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市投资建议范文第1篇

中国证券市场自1990年年底上交所成立至今已经发展了将近25年的时间。从刚开始仅仅的8只股票，至2015年4月末，境内上市公司达到了2713家，同时股票总发行股本达到45246.05亿股、股票市价总值达到563491.34亿元、股票有效账户数达到16329.7万户。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中国股市发展势头的迅猛，放眼全世界也是极少见的。然而在这么光鲜数据的背后，中国股市仍存在许多问题。虽然其对于企业的融资功能极为明显，但不得不说的是中国股市是一个相对不成熟的市场。最为明显的表现是中国股市暴涨暴跌的次数和程度较大，就比如在2007年5月30日，财政部宣布提高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之后的五个交易日内，指数暴跌了将近一千点，跌幅在20%以上。同时中国股市的换手率也显著高于欧美发达的市场，投机心态严重。对于这些问题，传统金融学理论似乎并不能很好地解释。

1 传统金融学和行为金融学

1.1 传统金融学

传统金融学是以理性人作为其基础假设，“有效市场假说”是其中核心内容之一。

理性人假定即作为自然人，我们在做决策时都是以效用最大化为目标，同时我们都能够准确处理已知信息，从而对市场做出无偏的判断。在这一假设基础下，我们只能获得与我们承担风险相一致的收益，而超额收益是不可能获得的。而有效市场假说正是在理性人假设上发展而得的，其认为当人们是理性时，市场是有效的；即使某些投资者非理性，由于其交易行为具有随机性，所以会相互抵消，不会影响资产价格。

而实际上，由于忽视了人的情感、心理等因素，这些假定和假说在现实生活中几乎难以实现，更无法解释中国股市的大起大落。

1.2 行为金融学

由于传统金融学理论难以解释现实生活中的某些现象，行为金融学，一门将金融学与心理学结合起来的学科，受到更多的关注。行为金融学突破了传统金融学理性人的假定，认为人是有限理性的，在做决策时不仅以效用最大化为目标，也同时会受到心理因素、情感因素等各方面的影响。除此之外，由于在信息认知过程中有易得性、易记性偏差的影响，对市场也无法做出无偏的判断。同时基于投资者是有限理性的假定基础上认为市场并非是有效的。Riepe & Kahneman （1998）指出投资者的偏差是系统性和群体性的，大多投资者更喜欢在相近的时间内交易同一种证券，这也被称为“羊群效应”。

总的来说，行为金融学肯定了心理因素在自然人做决策过程中的重要性，同时也为解释现实生活中传统金融学难以解释的现象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而作为我们普通的投资者，也可以针对非理性市场与行为金融学对其的解释，相应地调整我们的投资策略。

2 中国股市特点及行为金融学的解释

我国股市发展速度虽然极快，但毕竟至今只有25年的历史，市场和投资者都处于相对不成熟的状态。所以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中国股市的一些特点，并且尝试用行为金融学的理论来进行解释。

2.1 高换手率和过度自信

根据下表数据不难发现，中国股市在最近5年的年平均换手率都在120%以上，其中最低的是在2012年，年平均换手率为122.87%；其中最高的是在2010年，年平均换手率为214.54%。而近五年中国股市年平均换手率的平均值在174.13%。这一数据虽然比21世纪初有所降低，但相比欧美股票市场来说仍是高的，要知道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年平均换手率在60%～100%。

而这一现象可以由行为金融学中的“过度自信”理论来解释。卡尔曼（1979）等部分心理学家通过大量实验证明，人们在做决策的时候，对于自己的判断过分自信，高估了大概率发生的事情，认为其必会实现，并且低估了小概率发生的事情，认为其不会发生。而当自己的决策正确时，这种过分自信的心理会愈发膨胀，进行更加多的交易行为。Terrance Odean（1999）考察了过度自信与证券交易之间的关系，并得出结论说过度自信的心理使得投资者趋于频繁交易，而这会使得交易成本增加，最终降低了投资者的收益。

2.2 跟风跟庄和羊群效应

跟风跟庄也是中国投资者在买股票时的特点之一，这一现象在中小散户中尤为明显，我们时常能从周围的亲朋好友的口中听到他们所谓的“小道消息”并推荐给周围的人们。王哲（2003）就对市场做过调查，并得出结论说，中国个人投资者在决定是否进行投资时，以亲友推荐、电视股票评论推荐、小道消息等为依据的占到了51%，而在部分机构投资者中，也存在着这种现象。

行为金融学将这一现象称之为“羊群效应”，用更通俗的话来说就是从众心理。当存在信息不完全对称的情况下，为了节省收集信息的成本，也为了避免后悔自己做出脱离大众的失败决策，散户更容易受到其他人的影响，也更愿意相信并模仿大多数人的投资意向，从而做出非理性的投资决策。而部分机构投资者同样会产生类似的情况，Stein、Froot & Scharfstein（1992）认为机构投资者也存在高度同质性，特别是在基金经理处于末尾淘汰制的压力之下，更容易在交易行为中产生羊群效应。投资者之间的这种相互模仿、传染可能会加大股价的波动，使得股价进一步偏离其价值，产生价格泡沫。

2.3 处置效应

处置效应是指投资者对于已经盈利的股票有急于卖出的倾向，而对于已经亏损的股票有继续持有的倾向，这种现象也被称为损失厌恶。这说明了投资者的风险偏好是会变动的，当产生损失时，投资者相对来说是风险偏好的；而产生盈利时，投资者相对来说是风险回避的。心理学对这种现象的解释是人们对于损失都是厌恶的，所以在盈利时趋向于平仓获利，损失时趋向于等待。Feng & Seasholes（2005）着重研究了中国个人投资者的股票交易数据，证明了在中国的股票市场上是存在处置效应的。林树（2006）通过大量的心理学实验同样也证明了处置效应的存在，并且女性的处置效应高于男性。

2.4 暴涨暴跌和反应过度

中国股市的另一大特点就是暴涨暴跌的次数很多，程度很大。就拿上证指数来说，自21世纪至今，单日涨跌幅度超过7%的次数就达到了11次，相比较道琼斯指数，在过去的100年中，单日涨跌幅度超过7%的次数只有15次。不仅是上证指数如此，个股的暴涨暴跌更是常见的事情，以图1和图2为例。

图1 重庆啤酒（600123）2011年10月～2012年2月K线

数据来源：交易软件。

图2 乐视网（300104）2014年9月～2015年5月K线

数据来源：交易软件。

图1是重庆啤酒（600123）暴跌的K线图，由于公司宣布了其乙肝疫苗临床试验结果大幅低于预期，其股价在短短1个多月内从最高的82.52元/股跌至了最低的19.56元/股，其中还经历了连续9个跌停板。图2是乐视网（300104）暴涨的K线图，从2014年年底至2015年5月初，其股价从最低的28.20元/股涨至了复权前最高的179.03元/股，股价翻了6倍有余，而原因则是公司公布了2015年的重大战略，包括推出智能终端产品、全年总收入力争突破230亿元、超级电动汽车“SSE计划”等。

股票的暴涨暴跌现象在中国股市尤为明显，行为金融学对此也有相应的解释。基于之前介绍过的过度自信、羊群效应、处置效应等心理因素的影响，投资者会产生“反应过度”的现象。过度反应即是投资者过分注重最近时间段内数据的变化，而忽略了在更长的一段时间内总体数据的变化趋势，从而造成对最新数据的过度解读。就比如之前的例子中，当有最新的消息被时，由于存在“过度反应”的心理状态，重庆啤酒（600123）的股价一路下探，诚然重大利空消息的的确会使得股价下跌，但程度如此之大确实是反应过度，从图1中股价又从19.56元/股返回到30多元/股也可以看出对之前的利空消息过度理解。

3 投资策略

3.1 价值投资策略

针对中国股市换手率过高，从而增加了交易成本这一现象，我们普通投资者可以采用长期持有股票的价值投资策略。价值投资理论认为股票价格虽然在短期内可能会剧烈波动，但在长期股票价格一定会回归到其实际价值。所以价值投资策略是偏向于基本面分析的一种策略。通过基本面的筛选，投资者们选择高成长性的朝阳企业进行投资，并在长期内坚定持有。随着企业的成长，其内在实际价值也会增长，而股票价格最终也会上升。价值投资策略可以有效解决投资者们频繁交易的不理性行为，并且享受公司成长所带来的收益。

3.2 动量交易策略

动量交易策略也可以称为惯性策略，即在短时期内（一般在几个月内）买入并持有近期表现相对较好的股票、卖出近期表现不佳的股票，也就是俗称的“追涨杀跌”。

具体来说，当有利好消息刺激，造成某只股票上涨，由于存在羊群效应，造成投资者们相互模仿、相互跟风，前赴后继地买入这只股票，最终会使得在短期内这只股票的价格远远超过其实际价值，这种现象被称为“惯性上涨”。吴超鹏、吴世农（2003）对中国股市的惯性现象进行研究，认为在短期内，样本股票存在明显的惯性现象。冯丹（2013）利用2009年7月1日―2012年6月30日上交所所有股票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买入近3个月内涨幅居前的股票，将在未来的3至9个月中得到较高的投资收益。

而作为投资者们只需要在股票呈现上涨趋势初时果断买入并在短期内持有，虽然买入时价位可能不低，但仍然有极大可能最后获得盈利。

3.3 反向交易策略

反向交易策略是指投资者买入过去表现差的股票而卖出过去表现好的股票，并在长期内持有。从表面上看，这似乎与之前所讲的动量交易策略完全相违背，其实不然。动量交易策略是在短期内持有股票，一般是在几个月的时间，而反向交易策略则是在更长的一段时间内持有，一般会在1年以上。

反向交易策略是基于“反应过度”的基础上发展而出的一种投资策略。当某只股票出现利空时，基于羊群效应和反应过度，股价会出现“惯性下跌”，其股价会远远低于其实际价值，当然这只是短期的情况，在一段更长的时间内，随着投资者们对信息的修正，股价往往会逐步回归到其实际价值。赵学军、王永宏（2001）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9个月之后，股票会发生明显的反转特点。吴世农、蔡海洪（2003）对上交所A股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持有期在一年的股票满足反向交易的策略。冯丹（2013）选取了2009年至2012年中国股市股票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认为由于中国股市换手率较高，反转特征有明显短期化的趋向。

而普通投资者需要做的，则是在股价偏低的时候果断买入，等待其股价在长期内回归实际价值再卖出获利。

3.4 设立止损点

设立止损点是一个常见的投资策略，它是指当手中的股票跌破预先设定的价格时就要果断卖出，将损失止住。虽然止损这一策略很多投资者都知道，但能真正执行的却并不多。由于之前介绍过的处置效应，投资者们往往在投资损失时不愿意卖出股票、确认损失，这一心理在熊市中往往会使得损失进一步扩大。赖向群（2008）通过数据分析得出其观点，指出止损位应在初始投资额的7%左右较为合理。

股市投资建议范文第2篇

【关键词】机构投资者 公司治理 股东积极主义

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的机构投资者迅速崛起，它们的持股比例不断上升，在成熟资本市场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发达国家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逐渐由分散化向机构化转变的同时，机构投资者逐渐放弃了一贯“用脚投票”的华尔街法则，开始了其股东积极主义的实践。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美国五大公司（GM、IBM、康柏、AT&T和美国捷运）的董事会在机构投资者的压力下，被迫先后解雇了CEO，并改变公司的经营策略，成为“投资人资本主义”的代表性事件。自此，机构投资者也从幕后走到台前，成为推动公司治理的一股重要力量。

我国资本市场起步较晚，发展速度较快。在过去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股市从无到有、快速发展，走过西方发达国家两百多年的历史。截至2012年末，国内沪深股市总市值达到22.97万亿元，流通市值达到18.11万亿元，排名跃居到全球第3位。

但资本市场快速发展的同时，市场环境和配套制度建设远远不够成熟，上市公司治理也暴露出了一系列问题。如国有股“一股独大”现象普遍存在，股东的监督缺位；中小股东持股分散、力量薄弱，导致对管理层的监督不力，委托问题突出，“内部人控制”现象较为严重。同时，控股股东利用自身的绝对控制地位掏空上市公司的情形经常发生，中小股东利益受到严重威胁。而我国上市公司“一股独大”和“内部人控制”现象的普遍存在使得董事会难以真正独立，难以建立规范有效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Hovey，2007）。而机构股东处于大股东之下、中小股东之上，兼备监督管理层、制衡大股东的动机与能力。它们的出现和发展为缓解和克服两类问题带来了希望，有望成为我国上市公司治理制度的重要补充。

机构投资者参与上市公司治理有内部机制和外部行动两种方式。

内部机制即通过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三会”来积极干预公司治理。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最重要渠道是股东大会：（一）机构股东可以参加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了解公司的经营状况和治理情况，对公司的日常运作和未来发展提出建议；（二）较高的股份额度赋予机构股东的较多的表决权和选举权，或者同一家上市公司的机构投资者可以联合起来，在股东大会上提出议案，尤其是向上市公司推选董事和监事人选。通过向董事会派驻代表，机构投资者可以：（一）对管理层进行监督，减少信息不对称，降低委托成本；（二）监督控股股东，防止其侵占公司财产，保护股东权益（Chidambaran and John，1991）；（三）直接参与公司的日常人事、财务和战略决策。监事会是上市公司的常设机构，负责对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进行监督，防止董事、经理等、违反法律和公司章程行为的发生。机构投资者通过监事会可以从内部防范管理层和大股东的问题，保护中小股东利益不受损害。

此外，机构投资者还可以利用资本市场和控制权市场，从外部对上市公司改善公司治理施加压力。机构投资者的一举一动都备受市场关注，它们大量抛售问题公司的股票会引起股票价格的下跌，并引发“羊群效应”，对股价造成进一步的打击。

关于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具体途径，发达国家资本市场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第一，通过股东大会提交议案。

股东大会作为上市公司的最高权力机关，由全体股东组成，对公司经营管理、人事任免和重大事项都有决策权，并负责公司董事的聘任。我国《公司法》规定，单独持有或者合计持有公司3%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前10天向董事会递交临时股东提案。特别的，机构股东可以通过股东大会向公司推荐董事和高管人员。

第二，合理行使投票权。

现代企业制度中，作为股东其他所有权利的基础和保证，投票权是机构投资者行使权力的最重要工具和参与公司治理的最直接方式。相比中小股东，拥有较多股权的机构股东通过合理行使投票权，可以参与公司的重大人事任免和重要决策，监督管理层，维护自身权益。当所持股份无法满足需求时，机构投资者也可以利用自身影响力征集委托投票权，从而在股东大会上与大股东对抗。

第三，公开建议或批评。

机构股东可以借助媒体对上市公司发出公开的建议或者批评，从外部对公司治理施加影响。迫于舆论压力，相关公司往往不得不采取一定的弥补手段或者改善措施。当机构投资者的影响力足够大时，媒体愿意配合其挖掘公司内部信息，公司受到的外界压力较大，这种方式往往会比较有效。

第四，与管理层或董事会等私下谈判。

与上述的公开建议或提案不同，私下谈判方式不需要借助股东大会或者社会媒体，流程短、费用低，而且避免了公开方式可能带来的矛盾和冲突，不会对相关上市公司的股价造成负面影响，更容易被经营者所接纳。一般情况下，机构投资者会优先采取私下谈判或沟通的方式对上市公司的运作提出建议。

第五，机构投资者联合行动。

由于我国相关法律对于各类机构投资者投资单个上市公司的股份比例有最高限制，有时机构投资者仅仅依靠自身力量难以获得足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这时若多家机构投资者可以联合协作、共同对抗控股股东和内部人，才能对公司的作力市公司地受到政府干涉，治理产生重大影响。

第六，以上措施无果或协商不成时，机构投资者通过“用脚投票”可以诱发“羊群效应”，从而对上市公司造成外部威胁。2002年中兴通讯了《关于公司H股发行上市方案的议案》，股东大会上遭到了许多重仓持有该公司股票的证券投资基金和中小股东的强烈反对，但最终决议以90%高票通过。随后基金经理们联手狙击，抛售股票，使中兴股价从27块一直被打压到17块，该公司赴港上市计划也只能被迫搁浅。

第七，股东诉讼。股东诉讼是机构投资者股东积极主义的最极端表现。当机构投资者的利益因管理层失职或者大股东的一意孤行受到严重损害时，若采取其他途径未果，它们有可能对公司或相关责任人提出诉讼。美国甚至有专门法律来鼓励机构股东用诉讼维权。但这种方式除了要支付相关大额诉讼费用外，还会对相关公司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而导致股价大幅下跌，故而对机构投资者造成更大的损失。因此，只有当机构投资者采取其他途径或方式无法解决时，才会选择提讼。

股市投资建议范文第3篇

当下的股市正在演绎疯狂，连“大妈”都不跳广场舞、不炒黄金，开始买股票了。沪指A股站上4000点，素来低调的港股最近也一路高歌猛进，“港股通”的额度连续两日被抢光，大风吹向B股这一估值洼地。

不过“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的警句仍萦绕耳畔，4000点后该往哪里走？依然有很多人捂着口袋里的钱，不知道是不是还该挤进股市大潮。

除了股市外，还有哪些投资渠道？该如何选择适合的投资产品？

“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是最好的投资方式。在制订投资方案前，首先确定自己的目标，了解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以及风险偏好，再选择相应的投资渠道。当然，如果你是风险追求者，也不妨选择风险系数较高的期货、股市等投资方式，放手一搏。

A股B股

忌盲目相信消息频繁操作要学会止损

国内股市主要包括A股、B股和H股。虽然股市一直被视为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场所，但也并不是真的那样“猛于虎”。多观察多学习，谨慎操作，炒股不失为一种效率最高的理财方式。

投资股市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首先，股票受消息面影响较大，应做好知识储备。多关注财经资讯，及时准确把握信息，掌握股市的基本知识，学会分析股市当中如市盈率、总市值等基本指标，熟悉证券市场中基本的游戏规则。

其次，树立风险意识，控制好仓位，学会止损。对进入股市里的资金，一定要做好仓位控制，充分结合基本面判断和技术分析，选择好恰当的入市时机很关键。在波动幅度较大的情况下，特别是在基本面等市场环境出现重大变化或对行情的研判出现重大失误时，必须坚决止损，切不可抱有侥幸心理。

第三，要学会甄别消息的可信度，减少频繁操作。市场板块轮动，各类消息满天飞，这时切忌盲目相信消息，频繁买进卖出。如果遇见大盘调整或个股波动，反而不如选择一只价值股长线操作获利多。

风险指数：

沪港通

额度太抢手，可投资港股基金

自沪港通“通车”以后，从前5个月的冷清到如今的日渐火热，很多投资者都在感慨低调的港股通出现了大逆转。

事实上，沪港通由两个部分组成，对香港投资者是要开通沪股通，没有任何限制，但每天全市场累积的额度不能超过130亿元人民币。

内地投资者能够购买的港股只有266只，分别是恒生大、中型指数中的成分股以及A+H股。

作为内地的个人投资者来说，要想参与港股通，其个人的证券账户余额及资金账户余额合计不能低于50万元。

有分析师建议，在港股通额度抢手的环境下，可以投资港股基金，港股/H股ETF与分级基金均已经出现较大程度溢价，但溢价短期下降风险较小，建议选择溢价相对较低的基金。同时警惕沽空指数基金做多港股策略相对于高溢价基金的冲击。

在标的的选择上，建议本阶段以消灭A/H股高溢价标的为主线，第二阶段可将重点放在掘金港股成长小股。

作为内地港股通投资者，除了购买股票涨跌引起的风险以外，香港证券市场与内地证券市场存在的诸多差异也会导致其风险的产生。

例如，港股通股票不设置涨跌幅限制，因此短期内可能出现大幅盈利或亏损。还有，香港证券市场与内地证券市场在证券资金的交收期安排上存在差异，港股通交易的交收期为T+2日。如果投资者卖出证券，在交收完成前，仍享有该证券的权益；如果投资者买入证券，在交收完成后，才享有该证券的权益。

风险指数：

银行理财

预期还会降准降息，选长期产品锁定收益

一般分为保本固定收益产品、保本浮动收益产品与非保本浮动收益产品3类。总体来看，目前国内银行理财产品具备安全性高、收益稳定的特征。

降准、降息在利好股市的同时，却直接冲击银行理财产品等固定收益类产品的收益率。从2014年起，银行理财产品收益一路下滑，以本周市场为例，银行理财产品的平均预期收益率为5.07%，较上期下降52个基点，6%以上的理财产品已成为香饽饽。

招商银行私人理财师沈飞建议，由于未来仍有降准降息的预期，偏好固定收益类投资的市民，在选择银行理财产品时，应尽可能选择期限长一点的产品，及时锁定收益。

风险指数：

基金

种类较多，收益基本和风险成正比

基金产品的种类比较多，包括货币基金、债券基金、混合基金、指数基金、股票基金等，收益基本和风险成正比。货币基金风险小，流动性好，收益也比较低。债券基金风险较小，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年收益在5%～25%之间。股票基金分为多种，风险较大，收益不确定。投资基金等于将资金交给专家，不仅风险小，亦省时省事。

风险指数：

股指期货

每天波动较大，不建议盲目追涨高位介入

股指不断上涨，给股指期货也带来了更多的机会。

不过，股指期货入场门槛较高，新投资者需50万元资金和期货市场知识以及一定的操盘经验。股指期货比普通股票交易更具风险，更适合资金量大及机构投资者参与。

广发期货的股指期货研究员胡岸表示，沪指已经突破了4000点的关口，股指期货的走势从未来来看还会延续，期指上涨应该不是结束，而是开始。

胡岸建议，前期没有参与期指投资的投资者，最近股市指数不断追高，风险较高，每天波动都比较大，不建议投资者盲目追涨，高位介入。再加上新品种上市，其市场定价不很合理，可能出现一些投机行为，还是要等回调时，市场相对稳定，再进行逢低买入的策略操作。对于长期参与股指期货投资的投资者来说，建议继续持有。

股市投资建议范文第4篇

Using the shareholders meeting voting data of the companies listed on Shenzhen Securities Exchange from 20072012，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actors affecting abstention rates of shareholders meeting and reveals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the shareholders abstaining from voting.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as follows： （1） reflecting the degree of information asymmetry index of voting resolutions ″market attention″ and benefit dependency index are two important factors for investors participating in the vote. That resolution information of shareholders meetings is open to the public can help reduce abstention rates， and investors can be driven by their benefit to participate in the vote.（2）Investors participation in the vote is based on resolutions being concerned by the market. Abstention rates are high，even if resolutions relates to the rights of investors， unless the voting information is observed by investors. That is to say， benefit dependency can only influence voting rates of resolutions that draw high market attention. （3） According to the cumulative abnormal returns before the vote， resolutions are divided into two types， ″good resolution″ and ″bad resolution.″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abstention rates of these two types differ greatly. The benefit dependency has significantly negative impact on abstention rate of ″good resolution，″ but the impact of market attention on abstention rates is not significant. While market attention has significantly negative impact on abstention rates of ″bad resolution，″ and benefit dependency has no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abstention rates. （4）Accordingly， based on analysis and conclusion， this paper provides policy suggestions about minority shareholders participating in shareholders meeting.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 理论分析

投资者参与股东大会的投票行为有赖于投资者保护机制的发展和完善，因此，我们首先回顾有关投资者保护的已有文献，进而结合投票制度和投资者行为提出文章的假设。

投资者权利保护首先依赖于公司内部治理，内部治理结构的完善能够降低外部环境的冲击，提高公司绩效从而扩大股东权益。La Porta等指出，投资者保护程度和股权集中度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在投资者保护程度较低的地区，为有效监督管理者，大股东需要掌握足够的股份，股权集中成为外部法律机制的一个替代[7]1150。白重恩等研究发现，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投资者权利保护，同时投资者愿为治理良好的公司付出可观的溢价，即公司治理与市场价值存在正相关关系[8]8889。除了内部治理结构对投资者保护产生影响外，外部环境的保护功能也不容忽视。辛宇和徐莉萍讨论了公司所处地区治理环境在股改对价和送出率确定过程中的作用，发现较好的外部治理环境会降低股权分置改革的成本，并显著缓解机构投资者和非流通股股东“合谋”侵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现象[9]130131。陈俊等从外部审计的视角分析了中国新股发行市场投资者权利保护机制，发现外部审计质量能部分解决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治理冲突，但有效市场约束机制的匮乏导致大股东与中小股东间的治理冲突难以引发有效审计需求[10]101。Burkart等通过构建数理模型分析投资者保护的法制环境在控制权市场竞争中发挥的作用，证实更高的投资者法律保护水平能抑制并购后控制人掏空公司资源[11]1129。

机构投资者作为重要的外部股东，会利用掌握的投票权推动公司治理的转变。机构投资者可以采取投票权、与高管（或董事会成员）进行谈判、提交投票议案等方式引导公司内部治理的变革，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6，12] 。薄仙慧和吴联生从盈余管理角度分析国有机构投资者的治理效应，指出国有控股和机构投资者有利于公司治理的改善，但机构投资者的积极治理作用在国有控股公司中受到限制[13]89。同时，中国资本市场投资者保护机制并不完善，股权结构高度集中，机构投资者力量弱小，其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还有待提高[14]122。

为更好地保障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用手投票”的权利，中国证监会在2004年《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工作指引（试行）》以引导上市公司实施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制度，沪深两大交易所根据证监会的安排拟定了关于网络投票的实施细则，网络投票制度在中国上市公司中得到迅速推广。国泰安（CSMAR）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研究数据库显示，在2007―2012年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共举行股东会议34 700次，开展网络投票比例为1619%。

投资者通过投票参与公司决策，投票表决董事选举、并购重组、新股发行、公司章程修改等重大事项，行使股东权利。同时投票过程也建立起股东、董事和管理者之间的沟通渠道，有利于维护自身权利。但囿于数据缺乏及投票动机的不易观察，针对中小股东参与股东大会投票的研究尚未深入展开。本文尝试结合中国现有投票机制和投资者特征，分析中小投资者参与网络投票的动机，推进关于投资者权利保护的研究。

（二） 研究假设的提出

在现实中，投资者参与投票的行为必然受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影响。在股权集中的公司中，投资者的投票行为对股东大会的影响较小，在自身权利无法得到保障的前提下，中小投资者的理性选择即是市场投机[15]7576 ，投机行为的存在使更多的投资者放弃参与股东大会投票。在问题严重的公司，管理者或大股东的机会主义行为导致中小股东利益无法保障，因此，公司股权结构和治理水平将影响普通投资者的投票行为[3，16]。

投资者参与股东大会投票首先需要获取股东大会投票议案的相关信息，投票信息为外部所关注是投资者参与投票的基础。徐莉萍和辛宇通过分析股权分置改革下媒体的治理职能，发现媒体的广泛报道可以提高中小流通股股东参与股改投票的热情[17]4445。在获取投票信息后，理性投资者会根据议案内容的利益相关性权衡投票的成本与收益，以此来决定是否参与投票。

因此，结合投资者参与投票的条件和动机，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在控制相关变量后，投票议案信息不对称程度、利益相关性与股东弃权率直接相关，议案被市场关注程度越高则弃权率越低，议案利益相关性越高则弃权率越低。

投资者弃权行为的两大因素发挥作用的机制可能并不相同，股东只有在获得投票信息后才会基于利益相关性、其他大股东持股比例决定是否参与投票。即使与投资者利益有极大关系的议案，若不被投资者关注则弃权率也会较高。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投票信息被外部投资者关注越低，则利益相关性对弃权率的影响越小。

已有的研究发现投资者对待股票的盈利和亏损的心理存在差异，根据Kahneman和 Tversky提出的前景理论[18]263，投资者继续持有盈利股票的效用要小于卖出盈利股票的效用。当投资者的投资组合中既有盈利股票又有亏损股票时，投资者倾向于卖出盈利股票，而将亏损股票保留在投资组合中，回避现实损失，这一现象在行为金融学中称为“处置效应”。股东在参与投票时，议案的收益性质将直接影响其投票行为，好议案能够改善公司治理水平或者引入更好的投资者保护机制，给投资者带来显著正向的收益，而坏议案只会给投资者带来负收益。因此，两类议案对股东投票行为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于是提出第三个假设：

假设3：投资者参与好议案和坏议案投票的动因不同，议案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利益相关性对投票弃权率的影响在两类议案中存在差异。

三、 样本选择和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2007―2012 年深圳证券交易所全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投票数据样本，并按如下标准进行筛选：（1）同一次股东大会中不同议案投票数可能存在差异，选择投票数最高的议案作为本次股东大会投票数，合并同一次股东大会的投票信息；（2）考虑到投票成本，剔除只进行现场投票而未开展网络投票的数据；（3）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4）剔除ST 公司和数据不完整的公司。股东参与投票数据、公司财务和治理结构数据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为了避免异常值对模型分析的影响，在描述性统计分析和普通多元回归分析中，对变量进行了1%水平的Winsorize缩尾处理。在使用分位数回归分析中，为充分发挥分位数回归的优势和特点，直接采用原始数据回归而不做任何处理。

（二） 变量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1.被解释变量。由于大股东参与意愿比中小股东更高，使用弃权率变量（Non_Vote）能更准确地反映出中小股东的投票行为，具体的做法是计算未参与投票股份占总股份的比值。

2.解释变量。投票议案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反映出投票议案被外界关注的程度，以此来吸引投票者参与投票。许多文献采用媒体关注度和分析师关注度来反映外部机构的关注度，但这些指标并不能衡量出投票信息是否真正被投资者关注。投资者针对市场信息的反应，直接体现在股票成交量上。据此，借鉴权小锋和吴世农的方法[19]100105，选择投票前60天内的换手率（Turnover）作为投票议案的市场关注度，直接衡量投资者对投票议案的关注程度。

对于利益相关性变量，许多文献使用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水平来衡量与股东利益的相关程度，但该项指标并不能反映单个议案内容与股东持股收益情况，并且关联交易水平与股东利益之间的关系并不确定。传统理论认为关联交易是大股东的利益输送行为，会侵害中小股东的利益[2021]；另一方面，关联交易可以促进内部资源的有效转移和融合，提高风险管理能力，增加公司价值和股东利益[2223]。本研究参考孔东民等的方法[3]22，采用会议投票前股票累积异常收益（CAR，Cumulative Abnormal Returns）来表征议案利益相关性变量 一次股东大会通常审议多项议案，由于难以区分具体议案对投资者收益的影响，因此利益相关性变量反映的是同一次股东大会中全部议案对股东收益的综合影响。，因为市场的收益本身包含了关联交易在内的各种信息。在变量具体计算上，采用事件研究方法，以投票日为事件日，若投票日无交易，则投票后的第一个交易日为事件日。利用市场模型度量出股票的超额收益，计算出所有窗口日的超额收益之和为累积超额收益。即对证券j，记其收益率为Rj，t，根据市场模型Rj，t=α+β Rm，t+εi，t，计算出回归的拟合值R^j，t，其中εi，t为白噪声，Rm，t为市场组合收益率，本文选择深成指收益率来表征市场组合收益率。这样证券j在时刻t的超额收益为ARj，t=Rj，t-R^j，t，由此可计算出在窗口时间（t1，t2）内，证券j的累积超额收益为CARi（t1，t2）=t2t=t1ARj，t。我们分别采用投票前三天异常收益率CAR1、前七天异常收益率CAR2、前三天异常收益率的绝对值Abs_CAR1、前七天异常收益率的绝对值Abs_CAR2分别衡量投票议案的利益相关性（CAR）。

3.控制变量。考虑到公司内部信息不对称程度对投票行为的可能影响，本研究选择公司信息披露水平作为控制变量，参考伊志宏等[24]136、姜超[25]434435的方法采用深交所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考核评分（disclosure）。股票的估值水平高低能够带动投资者的情绪进而影响股东参与投票，因此，本研究控制住股票估值程度，用投票前60天的平均市净率（PB）衡量。此外，从公司治理角度，考虑了与股东弃权率紧密相关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P1）、第二至第十大股东持股比例和（P2-10）、董事长和总经理兼任情况（Duality）、董事会规模（Director）、独立董事比例（Indpen）、公司性质（Type）、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Debt）及行业虚拟变量（Ind）。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Non-vote=α0+α1Turnover+α2CAR+α3P1+α4P2-10+α5Disclosure+α6PB+α7Type+

α8Duality+α9Indpen+α10Director+α11Size+α12Debt+Ind+ε（1）

具体的变量定义和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样本公司的投票弃权率为47224%，有近一半的股份未参与股东大会表决，弃权率的最大值为94426%，可见在极端情况下即使开展网络投票也仅有少部分股东参与投票。样本公司的整体信息披露接近良好的水平，Disclosure的均值达2935。CAR1和CAR2均值为负，表明在股东大会投票前往往伴随着股价的轻微下跌。

四、 实证检验和结果分析

（一） 投票弃权率的影响因素

本文分别以投票前三天股票异常收益率CAR1、绝对值Abs_CAR1及前七天异常收益率绝对值Abs_CAR2来衡量利益相关性，采用方程（1）进行回归，检验投票议案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与利益相关性对弃权率的影响，表2显示了回归结果。表2的（1）、（2）、（3）列是在控制住P1、P2-10的基础上分别考察市场关注度和利息相关性变量对投票弃权率的单独影响，（4）、（5）列是考察它们对弃权率的综合影响。考虑到公司治理和财务的各指标之间的相互影响可能会产生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计算了各解释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以及模型整体方差膨胀因子的平均值（Mean VIF）。结果发现上述回归中所有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VIF均处于[0，2]区间，模型整体的VIF平均值均在128左右，可以认为样本数据中不存在共线性的问题。

回归结果表明，投票议案的市场关注度越高则弃权率越低，股东大会的议案信息被公众和股民所了解，有助于降低股东的投票弃权行动。利益相关性是投资者参与投票的重要动因，中小股东基于自身利益诉求参与投票。对比Abs_CAR1和Abs_CAR2的系数可以发现，Abs_CAR1对弃权率的影响更加强烈，说明接近投票日期的异常收益率更能反映出投票议案对股东的收益相关性，从而更大程度地降低弃权率。上述回归结果很好地验证了假设1的正确性。

从P1的系数可看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提高一个百分点，则弃权率降低09个百分点，这与实际情况相符：投票议案的具体内容往往由第一大股东提出，并且第一大股东几乎出席所有的股东大会，因此，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直接影响投票弃权率。P2-10的系数表明第二至第十大股东不参与投票的概率比第一大股东要高，在不涉及公司重大事项中，非第一大股东参与股东大会投票的热情降低。Disclosure的系数为负但并不显著，说明如果公司信息充分披露，投资者往往有更强的投票意愿，但Disclosure仅反映公司一年中信息披露的整体质量，与具体的投票决策关系并不紧密。PB的系数说明估值水平的提高能够激励股东更多地参与投票。

根据Type系数，国有企业弃权率更高，这可能与国有企业决策制定需要更多地考虑政府和国家意志、对中小投资者利益诉求关注不够有关[26]68。Duality具有显著正效应，与Director的影响相反，说明公司集权的高管往往忽视中小投资者利益，导致弃权率升高，而董事规模扩大使各类股东能够在董事会中充分体现自己的意志，因此，董事规模的扩大可促使投资者参与投票。

（二） 信息不对称和利益相关性的影响差异

根据假设2的分析，股东只有在获得投票信息后才会基于利益相关性、其他大股东持股比例等因素决定是否参与投票。为分析投资者弃权行为的两大因素所发挥的作用可能存在的差异，本研究将市场关注度（Turnover）分为低、中、高三组，并使用方程（1）进行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回归结果显示， Abs_CAR1与Abs_CAR2只有在中关注度和高关注度两组的回归中对投票弃权率的影响显著为负，在低关注度议案中的影响并不显著。同时观察（2）、（3）、（5）、（6）列的系数，相比Abs_CAR1，Abs_CAR2对弃权率的影响更大。上述结果表明投票弃权率首先受市场关注度影响，关注度低的投票议案，其利益相关性即使很高也不能吸引股东进行投票。投资者基于自身利益参与网络投票，必须建立在投票信息被市场高度关注的基础上，回归结果验证了假设2的正确性。

本文进一步采用似无关回归估计法（SUR）分别比较中、高关注度两组数据的股票异常收益率系数的大小。发现（5）、（6）两列Abs_CAR2的系数存在差异，但（2）、（3）两列Abs_CAR1的系数不存在差异 表3（2）、（3）两列Abs_CAR1的系数比较的回归卡方值为003，p值为0862，（5）、（6）两列Abs_CAR2的系数比较的回归卡方值为705，p值为0007。，整体而言中关注度的投票受利益相关性的影响可能更大。可能的解释是，受到广泛关注的投票议案，投资者投票行为往往受外界媒体或分析师的影响而参与投票，因此，利益相关性对中等关注投票弃权率的影响更大。

五、 进一步研究： 好议案和坏议案的影响差异

行为金融的前景理论指出，投资者股票盈利带来的效用增加与亏损股票带来的效用减少之间并不相等，继续持有盈利股票的效用要小于卖出盈利股票的效用。投资者面对带来盈利和亏损的股票往往采取不同措施。同样，面对股票的不同收益，股东参与投票过程中也可能存在差异。

参考孔东民等人的方法[3]22，本研究采用投票前三天股票异常收益率（CAR1）和前七天股票异常收益率（CAR2）的正负号区分两类议案，若投票前股票异常收益率为正，则认为是好议案，否则认为是坏议案。继续使用方程（1）对两类议案分别进行回归，并将结果列在表4中。表4的（1）、（2）、（5）、（6）列是用CAR1作为好坏议案的分类标准并用其衡量议案的利益相关性，（3）、（4）、（7）、（8）列是用CAR2作为好坏议案的分类标准并用其衡量议案的利益相关性。

结果显示虽然表4的（3）列中CAR2 系数不显著，但p值仍达到0107，总体而言好议案的利益相关性与投票弃权率显著负相关，市场关注度对投票弃权率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坏议案市场关注度能够显著降低股东投票弃权率，利益相关变量对坏议案的弃权率的影响并不显著，并且利益相关性变量的影响在好议案和坏议案回归中完全相反。好议案的CAR1（CAR2）越高，则投票弃权率越低，即收益越高越能吸引股东参与投票。而坏议案弃权率随着CAR1（CAR2）的提升而变大，说明损失越大则弃权率越高。两类议案弃权率的影响存在差异，回归结果验证了假设3的正确性。

投资者除了“用手投票”表达自己意愿之外，也可以选择“用脚投票”的方式出售手中股份。回归结果反映出面对坏议案，投票者在获取投票的信息后，预期投票议案不利于自身权利，往往采取“用脚投票”方式出售股份。大股东持股变量P1、P2-10对投票弃权率在两类投票议案下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异，不论是第一大股东还是其他大股东，在公司投票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影响，与两类议案的弃权率显著负相关。

六、 稳健性分析

（一） 分位数回归结果分析

考虑到不同公司的弃权率存在很大差异，同时弃权率标准差较大，弃权率极端值的出现可能影响回归结果的稳健性。陈建宝和丁军军指出，分位数回归对于数据中出现的异常点具有耐抗性，并且估计出来的参数具有在大样本理论下的渐进优良性[27]90。因此，本文使用方程（1）的模型设计，针对弃权率的原始数据，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处理极端值的影响。按照投票弃权率的大小，分别研究好议案和坏议案，并根据投票弃权率由高到低即90%、75%、50%、25%、10%五大分位数进行回归，使用Bootstrap方法重复500次进行估计，回归结果见表5。

分位数回归的结果显示，好议案的利益相关性能够显著降低股东弃权率，但市场关注度对好议案的弃权率的影响并不显著。以CAR1为解释变量的方程中，Turnover仅在75%的分位数显著，CAR1在弃权率较低的分位数50%、25%、10%上对弃权率均显著。坏议案投票弃权数据的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CAR1对投票弃权率的影响在全部分位数上均不显著，即利益相关性变量不会发挥显著作用。在90%、75%、50%、25%分位数上，Turnover对投票弃权率均存在显著影响，这与好议案的回归结果并不相同。

股东参与投票议案存在一定的差异，坏议案导致股东利益损失，作为公司小股东往往无力改变投票议案，在获得投票的相关信息后，采用“用脚投票”的方式降低持有股票的份额，因此，市场关注度能显著降低股东弃权率，市场关注度对坏议案的投票弃权影响更深刻。而在好议案中，投票议案的通过能够给股东带来良好的收益，因此，议案利益相关性与投票弃权率在低于50%的分位数上均显著负相关，但市场关注度对股东投票弃权行为的影响不显著。鉴于好议案与坏议案的分位数回归结果与前文分析一致，可认定回归结论具有稳健性。

（二） 其他稳健性分析

年度股东大会开会时间一般比较固定，会议的内容相对规范，而临时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内容往往是根据公司实际经营需要临时决定的。公司年度大会与临时大会被市场关注的程度可能存在差异，因此，本研究将数据按照年度股东大会和临时股东大会分为两类，采用方程（1）进行实证分析，并比较两类会议中投资者弃权率影响因素的差异。结果显示临时股东大会的市场关注度对弃权率的影响要显著大于年度股东大会。但不论是临时股东大会还是年度股东大会，市场关注度与利益相关性回归结果均与前文一致。

七、 结论与政策建议

投资者参与股东大会投票，针对大会议案表达自己的意见，是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维护自身权利的重要方式。本文利用2007―2012年深交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投票数据，分析投资者不参与公司投票的原因。主要结论如下：反映投票议案的信息不对称程度的指标即市场关注度和利益相关性成为影响投资者参与投票的主要因素；不同市场关注度的投票议案对投票弃权率的影响存在差异，投资者参与投票建立在投票信息被市场关注的基础上，即使与投资者利益相关的议案，若不被投资者关注，则弃权率也会较高。利益相关性仅能影响较高市场关注度的投票弃权率，对低关注度的影响并不显著；好议案的利益相关性对投票弃权率的影响显著为负，市场关注度对弃权率的影响不显著；坏议案市场关注度能显著降低股东弃权率，利益相关性对坏议案的弃权率的影响并不显著。投票者在获取坏议案的信息后，往往采取“用脚投票”方式出售股份，只有好议案才能吸引投资者积极参与投票。

股市投资建议范文第5篇

适当调整组合构成

在积极政策信号不断释放的同时，二季度市场与一季度相比还具备其他一些阶段性转暖的因素：其一，随着二季度CPI的逐步回落，宏观调控的负面预期将略有缓解；其二，随着快速下跌，A股市场系统性风险迅速释放，目前A股市场2008年动态市盈率在20倍上下，A股和H股加权溢价水平大幅收窄，H股市场估值的相对稳定将对A股市场起到一定支撑作用；其三，纵观2008年全年，新基金的密集发行、QFII额度增加也将为市场贡献“高质量”的资金，这也将阶段性地缓解市场的估值压力。

因此，建议投资者下阶段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从估值水平及市场风格轮换、相对确定性增长的行业板块、A股和海外市场风险比较等角度出发，把握市场阶段性暖环境下的结构性机会，调整基金组合构成。

基金选择角度一，继续重点关注大盘蓝筹风格基金：从估值水平比较，以上证50指数为代表的大市值股票在估值上相对沪深300指数和全部A股具有比较优势，而新基金频发也有助于增加流入低估值的大市值股票的资金量。因此，预计估值水平与香港市场接近的大盘蓝筹股阶段性相对机会更为突出。基于上述分析，建议投资者侧重选择大盘风格的偏股票型开放式基金产品，以及一些跟踪大盘股指数的指数型基金产品。

基金选择角度二，精选侧重投资相对确定性增长行业板块的基金产品：对于相对稳健的投资者，建议从预期相对确定性增长角度出发，精选侧重投资相对确定性增长行业板块的基金产品，具体行业板块包括内需型消费服务业以及政府主导下的投资推动行业板块。

基金选择角度三，可以适当配置QDII基金，分散单一市场风险。

信用类债券基金发展空间大

债券市场现金流充裕，下阶段预期走势平稳，收益率曲线将进一步平坦化。信用类债券发行规模下阶段会继续有所增加，将成为债券基金提高收益的重要武器。建议投资者关注相对侧重配置信用类债券并适当参与新股投资的债券型基金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