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慈明亮

王瑶先生的一句话，竟被他辩得言之凿凿，并且乐在其中4，真是思维敏捷的性情中人。可惜收在集中的论文里，我很难听到这种笑声。这使我尽量搜集他发表过的文章，发现他前竟然有些风格清新的论文，让人读得喜不自禁。不能怪我，鲁迅先生的《社戏》里的孩子都喜欢看铁背老生翻跟头，不喜欢听老旦做报告。偏偏樊骏先生1957年发表的《谈谈〈社戏〉》有我喜欢的内容，不妨引用一番：每当我们阅读《社戏》，首先是被它的生动有趣的描写所抓住。就拿关于看戏的那些描写来说吧：作品中的“我”是一个暂时从“秩秩斯干，幽幽南山”的枯燥乏味的书本中解放出来、为充满各种新奇娱乐的田野生活所吸引的小孩子，他正沉浸在小伙件们温暖的友情中。他非常想去看社戏，可是因为借不到船，去不成，把他急得连东西也吃不下去。

大家说服了“我”的外祖母和母亲，“我们立刻一哄的出了门”。“我的很重的心忽而轻松了，身体也似乎舒展到说不出的大”。但是，好不容易才看到的戏并不精彩，铁头老生没有翻筋斗，也没有看到蛇精和老虎，更倒霉的是大家都讨厌的老旦竟然坐在台上唱个没完。在这些描写中，鲁迅不光是交待了一下故事的过程，而是把我们真正带进了一个优美的境界，让我们去触摸孩子们天真无邪的心灵，在他们的喜怒哀乐、每一个细致的心理活动中去感受洋溢其中的淳朴诚挚的感情、善良的愿望、天真的思想和乐观进取的精神。这就给这些平淡的事件涂上了神奇的色彩，使整个画面弥漫了和谐欢乐的气氛。5我以为这段文本分析文字才是我喜欢的那位樊骏先生：毫不费力就抓住情节的特点——曲折婉转，一个困难刚解决，另一个困难就涌上来；这些困难及其纾解又是在小孩子心理层面来刻画完成的，大人本难体味，难得鲁迅先生写得好，樊骏先生也看得清。更难得的是他对故事氛围的把握，“平淡的事件涂上了神奇的色彩”，正如小说结尾所说，“真的，一直到现在，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罗汉豆的味道能有多少差别，但掺进那时的感情，味道便完全不一样了，这的确是神来之笔。这种情形让人联想起鲁迅在《朝花夕拾》“小引”里所说的，“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樊骏先生这样既体察入微，又能给人以启发的批评，正是我最喜欢的批评文章风格。这篇文章的整个第一部分写得很好，是我见到的最妙的《社戏》评论之一。但到了第二三部分，扯上思想性，便又让人读不下去。比如写劳动农民的乐观主义精神，举了少年闰土的例子，却忘了成年闰土“大约只觉得苦，却又形容不出”，把希望寄托在神鬼上，讨要烛台，有什么“乐观主义”可言？1960年他又发表了《〈社戏〉的若干特色》6，可见真是喜欢这篇小说，然而这一稿把第一部分完全略去，没有了让人喜悦的细读，让人倍感失落。那位有趣又能体察人心的樊骏哪里去了？樊骏先生极少写文章谈自己，这或许是大家看到他的公众形象而难见他的内心、情趣、喜好的一个原因。他在《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前言里断断续续谈到点自己的学术生涯，让人觉得好不过瘾，而且这篇前言也没有收录到《论集》里。另一方面，他又作为善于读出别人文章好处的解人，推荐各样风格的后起之秀，他自己的特点反而不易察觉。不过，我们也能够通过他对某类问题的持续关注，感受到他特有的学术视点。不妨从书中引一段他谈陈瘦竹先生的小故事吧：他深感“中国研究界最缺少的正是艺术感受与艺术分析”。为此，在培养学生时，也总是明确地把艺术感受力如何作为一条重要的标准。他看重“艺术感受比较好”的学生。当重新见到因故中断文学研究工作、与自己又失去联系二十余年的昔日的一位学生时，他最关心的也是这个方面。在读了对方的近作以后，不胜欣喜的是“你的艺术敏感力没有退化，颇能发现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你还能在诗歌研究上做一番事业”。他论人衡文的这一尺度是何等鲜明。7从事文学研究的人丧失了艺术感受力，就像厨师丧失了嗅觉和味觉一样恐怖，陈瘦竹先生怕得有理。这就难怪樊骏先生会特别留意文学史家的艺术感受力。比如写到王瑶先生这方面的特点：“他关于作家作品的感悟与评点常常能一语中的，表现出敏锐的艺术感受、鉴赏、判断能力，说明在文艺科学方面也有良好的素养，但在行文中很少展开发挥。”8王瑶先生既然不发挥，樊骏先生自无可引用，的确是一件让人遗憾的事情。不过在写唐弢先生“艺术感觉极好”一节，他就毫不客气，将唐弢先生点评的精妙之笔一网打尽，这里仅选一节为例：对于四十年代的讽刺文学，他认为“以风格论，废名的是苦涩隽永，讽刺在他手里像是一张引而不发的弓，（钱）钟书则是辛辣犀利，恰如夏季阵雨，扑面打来，又像万箭齐发，穿石而过，不过，钟书爱用双关语，他的辛辣犀利又自有其机智调皮的地方，在这点上，其效果和废名相似，读者于淋漓尽致中感到一阵痛快之后，仍然需要仔细地去思索，去回味”。呈现的又是两位风格各异的讽刺作家。这样的分析，说同中之异也好，谈异中有同也好，都能抓住各人独特的创作个性，连同一些微妙处奥妙处。

唐弢先生对钱锺书先生风格的评价，从他后面的引文就知道是从《围城》里唐晓芙望见方鸿渐淋雨一场得来。“她忙到窗口一望，果然鸿渐背马路在斜对面人家的篱笆外站着，风里的雨线象水鞭子正侧横斜地抽他漠无反应的身体。”无论是“扑面打来”还是“穿石而过”，都强调了释放的力量，倒也和钱先生欣赏诗的力量感隐然相通。樊骏先生似乎不愿喧宾夺主，说到“微妙处奥妙处”就不进一步谈下去了。不妨举两个小例子佐证一下，比如《谈中国诗》钱先生赞西洋诗，“你们的诗人狂起来可了不得！有拔木转石的兽力（bruteforce）和惊天动地的神威（divinerage）”，赞其力量之大；苏轼是中国诗人里的豪放派，《宋诗选注》里有“苏轼的《百步洪》第一首里写水波冲泻的一段：‘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四句里七种形象，错综利落”，速度快，冲击力也大，唐弢先生着眼点也似乎在此。王瑶先生的“一语中的”和唐弢先生用形象比喻来阐释“微妙处奥妙处”，大多属于印象批评的范畴，与樊骏先生常见的结合文本的细读式批评方式不同，后者更适合非常细密的评论文章，尽可能排除印象批评给读者带来理解上的不确定性。这就不但要求批评者有艺术感受力，还要有很强的分析能力。我们可以在樊骏先生《试论荒煤晚年的散文》这篇近乎完美的批评论文中读到这一点，容我再引吧：写到赵丹晚年因为几次大的拍摄计划一一落空，在二十多年里没有拍片而深感苦恼时，采用类似电影的手法，把一些镜头叠印在一起，取得强烈的艺术效果。当赵丹写完《银幕形象创造》书稿，作者开玩笑说“我看你索性改行当理论家算了”，文章着重表现赵丹的激烈反应：“一阵阴影掠过他的眉头，他苦笑了一声:‘我不演那些角色，我写什么，’分别时他站在门口，流露出一种暗淡的悲伤的表情，望着我，激动地说:‘有人说我能写能画，可是，他们知道不知道我是一个演员？我真正的工作是演戏！’最后，简直象是指责我似地大声说道:‘你要记住，我是一个演员，我是一个演员’!”写到这里，作者加上一句:“在这一刹那间，我发觉他那眼睛里闪现出一层泪光。”然后是对于这位一向以“爱热闹，谈笑风生，性格很开朗”著称的“乐观主义者”内心深处“隐藏着痛苦和悲哀”的剖析，认为这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才有的最大的苦恼（《阿丹不死》）。这样的写法——这些画面，连同这些感受和议论，共同地把一个渴望工作、渴望永不止息也永无止境的攀登的艺术家的形象，深深地烙印在读者的脑际了。樊骏先生的《我们的学科：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中谈到了很多位他欣赏的现代文学研究者，可惜就不谈他自己。但如果能对照他已发表的文章，里面也有一些隐含着他自己学术经历的信息。比如他将文学研究里过去的武断推论与现在的细腻说理作比较：“不同于过去常见的‘因为所以’式的，或者‘由此可见’式的简单推断，将结论强加于人，而是对原委细细道来，将问题分析得丝丝入扣。”18又比如吴福辉先生的导师王瑶先生称赞他：“自觉地‘寻找自己’的努力：寻找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的角度与方法，以开拓自己前进的道路，形成自己的研究风格。”19这里面究竟藏着他怎样的经历，不妨让我细细道来。1956年第8期发表了樊骏先生一篇有趣的文章《既然那么》20。一名苦恼的炊事员的入团申请被团组织退回来要求重写，他就求助樊骏先生，原来是要他“痛陈革命家史”，而他7岁就解放了，早年的事情记不起也写不出。组织委员总是跟他说：“既然是贫农出身，那么过去一定受过地主剥削。”要他一定具体写出来，他怎么能具体的了？“我恍然大悟了。这个‘既然那么’的说法，立刻使我想到‘十五贯’中过于执当苏戌娟一抬头时所说的‘看她艳若桃李，岂能无人勾引？年正青春，怎会冷若冰霜？’那段话。我因此大声地笑了出来。”——过于执是《十五贯》里的粗暴断案的县令，他的推断是既然苏戌娟年轻貌美，怎么会没有奸情？这种推测的确搞笑，这也是我在寻找别一位樊骏先生樊骏先生发表的文章里第一次听到他的笑声。后来炊事员在加入团组织的会上，组织委员批评他的申请书写得不好，要他好好再想想。“我自然很同情受了这样的批评的那个炊事员，但也为这样批评别人的那些人难过。因为他已经把自己的思想囚禁在一些最简单的公式和逻辑中了。这个令人啼笑皆非的例子已经发出了一个警号：这样下去，不是使自己碰壁，就会伤害别人。”他并把这一话题引申到当时公式化的创作和批评中，并呼吁“应该把他们从开始僵化或已经僵化的思想中解放出来”。

我无意把樊骏先生说成一个思想解放的先知，实际上那时候只有26岁的他是个眼光独到、头脑敏锐却对世事看得不那么透彻的青年人。1953年北大毕业后他顺利进入文学研究所，“被作为学术领域里的‘哨兵’培养”21，“是少数几个受到重视的青年”22，意气风发、自信满满，看到社会上和文学界的僵化，忍不住出来说道一番。“1957年反右斗争中受到严厉批判”23，不知道和这篇文章有无关联。那位炊事员向他诉说自己幸福的社会主义新生活，也让樊骏非常感慨，“这些有声的和无声的话，包含了多少真实的感受，又是何等亲切地显示了为日新月异的生活所惊醒、所鼓舞起来的一个年轻人为社会主义献身精神！可是，这些美好的感情和思想，都被‘既然那么’的论调阻塞住了，按照它写出来的，只能是一些毫无内容的空话”。其实，那时的樊骏也是“为日新月异的生活所惊醒、所鼓舞起来的一个年轻人”，有着“为社会主义献身精神”。24但毋庸讳言，樊骏先生自己的一些文章里也渗入“过于执”的思维，读得让人心生伤感。我还不能清晰了解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25，到了新时期的时候，樊骏先生对自己的评价颇低，“我为人拘谨，做事多烦琐习气，常常犹豫不决，想问题写文章也总是没完没了的反复和拖拉”26，文章里看不到他面对充满悖论的世界而发出的自信满满的笑声，跟50年代的“哨兵”形成何等鲜明的对比。他的“犹豫不决”，我想可能是一方面受“既然那么”的习气拖累，另一方面又要警醒，内心的矛盾很难有平息的时候。新时期他明显喜欢上了老舍先生的小说，这一定为他的内心提供了正能量。其实他俩的经历有很多共同之处：都有一个阶段接触过基督教，又都热爱文学，既有文艺的天分又机智幽默，却人生经历坎坷。我想，樊骏先生引用老舍的这段话，比别人更有一份沉重感：“我们每个人须负起两个十字架为破坏、铲除旧的恶习、积弊，与像大烟瘾那样有毒的文化，我们须预备牺牲，负起一架十字架。同时，因为创造新的社会与文化，我们也须准备牺牲。再负起一架十字架。”27或许正是这种“背负十字架”的牺牲精神，决定了他终将接受做学科评介的课题：他开始觉得自己不适合，“既无兴趣又无内在的动力”，“踌躇犹豫”进而“坚决谢绝”甚至血压升高，后来却“被唤起了一种责任感”28而慨然接受，并一干就是不曾停歇。后世的人或许会疑惑为什么有人会压抑甚至浪费自己的文艺天分，就如同我曾疑惑为什么老舍抗战期间会去写没有多少文学价值的只为抗日宣传的鼓子词和相声，他们隐藏在灵魂深处的“牺牲”精神，或许对此可做解释。或许就是这样，樊骏先生欣喜于在老舍先生的著作中“找到自己”，让自己在牺牲之外，找到了一片精神栖息的草地。我们不妨把《老舍的“寻找”》读解成樊骏先生对自己的寻找，“同一件事，有多少不同的说法和看法。我自己如何说，即我的风格。我自己如何看，即我的见解”。老舍先生对《茶馆》的修改和对《春华秋实》的修改很能说明这一点，但前者老舍找到了自己熟悉的人和事，“包括善良者的挣扎与恶势力的肆虐，由此反映出中下层群众的苦难和幻灭”，他成功了；后者却束缚在政治倾向和政策精神中出不来，十二易其稿，仍无法避免失败的命运29。樊骏先生之见，的确发前人之未发，非常具有启发性。他没有将这一发现局限在文学创作领域，而是扩展到文学研究领域，他对王瑶先生的学术评价中，“寻找自己”是成为一名优秀的文学研究者的正确选择：他认为“每个人如果能够根据自己的精神素质和知识结构、思维特点和美学爱好等因素来选择适合自己特点的研究对象、角度和方法，那就能够比较充分地发挥自己才智，从而获得更好的成就”，并把根据自己的特长“开拓自己的前进的道路，形成自己的研究风格”，称为“自觉地‘寻找自己’的努力”。成为文学史家，无疑是王瑶这种“寻找自己”的努力的产物；而且像下文所分析的那样，是个正确的选择。

我想，这是樊骏先生借对老舍先生和王瑶先生的经验，对年轻的文学研究者的谆谆教导，这其中或许也隐含着他对自身寻找的特别深切的含义。有意思的是，樊骏先生也是一个愿意隐藏自己的人，他捐钱设立“王瑶学术奖”却不欲让人知道，消息走漏让他“十分恼火”31。魏建先生是这样记载这则“神话”的：2000年，一条信息在我的同行中不胫而走：有一位不让透露姓名的人出资100万元设立“王瑶学术奖”。我们都想知道这神秘人物是谁？很多人猜的是已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王瑶教授的女儿。两年后，樊骏先生的《认识老舍》以最高得票入选首届“王瑶学术奖”候选论文名单。樊骏力辞不受，评委们却坚持要评。在争执的当口，某知情人说漏了嘴樊骏就是那出资人！在场的人震惊了！32樊骏先生就是这样成为传说中不要名不要利的“不要先生”（Mr.No），现在想象在评奖会场上樊骏先生着急地摇着头晃着手说“不要，不要，不要把奖给我”，觉得他像孩子一般的纯真。《认识老舍》是樊骏先生给予世人的重要礼物，在此不敢妄作评判，只想题名做一点小小的考据。钱锺书先生在《〈周南诗词选〉跋》中说到“识君者读此集，必曰：‘其人信如其诗’；不识君者读此集，必曰：‘其诗足见其人’”。我们不妨说，越了解他的为人，越能理解他的作品；越了解他的作品，越能感受他的为人，这也许是樊骏先生经常提及的“知人衡文”吧。作为受益于他“寻找自己”教诲的后辈，不惮以自己之喜好，从樊骏先生的之作中取一瓢饮，借阅读《论集》来认识樊骏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