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立教育范文第1篇

【关键词】互联网；公立医院；思想政治教育

召开以来，在健康中国战略的背景下，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和五中全会精神，开展公立医院思想政治教育，把思想政治教育同公立医院的业务工作相结合。研究互联网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利用网络与公立医院思想政治教育进行结合并创新，公立医院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化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2020年初，席卷全国的肺炎是我国历史上防控难度最大的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这场疫情对人们接触距离的要求，也促进了公立医院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与互联网的进一步结合。虽然公立医院思想政治教育在教育形式等方面得到了发展，但仍然存在着工作体系不完善、工作内容与公立医院工作结合不紧密、缺乏吸引力等问题，急需我们进一步改进。

一、互联网背景下公立医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对的机遇和课题

1.互联网背景下公立医院思想政治教育活动面临的机遇。

第一，党和国家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视。思想政治教育是我们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的精神保证，深受党和国家的重视。从革命时期到已经迈入新时代的当今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发挥的作用贯穿于中国时代变迁的各个阶段。改革开放以来，思想政治教育这一学科在保持自身精髓和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不断与时俱进。党的报告中提出的观点和思想，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新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全面贯彻党的精神，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全面发展。对思想政治教育高度重视，他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并做出了重要论述。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必须把统一思想、凝聚力量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中心环节”，要求做好在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必须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特别是要在学懂弄通做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下功夫，要把坚定‘四个自信’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键。”

第二，互联网为公立医院思想政治教育创造了丰富的条件。互联网已经成为当下中国人民工作和生活密不可分的工具，互联网与公立医院思想政治教育的结合开拓了教育获取资源的方式和路径，能够更加快捷有效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并结合公立医院实际，创新发展互联网下公立医院医务人员思想政治教育形式。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将传统教育课堂进行摄录剪辑后，利用网络平台传播，促进了教育内容的传播速度和传播广度，扩展了教育的受众，打破了传统教育的时空限制。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更加便捷，更能吸引医务人员的参与，更能取得教育的成果。利用大数据技术对医务人员的个人信息进行收集、分析，然后根据医务人员的学科、学历、喜好、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情况进行分类，按照人员划分分别准备教育方式、材料，使个性化教育成为可能。互联网给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带来了智能化，同时带来信息共享、打破管理部门壁垒等优势。大数据与公立医院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可以帮助公立医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全面掌控医院思政教育的相关信息和资源，这都为公立医院的思政教育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思政工作者和医务人员利用互联网进行传播和学习政治理论知识，加强了医务人员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参与和认同感。

第三，思想政治教育是凝聚医务人员人心的重要保障。思想政治教育能够团结医务人员凝聚力量，帮助公立医院应对发展和改革中的困难。当前，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持续不断地深入，公立医院规模逐渐扩大，医疗资源、利益竞争加剧，各种矛盾和问题层出不穷。公立医院思想政治教育借助网络技术加快主流思想的传播，以医务人员熟悉的表达方式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公立医院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基础，吸收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等理论；根据当前互联网时代背景、公立医院发展趋势，培养公立医院医务人员政治站位和职业素养，结合公立医院医务人员的个人情况、兴趣，分科室、分水平地构建公立医院医务人员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然后利用互联网平台的传播方式和传播媒介向公立医院医务人员进行传播，充分调动医务人员的学习热情。

2.互联网背景下公立医院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课题。

第一，公立医院思想政治教育自身存在的问题。互联网时代的发展加速了医疗卫生系统领域各方面的竞争。公立医院思想政治教育也在不断进行创新和发展，以适应时展与进步带来的要求。但自身仍具有很多问题：公立医院业务工作是公立医院日常工作的重心，公立医院的思想政治教育与公立医院相关业务工作不够紧密；相关行政人员的数量较少；公立医院人员支出倾向于一线医务人员，行政后勤管理人员经费支出较低；公立医院思想政治工作体系不够完善，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公立医院思想政治建设工作，也难以推动思政教育在公立医院发展和改革中的作用。医务人员在为患者服务和不断提升医疗水平、科研教学等多重工作压力下很难再分出时间和精力参与公立医院思想政治教育。大部分公立医院没有设立由院领导班子牵头的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组织，思想政治教育在公立医院医务人员中开展不够深入、相关制度执行不到位以及缺乏宣传和必要的培训。公立医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队伍也存在着不少问题：公立医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人数较少，导致对社会舆论、医院内部焦点问题反应不够及时；工作队伍结构配置也需要优化；许多公立医院的思政教育工作者的专业技术背景和专业知识水平需进一步提高。总之，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信息技术水平不能适应“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的公立医院线上宣传等工作和医务人员的线上学习的需求。

第二，思想政治教育地位受到互联网意识形态的冲击。我国网络环境安全问题相当严峻，网络的易传播、自由等特性给一些西方国家提供了机会，它们利用互联网平台的不易监管和追查等漏洞向我国网民输出所谓的平等、自由等西方不良意识形态，智能手机的普及更是加速了这些思想的传播。一些西方国家甚至利用各种社会热点收买网络平台所谓的有影响力的账号进行造谣、煽动，加大我国人民内部矛盾。在新医改的改革政策推动下，公立医院规模逐渐扩大；医疗资源、利益竞争剧烈；医务人员的思想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负面情绪与言论不在少数。医务人员对得到人民的认同感、社会尊重的渴望越来越强烈。互联网的发展为医务人员提供了畅所欲言的平台，负面情绪的传播极易发散，致使部分医务人员对主流思想产生抵触。公立医院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与传播受到阻碍。如果互联网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就能在网络意识形态领域中更好地阐释、解答和回应网络各种社会思潮，也能占据互联网意识形态的阵地。

第三，互联网时代对医务人员的冲击。互联网平台的信息传播速度快、信息量大、存在不易监管、追责等缺点，造成了互联网有着不少被各种包装的欺诈、诱骗、甚至西方的不良价值观。由于公立医院的发展和运行蕴含着大量的经济利益，公立医院的医务人员本身的政治站位和医疗市场主导者的身份，很容易成为不法分子传输不良信息的对象。互联网的信息传播特性给公立医院医务人员的思想状况带来了相当大的冲击。在医院日常工作中“乱收费”、“乱开药”的现象屡见不鲜。部分医务人员利用互联网信息平台输出自己的医疗知识，获取大量的粉丝和关注后，受到互联网平台的利益引诱，利用互联网平台获利甚至发表自己的不当言论。这些现象给广大医务人员带来了负面舆论，甚至影响医患关系，对整个医疗卫生领域带来了极大的不良影响。公立医院医务人员思想政治教育是公立医院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医务人员的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塑造医务人员的三观，有利于促进他们的个人发展，提升他们的业务能力。

二、互联网背景下公立医院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

1.立足互联网的舆论引导做好公立医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使互联网平台已经成为我国最大的交流阵地，互联网平台上不同的观念和思潮在相互碰撞，使当前我国的舆论战场更加复杂。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指导舆论的功能。公立医院思政工作者可以利用现在的互联网平台成为舆论的发信者和修正者。思政工作者利用互联网技术对公立医院外部相关舆论情况进行监测；收集公立医院内部言论情况的数据对医务人员思想状况做出预判；及时根据当前的舆情，采用适合的方法和策略对舆论进行引导。思政工作者必须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对医务人员价值的导向和教育；只有积极根据时政、社会舆情和医院内部舆论情况，制定有目的性、针对性的教育活动，才能有效地引导医务人员对舆论的态度和观点。互联网背景下的公立医院思想政治教育发展，要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宣传新的政治理论知识；利用主流舆论的力量进一步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对公立医院医务人员的作用。

2.完善公立医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体系和制度。公立医院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比如在公立医院设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委员会等相关工作组织。由院长担任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总指挥，由各科室负责人负责各项工作的推进和政策的传达，保证思想政治工作在全院的推进。公立医院要建立激励机制，对全院的思想政治工作进行考核，对完成工作程度好的科室以及思想政治提升较快的医务人员分别给予奖励，对消极怠工和阻碍思想政治工作的医务人员给予惩罚。公立医院创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专题汇报制度，由院长牵头，各负责人定期进行工作情况的专题汇报。各思政工作负责人根据责任划分，分别签署责任书。在公立医院建立思政工作体系后，为保证该体系的顺利发展和落实，思政工作者要制定思政工作开展计划及制度。制度当中要落实和完善思政教育工作的细则、内容和要求；通过思政工作各项制度的建立，使医院思政教育工作日常化、规范化、科学化。

3.抗击病毒疫情下公立医院思想政治工作开展模式。在2020年暴发的全国性肺炎疫情中，公立医院医务人员成为了此次抗击疫情的主力军。作为此次抗击疫情的中流砥柱，公立医院承担了最重要的抗击疫情工作。由于此次病毒的传播方式，公立医院思政教育活动的开展为避免人与人之间的近距离接触，利用互联网各种平台开展工作，运用新媒体平台的直播、教学等功能进行思政教育直播。在直播课堂里，通过讲述公立医院医务人员的抗疫事迹、病毒相关小知识、预防措施等内容，在直播过程中开展趣味问答和医务人员进行沟通交流；在公立医院思想政治教育平台上，投放介绍相关知识的视频、专家采访和相关论文等知识。在此次抗击疫情中，公立医院思想政治教育融入总书记疫情防控的指示精神，加强生命教育，比以往更重视爱国教育、信念教育、责任感教育，促进了公立医院医务人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与互联网的进一步结合。

4.建立网络公立医院思想政治教育平台。公立医院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发展可以利用互联网的信息技术和电子医疗平台，建立公立医院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平台。思想政治教育平台打破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和医务人员沟通所受到的空间和时间限制。该平台能够成为公立医院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利工具。互联网思想政治教育平台是公立医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专属阵地，通过这个平台利用互联网医疗的技术与公立医院其他网络平台和系统进行对接，可以得到全院医务人员的相关资料和数据。公立医院管理者和思政工作者通过分析数据可以掌握全院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情况、医务人员的思想状态、医院内部舆论情况；利用数据可以对全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进行管理、规划和预测。思想政治教育平台可以方便医务人员随时随地受到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熏陶。“互联网+思想政治”平台模式可以营造爱岗敬业、健康的医院文化氛围，保持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增强公立医院医务人员的凝聚力和政治站位，规范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促进医务人员个人全面地、自由地发展。本论文以互联网为背景，探讨了公立医院的医疗相关人员的思想政治状况。互联网给公立医院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新的课题和机遇，利用这个课题和机遇我们从完善思政工作体系、创新思政工作形式等方面来探讨互联网背景下公立医院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我们对公立医院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有效地促进了公立医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发展，加强中国共产党对公立医院的领导，公立医院思想政治教育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1]骆郁廷,项敬尧.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的基本遵循[J].思想理论教育，2018，（1）：4-9.

[2]蔡治廷.十八大以来关于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思考[J].党的文献，2019，（04）：30-36.

[3]冯刚.互联网思维与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上），2018，（2）：4-8.

[4]杨爱杰，薛鸽.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的实现路径[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9，（22）：36-38.

[5]王宁，姜伟军.加强高校附属医院党建和思政工作的思考[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9，（10）：20-22.

[6]杨仲迎，薛深.全媒体样态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研究[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9，（18）：57-59.

公立教育范文第2篇

西方国家在由传统行政向新公共管理模式演进的过程中，政府责任的核心价值取向经历了侧重“秩序与效率”，到追求“公平与正义”，再到倡导“服务与竞争”的嬗变。[3]行政管理的核心价值对高等教育的影响是非常显见的。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解决种族矛盾和彰显教育平等是美国教育改革的一个核心目标。一直到80年代，联邦政府主要关注的仍是实现民主与平等的教育机会，力图通过公立高校，让日益增加的适龄群体进入高等学校，以达到解决与贫穷和种族相关的社会问题。1964年，约翰逊总统在国情咨文中宣称“向美国的贫困无条件宣战”，出台了一系列教育干预政策。如制定名为《目标Ⅰ》（TitleⅠ）的大型联邦援助计划，为低收入家庭的青少年提供奖学金、校内工作和贷款等，以帮助他们顺利进入大学。政府借助民权法案和特殊的计划，使历史上受排斥的群体进入条件较好的学校读书，并制定出一系列策略，帮助低收入民众充分参与教育，改善低收入社区的教育服务，解决家庭贫困造成的其他问题。民主与平等的教育价值取向对当时的入学标准及资源分配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公立大学致力于为每一个人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无论种族、民族，也不管阶层、性别和信仰，这是大学的基本责任。平等和公正已经成为美国公立高等教育的核心价值，同时也是大学义不容辞的使命。大学入学人数也由此激增，尤其是在那些曾经受到排斥的群体中，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上受到倾斜性政策照顾，更出现了一股上大学的热潮。公立教育在消除种族隔离和解决种族经济不平等等问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种族间的差异在缩小，许多非洲裔学生加入无隔离学校的数目有了很大增长，少数民族与白人工作报酬的差距正在稳步缩小。[4]20世纪80年代，美国公立高等教育的规模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随之而来的是，教育因质量问题开始受到了来自各方的批评与抨击。

保罗•科波曼曾惊呼：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当代人教育水平不能超过父辈、不能与父辈相提并论甚至达不到父辈水平的状况。[5]库克森(PeterW.Cookson)指出，20世纪80年代的公立学校在创造文理兼通，且具有社会良知的公民的历史任务中失败了。[6]在学者与民众的质疑声中，1981年8月，美国教育部成立了国家教育卓越委员会(NationalCommissiononExcel-lenceinEducation)，调查教育质量。委员会于1983年出台一份署名为《国家处于危险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ANationatRisk：TheImperativeforEducationalReform)的研究报告。[7]报告所揭示的内容是令人触目惊心的。报告表明：美国公共教育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教育体制改革势在必行。这篇报告的问世立即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许多官方的、学术的、民间的团体也都纷纷组织调查研究。上至总统，中有州长、州教育学监，下及教师和普通民众，都开始重视美国教育的变化。联邦教育政策的重点开始转移，从原先的扩大教育机会转变为提高公立学校教育质量。成立于1984年的“美国高质量高等教育研究小组”就提出美国高等教育的根木问题是教育质量问题，高等学校要全力以赴地提高教育质量。美国教育的“卓越时代”在这一背景下悄然来临。研究者一致把《国家处于危险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的发表看成是这场运动发轫的标志。[8]“卓越时代”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对质量的持续关注。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直到90年代，美国高等教育进入了一个革命性的变革时代。教育政策的发展从“努力争取教育机会和教育平等”转向“竞争、目标与提高教育质量”。美国国家教育卓越委员会除了在1983年和1984年提出的《国家处于危险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投身学习：发挥美国高等教育的潜力》两个纲领性文献外，后又推出《进入大学前的学术准备》、《为高质量而行动》等系列报告，阐述如何改善大学教育，为提高本科教育质量提出建议和设想。1993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了质量承诺(NationalQualityCommitment)法案，鼓励美国大学秉持全面质量管理、注重流程管理的重要理念，每年为在推广教育、内部管理及与产业合作中卓有成效的大学颁奖。创立于1995年的“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全国委员会”在1998年发表了题为《重建本科生教育的美国研究型大学发展蓝图》的研究报告，提出了美国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改革的十种策略，拉开了美国重构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的序幕。在这波改革浪潮中，大量效能低下且改进不力的学校都被淘汰了，其他高校都围绕高等教育质量管理采取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举措。

二、运行模式的转变：从计划模式到市场模式

20世纪80年代以前，美国公立教育被看作是一种公共产业，为公共目的服务，公立教育有足够的公共资助，以提供高质量、低成本的教育机会去满足知识社会不断增长的教育需求。州和联邦政府致力于向每一个想学习、有能力学习的人提供受教育机会。美国政府对公共教育的投入在不断增长，二战结束以来，公立学校学生的平均教育费用以每10年40%的速度增长。80年代最初几年，整个美国用于教育上的投入比通货膨胀还要快两倍。[9]但投入高增长并不意味着教育质量的提高，美国的教育状况还是每况愈下。州、联邦政府和民众对高校的低效运作和质量低下极为不满，各州不再愿意提供维持公立高等教育发展所需要的资源，或者至少不会按照二战以后几十年间那样去资助高等教育。受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影响，美国社会似乎已经对政策失去了信心，转而相信市场。从政府、理论界到民众都开始相信，在国民教育的供给上，除政府外，具有竞争力的市场可以保证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等学者认为，当政府不能很好地处理教育问题时，市场可以作为一种补充调剂方法介入教育。弗氏坚信就配置社会服务而言，竞争性的市场机制远胜于国家经营的科层制。[10]他主张把政府提供公立教育的模式转变为政府补助教育的模式，主张开放教育市场，鼓励学校竞争，推行教育券制度和允许择校，从而促进学校产生更好的绩效，更好地回应顾客的需要。弗氏的《政府在教育中的角色》（TheRoleofGovernmentinEducation）为后来美国政府在教育，包括高等教育中推行市场逻辑奠定了理论基础。美国公共教育改革中的市场逻辑是以个人权利的确立、保障及自由交易为基础的，以树立教育消费者形象、通过市场介入打破国家垄断、实现政府资金与政府供给的分离、应用市场检验等为主要内容。

它的理论基础是新自由主义、新公共管理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这些理论的共同特征是以经济学理论为指导，利用市场机制来解决公立学校的问题。在这些理论的倡导者看来，如果不彻底打破公共教育中的官僚体制，任何改革都是徒劳的。市场逻辑引导下的教育改革的根本特征是将私立教育的某些运作方式借用到公共教育系统中。它的一个重要假设是私立教育的某些运作方式要优于公立学校的管理方式。[11]这一假设推动了美国一系列教育政策与法案的产生，对其近20余年来的公共教育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这20年间，学生资助从无偿捐助转向贷款，后又转向有利于中上阶层的税收信用，表明了联邦政策中对高等教育属性认定发生了重大转变：高等教育从“公共产品”转向主要是“有益于个人的产品”。联邦政府主要通过税收资助而不是按需拨款来提供支持，表明它更倾向于通过市场调配进行投资，而不是直接对最需要的学生或院校进行资助。美国公众及其推选的州和联邦政府的代表都把市场看做满足公共优先发展事业的一个有效的机制。州和联邦政府不仅把高等教育看成是在有教养公民身上的一种公共投资，它更多的被看成一种消费商品，学生是主要的受益者。在教育决策层面，公立学校制度中所隐含的“福利”和“机会均等”的价值目标，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却逐渐被“竞争”和“效率”等一些新的价值目标所动摇，甚至被取代。[12]在对学生和大学的公共投资中，责任和效果往往取代了以前的权力和机会。过去20年，州和国家政府的公共官员都建立了法律、政策和项目，意图明显地鼓励在高等教育中形成一个具有竞争性的市场。许多州都希望在公立高等教育中创造市场力量，把高等教育从“免费的产品变成一个有一定价格（学费）的商品”，把“资助高等教育的负担从纳税人身上转嫁到受益最大的学生和家长身上”[13]。州和联邦机构都越来越要求可测量的行为指标，如毕业率、教师的上课时数、提高的生产率和成本控制等。除了在观念上的变化之外，由于高等教育在申请公共资金上已经落后于其他社会优先发展的行业，如卫生保健、基础教育和教养等，公立大学被期望应该转向一个新的资源，如学费、筹集资金和商业市场等以弥补公共资助的下降。所以学生越来越被看做是消费者，教师也越来越被看做是企业家，评价大学的根据是其市场竞争力而不是维持学术价值的能力。[14]激烈的市场竞争要求公立大学采取不同的策略，采用新的商业模式，从而为只能获得有限公共资助的大学提供资金上的保障。随着州财政拨款的减少，迫使公立大学发起大规模的筹资运动以寻求私人的捐赠，许多公立学校也开始提高学费，更多地依赖卫生保健、继续教育及从事技术转让活动获得收益。一些公立大学开始考虑资金运作的私有化，把自己变成公办私营的大学。

三、社会契约的修订：为公民服务到为顾客服务

在美国，大学和社会之间的结合非常牢固，每一代人都与公立大学缔结了一个社会契约。[15]20世纪80年代以前，美国公立大学一直被看成一个社会机构，由公共需要、公共政策和公共投资所共同创建和塑造，由社会的价值观和需要驱使，为了公共利益而存在。大学要承担平等地为所有人提供服务的公共责任，并为公众利益做贡献。社会和公民责任服务是美国高等教育独特又重要的主题之一。大学就应当为所有具有资格的人提供服务，而不是根据与学术不相干的标准，如性别、种族、宗教和社会经济地位等厚此薄彼。因此，纵观公立高等教育发展史，扩大入学机会和加大公共投资，使其更好地服务社会一直是公立高等教育变革发展的主题。[16]目前，社会与公立大学缔结的契约在飞速变化。高等教育政策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逐渐远离了公共原则。在过去20年间，政府领导者逐渐抛弃了公共政策，而赞成用市场的力量决定社会投资的重点。学生贷款机制向“高学费—高资助”模式转变，即从捐助到贷款再到税利，从州资助到州辅助的公立高等教育。这一切说明，高等教育被看成是一种个人利益，而不是一项社会福利。从把高等教育看做一个有益于全社会的公共商品变为一个使个体受益的商品。[17]免费的高等教育观念在逐渐消失，学生成为教育服务的消费者，对高等教育的质量不时提出更高要求。“市场导向”的办学理念最终导致了“顾客导向”的高等校园内的教育行政文化，公立大学与美国社会之间的社会契约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公立大学在与各种各样的选民建立关系方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它的“公众”不再仅仅是纳税人，而变成了一系列的“持股人”，包括家长和学生、联邦机构、捐助者、商业和工业界。为了获得选民和他们选出的官员的支持，大学不得不日益加入到新的、更为广泛的关系中。公立大学要为选民负责。它们不仅要不断提升质量，与著名的私立大学抗衡，同时还要对缔造和支持他们的公民的需要作出快速回应。这种转变对公立大学的课程、教学服务等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大学的独立性和竞争性激发它们密切关注各种人群，公立大学开始密切关注学生在社会经济背景、年龄、家庭和职业状况等方面的快速变化。课程设置开始考虑满足学生终身学习的需求。与之相适应，在学习方式上，从建立在一种早期学位课程基础上的“以防万一”式（just-in-case）的教育，转变为一种在职业生涯中不断提高的“随时随地”式（just-in-time）的学习，进而再向一种按照学生的需要“定身打造”式（just-for-you）的教育服务转变。[18]“学生就是顾客”的观念在公立大学中逐渐深入人心，公立大学通过自身不断努力，保持教学、研究活动的质量，在知识的创造、保存和传播中为顾客服务。

四、服务功能的偏移：从核心走向扩张

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大学一样，美国大学传统的核心任务是教育年轻一代，创造新知识、保存文化资源并把它传给下一代，为社会提供知识密集型的服务等。这些角色相对来说都可以在“象牙塔”内完成。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公立大学靠简单的角色就足以为国家服务的时代已成历史，知识密集型的世界已经离不开现代型的大学。当今社会要求大学充当更多的复杂角色，人们已经把大学视为通过研究和教学活动创造出来的、具有商业价值的智力财富资源。公立大学在很多方面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最复杂的机构之一———比多数企业或政府更加复杂。它包括很多活动，有的是非营利性的活动，有的是公共管理的活动，有的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运作的活动。它不仅教学生，还为各种委托人做研究，提供卫生保健，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变革，提供大众娱乐（如校足球馆规模巨大）。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现代大学随着复杂程度的增加，已成为一个组织松散的高适应性系统，因为它的多个组成部分都要对外界广泛的变化作出快速反应。事实上，高等教育变得如此复杂，以至于越来越难以向它服务的对象表述其本质、任务甚至基本价值观念。[19]就公立大学而言，其边缘任务的继续扩张也反映在它对复杂多样的社会需求的反应上。大学之间的竞争使他们不得不密切关注其多样化的赞助者。随着学费的增长，学生与家长也对教育质量与校园学习经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捐赠者，无论个人、基金，还是合作人，随着他们对公立大学捐赠的增多，他们都将期望大学更关注他们的利益与需要。由州和联邦政府提供的项目资金，如研究资助和医疗培训，通常有一些附加条件，来要求大学履行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大学也逐渐从教学与研究的基本职责中分身开来，努力获得更多公众的关注和支持。大学对公众这种种类繁多、似乎永无止境的愿望的不断满足，更加激起了公众对这种与学术无关的边缘活动———社会服务的无休止的要求。在许多地方性大学的社区，就能发现很多例证，从农业推广办公室，到高科技商业组织培训中心，都能见到公立大学的身影。毫无疑问，从目前的发展趋势看，美国高校面临直接服务于公众需要的压力还会继续加大。高校面对这些似乎无止境增加的服务任务，只有一个选择，就是接受。因为，如果高等教育想维持公众对它的信任和支持，它们必须证明自己永远比过去对社会更加有用和有意义。[20]

公立教育范文第3篇

摘要：用萨缪尔森的产品概念来界定高等教育产品的公私属性，并以此来分析高等教育的全球性、浮现的世界市场和全球公共产品，那么以是否国有来界定高等教育产品的属性就行不通了。若从社会特性来区分产品的公私属性，那么全球的高等教育产品只能分为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两类。由于公共产品往往在市场上生产不足，所以，充分认识高等教育私有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内在属性有现实意义。关键词：全球化；高等教育；公共性；私有性一在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哲学中，区分公私属性是分析高等教育机构和各国高等教育体系的一项基本任务。在全球背景下，高等教育正经历着多重转变，传统意义上的公私属性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越来越不清晰。国家层面上高等教育被理解为一种公共产品与服务，而私立高等教育的重要性和影响正日益增加。概而言之，高等教育的公私属性具有如下特点：(1)高等教育的公私属性不是固定不变的自然属性，会随时间推移和认识变化发生转变。(2)即使在既定的历史环境中，某类高等教育的研究、教学和服务功能的公私特性也不是它内在固有或自然存在的特性，而是取决于社会制度的安排，并可能同时具备公共性和私有性。高等教育具有公共性还是私有性，既有政策的敏感性，也根基于一定的社会制度与文化，并因时因地而变。教育活动有时从公共属性转变为私有属性，有时从私有属性转变为公共属性。(3)公私属性不是普遍的属性，描述整个机构或整个系统完全为公有或私有，必然会忽视教育的复杂性。(4)公私分割是根据教育的社会效用而定。这里采用萨缪尔森的新古典经济学对公私产品的界定，而不是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国家和市场二元分割的经济理论。(5)国家所有的机构可以生产私人产品，私人所有和营利性的机构也可以生产公共产品。所有制不能决定公私属性，但对教育机构进行国有、私有营利和私有非营利的区分仍然非常有用。(6)公私属性并不是一元的。公私一方面可以互相吸纳，另一方面可以互相结合。高等教育有多元属性，简单区分的代价是无法理解它的复杂性。(7)高等教育的公私属性并不一定是零和游戏，它们并不总是互相排斥。如私人收益的增加，外溢给社会其他人的效益，即公共与集体效益也会随之增加。实际上，公私属性经常互相依附，一种属性产品的生产会促进另一属性产品的生产。但在竞争性的高收费的经济环境中，公私属性的关系倾向于零和关系，即私人产品的增加意味着公共产品的减少。(8)有些教育机构在国家范围内是一种属性（如属公共产品），但在全球范围内又转变为另一属性（如属于营利性的私立机构）。(9)同一高等教育机构可能生产异质的、多种类型的公私产品。(10)高等教育机构的全球效用已从边缘走向中心，考察一个机构的属性需要全面考察它在全球、国家和地方的多种功能。二仅仅从经济学或者法学角度界定教育产品的公私属性会产生深层的问题。萨缪尔森根据产品的结果与产出确定其属性。公共产品具备非竞争性、非排他性、外在性，能够让集体受益。但许多情况下，萨缪尔森的理论没有被正确运用。如被用来对高等教育价值进行设定，计算累积的私人或公共回报率。新古典经济学的概念有两个先天局限。首先，规定性的偏见倾向于个人主义和市场。效率优先以及这种倾向性使政策制定者寻求市场方法。其对应的方法论偏见就是倾向考察教育的货币化方面。比较简单地计算学位的私人收益率，当然其他形式的私人收益可能更难捉摸，外在性和集体性形成了更强大的挑战。经济学家无法估计产品的这些质量，特别像社会识字、教育对社会宽容的贡献。经济学家更容易估计知识产权的直接交换价值，而不是基础研究的价值，基础研究有更长远的潜在开放价值。计算产品价值所依赖的假设千差万别，尤其是产品的外在性和公共产品容易被忽视。如世界银行贷款项目强调教育的私人回报率。经济学家由于关注扩展市场竞争的范围，而忽视高等教育对公共产品的贡献率。在此，问题主要是经济本身的商品逻辑，以及这种逻辑在教育中的运用。第二，新古典经济学的界定脱离了历史发展的眼光，把教育的公私属性看作是自然和普遍的。高等教育如同医疗健康一样，可以主要由公共部门生产。大学是公立还是私立，是生产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还是生产市场化的产品，并不取决于它的属性，而是取决于公共政策和社会实践。大学可以是免费的，向所有的人开放，关注基础研究，解决生态环境和国际冲突问题。大学也可以是非常昂贵的，只关注私人价值，将学位和技术卖给最高的出价者。产品的性质并不决定生产的特征，生产的特征决定产品的性质。高等教育的公私属性总是因文化和社会制度而异，具有由政策决定的多种特征，因此全球各地的高等教育属性千差万别。按是否属于国家所有来界定公私属性更有问题。首先分界线模糊。私是公的对立面，既指任何非国有的生产，为家庭、市场的生产物，又在法律上区别为私人所有。其次，在现实世界中，基于产品经济属性的公私区分，经常与法学属性相冲突。在新自由主义时代，政府机构形成和规定高等教育市场，审查机构与项目的市场进入资格。但如果把公有／国有解释为市场的对应面，就无法解释高等教育中由政府驱动的市场化行为。大多数公立大学生产私有产品，提供稀缺性的学位使个人获得私人收入。私立大学可以对公共产品做出贡献，如基础研究和集体识字。一些公立大学，收取高额学费，如澳大利亚的许多大学。而许多私立大学接受政府的资助，学费很低或者不收费，如荷兰的私立大学。部门的国别和经费来源至关重要。如果其他条件相同，国有机构最容易为政策制定者进入，也最能体现政治民主。国有经费带来一些国有控制，这是事实。高收费的私立机构，倾向于使产品的私有属性最大化。第三，忽视了全球公共产品。如果公有意味着国有或政府部门所有，那么没有全球政府，如何生产公共产品？如何讨论公共的国际效益？用所有权来界定公私属性，容易把国内高等教育看作是公共的和国有的事情，而跨境高等教育则是私有和市场的事情。是不是国内的注定就是公有的？全球的注定就是私有的？三可以使用更广泛的定义界定公私属性。它继承了以往区分中的有价值部分，采用非二元对立的概念，整合历史相对性和政策选择。本文的公共高等教育是指高等教育中的公共产品，它一方面具有显著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同时对每个个体开放，一个人的使用不会损害另一个人的使用。不具备这两点特征的产品是私人产品。高等教育的主要私人产品是个别化的地位收益，或“位置商品”，这种商品由学生个体和学校共同生产。高等教育机构给学生配置稀有的教育机会，使其获得高人一等的收入与社会地位。这些机会根据价值的等级进行安排。精英大学分配最高价值的位置商品。这种位置商品，在一些国家是在一个竞争性的市场上生产的，在另一些国家则由政府部门和机构管理。大学作为位置商品的生产者，正面临加剧的全球竞争和扩展所形成的价格机制的挑战。总而言之，高等教育不是固定公有或私有，可能是公私混合，并在两者之间寻求一种不稳定的平衡。高等教育是公立还是私立，是否由市场生产和分配，并不取决于它的自然属性，而是取决于它的社会和政策属性。政策制定者既可以推动高等教育市场化，也可以扩大高等教育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如通过扩大招生，增加学位的受益面。公私分界不是所有制形式，也不是市场和非市场化的生产形式。国立大学可以生产私人产品，私立大学也生产公共产品。萨缪尔森认为市场并不主动生产公共产品。众所周知，高等教育有利于提高普遍的文化水平。同时高等教育的公益性还包括形成个体的社会属性和社会关系，积极塑造国际主义的宽容、文化意识、交流与合作能力等。尽管高等教育对社会配置采取了私人产品的形式（授予个体不同的学位），但这种社会配置是一种考虑民主和机会平等的公共行为。

四全球化是指世界范围联接和聚合的过程，赫尔德等人称之为“世界范围联系的拓展、加深和加速”。全球化由人员、交流、知识、思想、政府政策和货币的跨境流动所导向。本文主要考虑全球化对高等教育的影响与意义。当代全球化的本质在于政治经济与文化全球化的结合。政治经济要素是指由即时交易和金融一体化所巩固和整合的世界市场，文化要素是指世界范围内奠基于电讯、网络、媒体、信息、研究与知识的交流、通讯和文化网络系统，两大要素共生统一，跨越公私边界。通讯、计算和信息与知识的流动支撑着世界市场的运作，扩张的市场又驱动着通讯和知识网络的拓展。本质上，市场是生产私人产品的王国，而通讯、信息和知识成为公共产品的主要因素。作为所有社会部门中最为国际化和全球化的产业部门，高等教育正被这两种全球共生关系所转变。高等教育在研究和知识系统中起着核心作用，同时又是通讯和信息的主要传播者，这些都是主要的公共产品。因此，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机构的世界市场已经形成。高等教育的全球私人产品是指既不具备非竞争性也不具备非排他性，收益跨越国家边界的产品。它包括商业研究和知识产权，但主要是指通过跨境流动获得的高等教育学位。比如，现在每年有200多万学生要获得此种产品，他们要么出国留学，要么通过远距离或者面对面的形式接受境内的跨国高等教育。最大的教育出口国是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特别是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另外德国和法国也是主要出口国。日本既是教育出口国，也是教育进口国。一些亚洲国家，如中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正在增加教育出口。境外学位作为全球个人产品有两重含义：一是跨境获得，二是可以在不止一个国家具有使用价值。境外教育主要是自费，一半由营利的形式提供，这些机构在本国都是非营利性机构。教育资本主义在全球市场上扮演着比在本国市场上更为重要的角色。世界高等教育市场分为两个等级。顶端的是全球大学的超级联盟，主要指美国和英国那些以家族命名的精英大学，如哈佛、斯坦佛、耶鲁、伯克利、麻省理工、剑桥和牛津。这些最强的研究型大学掌握着最高的位置商品，成为全球学生，特别是博士生和学术人员的吸铁石。在这些大学获得的学位和专业经历可以提高个人在全球的就业机会。网络革命，全球人员流动和以英文作为主要语言的全球研究与出版系统加速了全球市场的形成。在这个市场上，主要的区分因素是研究。上海交通大学自2003年开始每年提供一个全球大学研究排名，这是最有影响的大学研究表现测量。全球市场使得竞争不再基于传统的位置、营利或大学的价格，而是基于在研究竞争中所处的身份位置。现在，超级大学联盟遮蔽了各国领军大学的光芒，而后者在本国享有显赫地位。所以，后者只能成为全球市场上的第二梯队，与其他大学一起提供国际教育并从事国际认可的研究。全球公共产品包括集体的全球产品，它具有积极或消极的全球外在性。集体全球产品由国家和跨国系统的机构获得，被全球或国家之上的区域所共有，如改进全球流动和认可的规则、体系和协议，博罗尼亚宣言和欧洲高等教育共同空间。一国的教育影响另一国众多人群是全球外在性的体现。如人才的跨境流动，在好的方面形成对研究的积极贡献，不好的方面导致一国学术人才流失。全球产品的积极方面提供不足，而消极方面生产过多。政府形成全球公共利益，也形成全球公共损害。多国论坛可以创造全球公共利益，如世界范围内的系统互认和学术自由协定。在高等教育领域，还有许多其他形式的跨国外在性和集体利益，包括不同领域的知识和思想流动的积极影响，如跨国研究协作、跨国文化交流、国际理解和宽容等。高等教育提供有助于经济生产、营销和国际贸易的基础设施和资源，补充国家政府的对外关系实践。可是如同对国内的公共产品一样，我们对全球公共产品缺乏充分认识。主要困难来自它仅能在政策领域加以考虑和规范，但高等教育缺乏全球的政策空间。高等教育生存于一个日益互相依存的世界，但这个世界是由经济独立和互相竞争的国家组成。这样产生了全球化世界和分国而治的政策制定之间的“管辖权上的鸿沟”。高等教育领域唯一的多边论坛是工具形式的世界贸易组织的服务贸易总协议，它的优先假设是促进私人产品贸易的需要，而没有考虑提高和更好地分配全球公共产品。全球公共产品并非普遍有益和有效，全球网络既具有包容性又具有排斥性。例如跨境自由流动本身是一件好事，可使一些人从中受益，但也会使另一些人从中受损。美国在国际上吸引的博士毕业生比例最高，这对于学生本人和美国是好事，但对于学生的祖国是坏事，必然带来损失，即使这些毕业生中有一部分人后来以知识和资本的形式回报自己的祖国。更重要的例子是全球的交流和知识系统。这一系统被英语国家所主宰，特别是被美国所左右，英语被钦定为世界语言，所有其他语言和所有来自其他文化和社会的知识、思想和信息被边缘化。那些主宰全球市场的国家也是制订高等教育全球政策框架的国家。目前主流国家学术话语的全球扩张不仅有益于全球，也有损于全球。尤其对于那些自己国家的学术文化比较成熟的地区和国家而言更加如此。文化多样性对于高等教育的价值，如同物种的多样化对于自然世界的价值。总体来说，发达国家在进入全球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上具有优势。他们占有更多的全球私人产品，包括国外学位和商业知识产权，有更好的研究设施，更多的人才能够使用研究知识并进行技术转换。欠发达国家从全球公共产品中获得的收益大于其从全球私人产品中获得的收益。

公立教育范文第4篇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公共部门的管理方式已发生变化，传统的以官僚制为基础的行政模式正在转变为一种以市场为基础的“新公共管理”模式(NpM:NewpublicManage-ment)。它起源于20世纪70、50年代的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并迅速扩展到其他西方国家乃至整个世界，形成一种国际思潮。新公共管理是指以采用商业管理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提高公共管理水平及公共服务质量为特征，往往被人们描述为一场追求“3E”(经济、效率和效能)目标的管理改革运动。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有两个:现代经济学和私营企业管理理论。尽管各国学者对新公共管理的表述不尽一致，大致看来，其基本内涵可表述如下:第一，关于政府的管理职能.在公共行政管理中政府应该只是制定政策而不是执行政策，只起掌舵的作用而不是划浆的作用。第二，关于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政府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官僚机构，政府公务人员应该是负责任的“企业经理和管理人员”，社会公众则是提供政府税收的“纳税人”和享受政府服务作为回报的“顾客”，政府服务应以顾客为导向。第三，关于管理主体。坚持主体多元化，除了政府，非营利组织、私营部门、公众也可参与公共部门的管理，并且要“更多地依靠私营部门的制度安排，而较少地依赖政府去满足社会需要”，以弥补政府财力和服务能力的不足以及打破政府的独家垄断局面。第四，关于管理手段。坚持绩效取向，即政府围绕其使命进行绩效管理，采用目标管理、全面质量管理等手段，把政府作为“企业”来经营，以激发雇员们的创新精神，从而能够获得更高的效率。

二、新公共管理理论运用于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可行性分析

现有的教育体制虽然几经完善，但仍存在很多问题，如:市场经济体制与办学主体单一化的矛盾、区域差异导致有的地方政府根本无力承担教育经费、依法行政对传统教育管理方式形成了挑战等等，这些问题使得我国的教育行政体制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虽然西方国家运用新公共管理理论进行教改的成功经验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但是我们国家有特殊的国情，新公共管理理论是否可以“为我所用”呢?

(一)时代背景相同

和西方国家一样，我国也正处于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的大环境之下。伴随着教育的开放，越来越多的家长、社会团体、企业等对教育质量和学校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不断要求参与到教育管理事务中去。同时，科技的竞争取决于教育的发展，各国政府面对瞬息变化的内外部环境，要想能够及时、准确、科学地做出回应，必须摆脱陈旧的管理模式，转变政府教育行政职能，由“划桨”的政府转变为“掌舵”的政府，不断提高公共教育服务质量。

(二)教育体制改革目标相似

西方各国20世纪年代普遍兴起的教育分权运动，使得西方国家实现了教育的市场化运作。我国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进管理方式，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与此相应，在教育方面提出“要形成同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教育体制”。当然，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发育程度存在差异，但是，我国当前的教育体制改革目标与这些国家的教改目标有契合点，即同是建立以市场为基础的教育管理模式。

(三)教育体制改革面临的问题有相似性

教育行政作为公共行政的一部分，沿袭了公共行政的许多弊端，最核心的问题是公共行政成本很高，但是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却不高，“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例，这是各国普遍存在的“行政难题”。因此，如何提高教育行政效率和教育质量，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问题，也是里待解决的问题。因此可以得出结论，我国已经具备运用新公共管理的客观条件.但是，中西方由于文化传统、政治类型、经济形态等方面的不同，我们切不可对植根于西方本土的新公共管理理论照搬照抄、“对葫芦画瓢”，而应该在分析我国国家行政结构的基础上，结合在教育行政管理中效率低下的实际情况和原因，借鉴新公共管理运动中的闪光点，将新公共管理的理念有所扬弃地引进到我国教育行政管理工作中，以进一步提高我国教育行政管理效率。

三、新公共管理理论指导下深化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措施

我国的教育体制改革在时间、背景、内容和目的上都与新公共管理理论出现的过程相似，分析和借鉴西方新公共管理理论可以从中找出有利于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有力依据。

(一)教育适度分权

高度集权是我国行政管理一切弊端的根源，由集权走向适度分权，是教育体制改革的趋势和关键所在.首先，在教育管理上政府更多的应该是采取方针、法规、拨款、规划等手段进行宏观管理，把更大的自主权交还给地方和学校;其次，为了精简机构、压缩教育管理成本、提高教育工作效率，应该建立扁平化教育行政的组织机构。教育适度分权中也要注意几个问题:一是强调“适度”，领导者必须分清哪些权力可以下放，哪些权力应该保留.如果把应保留的权力也统统下放，那就是过度授权，等于放弃职守，使管理失控;二是授权不授责，但同时要权责明确。权力下放并不等于责任也同时全部转移，当下放权力出现问题，上级部门也要承担领导责任，否则将会出现组织管理的混乱，分权的效果也达不到。

(二)引入市场机制

我们应该纠正一种观点，政府控制和市场机制并非一定是零和搏弈的关系，即一方受益另一方受损。在教育管理中引入市场机制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政府负责确定教育目标，实现教育目标的过程可以交由公共部门、私营部门、非营利部门共同承担。其次，教育服务的供给多元化，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办学.当然，并不是说教育服务全盘交给第三部门就一定有利于教育质量的提高，而是说教育服务供给平台应体现公平竞争原则，教育服务对象应该有权利在多元的供给者之间进行选择。

(三)树立“顾客导向”

教育经济学家库斯和苏格曼提出，既然教育是一种产业，而教育的直接消费者是学生个人或其家长，因此，教育必须根据他们的需要予以满足，进行经营活动。学校的“顾客导向”理念，就是把学生和家长作为“顾客”，以提供满意教育服务的一种管理理念。最近几年，国家投入教育的经费增长缓慢，而学生及家长支付的费用却日渐攀升，从这个意义上说，学生已不完全是停留在一般意义上的纯粹的受教育者，为了获取知识，他们投入了大量的教育资金，因而他们也是有权利享受和索取高质量教育服务的特殊顾客。而学校和教师作为教育服务的提供者，必须参与到国内外的教育服务竞争之中，并有责任、有义务按规范的教育标准提供合格的教育服务。

(四)开展绩效管理

公立教育范文第5篇

教育是一项古老的社会事业，源远流长。自从有了人类社会也就有了教育，并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随着教育实践的深入，人们对教育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不同的教育产品具有不同的属性，就义务教育而言，它是一种纯公共产品。要促进义务教育发展，必须在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指导下，从教育属性出发，把握中外义务教育发展脉络，从中发现问题，并采取相应的对策措施，引入竞争机制，打破公共产品生产和供给的垄断格局，在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中寻找二者的相互补充。

目前我国正处于由计划向市场的转轨时期，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建立起一个灵活、高效、廉洁的政府，形成新的管理模式。分析和研究新公共管理理论，从实际出发，有选择地吸收和借鉴其先进的做法和经验，对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行政改革的深化，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企业和社会的关系，完善宏观调控机制，形成新的管理模式，提高政府行政效率，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借鉴新公共管理理论是转变公共行政观念，适应全球化时展的需要全球化是全世界共同面临的一种发展趋势，它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关系、社会矛盾以及解决矛盾与实现利益方式等各种因素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过程与结果，具有超越国界和意识形态的普遍性。

2、借鉴新公共管理理论是转换公共行政模式，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是目前我国公共管理所处的最主要国内环境。

3、借鉴新公共管理理论是理清改革思路，深化行政改革的需要认识和分析我国当前公共行政中存在的问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借鉴新公共管理思想的重要意义。

二、新公共管理环境下教育属性与义务教育发展的借鉴与现状

（一）新公共管理环境下义务教育发展的借鉴

目前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正处在关键时期，如何调整思路，解决公共行政中的诸多痼疾，推进改革的不断深入是我们必须思考的现实而又紧迫的问题。我国的行政改革目标应该确立为公共行政改革，而不是停留在机构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否则我们就会陷入就机构改革机构，就体制改革体制，很难从全局出发，对公共行政进行总体的战略性设计。由机构改革到行政体制改革，再到公共行政改革，这是我国行政改革发展的必然要求。新公共管理既是西方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产物，又在一定程度上凸现出公共行政发展的规律和趋势。虽然西方发达国家和我国国情不同、文化不同，公共行政改革所处的社会发展背景也不同，但是世界各国在公共行政改革中面临的许多问题都是共同的。因而以市场化为导向的西方国家公共行政改革的理论与实践，对我国行政管理的理论和实践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1、新公共管理调整政府与社会、市场之间的关系，将竞争机制引入政府公共服务领域如实行“政府业务合同出租”、“竞争性招标”，鼓励私人投资和经营公共服务行业，打破政府的垄断，提高了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同时也缓解了政府财政困难。我国在公共服务领域特别是基础设施行业长期存在着因资金短缺而造成的“基础瓶颈”的状况，严重制约了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和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因此，可以借鉴西方的做法，在加强“产业管制”的同时，在一定范围内允许和鼓励非国有产权进入这些领域与国有产权合作或单独投资和经营，这有利于形成公共服务供给的竞争机制和压力结构，提高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新公共管理注重遵守既然定的法律和规章制度，向注重实际工作绩效，特别是顾客（社会公众）的满意程度方向发展这应被视为是西方公共行政管理和人事管理更为成熟的一种标志。当然，在我国现阶段公共行政管理和人事管理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当务之急是建立和健全一套行政法规和人事法规（如制订《国家公务员法》），并保证这些法律法规的贯彻落实，实现行政管理和人事管理的法制化。但我们是否也应该思考这样的问题：我们的政府归根到底是人民的公仆，因此在制定和实施法律法规时，应始终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取向，始终贴近社会现实，贴近公众需求。

3、新公共管理把一些科学的企业管理方法，如目标管理、绩效评估、成本核算等引入公共行政领域，对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是有促进作用的尽管公共行政管理与企业管理，公有部门与私有部门，在各自的目的、对象和方法上均有种种差异，完全采用企业管理特别是私营的管理方法来实施公共行政管理并不可行，但企业管理特别是私营企业管理重视效率，重视产出，重视管理的科学性，重视市场需求和顾客的反馈，这些方面则可为公共行政管理包括中国公共行政管理所借鉴。最后，有必要指出的是，即使是同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欧美各国，由于历史条件、文化传统等方面的不同，其实行新公共管理的进程、速度、重点及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均各有特点。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借鉴他们的做法和经验时，更应立足国情，走“内生化发展的道路”，简单地照抄照搬，无益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共行政管理体制和公务员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二）义务教育发展历程现状

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纲要》，明确了到本世纪末中国基础教育的发展方向和基本方针。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针对我国基础教育总体水平还不高、发展不平衡、一些地方对基础教育重视不够的现象，进一步明确了基础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对优先发展基础教育，完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保障基础的经费投入，推进农村义务教育持续健康发展，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等工作做了明确定的规定。

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的是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在教育的投入上由于对国情认识上的错位，长期坚持单一由国家进行投资的政策。这一政策既导致国家财政负担的加重，也造成教育经费投入的严重短缺。由于教育投入的不足，制约了教育事业的发展，造成教育发展落后，影响了经济建设发展。改革开放以后，经过各地的实践和探索，教育、计划、财政等部门对解决教育投入的思路有了质的突破和发展，逐步实现了教育投资主体由一元政府投资向国家、社会、学校、集体与个人多元投资的转变，形成了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体制，较好地解决教育经费投入不足的问题。教育经费投入主体的改变的三个阶段：

1、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5年在这一时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重心实现了重大转移，经济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格局的变化，客观上要求必须调整教育发展的“重心”，改变教育经费投入的来源结构，建立新的教育经费分担机制，以适应教育发展的需要。在这种大背景下，1985年，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确定了“低重心”的教育发展战略，对基础教育开始实行“分级办学、分级管理”，地方各级政府成为筹措基础教育经费的直接责任者。这种办学体制的改革，调动了地方政府办教育的积极性，在实现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方面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2、从1985年到1992年基础教育“分级办学、分级管理”体制实行后，各地把实现“一无两有”问题(即：实现校校无危房、班班有教室、人人有课桌坐凳)作为发展基础教育的突破口。在这一过程中，地方各级政府充分调动广大群众办教育的积极性，广泛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捐资、集资办学活动，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增加教育经费投入的具体政策与措施，逐步形成了我国教育经费六条主要来源渠道，即以财政拨款为主，辅之以征收用于教育的税(费)、对非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收取学费和对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收取杂费、发展校办产业、支持集资办学和捐资助学、建立教育基金(简称为“财”、“税”、“费”、“产”、“社”、“基”)的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新路子，使我国教育经费投入总量迅速增加，大大改善了办学条件。据统计，1985～1991年，全国在政府财政预算内拨款之外，另筹措资金1000多亿元，用以新建中小学校舍2.75亿平方米，改造破旧校舍1.6亿平方米，消除中小学危房4.23亿平方米，使中小学危房比重由80年代初的16%下降到3%以下。这一阶段的实践证明，在发挥国家财政投入主渠道作用的同时，通过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发展教育的一条成功之路。

3、自1992年到今这一时期的重点是进一步健全与完善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保证教育经费稳步增长的机制，并把这种机制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1994年国务院印发的《〈纲要〉实施意见》，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对保证教育经费支出、增长与管理，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使我国的教育经费筹措和管理初步迈上了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1998年中央出台了“1个百分点”政策(即：自1998年起至2002年的5年中，中央本级财政支出中教育经费所占比例每年比上年提高1个百分点)。这是解决教育经费问题上的一个重大突破。中央财政“1个百分点”的政策出台后，全国大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也相继增加了本级财政的教育经费支出。1998年至2002年，仅中央本级财政通过增加“1个百分点”，5年累计就比1997年(1997年中央级教育事业费仅为89亿元)增加教育经费489亿元。

4、贫困地区教育经费投入与“一费制”为了保障贫困地区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减轻学生家长负担，制止乱收费，政府在实施“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的同时，在贫困地区试行中小学收费“一费制”。

三、我国义务教育发展存在的问题

我国于1986年开始实行义务教育，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经过多年的努力，义务教育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义务教育的普及率，小学净入学率，小学毕业升初中率等都有大幅度提高。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清楚地认识到，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人口众多，经济基础还不是很雄厚，又处于体制改革的阶段，对义务教育的管理还有一些不到位，在推进义务教育的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解决。在我国的义务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一）义务教育投入责任定位失误

我国教育法律规定，义务教育实行“政府投入为主”，其它投入为辅的经费投入体制。这种体制从战略上讲是顺应世界义务教育发展方向的明智之举。但是，在实践中由于它的操作细则缺乏严密性、科学性，脱离我国国情，这种体制已变异为束缚教育发展的障碍。

（二）教育投入操作随意化制定合理而细化的规则以制约各级政府的教育投入操作过程，是国家必须履行的职责。

宏观性政策即使再好，如果没有相应配套的微观性规程作为保障，也无法产生效益。我国义务教育政府投入由于没有相应完善的保障措施，于是呈现混乱状态，所造成的损害不可低估。义务教育投入的客观依据是“按需拨款”。所谓“需”，至少是保证最低标准的办学条件，维持学校正常运转所需费用，也就是保证所谓的“生均年义务教育成本”支出。否则，学校只有关门。实践证明，以“生均年义务教育成本”为依据确定政府教育投入的数额，是最具科学性的办法。国外的许多政府都花较大精力调查“生均年义务教育成本”，并写进“法案”，以供政府拨款时作参考之用。可是，我国各级政府在义务教育投入中，很少甚至基本不考虑“生均年义务教育成本”。

（三）缺乏监督制约机制

政府教育投入是一种权力行使，这种权力行使若没有相应的监督制约机制，势必产生腐败。虽然，我国对此做出了努力，但是，总是不能对政府教育投入进行有效的监督与制约。

四、发展我国义务教育的公共管理对策

全世界的公共教育体制在过去20年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一变化的动因来自于人们对教育的更平等、更普及、高质量、高标准的追求，来自于人们对公共教育发展的规模、速度、质量和效益的不满。各国的教育改革普遍把矛头指向了由政府包下来的、通过纳税人的税负来维持的庞大教育机器，因此公共教育机构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普及义务教育是政府的职责，它涉及到众多的政府公共管理部门。各个公共管理部门应当充分运用新公共管理理论，搞好义务教育管理，采取措施促进其发展。

（一）对义务教育实行免费根据公共管理理论，在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中，凡具有全国规模和全局性质的，应当由中央政府进行决策和组织提供；凡具有地方规模和地域限制的，应当由各个不同的地区分头决策和组织供给。目前我国在义务教育这一公共产品的提供上，混淆了这种区分，颠倒了其中的关系。义务教育作为全国性的公共产品，本应由中央政府负责提供，但实际上提供义务教育产品的责任更多地落到了地方政府，尤其是县级政府身上。而县级政府由于事权与财权的不统一，难以承担提供义务教育的责任。于是，各种乱收费有禁不止，义务教育成了“不是政府的责任”，成了学生或其家长的“义务”。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实现义务教育免费。

（二）增加义务教育经费投入根据公共管理理论和西方国家公共管理特别是义务教育管理的实践，要促进义务教育发展，关键是要增加政府对义务教育经费的投入，保障义务教育的经费来源。借鉴国外经验，在我国要增加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应从以下几方面完善义务教育投入机制：

1、建立政府分担的义务教育投入体系既然义务教育属于公共产品，应当由政府提供，各级政府就有责任共同解决义务教育资金投入问题，要通过重新调整各级政府的教育事权，加大中央和省级政府在义务教育中的投入责任，建立各级政府分担的义务教育投入体系。

2、建立义务教育投入的保障机制实行义务教育免费，必须建立稳定有效的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保障机制，做到确保按时足额、统一发放教职工工资，确保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确保中小学危房改造经费。对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改由中央、地方各级政府共同负担，由县统管。将义务教育教师纳入国家公务员或地方公务员系列，工资由中央或较高层次地方财政承担，是许多国家解决教师工资问题的基本经验。这些年来，我国中央财政在农村义务教育方面欠账较多，现在该是增加中央财政对农村义务教育投入的时候了。

3、建立义务教育的转移支付制度农村义务教育是我国教育体系中最困难的环节，也是提高亿万农村人口文化科技素质的关键环节，对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加大财政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支持力度，使农村义务教育得到基本的保障，确保这些地区正常教学的基本硬件设施、教师工资的发放和正常运行必须的公用经费，中央和省级财政应建立对农村义务教育转移支付规范制度，增强对城乡之间、不同地区间义务教育水平差距的调节能力，同时继续安排“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的专项资金，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困难要给予重点倾斜。

4、建立义务教育投入的监管机制要真正实现农村义务教育免费，造福广大农村中小学生，除建立各级政府分担的义务教育投入体系、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保障机制以及对农村义务教育的转移支付制度外，还应建立农村义务教育投入的监管机制，保证该拨的经费及时足额到位和义务教育经费不被挪用、侵占。

（三）完善义务教育绩效管理绩效管理是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核心，新公共管理反对传统公共行政重遵守既定法律法规，轻绩效测定和评估的做法，强调公共管理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主张实行严明的绩效目标控制。根据新公共管理理论，要促进我国义务教育的发展，即确定组织、个人的具体目标，并根据绩效指标对目标完成情况进行测量和评估，必须完善义务教育的绩效管理，使有关公共管理部门各司其责，相互配合。

1、将竞争机制引入义务教育教育的市场化、民营化改革似乎已经把更多的教育机会带给了平民，因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消费者就是最大的受惠者。当教育一旦成为一种服务业进入市场时，教育服务的提供者就会千方百计地降低成本、提高服务水平，学习者就会有更大的自主权和选择权，能在价格和服务水平及方式上有更多的选择可能性。因此，公共教育的市场化、民营化改革虽然一直争议不断，但是在相当多的国家中这种改革一直以很快的速度在发展。传统的公共教育体制尽管解决了教育的普及与发展问题，但这种教育体制形成了一套严格的规范要求，这些僵化的规范要求被强加于公立学校，使公立学校成为结构臃肿、效率低下的机构。可以说，缺乏效率和质量低下被认为是公共教育体制的两个最重大的缺陷。应该在新的市场制度基础上加强学校自治并打破科层制的束缚，政府各级行政机构对学校的管理应从传统的直接办学转化为间接调控，建立一种以“学校自主权和家长、学生的选择权，而不是以直接的民主管理为中心的”公共教育体系。可以说，这是一种有关政府、市场与学校关系的新思路和新格局。美国的做法较具代表性，政府教育改革的目的直指公共教育机构的教学质量，其主要措施是将市场的自由竞争机制引入学校，推行“教育的市场化重建”，具体做法是：把财政、人员调配和政策制定等权力下放到各个教育机构，强调教育的提供者和消费者双方在教育领域中的义务和责任，尤其是教育消费者（学生、家长和社会）的选择，让个人的选择在教育市场中具有最大机会。在这场改革运动中，择校、竟争、学校自主权和凭单制构成了改革的几项主要的政策思路，是把公立学校推向市场的最主要的途径。我国的公共教育体制改革尽管独具特色，但就其主要的方面而言，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教育改革有着共通性的问题，就是通过市场化和民营化的方式来改造现行的由政府垄断的公共教育体制。要通过引入竞争机制，迫使学校对学习者需求有更高的回应性、正逐步形成一个更加灵活的职业市场，吸引优秀人才从教进而激发教师提高教学质量的热情，进行教育制度创新、改造传统科层体制的运行方式，使学校中种种低效的、令人窒息的上层控制已逐步减少。

2、对现有义务教育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将竞争机制引入义务教育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可以增强教育制度的灵活性、多样性、自主性，扩大学习者的选择权，满足不同消费者的不同需求，提高学校办学的责任意识和效率，培植一种竟争、进取的市场精神，还可以通过市场来配置教育资源，吸引各种民间资本进入教育领域，大大缓解国家投资的沉重负担；另一方面，在某些情况下又会扩大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的差距，导致社会分层的强化，并有可能将那些因社会和地理位置的原因被边缘化的群体排除在新机制之外，产生不公平问题。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单纯依赖市场不足以平衡社会对教育的供求关系，必须依靠政府对现有义务教育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在我国这样一个幅源广阔的国家，各地的经济发展不可能完全平衡，要对于义务教育中的资源进行平衡，须靠中央和地方政府进行协调，加大中央财政的投入，运用移转支付的手段支持地方。明确中央、省、地（市）、县各级政府对义务教育的财政承担责任和比例，使义务教育经费投入规范化、制度化、法律化，确保义务教育经费投入有稳定来源。为了促进教育公平，使受教育的机会和教育成功的机会均等，国家财政必须调整对贫富地区的补贴比例，不仅不应再向富裕地区倾斜，也不应平均发放，而应重点资助贫困地区；建立并实施国家教育标准，鼓励各种社会力量举办教育；建立专门化的学校运行机制，保证学校教育机构的自主办学地位：培养师资并建立教师专业化管理的机制等。

3、实现义务教育提供者的多样化根据新公共管理理论，公共组织中的政策组织和规制组织负责“掌舵”，服务提供组织和服从型组织负责“划桨”。管理义务教育时，政府应该“掌舵而不是划桨”，集中精力提供合理的制度安排并对其他公共组织的活动加强监管。建国以来，我国的义务教育长期由作为政府的附属机构的公立学校垄断提供，政府兼顾“掌舵”和“划桨”的责任。政府利用公立学校系统垄断提供义务教育能够有效保障教育的公益性，但由于垄断使学校缺乏竞争机制，使义务教育缺乏创新和效率，为改变这一状况，作为公共管理部门，要改革政府垄断提供义务教育的现状，实现义务教育提供者的多样化。政府管理部门在保证提供公立学校满足义务教育的基础上，提供合理的制度，让一些有志于通过提供义务教育来获利的个人来从事义务教育的提供工作，给人们以选择义务教育的余地。从而打破义务教育的垄断，实行义务教育提供者的多样化，增加竞争性，促进教育的进步。也就是说，义务教育体制不是固定不变的，要根据社会的变化、社会对教育的要求、学校的功能及其发挥状况而不断地适时应变。当前中国义务教育体制应有的特征：它应当是一个多元化的教育体制，从事的是公益性事业；构成义务教育体制的各级各类学校应当是一种非政府的和非企业的社会组织，提供的是公共物品。

4、坚守义务教育的公益性在义务教育领域，对政府和市场的相互关系以及各自的作用应有明确的界定，二者不是互相排斥的关系，而是一种互相补充和交替发挥作用的关系。义务教育的公共性程度就远远高于其它教育领域，是由国家承担主要责任的一个领域，应当强化国家的教育职能。不能因为引入竞争机制而否认义务教育的公益性，相反应在义务教育领域坚守其公益性。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是以追求利润为直接目的，资本的寻利性导致生产者和经营者往往会自发地倾向于以自身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通过市场运作的规则，实现自己的私益。因此由公益性取代以往教育的私事性就是现代教育区别于以往任何一种教育的一个基本的价值前提。对教育的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形成了教育公益性和资本寻利性的悖论。可以说，教育与市场这对关系的要害就在于如何认识并处理这对悖论。就一个社群或社会的公民而言，他们所需要的是一个既能充分代表社会整体利益，又能灵活应对市场经济的公共教育制度。

（四）打破义务教育教材经营垄断我国中小学教材经营垄断体制，使教科书的出版发行确实具有高额利润，而且对家长和学生造成了负担，对普及义务教育有负面的影响。按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对义务教育教材经营，应在原来的体制中引入了竞争机制，打破经营垄断，对于大宗的中小学教材的出版发行，按照预先规定的条件，对外公开邀请符合条件的部门进行投标，最后由招标人从中选出价格和条件优惠的投标者，与之签订合同，实现教材经营的规范化、法制化管理。招投标是一种特殊的交易方式和订立合同的特殊程序，已在国际上通用，并形成国际惯例。招投标简单地说是招标人确定其需求，并向外，有意者进行价格和服务的竞争，最后招标人从中选出价格和条件优惠的投标者，进行合作。招投标过程应该具有以下三个特点：①招标程序的公开性。所谓的公开性是指整个过程的程序都在公开情况下进行。②招标程序的竞争性。招标本身就是一种引发竞争的程序，是竞争的一种具体方式。③招标程序的公平性。公平性是指对于所有符合招标的条件的人，都可进行投标，其地位一律平等，不允许有歧视的行为。为降低义务教育教材价格，保障教材消费者利益，应根据招标投标的有关规定，从教材的立项、出版到发行全面实行招投标管理，只要符合条件，不管投标者的性质如何，都一视同仁。通过招投标这种竞争机制，压缩义务教育教材的高利润空间，促进义务教育的发展。此外，还可以由教育部门对义务教育教材实行集中购买，鼓励贫困的地区对义务教育教材的重复利用，节约有限的义务教育经费。义务教育关系到国家的未来和兴衰，作为政府的公共管理部门，各部门应当从国家的大局出发，尝试着运用新公共管理理论，运用好各自的权力，争取尽早在我国实行真正意义上的义务教育，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再次振兴。

参考文献：

[1]袁连生、王善迈,《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研究》,2001中国基础教育发展研究报告,2002年8月。

[2]杨君昌，《公共定价理论》，上海：上海财经出版社，2002

[3]攀勇明、杜莉，《公共经济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4]巢峰等，《出版专业基础知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

[5]巢峰等，《出版专业理论与务实》，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

[6]何怀宏，《伦理学是什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2003

[7]斯蒂格利茨，《经济学》（第二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8]赵国杰，《管理与管理学》，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3

[9]陈振明，《政策科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10]陈振明，《公共管理前沿》，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