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年来，重庆国企总资产从1700亿发展到11300亿，净资产回报率10％，接近国际先进水平。每年还投入几百亿发展重庆重大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重庆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快速发展，被称为“三个月换一版地图”的城市。

亲历过去几年重庆国企峥嵘难忘的岁月，有这样三点体会尤为强烈：

第一，在西部欠发达地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有企业肩负更为神圣更为特殊的使命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市场的“无形之手”进行自我完善，也需要政府的“有形之手”进行调节。

在西部欠发达地区，这“两只手”的功能显得“先天不足”。一方面，市场机制严重失灵，市场发育不充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难以全面有效发挥。另一方面，政府财力十分有限，靠政府调控的范围又很窄，严重影响了调控职能的发挥。

“两只手”作用的缺失，呼唤“第三力量”的崛起。国有企业既是一个完全的市场主体，又因为资产关系是国有，而具有区别于其他企业的特殊属性，为其充当“第三力量”奠定了基础。对此，我们近年来进行了一些积极探索。

一是通过“八大投”运作和国有资本经营收益上缴，重庆拥有了除预算内、预算外之外的“第三财政”。如，“八大投”超前实现了靠财政投入需要几十年才能完成的基础设施建设目标，近年来年均投入400亿，是2003年以前年度投入的40倍；又如，国有集团已向财政上缴资产升值和经营收益599亿；还如，2005年国企与财政彻底“断奶”后，自己承担了一般都由政府支出的费用1034亿，减少了财政支出。这实际上是为政府解决民生、教育等其他公共事业腾出了巨大的财力空间。

二是通过国有集团的“利益输送”，使重庆市委市政府统筹区域经济发展、推动非公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有了新的资金来源和带动力量。如，国有集团融资50亿元，帮助“两翼”16个区县和潼南县建设特色园区；又如，以股权和产业链为纽带，形成了“国进民也进”的新局面。目前万亿国资中，非公经济参股已达38．6％。1997年重庆直辖时，非公经济占全市GDP比重26％，去年已达60％。按我们制定的国有集团上市规划，届时，这38．6％的非公权益可获得数以千亿计的市值收益。

三是通过国有资本依法合规进行市场调控，使政府实施宏观调控，实现经济社会快速协调发展，有了新的工具和手段。如，政府通过赋予投资集团土地储备职能，建立土地供给的“蓄水池”，解决了10年前房地产商大量囤积土地的问题。又如，通过投资集团承建公租房、改造危旧房，控制投资集团储备土地的投放速度和投资建设强度，维护了房地产市场的相对稳定。

四是通过国有集团的市场化托盘，使政府在打造发展硬环境、处理市场重大失误等急难问题中，有了新的载体和经济支撑。如，近六年，国有集团推进了2000多公里高速公路、5000多公里高等级公路、20多座桥梁、200公里城市轨道的建设。又如，烂尾楼、三金三乱、龙寰超市等市场重大失误出现后，也是国有集团以市场化方式介入，实现了妥善安置。

五是通过国有集团代表政府意图，以市场机制推动，使政府在培育、规范市场，建设现代市场体系上有了新的方式和路子。如，通过组建重庆联交所作为平台，与政府意图、法律规范、道德规范共同起作用，推进了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的建立，大大规避了市场交易中的道德风险。

重庆大农村与大城市并存，发展中遇到的很多问题正是中国的缩影。国有企业在这些问题的突破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既是重庆的具体实践，也是“中国式”的改革探索，是我们在特殊的国情下搞现代化建设、实现科学发展的有效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讲，国有企业发挥独特的功能作用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国有企业本身也就是中国特色的重要体现。

第二，解决民生问题就是解决发展问题

熙来书记在重庆民生大会上精辟指出，“改善民生，既是我们的政治理想和奋斗目标，也是我们发展经济的始源和归宿；它不仅不分散经济发展的成果，还使经济发展的各个环节良性互动。”奇帆市长也指出，“不仅要算当前账，也要算长远账，做到中长期平衡；不仅要算经济账，还要算社会，做到综合平衡。要看到，当前的民生投入在未来会产生巨大效益”。

做好民生工作是启动市场消费的一场革命。中国具有巨大的消费市场。而广大农村地区的消费还处于十分落后的水平。如果能有效提高农村社会的消费能力，激活7亿农民的庞大市场，同时再加上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变市民获得的消费水平的提升，中国社会巨大的消费潜能将被释放，消费对GDP的拉动作用将大幅提高。而投资民生、改善民生无疑是重大举措。

因此，解决好民生问题，既是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坚实基础，又将为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持久强大的动力。对国企而言，参与民生建设、促进社会和谐更是义不容辞的重大责任。事实上，重庆国企已经进行了积极的实践。

比方说，近年来，“三金两款”拖欠了职工，我们全面清偿了13．7亿元的拖欠。又如，老百姓盼“公租房“，国有集团挺身而出，全部承担了主城2000万平方米的建设任务；再如，微型企业发展差资本金，国有集团作为“大哥”理应帮扶，我们已决定从国有资本收益中每年拿出1亿予以资助。

比方说，重庆国企通过“第三财政”运作，为政府公共服务转型腾出了财力空间，增强了重庆全面推行15％所得税、购房低契税、居民首次购房退税、财政资金优先社会事业支出和扶持“三农”、推动民生建设等惠企惠农惠民政策的实施。近几年，重庆教育经费与GDP之比保持在4％以上，财政每年新增投入80％以上投向农村，去年民生财政支出占一般预算支出51．7％，“第三财政”发挥了重要的“托底”功能。

国企服务民生还要从体制机制上下工夫。如，成立了全国首家农畜产品交易市场，通过形成生猪等农副产品的未来价格，让买卖双方都能看清未来的利润和成本，从而有计划的组织生产，避免因供需矛盾引起的农产品价格波动。又如，成立药品交易所，解决群众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有效防止了医院和药厂在交易中的“暗箱操作”，减少了中间环节，群众承担的药价大幅降低。再如，成立全国首家农村土地交易所，通过开展“地票”交易，在城乡之间建立了要素双向对进的通道，其一，农村的用地指标流向城市，在为城市建设提供用地保障的同时，通过对土地的集约节约利用和土地质量的折算，耕地面积也实现增加；其二，城市资金则流向农村，促进了农业基础设施、农民居住条件、村容村貌等的改善。

第三，后金融危机时代，地方国企“走出去”既是挑战更是机遇

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资源要素产生了加速流动的新趋势，国际产业分工格局正在发生新的深刻调整，地方国有企业作为国家和地方经济的重要力量，积极“走出去”融入全球经济，既是企业发展的内在需求，也是践行国家和地方战略的应有之举。

重庆国企“走出去”已取得突破，尝到“甜头”。

目前，重钢集团收购澳矿项目获澳洲政

府批准和国家发改委核准。机电集团收购英国机床技术项目完成正式交割，将获3个百年品牌、5项世界先进技术，其中3项为世界一流技术。高速集团与世界银行的国际股权融资项目、粮食集团与巴西合作建设粮食基地项目等，均取得重大成果。在重庆国企“走出去”的实践中，我们有这样几点感受：

一是地方国企具有区别于中央企业的优势。二是地方国企更应该“抱团走出去”。三是地方国企“走出去”要建立强力的支撑性平台。没有强有力的体制性和实体性支撑，“走出去”将困难重重。重庆的探索实践中，其一，构建了一体化的协调服务平台，市国资委成为走出去“总调度”、“总后勤”。其二，组建了注册资本金达30亿元、全国地方最大的对外经贸集团，作为“走出去”的带动平台。其三，由重庆渝富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合资组建注册资本金10亿元的中国进出口担保公司，作为“走出去”的重要金融支撑。其四，市国资委与摩根士丹利等国际知名中介机构建立战略合作关系，作为“走出去”的重要咨询支撑。其五，市国资委与国家商务部、中非基金、我国多个驻外经商处建立了联络机制，成为“走出去”的重要政策和信息支撑。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重庆拥有投融资企业、地方金融企业、工商企业一体化的管理体制和管资产与管人、管事高度统一的管理体制，这使得市国资委可以在其监管范围内为市属国有企业“走出去”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可以推动各企业形成“抱团”走出去的格局，最大限度拓宽国有资产的运转空间和效率，提升国有集团的整体协作能力。超级秘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