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管理学范文第1篇

关键词心理学原则班级管理应用

班级管理是班主任教师的基本职责，也是培养、组织、建设良好班集体、促进和保证班集体成员的个性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如何加强班级管理，引导学生健康成长，一直是班主任研究的重要课题。几年来笔者尝试将心理学原理应用到班级管理中来，效果不错。

一、建立畅通的沟通渠道——反馈原则的应用

班级的生活，不同于一般群体的生活。它具有十分的内容和多彩的形式。怎样才能使集体中的目标、规范、组织和人际关系协调发展呢？班主任要及时掌握学生各自的动态，获得有关反馈信息。如班级制订的目标的积极性如何？哪些人有信心或哪些人有不同意见？目标是否发挥了激励作用？是否符合实际？这些动态都需要班主任及时把握。然后根据这些动态，再不断进行调节：或统一认识，进行说明；或排除各种心理障碍，或修改目标……同时，班主任的肯定或否定、批评或表扬又为被管理者提供了反馈信息。同学们将依据这些反馈信息来调节自己的心理和行为。

如何在班级管理中建立起畅通的沟通网络？一方面，班主任可通过班会、班委会、各种活动等将自己对班级的管理思想、班级的发展设想等传递给学生，让学生了解其想法，也可以通过个别谈心的方式，针对个别学生的不同特点提出不同的要求；另一方面，班主任可通过各种正式渠道收集信息：如有计划地召开班委会、任课教师讨论会等，还可通过非正式渠道获得信息：如与学生交往、同他们谈心，随时随地，处处留心，从学生的言谈中获得信息，又如建立起信息网络，在班级中设置一些能为班主任提供信息的“信息员”；第三是及时地分析和处理信息。班主任应对收集到的信息进行分析、判断和整理，对发现的各种问题及时进行处理，将各种不良因素解决在萌芽状态，而对大部分学生的愿望和需求则给予尽可能地满足。这样，班主任将会得到同学们的支持和尊敬。

二、发展特长，以点带面——优化原则的应用

班级中任何一个成员都有自己的个性，个性心理发展的整体化，就是个性自由、全面和谐地发展。集体心理本身也是一个系统和整体，它们相互影响和促进。集体心理发展为个性发展创造了重要的社会心理环境。但不能限制个性的发展，个性的发展也不能离开集体的轨道。二者只有协调、统一起来，才能达到整体优化。

优化原则在班级管理中的应用是：发展特长、以点带面。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修改和特长，首先，班主任应对班级的学生有整体的认识，根据大多数学生的特长趋势，有计划地组织和鼓励学生积极开展课外活动，如拔河比赛、篮球比赛、文艺晚会等，使每一个学生在他所感兴趣的活动中将自己的天赋和才能充分地发挥出来。另外，选择2～3个对班级的整体优化和提高胡作用的“点”进行重点发展，形成班级特色，来带动全班整体优化发展，从而达到整体优化的目的。而对差生也要把重点放在“带”上，不能“踩”。那种因学生学习差或纪律差就给戴上“差生”帽子的做法，那种因学习差而把某些学生在班内的几项“第一”都全部抹煞的做法，是不利于学生个性发展和班级整体优化的。班主任对这些学生要重点地带，要不断地鼓励，让他们融到集体中来，因为班级管理的目标是整体优化。

三、正确引导，激发学生的积极性——互补原则的运用

班集体的成员，既是管理的客体，也是管理的主体。因此，要加强班级管理，必须调动学生积极性，激发他们的责任感、义务感，把班主任的主导作用与学生的主体作用结合起来，把老师的权威作用与学生的积极性结合起来，使其产生互补效应。

互补原则在班级管理中的应用：班主任的权威是通过学生的参与来实现的，管理班级，重点是激发学生自主管理和参与管理的积极性。要做到这点，一是使学生理解班集体的目标和班主任提出的管理要求，使之转化为学生的内部需要，如学生行为规范的贯彻，这是班级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应使学生懂得行为规范每一条都符合他们的切身利益，与他们的健康成长密切相关，譬如，不吸烟、不喝酒、不、不看坏书刊等规定，绝不是对他们个人生活的干预和个性的限制，而是保护他们身心健康，养成良好文明生活的需要。二是创造条件让学生参与管理活动。如让学生参与讨论班级的管理条例，参与选拔班干部并对班级的各种情况进行检查。评比和监督。三是引导学生正确对待失败。班级管理中难免出现失败，比如学生们自己策划的一项活动开展失败了，这时班主任就要鼓励他们，帮他们分析原因和总结经验，或者带领他们开展一些能找回自信心的活动，使他们继续保持热情和积极性。

四、合理地使用各种强化手段——效能原则的应用

在班级管理中，不论是集体的建设，还是良好品德的培养与不良品德的矫正，以及管理职能的发挥，人际关系的调节和行为规范的执行，都离不开各种强化手段的运用。强化又分为正强化和负强化。正强化如肯定、鼓励、表扬、奖励等，可以使某种心理或行为得到加强和巩固；负强化如否定、制止、批评或惩罚，可以使某种心理或行为得到削弱或消退。在班级管理教育中，正确地运用各种强化手段，使其充分发挥积极的心理效能，是十分重要的。

信用管理学范文第2篇

在西方思想史上，公平和正义问题向来是政治哲学家的工作和思考领地，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始，直到罗尔斯和诺齐克，哲学家就社会公正的内涵和标准提出了种种学说。从1960年代起，社会心理学者加入公平和正义问题的探索。林德和泰勒（Lind&Tyler,1988）在他们影响甚大的《程序公平社会心理学》一书中，讨论了心理学者和哲学家关注公平和正义问题的不同角度。前者着重于公平和正义的主观面，而后者关注其客观面。他们对客观的程序公平和主观的程序公平做了如下的区别：“客观的程序公平所处理的是程序在何种程度上符合公平的规范标准的问题，……主观的程序公平处理的是程序在何种程度上能提高那些遭遇到这些程序的人们的公平判断问题”（p.3）。法学和社会心理学都关注分配的公平和程序的公平，但视点不同。分配的公平在社会心理学那里事关人们对法律争端解决结果的心理反应，而在法学那里，则指有关个人在社会生活中应该如何行为、社会结果应当如何分配以解决争端惩罚恶行的法规。程序公平在社会心理学那里为个人对程序规则的心理反应。例如，“关于程序公平的判断，争端者的满意感，公民对制度的满意和赞同，对法规的遵从和服从，所有这一切，都会受到法律决定程序的影响。”程序公平在法学那里表现为程序法，也即法律判决过程必须遵守的规则和规范（p.62-63）。于是，社会心理学的程序公平理论意欲回答的首要问题是：对于社会冲突的解决或集体合作行为，人们从公平的观点出发所做出的接受或不接受的决定，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他们关于冲突解决、集体合作的结果的认知决定的？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他们对冲突解决、合作进行的程序的认知决定的？西方社会公平心理学的早期研究着重从结果也即分配的公平的观点研究冲突解决问题（Adams，1963，1965）。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亚当斯的均等理论（equitytheory）。根据这个理论，当人们感知到他们在活动中所付出的劳动和收益相称时，他们就会认定那些活动是公平的。如德奇所言，均等规则指的是“个人受到的奖赏和承担的成本的结果与他的资产和负债投入或贡献相对称”（Deutsch,1975）。亚当斯认为，即便是那些从投入和收益不对等关系中获益的人，也会因此而经验心理不适甚至紧张，从而采取行动恢复均等状态。因此，德奇预测那些获得超出其投入的人甚至会放弃他们多得的利益，以求得心理上的平衡。从20世纪70年代中叶起，西方社会心理学者开始从程序公平的角度来思考人类的行为模式。

具体而言，这一研究倾向是从赛伯特和沃克尔对法律领域的程序安排公平的心理问题开始的。他们提出影响法律公平心理的两个要素：判决控制(decisioncontrol)和程序控制(processcontrol)。前者指对判决结果的控制力，后者则指当事方在法庭上陈述有利于自己的证据和主张的机会的大小，即当事方在法庭上有多大的“发声权”(voice)问题。他们的实验研究发现，当事人即便没有判决控制的能力，发声权的存在也使当事人更愿意接受对他们不利的判决。如果决策者（法官等权威）不给当事人发言的机会，这一程序不公平做法将大大降低当事人对判决结果的接受度。如果决策者愿意倾听，那么，当事人将更倾向于认为判决结果是公正的并加以接受，甚至在判决是不利于当事人利益的情况下也是如此（ThibautandWalker,1975）。社会心理学的程序公平理论的集大成者泰勒指出，程序公平与否对人们的行为影响的关键点是：“如果人们觉得一个结果是通过一个公平的过程产生的，则无论结果如何，他们都更愿意接受”(Tyler,2005)。换言之，根据程序公平理论，当人们认为他们所承受的冲突解决或集体合作结果，是以公平的程序产生的，即便在冲突解决或合作结果对他们个人不利的情况下，他们也倾向于认为这些结果是公平的从而是可以接受的。如果冲突解决或集体合作被认为是按不公平的程序进行的，那么，即便产生的结果对当事人是有利的，他们仍旧倾向于据此认为结果是不公平从而不可接受的。赛伯特和沃克尔（ThibautandWalker,1975）之后的程序公平心理学研究朝着两个方面发展。一是确定除了“发声权”之外，还有哪些规则可以被认定为程序公平原则；二是把程序公平的心理学研究运用于法律之外的领域。

雷文沙尔于1980年发表的两项研究(Leventhal,1980；Leventhaletal.,1980)提出了如下六个程序公平规则：①1.一致性原则：程序规则应当始终如一地适用于所有相关者，适用于所有的时间段。在实践上，规则适用于所有相关者，使所有的相关方都相信他们在这个程序下具有同等的权利，并得到同样的待遇。适用于所有时间段要求程序在每一次使用时都必须遵循同样的规则，并以同样的方式予以实施。一致性规则的这个侧面要求程序的改变必须慎重，且让所有受其影响的人通晓。2.克服偏见原则：两类偏见尤其需要克服，一是决策事项涉及决策者私人利益，二是决策者根据某种教条进行决策。前者涉及利益冲突者回避原则，后者要求以开放务实的姿态进行决策。3.信息准确原则：这个原则要求决策是建立在准确的信息和专业的观点上。反之，如果决策被视为是基于不准确的信息的话，则其程序就会被人认为是不公平的。如果决策过程让人感到是以全面准确的信息为基础的话，则人们对决策程序的公平感将显著提高。4.可纠错性原则：决策机制中如果含有纠错设置（如申诉），则其公平度将得到提高。这个程序公平原则的实现，需要其他程序公平规则的作用。申诉程序本身需要符合其他规则设定的标准。5.代表性原则：这个规则“要求决策过程的所有阶段。都必须反映受该决策过程影响的所有人群的主要构成次集团的基本利益、价值和观点”(Leventhal,1980)。这个规则覆盖了赛伯特和瓦克尔的判决控制和程序控制的基本思想。他们的“发声权”程序公平原则强调任何决策都应在机制上保证所有的重要的利益相关者的声音得到表达。6.伦理性原则：程序公平取决于决策过程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人的伦理和道德标准。显然，当决策过程缺乏纠正、惩罚欺骗、贿赂、侵犯隐私和间谍等行为的机制，或者对之熟视无睹的话，则决策的公平性将大打折扣。雷文沙尔关于程序公平的六个原则，尽管有的给人有点大杂烩的感觉（如代表性原则），但如林德和泰勒（Lind&Tyler，1988）指出的，它们却构成了众多关于程序公平的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基础。西方学者在探讨从司法判决到公共部门和企业管理等领域的程序公平问题时，所使用的程序公平原则大都不出雷文沙尔的程序公平六原则的范围。作为实证科学，社会心理学注重测量。在众多关于程序公平和分配公平的测量工具中，以科尔奎特（Colquitt,2001）综合前人研究提出的量表影响较大（见表1）。

二

程序公平的社会心理学实证研究运用的领域极其之多。换言之，人类社会中几乎所有的冲突解决和集体合作行为，都涉及到程序公平的问题。本节将就程序公平社会心理学运用于法律、政治和公共管理部门的一些研究成果做一评述。这三个领域都直接关系到政治权威及其与社会和民众的关系。法律领域法律和司法是程序公平社会心理学运用研究成果出现得最早、影响最大的领域。其理由如林德和泰勒所言：“关于程序公平的第一个系统的心理学研究涉及到心理学方法和知识之运用于法律问题，这绝非偶然：在对程序和规则的强调上，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中首推法律”（Lind&Tyler,1988）。泰勒于1990年出版、2006年再版的专著《人为什么守法》是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之一。该书以社会心理学的方法论证，传统的威慑理论不足以使人服从法律，或者至少不是使人服从法律的最佳手段；建立在程序公平之上的合法性才是使人服从法律的根本。这一论点得到了大量的公众关于警察执法、法院审判和法律一般认知的经验研究的支持（有关警察的研究，例如Casper,1988；Sun-shineandTyler,2003;Tankebe，2008,2009;Wells,2007;有关法院的研究，Machura,2003；Ramirez,2008;Tyler&Rasinski,1991；有关一般法律的研究，Tyler，1988，1997a,1997b,1998,2000,2001,2003;Tyler&Huo,2002）。这里，我们以泰勒和他的合作者的论文《程序公平和合法性在塑造公众对警察的支持的作用》来演示程序公平社会心理学理论于法律领域的运用。该文认为，在解释民众为什么服从警察这个问题上，有工具主义和程序公平两个不同的模型。在前者那里，“警察之被接受，是因为在公众看来，警察（1）具有对违法者施加惩罚威慑力是可信的（风险），（2）能够有效地控制犯罪等非法行为（绩效），（3）公平地在人群和社区之间配置警察服务（分配的公平）”。在后者那里，“警察的合法性是同公众对警察做决定行使权力的过程的公平性相连的。如果公众判断警察使用公平的程序行使其权力的话，……他们就将视警察为合法的，并配合警察的行动。然而，权力行使不公平将导致公众疏远、反抗和不合作”（SunshineandTyler,2003）。作者通过在“9•11”恐怖袭击前后两次对纽约市民的随机问卷调查，对两个模型进行了经验检验。问卷通过询问受访者如下的问题，以“几乎总是”到“几乎从不”六级里克特量表，来测量他们对纽约市警察执法程序的公平程度评价。

（1）警察以公平的方式作出处理问题的决定；（2）警察执行公务时待人公平；（3）你的社区的每一个人的尊严都得到警察的尊重；（4）对你的社区的每一个人，警察都平等对待；（5）警察准确地理解并运用法律；问题1）和2）测量公众对警察行为程序公平的总的评价（两者高度相关，alpha=0.92）。后三个问题测量公众对警察做决定方式的公平性评价，这些测量维度显然来自于雷文沙尔的程序公平六原则。除了这五个问题外，问卷还设计了十个问题测量公众对他们在警察执法过程中受到的待遇的质量的评价。除了测量警察执法程序公平的问题外，问卷还包括了测量公众对警察威慑力（违法风险）、警察绩效的认知以及人口统计学问题。这些问题所产生的数据，成为统计模型中的关键解释性变量和控制变量。研究设计了三类因变量。第一类因变量测量公众守法或违法行为表现，如是否乱停车、乱倒垃圾、夜间制造噪音、超速开车、在街上购买可能是偷盗的物品、在商店或餐馆未付钱拿走不值钱的物品、使用大麻等。第二类因变量测量公众对配合警察执法的态度，如在察知邻居被盗是否主动报警、担当社区公安志愿者，等等。第三类因变量测量公众对警察的信任以及是否愿意“授权”于警察，如询问受访人是否同意警察有权在街上拦截并询问行人、是否相信警察能够解决受访人所在社区的治安问题，等等。作者使用两次问卷形成的数据建立的多元回归等模型显示，公众对警察的威慑力（违法行为的风险）、绩效和分配正义（如警力分布公平）的认识和评价，对他们的服从法律的行为和意识，或者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或者没有影响力；而“合法性对公众对警察的反应具有强烈的影响力，……合法性则来自于警察在执法过程中行为符合程序公平特征”（Sun-shineandTyler,2003）。政治领域政治领域之所以也是程序公平社会心理学应用的主要领域之一，用林德和泰勒（Lind&Tyler,1988）的话来说，是因为“政治体系和法律体系一样也是制度和规则的集合。……如在司法行动中一样，公民在就他们对预算配置、社会或经济政策决定的满意度作出判断时，也会考虑到这些决定所产生的过程。对程序公平的关注也会影响到公民对政治领袖和政府体制的评价。”学者们考察了程序公平在公民等相关者对诸多美国等政治和政策领域的评价的作用:例如，公民对政府支持和信任（Ulbig，2002）、政治参与与沟通（Besleyand.McComas,2005）、公共政策（Tyleretal.,1986）、福利政策（Tyler，2004）、总统的领导力（KershawandAlexander，2003；Tyleretal.,1985）、政治选举（Rasinski&Tyler,1987）、国会立法（Gangl，2003）、公共卫生政策（Tsuchiya,Akietal.,2005）、税收遵从（Murphy，2004）和墨西哥城的禁烟政策（Thrash-eretal.,2010）。

这里，我们以笔者及其合作者发表的论文《中国农民的公平观念：基于村委会选举调查的实证研究》（张光等，2010）为例，演示程序公平社会心理学研究在政治学领域中的运用。村委会选举是中国目前制度化最强、竞争最激烈、对选民利益影响最大的公职选举。《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有关选举程序的规定，符合前述程序公平的基本特征。该法关于选举人资格（年满十八周岁的村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第十二条），候选人产生的方法（选举村民委员会，由本村有选举权的村民直接提名候选人。候选人的名额应当多于应选名额。第十四条），直选（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指定、委派或者撤换村民委员会成员，第十一条），无记名投票（第十四条）以及以威胁、贿赂、伪造选票等不正当手段当选的，其当选无效（第十五条）等规定，符合前述列文沙尔提示的代表性、一致性、伦理学等程序公平原则。这篇论文以情景模拟的准实验方法，对在中国农村村委会选举中经常出现的与投票权（发声权或代表性原则）、平等待遇权（一致性原则）和候选人选择权行使问题，做了如下的情景模拟：发声权行使：A1.受访人顺利投票；A2.因人为障碍未能投票。平等对待权行使：B1.一人一票；B2.有人可以一人投多票。选择权：C1.候选人通过村民海选产生；C2：候选人通过村支部指定产生。除了这三个程序公平特征外，论文还设计了两个有关选举结果的情景，分别模拟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得到满足与否的结果：个人利益：D1.受访人支持的候选人当选；D2.支持的候选人落选。分配正义：E1.能带领全体村民共同致富候选人当选；E2.该候选人落选。问卷设计把一个与程序相关的情景同一个与结果相关的情景组合为一个情景，形成16个组合情景，并在每一个情景之后，都询问这样一个问题：这次选举公平吗？为了便于计量分析，回答选择为从1非常不公平到10非常公平的10级量表。

例如，A1+D2和A2+D1描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组合。在前者那里，受访人行使了投票权，但支持的候选人落选；而在后者那里，受访人没能行使投票权，但支持候选人胜选。按照程序公平理论，当人们认为他们所承受的冲突解决或集体合作结果，是以公平的程序产生的，即便在冲突解决或合作结果对他们个人不利的情况下，他们也倾向于认为这些结果是公平的从而是可以接受的。如果冲突解决或集体合作被认为是按不公平的程序进行的，那么，即便产生的结果对当事人是有利的，他们仍旧倾向于据此认为结果是不公平从而不可接受的。为此，张光和他的合作者预期受访人对A1+D2情景下进行的选举的公平性评价，应当显著高于对A2+D1情境下选举的公平性评价。②问卷调查由南开大学学生利用2008年寒假返乡以入户调查的方式完成。利用这些数据，研究者使用独立样本均值T检验和多元回归模型等统计工具，获得了如下的实证结果：在村民对村委会选举公平性评价中，选举的程序性特征的影响力显著大于选举的结果。如果在村委会选举过程中，每个成年村民都有投票的机会，获得平等的待遇（一人一票，自己的一票与其他任何选民的选票价值相等）、候选人由村民直接提名产生（海选），那么，即便选举产生了不利于他们的结果（自己支持的候选人落选了）时，受访人对选举公平程度的评价，仍然显著高于他们对结果有利（自己支持的候选人当选）但程序不公平（丧失投票机会、不平等待遇或非海选）的选举公平程度的评价。在三个程序公平特征中，又以平等待遇（一人一票）影响力显著大于其他两个特征，以海选的影响力显著大于投票的机会。

此外，统计研究还表明，受访人对一个产生了对全体村民都有利的结果（能够带领全村人致富的候选人当选）的选举的公平程度评价，显著高于一个对己有利的结果（自己支持的候选人当选）的选举的公平程度评价。但是，受访人对程序公平但结果违背分配公平的选举的评价，并没有在统计学的显著水平上高于程序不公平但分配结果公平的选举。总而言之，这项研究表明，中国农民对村委会选举的合法性的评价，受程序公平和分配的公平的影响，远远大于受他们的个人的利害的影响，而程序公平和分配公平的影响不相上下。换言之，在中国农民的政治价值观那里，程序公平和分配公平优先于个人利害，而程序公平和分配公平具有同等的优先性。公共管理领域自1990年代以来，程序公平的社会心理学研究运用最为广泛的领域，大概不是法律和政治，而是如本文的开篇所提示的是组织研究。这个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早在2001年，就有三篇专门探讨程序公平和分配公平对组织公平影响的长篇综合分析(meta-analysis)（Cohen-CharashandSpector,2001；Hauensteinetal.,2001；Colquittetal.,2001）。根据林帼儿等（2006）的概括，组织公平研究之发生，是由于这样的现象：“组织成员对于他们自身及他人在组织中所受到的待遇，会形成一些看法和感觉。组织公平理论就是对这些看法和感觉进行分类，从而研究在组织中人们对于公平的感知及其影响。”组织决策过程的公平性（程序公平）、决策结果的公平性（分配公平）以及决策实施过程中受到的人际关系待遇的公平性（互动公平，interactionaljustice）,会影响到组织成员对组织公平的认知、对组织的认同、对组织的领导和组织整体的信任，从而影响到组织及其成员士气、绩效等行为。图1显示了组织公平的因果关系链条。值得一提的是，英文期刊《管理心理学杂志》2012年第1期为中国雇员行为专刊（Lindaetal.,2012）。其中有的论文探讨了程序公平在国有企业员工对企业忠诚感的积极影响（GuoandGiacobbe-Miller，2012）。毫无疑问，公共部门组织也存在着程序公平问题。不过，对公共部门组织的程序公平现象的研究成果数量远不及对非公共部门的相关研究成果。已经发表的公共部门组织公平研究大多涉及公共部门的人事管理，覆盖的国家有美国（Alexander&Ruderman，1987;Rubin,2007;RubinandKellough,2011）、英国（Harris,&McGrady,1999）、芬兰（Elo-vainio,etal.,2005）、尼日尼亚（Omar,&Ogenyi，2006）。

在这里，我们以一项关于程序公平对美国国防部雇员人事管理影响的论文为例，来说明程序公平的社会心理学理论在公共部门管理的运用（Rubin,2007）。该论文拟研究的问题是：联邦政府雇员的程序公平知觉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他们对管理者的信任、他们的工作满意度和“跳槽”（turnover）意愿？作者根据程序公平社会心理学理论和既存的经验研究，提出了三个假设：联邦雇员的程序公平知觉和他们对管理者的信任正相关（H1），和他们的工作满意度正相关（H2），和跳槽意愿负相关（H3）。论文使用美国人力资源管理局于2002年实施的联邦人力资源调查形成的数据，对三个假设做了验证。虽然该问卷并非专门为研究程序公平在公共部门的人事管理中的作用而设计，但其中的一些问题能够满足该论文的研究目的。2002年联邦人力资源调查随机抽样了20万个联邦政府雇员作为问卷发送对象，其中有51%完成并提交的问卷。在这些提交的问卷中，大约27000份来自于国防部雇员。论文对这27000个国防部样本数据，使用Probit等统计分析工具进行分析，所得出的统计结果证明了上述三个假设。作者对研究的发现及其意义做了如下的总结：“经验研究结果表明，在程序公平知觉、对管理层的信任、满意度和跳槽意愿之间确实存在着显著的关系。具体而言，积极的程序公平知觉增加的总体满意度和对管理层的信任度。而程序公平知觉能降低国防部雇员跳槽的意愿。……总而言之，这些结果表明程序公平确实增加了公共组织的价值”（Rubin，2007）。

信用管理学范文第3篇

关键词：行为金融；信用风险；金融租赁

信用风险又称违约风险，是指借款人、证券发行人或交易对方由于种种原因，不愿或无力履行合同条款而构成违约，致使银行、投资者或交易对方遭受损失的可能性。基于传统金融学理论许多金融机构和研究者对信用风险管理作出积极探索并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计量模型和支持工具，但也存在明显缺陷。随着行为金融学的兴起和发展，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来研究信用风险管理。

1行为金融学的产生

20世纪50年代，冯·纽曼和摩根斯坦(VonNeumannMorgenstem)在公理化假设的基础上建立了不确定条件下对理性人(rationalactor)选择进行分析的框架，即期望效用函数理论。阿罗和德布鲁(Arrow，Debreu)后来发展并完善了一般均衡理论，成为经济学分析的基础，从而建立了经济学统一的分析范式。这个范式也成为金融学分析理性人决策的基础。1952年马克威茨(Markowi)发表了著名的论文“portfoliosdeefion”，建立了现代资产组合理论，标志着现代金融学的诞生。此后，莫迪戈里安尼和米勒(Modigliani－Miller)建立了MM定理，开创了公司金融学，成为现代金融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自上个世纪60年代夏普和林特纳等(Sharp－Limner)，建立并扩展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至布莱克、斯科尔斯和莫顿(Black－Scholes－Merton)建立了期权定价模型(OPM)，至此，现代金融学，已经成为一门逻辑严密的具有统一分析框架的学科。

随着金融市场上各种异常现象的累积，模型和实际的背离使得传统金融理论的理性分析范式陷入了尴尬境地。20世纪80年代，通过对传统金融学的反思和修正，行为金融理论悄然兴起，并开始动摇了CAMP和EMH的权威地位。行为金融理论在博弈论和实验经济学被主流经济学接纳之际，对人类个体和群体行为研究的日益重视，促成了传统的力学研究范式向以生命为中心的非线性复杂范式的转换，使得我们看到了金融理论与实际的沟壑有了弥合的可能。1999年克拉克奖得主马修(MatthewRabin)和2002年诺贝尔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DanielKahneman)和弗农·史密斯(VemonSmith)，都是这个领域的代表人物，为这个领域的基础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国外将这一领域称之为behaviorfinance，国内大多数的文献和专著将其称为“行为金融学”。

行为金融学发现，人在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过程中并不是完全理性的，会受到过度自信、代表性、可得性、锚定和调整、损失规避等信念影响，出现系统性认知偏差。而传统金融学是基于理性人假设，认为理性人在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是严格依照贝叶斯法则计算的期望效用函数进行决策的。即使有些人非理性，这种非理性也是非系统性的，会彼此抵消，从而在总体上是理性的；如果这种错误不能完全相互抵消，套利者的套利也会淘汰这些犯错误的决策者，使市场恢复到均衡状态，达到总体理性。2行为金融对信用风险管理的影响

2．1风险偏好

根据行为金融学的基本理论，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不同于传统金融学理论下风险偏好是不变的，而是变化的，是会随着绝对财富等一些其他因素的改变而发生改变的。因此，我们就没有理由相信借款人是特殊的群体，他们借款的目的大多都是为了投资，也是众多投资者中的一部分，他们的风险偏好也会发生改变。风险偏好的改变就会直接影响到他们面临的风险，最终会影响贷款方面临的信用风险。

2．2过度自信

过度自信或许是人类最为稳固的心理特征，人们在作决策时，对不确定性事件发生的概率的估计过于自信。投资者可能对自己驾驭市场的能力过于自信，在投资决策中过高估计自己的技能和预测成功的趋势，或者过分依赖自己的信息而忽视公司基本面状况从而造成决策失误的可能性。这种过度自信完全有可能导致大量盲目投资的产生，盲目的多元化和贪大求全。

2．3羊群行为

企业决策由于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并涉及较多的技术环节，其决策往往由决策团体共同协商作出，主要属于群体决策，而群体决策有可能导致羊群行为(HerdBehaviors)的发生。羊群行为主要是指投资者在掌握信息不充分情况下，行为受到其他投资者的影响而模仿他人决策的行为。在企业决策中，羊群行为的表现可能是决策团体中多数人对团体中领导者的遵从，也可能是领导者对决策团体中多数人的遵从，而且是一种盲目的遵从。决策中的羊群行为可能造成决策失误。

2．4资本结构与公司价值

1958年，美国经济学家费朗哥·莫迪格里安尼(FraneoModigliani)和默顿·米勒(MertonMiller)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了题为《资本成本、公司财务和投资理论》的论文，提出了著名的MM定理，主要内容是：在市场完全的前提下，企业的资本结构与企业的市场价值无关。即企业价值与企业是否负债无关，不存在最佳资本结构问题。如果证券价格准确地反映了公司未来现金收入流量的值，那么不管发行的是什么类型的证券，只要把公司发行的所有证券的市场价值加在一起，一定等于这个公司未来利润的现值。无风险套利活动也使得资本结构无关紧要，如果两个本质完全相同的公司因资本结构不同在市场上卖出的价格不一样的话，套利者就可以将更便宜的公司的证券全部买下，然后在价格相对较高的市场上卖出。因此，公司的资本结构就不再是不相干的问题。不同的现金收入流量对不同的投资者的吸引力也会各不相同，这些投资者对于他们感兴趣的现金收入流量愿意付出高价。特别是由于噪声交易者的存在，套利仍充满风险。所以，不同的资本结构，其公司价值显然是不同的，其信用风险必然不同。

3行为金融对金融租赁公司信用风险管理的启示

信用管理学范文第4篇

产权改革短期内难以奏效

学术界的一个基本看法是，农信社必须进行产权改革，建立起“自主经营，自我约束，自我发展，自担风险”的市场主体。对此，国务院15号文件也明确指出“要以法人为单位改革农信社产权制度，明晰产权关系，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但我们认为，产权改革作为农信社一个努力的方向和长期目标可以，指望短时间内实现这一目标，则是不现实的。因为对产权改革而言，最重要的是确定“谁是股东”，但从目前来看，有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的困难。

一方面，从历史来说，20世纪50年代初建立农信社时，是农民自愿出资出物，形成原始资本，后来不断改革，“准国有化”，农民被排斥在农信社之外，但不可否认的是农民是最原始股东，不管后来经营怎样，在市场化过程中，必须对农民有个交待。澄清历史，方能更好解决问题，向前迈进。

另一方面，现实情况是，改革产权和吸收新股东难。据有关经济学家测算，按照当前农信社的平均不良贷款率水平，假设民间资本进入农信社后可以取得最好经营业绩，也要等10到12年才能靠自己的利润来弥补之前的窟窿。这样，若按市场原则，谁会愿意参股呢？民间资本和外资当然不愿进入。地方政府便想出各种办法来增资扩股，强行分摊的有之，高额回报利诱的有之，设置各种特殊条件逼你入股的有之，似乎展开了一场增资扩股“”，各地红红火火。据报道，有个省日扩股超亿元。行政力量的干预和影响可见一斑。但即使这样，股份制改造存在的问题仍然很多很突出，主要表现在，地方政府控制农信社高管人员，省级联社自然不必说，县级联社高级管理层尤其是理事长和主任的配备，也主要由地方政府拍板；股权分散，股东无激励也无能力去监督管理层，一“长”独大，内部人控制现象普遍；“三会”形同虚设，管理层仍然只对上级负责，而把股东利益搁在一边，股份制变成了花瓶，“一股就灵”离现实甚远；资格股较多，有权退出，很难保证现在激增的股本不会骤然下降。特别是当前地方政府卖力做事完全是为了达标以获取央行票据，一旦退股，暴露的问题会更多，即使不退股，也存在严重的行政化和背水一战的倾向。按照徐滇庆教授的说法，“改革方案只适用于那些好的或较好的农信社”，“大约只有1000家”，“其余大量的农信社只能做表面文章”。可见，目前农信社产权改革困难重重。

所以，产权改革目前难以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改革目标短期化，行政主导，出现许多违背市场规律的行为，不可能“一股就灵”。在现有情况下，最佳方法是针对农信社的问题，改革管理体制，同时加强政府的支持，让它恢复元气，增强金融支持“三农”力度，提高农民收入，反过来增加农信社利润，逐步消化历史包袱，走上正常盈利的轨道，然后再行股份化。那时，既能吸引战略投资者，又能真正从产权出发来改善经营管理，对农民、农信社和国家都有利。

科学管理是现阶段关注的重点

既然现行改革措施效果不明显，产权改革之路又很难行得通，那么，在可预见的将来，科学管理将是农信社改革关注的重点。

科学管理，是指建立健全和完善农信社内部各种管理制度，以及约束农信社与利益相关方、特别是与地方政府关系的制度，并且要严格监管和保障落实，彻底打破以往地方政府控制和内部人控制；严格依法经营，遵循稳健性、流动性、盈利性三原则；依法分离政策性业务和经营性业务，采取各种配套措施保障农信社正常经营和正向激励。核心是采取措施切实保障政企分开，农信社正常经营。打破政企不分，消除预算软约束，加强监管，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内部激励加强竞争缓解垄断，激发创造力和创新力，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保证改革成效，消除将来可能重现的巨额亏损。通过科学管理来盈利，通过盈利来消化历史包袱和带动产权改革，同时尊重农村金融内生性。

如何从制度上保障政企分开和科学界定政策性业务，是两个关键性问题。在现有体制下，经营者、监管者和地方政府理顺各自职能分工，政企分开，不得直接干预农信社经营，人事权归上级联社管，实行垂直领导，省级联社主管可由省政府委派，监管者严格依法监管，提高监管和经营管理的公开透明度。政策性业务与经营性业务分离，财政补贴政策性业务，经营性业务由农信社自担。如此“各就各位”，科学管理，不断探索，定能在商业性和合作性之间找到平衡点。

信用管理学范文第5篇

动机，是心理学的概念，是行为的直接原因。人的行为是动机引起的，并且都是指向一定目标的。动机对人的行为起着引发、加强推动和导向的作用，它驱使一个人的行为走向既定的目标。在调动职工积极性的工作中，我们不仅要了解职工的需求，还要根据职工的需求，适时地树立起有价值的目标来激发职工的动机。高校管理者在为职工设置目标时，应尽量做到以下几点：第一，目标必须与需要和动机结合，它既是鼓舞人心的奋斗方向，又是满足人们需要的目的物。因此心理学通常把目标称为“诱因”。第二，无论设置个人目标或团体目标，要让职工本人参与。参与程度越深，义务感也越强。若上级为其设立目标，就会认为不是自己的目标，从而减低诱发力量。第三，科学性。目标高度适中，因人而异。我们必须为行政人员设置恰当的目标，既要符合和谐、高效执行学校各项职能的总目标，又要根据其自身特点和工作性质，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计划。让职工认为通过努力自己有能力去达到目标，即个体主观上的期望值很高，就会有信心，有决心，就能激发出强大的力量；反之，如果目标过高，可望不可即，或目标过低，唾手可得，都不足以有效调动其积极性，充分发挥其潜能。第四，阶段性。采取“少吃多餐”、“引人入胜”、“逐步推进”的战术，因为总目标往往显得太大、太遥远，而分阶段目标容易达到，这种成就感能催人奋进，激发职工的活力。第五，可变性。目标设立后，往往由于情势的变化会使它变得过易或过难，这时应该适当地加以调整。

二、运用目标管理提高行政效率

目标管理，是一种有名的管理技术，实质上是一种管理上的激励技术，也是职工参与管理的形式之一。目标管理是1954年美国著名管理学者德鲁克在《管理的实践》一书中首先提出的。他论述“目标管理和自我控制”的主张时认为，一个总目标的实现，必须有计划周密、方向一致的分目标来指导每个人的工作。他提出，让每个职工根据总目标的要求，自己制定个人目标，并努力达到个人目标，就能使总目标的实现更有把握，每个职工因此就为组织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为达到这个目的，他还主张，在目标管理的实施阶段和成果评价阶段，应做到充分信任职工，实行权力下放和民主协商，使职工进行自我管理，独立自主地完成各自的任务；此外，成果的考核、评价和奖励也必须严格按照每个职工目标任务完成的情况和实际成果大小来进行，以进一步激励每个职工的工作热情，发挥每个职工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目标管理如果能很好地运用在高校管理中，就能提高行政效率。其具体措施包括：第一，实行目标管理。让每个职工既了解组织的总目标，又掌握团体和个人的分目标，形成目标的一致性。第二，实行参与制。使每个职工都感到自己是组织的一员。有与职位相应的权利，明确责任。实行民主式的管理，在组织和制度上保证职工有参与管理的机会。使每个人都明确在实现总目标中自己应负的责任，让他们在工作中实行自我管理，独立自主地实现个人目标。第三，加强领导和管理，主要是指加强与下级的意见交流以及进行必要的指导，领导者布置工作时，只对下级交代任务，明确要求；具体的实施计划和方法，由下级考虑拟定，这样就能极大地发挥各级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提高工作效率，保证目标的全面实现。第四，目标的实施者必须严格按照“目标实施计划表”上的要求来进行工作。目的是为了在整个目标实施阶段，使得每一个工作岗位都能有条不紊地、忙而不乱地开展工作，从而保证完成预期的各项目标值。实践证明，“目标实施计划表”编制得越细，保证措施越具体、明确，工作的主动性就越强，实施的过程就越顺利，取得的目标效果也就越好。第五，在实现组织目标的同时，使个人获得“合理程度”的满足，包括物质的、精神的、使职工具有组织优越感和个人成就感。第六，信息及时反馈。让每个职工及时了解组织目标实现的程度，个人的工作成果。建立良好的意见沟通渠道。

三、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