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白烨

长篇小说领域里出现了乡土题材与革命历史题材双峰对峙的创作高峰。朱寨在认真地跟踪阅读中，先后就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柳青的《创业史》（第一部），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曲波的《林海雪原》等长篇小说，撰写评论文章，热情予以鼓呼。在当时发生的有关历史剧问题的讨论中，他还撰写了《关于历史剧问题的争论》一文参加了讨论。这些在当时，因为都属热点话题中的重要发言，在当时的文坛引起了一定的反响。20世纪5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刚刚起步，文学所只在现代文学研究室内设了一个以朱寨为组长的当代组，这个研究组到1964年才独立为当代文学研究室，朱寨为第一任室主任。因此，说朱寨是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奠基者之一，当是名副其实的。粉碎“”之后的新时期，事业百废待举，文学全面复苏。那时的朱寨先生，以充沛的精力和极大的热情，关注着文学中的新动向与创作中的新突破，并不遗余力地为之拍手叫好，鸣锣开道。苏叔阳的话剧《丹心谱》刚一上演，他就撰写了《从生活出发》予以热情评说；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甫一发表，他又撰写了《对生活的思考》的评论予以首肯。在这些评论文章中，他一方面积极肯定这些作家作品所取得的艺术成就，一方面又声扬着这些创作所体现出来的可贵的现实主义精神。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柯云路的《三千万》等改革题材作品相继发表不久，他就在自己的评论中毫不犹豫地指出：“这是又一个新的突破。”这一时期的朱寨，既十分勤奋，又格外敏锐，以他及时的评论和有分量的发言，为新人新作的不断涌现摇旗呐喊。此外，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90年代，朱寨一直担任中国作协短篇小说奖、中篇小说奖评委和茅盾文学奖评委或评委会副主任，在他参与和主持的全国性小说评奖中，推出了一批又一批的新人新作，包括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陈忠实的《白鹿原》等。因此，说他是新时期文学最为忠实也最为用力的推手，既是当之无愧的，也是有目共睹的。8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长足发展，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也进入到新的阶段。在这一方面，朱寨依然走在最前头。1983年，他以《文学的新时期》一文，从整体和宏观的角度，对新时期文学7年的发展与成果做了系统的梳理与深入的评说，文章宏微相间，史论结合，充满高屋建瓴的史家眼光，堪为新时期文学7年一个缩微的简史。1985年，文学所当代室集体完成的《新时期文学六年》出版问世，他是这本论著的学术指导，并参与了部分章节的审稿。他这一时期还主编了《新文艺大系•1976—1988理论二集》，对新时期十年的理论批评成果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为这本书撰写的序言《历史转折中的文学批评》，在梳理批评发展的坎坷历程中，既概要地描述了主要的成就，又精到地总结了基本的经验。更为重要的学科建设举措，是他在这一时期完成的重要史类著述———《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这个项目的课题组由他领衔，他领着蔡葵、吕林、范际燕、仲呈祥等人，租住于陶然亭公园的一排小平房，在两年多的时间里，集中精力，埋头写作。这部著述因为用了心思，也下了功夫，不仅较早从思潮角度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史论结合的深入梳理，而且对一系列重要的文学论争、文学运动进行了客观而准确的评述，尤其是对有关胡风事件的评说、胡风文艺思想的评价，不为已有的定见所束缚，作出了至今看来仍不失公允的评估。因为梳理系统，结构严密，史料扎实，见解允当，这部著述于1987年出版之后，一直为文坛内外广泛看重，至今仍是同类著述之中的扛鼎之作。进行文学评论，他立足于生活的原点，从事文学研究，他力求事物的本相；实事求是，综核名实，尤其成为他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内在主导。务真求实，不尚空谈，因此也就成为他稳定而统一的品格，并像一条红线一样，始终贯穿于他的一切理论批评活动之中。散文写作：不避锋芒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朱寨主要是个理论批评家、文学研究者，殊不知早在延安时期，朱寨就开始了他的散文写作，并且不同时期都有新的作品问世。散文写作，是他在理论批评之外一直所钟爱和兼擅的又一文体，因此他也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两栖文人。朱寨的散文随笔，可分为两个大的类别，一是生活见闻记述，二是师恩友情记忆。这两类作品，不仅都有出色的力作，而且还表现出一种共同的旨趣，那就是实话实说，不避锋芒，开心见诚，直抒胸臆。

朱寨在延安时期写过一篇《厂长追猪去了》，堪为他散文写作的成名之作。这篇刊于1941年3月《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的作品，用质朴无华的文笔，描写了边区一个工厂厂长在人们急着找他办事却到处找不到他，原来是猪跑出了猪圈，他追猪去了。文章把一个分不清孰轻孰重的事务主义者，描写得活灵活现。这在当时的延安，很有“暴露文学”的嫌疑，但他并没有什么顾忌。此后，他又写过一篇《工会改选》，说的是工厂改选工会时，主持者怎样启发都没人发言，经再三启发，从乡下来的黄更发言了，但他终于说出的话却并不关涉改选，而是想要请假“回家望望”，弄得会议主持人十分无奈。小小的不对位，折射了彼此的不对心。这些作品都把朱寨看取世相和表现生活的特点表露无遗，那就是平民化的视角，说实话的意蕴，在真实性的恪守上，可谓不增不减，不折不扣。从鲁艺时期的延安到解放战争时期的东北，朱寨用自己在生活实际中的所见所闻，写作了不少今天读来仍然清新引人的散文，被收入《鹿哨集》的作品，大都是这些时期的散文成果。在师友忆往方面的写作，似乎是朱寨后期尤其是晚年散文写作的一个重心。在这一方面，他写作的作品先后结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名人纪实》和《记忆依然炽热———师恩友情铭记》两个集子。在这些散文作品里，他记述延安时期鲁艺的学习生活和同学情谊，回忆与人民领袖接触的难忘印象，描写不同时期的老师与师长的文士风采以及淳朴交往中的感人往事，以亲历者的观感，见证者的感怀，再现了那个时期平等的人际关系与活跃的文化气氛。其中，他以周扬、何其芳、张光年、陈荒煤、冯牧、钟惦棐等文化大家为对象，从远观近察的角度，对这些亦师亦友的文坛名宿，进行了夹叙夹议的描写，并有意突出他们的独特个性，以及与这种个性不相匹配的命运遭际。如从鲁艺到文学所，一直为文学事业忙得如“工蜂”一样的何其芳，“”期间却被迫从事“最繁重、最难堪的劳改”；浑身充满“书生气”，心里只有《红楼梦》的俞平伯，批斗中因为死不承认是“反动权威”，反而遭到更为严酷的批斗；一生淡泊名利的钱钟书，因选择“走在人生边上”，才赢得了后人为之称道的诸多文学成就。这些素描式的人物小传，既有对文士个性的衷心赞赏，更有对社会与文化环境的深入反思，读来让人由一个个细节怀恋人物，又由一个个人物去反观历史。朱寨先生生前最后一篇文章，是写钱钟书、杨绛夫妇的一篇散文，曾发表于《北京日报》文化副刊上。记得约在今年元旦过后的某天，朱寨托他的邻居、我的同事毛晓平带来他新写的一篇散文，要我帮他看看并联系发表。据毛晓平说，朱寨写文章已经很困难了，脑力不支，体力也不行，前段时间还在院子里走一走，现在也不走动了，基本就不下楼了。这篇几千字的文章，据说花费了半年多的工夫才最终写完。文章是用在稿纸上贴纸条的方式拼接起来的，想必是能动笔的时候就写一段，然后再一段一段地粘贴起来。看到这种特异的文稿，感动与敬意一起涌上心头。我请毛晓平输成电子文本后稍加修饰，把文章发给了供职于《北京日报》的解玺璋，让他转予副刊编辑。没过多长时间，朱寨就因病重住院，听到他住院的消息，我立即又找解玺璋通报情况，望他协同责任编辑能早日发出文章来，以使朱寨先生能在还能看东西的时候尽快看到。还好，在《北京日报》副刊编辑的积极努力之下，这篇题为《奇峰对峙的并蒂莲———敬献钱钟书杨绛两先生》的文章终于在2月2日的《北京日报》刊出，躺在病床上的朱寨先生看到这份报纸，甚为欣喜，颇感欣慰。这篇载有他的文章的报纸，一直就放在病床的床头，陪伴着他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做事为人：永葆本色与文学研究中的务实求真、散文写作中的秉笔直书相统一，在做事为人上，朱寨既抱诚守真，又辞尊居卑，始终保持着一种质朴又自谦的本色，甚至把布衣与学者的两种身份做了一个很是奇妙的内在勾连。其实，朱寨最是让人为之钦敬的，首先是他把革命与文学结合得天衣无缝。他在抗战初期由一个进步学生投身革命，而这个革命生涯就是由革命文艺起步，后来根据形势需要不断改换工作，但文学始终是他不离不弃的最爱。他在延安鲁艺毕业之后不久，便在抗战后期被派往东北战场，在解放战争期间，任过军分区骑兵支队指导员，县委副书记、书记，后到东北局宣传部，1954年又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直至1958年调至文学研究所，才又回到文学的老本行。这样一些颇不寻常的革命经历，他从来不给别人讲，别人也大多不知道。我在跟他接触中感觉到，他既不炫耀自己曾有的革命业绩，也不后悔在人生中有这样一段革命与战斗的经历，但他更看重和珍惜的，是回到文学队伍，从事文学研究，让他集中时间和精力从事自己最喜爱的事业。这种在意，这种珍惜，让他厚积薄发，多点开花，铸就了他作为一个文学人的后期辉煌。我与朱寨接触越来越多，是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的相关工作与活动中。当时我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工作，兼做《当代文学研究丛刊》的责任编辑，后又介入阎钢主编的《评论选刊》工作。这两份刊物都与朱寨先任副会长后任会长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密切相关。朱寨一直关心这两份刊物，他为前者赐过《渭河平原农村的新人新生活———评王汶石短篇小说》等文章，后者的编前会他也是经常参加，与大家一起交流文坛信息，讨论相关问题。在这样一些场合，听着他那带着鲁北口音的普通话，常以苍劲而浑厚的嗓音，说出简洁又独到的见解，让人开怀，又令人信服，真是一种难得的享受。朱寨实际上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的创始人和领导者之一。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1979年8月于长春成立时，冯牧任会长，朱寨出任副会长。1996年起，出任第二任会长；2002年12月又改任名誉会长。那时的朱寨，对研究会的工作十分热心和上心，经常于周末召开的常务理事会他每会必到，两年一届的年会也是只要身体容许就尽量参加，他把这看成是当代文学研究工作的一个自然延伸。据研究会元老之一的刘锡诚回忆：“研究会每两年举行一次全国学术会议，除了三次会议外，其他所有的学术会议，他都出席并由他致开幕词或闭幕词，向与会同仁阐述当前文学的形势和提示要研讨或应研讨的主题与重点。”我从介入研究会之后的观感来看，他对于研究会的投入，真是竭尽其能，不遗余力，但他的姿态却一直是十分谦恭的。冯牧当会长时，他隐于冯牧身后；他当会长时，又把张炯推在台前。1996年研究会换届，他出任会长，也就是这一届，他和几位老同志力荐我出任副会长，几位老同志用半认真半开玩笑的方式说：你就是我们确定的接班人。我从心里知道，并非是自己如何有能耐，而是朱寨等老同志真的有胸怀。2010年，研究会又要换届，张炯因已超龄，不能再继任会长，于是以朱寨等为首的研究会老同志又力荐我当会长。在临去海南开会之前，我跟朱寨通了电话，在关心他身体、问询他意见时，我顺便感谢了他和老同志们的信任，他立刻回我说：“不要这样说，我们都是文学路上长跑者，就是要一棒接一棒。”并嘱咐我放手工作，说他相信我。我接手研究会工作后，当有疲惫感之时，眼前便会浮现出他关注又期待的眼光，这让我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人在工作。朱寨先生他们，都在我的身后。朱寨先生在研究会的工作中，一般不爱抛头露面，只愿默默工作。但要是遇到一些在他看来事关重大的事情与问题时，他一定会表明自己的态度，而且，那一定是坚定、鲜明的。记得在参与他和张炯共同主编的国家重点项目《当代文学新潮》的撰著工作时，书稿按照原定计划接近于完成之时，遇上了“89风波”带来的一度格外紧张的空气。当时，用政治眼光判断文学问题，又成为一时的潮流。我们原来确定的写作纲目与论述的内容与此风明显不够切合。课题组成员商议要不要重新改写时，大家一时不知怎么办好。这时，朱寨铿锵的声音语惊四座，他先反问大家，我们所写的是不是符合文学本身的实际？大家回答：应该是符合的。他接着以坚定的语气说道“：我看我们对于文学的认识以及书稿的基本倾向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就应坚持，学术研究要有自己的定见与定力，不能随风摇摆，变来变去。我的意见就按我们的思路去写，并尽可能完善，不要管它能不能出版，不能出也没关系，那就给历史留一份文学的资料。”他气定神闲的姿态，声若洪钟的话语，敲击着大家的心扉，使大家在一时的迷茫中恢复了自信，明确了路向。于是，这部《当代文学新潮》仍按原有计划和设定，继续完成写作并最终出版。后来，我多次翻阅此书，内心都不无感慨，心想如果这本书真的在那个时候改写了，那会是什么样子？还能留得下来、看得下去吗？生命的最后时刻朱寨先生自罹患胃癌之后，身体状况一直每况愈下。他自知留给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就抓紧时间来办他最该办的事情。

他先是在2010年，把自己有关怀念师友的散文编成《记忆依然炽热》的集子，交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又把手头积攒下来的有关延安鲁艺时期的文学资料，装成了两个塑料袋，让毛晓平带给了我。收到这些资料，我当时有些摸不着头脑，后来翻看资料突然醒悟，他这是托付他一直萦绕于怀却又不能完成的未竟之事：继续集存延安文艺的相关资料。去年年初，他出版了自己的回忆文集《记忆依然炽热———师恩友情铭记》。我和所里领导商定，趁他身体还行的时候，为他的这本书组织一个小型研讨会。时间定在2011年3月11日，这个时候正好是他89岁生日之际。邀请与会的，多是所里当代文学研究室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的新老同事与同行，还有他带过的一些学生。原想有几个人做主要发言，接下来就随便谈谈。孰料会开起来之后，大家争先恐后地竞相发言，一直到十二点多了还热度不减，接连不断。主持会议的我只好让最后准备发言的几位以几句话的方式简短表态。因为所有与会者都曾经是朱老先后的同事、同行，或者学生、部属，都不同程度地得到过他的提携，聆听过他的教诲，接受过他的熏陶，受到过他的影响，对他特别熟悉和了解，更特别敬重和钦佩。因此，话题就从书里谈到书外，从为文谈到为人，包括他坚守文学理论批评数十年笔耕不辍，为当代文学学科建设呕心沥血，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的发展尽心竭力，以及关键时刻的挺身而出，重要关头的仗义执言等。研讨会开出了特别的气氛，特别的情意。研讨会的最后请朱老收尾，身体已很虚弱的他，打起精神讲了近半个小时。除了简单回忆自己经历中难忘的人和事，他特别向大家表示歉意式的感谢，表示自己的一本小书，把都是忙人的大家打扰了，很过意不去，但很感欣慰的是，因他的这本书，大家又有一个由头再次相聚。依然故我地低调，一如既往地谦虚。去年以来，时常犯病的朱寨本就需要住进医院得到精心治疗和细心看护，但却一直住不进医院去。他因1958年由调到了社科院文学所，只是一个普通研究员，1986年离休时，才给了个局级待遇。高干病房需要副部级级别，他够不上；一般病房需要住院的人满为患，他又排不上队。于是，就只好时而去医院打打吊针，时而就在家里自己扛着，直到今年1月底，病得实在不行了，才勉强送进协和医院，但却被搁在了观察室里，进不了正式的病房。后来家人托了各种关系，才转到隆福医院住进了病房，但那也是三人一间的大病房，中间只有布帘简单相隔。我在2月底去隆福医院看过朱寨先生一次，那时的他时而清醒，时而昏迷，但还能大体认清人，基本说清话。他看见是我，先说《北京日报》的文章看到了，很高兴；又嘱咐我，要把刊有蔡葵夫人邹士明文章的《当代文学研究资料》寄给蔡葵，我说年前已寄了。他听后微微点了点头。

看到旁边的病人大呼小叫，医护人员和病人亲属等来回穿梭，我感叹道：这么嘈杂的环境，怎么能安心养病？听见我的话，他睁开眼睛反倒安慰起我来，说你不知道，这已经比在协和医院时住在观察室里好多了。我问旁边的护士和护工，你们知道你们护理的老先生是什么人吗？他们都说不知道，只知道是有文化的老头，人很坚强，有时也很幽默。我便向他们简要地介绍了朱老的身份与经历，说他是社科院资格最老、成就最大的研究员；说他是延安时期就参加了革命的老干部，说他曾经给刘少奇、送过信，说他解放前就当过县大队指导员、县委书记，说他在工作时跟同过事等。我越讲他们越茫然，护工不解地询问：这么重要的老干部怎么住到我们这里来了？我只好又说，因为他行政级别没有上去，好的医院住不进去。他听见了我说的话，眼睛半睁半闭地轻声感叹道：“没有办法，……都是官本位。”为了让医护人员和护工知道他们护理的是什么人，我突然想起朱寨去年新出的《记忆依然炽热》可以送他们一看，那里有他延安时期的经历，以及他对许多名家友人的回忆。让他们多少了解一下朱老的这些经历，增加一些敬仰之情，也许就会把医护工作做得更好一些。于是，我向出版社要了两本《记忆依然炽热》，在3月5日下午又去隆福医院，送给医生一本，护工一本。但这次再去，朱老的状况已经大不如前，几乎已神志不清，腿也肿得厉害。护工告诉我说，朱老常常说胡话，躺在床上硬说自己掉在地上了，已不能动身还要求自己去上厕所。听着护工的话，看着与病魔作最后斗争的朱老，我在内心深处生发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情绪来。对于弥留之际的朱老，我满怀深深的崇敬之意，敬仰他的无欲无求，敬佩他的忍辱负重；但对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没有住进更好的医院，并得到更好的医疗护理，我满怀一种莫名的愤懑。朱寨的活着，朱寨的病着，都是一如既往地平中有奇，常中见异。这样一个勤谨又多产，淳朴又透明，功高不自傲，奉献不索取的人，我们不能忘记，文学不能忘记，社会不该忘记，国家不该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