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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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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范文第1篇

苏维埃文化的范式便是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东德成立之初,苏联占领军文化官员便公开批评前卫艺术家们“试图装作革命者”,其艺术是“毫无内容的形式”。许多东德艺术家所喜爱的毕加索的绘画,更被指斥为颓废、堕落。这引起艺术家困惑,他们没想到“进步”的苏联居然在艺术上赞成保守。实际上,由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强调艺术的社会责任,反对为艺术而艺术,苏联在上世纪30年代就禁绝了实验诗歌和前卫建筑艺术。

谴责艺术家们创作抽象艺术、无调性音乐和实验诗歌很容易,他们可以去创作“工业化养猪场的合理化和机械化”之类主题。但一幅工人画像需要精确的真实,还是艺术家的笔触所表现的真实;一首歌的抒情是“进步”的,它与音调的难度有没有关系;一首无韵诗可以表现积极的社会主义内容,还是社会主义诗人需要遵循某种形式,这类问题就不取决于批评家和艺术家,而是取决于文化官员。他们的决定往往出于政治原因和个人爱好。

斯大林时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控制艺术家的工具,连布莱希特的作品也未能幸免。他作词的歌剧《卢克勒斯》就因为充满不和谐音和机械敲打的噪声,被冠以形式主义罪名。官方既不喜欢歌剧里只有九种打击乐器,没有小提琴,也不喜欢其中的反战调子(当时正是朝鲜战争时期)。布莱希特不得不给当时的东德总统威廉·匹克写信,承诺在歌剧里加进三首咏叹调,以表现“积极的内容”。布莱希特明白了,不是艺术家而是党才具有最终决定权。

另一位艺术家斯汤培尔没这么好的运气。他在地铁站画了一幅大型抽象壁画。起初,这幅画被誉为“一首歌颂重建的多姿多彩的交响乐”,但在苏联文化官员谴责形式主义艺术后,由于斯汤培尔公开表示反对,壁画被官方宣判为“毫无意义的产品”,最终被刷上油漆,永远销毁。

建筑艺术同样需要遵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波兰华沙在战争中遭受巨大破坏,城市变成废墟。面对战后重建,有人主张完全建一个钢铁和玻璃的现代城市,有人主张混凝土街道和高楼按照野兽派艺术风格重建,而公众则希望恢复旧城风貌,尤其是恢复中世纪、巴洛克时期、文艺复兴和18世纪的建筑,以免民族的建筑遗产消逝。

到1949年,官方认为这都不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不符合波兰政府对环境决定论的信仰:如果环境可以影响人,建筑家们就有责任帮助创造新现实,新华沙不能恢复战前反映资产阶级个人品味的大杂烩布局,必须具有社会主义国家首都的风貌。这种情况下,官方重建华沙的蓝图基本上来自莫斯科,波兰国家出版社甚至还出版了一部名为《苏联建筑》的书,赞美苏联建筑艺术的成就。

莫斯科的办公楼、公共场所和街区体现出巨大、笨重和豪华,街道宽阔而很难通过,广场宽平而适合游行。但莫斯科的设计并不适合华沙,这座城市从前是为马匹和行人设计,广场和公园是用于闲暇而不是游行,地上铺的是草而不是水泥。但此时的土地已经全部属于国有,建筑家们全是政府雇员。重建华沙的设计成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样板:农业部大楼两层高的圆柱、为“五一”游行设计的大街、水泥灯杆和阳台,没有一个源自波兰的建筑传统。

现实主义范文第2篇

关键词:现实主义;“现实主义”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3-0-02

作家阎连科的小说数量之多、角度之独特,面世以来受到了诸多评论者的关注。作者在三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创作风格由现实主义到如今的超现实主义,其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为作者赢得了好评,同样也有质疑之声。

前期的“瑶沟系列”小说中,作者采取了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阎连科曾经这样说过,“《瑶沟人的梦》、《瑶沟的日头》等作品写得笨、实,但非常亲切,非常质朴,是对现实生活感受的真实描述,百姓喜欢看、尤其是从农村走出来的青年人喜欢。但是现在,要想回头再写那样质朴、温情的小说怕是已经回不去了。”尽管阎连科一再强调《情感狱》不是作家的自叙转,但我们仍能从中找出作者的影子,因为它太写实了。正如评论者所说:“它的主人公坚实厚重的土地背景,与路遥的名篇《人生》所依托的东西是一致的,主人公连科与高加林的心灵与行动风格,呈现出的也是同一类型的风景。后人如果想认识中国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中国农村,捧读《人生》、‘瑶沟系列中篇小说’,绝对会必读历史教科书,来得印象深刻。这一时期,阎连科的创作心理可以说是自发自觉参半,虽然显得形而上的理性超拔不够,但它们以结实的生活质感,中国化的叙事方略,注定会打动一代又一代的读者的心。这一段创作对阎连科的创作显得重要,是因为它基本上完成了作者的乡土人情主题歌者的形象草图。”“瑶沟系列”在阎连科创作道路上的作用,还在于为他一两年后把现代主义手段广泛引入乡土文学,迎来了自由的心态,因为“瑶沟系列”使他成了知名的青年作家,阎连科把这项工程的基点,仍看作是如何表现人与土地的关系。

1995年以后,阎连科的创作明显比前期减少,但篇篇都是分量级的,为他赢得了评论界的普遍关注。小说中的场景已由“瑶沟”扩展到整个“耙耧山脉”,也是“耙耧系列”的开始。“阎连科的小说充满着他性格中倔强的成分。一个耙耧山脉,被他锲而不舍地在那里爬行。他的小说像大山一样坚硬和蔓延,到处没有近路可以爬到山顶。最后,这块巴掌大的地方,就被他演变成了一个世界……”1998年发表的《日光流年》让人耳目一新,有评论者已开始注意到了作家的创作手法的改变。作者对自己的变化是这样认为的:“变化,肯定不是在一部品种突然而至。他一直蕴藏在你的写作之中,当写作需要变化的时候,这样一条‘暗线’就会依靠顿悟的力量上升上来。如‘瑶沟系列’之后的《黑乌鸦》、《寻找土地》、《天宫图》、《黄金洞》、《年月日》等,都是暗线上升的过程。”我们很容易发现,如果从阎连科自己的创作轨迹来看,从“写实”到“超写实”也确乎是一条“自然发展的路”。《受活》中使用的“絮言体”在《日月流年》(1998年)中已出现,而对方言的运用以及“狂欢式的书写”,在《坚硬如水》(2001年)已有了他后来自己承认“失控”的试验,以荒诞、戏谑、黑色幽默等手法处理政治、苦难等严肃命题的方式,也是从《坚硬如水》开始运用的。可以说,自从以现实主义力作《日光流年》彻底奠定了自己在中国当代文坛的地位之后,阎连科就“自觉且自然”地向现代主义方向转型。

而这种对现实主义的的超越,不仅是表现在语言和技巧上,他的后期作品多数是以个性化的方式切入社会和表现历史,以夸张、比喻、象征等多种技巧手段而将乡村现实寓言化,借此表达作者对乡村人情的深刻理解。这种理解,不仅把乡村的现实和历史连接起来,而且哲理性突出。后期的三部作品最具有代表性,《日光流年》中三姓村人悲惨绝望的生活历史,是关于愚昧和权势的苦难寓言。它隐含着一种深刻的警示:愚昧和权势是互为的,愚昧导致对权势的膜拜,权势则必然强化愚昧。《坚硬如水》寓言化的结构被赋予了喜剧性的消解意义,“”中对乡村权力的争夺这个沉重的话题,以“狂欢化”的文本被言说。2004年,阎连科长篇新作《受活》使用“超现实”的创作方法构筑了一个远离现代文明的残疾人山村――受活庄,借此反映建国以后几十年中国边缘乡村在融入现代“文明”社会过程中付出的种种艰辛,以及所作牺牲后人仍然无法实现梦想的无奈和绝望。这部作品一经推出,就赢得了评论界的高度评价,被称为“中国当代文学‘狂想现实主义的奠基之作’”、“中国的《百年孤独》”,“一部充满政治梦魇的小说”、……阎连科自己的挑战姿态是非常鲜明的。在《受活》页首的“题记”里,他写道:“现实主义―――我的兄弟姐妹哦,请你离我再近些;现实主义―――我的墓地,请你离我再远些。”在篇末的代后记《寻求超越主义的现实》中,他又明确表示:“我越来越感觉到,真正阻碍文学成就与发展的最大敌人,不是别的,而是过于粗大,过于根深叶茂,粗壮到不可动摇,根深叶茂到已成为参天大树的现实主义。”在《受活》的“超越”受到众多评论家的好评后,他再次表示,重要的不是别人怎么评价,而是自己写得好,写得舒展,写得自由,“我只希望自己的写作能够跳出现实主义这个越来越庸俗的概念”。

这样的转型除了作者自身的原因之外,还与乡土小说的创作由八十年代的现实主义到九十年代的超现实主义的过渡有关。自80年代中期,各种文流兴起后,你方唱罢我方登场,而每一方都尽力地向文学界倾泻自己的观点、创作方法,有时甚至不管这种引进的现代主义是否适合中国的文学创作。因此,在中国文坛上占据主要位置的是从西方引进的现代主义,而非在传统的现实主义。担负着引导文学创作的评论界,也以这种不断花样翻新的现代主义为批评准绳,他们关注的更多的是作家“怎么写”,而“写什么”往往被忽略。比如对陕西乡村真实写照的《平凡的世界》得到了读者的一致好评,再版数量较为可观,也荣获了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但并没有引起评论界高度重视。此后传统的现实主义更是被看不起,仿佛创作时用起它就是“老土”、“不合潮流”的代名词。90年代中期以后,伴随着商品经济大寿的不断深入,文学上的转型也更进一步,文学“市场”成为评论界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读者地位的提升使现实主义的被动局面有所改变,似乎又回到“主流地位”。但此时的现实主义由于商业因素的介入,已非原本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更多的是借“现实主义”之名来赚取更多的商业利润。与此同时的现代主义命运也是如此,诞生于都市的这种创作艺术,对于连真正的都市文明都是艰难进入的乡土作家来说很难把握本源的现代主义,“……现代情绪的表达和形而上的反思本就不是乡土作家的强项,他们的得天独厚之处在于对占中国八成人口的农民生活、性格的深切理解和精微把握。然而,离开了现实主义的表现形式,这样的长处就难以表现。同时,作家在思想资源上的相对贫乏和在文化观念上的相对陈旧就会暴露出来。”

阎连科在从现实主义到超现实主义的转变中,同样存在着这样的问题。给他带来很多好评的《受活》,也有许多被质疑的地方,如茅枝婆的前后形象的变化,对受活庄以外的文明社会和“圆全人”的尖锐批判,以及河南方言的过多运用等等。一位肯定《受活》以荒诞、夸张等手法“对现实主义如何与超现实主义写作结合作了重要尝试”的评论者,也不无遗憾地指出,小说“在人物性格的刻画上,还显得单薄一些,不够丰富,不够复杂”。这些或许是现代主义创作方法所产生的必然结果或必须要付出的代价吧,但是怎样用现代主义描绘自己热爱的家乡,不但是阎连科也是中国乡土小说家面临的重大创作问题。

参考文献:

[1]阎连科,梁鸿.巫婆的红筷子[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10):40,10.

[2]柳建伟.立足本土的艰难远行[J].小说评论,1998,(2):32.

[3]石一龙.阎连科在日光流年中写作[N].报,2002-1-14.

[4]咸江南.阎连科:我的自由之梦在《受活》里[N].中华读书报,2004,(2):11.

现实主义范文第3篇

长久以来,对于现实主义的器重,一直是文学最重要的品质要求之一。似乎,没有任何一种叙述方法能够比现实主义更能表达我们对现实的关注,甚至也只有现实主义才能最好地表达现实本身。读罢许春樵的《男人立正》,我更加清晰地发现了现实主义的巨大魅力。

小说通过陈道生一家生活遭际的前后变化,用一种人道主义的基调,叙写了陈道生在现实中的努力,并给予他一个有效的通道和途径,讲述了他在现实生活中所选择的一条复兴之路,为什么说是复兴之路呢?许春樵在这部小说的起始处便给予了现实处境一个案例,并将现实残酷的悖论直接公诸于众。女儿陈小莉的被捕,并不仅仅是生活现实化的阴影,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陈道生无从避免的一个现实,因为处于社会底层的陈道生在经营生意时,无从规避地沉入到这桩似乎并非有什么特别内涵的遭遇中。然而正是这种有些过于简单的事实,却将其逼入了现实的一个绝境,这是一种经典的现实主义叙写起点。人只有在绝对化的处境中,才能开始被人道主义光芒所完整地照亮,从此陈道生和妻子钱家珍踏上了一条艰难的还债之旅。

这条线索的单一性,真实地保证了现实叙写的强大的、单独的、前进性的推动力。纵然与此同时,于文英、刘思昌等人,也从不同侧面在拉动或顺应故事,但小说是在直线纵深往前,通过许春樵的细节描写,我们发现,最好的现实主义,其实是和经典主义的人文关怀相一致。从陈道生选择的卖冰糖葫芦、做护工、卖血、背尸等情节来看,底层处境,被一条钢索般的粗线,逐渐加重地向着现实的深处开掘,许春樵为陈道生安排的几个往前的职业,实际上在另一方面象征或暗示了现实盲井般的深处,所有可能激起的某种残酷的悲苦的乐观力量。直至最后,作者让陈道生和于文英是通过养猪还了钱,从而也从另一个很有启发性的狂欢化的叙事节点上,使他的还债之旅,被逼到了一个非常戏剧化的乡土情境中。这是许春樵小说的魅力所在。

在妻子钱家珍身上,许春樵基本上采用了传统现实主义手法,描叙了她的不慎和道德松弛,并在最后走入了人生真正的低谷。这几乎是一个对于古典现实主义的致敬,虽然这一点更加重了现实主义的残酷光环。也许,事实就是这样,《白鹿原》对于几十年历史的书写,没有放开经典人物命运的合理性,归宿有经典性的认知。而许春樵的《男人立正》也是如此,他让人物的命运最终在现实的天平上趋向合理,他的象征性在文本上是次要的,而在道德的天平上,却是轻重有别的。刘思昌之死,许春樵最后说,对于这本小说,它是至关重要的。这是一位现实主义作家的告白,道出了小说深处的一点玄机,更透露了他的那一点普世的情怀,更是小说对于现实主义的发现、复兴和回归。

现实主义范文第4篇

摘要:在继承批判现实主义和改造浪漫主义的基础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形成了自己强烈的倾向性,服务并促进了革命的发展。同时,它一定程度上减弱了批判现实主义本质――真实性和批判性,它的真实是合政治目的的真实。

中图分类号:I 206 文献标志码:A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客观上来说,中国现当代文学这块“玉”是借世界文学尤其是西方文学这块“石”琢磨出来的。五四前后,西方近代以来的各种文学思潮(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像潮水一样涌来,但是真正在儒教文化浸淫至深的中国这块土地上生根并成长起来的,是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超验之思为思维方式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所以在中国现当代文坛占据重要地位以至一尊独霸,正是中国文化、历史、政治等选择的结果。

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华民族的核心任务是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实现这一任务首当其冲的就是唤醒广大民众并投入其中,而文学以其特有的认识功能和教育功能成了实现这一任务的重要手段。在继承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基础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多元地吸收其他文学思潮从而形成了自己所特有的社会化、政治化、理想化的新素质,这些新素质正是站在人类历史进化高端的无产阶级的认识――罪恶旧社会一定灭亡,光明的新社会必然胜利――所必需的,这些新素质又理所当然地体现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独特的鲜明的倾向性。

以现实主义理论称雄于世界文坛的卢卡契认为,“文学艺术的内容来自对客观现实的反映,但这种反映又是对客观现实的超越”。“对客观现实的反映”就要求文学有一定程度上的真实性;“对客观现实的超越”就要求文学有一定程度上的超越性――倾向性。不管是任何类型的文学还是任何文学思潮影响下的文学,真实性和倾向性都是两个不可分割的基本方面。在文学作品中,真实性和倾向性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统一的,真实是一定思想倾向烛照出的真实,倾向是一定客观真实体现出的倾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指导下的文学思潮,可以知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着鲜明的倾向性。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提出了文学批评的标准问题: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由此得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倾向性对真实性占有压倒性的优势。所以,笔者请先论述一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倾向性。

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倾向性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是超验之思的产物。因为“人类的实践活动不仅具有现实性,而且具有理想性;不仅具有局限性,而且具有无限的精神指向性”。“基于人类实践本性的理论思维总是渴求在最深刻的层面上或最彻底的意义上把握世界、解释世界和确认人在世界中的地位与价值,理论思维的这种渴求导致了‘超验’思维方式的诞生。‘超验’思维方式以追求‘超验’的存在为目标,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追求现象背后的本质,经验背后的本原,特殊背后的普遍。‘超验’思维方式是人类追求作为世界统一性的终极存在、作为知识统一性的终极解释与作为意义统一性的终极价值的人类特有的‘终极关怀’的产物。”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存在的基础是经济,经济的占有是划分阶级的依据。文学属于“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意识形态领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因此有着鲜明的阶级性。列宁在《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中把文学看成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因此有着强烈的政治性和社会性。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目的是实现人类的解放、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因此有着光明的理想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社会性、政治性、理想性也就是上文所提到的新素质:社会化、政治化和理想化。

20世纪上半页是一个革命的时代。从1840年以来,中国太需要一场革命来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于是革命成为历史的中心行为,一切都要从属于革命,作为社会现象之一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当然要从属于革命。革命是一种政治行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理所当然地从属于革命的政治。因此,政治对文学的强大规约力不言而喻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文学功利性得到强化后的必然选择。作为一种创作要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注重的不是具体的创作手法及方式,而是创作的内容及创作的态度,以及创作服务于政治目的的实际效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除了要求艺术家真实地、历史地、具体地描写现实之外,还要强调这种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以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因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倾向性必须得到凸显。

革命不仅仅是破坏旧秩序,更重要的是建立新秩序。但革命要有自己的力量――强大的力量,而革命的力量――劳苦大众在沉睡,唤醒他们就成了当务之急,这一任务义不容辞地落到了文学身上。旧社会的黑暗是现实的、客观的,劳苦大众是有切肤体会的;新社会的光明是未来的、想象的,劳苦大众是不自然的、陌生的。新社会是现代民族国家新的想象,是存在于未来的时间和空间中的;社会主义是一种新的价值体系,是存在于书本中的,是抽象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通过想象和叙事,开创了未来的那个时间和空间,把社会主义的秩序、意义和价值体现出来,使其具体化。这样以来,通过想象和叙事,新社会就成为自然化的、现实化的,从而上升为一种普遍的“日常生活”。这样,社会主义抽象的价值观被普及,劳动人民的精神和思想得以提高,从而两水合流涌起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大潮。《小二黑结婚》发表后在解放区引起巨大反响,正是“小二黑”身上体现出的新的想象――追求自由幸福婚姻被广大劳动人民所接受的结果。于是,赵树理被树为一面旗帜,因为他的小说恰好符合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希望出现的文学样式,成功叙述了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想象。

“批判性”是批判现实主义的本质特征,而“倾向性”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本质特征,那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如何实现其“倾向性”呢?是通过浪漫主义的借用、吸收和改造来完成的。革命冲垮了旧秩序的桎梏,给人一种精神上的冲决力,人的主体性在压抑之后得以解放,人因而得以觉醒并有了无比的激情。这是浪漫主义得以产生的时代背景。西方的浪漫主义就是法国大革命的产物。五四同样是一个个人觉醒的时代,所以五四文艺先驱们不同程度地都有浪漫主义的精神倾向。觉醒后的彷徨和大革命的失败给了他们沉重的打击,他们渐渐地沉静下来,对社会现象进行客观的描写和剖析的观察,从而逐渐放弃了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靠拢。但浪漫主义并没有完全从中国文坛上,而是作为一种积极因素融入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周扬的《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一文不但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介绍进来,而且还把浪漫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加以肯定。周扬在文中说到,作为

苏联文学的重要口号的,还是“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只是当作和“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并不矛盾的,而且是可以包含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里面的一个要素提出来的。这是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更加丰富和发展的正当的必要的要素。目的是“不再允许任何游离于革命大潮之外的个人情绪的抒发,而是要将现在和将来联系起来,把严肃、冷静的实际工作跟伟大的英雄气概和胜利的远景结合起来”。这样,在融入浪漫主义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革命叙事中,“‘人民’作为新政权的主体力量开始具备了象征的意义,他们应该是善良的、优美的、健康的、坚强的,并体现着整个国家的发展方向”。这样,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倾向性借助融入其中的浪漫主义因素体现了出来。

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真实性

真实性是现实主义文学的生命。那什么是“真实性”或“真实”呢?自从有了意识以来,人类以自我为中心作为起点,把世界分为“主观”和“客观”两个范畴,并对世界进行区分命名。世界原本就是一个混沌的整体,对世界进行区分命名是为了更细致地认识和把握世界,关键是人类怎样知道或证明自己“真的”认识了世界。在语言和思维产生以前,人类和其它动物一样,也是靠自己“生命活动”的本能去“认识”世界的,那么人类不同于其它动物的认识工具从何而来?从恩格斯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我们知道:是劳动――在客观世界里的劳动,强化了人类的感觉器官,成熟了人脑创立了语言――人类最重要的认识工具。有了语言以后,人类用它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记录经验建立思想,并用经验和思想来重新认识世界。所以说,客观是主观化的客观,主观是客观中的主观,这是主客观长期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主客观长期的相互作用会在主体的脑海里留下一定的记忆,而主体心中的某一认知方式也是主客观长期相互作用的结果。当主体在某一认知方式下对事物认识的印象和判断与脑海里的记忆重叠或契合时,他就认为是“真实的”,反之则是“虚假的”。当我们以宗教神学去认识世界时,我们认为“上帝”是“真实的”,如果我们以马克思主义去认识世界时,“上帝”则是人的异化,是虚假的。所以“真实”只是一定条件下的真实。

真实大致可分为三类:生活真实、艺术真实和政治真实。艺术真实源于生活真实,政治真实一般高于生活真实。虽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大力提倡“写真实”,在1934年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通过的《苏联作家协会章程》中就提到“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去描写现实”,由于上述倾向性的遮蔽,其所理解的只能是符合革命要求的历史的、具体的“真实”,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指导下认识到的“真实”,是文学艺术成为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以后所要描写的“真实”,是合政治目的的“真实”。既然要革命,就要认清革命的对象,就要唤起革命的力量,就这一点而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是一定要写“真实”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尽力抒写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腐朽、没落尤其是对劳苦大众犯下的累累罪行,以激起劳苦大众的阶级仇恨,投入到反抗的行列中。作品表现出来的“黑暗真实”对于革命有着重要的意义,它一定程度上为革命提供了力量和支持,有着功不可没的作用。这些“黑暗真实”毕竟只是阶级分析烛照下的“真实”,虽然也有着历史性、具体性,有着强烈的批判性,但都是从属于革命发展的。这些“黑暗真实”在一定程度上是马克思无产阶级学说中某些观点的形象阐释,在一定程度上是在原生态的生活中被人为地夸大、凸显出来的,是文学阶级论对文学人性论胜利的结果。当然,反动阶级的黑暗是客观的、真实的,是应该对其进行强烈批判的,但如果文学整体上只描写反动阶级的黑暗,就会丧失生活本身很大的丰富性。当描写对象转向革命队伍本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又如何“写真实”呢?既然无产阶级是站在人类历史进化的最高端的,有着无比的优越性,同时中华民族又是极其“爱面子”的一个民族,所以革命的政治不会要求作家自曝黑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提出了“写光明为主”的主张,把“写光明为主”作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一个原则来要求。《讲话》同时还提出,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学就是以写光明为主。他们也写工作中的缺点,也写反面人物,但是这种描写只能成为整个光明的陪衬,并不是所谓“一半对一半”。这以后,不但左翼作家遵循了《讲话》的要求,就连进步作家和自由主义作家也认可了它,而且纷纷按照《讲话》的要求修改自己以前的作品,增添一些光明的因素,但一定程度上违背了生活,留下了虚假的烙印,如老舍对《骆驼祥子》结尾的修改就给作品留下了一条光明的尾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跟着政治走,尤其进入当代,当政治越来越“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倾向性就越来越强,真实性就离生活越来越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路就越来越窄。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构建的秩序、意义和--价值和生活分离时,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描述的是主观的、虚假的真实时,人们的信仰便渐渐动摇了。

在中国现代革命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其强烈的倾向性――意识形态于革命,促进了革命的发展,有着谁也无法抹杀的功绩。但客观上来说,它也一定程度上丧失了现实主义本该拥有的真实性 ss活真实和艺术真实。这是历史选择的结果。“历史理性在人的工具论和目的论之间选择前者,但个体在历史进步中所付出的代价部无法得到补偿。文学恰恰关注的是历史进程中的个人。因此,历史主题并不能等同于文学主题。文学应该洞察灵魂的黑暗,悲悯人的绝望,抚慰人的孤独,文学也应该追问人存在的终极价值,这不仅是现实主义文学,更是文学的精神实质所在。”

参考文献:

[1]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2][3]焦明甲,“超验之思”权变到“体验之思”――现实主义文学退场与先锋文学亮相的哲学文化研究[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6,32(1)

[4]恩格斯,致康・施米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现实主义范文第5篇

“娘,俺老师说又要交学费。”一个矮小瘦弱的男孩站在一个临时的凉皮摊前,对着一个疲惫不堪,并且很龌龊的中年妇女说着。“哦,你就好好学习,别操心这。”男孩顿时觉得很羞愧。妈妈在这拼命挣钱,而自己还在那挥霍,并且说自己家啊很有钱,一次来满足自己的那份虚荣心。真是浪漫主义碰上了现实主义。

“回家吧。”男孩母亲说道。他们推骑车子,往回家的路慢慢行驶。妇女边走边掏出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一摞皱皱的纸币。她数了数,共26块。她宽慰的笑了。今天的收入蛮多的。妇女暗自想着。是的,对于那些富豪来说26元算不了什么,可是对于穷人来说26元钱已经是收入很高了。这真是他们的天堂------穷人们的现实主义的天堂。

不一会儿,他们就来到了家。这是有两个小土房子,一间是厨房,一间是卧室。家里有两个小木板床,两个柜子,几把椅子,一些生活必需品,家具仅此而已。也许我们认为简陋,可他们认为这是大厦。用发展的眼光来看,这话也没错。------旁边是刚刚搭起的大厦水泥柱子呵。

男孩放好手推车,就趴在凳子里写作业。妇女就做饭。这是柴火灶,妇女点火,把她弄得够呛。一顿简单的饭就这样做了1个小时。两人草草的吃了一顿饭后,便进入了梦乡。

男孩睡在床上,久久睡不着。眼前的大厦发出虚无缥缈的光,和天上的星星连成一片,分不清楚虚实。他向他的天堂说了声“晚安。”后,进入了梦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