互讲述自己的归零地经历，才能缓解被下意识压制的恐怖记忆。E.安・卡普兰根据与事件发生的距离与语境，将创伤经历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直接创伤受害者（死者与幸存者），另一类是间接受害者，包括家庭创伤者（直接受害者的家属）、现场的救援人员或医务人员、现场的目击者或者附近的旁观者以及媒体的听众、读者或观众等。[2]1-2 基思是直接创伤受害者;他的妻子莉安与儿子是间接受害者。莉安组织了一个由阿尔茨海默症病人参加的写作小组，让他们在个体记忆湮没前说出自己的9.11体验，试图缓解他们“失去记忆，失去个性与身份，最终滑入蛋白质僵化的状态”的痛苦。[3]125在德里罗看来，治愈创伤的最大阻碍是健忘症，因为遗忘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死亡。于是，阿尔茨海默症在全书中就成为了一个重要的隐喻，它不仅仅是特定人群的生理疾病，更象征了后9.11美国社会的一种文化健忘症。如果在发生了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后，一个社会只是选择浅薄化地解读或选择性遗忘来进行治疗，那么这次惨重的代价带来的教训不仅毫无意义，而且还会带来更大的恶果。

厄普代克则在小说《》中揭示了新世纪来临后美国社会面临的更大挑战。他生动入微地描述了一名高中生面临人生重大抉择时，不惜放弃大学学业而成为宗教殉道者的过程。在“9.11”惨案的周年纪念之际，艾哈迈德自愿驾驶满载炸药的卡车从纽瓦克前往林肯隧道进行自杀性攻击，最后在中学辅导员、犹太人杰克・利维的开导和周围和平环境的感化下放弃行动。在该书中厄普代克着重探讨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尝试提供避免此类悲剧重演的方法。厄普代克在此书中坦率地指出美国政府为了自身的利益对他国事务过多干涉，他觉得美国历史就是纯粹的殖民主义，破坏了亚洲和非洲的和平与繁荣。厄普代克在该书中反映了“9.11事件”后一部分民众的看法，认为将战争带入美国与美国政府对外实行霸权主义有着必然联系。“9.11事件”“将美国文明中长期遏制的邪恶力量暴露无遗”。 [4]92

在探索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时，厄普代克像其他“后9.11文学”作家一样，特别关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冲突给普通人生活带来的影响。他在小说中描述了身处社会边缘的群体对的同情和对极端行为趋之若鹜的反感倾向，揭示渗入社会各个角落的仇恨产生的根源。厄普代克仔细分析美国社会的结构，认为那些与外界几近隔绝的无法真正融入美国社会的贫苦移民聚集区更适合仇恨种子的发芽并成为恐怖主义的滋生温床。出身卑微的艾哈迈德对前途深感失望，复杂的身份使他渴求某种精神寄托，宗教极端势力似乎为他提供了一鸣惊人和发泄仇恨的机会。在当今世界“最普遍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5]7

自然，厄普代克和其他关心时政的“后9.11文学”作家一样都认为创作最重要的目的是探索如何防止9.11悲剧的重演，他们从各个角度进行分析，尝试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厄普代克在小说中强调人性的回归和多元文化共存的重要性，他将人性中的善看做促使人们放弃恐怖主义的因素，故而认为只有加强沟通和交流才能消除隔阂和实现和平。

三、结论

新现实主义作家总能对国内国际的政治风云和社会变迁做出及时反馈，尤其在“后9.11文学”的创作中他们更加强调文化沟通与融合，努力在国际合作中探索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和规划未来的道路，在小说艺术方面已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后现代。

“后9.11文学”代表了当代美国文学对新世纪恐怖主义袭击的回应，在德里罗和厄普代克书写的9.11叙事中，作家试图超越大众媒体和左翼思想界的争论，在文学中对归零地的人类处境予以自省和慰藉，并审视恐怖主义进行悲剧抗争背后的否定意义。这两部作品的成功，体现了“后9.11文学”在诠释和反省9.11时的独特力量。

参考文献

[1] 罗小云.超越后现代――美国新现实主义小说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 E・Ann Kaplan.Trauma Culture：The Politics of Terror and Loss in Media and Literature[M].Rutgers University Press，2005.

[3] Don DeLillo.Falling Man[M].New York：Scribner，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