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思考的论点范文第1篇

一、探索命题改革的可贵尝试

该题曰：

“关于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有不同的看法，大致是：（一）主要是积极的，但也有消极作用；（二）主要是消极的，但也有积极作用。请按照自己的理解，说明你同意哪种看法并阐述理由。

（注意：本题旨在考查独立思考能力。不论哪一种看法，或别的看法，只要有理有据，均同等评分。）”

窃以为，该题的拟定，至少有以下3个引人注目的优点：

一、该题适当克服了死扣教材的命题倾向，让考生有一定的选择余地，调动考生的主观能动性，可望检验考生在史与论的初步结合上所体现的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相关能力，至少在形式上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觉，在某种程度上预示和引导了当今中学历史教学的改革方向，弥足珍视。

二、命题本身不对部分只知照本宣科的任课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

我们知道，重新审视为期30余年的洋务运动，对洋务运动之于我国早期现代化的历史地位与相关作用作出新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是为80年代我国近代史学术界最显热门的学术话题，亦属重新认识我国近代社会性质、历史主题、发展线索等重大学术问题的突破口，举世为之瞩目。命题组以此设题，应该说体现了命题人从大处着眼的识力与笔力，难能可贵。在我国现有的条件下，中学生之于价值体系的架构与分析能力的提高，在较大程度上仍然取决于教师的课堂讲授。欲期学生在两种或两种以上学术论点中胸有成竹地作出自己的判断，并能相对完整地说明其理由，势必要求教师不仅适当关注和弄清史学界的某些重要学术动态，而且要求教师对某些颇有代表性的学术问题向学生提供自己的见解与相关论据，与学生一道，在唯物史观的指引下驰骋于历史的时空。也就是说，任课教师如果满足于从中学教材与中学教学辅导资料所涵括的信息量，顶多加上自己在大学时代对有关历史问题的那一点点印象或了解，或者东一榔头西一棒，再加一点从电视、报纸中“零售”得来而且真假相间的历史信息，必将难以率领学生在新世纪的历史高考中题名雁塔。中学历史教师应当主动地捕捉那些事关全局的史学研究动态，并适当参与史学研究，充当独立思考的表率，不做人云亦云的“和事佬”，以便轻车熟路地引导和启发学生。

三、该题可望鞭策和提醒考生，平时应注意切实提高自身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不仅掌握有关论点，还要掌握相应的论据，进而从根本上克服如今多数中学生与大学生重论点却不重论据，空话、套话多而真凭实据少的倾向。高考命题本身的示范性功能，可望帮助考生端正学风，为提高新世纪现代化建设后备军的整体文化素质做一些基础性和规范性的铺垫工作。

基于以上优点，我认为，此类命题形式的尝试，符合素质教育的发展方向，有助于推动和引导当前的中学历史教学改革，值得坚持和适当推广。

二、试题内涵与评分标准之商榷

无庸讳言，高考命题既是一项事关万家与一国的工作，也是一项难度颇大的工作，尤其在探索高考命题工作本身的改革时是如此。指望命题改革一步到位的终南捷径和包你满意则无异于对命题者的苛求，而一味赞扬也无补于命题改革的顺利推进和完善。正是基于此类认识，笔者再就第42题存在的某些不足之处略陈管见。

窃以为，怎样切实体现“旨在考查独立思考能力”的命题意图，怎样实现命题者的主观动机与考生答题的客观效果的统一，防止二者之间的脱节，试题本身的内涵指向与评分标准的设定就显得至关重大。欲期达到“考查独立思考能力”之目的，试题本身应当具备让学生“独立思考”或有所创见的余地和可能性，评分标准本身也应当就考生的“独立思考”或创见提供相应的示范，二者缺一不可。坦率地说，第42题在这两个方面似乎显得论证不够，似有出题仓促之嫌。

首先，试题所蕴涵的“独立思考能力”或创见的可能性不大。

众所周知，关于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问题，自从80年代后期以来，史学界的见解虽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相同，但已渐趋一致，越来越多的学者基本承认洋务官僚力排众议引进机器生产、培养新式人才、提高国防能力、缩短中外差距等方面的努力与相关历史作用，而且越来越多的学者都赞同以现代化为主题来概述中国近代史，将以往论述和强调颇多的人民群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也放在现代化的主题中去考察。3年前，史学前辈胡绳在自己的代表作《从鸦片战争到》一书的“再版序言”中也提出：“考虑以现代化为主题来叙述近代史的意见，……我认为这种意见是可行的。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几代中国人为实现现代化作过什么努力，经历过怎样的过程，遇到过什么艰难，有过什么分歧、什么争论，这些都是中国近代史中的重要题目。以此为主题来叙述中国近代历史显然是很有意义的。”（《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2期）

对于史学界的有关研究成果，自1995年以来所使用的新版中学历史教材即已有所体现。该教材在概述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时，就有一段总结：“后来的甲午中日战争证明，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但是，它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些近代科学生产技术，培养了一批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也起到了一些抵制作用。”

平心而论，史学界之于洋务运动的趋同性认识与新版中学历史教材的有关概述，均不乏充分的事实依据，并非无根之论，倒是以往那种胶执于曾、左、李辈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阶级罪恶而基本否定洋务运动之历史作用的观点才值得推敲或摈弃。“蒸汽、电力和自动纺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马克思：《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3页）正是借助于在当时即曾颇遭物议的洋务运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艰难进程才开始鹅行鸭步地启动着。倘若没有这个艰难的进程，近代中外差距势必拉得更大，近代前人势必更易挨打受欺。

一般说来，考查独立思考能力的试题往往要求考生克服死背教材的现象，就教材中的某个合理的论点作出适当的发挥，适当补充教材之外的论据，即使不能对教材中某个不尽合理的论点提出不同见解，也应对教材的内容进行适当的归纳与综合。就第42题而论，试题所提供的第1种观点实际上就是教材的观点，也是说服力相对较大的一种观点，对选择这种观点的同学来说，他们所能发挥或补充的余地似乎不大，只要死记教材即可获得高分甚至满分。第2种观点虽属教材之外的观点，但已属于大致为史学界所放弃的过时之论，考生所能发挥的余地更小。如果让考生选择第2种观点作答，很难独立思考出可以自圆其说的论据而获得理想的考分。结果，在这道占14分的试题里，选择第2种观点作答的考分明显偏低，最高分很难超出10分，选择第1种观点作答的考分则不难获得满分14分，后者比前者平均高5分左右，脱离教材“独立思考”的考生之得分反而比死扣教材的考生之得分平均低1/3左右，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让考生在两种论点中选其一种作题，这本身固然就包含着让考生独立判断与选择的成分，但第42题又仅此而已。此题如果拟定在5年以前，拟定在教材对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说得模棱两可或者基本否定之时，无疑堪称不可多得的好题目，可望选择第1种观点的考生突破教材的框框，从近代历史潮流与现实生活的现代化建设之感召中重新评判洋务运动，从而写出新意。此题拟定在新教材已使用数年的今日，其创新意义与实际效果就难免稍打折扣。

其次，“评分说明”也不曾体现对考生“独立思考能力”或创见的示范与要求。

“评分说明”云：

“下面列出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的理由各若干项，作为评分的参照。考生答卷中的主要方面（积极或消极）各项得分不得超过9分，次要方面（消极或积极）各项得分不得超过4分。如考生有别的看法，并有合理的发挥或创见，可以参见以下示例酌情评分，合计不得超过13分。

①积极方面：引进了一些西方近代科技和先进工具（3分）；培养了一批初步掌握近代科技的知识分子和技术工人（2分）；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2分）；诱导和刺激了民族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2分）；在改革封建文化教育制度上打开了缺口（2分）。

②消极方面：由清朝官府举办，为维护反动统治服务（3分）；军事工业主要是为了镇压人民革命，不能为国求强（2分）；民用工业是为解决军事工业的困难，不是为社会求富（2分）；在很大程度上被洋人控制利用（2分）；经营管理腐败（2分）。

文字表述（1分）：文句基本通顺，思路清晰，积极方面与消极方面不混淆颠倒。”

上述11项计分要点显然还难以贯彻命题组“旨在考查独立思考能力”的意图。

先拿“积极方面”的计分要点来说，前4项均取自教材，无须独立思考。考生如果选定以“积极方面”为主，只要按教材答出这4项，即可得该类要点的全分（9分）。第5项虽在教材中尚无现成的概括，但许多考生也不难答出自己所熟悉的洋务官僚办新式学堂、派幼童留美等教育举措，从而向该要点靠拢，可望像绿荫场上的替补队员一样，弥补前4项所答之不足。况且，若从考生独立思考的角度着眼，其中有的计分要点虽与教材一致，却并不十分规范，需要斟酌。例如，以军事工业为先导的洋务运动之于近代国防建设（包括创建海军）的积极作用在“评分说明”中不曾有所体现，只在“消极作用”中作出规定，要求考生答出“军事工业主要是为了镇压人民革命，不能为国求强”，把洋务运动对外国侵略势力的抵制局限于“外国经济势力”的抵制，均有欠精确和全面，从而影响少数确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考生在此类要点上得分。有一部分考生十分熟悉曾国藩在强调购买与仿制西洋船炮之必要性时说过的一句话：“可以剿发捻，可以勤远略”，进而答曰：洋务运动的兴起既有镇压农民起义的一面，也有抵抗西方侵略的一面，而且后者并非可有可无。显然，这一部分考生已不满足于教材上的论点，其见解虽与评分标准相左，却显得言之有据，理当得分（甚至可列入创见之例给予高分）。这是因为，至少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告诉我们，军队作为国家机器的主要构成之一，本来就具备对内与对外两种职能，至于以何种为主，当视具体情况而定，但二者不可偏废。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所创导的洋务运动不是发生在“天京事变”发生前洪杨起义军高潮迭起和锐不可挡之时，却恰恰发生在太平天国已经江河日下而英法联军势不可挡乃至血洗京师之际，其对内职能与对外职能究竟谁主谁次，就值得我们推敲。应该说，曾国藩所称“勤远略”之“远”，并非“遥远”之意，而是“长远”之意与“根本”之意。再过十年，曾国藩目睹“海国环伺，隐患方长”，视“御备强寇”“为第一要义”，其心境更是一目了然。曾国藩是如此，左宗棠、李鸿章、奕•等人也大致如此。

至于“消极方面”所列的要点，教材的概述付之阙如尚在其次，这些要点能否相对准确地概括洋务运动的“消极方面”，考生通过切实的独立思考之后能否靠近这些要点，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关于这一点，似乎也存在推敲的余地。

第一、从考分的分布角度来看，“由清朝官府举办，为维护反动统治服务”与“军事工业主要是为了镇压人民革命，不能为国求强”所概括的似乎是同一个层面（政治属性）的内容，将二者并列计分，似有重复之嫌。

第二、上文已经提到，说“军事工业主要是为了镇压人民革命，不能为国求强”，还有待充分的论证。至于民用工业，它的发生固然与李鸿章等人基于军工产品的原料、燃料、经费与交通运输的考虑有关，但这与“为社会求富”并不矛盾，并不等于说李鸿章等人所创办的航运、纺织、煤矿、冶炼、电报、铁路等民用工业与“为社会求富”毫不相干。

第三、回答洋务运动的“消极作用”，应当着重从洋务运动本身的负面效果中去寻找，看它究竟给国家和民族带来哪些危害与不良后果。“评分说明”所列军事工业与民用工业的目的等项，即使完全符合事实，也很难直接说明洋务运动的“消极作用”，因为目的与结果毕竟是两回事。基于同样的道理，将“由清朝官府举办，为维护反动统治服务”也定作“消极作用”，并且列为榜首，其考分还高于其他4项，也显得不大合适。把洋务运动“由清朝官府举办，为维护反动统治服务”视为“消极作用”，言下之意就是希望洋务运动不由清朝官办，希望曾、左、李辈不去维护清朝的统治，这显然类似于超时空的想象，或者说近乎对历史的苛求。在答题中，多数考生无疑都能揣摩出命题者和阅卷者的主观意图，都对洋务官僚维护清朝的反动统治与洋务运动不曾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大加声讨，而且很容易得高分，却反映了一种貌似历史唯物主义实则与历史唯物主义相抵牾的思维定势，亟待适当纠正。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1版序言中明确指出：“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它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还强调：“人民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地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如果我们对马克思关于不要经济范畴人格化的个人之于自身的阶级关系与相关利益负责的见解和历史人物不能离开历史条件创造历史的见解没有异议，那么，就不必将曾国藩辈旨在维护清朝统治算在洋务运动“消极作用”的帐本上，除非我们认定曾国藩辈可以为别的统治服务而发起洋务运动。其实，曾国藩辈的反动，充其量体现在对农民起义的反动，却并不体现在对近代历史潮流的反动，“变成资产者”（《共产党宣言》）才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近代落后国家的最大的政治。至于洋务运动不曾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能否算作洋务运动消极作用的一部分，能否以成败论英雄式地以甲午战争的失败去冲淡或贬低曾、左、李辈为国家的富强所作的种种努力，也有待进一步考虑。

三、且看独立思考者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洋务官僚维护清朝统治的问题，在我所评阅的3500分左右的考卷中，有3名考生对命题组和阅卷人都提出了挑战。考生之一答曰：“作为统治阶级开展的洋务运动，当然不可能要求他们脱离从统治阶级的立场出发……”；考生之二说：“我们不能苛求历史人物，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他们不可能提出超阶级的手段和方法，只能站在他们各自的立场进行学习西方的洋务运动。”考生之三云：“甲午战争证明了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习惯上常把洋务派的这一失败归咎于他们只倡导学习西方器物，而没有重视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经济制度，但我认为，从当时洋务派所处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而言，对他们提出（要求他们意识到）推翻封建统治制度、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要求是超越了其社会基础和阶级本性的，也是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洋务派所处的社会背景和经济基础决定了其只能意识到西方科技的进步性，他们能够以改革的眼光发展洋务企业，体现了其爱国思想和改革气魄，从大方面而言，是积极的……。”

尽管这3名考生所答并非字字句句都很准确和全面，但可以断言，只有此类考生才真正显示了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既有针对性，又不乏说服力，理当予以关注和鼓励。遗憾的是，评分标准并不曾向这此类考生伸出拥抱之手，更不曾确保他们与为数甚多的死记硬背者和应试能手们拉开距离。即使那一分数量很少的机动分，也并非专为这些独立思考者而设，只要“文字基本通顺，思路清晰”即可，近乎大锅饭。欲期给他们加分，颇费周折。

在我所接触的考卷中，还有个别考生或从资本主义化的国际背景入手，或强调打破“华夷之辨”传统观念的重要性，说明洋务运动的历史合理性与相关历史作用。另外，有的对照日本政府下决心廉价拍卖国有企业，实现企业转轨，进而分析洋务运动期间多数企业机制的落后性，有的则从宏观视野设论，指出洋务运动与稍后地方割据势力抬头之历史关联。尽管他们在广大考生中较之百里挑一还要难得多，但未来的评分标准亟待通过相应的示范性与灵活性，确保此类真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考生脱颖而出和遥遥领先。否则，考生完全有理由以叶公好龙相讥。

灵活机动的考题原本最容易在考生中拉开距离，而评阅者普遍感到，第42题的考分距离不仅没有拉开，反而比另外两个问答题第41、43题各自的考分距离更小，该题的得分率还分别高出第41、43题的35%左右，尤其是满分明显偏多。

我曾随手记录在其他问答题中得分较低的20名考生所答第41、42、43题的得分：⑴0、7、2；⑵2、10、0；（3）0、12、0；（4）1、7、0；（5）3、8、0；（6）0、8、0（7）4、10、0；（8）3、12、0；（9）2、13、1；（10）0、14、5；（11）0、13、5；（12）0、10、5；（13）0、12、5；（14）4、11、0；（15）0、7、0；（16）1、11、4；（17）7、14、5；（18）3、7、0；（19）11、14、2；（20）3、10、4。从这20组随手取样的分数可知，有的考生在其他问答题中得分很少，甚至得零分，个别的还不敢动笔，但在第42题中，至少可得7分左右，个别的还能得满分。

造成第42题考分明显偏高的主要原因，除了教材所述对选择第1种观点者极为有利，答题难度并不大（教材还拟出了思考题：“谈谈你怎样评价洋务运动？”，考生完全可以有备而来）之外，与“评分说明”中的计分要点与分数开列过多也不无关系。尽管“评分说明”对“积极方面”与“消极方面”两大项的累计加分有所限定，只因“积极方面”与“消极方面”的计分要点各有11分之多，再加“文字表述”一分，共有23分，部分之和（23分）明显大于总体（14分）。在此情况下，许多在应试教育中训练有素的考生朝着14分的全分目标前进，便如黄金遍地，俯拾即是。此题以考查能力始，却仍以考查死背教材之功夫终，成为许多死背者的“免费午餐”，似非命题组之始料所及。

参照可塑性较大的青少年心理特征可知，在选择观点作答时，极少数确有独立思考习惯的考生也许偏偏不选教材已经说清楚的第1种论点作题，而选第2种，这就如同误入迷魂阵。倘若按照命题组的思路把洋务运动的消极作用说清楚，向9分努力，其可能性并不大。即使真有一点个人见解，在上述评分标准面前也将无济于事。当他们回头说说“积极作用”时，即使说得再清楚，也只能得4分。还有为数稍多一点的考生在选取第2种观点作答时，有关论据其实与选取第1种观点作答而可得全分者基本相同，只因看重洋务派维护清朝统治的阶级本性与洋务运动不曾达到富强目的之总体结局（这其实也完全符合评分标准上的观点），才选取第2种观点。然因计分的限制，他们顶多只能得10分。个中差别可望提醒我们：要求考生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论点中择一作答时，需要分设相应的论据即评分标准，单凭在同一套评分标准中作些计分方法上的限制也许还不够。况且，从逻辑上讲，也难以讲通。如果不同的论点可以在一套“配方”相同的论据中产生，那么，历史就无异于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独立思考的论点范文第2篇

无庸讳言，高考命题既是一项事关万家与一国的工作，也是一项难度颇大的工作，尤其在探索高考命题工作本身的改革时是如此。指望命题改革一步到位的终南捷径和包你满意则无异于对命题者的苛求，而一味赞扬也无补于命题改革的顺利推进和完善。正是基于此类认识，笔者再就第42题存在的某些不足之处略陈管见。

窃以为，怎样切实体现“旨在考查独立思考能力”的命题意图，怎样实现命题者的主观动机与考生答题的客观效果的统一，防止二者之间的脱节，试题本身的内涵指向与评分标准的设定就显得至关重大。欲期达到“考查独立思考能力”之目的，试题本身应当具备让学生“独立思考”或有所创见的余地和可能性，评分标准本身也应当就考生的“独立思考”或创见提供相应的示范，二者缺一不可。坦率地说，第42题在这两个方面似乎显得论证不够，似有出题仓促之嫌。

首先，试题所蕴涵的“独立思考能力”或创见的可能性不大。

众所周知，关于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问题，自从80年代后期以来，史学界的见解虽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相同，但已渐趋一致，越来越多的学者基本承认洋务官僚力排众议引进机器生产、培养新式人才、提高国防能力、缩短中外差距等方面的努力与相关历史作用，而且越来越多的学者都赞同以现代化为主题来概述中国近代史，将以往论述和强调颇多的人民群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也放在现代化的主题中去考察。3年前，史学前辈胡绳在自己的代表作《从鸦片战争到》一书的“再版序言”中也提出：“考虑以现代化为主题来叙述近代史的意见，……我认为这种意见是可行的。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几代中国人为实现现代化作过什么努力，经历过怎样的过程，遇到过什么艰难，有过什么分歧、什么争论，这些都是中国近代史中的重要题目。以此为主题来叙述中国近代历史显然是很有意义的。”（《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2期）

对于史学界的有关研究成果，自1995年以来所使用的新版中学历史教材即已有所体现。该教材在概述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时，就有一段总结：“后来的甲午中日战争证明，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但是，它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些近代科学生产技术，培养了一批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也起到了一些抵制作用。”

平心而论，史学界之于洋务运动的趋同性认识与新版中学历史教材的有关概述，均不乏充分的事实依据，并非无根之论，倒是以往那种胶执于曾、左、李辈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阶级罪恶而基本否定洋务运动之历史作用的观点才值得推敲或摈弃。“蒸汽、电力和自动纺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马克思：《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3页）正是借助于在当时即曾颇遭物议的洋务运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艰难进程才开始鹅行鸭步地启动着。倘若没有这个艰难的进程，近代中外差距势必拉得更大，近代前人势必更易挨打受欺。

一般说来，考查独立思考能力的试题往往要求考生克服死背教材的现象，就教材中的某个合理的论点作出适当的发挥，适当补充教材之外的论据，即使不能对教材中某个不尽合理的论点提出不同见解，也应对教材的内容进行适当的归纳与综合。就第42题而论，试题所提供的第1种观点实际上就是教材的观点，也是说服力相对较大的一种观点，对选择这种观点的同学来说，他们所能发挥或补充的余地似乎不大，只要死记教材即可获得高分甚至满分。第2种观点虽属教材之外的观点，但已属于大致为史学界所放弃的过时之论，考生所能发挥的余地更小。如果让考生选择第2种观点作答，很难独立思考出可以自圆其说的论据而获得理想的考分。结果，在这道占14分的试题里，选择第2种观点作答的考分明显偏低，最高分很难超出10分，选择第1种观点作答的考分则不难获得满分14分，后者比前者平均高5分左右，脱离教材“独立思考”的考生之得分反而比死扣教材的考生之得分平均低1/3左右，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让考生在两种论点中选其一种作题，这本身固然就包含着让考生独立判断与选择的成分，但第42题又仅此而已。此题如果拟定在5年以前，拟定在教材对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说得模棱两可或者基本否定之时，无疑堪称不可多得的好题目，可望选择第1种观点的考生突破教材的框框，从近代历史潮流与现实生活的现代化建设之感召中重新评判洋务运动，从而写出新意。此题拟定在新教材已使用数年的今日，其创新意义与实际效果就难免稍打折扣。

其次，“评分说明”也不曾体现对考生“独立思考能力”或创见的示范与要求。

“评分说明”云：

“下面列出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的理由各若干项，作为评分的参照。考生答卷中的主要方面（积极或消极）各项得分不得超过9分，次要方面（消极或积极）各项得分不得超过4分。如考生有别的看法，并有合理的发挥或创见，可以参见以下示例酌情评分，合计不得超过13分。

①积极方面：引进了一些西方近代科技和先进工具（3分）；培养了一批初步掌握近代科技的知识分子和技术工人（2分）；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2分）；诱导和刺激了民族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2分）；在改革封建文化教育制度上打开了缺口（2分）。

②消极方面：由清朝官府举办，为维护反动统治服务（3分）；军事工业主要是为了镇压人民革命，不能为国求强（2分）；民用工业是为解决军事工业的困难，不是为社会求富（2分）；在很大程度上被洋人控制利用（2分）；经营管理腐败（2分）。

文字表述（1分）：文句基本通顺，思路清晰，积极方面与消极方面不混淆颠倒。”

上述11项计分要点显然还难以贯彻命题组“旨在考查独立思考能力”的意图。

先拿“积极方面”的计分要点来说，前4项均取自教材，无须独立思考。考生如果选定以“积极方面”为主，只要按教材答出这4项，即可得该类要点的全分（9分）。第5项虽在教材中尚无现成的概括，但许多考生也不难答出自己所熟悉的洋务官僚办新式学堂、派幼童留美等教育举措，从而向该要点靠拢，可望像绿荫场上的替补队员一样，弥补前4项所答之不足。况且，若从考生独立思考的角度着眼，其中有的计分要点虽与教材一致，却并不十分规范，需要斟酌。例如，以军事工业为先导的洋务运动之于近代国防建设（包括创建海军）的积极作用在“评分说明”中不曾有所体现，只在“消极作用”中作出规定，要求考生答出“军事工业主要是为了镇压人民革命，不能为国求强”，把洋务运动对外国侵略势力的抵制局限于“外国经济势力”的抵制，均有欠精确和全面，从而影响少数确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考生在此类要点上得分。有一部分考生十分熟悉曾国藩在强调购买与仿制西洋船炮之必要性时说过的一句话：“可以剿发捻，可以勤远略”，进而答曰：洋务运动的兴起既有镇压农民起义的一面，也有抵抗西方侵略的一面，而且后者并非可有可无。显然，这一部分考生已不满足于教材上的论点，其见解虽与评分标准相左，却显得言之有据，理当得分（甚至可列入创见之例给予高分）。这是因为，至少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告诉我们，军队作为国家机器的主要构成之一，本来就具备对内与对外两种职能，至于以何种为主，当视具体情况而定，但二者不可偏废。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所创导的洋务运动不是发生在“天京事变”发生前洪杨起义军高潮迭起和锐不可挡之时，却恰恰发生在太平天国已经江河日下而英法联军势不可挡乃至血洗京师之际，其对内职能与对外职能究竟谁主谁次，就值得我们推敲。应该说，曾国藩所称“勤远略”之“远”，并非“遥远”之意，而是“长远”之意与“根本”之意。再过十年，曾国藩目睹“海国环伺，隐患方长”，视“御备强寇”“为第一要义”，其心境更是一目了然。曾国藩是如此，左宗棠、李鸿章、奕•等人也大致如此。

至于“消极方面”所列的要点，教材的概述付之阙如尚在其次，这些要点能否相对准确地概括洋务运动的“消极方面”，考生通过切实的独立思考之后能否靠近这些要点，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关于这一点，似乎也存在推敲的余地。

第一、从考分的分布角度来看，“由清朝官府举办，为维护反动统治服务”与“军事工业主要是为了镇压人民革命，不能为国求强”所概括的似乎是同一个层面（政治属性）的内容，将二者并列计分，似有重复之嫌。

第二、上文已经提到，说“军事工业主要是为了镇压人民革命，不能为国求强”，还有待充分的论证。至于民用工业，它的发生固然与李鸿章等人基于军工产品的原料、燃料、经费与交通运输的考虑有关，但这与“为社会求富”并不矛盾，并不等于说李鸿章等人所创办的航运、纺织、煤矿、冶炼、电报、铁路等民用工业与“为社会求富”毫不相干。

第三、回答洋务运动的“消极作用”，应当着重从洋务运动本身的负面效果中去寻找，看它究竟给国家和民族带来哪些危害与不良后果。“评分说明”所列军事工业与民用工业的目的等项，即使完全符合事实，也很难直接说明洋务运动的“消极作用”，因为目的与结果毕竟是两回事。基于同样的道理，将“由清朝官府举办，为维护反动统治服务”也定作“消极作用”，并且列为榜首，其考分还高于其他4项，也显得不大合适。把洋务运动“由清朝官府举办，为维护反动统治服务”视为“消极作用”，言下之意就是希望洋务运动不由清朝官办，希望曾、左、李辈不去维护清朝的统治，这显然类似于超时空的想象，或者说近乎对历史的苛求。在答题中，多数考生无疑都能揣摩出命题者和阅卷者的主观意图，都对洋务官僚维护清朝的反动统治与洋务运动不曾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大加声讨，而且很容易得高分，却反映了一种貌似历史唯物主义实则与历史唯物主义相抵牾的思维定势，亟待适当纠正。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1版序言中明确指出：“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它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还强调：“人民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地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如果我们对马克思关于不要经济范畴人格化的个人之于自身的阶级关系与相关利益负责的见解和历史人物不能离开历史条件创造历史的见解没有异议，那么，就不必将曾国藩辈旨在维护清朝统治算在洋务运动“消极作用”的帐本上，除非我们认定曾国藩辈可以为别的统治服务而发起洋务运动。其实，曾国藩辈的反动，充其量体现在对农民起义的反动，却并不体现在对近代历史潮流的反动，“变成资产者”（《共产党宣言》）才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近代落后国家的最大的政治。至于洋务运动不曾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能否算作洋务运动消极作用的一部分，能否以成败论英雄式地以甲午战争的失败去冲淡或贬低曾、左、李辈为国家的富强所作的种种努力，也有待进一步考虑。

二、探索命题改革的可贵尝试

该题曰：

“关于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有不同的看法，大致是：（一）主要是积极的，但也有消极作用；（二）主要是消极的，但也有积极作用。请按照自己的理解，说明你同意哪种看法并阐述理由。

（注意：本题旨在考查独立思考能力。不论哪一种看法，或别的看法，只要有理有据，均同等评分。）”

窃以为，该题的拟定，至少有以下3个引人注目的优点：

一、该题适当克服了死扣教材的命题倾向，让考生有一定的选择余地，调动考生的主观能动性，可望检验考生在史与论的初步结合上所体现的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相关能力，至少在形式上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觉，在某种程度上预示和引导了当今中学历史教学的改革方向，弥足珍视。

二、命题本身不对部分只知照本宣科的任课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

我们知道，重新审视为期30余年的洋务运动，对洋务运动之于我国早期现代化的历史地位与相关作用作出新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是为80年代我国近代史学术界最显热门的学术话题，亦属重新认识我国近代社会性质、历史主题、发展线索等重大学术问题的突破口，举世为之瞩目。命题组以此设题，应该说体现了命题人从大处着眼的识力与笔力，难能可贵。在我国现有的条件下，中学生之于价值体系的架构与分析能力的提高，在较大程度上仍然取决于教师的课堂讲授。欲期学生在两种或两种以上学术论点中胸有成竹地作出自己的判断，并能相对完整地说明其理由，势必要求教师不仅适当关注和弄清史学界的某些重要学术动态，而且要求教师对某些颇有代表性的学术问题向学生提供自己的见解与相关论据，与学生一道，在唯物史观的指引下驰骋于历史的时空。也就是说，任课教师如果满足于从中学教材与中学教学辅导资料所涵括的信息量，顶多加上自己在大学时代对有关历史问题的那一点点印象或了解，或者东一榔头西一棒，再加一点从电视、报纸中“零售”得来而且真假相间的历史信息，必将难以率领学生在新世纪的历史高考中题名雁塔。中学历史教师应当主动地捕捉那些事关全局的史学研究动态，并适当参与史学研究，充当独立思考的表率，不做人云亦云的“和事佬”，以便轻车熟路地引导和启发学生。

三、该题可望鞭策和提醒考生，平时应注意切实提高自身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不仅掌握有关论点，还要掌握相应的论据，进而从根本上克服如今多数中学生与大学生重论点却不重论据，空话、套话多而真凭实据少的倾向。高考命题本身的示范性功能，可望帮助考生端正学风，为提高新世纪现代化建设后备军的整体文化素质做一些基础性和规范性的铺垫工作。

基于以上优点，我认为，此类命题形式的尝试，符合素质教育的发展方向，有助于推动和引导当前的中学历史教学改革，值得坚持和适当推广。

三、且看独立思考者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洋务官僚维护清朝统治的问题，在我所评阅的3500分左右的考卷中，有3名考生对命题组和阅卷人都提出了挑战。考生之一答曰：“作为统治阶级开展的洋务运动，当然不可能要求他们脱离从统治阶级的立场出发……”；考生之二说：“我们不能苛求历史人物，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他们不可能提出超阶级的手段和方法，只能站在他们各自的立场进行学习西方的洋务运动。”考生之三云：“甲午战争证明了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习惯上常把洋务派的这一失败归咎于他们只倡导学习西方器物，而没有重视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经济制度，但我认为，从当时洋务派所处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而言，对他们提出（要求他们意识到）推翻封建统治制度、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要求是超越了其社会基础和阶级本性的，也是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洋务派所处的社会背景和经济基础决定了其只能意识到西方科技的进步性，他们能够以改革的眼光发展洋务企业，体现了其爱国思想和改革气魄，从大方面而言，是积极的……。”

尽管这3名考生所答并非字字句句都很准确和全面，但可以断言，只有此类考生才真正显示了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既有针对性，又不乏说服力，理当予以关注和鼓励。遗憾的是，评分标准并不曾向这此类考生伸出拥抱之手，更不曾确保他们与为数甚多的死记硬背者和应试能手们拉开距离。即使那一分数量很少的机动分，也并非专为这些独立思考者而设，只要“文字基本通顺，思路清晰”即可，近乎大锅饭。欲期给他们加分，颇费周折。

在我所接触的考卷中，还有个别考生或从资本主义化的国际背景入手，或强调打破“华夷之辨”传统观念的重要性，说明洋务运动的历史合理性与相关历史作用。另外，有的对照日本政府下决心廉价拍卖国有企业，实现企业转轨，进而分析洋务运动期间多数企业机制的落后性，有的则从宏观视野设论，指出洋务运动与稍后地方割据势力抬头之历史关联。尽管他们在广大考生中较之百里挑一还要难得多，但未来的评分标准亟待通过相应的示范性与灵活性，确保此类真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考生脱颖而出和遥遥领先。否则，考生完全有理由以叶公好龙相讥。

灵活机动的考题原本最容易在考生中拉开距离，而评阅者普遍感到，第42题的考分距离不仅没有拉开，反而比另外两个问答题第41、43题各自的考分距离更小，该题的得分率还分别高出第41、43题的35%左右，尤其是满分明显偏多。

我曾随手记录在其他问答题中得分较低的20名考生所答第41、42、43题的得分：⑴0、7、2；⑵2、10、0；（3）0、12、0；（4）1、7、0；（5）3、8、0；（6）0、8、0（7）4、10、0；（8）3、12、0；（9）2、13、1；（10）0、14、5；（11）0、13、5；（12）0、10、5；（13）0、12、5；（14）4、11、0；（15）0、7、0；（16）1、11、4；（17）7、14、5；（18）3、7、0；（19）11、14、2；（20）3、10、4。从这20组随手取样的分数可知，有的考生在其他问答题中得分很少，甚至得零分，个别的还不敢动笔，但在第42题中，至少可得7分左右，个别的还能得满分。

造成第42题考分明显偏高的主要原因，除了教材所述对选择第1种观点者极为有利，答题难度并不大（教材还拟出了思考题：“谈谈你怎样评价洋务运动？”，考生完全可以有备而来）之外，与“评分说明”中的计分要点与分数开列过多也不无关系。尽管“评分说明”对“积极方面”与“消极方面”两大项的累计加分有所限定，只因“积极方面”与“消极方面”的计分要点各有11分之多，再加“文字表述”一分，共有23分，部分之和（23分）明显大于总体（14分）。在此情况下，许多在应试教育中训练有素的考生朝着14分的全分目标前进，便如黄金遍地，俯拾即是。此题以考查能力始，却仍以考查死背教材之功夫终，成为许多死背者的“免费午餐”，似非命题组之始料所及。

参照可塑性较大的青少年心理特征可知，在选择观点作答时，极少数确有独立思考习惯的考生也许偏偏不选教材已经说清楚的第1种论点作题，而选第2种，这就如同误入迷魂阵。倘若按照命题组的思路把洋务运动的消极作用说清楚，向9分努力，其可能性并不大。即使真有一点个人见解，在上述评分标准面前也将无济于事。当他们回头说说“积极作用”时，即使说得再清楚，也只能得4分。还有为数稍多一点的考生在选取第2种观点作答时，有关论据其实与选取第1种观点作答而可得全分者基本相同，只因看重洋务派维护清朝统治的阶级本性与洋务运动不曾达到富强目的之总体结局（这其实也完全符合评分标准上的观点），才选取第2种观点。然因计分的限制，他们顶多只能得10分。个中差别可望提醒我们：要求考生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论点中择一作答时，需要分设相应的论据即评分标准，单凭在同一套评分标准中作些计分方法上的限制也许还不够。况且，从逻辑上讲，也难以讲通。如果不同的论点可以在一套“配方”相同的论据中产生，那么，历史就无异于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独立思考的论点范文第3篇

【关键词】/创新思想

【正文】

是现代中国的一面旗帜。他的一生，他所领导的人民革命以及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思想，引起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深刻地改变了现代中国的历史命运。留下的精神遗产是宏富的，它将在我们民族的历史进程中长期发生作用和影响。在思想的百花园中，创新思想是一朵光彩夺目的奇葩。它体现于关心、思索、研究的各个领域，是贯穿思想体系的主线。归纳、整理、分析和研究的创新思想，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一、对理论创新必要性的论述

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便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为党的指导思想。但是，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国情、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中国革命发展规律和道路却没有现成的具体答案。中国革命的实践表明，任何照搬照抄经典著作，照搬照抄外国经验的做法，都有可能导致革命的失败。作为中国共产党内最具独立思考品质的领导人，向当时盛行的教条主义进行了勇敢的挑战，在中共党内率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并要大胆进行理论创新的原则。在1930年发表的《反对本本主义》中，批评了一些人固守书本和某项决议，以为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的错误，指出：这“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这种保守路线如不根本丢掉，将会给革命造成很大损失，也会害了这些同志自己。”（注：《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16页。）1938年，论述了理论结合实际和理论创新的必要性，他说：“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8页。）在中，总结中国革命20多年实践经验，清算了党风中的主要危险教条主义，进一步坚持了这个原则。他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批评一些同志将马列主义书本上的某些词句当作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曾反复讲，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些人偏偏忘记这句最重要最重要的话”。“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结合。”（注：《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20页。）1960年，又进一步阐发了这个原则。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他写道：“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书，必须读，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任何国家，任何时候，单靠老东西是不行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新的一系列的问题，如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一而再、再而三地论述这个问题，是要阐述干革命进行理论创新的必要性和客观必然性。它的含义有三：

1.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理论与各国实践相结合，倘若固守僵死的教条，就只能给各国革命带来危害。

2.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在实践中进行合乎本国实际的理论创造。

3.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也要发展。革命党人必须顺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不断创造出指导革命的新理论来。

关于理论创新的论述，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实践精神。他与其他的共产党人一道，坚持这个原则，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局面，思想就是理论创新的产物，他本人则通过勤奋的读书学习，理论联系实际，大胆提出新的科学论断和理论观点，成为一个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二、创新思想的主要体现

创新思想的内容极为丰富，无论在理论上或在实践上，都有重要突破，结出了丰硕成果，本文仅就几个方面试作概述。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方面。始终认为，马列主义是规定了世界革命的基本原则，但中国革命的具体做法要我们在实践中创造。和党的其他领袖一道，以切实的中国国情为依据，提出了一条崭新的民主革命总路线，开创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他指出分清敌友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军和同盟军，这不同于俄国革命主要依靠工人阶级，将整个资产阶级作为革命的对象。他认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革命应分两步走，首先完成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再进一步推进到社会主义，而不是像俄国革命那样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是多个帝国主义瓜分统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条件下，革命应首先在敌人统治的薄弱环节展开，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而不是十月革命工人阶级在中心城市举行武装起义取得革命胜利的道路。这些理论，都是马列主义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创新，是前人书本上没有的，也是外国经验搬不来的。它成功地推进了中国的民主革命，这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重大发展，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新的经验和成功范例。

还率领全党全国人民进行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认为掌握了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可以通过自上而下的和平道路，将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他否定了必须先机械化而后才能合作化的僵化做法，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将广大农民组织起来，实现了合作化。他还成功地实施了对资产阶级和平赎买的政策，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成为国际共运史上最为成功的一例，丰富了马列主义不断革命论和革命转变论。这一切，是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必然结果。

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后，对当时全国上下在“学习苏联老大哥”口号下简单照搬照抄苏联建设经验，“一开始就不满意，心情不舒畅”。他数十次在大会小会上讲话，发表文章，提出要以苏联经验为鉴戒，并率先进行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一条同苏联有所不同的中国工业化道路，即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以农、轻、重为序，协调各种经济关系，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发展经济的工业化道路。这是实事求是突破前苏联工业化模式束缚的创新产物，为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实践打下了极其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在1962年的7千人大会上，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教训说：“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是照抄苏联，特别是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1964年，他在一个关于总结经验的指示中提出：“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结合中国实际，打破常规，大胆探索创新，在几十年前已经提出了在经济建设中进行科技创新的设想。

在军事战略战术方面。从一个师范生成长为一个伟大的军事理论家和战略家，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他的过人之处，就是比一般人更善于总结经验，更机智灵活，更富有独创性。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主张从战争情况、时间条件、战争性质、地域条件、民族战争的指导规律的不同着眼，根据自己的特点，灵活应用，大胆创新。他说：“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注：《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73页。）对于在战争中如何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他说：“如果计划和情况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须依照新的认识，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把已定的计划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于新的情况。”（注：《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80页。）他的这一思想，成为他确立灵活机动战略战术和人民战争战略思想的基础。创造性地确立了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是中国革命战争较长时期内的主要作战形式，提出了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实行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战斗的速决战，把战略上的劣势转变为战役、战斗上的优势，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一系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后来，在解放战争中，又进一步概括为“十大军事原则”。这些都是对马列主义军事理论创造性的贡献。

向外国学习方面。首先充分肯定了向外国学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为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我们应该向他们的长处学习。他又说：“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当然不要学。”（注：《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4月版，第285页。）这就是著名的“洋为中用”的原则。批判吸收外国文化的目的，是为了创造出具有中国民族风格，人民大众喜闻乐见而又生动活泼的新文化。同志明确地说：“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继承和借鉴决不可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注：《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60页。）1956年8月，在同音乐工作者的一次讲话中，还明确而具体地谈到科技、医学、艺术的创新问题。他鼓励科技工作者用近代外国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来整理中国的科学遗产，做出独创性的努力，直到形成中国自己的学派；他号召医务工作者中西医结合，创造祖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他要求艺术工作者学习外国艺术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技巧，创造出新的具有独特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的艺术来。学习应与独创相结合，创新是学习的出发点和归宿，这就是结论。

在教育方面。青少年时代身受旧教育制度的侵害，对旧教育制度弊端的认识和体会是极深切的。及至他后来与战友们创办湖南自修大学，主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指导江西和延安革命根据地的教育实践，他都力主批判旧教育，开展了许多适合革命斗争需要，富有创造性的教育实践。建国后，仍密切关注我国教育，他尤其对束缚人的创造力和各项能力发展的应试教育感到不满意，指出：“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例如，出二十个题，学生能答出十题，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创见，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题都答了，也对，但是平平淡淡，没有创见的，给五十分、六十分。”（注：《伟大的思想万岁》第128页。）在这里提出了要以学生是否有创新见解作为教育评价体系主要标准的重要命题。他还鼓励学生不要受考试分数的束缚，要“大胆主动地学”，“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员后面跑，自己没有主动性。”（注：《伟大的思想万岁》第137页。）他的这些鼓励创新，有益创新的教育思想，对我们今天所开展的以培养学生创新能力为核心的教育教学改革，仍有现实指导意义。

相信群众的创造力，依靠和鼓励群众创新。充分相信群众的创造力，依靠群众创新，鼓励和尊重人民群众的创新精神和行动，构成了党的群众路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群众路线的核心就是坚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注：《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031页。）“就是发挥被领导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谆谆教导全党：“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量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注：《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096页。）他充分肯定人民群众的智慧，“‘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就是说，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注：《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933页。）他相信人民群众不仅是革命也是经济建设的主力军，“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注：《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016页。）无论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或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和全党都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去进行。热情讴歌人民群众的创造力，赞扬湖南农民运动荡涤污泥浊水的创造精神，颂扬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创造了“鸡毛能够上天”的人间奇迹。他还要求全党要鼓励并创造条件释放群众的创造力。他说：“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创造力，从来就是很丰富的。过去在旧制度下没有解放出来，现在解放了，开始爆发了。我们的办法是揭盖子，破除迷信，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都爆发出来。”（注：：《1958年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特别重视和鼓励青年人创新。他号召和倡导青年人积极主动创造，不要受名人、权威、有地位的学问家的束缚。在1958年的成都会议上，他说：“自古以来，创新学派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他们一眼看出一种新东西，就抓住向老古董开战。……从来创立新学派的青年，一抓到真理，就藐视古董，有所发明。”（注：：《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在其后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又大讲青年人的创造问题，一口气列举了29位古今中外青年发明家、创造家的事例，说：“年轻人要胜过老年人，学问少的人可以打倒学问多的人，不要被权威、名人吓倒，不要被大学问家吓倒，要敢想、敢说、敢做，不要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注：：《1958年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和鼓励群众创造精神的思想和实践，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许多革命领袖中，显现得十分突出。

三、创新思想的基本特点

创新思想在以上几个部分所展示的内容，已经十分丰富。通过创新而取得的成果，还有着举不胜举的实例。综观的创新思想，可以发现有如下几个特点：

其一，创新与怀疑批判精神相结合。诺贝尔奖获得者，俄国科学家巴甫洛夫说过：“怀疑，是发现的设想，是探索的动力，是创新的前提。”他道出了怀疑与创新的相互关系，道出了怀疑是创新意识的一种体现。从青少年起即具有怀疑与叛逆的思想和品格。他曾在10岁时用离家出走来抗议粗暴严厉的旧教育，也曾“忤逆不孝”，反抗父亲冷酷、专制的管教方法。他喜爱看歌颂叛逆和造反的“禁书”，从中吸取了许多有益的营养。就读湖南第一师范期间，他在《湘江评论》上大胆直抒对旧世界的怀疑和批判。成为中国革命主要领导人后，他依然保持着对许多事物大胆怀疑、寻根究底的劲头。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探索，都发端于对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和传统社会主义工业化模式的怀疑。建国以后的，在各个领域都保持着不竭的怀疑习惯和批判精神。1957年，对印发的有关思想工作的调查材料作了批注。对其中有人提出对马列经典著作不许怀疑，他批示道：“不许怀疑吗？”对有人问党的政策是否允许争论，他批示道：“为什么不允许争论呢？”在如何克服马列主义教学中的教条这个问题旁边，他批示道：“就是允许批评争论。”对解放后实行脱离实际的教育教学制度，他说：“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注：《伟大的思想万岁》第140页。）继而提出一系列缩短学制、减少课程、教材删繁就简、提倡启发式教学、注意理论联系实际的新颖的教育教学思想。大胆的怀疑批判精神使能够发现一般人难以发现的问题，使他能够独辟蹊径，有所创新。

其二，创新与反对教条主义和奴隶主义相结合。从前述可见，在每一个领域提出的创新观念，都几乎与批判教条主义相联系。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危害最大，视之为主要危险。教条主义的本质是主观与客观相分离，其主要表现为思想上形成一种束缚，马列的本本没说过，革命前驱者没做过，就不敢说也不敢做。用教条主义的方法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势必是照搬照抄外国经验和书本上的条条，拒绝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顽固保守，不敢也不许创新和突破。

《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是勇于创新，敢于反对教条主义的最早檄文。在遵义会议和运动中，教条主义路线受到了进一步的清算。民主革命时期，反对教条主义的同时反对经验主义，以反对教条主义为主；建国后，反对教条主义的同时反对奴隶主义，仍以反对教条主义为主。奴隶主义的特征是盲从，迷信洋人和外国文化，盲目自卑、妄自菲薄，也可以说是教条主义的孪生兄弟。鉴于教条主义和奴隶主义造成了对人们思想的严重束缚，在1958年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批示中明确提出了“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的口号，为此还对全党反复进行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教育。他认为无论中国人、外国人、死人、活人，都不要迷信，要相信科学，正确的就信，不正确的就不信。他谈到不要迷信神仙，不要迷信洋人时说，相对别的星球，我们就是神仙；相对外国人，我们就是洋人。他批评类似贾桂那种站惯了，不敢坐的奴隶主义精神状态，体现了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精神风貌。他指出：“对于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创造出来的，不能抄书照搬。”（注：：《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他号召：“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打破束缚人们思想的桎梏，扫清创新障碍，为创新创造条件。

其三，创新与独立思考相结合。独立思考也是创新的极其重要的必备条件，它为创新提供思路、观点、理论方法和达到目的的路径。一个人能够有所创新，他必然是善于独立思考的人。

是一个最具独立思考品格的理论家和实践家。他不迷信书本，不盲从权威，不崇拜偶像，对一切事物和现成理论保持不随波逐流，坚持不人云亦云地进行个人独立思考和判断的态度。

由于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及100多年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影响，中国人民的意识中总的说盲从思想比较严重，比较缺乏独立思考的习惯和意识。这种情况反映到党内，也成为教条主义泛滥的一种思想根源。反复要求全党在读书、领导革命和建设的时候，切记要独立思考。

常引用孟子的一句话：“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他自己在认真读书，独立思考的同时，也要求身边同他一起读书的同志每看完一本书或一篇文章，都应提出自己的看法和理解。他要求党的各级干部在学习理论书籍时，要加以分析，确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不正确的，哪些是作者自己也不甚清楚的。

期间，号召：“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注：《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27页。）1957年，他与逻辑界、哲学界人士谈话时，倡导不论是领导革命还是搞科学研究，都必须实事求是，独立思考，不能让自己的脖子上长别人的脑袋，即使对老师，也不要迷信。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听到有同志说跟着他走就不会错时，明确表示：“一个人有对有不对，对就跟，不对就不跟，不要糊里糊涂地跟。”“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糊里糊涂跟某人走很危险，要独立思考。”（注：：《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对独立思考的强调，为我们明确了通向真理和创新的正确途径。

其四，创新与实事求是相结合。创新既是一种实践活动，又是一种认识活动。它要求人们的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规律相契合，不能脱离客观实际。的创新理论和实践表明，创新的立足点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客观实际，创新的目的在于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实际问题，创新正确与错误的检验标准是千百万中国人民的实践。也就是说，的创新是与实事求是精神紧密结合的。

要做到实事求是，就要做到陈云同志说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批驳过在共产党内讨论问题，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的“唯书”现象，也批驳过不根据实际情况，一味盲目执行上级指示的“唯上”现象。认为“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问题而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注：《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01页。）

创新的理论来源于客观实际，它正确与否的判定标准也是客观实际。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指出：“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注：《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663页。）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他又多次指出，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办法，“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思想是一种正确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因为这种思想指导中国革命获得了成功，推进了建设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有益于中国社会进步的实际效果。

如上所述创新思想的四个主要特征，它们之间是相互联系，又相辅相成的。怀疑引发探索和创新的兴趣，反对教条主义和奴隶主义为创新扫清思想障碍，独立思考为创新提供前提、方法和达到目的的路径，实事求是是创新的出发点和归宿。创新则是灵魂，它决定所要达到的目的和发展方向。

四、创新思想的哲学底蕴

从年轻时代起就喜爱哲学，他读了许多古今中外哲学家的书，也潜心思考了许多有关人生、宇宙的“大本大源”问题。探索大本大源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认为“动”是宇宙人生的普遍规律。他认为，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是运动着的斗争着的。“动”是天地身心的本性。通过对以往变法的分析，他得出了“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注：：《1917年8月23日给黎锦熙的信》。）的结论；通过对体育之研究，从人人皆乐“动”，得出了“动必有道”，“天地盖惟有动而已”的观点。他本人则以不断的运动、奋斗和拼搏，来达到“身心并宽”，以“实现自我”为人生最大乐趣，这些都折射出了人生哲学和世界观的主要特征。

年轻时代确立的这一哲学观，无疑蕴涵了辩证唯物论的基本思想。辩证唯物论认为，宇宙的本源是物质，物质存在的唯一客观形态便是运动。宇宙万物生生不息地运动，导致了新旧事物的新陈代谢，导致了自然和人类社会的万象更新。因此，运动乃自然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唯一规律。年轻的之可贵处，在于他了解这一规律后并不束之高阁，或作为茶余饭后之清谈，而是自觉应用这一规律观察、分析、解剖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各种现象，成为他立志改造社会的理性基础。的这一哲学观，随着他阅读了更多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接受了更多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变得更加完备和丰富。它成为创新思想的哲学基础，为此坚持了一生。

独立思考的论点范文第4篇

【关键词】/创新思想

【正文】

是现代中国的一面旗帜。他的一生，他所领导的人民革命以及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思想，引起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深刻地改变了现代中国的历史命运。留下的精神遗产是宏富的，它将在我们民族的历史进程中长期发生作用和影响。在思想的百花园中，创新思想是一朵光彩夺目的奇葩。它体现于关心、思索、研究的各个领域，是贯穿思想体系的主线。归纳、整理、分析和研究的创新思想，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一、对理论创新必要性的论述

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便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为党的指导思想。但是，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国情、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中国革命发展规律和道路却没有现成的具体答案。中国革命的实践表明，任何照搬照抄经典著作，照搬照抄外国经验的做法，都有可能导致革命的失败。作为中国共产党内最具独立思考品质的领导人，向当时盛行的教条主义进行了勇敢的挑战，在中共党内率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并要大胆进行理论创新的原则。在1930年发表的《反对本本主义》中，批评了一些人固守书本和某项决议，以为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的错误，指出：这“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这种保守路线如不根本丢掉，将会给革命造成很大损失，也会害了这些同志自己。”（注：《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16页。）1938年，论述了理论结合实际和理论创新的必要性，他说：“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8页。）在中，总结中国革命20多年实践经验，清算了党风中的主要危险教条主义，进一步坚持了这个原则。他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批评一些同志将马列主义书本上的某些词句当作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曾反复讲，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些人偏偏忘记这句最重要最重要的话”。“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结合。”（注：《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20页。）1960年，又进一步阐发了这个原则。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他写道：“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书，必须读，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任何国家，任何时候，单靠老东西是不行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新的一系列的问题，如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一而再、再而三地论述这个问题，是要阐述干革命进行理论创新的必要性和客观必然性。它的含义有三：

1.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理论与各国实践相结合，倘若固守僵死的教条，就只能给各国革命带来危害。

2.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在实践中进行合乎本国实际的理论创造。

3.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也要发展。革命党人必须顺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不断创造出指导革命的新理论来。

关于理论创新的论述，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实践精神。他与其他的共产党人一道，坚持这个原则，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局面，思想就是理论创新的产物，他本人则通过勤奋的读书学习，理论联系实际，大胆提出新的科学论断和理论观点，成为一个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二、创新思想的主要体现

创新思想的内容极为丰富，无论在理论上或在实践上，都有重要突破，结出了丰硕成果，本文仅就几个方面试作概述。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方面。始终认为，马列主义是规定了世界革命的基本原则，但中国革命的具体做法要我们在实践中创造。和党的其他领袖一道，以切实的中国国情为依据，提出了一条崭新的民主革命总路线，开创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他指出分清敌友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军和同盟军，这不同于俄国革命主要依靠工人阶级，将整个资产阶级作为革命的对象。他认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革命应分两步走，首先完成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再进一步推进到社会主义，而不是像俄国革命那样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是多个帝国主义瓜分统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条件下，革命应首先在敌人统治的薄弱环节展开，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而不是十月革命工人阶级在中心城市举行武装起义取得革命胜利的道路。这些理论，都是马列主义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创新，是前人书本上没有的，也是外国经验搬不来的。它成功地推进了中国的民主革命，这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重大发展，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新的经验和成功范例。

还率领全党全国人民进行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认为掌握了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可以通过自上而下的和平道路，将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他否定了必须先机械化而后才能合作化的僵化做法，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将广大农民组织起来，实现了合作化。他还成功地实施了对资产阶级和平赎买的政策，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成为国际共运史上最为成功的一例，丰富了马列主义不断革命论和革命转变论。这一切，是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必然结果。

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后，对当时全国上下在“学习苏联老大哥”口号下简单照搬照抄苏联建设经验，“一开始就不满意，心情不舒畅”。他数十次在大会小会上讲话，发表文章，提出要以苏联经验为鉴戒，并率先进行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一条同苏联有所不同的中国工业化道路，即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以农、轻、重为序，协调各种经济关系，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发展经济的工业化道路。这是实事求是突破前苏联工业化模式束缚的创新产物，为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实践打下了极其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在1962年的7千人大会上，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教训说：“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是照抄苏联，特别是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1964年，他在一个关于总结经验的指示中提出：“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结合中国实际，打破常规，大胆探索创新，在几十年前已经提出了在经济建设中进行科技创新的设想。

在军事战略战术方面。从一个师范生成长为一个伟大的军事理论家和战略家，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他的过人之处，就是比一般人更善于总结经验，更机智灵活，更富有独创性。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主张从战争情况、时间条件、战争性质、地域条件、民族战争的指导规律的不同着眼，根据自己的特点，灵活应用，大胆创新。他说：“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注：《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73页。）对于在战争中如何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他说：“如果计划和情况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须依照新的认识，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把已定的计划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于新的情况。”（注：《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80页。）他的这一思想，成为他确立灵活机动战略战术和人民战争战略思想的基础。创造性地确立了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是中国革命战争较长时期内的主要作战形式，提出了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实行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战斗的速决战，把战略上的劣势转变为战役、战斗上的优势，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一系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后来，在解放战争中，又进一步概括为“十大军事原则”。这些都是对马列主义军事理论创造性的贡献。

向外国学习方面。首先充分肯定了向外国学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为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我们应该向他们的长处学习。他又说：“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当然不要学。”（注：《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4月版，第285页。）这就是著名的“洋为中用”的原则。批判吸收外国文化的目的，是为了创造出具有中国民族风格，人民大众喜闻乐见而又生动活泼的新文化。同志明确地说：“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继承和借鉴决不可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注：《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60页。）1956年8月，在同音乐工作者的一次讲话中，还明确而具体地谈到科技、医学、艺术的创新问题。他鼓励科技工作者用近代外国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来整理中国的科学遗产，做出独创性的努力，直到形成中国自己的学派；他号召医务工作者中西医结合，创造祖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他要求艺术工作者学习外国艺术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技巧，创造出新的具有独特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的艺术来。学习应与独创相结合，创新是学习的出发点和归宿，这就是结论。

在教育方面。青少年时代身受旧教育制度的侵害，对旧教育制度弊端的认识和体会是极深切的。及至他后来与战友们创办湖南自修大学，主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指导江西和延安革命根据地的教育实践，他都力主批判旧教育，开展了许多适合革命斗争需要，富有创造性的教育实践。建国后，仍密切关注我国教育，他尤其对束缚人的创造力和各项能力发展的应试教育感到不满意，指出：“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例如，出二十个题，学生能答出十题，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创见，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题都答了，也对，但是平平淡淡，没有创见的，给五十分、六十分。”（注：《伟大的思想万岁》第128页。）在这里提出了要以学生是否有创新见解作为教育评价体系主要标准的重要命题。他还鼓励学生不要受考试分数的束缚，要“大胆主动地学”，“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员后面跑，自己没有主动性。”（注：《伟大的思想万岁》第137页。）他的这些鼓励创新，有益创新的教育思想，对我们今天所开展的以培养学生创新能力为核心的教育教学改革，仍有现实指导意义。

相信群众的创造力，依靠和鼓励群众创新。充分相信群众的创造力，依靠群众创新，鼓励和尊重人民群众的创新精神和行动，构成了党的群众路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群众路线的核心就是坚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注：《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031页。）“就是发挥被领导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谆谆教导全党：“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量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注：《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096页。）他充分肯定人民群众的智慧，“‘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就是说，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注：《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933页。）他相信人民群众不仅是革命也是经济建设的主力军，“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注：《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016页。）无论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或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和全党都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去进行。热情讴歌人民群众的创造力，赞扬湖南农民运动荡涤污泥浊水的创造精神，颂扬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创造了“鸡毛能够上天”的人间奇迹。他还要求全党要鼓励并创造条件释放群众的创造力。他说：“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创造力，从来就是很丰富的。过去在旧制度下没有解放出来，现在解放了，开始爆发了。我们的办法是揭盖子，破除迷信，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都爆发出来。”（注：：《1958年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特别重视和鼓励青年人创新。他号召和倡导青年人积极主动创造，不要受名人、权威、有地位的学问家的束缚。在1958年的成都会议上，他说：“自古以来，创新学派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他们一眼看出一种新东西，就抓住向老古董开战。……从来创立新学派的青年，一抓到真理，就藐视古董，有所发明。”（注：：《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在其后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又大讲青年人的创造问题，一口气列举了29位古今中外青年发明家、创造家的事例，说：“年轻人要胜过老年人，学问少的人可以打倒学问多的人，不要被权威、名人吓倒，不要被大学问家吓倒，要敢想、敢说、敢做，不要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注：：《1958年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和鼓励群众创造精神的思想和实践，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许多革命领袖中，显现得十分突出。

三、创新思想的基本特点

创新思想在以上几个部分所展示的内容，已经十分丰富。通过创新而取得的成果，还有着举不胜举的实例。综观的创新思想，可以发现有如下几个特点：

其一，创新与怀疑批判精神相结合。诺贝尔奖获得者，俄国科学家巴甫洛夫说过：“怀疑，是发现的设想，是探索的动力，是创新的前提。”他道出了怀疑与创新的相互关系，道出了怀疑是创新意识的一种体现。从青少年起即具有怀疑与叛逆的思想和品格。他曾在10岁时用离家出走来抗议粗暴严厉的旧教育，也曾“忤逆不孝”，反抗父亲冷酷、专制的管教方法。他喜爱看歌颂叛逆和造反的“禁书”，从中吸取了许多有益的营养。就读湖南第一师范期间，他在《湘江评论》上大胆直抒对旧世界的怀疑和批判。成为中国革命主要领导人后，他依然保持着对许多事物大胆怀疑、寻根究底的劲头。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探索，都发端于对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和传统社会主义工业化模式的怀疑。建国以后的，在各个领域都保持着不竭的怀疑习惯和批判精神。1957年，对印发的有关思想工作的调查材料作了批注。对其中有人提出对马列经典著作不许怀疑，他批示道：“不许怀疑吗？”对有人问党的政策是否允许争论，他批示道：“为什么不允许争论呢？”在如何克服马列主义教学中的教条这个问题旁边，他批示道：“就是允许批评争论。”对解放后实行脱离实际的教育教学制度，他说：“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注：《伟大的思想万岁》第140页。）继而提出一系列缩短学制、减少课程、教材删繁就简、提倡启发式教学、注意理论联系实际的新颖的教育教学思想。大胆的怀疑批判精神使能够发现一般人难以发现的问题，使他能够独辟蹊径，有所创新。

其二，创新与反对教条主义和奴隶主义相结合。从前述可见，在每一个领域提出的创新观念，都几乎与批判教条主义相联系。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危害最大，视之为主要危险。教条主义的本质是主观与客观相分离，其主要表现为思想上形成一种束缚，马列的本本没说过，革命前驱者没做过，就不敢说也不敢做。用教条主义的方法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势必是照搬照抄外国经验和书本上的条条，拒绝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顽固保守，不敢也不许创新和突破。

《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是勇于创新，敢于反对教条主义的最早檄文。在遵义会议和运动中，教条主义路线受到了进一步的清算。民主革命时期，反对教条主义的同时反对经验主义，以反对教条主义为主；建国后，反对教条主义的同时反对奴隶主义，仍以反对教条主义为主。奴隶主义的特征是盲从，迷信洋人和外国文化，盲目自卑、妄自菲薄，也可以说是教条主义的孪生兄弟。鉴于教条主义和奴隶主义造成了对人们思想的严重束缚，在1958年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批示中明确提出了“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的口号，为此还对全党反复进行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教育。他认为无论中国人、外国人、死人、活人，都不要迷信，要相信科学，正确的就信，不正确的就不信。他谈到不要迷信神仙，不要迷信洋人时说，相对别的星球，我们就是神仙；相对外国人，我们就是洋人。他批评类似贾桂那种站惯了，不敢坐的奴隶主义精神状态，体现了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精神风貌。他指出：“对于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创造出来的，不能抄书照搬。”（注：：《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他号召：“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打破束缚人们思想的桎梏，扫清创新障碍，为创新创造条件。

其三，创新与独立思考相结合。独立思考也是创新的极其重要的必备条件，它为创新提供思路、观点、理论方法和达到目的的路径。一个人能够有所创新，他必然是善于独立思考的人。

是一个最具独立思考品格的理论家和实践家。他不迷信书本，不盲从权威，不崇拜偶像，对一切事物和现成理论保持不随波逐流，坚持不人云亦云地进行个人独立思考和判断的态度。

由于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及100多年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影响，中国人民的意识中总的说盲从思想比较严重，比较缺乏独立思考的习惯和意识。这种情况反映到党内，也成为教条主义泛滥的一种思想根源。反复要求全党在读书、领导革命和建设的时候，切记要独立思考。

常引用孟子的一句话：“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他自己在认真读书，独立思考的同时，也要求身边同他一起读书的同志每看完一本书或一篇文章，都应提出自己的看法和理解。他要求党的各级干部在学习理论书籍时，要加以分析，确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不正确的，哪些是作者自己也不甚清楚的。

期间，号召：“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注：《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27页。）1957年，他与逻辑界、哲学界人士谈话时，倡导不论是领导革命还是搞科学研究，都必须实事求是，独立思考，不能让自己的脖子上长别人的脑袋，即使对老师，也不要迷信。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听到有同志说跟着他走就不会错时，明确表示：“一个人有对有不对，对就跟，不对就不跟，不要糊里糊涂地跟。”“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糊里糊涂跟某人走很危险，要独立思考。”（注：：《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对独立思考的强调，为我们明确了通向真理和创新的正确途径。

其四，创新与实事求是相结合。创新既是一种实践活动，又是一种认识活动。它要求人们的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规律相契合，不能脱离客观实际。的创新理论和实践表明，创新的立足点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客观实际，创新的目的在于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实际问题，创新正确与错误的检验标准是千百万中国人民的实践。也就是说，的创新是与实事求是精神紧密结合的。

要做到实事求是，就要做到陈云同志说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批驳过在共产党内讨论问题，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的“唯书”现象，也批驳过不根据实际情况，一味盲目执行上级指示的“唯上”现象。认为“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问题而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注：《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01页。）

创新的理论来源于客观实际，它正确与否的判定标准也是客观实际。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指出：“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注：《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663页。）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他又多次指出，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办法，“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思想是一种正确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因为这种思想指导中国革命获得了成功，推进了建设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有益于中国社会进步的实际效果。

如上所述创新思想的四个主要特征，它们之间是相互联系，又相辅相成的。怀疑引发探索和创新的兴趣，反对教条主义和奴隶主义为创新扫清思想障碍，独立思考为创新提供前提、方法和达到目的的路径，实事求是是创新的出发点和归宿。创新则是灵魂，它决定所要达到的目的和发展方向。

四、创新思想的哲学底蕴

从年轻时代起就喜爱哲学，他读了许多古今中外哲学家的书，也潜心思考了许多有关人生、宇宙的“大本大源”问题。探索大本大源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认为“动”是宇宙人生的普遍规律。他认为，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是运动着的斗争着的。“动”是天地身心的本性。通过对以往变法的分析，他得出了“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注：：《1917年8月23日给黎锦熙的信》。）的结论；通过对体育之研究，从人人皆乐“动”，得出了“动必有道”，“天地盖惟有动而已”的观点。他本人则以不断的运动、奋斗和拼搏，来达到“身心并宽”，以“实现自我”为人生最大乐趣，这些都折射出了人生哲学和世界观的主要特征。

年轻时代确立的这一哲学观，无疑蕴涵了辩证唯物论的基本思想。辩证唯物论认为，宇宙的本源是物质，物质存在的唯一客观形态便是运动。宇宙万物生生不息地运动，导致了新旧事物的新陈代谢，导致了自然和人类社会的万象更新。因此，运动乃自然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唯一规律。年轻的之可贵处，在于他了解这一规律后并不束之高阁，或作为茶余饭后之清谈，而是自觉应用这一规律观察、分析、解剖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各种现象，成为他立志改造社会的理性基础。的这一哲学观，随着他阅读了更多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接受了更多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变得更加完备和丰富。它成为创新思想的哲学基础，为此坚持了一生。

在1937年发表的《实践论》中，精辟地指出：“社会实践中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是无穷的，人的认识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也是无穷的。根据于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们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注：《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295页。）建国以后，仍然坚持这样的哲学观。1964年11月他在一个“关于总结经验的指示”中指出：“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是怎样将源于“动”的这样一个哲学观，应用来分析、思辨人类对于宇宙事物的认识规律和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又怎样地从这个哲学观出发，得出了要在实践中进行理论创新和不断发展真理的结论，这个结论坚持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统一，是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统一，它是符合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规律和发展规律的。的这一哲学观，势必与教条主义者们机械的、静止的、形而上学的哲学观产生对立，发生冲突。历史事实充分表明，这一哲学观是完全正确的。

及至晚年，仍坚持他的哲学观。1974年5月30日，在北京会见了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世界著名科学家李政道，宾主共同探讨了他们关心的问题。说，“对称”原本是一个静止的观念，但按他的经验，“对称”对社会的发展不是最主要的，社会的发展是“动”。李政道认为，运动就是对称的。“对称”在科学上不是静止的观念，所有宇宙运动都跟“对称”有关。所有的“对称”都在“动”中。对李政道的观点，点头称是，完全接受。这里，和李政道并非闲来无事，坐而论道，它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一个杰出的科学家在哲学领域神来的思想交流，是他们历经多年社会实践和科学实验所得出的深刻的哲学体验。虽然他们两人所关心、研究、从事的工作领域是极不相同的，但却有着共同的哲学结论！

独立思考的论点范文第5篇

【内容提要】的创新思想是思想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它体现于关心、思考、研究的各个领域，是贯穿思想体系的主线。本文介绍了在各个时期对理论创新必要性的论述；概述了创新思想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主要成果；分析了创新思想具有的特色；阐述了创新思想的哲学底蕴，指出了宣传和发扬创新思想的深远意义。【关键词】/创新思想【正文】是现代中国的一面旗帜。他的一生，他所领导的人民革命以及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思想，引起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深刻地改变了现代中国的历史命运。留下的精神遗产是宏富的，它将在我们民族的历史进程中长期发生作用和影响。在思想的百花园中，创新思想是一朵光彩夺目的奇葩。它体现于关心、思索、研究的各个领域，是贯穿思想体系的主线。归纳、整理、分析和研究的创新思想，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一、对理论创新必要性的论述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便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为党的指导思想。但是，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国情、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中国革命发展规律和道路却没有现成的具体答案。中国革命的实践表明，任何照搬照抄经典著作，照搬照抄外国经验的做法，都有可能导致革命的失败。作为中国共产党内最具独立思考品质的领导人，向当时盛行的教条主义进行了勇敢的挑战，在中共党内率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并要大胆进行理论创新的原则。在1930年发表的《反对本本主义》中，批评了一些人固守书本和某项决议，以为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的错误，指出：这“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这种保守路线如不根本丢掉，将会给革命造成很大损失，也会害了这些同志自己。”（注：《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16页。）1938年，论述了理论结合实际和理论创新的必要性，他说：“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8页。）在中，总结中国革命20多年实践经验，清算了党风中的主要危险教条主义，进一步坚持了这个原则。他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批评一些同志将马列主义书本上的某些词句当作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曾反复讲，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些人偏偏忘记这句最重要最重要的话”。“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结合。”（注：《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20页。）1960年，又进一步阐发了这个原则。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他写道：“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书，必须读，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任何国家，任何时候，单靠老东西是不行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新的一系列的问题，如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一而再、再而三地论述这个问题，是要阐述干革命进行理论创新的必要性和客观必然性。它的含义有三：1.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理论与各国实践相结合，倘若固守僵死的教条，就只能给各国革命带来危害。2.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在实践中进行合乎本国实际的理论创造。3.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也要发展。革命党人必须顺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不断创造出指导革命的新理论来。关于理论创新的论述，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实践精神。他与其他的共产党人一道，坚持这个原则，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局面，思想就是理论创新的产物，他本人则通过勤奋的读书学习，理论联系实际，大胆提出新的科学论断和理论观点，成为一个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二、创新思想的主要体现创新思想的内容极为丰富，无论在理论上或在实践上，都有重要突破，结出了丰硕成果，本文仅就几个方面试作概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方面。始终认为，马列主义是规定了世界革命的基本原则，但中国革命的具体做法要我们在实践中创造。和党的其他领袖一道，以切实的中国国情为依据，提出了一条崭新的民主革命总路线，开创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他指出分清敌友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军和同盟军，这不同于俄国革命主要依靠工人阶级，将整个资产阶级作为革命的对象。他认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革命应分两步走，首先完成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再进一步推进到社会主义，而不是像俄国革命那样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是多个帝国主义瓜分统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条件下，革命应首先在敌人统治的薄弱环节展开，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而不是十月革命工人阶级在中心城市举行武装起义取得革命胜利的道路。这些理论，都是马列主义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创新，是前人书本上没有的，也是外国经验搬不来的。它成功地推进了中国的民主革命，这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重大发展，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新的经验和成功范例。还率领全党全国人民进行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认为掌握了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可以通过自上而下的和平道路，将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他否定了必须先机械化而后才能合作化的僵化做法，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将广大农民组织起来，实现了合作化。他还成功地实施了对资产阶级和平赎买的政策，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成为国际共运史上最为成功的一例，丰富了马列主义不断革命论和革命转变论。这一切，是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必然结果。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后，对当时全国上下在“学习苏联老大哥”口号下简单照搬照抄苏联建设经验，“一开始就不满意，心情不舒畅”。他数十次在大会小会上讲话，发表文章，提出要以苏联经验为鉴戒，并率先进行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一条同苏联有所不同的中国工业化道路，即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以农、轻、重为序，协调各种经济关系，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发展经济的工业化道路。这是实事求是突破前苏联工业化模式束缚的创新产物，为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实践打下了极其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在1962年的7千人大会上，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教训说：“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是照抄苏联，特别是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1964年，他在一个关于总结经验的指示中提出：“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结合中国实际，打破常规，大胆探索创新，在几十年前已经提出了在经济建设中进行科技创新的设想。在军事战略战术方面。从一个师范生成长为一个伟大的军事理论家和战略家，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他的过人之处，就是比一般人更善于总结经验，更机智灵活，更富有独创性。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主张从战争情况、时间条件、战争性质、地域条件、民族战争的指导规律的不同着眼，根据自己的特点，灵活应用，大胆创新。他说：“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注：《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73页。）对于在战争中如何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他说：“如果计划和情况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须依照新的认识，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把已定的计划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于新的情况。”（注：《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80页。）他的这一思想，成为他确立灵活机动战略战术和人民战争战略思想的基础。创造性地确立了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是中国革命战争较长时期内的主要作战形式，提出了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实行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战斗的速决战，把战略上的劣势转变为战役、战斗上的优势，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一系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后来，在解放战争中，又进一步概括为“十大军事原则”。这些都是对马列主义军事理论创造性的贡献。向外国学习方面。首先充分肯定了向外国学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为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我们应该向他们的长处学习。他又说：“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当然不要学。”（注：《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4月版，第285页。）这就是著名的“洋为中用”的原则。批判吸收外国文化的目的，是为了创造出具有中国民族风格，人民大众喜闻乐见而又生动活泼的新文化。同志明确地说：“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继承和借鉴决不可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注：《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60页。）1956年8月，在同音乐工作者的一次讲话中，还明确而具体地谈到科技、医学、艺术的创新问题。他鼓励科技工作者用近代外国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来整理中国的科学遗产，做出独创性的努力，直到形成中国自己的学派；他号召医务工作者中西医结合，创造祖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他要求艺术工作者学习外国艺术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技巧，创造出新的具有独特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的艺术来。学习应与独创相结合，创新是学习的出发点和归宿，这就是结论。在教育方面。青少年时代身受旧教育制度的侵害，对旧教育制度弊端的认识和体会是极深切的。及至他后来与战友们创办湖南自修大学，主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指导江西和延安革命根据地的教育实践，他都力主批判旧教育，开展了许多适合革命斗争需要，富有创造性的教育实践。建国后，仍密切关注我国教育，他尤其对束缚人的创造力和各项能力发展的应试教育感到不满意，指出：“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例如，出二十个题，学生能答出十题，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创见，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题都答了，也对，但是平平淡淡，没有创见的，给五十分、六十分。”（注：《伟大的思想万岁》第128页。）在这里提出了要以学生是否有创新见解作为教育评价体系主要标准的重要命题。他还鼓励学生不要受考试分数的束缚，要“大胆主动地学”，“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员后面跑，自己没有主动性。”（注：《伟大的思想万岁》第137页。）他的这些鼓励创新，有益创新的教育思想，对我们今天所开展的以培养学生创新能力为核心的教育教学改革，仍有现实指导意义。相信群众的创造力，依靠和鼓励群众创新。充分相信群众的创造力，依靠群众创新，鼓励和尊重人民群众的创新精神和行动，构成了党的群众路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群众路线的核心就是坚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注：《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031页。）“就是发挥被领导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谆谆教导全党：“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量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注：《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096页。）他充分肯定人民群众的智慧，“‘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就是说，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注：《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933页。）他相信人民群众不仅是革命也是经济建设的主力军，“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注：《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016页。）无论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或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和全党都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去进行。热情讴歌人民群众的创造力，赞扬湖南农民运动荡涤污泥浊水的创造精神，颂扬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创造了“鸡毛能够上天”的人间奇迹。他还要求全党要鼓励并创造条件释放群众的创造力。他说：“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创造力，从来就是很丰富的。过去在旧制度下没有解放出来，现在解放了，开始爆发了。我们的办法是揭盖子，破除迷信，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都爆发出来。”（注：：《1958年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特别重视和鼓励青年人创新。他号召和倡导青年人积极主动创造，不要受名人、权威、有地位的学问家的束缚。在1958年的成都会议上，他说：“自古以来，创新学派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他们一眼看出一种新东西，就抓住向老古董开战。……从来创立新学派的青年，一抓到真理，就藐视古董，有所发明。”（注：：《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在其后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又大讲青年人的创造问题，一口气列举了29位古今中外青年发明家、创造家的事例，说：“年轻人要胜过老年人，学问少的人可以打倒学问多的人，不要被权威、名人吓倒，不要被大学问家吓倒，要敢想、敢说、敢做，不要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注：：《1958年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和鼓励群众创造精神的思想和实践，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许多革命领袖中，显现得十分突出。三、创新思想的基本特点创新思想在以上几个部分所展示的内容，已经十分丰富。通过创新而取得的成果，还有着举不胜举的实例。综观的创新思想，可以发现有如下几个特点：其一，创新与怀疑批判精神相结合。诺贝尔奖获得者，俄国科学家巴甫洛夫说过：“怀疑，是发现的设想，是探索的动力，是创新的前提。”他道出了怀疑与创新的相互关系，道出了怀疑是创新意识的一种体现。从青少年起即具有怀疑与叛逆的思想和品格。他曾在10岁时用离家出走来抗议粗暴严厉的旧教育，也曾“忤逆不孝”，反抗父亲冷酷、专制的管教方法。他喜爱看歌颂叛逆和造反的“禁书”，从中吸取了许多有益的营养。就读湖南第一师范期间，他在《湘江评论》上大胆直抒对旧世界的怀疑和批判。成为中国革命主要领导人后，他依然保持着对许多事物大胆怀疑、寻根究底的劲头。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探索，都发端于对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和传统社会主义工业化模式的怀疑。建国以后的，在各个领域都保持着不竭的怀疑习惯和批判精神。1957年，对印发的有关思想工作的调查材料作了批注。对其中有人提出对马列经典著作不许怀疑，他批示道：“不许怀疑吗？”对有人问党的政策是否允许争论，他批示道：“为什么不允许争论呢？”在如何克服马列主义教学中的教条这个问题旁边，他批示道：“就是允许批评争论。”对解放后实行脱离实际的教育教学制度，他说：“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注：《伟大的思想万岁》第140页。）继而提出一系列缩短学制、减少课程、教材删繁就简、提倡启发式教学、注意理论联系实际的新颖的教育教学思想。大胆的怀疑批判精神使能够发现一般人难以发现的问题，使他能够独辟蹊径，有所创新。其二，创新与反对教条主义和奴隶主义相结合。从前述可见，在每一个领域提出的创新观念，都几乎与批判教条主义相联系。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危害最大，视之为主要危险。教条主义的本质是主观与客观相分离，其主要表现为思想上形成一种束缚，马列的本本没说过，革命前驱者没做过，就不敢说也不敢做。用教条主义的方法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势必是照搬照抄外国经验和书本上的条条，拒绝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顽固保守，不敢也不许创新和突破。《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是勇于创新，敢于反对教条主义的最早檄文。在遵义会议和运动中，教条主义路线受到了进一步的清算。民主革命时期，反对教条主义的同时反对经验主义，以反对教条主义为主；建国后，反对教条主义的同时反对奴隶主义，仍以反对教条主义为主。奴隶主义的特征是盲从，迷信洋人和外国文化，盲目自卑、妄自菲薄，也可以说是教条主义的孪生兄弟。鉴于教条主义和奴隶主义造成了对人们思想的严重束缚，在1958年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批示中明确提出了“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的口号，为此还对全党反复进行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教育。他认为无论中国人、外国人、死人、活人，都不要迷信，要相信科学，正确的就信，不正确的就不信。他谈到不要迷信神仙，不要迷信洋人时说，相对别的星球，我们就是神仙；相对外国人，我们就是洋人。他批评类似贾桂那种站惯了，不敢坐的奴隶主义精神状态，体现了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精神风貌。他指出：“对于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创造出来的，不能抄书照搬。”（注：：《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他号召：“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打破束缚人们思想的桎梏，扫清创新障碍，为创新创造条件。其三，创新与独立思考相结合。独立思考也是创新的极其重要的必备条件，它为创新提供思路、观点、理论方法和达到目的的路径。一个人能够有所创新，他必然是善于独立思考的人。是一个最具独立思考品格的理论家和实践家。他不迷信书本，不盲从权威，不崇拜偶像，对一切事物和现成理论保持不随波逐流，坚持不人云亦云地进行个人独立思考和判断的态度。由于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及100多年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影响，中国人民的意识中总的说盲从思想比较严重，比较缺乏独立思考的习惯和意识。这种情况反映到党内，也成为教条主义泛滥的一种思想根源。反复要求全党在读书、领导革命和建设的时候，切记要独立思考。常引用孟子的一句话：“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他自己在认真读书，独立思考的同时，也要求身边同他一起读书的同志每看完一本书或一篇文章，都应提出自己的看法和理解。他要求党的各级干部在学习理论书籍时，要加以分析，确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不正确的，哪些是作者自己也不甚清楚的。期间，号召：“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注：《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27页。）1957年，他与逻辑界、哲学界人士谈话时，倡导不论是领导革命还是搞科学研究，都必须实事求是，独立思考，不能让自己的脖子上长别人的脑袋，即使对老师，也不要迷信。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听到有同志说跟着他走就不会错时，明确表示：“一个人有对有不对，对就跟，不对就不跟，不要糊里糊涂地跟。”“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糊里糊涂跟某人走很危险，要独立思考。”（注：：《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对独立思考的强调，为我们明确了通向真理和创新的正确途径。其四，创新与实事求是相结合。创新既是一种实践活动，又是一种认识活动。它要求人们的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规律相契合，不能脱离客观实际。的创新理论和实践表明，创新的立足点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客观实际，创新的目的在于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实际问题，创新正确与错误的检验标准是千百万中国人民的实践。也就是说，的创新是与实事求是精神紧密结合的。要做到实事求是，就要做到陈云同志说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批驳过在共产党内讨论问题，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的“唯书”现象，也批驳过不根据实际情况，一味盲目执行上级指示的“唯上”现象。认为“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问题而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注：《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01页。）创新的理论来源于客观实际，它正确与否的判定标准也是客观实际。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指出：“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注：《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663页。）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他又多次指出，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办法，“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思想是一种正确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因为这种思想指导中国革命获得了成功，推进了建设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有益于中国社会进步的实际效果。如上所述创新思想的四个主要特征，它们之间是相互联系，又相辅相成的。怀疑引发探索和创新的兴趣，反对教条主义和奴隶主义为创新扫清思想障碍，独立思考为创新提供前提、方法和达到目的的路径，实事求是是创新的出发点和归宿。创新则是灵魂，它决定所要达到的目的和发展方向。四、创新思想的哲学底蕴从年轻时代起就喜爱哲学，他读了许多古今中外哲学家的书，也潜心思考了许多有关人生、宇宙的“大本大源”问题。探索大本大源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认为“动”是宇宙人生的普遍规律。他认为，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是运动着的斗争着的。“动”是天地身心的本性。通过对以往变法的分析，他得出了“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注：：《1917年8月23日给黎锦熙的信》。）的结论；通过对体育之研究，从人人皆乐“动”，得出了“动必有道”，“天地盖惟有动而已”的观点。他本人则以不断的运动、奋斗和拼搏，来达到“身心并宽”，以“实现自我”为人生最大乐趣，这些都折射出了人生哲学和世界观的主要特征。年轻时代确立的这一哲学观，无疑蕴涵了辩证唯物论的基本思想。辩证唯物论认为，宇宙的本源是物质，物质存在的唯一客观形态便是运动。宇宙万物生生不息地运动，导致了新旧事物的新陈代谢，导致了自然和人类社会的万象更新。因此，运动乃自然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唯一规律。年轻的之可贵处，在于他了解这一规律后并不束之高阁，或作为茶余饭后之清谈，而是自觉应用这一规律观察、分析、解剖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各种现象，成为他立志改造社会的理性基础。的这一哲学观，随着他阅读了更多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接受了更多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变得更加完备和丰富。它成为创新思想的哲学基础，为此坚持了一生。在1937年发表的《实践论》中，精辟地指出：“社会实践中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是无穷的，人的认识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也是无穷的。根据于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们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注：《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295页。）建国以后，仍然坚持这样的哲学观。1964年11月他在一个“关于总结经验的指示”中指出：“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是怎样将源于“动”的这样一个哲学观，应用来分析、思辨人类对于宇宙事物的认识规律和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又怎样地从这个哲学观出发，得出了要在实践中进行理论创新和不断发展真理的结论，这个结论坚持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统一，是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统一，它是符合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规律和发展规律的。的这一哲学观，势必与教条主义者们机械的、静止的、形而上学的哲学观产生对立，发生冲突。历史事实充分表明，这一哲学观是完全正确的。及至晚年，仍坚持他的哲学观。1974年5月30日，在北京会见了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世界著名科学家李政道，宾主共同探讨了他们关心的问题。说，“对称”原本是一个静止的观念，但按他的经验，“对称”对社会的发展不是最主要的，社会的发展是“动”。李政道认为，运动就是对称的。“对称”在科学上不是静止的观念，所有宇宙运动都跟“对称”有关。所有的“对称”都在“动”中。对李政道的观点，点头称是，完全接受。这里，和李政道并非闲来无事，坐而论道，它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一个杰出的科学家在哲学领域神来的思想交流，是他们历经多年社会实践和科学实验所得出的深刻的哲学体验。虽然他们两人所关心、研究、从事的工作领域是极不相同的，但却有着共同的哲学结论！总之，创新思想的哲学基础就是“动”。根据辩证唯物论的发展观点，他将人的认识看作是一个永恒的发展过程，只要物质运动不停止，人的认识也就没有穷尽的一天，而认识的延伸必然是思想的创新。的创新思想是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归纳、整理、分析、研究和宣传的创新思想，对提高我国人民的创新意识和能力，推动我国正在开展的创新活动是有益的。作为创造新世界的一代伟人，为我们树立了勇于创新，善于创新的光辉榜样。他的有关创新的教导，将鼓舞和鞭策我们奋勇前进在创新的大道上。可以肯定，随着我国创新活动愈加深入地展开，人们将会愈加领略宣传和发扬创新思想的深远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