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课堂研究1

［摘要］在传播学视阈下，课程思政教学本质上是一种复杂的人类传播活动，因此研究其传播因素特征对提升教学效果有重要意义。根据奥斯古德与施拉姆的循环传播模式，研究课程思政教学中教师、学生、讯息的传播特点，并提出课堂教学在材料准备、课程设计、教学反馈等方面的优化策略。

［关键词］课程思政；传播学视阈；课堂教学优化

一、研究意义与文献综述

由“思政课”和“课程思政”所构成的大思政教育，是新时代新形势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普遍践行的主流教育理念。[1]具体到学校层面，应在顶层设计上铺设思政教育网，既要抓住“思政课”这一思政教育的主要阵地，也不能放松与学生学习联系更为紧密的专业课中的“课程思政”。从传播学视阈出发，教学过程是一种复杂的人类传播活动，教学效果的好坏受到传播主体、客体、内容、方法等条件的制约。不同于专业课教学，课程思政教学因隐性教育、重视观点性传播的特点，其课堂教学的设计必然要发生改变，从传播规律出发掌握一定的传播技巧将有助于教学效果的提升。因此，以传播学视阈对课程思政课堂教学重新进行思考与构建，对课程思政教学有重要意义。目前从传播学视阈研究课程思政的成果不多。付李琢、贺小飞从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理论思考，把课程思政的传播分为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提出课程思政传播力的提升路径。[2]丁蕾以“拟态环境”的理论框架研究课程思政的传播价值与价值传播，助推课程思政教育创新。[3]在现有的研究中，从传播学视阈研究课程思政价值与意义的多，验证了以传播学相关理论框架研究课程思政教学的合理性，肯定了其积极意义，提供了可行且有价值的研究思路。

二、传播学视阈下课程思政教学因素特征分析

根据奥斯古德与施拉姆的循环传播模式（图1），传播者和受传者没有地位高低之分，在传播过程中是平等的关系，都是传播的主体，在信息的循环交流中，彼此互为编码者、释码者和译码者。此模式强调传播双方的互动性与信息的循环性，以及传播双方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的特征与功能。思政内容更多的是意义的传递，而非完全的知识传授，意义的传播效力更需要沟通交流的反馈过程来检验，因此这一模式能够弥补课堂讲授的单向性问题。同时这一模式更适用于人际传播过程，而在翻转课堂等“以学生为中心”、强调学生学习自主性的教学理念倡导下，课程思政的教学过程更趋向于在说服与沟通情感方面有优势的人际传播。但在使用此模式研究课程思政教学因素特征时，需要注意课堂传播双方的关系并非如理论所述的完全对等，在实际的课堂教学中，教师确实占据组织与主导的地位，在知识水平及权威性上师生也呈现出高低的差异。

（一）教师：强化综合素质与“偶像化”特征教师作为课程思政内容传播的主体，也是思政内容的编码者，思政内容的讲授不仅仅要依托于专业知识，同时还要结合教师的思想意识、生活经历来对思政素材进行符号化的编码与意义的赋予。所以要做好课程思政工作，首先要求教师具有比较全面的综合素质，包括政治素质、理论素质、人格素质、能力素质等。思政内容不像专业知识有课本、非常明确的知识体系可供遵循，而是存在于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需要教师自主取材与加工。政治素质与理论素质扎实，教师才能挖掘出思政素材，在日常生活、媒介接触、知识储备、课程准备中具备一定的敏感度，解决“思政讲什么”的问题，并保证思政内容的正确性。而如何使思政内容达到“育人”的目的，就要求教师自身要具备良好的人格素质，崇高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敬业爱生的师德素质，真挚美善的情感素质，坚持真理孜孜求索的学术素质，以及对社会、家庭的责任感，经教师人格素质浸润的思政内容才能获得学生的情感认同，真正实现“言传身教”。教师在思政教学中的能力素质主要体现为科研能力与实践能力，没有教学支撑的科研如浮萍，而没有科研加持的教学如沉潭之水，科研为教学提供了进化的空间，是教师的核心能力之一。同时思政内容的学习更需要在实践中获取真知，因此教师要具备能在实践中开展思政教育的能力，能够策划、组织、参与相关的社会实践活动，达成教学、科研、实践能力的合一。同时，教师在教学传播中的角色还应体现出“偶像化”特征。勒庞认为群体中应该有“群体灵魂”，涂尔干同样也提出了“群体意识”的说法，群体中具有“偶像化”特征的人可以承担起传播意识形态的领袖职责，成为群体的共同“意识”与“灵魂”，其提出的观点与主张能够得到群体成员的拥趸，从而影响群体意识。拉扎斯菲尔德在他的二级传播理论中也提到了相似的概念，即“意见领袖”，是指在人际传播网络具有较高可信度与权威性，并且能够影响他人意识的人。无论是群体中具有“偶像化”特征的人，还是人际传播中的“意见领袖”，其共同特点都是可信赖、能够改变或强化他人意识。“偶像化”与“意见领袖”有一定明显的特征：感官鲜明或独特，拥有在群体心目中至关重要的美德、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勇气。[4]教师即使不做学生群体的“领袖”，也需要有一定“偶像化”的特征，通过人格魅力的感染让学生由内而外地信服教师的观点。“偶像化”特征是需要有意识培养的，比如教师要注意着装与气质的培养，不修边幅的形象很难让学生产生信赖感；教师的语言表达艺术也很重要，有情绪感染力的语言表达方式和独特的语言风格，更易获得学生的喜爱；更重要的是教师立身处世要“正”，这不是在学生面前设定的“人设”，而是在生活与工作细节中体现出的人格修养，通过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意识。

（二）讯息：思政内容的隐性传播特点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中对课程思政建设内容做出了要求：“课程思政建设内容要紧紧围绕坚定学生理想信念，以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爱人民、爱集体为主线，围绕政治认同、家国情怀、文化素养、宪法法治意识、道德修养等重点优化课程思政内容供给。”从指导纲要的意见来看，课程思政内容体现出弱知识性、重意识性的特点，体现为意识的隐性教育，而非知识的显性教育。隐性教育意味着思政知识是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的无意识学习，通常是以专业知识相关内容为引，自然而然地激发学生的联想和情绪体验，经过学生自身心理经验的内化后，形成情感与意识的认同。隐性教育的学习效果是非即时性的，并非立刻的知识和技能的获取，而是让学生不知不觉受到意识的感召和影响。隐性学习效果难以通过考试的方式进行即时评测，但在知识内化成为学生人格结构的一部分后，将会以态度、行为等方式显现出来，这种影响将是长期且深刻的。同时思政内容的涵盖范围非常广博，涉及家国情怀、社会责任、道德规范、法律意识、个人品质、科学精神、创新能力、人文素养等。融入专业课中往往没有既定的知识体系与规范，这就需要教师能够提炼出专业课程知识中所蕴含的思想价值，拓展专业课的深度、广度和温度，让知识更具人文情怀。

（三）学生：接受心理的共性与个性在传播的“循环模式”中学生也是传播的主体，既是思政内容的释码者与译码者，也是个人行为反馈的编码者。学生接收经教师编码的讯息后，根据自己的知识结构与心理经验，解读讯息符号，解释内涵意义。然后再把个人意识与行为进行编码，以符号讯息的方式反馈给教师。把学生看作“主体”，体现为尊重学生的主体意识，给予学生表达自我、独立思考的权利，让学生参与到信息的交流中来。作为思政信息接受主体的学生，在接受行为与心理方面有一定的普遍性特征，体现为受教状态的自然性、受教心理的非逆反性、受教过程的愉悦性、受教效用的可持续性。[5]学生在专业课的课堂中往往意识不到思政教育的存在，因此从专业知识中升华的思政内容更容易被接受，可以避免显性思想政治教育给学生带来的逆反心理。思政教育的本质是引导学生向真、向善、向美，明真理、树理想、守信念，归根结底是以人性之美、道德之美、信念之美去熏陶感化学生，而“美”的意识一定会带给人愉悦的心灵体验。专业课程中融会思政内容，会让学生对理性的知识产生感性的认识，使知识技能得到情感的升华。学生同时也具有个性化的特征。不同学校层次、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对思政教育的接受心理和行为也是不同的，因此要充分了解学情，才能因材施教，避免学生受教中的逆反心理。比如在应用型本科高校中，学生对抽象程度较高的理论性内容接受能力较差，教师就应尽量把思政内容具化为易于理解的、与学生经验紧密相关的案例，适当降低其学理性，并用通俗生动的语汇表述出来。

三、课程思政课堂教学的优化策略

（一）找准课程思政的实现路径把思政内容融入专业课程，首先教师要对思政教育有正确的理解。思政教育绝不仅仅局限于政治性的意识形态宣传，而是要实现马克思所倡导的“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正如北京师范大学原校长董奇所说，好老师以理想信念指引教书育人；以道德情操践行言传身教；以扎实学识实现学术自由和学术规范统一；以仁爱之心不辍问道和反哺社会。[6]所以课程思政的根本落脚点在于“立德树人”，在于培养经得起风雨、担得起责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其次，如何找准课程思政的实现路径是专业教师面临的现实问题。要在专业课程中找到可以和思政理论相融合的契合点，并把抽象的思政理论具化成生动的思政实践，从价值层面感染学生、从情感层面打动学生。

（二）合理备制课程思政教学材料教师要做好编码者，通过精心组织思政内容，正确表达思政内容的内涵和外延。思政相关资料往往抽象程度比较高，涉及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因此教师在备制教学资料时就要合理筛选，尤其不可“强行”思政，加入一些与专业课程内容关联不大的或过于晦涩难懂的思政材料，这种本末倒置的行为非但不会让学生受到思政教育的启发，反而会伤害学生的情感与学习积极性。思政教育主要是触发学生的情感机制，从而产生价值认同，因此需要提炼出专业课程所蕴含的思想价值和精神内涵，在选择材料时可使用生动的思政案例，让学生产生情感共鸣。比如在讲授公共关系学“公关对话范式的价值维度”这一知识点时，要引入“一带一路”倡议这一思政材料，由于倡议的内容非常系统且广博，学生理解起来有一定难度，因此可以从一个感人至深的中国援助巴基斯坦建设公路的故事切入，让学生感佩于中巴友谊的同时，深刻认识“一带一路”倡议构建共荣共享的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内涵。

（三）巧妙设计思政内容融入角度设计课程思政知识点时，要巧妙寻找与专业知识融合的切入点，符合思政内容的隐性传播特点，达到润物细无声的育人效果。这就需要教师在准备课程时，把思政内容纳入整体授课思维模式中，让课程思政走向教学常态化，并通过教学反馈不断打磨。比如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指导委员会徐飞主任在题为《创新、创业、创意三重奏———从2020诺贝尔经济学奖谈起》的讲座中提到Vickrey拍卖理论时，就做了一个巧妙的升华：在二价拍卖机制下每个人的最优选择是说真话，由此引申到做人要真实坦荡，从长久发展看才能利人又利己。很多被广泛认可的专业理论本身就蕴含着“真、善、美”，教师要做的就是把这些正能量挖掘出来，从而达到培育“全健康”人才的目的。

（四）建立顺畅有效的反馈机制在传播的“循环模式”中，讯息的及时交流与反馈是传播过程的关键，同样在课程思政教学过程中，获取学生有效的反馈信息，可以检验思政教育的效果，并对之后的教学做出调整与改进。但课程思政教育很难通过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对教学效果做出量化的评测，而是需要从学生的态度、行为的转变去评价思政内容的接受程度。因此可以通过在教学中增加与思政内容相关的、让学生表达自我观点的实践环节或课堂讨论环节来获得学生的反馈，检验学生的“态度”层面是否改变。或是与校园的第二课堂、学生活动相配合，考察学生的“行为”层面，在丰富的实践活动中检验学生的品格修养与价值观念。

作者:靳依蒙 单位:大连财经学院

传播学课堂研究2

本土剧是表现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滋养人民心性的重要因素，是地方在文化自觉、民族在文化自信以及国家在文化强国和文化安全方面重视程度和发展现状的体现。本土剧外宣翻译是本土剧传播的重要途径。本土剧外宣翻译的内外驱动本土剧是地方特有的非物质文化，是优秀的传统文化。但是语言文化上的障碍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本土剧对外传播的步伐，文化的个性使各种文化之间产生了很大的鸿沟。外宣翻译好比跨越鸿沟的桥梁，作为对外传播的一种方式，其有语码转化、信息交流、文化传播等功能，对本土剧的翻译起到了关键作用。地方本土剧外宣翻译，主要从具有地方特色或本土创作的地方戏剧、舞台剧、影视剧等的剧本翻译、宣传资料翻译和字幕翻译的角度进行研究。本土剧的外宣翻译有利于观众融入本土文化中，有利于译语观众获得愉悦的观剧体验，使本土剧在海外的有效传播成为可能；同时也能有效提高外来游客的舒适度和旅游的体验感，推动文化旅游业的发展，为地方打造一张靓丽的文化旅游名片。乐山本土剧及其外宣翻译现状乐山本土剧是乐山人“记忆的背影”，是乐山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体现了乐山悠久的历史和文明。1988年6月乐山市首届文化节开幕，《大佛传奇》《采石大捷》《文字狱》《乌台诗案》等本土剧上演，深受观众好评与喜爱。此后，乐山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推动乐山本土文化发展。乐山方言喜剧电影《小城轶事之人怕出名猪怕壮》、现代川剧《神秘的大佛》、大型舞台剧《海棠花开》《只有峨眉山》、网络电影《疯狂的大佛》等影视作品问世。同时，乐山市川剧团在对外文化交流中逐步取得成效，创造出崭新的演出模式。这些优秀的作品充分展现了乐山的人文精神、悠久历史、艺术品格和社会风貌。本土剧包括川剧、舞台剧、影视剧等形式。笔者主要从剧本翻译、宣传资料翻译和字幕翻译的角度进行本土剧外宣翻译研究。当前对乐山本土剧的研究较少，这与乐山市打造“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加强国际传播力的战略目标不符，背离了“一带一路”倡议。截至笔者撰稿时，以“乐山”“剧”等关键词在“中国知网”进行搜索，仅能搜索到14篇相关文章。对乐山本土剧外宣翻译进行研究已成为当务之急。乐山本土剧的特点生动有趣的方言乐山本土剧语言的包容性极强，除文言词语、古语词、外来音译词外，容纳、汲取了丰富的乐山本土方言，如同大杂烩一般，各种特色语言在此进行融合加工，而最为显眼的就是方言［1］。乐山方言的特点在于急促厚重。历史上，四川各民族间语言交融，明清两次“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潮使得当地语言环境极为复杂。另外，从地理环境看，四川省是我国地形复杂、河流山脉众多的代表省份。当移民进入四川后，复杂的地形导致人们居住分布不均匀。四川方言正是经过长期的竞争、整合、重组后得以形成的。乐山方言以底层的方式保留了较多古代巴蜀语言的特征，乐山话在整个四川方言系统中独具魅力，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都有突出特点［2］。突出的地方风俗、民族特点乐山地处四川省西南部，常住少数民族41个，其中彝族、回族、苗族三个民族人口较多，占全市常住人口的4.9%，多民族的特征给乐山带来了深厚的文化底蕴［3］。

乐山的民俗民间文化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是乐山人珍视的文化遗产。如藏历年、羌历年、彝族年、开斋节等少数民族传统节日和风俗；铜河花灯、铜河号子、金钱板、变脸、抬工号子等民俗文化；夹江堂灯戏、犍为麒麟灯、彝族达体舞、铜河山歌、峨眉堂灯、羊皮鼓舞、荞子舞等民间歌舞。这些民族民俗文化融入乐山本土剧中，尤其在民族音乐剧《美神·甘嫫阿妞》、堂灯戏《退彩礼》、夹江《纸乡秧歌》中表现突出。浓郁的宗教文化部分乐山本土剧有着浓郁的宗教文化。如本土影视剧《神秘的大佛》、川剧《天下一佛》《大佛·海通》、网络电影《疯狂的大佛》等。乐山宗教文化资源丰富，宗教文化载体众多。乐山宗教文化历史久远，周成王时峨眉道教兴起，公元1世纪中叶佛教传入峨眉山，明清时期天主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先后传入乐山。其中，佛教最具影响力。经过长期的发展，唐代乐山佛教空前繁荣，乐山成为川西佛教文化带和西南佛教文化带的重要所在地。乐山现有宗教文化遗存200余处，已开放的宗教活动场所102处。峨眉山是享誉全球的佛教圣地、国家5A级景区。峨眉山共计有26座寺庙，如报国寺、清音阁、万年寺等，每年各种佛事活动不断，是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乐山市内星罗棋布的寺院保存着大量远古文明的结晶，蕴含众多神秘的佛教文化［4］。翻译传播学视域下的乐山本土剧外宣翻译传播学在翻译中的运用传播是信息的传递。传播学的理论从20世纪末逐渐受到译介的关注，并逐渐运用于翻译研究中。传播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提出传播学的“5W”模式，即谁传播、传播什么、怎样传播、向谁传播、传播效果如何［5］。奈达在文章《语言文化与翻译》中强调了语言与文化之间的紧密关联和不可分割性［6］。文化翻译学派领军人物苏姗·巴斯奈特也认为翻译不是单纯的语言之间的转换，而是文化的交流［7］。翻译、语言和文化三者不可分割，翻译是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跨文化交际活动。乐山本土剧是人民智慧的结晶，是广大劳动者创造并传承下来的文化成果，体现了乐山人民的生活风貌和精神文化。本土文化外宣翻译时要注重对本土文化负载词、本土语言、民族文化渗透等内容的翻译，将其作为跨文化的传播活动。

本土剧翻译是本土剧传播的手段，本土剧翻译的目的在于传播。在翻译传播学模式中融入本土剧，可以获得目的语读者的认同，让文化真正传播出去。翻译传播学视域下乐山本土剧外宣翻译模式“翻译传播学将传播主体、信息、传播受众、传播媒介、传播效果等传播学概念和范畴引入翻译学领域，形成了翻译研究的新参照系，并借此实现了对翻译活动传播本质属性的新认识。”从乐山本土剧外宣翻译的角度来说，就是译者（Who）把乐山本土剧（What）用文字、语言等方式传播给目的语受众，使其明白并接受本土剧（Withwhateffect）。在翻译传播学视域下，译者需要全面了解乐山本土剧的文字信息，以及其中所蕴含的民族民俗文化含义，对源语本土剧文字进行解码，并依据自身对源语文字及文化的理解，对所传递的信息进行整理和取舍，然后用目的语对其进行转换。转换后的译文借助媒介传播给目的语读者，使译文得到理解和接受，产生文化认同，实现传播目的。本土剧外宣传播过程中的译者亦是传播者，观众也是目的语读者，译者和观众之间的关系是传播与被传播的关系。翻译传播的客体就是本土剧剧目中涉及文字的部分，其中包括剧本、台词、本土文化元素的解读说明等。本土剧传播媒介是多种多样的，包括中介物和工具、讯息传递的渠道等。另外，译文质量及被传播者的接受度决定了本土剧翻译传播的效果。

翻译传播学视域下乐山本土剧外宣翻译难点突破

1.“音译+字幕”注释，保留方言的原汁原味方言的广泛使用增加了本土剧的趣味性，使本土剧更加生动。有的方言甚至会反复出现，且具有特殊的地方特色文化内涵。针对这一类方言，可进行注释，帮助目的语读者更好地了解方言、剧情及语言所表达的情感效果。例如，乐山文化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及成都天音奇林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在乐山拍摄的《人怕出名猪怕壮》，是典型的川味喜剧，其使用四川方言和普通话共同拍摄而成，方言的使用让该剧目极具幽默感。其中“幺儿”这个词反复出现，电影的剧情也围绕剧中主角沈一金及他的“幺儿”展开。“幺儿”在电影字幕中的英文翻译为“Baby”。“Baby”这个词能表达“婴儿、老幺、宝贝儿”的意思，确实能把“幺儿”的大部分意思展现出来，但方言中侧重表达爱称，可考虑在屏幕上方增加字幕注释，说明“幺儿”的读音和含义，并说明此称呼常出现在川渝地区的方言里，表达长辈（不仅仅是父母）对子女或宠物的疼爱之情（Theelders,notonlyparents,expresstheaffectionforchildren,pets,etc.）这样目的语观众就能在观影过程中对此方言有更加深刻的了解，并能充分理解社区工作人员要求沈一金和猪“幺儿”做亲子鉴定的荒唐。

2.音译再现民族风韵民族特色常依附于民族语言得以呈现。以民族为背景的本土剧中常出现民族语言。译文的优劣直接决定能否再现这些语言中的民族风韵。民族语言有独特的发音和内涵，一般情况下，音译可再现读音特色，夹注可再现语言内涵。但在故事性的剧目中无需进行夹注。例如，“甘嫫阿妞”是我国明朝时期的一位历史人物，生活在四川峨边彝区甘家火史山山寨。她是一位绝色的彝族女性，在遭遇强权时宁死不屈。人们通过整理和挖掘以“甘嫫阿妞”为原型的民间故事和民间歌谣，创作了相应的民族音乐剧。在翻译“甘嫫阿妞”时，需要考虑传播过程中的媒介。在以音乐剧、影视剧为媒介的传播过程中，除对“甘嫫阿妞”进行音译外，无需再对其内涵进行夹注说明。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甘嫫阿妞对暴政和压迫的反抗意识显现出来。她刚烈不屈，用生命捍卫了贞洁与尊严，对彝族人民影响较大。若在一开始就夹注说明，进行详细解释，难免会给观众以剧透之感，从而影响目的语观众的观剧体验。

3.字幕注释传达宗教意蕴我国宗教文化博大精深，宗教文化英译复杂且难度较大。乐山本土剧的创作受本地宗教文化影响较多，常含有宗教元素。在佛教圣地等旅游景点的纪录片中，对宗教文化的谈论往往比较深入，翻译难度较大。在故事性剧目中，对宗教文化的翻译可采取意译加注释的方法，在传达宗教意蕴的同时，保证故事情节的流畅性。例如，1981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在乐山拍摄的《神秘的大佛》。因年代久远，该剧暂没有官方的字幕翻译。该剧以大佛为主线，在电影中出现了宗教文化中的佛教用语，尤其是人物司徒俊在了解峨眉山报国寺的圣积寺（圣积寺，古代名为慈福院），以及海能法师介绍乐山大佛时，使用的佛教语言最多。如“400多年前，紫铜铸造的圣积寺铜塔，塔高两丈一，共12层。塔的四周铸刻着4700余尊佛像和华严经的全文”这句话中，翻译的难点应该是“圣积寺”和“华严经”两个佛教文化负载词。在翻译“圣积寺”时，结合它正好出现在司徒俊一边登山一边参观峨眉山的途中这一情节，可在字幕中加注，简要说明圣积寺在峨眉山的具体位置——位于峨眉城南2.5公里处，为入山第一大寺（ShengjiTemple,theancientTzuFucourtyard.Located2.5kmtothesouthofMount.Emei,itisthelargesttempleinthemountain）。再加上原文中对圣积寺的介绍，观影者对圣积寺就会有比较详尽的了解。乐山本土剧融入了生动的方言、多彩的地方风俗习惯和民族特色，以及浓郁的宗教文化。在外宣翻译的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其传播的各种元素，译者在充分了解原文本的基础上，考虑传播信息的特点、传播媒介、传播受众特点等，可采用音译、字幕注释及“音译+字幕”注释的方式，以达到观众的预期观剧效果。

作者:析西 单位:乐山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传播学课堂研究3

呼唤中国新闻传播学的高等研究路径

1.新闻传播研究的阐释危机。2016年，世界范围内“黑天鹅”事件频发，牛津词典将“后真相”（post-truth）作为年度词汇，认为新的媒体和信息环境改变了人们的认知和决策过程。西方知识界聚焦“假新闻”追踪与新闻事实核查，希望借此重塑信息传播秩序。然而，六年过去了，情况似乎变得更加糟糕，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西方新闻业表现出的信息失真、秩序混乱、立场先行，似乎更加暴露了其新闻传播理论困境的根本性、彻底性矛盾。究其原因，西方基于职业准则和报道技术的“西方新闻传播观”缺少对新闻真实和社会真实间复杂关系的理解，缺少对新闻生产和传播过程中社会结构和技术变革影响的认识，缺少对新闻话语背后的权力关系的洞察——“西方新闻传播观”及其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落后既对世界性问题缺乏解释力，同时地基不牢的新闻实践又进一步加剧了世界性问题的产生。在这样的背景下，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理论及其应用研究，实际上具备很大的想象空间，也具备很强的现实意义。建设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要旨，不仅在于中国知识界试图摆脱西方理论与中国经验之间内在紧张的蓬勃动力，更是希冀中国的知识体系创新可以直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世界性难题，并作出有力的理论解释和回应。2022年3月26日，清华大学召开新时代中国传播学研讨会，30余位学界业界专家围绕新时代中国传播学的研究视角、范式转型和主体构建等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了学科发展的“守正创新、融通中外、根植实践、引领时代”的“新十六字方针”——这正是建构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应有之义。

2.作为“支点”的新闻传播研究。受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为典范的新闻职业教育和研究传统影响，西方主流新闻传播学界的研究也主要围绕新闻生产和传播效果两个方式展开，试图建立新闻传播与人类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然而，社会现象之间存在的因素是复杂而彼此勾连的，如果只看到“黑天鹅”事件中的虚假信息，而看不到虚假信息背后长期以来文化精英所把持的真相阐释权的解构，看不到虚假信息背后是社会撕裂和政治经济两极化的结构性矛盾，“假新闻”研究自然是一场浩浩荡荡的“治标不治本”的学术运动，同时也再次回到了媒介中心主义的窠臼。与此同时，虽然媒介中心主义的学术立场不可取，但是不可否认，媒介确实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生活的中心。我们不妨将新闻传播与媒介看作“支点”，撬动了人类认知活动和社会行为的各个方面。比如，内容维度的新闻叙事及其叙事症候（narrativesymptom）反映了历史与现实、全球与地方、观念与制度的诸多剖面，是打开文化价值观、国际舆论战、意识形态分歧等热点问题的钥匙；而形式维度的传播媒介及其媒介逻辑则越来越作为一种社会元过程，形塑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是理解当代世界不可或缺的视角。

3.呼唤中国新闻传播学的高等研究路径。随着媒介逻辑深度卷入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并且逐渐成为一种社会元过程，新闻传播作为理解世界性问题的一个重要视角和独特缩影，也使得新闻传播理论的研究创新又具有了跨学科意义上的普遍性。因此，引入高等研究的理念和思路，倡导“以媒介为支点的人文社科高等研究”，或许是一条可以尝试的道路。高等研究，正是要摆脱建立在西方知识霸权上的这套研究机制背后的知识与权力关系，试图通过在不同地区经验知识、不同学科理论资源、不同文化观念意识之间来回穿梭，形成真正具有创新性的想法、观点、体系。如果说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的研究对象是客观现实，那么新闻传播学的高等研究路径作为一个独特视角，则关注由新闻传播构建起的媒介现实中的种种现象，以及由此媒介现实与客观现实、主观现实互动而成的经验关系。新闻传播学的高等研究，首先要以历史眼光看待理论，了解多个理论传统。比如现在流行于世的新闻理论往往围绕“新闻自由”“新闻客观性”“新闻专业主义”等概念展开，并将这些理念奉为圭臬，置于新闻业的神坛之上不可辩驳。然而，如果回到西方新闻业诞生的近代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早期以及20世纪初大众报业的转型，就不难发现“新闻自由”的核心是保卫资产阶级贸易自由（甚至包括奴隶贸易的自由），“新闻客观性”和“新闻专业主义”则是一面在为新闻业提供整套“科学报道”的操作化伦理标准的同时，另一面也逐渐失去了新闻业本来具有的社会批判力。这样一种根植于西方历史进程中的新闻传播理论，显然无法解释中国新闻业与中国社会的关系，但是这种“去历史化”的理论成为一种先验正确的彼岸，一直环绕在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界。国外的高等研究中心一般宗旨都是立足现有学科，而又针对具体问题进行跨学科、跨地区研究。因此，中国新闻传播学高等研究的展开，不仅要回到历史中去，同时也要汲取其他学科的理论养分，进行跨国家、跨民族、跨地区的比较研究。尤其在西方新闻理论已在诸多方面失去了对现实问题解释力的当今世界，中国新闻传播学高等研究的目标不仅仅能够帮助中国新闻传播学界和业界摆脱西方知识建制的霸权，而且能够有机会在追求学术创新自主性的同时，用中国经验、中国方案、中国文明回答世界问题，为人类文明作出具有历史使命感和时代紧迫感的重要贡献。

作者:虞鑫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