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六大在设计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时，坚定地贯彻了共同富裕的精神。面对新的历史条件、新的历史任务，正确把握和妥善处理全面小康与共同富裕的关系，对于我们更好地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顺利推进小康社会建设，把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全面小康是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经阶段

共同富裕既是一个现实的原则，又是一个远大目标。对此，邓小平曾从多角度进行充分阐述；而全面小康为这一思想注入了新的内涵，使目标更具体，任务更具可操作性。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和历史上其他社会形态最根本的特征，而全面小康把这一特征具体化。人类社会除原始社会外，在剩余产品有了较大提高以后，造就少数富裕乃至暴富个人和阶层是不难的。现代资本主义即使到了生产力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物质产品比较丰富的现代阶段，没有也不可能为自己规定实现共同富裕的使命和前途。一些发达国家虽然“富裕”却与“共同”风马牛不相及，并且少数人的富裕要以大多数人的绝对或相对贫穷为代价。这是由资本主义的本质所决定的。正如美国学者罗伯逊所分析的那样：“美国之所以存在贫困，是由于美国社会是不平等的，并有着不可抵御的政治压力来保持这种不平等状况。任何想要重新分配财富和收入的尝试都不可避免地会遭到强大势力的反对。有些人只有在别人相对贫困的情况下才能相对富有。鉴于权力是集中在有钱人手中，政府的政策就将反映他们的利益”。（《社会学》，商务印书馆，19**年版第354页）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3页）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邓小平进一步将“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规定到“社会主义的本质”之中。作为本质，它与资本主义的区别已经泾渭分明；作为本质的外在表现，则是一个随着认识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和完善的过程。目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丰富了社会主义本质的内涵。

全面小康拓展了共同富裕的领域。从贫困落后走向共同富裕，是一个不断发展、逐步提高的过程。初期，我们多从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方面来考虑。在当时条件下，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因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存在的前提，人们只有解决了生存问题，才能提出和解决其他方面的问题。消灭贫穷，解决温饱就成为当时的主要任务。在解决了温饱问题的基础上，我们开始向小康社会迈进，邓小平把“小康社会”描绘为：“没有太富的人，也没有太穷的人，所以日子普遍好过。”经过20多年的发展，现在我国的经济总量居世界第6位，人均GDP实际上已从低收入国家进入世界中下等收入国家行列。在这种形势下拓展共同富裕的领域就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精神。全面小康不仅是物质生活方面的要求，还包含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可持续发展能力，生态环境等方面更为“全面”的内容，体现了时代的进步和最广大人民的新要求。实现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将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打下更为坚实的基础。

全面小康与共同富裕体现了阶段性和长期性的统一。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而追求这一目标的发展过程则构成了走向共同富裕的实际步骤。“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向贫穷宣战，着力解决温饱问题；之后，我们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在上个世纪末使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而全面小康则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即本世纪头20年，要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合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它把全面小康与共同富裕目标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之中，充分体现了阶段性和长期性的统一。

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途径

邓小平是在立足国情，认真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来设计我国共同富裕的现实道路的。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走向共同富裕的必要途径。

打破平均主义，继续鼓励和支持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历史经验表明，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只能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因此，要使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必须打破平均主义分配方式，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这是对过去吃“大锅饭”教训的总结，又是基于对我国资源与要素禀赋巨大差异的深刻认识而提出来的。全面小康的构想在总结过去经验教训尤其是总结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给予发展创新，十六大提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得更快一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上，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

以改革开放为动力，激活人们的利益动机，把一切积极因素充分调动和凝聚起来。要使部分先富成为现实并进而达到共同富裕，就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而“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对我国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同上，第138页）我国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部分人先富在农村初见端倪；继而设立经济特区，使这个当时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区先富了起来。党的十六大着眼于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和全社会全民族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明确提出，要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要保护发达地区、优势产业和通过辛勤劳动与合法经营先富起来人们的发展活力，鼓励他们积极创造社会财富。这就营造了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事业的氛围，从而使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以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巩固来避免两极分化的产生。正确处理先富与后富的关系，是邓小平反复考虑的一个问题。他说，“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而“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中国的国情决定了，离开公有制，我们就实现不了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共同富裕的实现有赖于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因而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是保证这一目标能够实现的基础。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逐步推进共同富裕

先富是手段，共富才是目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一部分人富裕，一部分人长期贫穷也不是社会主义。在邓小平理论中，共同富裕有着更为重要的位置。他说：“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邓小平不仅从战略上构造了要达到共同富裕就必须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步骤，而且对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西部同东部地区的差别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都作了有预见性的安排。他认为：“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

从新世纪开始，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突出地提出和解决共同富裕问题，使之成为“中心课题”的时机已经趋于成熟。这就需要我们按照邓小平的要求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际切实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第一，政府工作要着力于引导和促进共同富裕。使共同富裕成为“中心课题”，关键是使帮带后富成为“中心课题”。要根据全面小康与共同富裕的需要，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来组织各种资源，以更有效率地达到目标。

首先，通过制度安排和政策来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改革以来，提倡和鼓励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兴办特区等措施培植了增长“点”，使一些个人和地区先富裕起来。要达到共同富裕，也必须再造新的增长“点”。这些“点”的选择要明显地向欠发达地区和中下收入层倾斜。当前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就是这些“点”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为这些“点”提供了资金来源。要选择一些具有较大的投入产出比，具有较强的产业关联度和经济带动力、有利于提高资源特别是劳动力资源利用率的大项目，通过政府投资来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其次，通过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来影响收入分配的“面”。沿海富于内地、大城市富于中小城市、垄断行业富于非垄断行业，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些地方和行业占有更多物质生产条件的事实。要积极促进小企业发展，数量众多的小企业可以安排大量的劳动力，有利于共同致富。调整经济结构，具有生产条件再分配的作用，但在调整中应避免一味用“资本”替代“劳动”而使结构“优化”的资源配置方式，这样不利于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的优势。

再次，要通过法律、政策、道德和舆论的力量来制约收入分配的“极”。实现共同富裕不能只靠做大“蛋糕”，还必须有相应的分配机制作保障。邓小平早在1985年就有针对性地指出：“对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个人，也要有一些限制，例如，征收所得税。还有，提倡有的人富裕起来以后，自愿拿出钱来办教育、修路。”（同上，第111页）目前，富人纳税的法律意识不强，一些人把偷逃税作为致富的捷径。因此，要加强税收征管，做到应收尽收。同时，要理顺城乡之间的税收关系。有研究表明，我国农民的税负比例要高于城市居民，税收在城乡之间是一种累退税，起着逆向调节的作用。要鼓励先富帮后富，讲清先富帮后富“是一个义务”的道理，并大张旗鼓地宣传典型，在全社会形成一种先富帮后富的风气。要特别关注在经济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中出现的下岗失业职工的问题，各级党委、政府要切实负起责任，并且动员全社会力量，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千方百计帮助和引导下岗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这不仅是维护职工劳动权益的需要，也是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

第二，要特别关注农村问题。没有农村的小康就不是全面的小康；没有农民的富裕，就没有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富裕。进入上世纪**年代后期，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并大大低于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幅度。****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8．5％，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4．2％，城乡收入差距由****年的2．79倍扩大到****年的2．**倍。一些影响农民增收的长期性、根本性因素并没有得到解决。因此，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发展农村经济，需要金融支持，但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分布在广大农村的县办中小企业、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企业成为重点调控对象，整顿农村合作基金会、农村信用社，县以下金融出现了空白。农村资金大量外流，经济发展很难获得资金支持，许多企业由于不能及时得到银行贷款而陷入困境，对此必须高度重视，妥善解决。

第三，实现教育机会均等和教育创新。提高劳动者尤其是低收入家庭子女受教育的程度和水平，是实现共同富裕可靠而又有效的手段。国家投资于教育比实行转移支付具有更长远更积极的意义。毋庸讳言，目前有一些做法，使教育资源的配置不利于城镇低收入阶层和农村居民。调查资料表明，40％高收入和次高收入家庭的大学生占大学生总数的70％，而40％最低和次低收入家庭的大学生仅占21．6％。在上大学的机会上，城市家庭子女比农村家庭子女高12倍。（见《经济日报》****年4月9日）因此，要积极采取措施，努力实现教育机会均等，这对改善收入分配结构从而实现共同富裕具有决定性作用。政府要加大对教育的投入。2001年我国的教育投入仍只占GDP的3．19％，不仅低于世界****年5．5％的平均水平而且也低于中下等收入国家****年4．4％的平均水平。按照邓小平的要求，当我国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万亿美元的时候，要“拿出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五办教育”。（《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62页）目前的差距还是很大的。要推进教育模式和体制创新，大力发展素质教育和职业教育，使学生能够适应伴随多样化的就业模式而来的新技术要求，即使考不上大学，也能够有一技之长，有创造财富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