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调管理论文范文第1篇

项目协调的特点

协调的范围更广。项目协调的范围包括内部关系的协调、近外层关系的协调和远外层关系的协调。其中，内部关系包括项目经理部内部关系、项目经理部与企业的关系、项目经理部与作业层的关系；近外层关系是指与项目部有直接和间接合同的关系，包括与建设单位、监理单位、设计单位、物资供应单位、分包单位以及银行、保险公司等之间的关系；外层关系是指与项目部虽无直接和间接合同关系，但却有着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等约束的关系，项目部与政府、交通、环保、卫生、绿化等关系。通常情况下，近外层关系的协调是项目协调的重点。

协调的要素多，工作量大。一是人际关系的协调，通常包括项目经理部内部人际关系的协调以及与关联单位的人际关系的协调，协调的对象主要是相关工作结合的过程当中人与人之间在管理工作中的联系和矛盾。二是组织关系的协调，通常包括项目经理部与企业管理层以及与分包单位、劳务作业层之间的关系。三是供求关系协调，通常包括企业物资供应部门、建设单位物资供应部门与项目经理部之间的关系协调，各生产要素供需单位之间的协调。四是协作配合之间的关系协调，通常包括项目经理部内部各部门之间、上下级之间、管理层与作业层之间以及与各近外层协作单位之间的协调。五是约束关系的协调，通常包括项目经理部与远外层关系的协调，包括与有法律法规约束关系的各单位（如，政府、环保、卫生、绿化、交通等）的关系协调，和与有合同约束关系的建设单位之间关系的协调。

具有阶段性。建设工程通常具有很强的阶段性，对于工程总承包项目通常可分为勘探、设计、采购、施工、运营等不同阶段，每个阶段又可以划分为若干时期，例如在施工阶段就可以分为准备期、施工期、收尾期等，在各个不同的时期，项目协调工作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协调的重点也是不同的。

难度更大。由于项目协调的性质多种多样，所涉及到的关系千头万绪，有项目与目标因素之间的协调；项目各子系统内部、子系统之间、子系统与环境之间的协调；各专业技术方面的协调；各种管理方法、管理过程的协调；项目实施过程的协调；各种管理职能方面的协调；项目参与者之间的协调等。因而协调工作的难度比其他任何一种协调难度都大。

目前项目协调工作存在的问题

项目经理部内部工作混乱。主要表现在：由于总体目标不明，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兴趣和目标不同，有各自的打算和做法，有些甚至是对立的；由于缺乏沟通和必要的宣传，项目部内部士气不够，面对项目实施过程中遇到的一些挫折和危机，感到失去斗志；由于信息不畅，指挥不灵，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各种混乱现象，人们对合同、各种指令和责任书理解不一或不能理解，因而在实施过程中各自为政，使项目失控；项目部内部没有和谐的工作氛围，对工作没有应有的争执和讨论，人们不敢和不习惯将问题提出来讨论和研究，从而酿成隐患。

与外部关系未理顺。主要表现在：项目经理部的工作得不到建设单位、监理单位、设计单位等近外层关系单位的支持，有时甚至是对立的；项目经理部不召开协调会议或者在协调会议上不讨论重要的协调事务，而是偏离议题，或者是正常的协调会议老是被打断和干扰，达不到应有的效果；项目部内部、项目部与远外层、项目部与近外层三个层次之间的信息沟通不畅，以至于信息得不到正确传递，影响了项目的正常运作，甚至是相互之间产生一些抱怨；项目经理部得不到企业职能部门的支持，无法获得必须的资源和管理服务，与外界又不能进行正常的信息沟通，迫使项目经理部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处理各种突发矛盾和问题，降低了工作效率。

搞好项目协调工作的对策

牢固树立协调工作是一切工作基础的思想。众所周知，构建和谐社会是我国当前的一项国策，而构建和谐的工作环境是现代管理所提倡的一项重要原则。对于工程项目来说，由于建筑工程的特殊性，项目协调工作尤为重要，要通过学习和不断的教育，使项目部管理人员充分认识到协调工作的重要性：协调工作是做好其他一切工作的基础，没有和谐的工作环境什么事也做不成。

加强沟通。项目协调最好的手段和方法就是沟通。沟通是解决项目实施过程中各种障碍的最基本的方法，事实证明也是最有效的一种手段。任何组织争执只有通过沟通才能实现，通过沟通不但可以解决各种协调问题，如，技术、过程、逻辑、管理方法和程序中的矛盾、困难和不一致，而且还可以解决相关人员心理行为的障碍和争执。对于项目来说，项目经理部内部沟通的效果是测定项目管理效果的最好尺度，项目目标能否成功实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项目经理部能否成功地进行沟通，即能否成功地做好协调工作。

控制和管理争执。协调要讲究技巧，特别是对于争执的处理更要讲究艺术，必须使争执得到有效的管理和控制。对于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应多协商少争执，通过详细的协商平衡和满足各方面的利益，从而达到项目目标的最优解决；通常情况下对于不影响项目管理大局的争执，应采取策略引导争执者或者说服双方向对方作适当妥协或非原则性让步，避免争执扩大化；对于涉及双方共同利益的争执可采取互迁互让，加大合作面形成利益互补或利益共同体，从而化解争执；对于利益冲突性大的争执或问题比较突出的争执，在协商和调解都无效的情况下，应及时交由上级领导裁决，或当机立断采取行政裁决的方式解决，或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另外，在必要的情况下，对于一些目标不明和方法难以确定的问题，有时要有意识的引起争执，通过争执进行讨论和沟通，使认识一致从而得到最佳方案。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项目协调过程中必须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对于每一个需要协调的问题都必须先分清它的性质、类型、主次等要素，然后制定出最合适、最有效的解决途径。如，对于内部人际关系的协调主要应依靠各项规章制度，通过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加强教育培训、提高人员素质等方法来实现；对于项目经理部与企业管理层之间的管理协调，应严格执行《项目管理目标责任书》；对于项目经理部与作业层之间关系的协调，应严格履行《劳务分包合同》和执行《项目管理实施规划》；对于项目经理部内部供求关系的协调，必须依靠编制和严格实施资源需求计划并充分发挥物资供应部门调度系统和调度人员的作用，加强调度工作；对于项目经理部与建设单位和监理单位之间的协调，应以沟通为主，协调的目的是搞好协作，协调的依据是执行合同，协调的重点是资金问题、进度问题和质量问题。

注重动态管理。项目的协调工作贯穿于项目管理的全过程，但是，由于工程项目的实施是分阶段实行的，项目各阶段所存在的问题都有所不同，因而在项目协调过程中还必须根据各阶段的实际情况抓好协调的重点，如，在项目实施初期主要是进行供求关系的协调，项目后期的协调重点则是合同与法律法规约束关系的协调，这就要求协调工作应根据项目的推进，适时、准确的把握各种关系的发展，及时有效的进行沟通，化解各种矛盾、解决各种争执，从而提高项目运行的效率。超级秘书网

协调管理论文范文第2篇

第一条为贯彻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方针，推进创新步伐，以创新促发展，实施科技兴公司战略，充分调动和发挥全员开展“三大创新”活动的积极性，实现企业跨越式发展的奋斗目标，根据上级科技管理有关文件精神，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章管理机构设置及其职能

第二条公司设立“科技管理委员会”，下设技术成果评审委员会和管理成果评审委员会。管理机构设置如下：

1、公司科技管理委员会

主任：公司

副主任：公司

委员：公司

2、技术成果评审委员会

主任：公司

委员：公司

3、管理成果评审委员会

主任：公司

委员：公司

第三条管理机构职能

1、在主任的领导下，公司科技管理委员会负责对全公司的“三大创新”活动进行部署和管理；对下设的技术成果评审委员会和管理成果评审委员会的工作进行平衡和协调，对出现的重大事项进行决策。 2、技术成果评审委员会和管理成果评审委员会，在公司科技管理委员会的领导下，在科技成果和管理成果两个方面，分别开展管理工作。

第四条公司科技管理委员会在生产技术部设科技管理中心，具体负责全公司科技工作的日常管理，主要范围包括技术成果、管理成果、QC成果、专利发明、月度创新成果、科技论文等。主要工作内容：项目的立项、监督实施、成果受理、组织鉴定（评议或验收）、申报评奖、资料归档及其它相关的日常工作。

第三章项目的立项及实施

第五条公司级项目的立项。

1、每年11月由科技管理中心负责组织公司级项目的立项工作。

2、公司科技管理委员会根据上级的计划安排，结合公司井发展规划及公司井安全、生产、经营、非煤产业等方面的需要，每年下达一次项目计划，实行立项管理。

3、公司属各单位根据具体工作情况确定研究项目（课题），经各专业负责人审查后，向科技管理中心申报立项。科技管理中心负责将申报立项的项目（课题）汇总，报公司科技管理委员会审批，由公司行文下发到各单位。

4、年度中，各单位自行研究开发的科技或管理创新项目，需要追加立项时，必须经公司分管领导审批后，科技管理中心方可受理。

第六条集团公司级及以上级科技项目的立项。

凡是申报公司级及以上立项的项目，分管专业副总必须组织承担单位课题人员对项目进行广泛调研和论证，填写《公司重大科研项目计划项目立项建议书》报科技管理中心汇总，经公司总工程师审批后，由科技管理中心负责逐级申报立项。

第七条凡经公司及上级部门审定并行文下达的立项项目，项目负责人和承担单位要拟定项目实施方案，做到措施、人员、资金、设备、仪器等各项工作的落实到位，认真组织实施。科技管理中心人员要全过程跟踪监控，及时了解、掌握、督促、协调立项项目的实施，提出指导性建议，保证立项项目按期完成。

第四章成果的申报和评审

第八条科技管理中心对完成的项目及时协助、督促有关单位和人员进行材料整理。凡公司立项管理的项目完成后，承担单位必须及时写出技术工作报告，经专业技术负责人审核并签署意见后，报科技管理中心申报评审。

第九条对所受理的项目成果，由专业技术负责人牵头，汇同承担单位及有关部门，对成果进行现场考察，提出初评意见，为成果评审委员会的评审提供依据。

第十条由科技成果评审委员会和管理成果评审委员会的主任，召集委员会成员，对经专业技术负责人初评的项目成果，按照科技含量、技术水平、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等内容，进行综合评议，确定获奖成果及等级，并报公司科技管理委员会审定。

第十一条凡申报集团公司级及以上评奖的成果，必须经过集团公司及以上组织的鉴定或评议。科技管理中心负责协助、指导成果完成单位，按照不同层次成果的具体规定和要求，出具完备的鉴定或评议材料，提交组织鉴定或评议的部门。科技管理中心负责鉴定（评议）会议的组织和协调，并负责项目成果的申报评奖工作。

第十二条公司鼓励开展月度创新活动，对在安全、生产、经营、管理、节支降耗、降低成本等方面完成的效益、效果突出的创新成果，由完成单位及时整理好评审材料，经专业副总审查后，报科技管理中心登记汇总，按季度进行评审。

第五章科技人员的管理及评选

第十三条对全公司工程技术人员实行业绩量化考核管理，具体如下：

1、月度创新成果：每完成1项，记10分，经评审获奖后，加10分。

2、公司级成果：每完成1项，记15分；通过集团公司评议的，再加15分。

3、集团公司级成果：申请报奖后，获集团公司特等奖的，记60分；获一等奖的，记40分；获二等奖的，记30分；获三等奖的，记20分。

4、省部级（包含省局级）成果：申请报奖后，获一等奖的，记80分；获二等奖的，记60分；获三等奖的，记40分。

5、部级成果：申请报奖后，获一等奖的，记150分；获二等奖的，记100分；获三等奖的，记80分。

6、论文：每发表1篇论文，部级——记30分；省级——记20分；地市级——记10分。

7、专利：1项专利成果，记30分。

8、对同一成果，属多人参与的，第一名记满分，第二名按第一名得分的90%记分，第三名按第二名得80%记分，依次类推递减记分。论文参照成果，按比成果多10%的幅度递减记分。

9、本管理规定涉及成果级别包括：公司月度创新成果，公司年度成果，获集团公司级及以上级奖励成果；涉及成果范围包括：科技成果、管理成果、QC成果、专利。本标准涉及论文为在国内外公开（含经省级批准有内部准印刊号的）发行刊物上发表的科技论文和管理论文。

10、成果评定级别以证书、公示的文件为准。

11、科技人员业绩的日常管理由科技管理中心具体负责。

第十四条公司对在技术创新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进行奖励，每年评选出十名“优秀科技创新人员”，在年度科技创新工作会议上进行表彰奖励。优秀科技创新人员的评选，参照第十三条规定，以一个年度为期限，量化积分占70%，综合考察其它方面业绩占30%（由科技管理委员会委员投票评选）。

第六章论文的管理规定

第十五条公司鼓励广大职工结合工作实际积极发表科技论文，并定期进行评选，择优奖励。本管理规定仅限于科技论文和管理论文，不包括政研论文或通讯报道等。

第十六条论文级别的划分原则

1、刊物级别界定

刊物级别界定由公司评审委员会按照刊物主办单位的级别、发行面向范围大小等要素进行界定，分为部级，省部级、地市级（包括集团公司级）三级。

由部级部门主办、面向全国发行的科技期刊，或在全国有重要影响的学术期刊定为部级期刊；由省级主办的刊物，包括省局、高等院校学报、煤科总院下属分院（所）主办的科技期刊，定为省级期刊；由地市级主办的刊物，包括集团公司级及有内部准印刊号的期刊，定为地市级期刊。

2、的级别参照以上刊物级别，按照《论文量化评审表》，由评委会进行综合审定。

第十七条本公司在岗职工发表的科技或管理论文，由完成者本人持刊物原件及复印件，到科技管理中心登记建档，不登记不予受理评奖。

第十八条符合评奖范围论文的基本条件：

1、本公司在职职工撰写；

2、内容必须与公司生产管理经营活动相关联，经过审核后发表并已备案；

3、论文内容与本职工作密切相关，针对本专业工作所撰写；

4、在国内外公开正式刊物上或有内部准印证刊物上发表；

5、主要包括能够反映我公司改革发展的科技、安全生产、经营管理及非煤产业等方面的论文，其它不列入奖励范围。

第十九条凡涉及我公司科研成果项目或经济技术指标的论文，必须对关键技术或数据保密，在发表前，必须得到审核批准，方可对外发表。技术方面的论文由相关专业的副总审核把关，管理方面的论文审核由副总经济师把关。经审核后同意对外发表的论文，审核者签字，作者到科技管理中心登记备案。否则，不列入奖励范围，并追究相关责任。审核者对论文涉及的数据、事项等企业秘密把关负责。

第二十条凡发表的与公司相关的论文，出现内容不实，泄露企业核心技术秘密，对公司造成形象损害或财产损失的，由论文作者承担具体责任，并联带追究审核者的责任。由公司科技管理委员会提出处理意见，报公司审核后处理。

第二十一条对在公开学术会议上交流发表并获奖的论文，根据其会议级别、论文质量、获奖等级等因素，确定奖励数额。

第二十二条对同一类内容的论文，只奖励第一个发表的作者，其他发表的人员，不再重复奖励。

第二十三条对窃取别人成果作为自己论文材料发表的人员，不予奖励；对单纯以追求论文奖励为手段的人员，不予奖励。其识别界定由评审委员会负责。

第二十四条对发表的论文由科技管理中心负责受理、审核、初评，对初评合格的论文，每季度向公司评审委员会提交一次。由科技、管理评审委员会进行评选，对优秀论文按相应级别的标准进行奖励，年末在公司科技大会上发文通报表彰。经管理委员会评审确认，不属实的论文，不予奖励。

第七章创新项目管理规定

第二十五条属集团公司立项的项目，实行项目负责制（或招聘制），具体落实到人，明确一名项目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必须从事项目相关专业的研究，项目主要参加人员应直接从事研究工作，在成果材料中，研究人员按贡献大小依次排名。

第二十六条对列入集团公司立项的项目完成后，在运行1～3个月的基础上，写出成果评议材料及报告交科技管理中心，科技管理中心负责上报有关部门，申请组织评议或验收。公司月度创新成果完成并运行一个月以上后，将成果材料报到科技管理中心，公司组织有关专业人员进行评审。

第二十七条公司创新成果由第一完成单位提出申请，并附有关成果鉴定（评议、验收）证书、经济效益证明、成果研究报告、工业性试验报告等有关材料。

第二十八条对获公司奖励成果实行公示制度。由科技管理中心负责将公司初评获奖成果的具体内容，在公司局域网和“科技橱窗专栏”内公示7天，做到公开、公正、公平、合理。

第二十九条申报上级奖励的成果，必须通过上级或公司组织的技术鉴定、评议或验收。凡是有争议的科技成果，在争议未解决之前，不得申报奖励。

第八章管理现代化和QC成果管理的规定

第三十条各单位主要负责人要提高管理现代化和QC质量管理的思想意识，落实专人负责，积极开展管理创新活动；有条件的单位、部门都要成立质量管理（QC）小组。

第三十一条管理现代化成果管理规定

1、选题原则

管理先进性、经济合理性和现实可行性相结合，当前需要与长远需要相结合；企业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结合；管理进步与技术进步相结合；改革与创新相结合。

2、选题范围

企业发展战略、规划、政策、管理、体制改革研究，技术经济分析、现代化管理方法探索创新性研究，计算机管理信息系统设计与软件开发研究等。

3、立项管理

每年12月份，进行企业管理现代化立项，各单位填写企业管理现代化课题立项表，报科技管理中心。

4、申报奖励

企业管理现代化成果完成后，将材料报科技管理中心汇总，由公司推选优秀的成果申报集团公司奖励。公司级评选在年末进行，对评选出的优秀成果在科技创新大会上表彰奖励。

第三十二条质量管理(QC)成果管理规定

1、QC小组注册登记每年一次。在每年的2月份，由各单位提出申请，报科技管理中心进行审核、注册。小组活动课题的登记，每选定一个活动课题，在开展活动之前就要进行一次课题的注册登记。

2、QC小组成果申报实行逐级申报制。首先参加本公司成果评审，对获得优秀成果奖的成果，由科技管理中心统一向上逐级申报奖励。

3、公司每年组织一次QC成果，并对年度QC成果进行评选奖励，评选办法参照集团公司相关文件。对不注册的QC小组或没有小组活动原始记录的成果不予评奖。

第九章奖励规定

第三十三条公司每年召开一次科技创新工作会议，总结全公司上届科技工作，部署下届的科技规划，并对优秀技术成果和管理成果、优秀科技创新人员和优秀科技工作者等进行表彰奖励。

第三十四条公司每年评选十名“优秀科技创新人员”；对月度创新成果和发表的论文，公司每季度进行一次评选、奖励。

第三十五条奖励范围

1、新研制开发的优秀科技成果（包括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等）。

2、在本公司首次推广应用并取得良好效益的先进科技成果（包括新仪器、新设备的应用）。

3、在本公司生产、安全、经营、管理、物业、非煤等方面取得的优秀成果。

4、群众性的岗位小窍门、绝活等优秀成果。

5、取得显著经济效益的重大科技成果和重大创新成果。

6、集团公司及以上级公开发行刊物上发表的优秀技术或管理论文。

7、各种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专利发明成果。

第三十六条奖励等级及标准

1、公司科技成果设一、二、三等奖。授奖比例原则上分别为经批准立项成果的10%、15%、35%；奖励标准分别为*元、*元、*元；主要完成人员分别取前7、6、5位人员。

2、公司现代化管理成果设一、二、三等奖。授奖比例原则上分别为经批准立项成果的10%、15%、30%；奖励标准分别为*元、*元、*元。

3、公司QC成果设优秀奖、先进奖、鼓励奖三个级别，分别对应奖励*元、*元、*元；

4、公司月度创新成果，由评审委员会根据其技术水平高低和所创效益的大小确定等级，每项给予100～1000元奖励。

5、公司设立效益奖项。对为本公司创造较大经济效益的科技创新成果、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进行重奖，奖励标准按本年成果转化所创净效益的1～5%。所创经济效益必须要附计算基础，由财务部门负责人审定并签字，经公司科技管理委员会研究决定后执行。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6、对优化设计方案，产生明显效益的设计，经公司科技评审委员会评审确定，公司按创效益的1～3%对有关设计人员给予奖励。

7、优秀科技或管理论文的评选设立一、二、三等奖，比例分别占所评选论文的10%、15%、35%。评选时，由科技管理委员会根据的级别、内容质量、文字多少等方面的情况，按《论文量化评审表》所定标准量化评定；奖励标准分别为*元、*元、*元；与外单位合作的论文按一半奖励。

8、对公司评出的优秀科技创新人员，分别给予每月*元的科技津贴补助，执行时间一年；对连续两年被评为优秀科技创新人员的，分别给予每月*元津贴补助，执行时间一年；对连续三年及三年以上年度被评为优秀科技创新人员的，分别给予每月*元津贴补助，执行时间一年。

9、公司鼓励广大员工岗位成才，对在地市级及以上级组织的各类技术比武中，获得部级、省部级、地市级荣誉称号的个人，分别按照本人上年度实发工资总额的2倍、1倍、0.5倍给予一次性奖励，同一荣誉称号，以最高级别奖励，不重复授奖。

（1）个人年度实发工资总额以公司人力资源部核定证明为准。

（2）本条款中，地市级不包括集团公司级，受奖人员为公司中层管理人员及以下的所有员工。

10、对在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方面做出突出贡献，获得地市级及以上级奖励的成果的完成人员，给予一次性奖励。（奖励标准见附表）

第三十七条所有科技奖励要按贡献大小分配，杜绝平均分配现象；同一获奖成果由两个以上单位完成的，奖金发到第一完成单位，由其负责分配；同一成果获得多项表彰奖励时，按最高级别奖励，不重复授奖。

第三十八条获奖成果的受奖人员以项目策划和具体研究人员为主，按贡献大小排序。项目主要受奖人员是指提出项目思路和确定项目的总体方案设计，直接参与和对关键技术、问题的解决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员。

第十章考核规定

第三十九条采掘设计、通防、机电、运输等专业，每年至少提出1项系统优化项目，填写好《系统优化项目任务书》后，报集团公司对口专业一份，交科技管理中心1份。否则，对分管副总罚款200元，并对专业通报批评。

第四十条实行专业目标量化考核，全公司每年要保证完成集团公司级以上获奖成果10项，其中确保省部级获奖成果4项。指标分解为：采掘专业3项，通防安全专业2项，机电运输专业3项，管理经营1项，非煤产业1项。每少一项罚专业分管副总200元。每年各管理部室必须至少有2项公司级管理成果，部室主要负责人至少完成2篇论文，副总牵头完成至少2项公司级以上管理成果，副公司级领导至少完成1项集团公司级以上成果，否则，对相关人员罚款100元。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第四十一条实行专业领导责任制。公司各专业副总对本专业科技创新工作负责，每季度组织一次专业科技创新会议，落实科技项目、新技术推广项目的完成情况，筛选排查新的创新项目，对已完成的项目，要及时组织编写出材料，报送科技管理中心申请评议或鉴定。各专业副总每年至少参与完成一项集团公司级以上的成果，否则罚款100元。

第四十二条实行工程技术人员年度科技业绩考核制。高级职称人员，每年至少完成公司级成果1项，发表科技论文1篇；中级职称人员，每年至少完成1项公司级成果，或2项月度创新成果；初级职称人员，每年至少完成1项月度创新成果，或发表1篇科技论文。

第四十三条公司每半年考核一次。半年考核，对没有成果、论文的人员进行通报警告；对一项成果也没有的单位的党政负责人罚款100元/人。年终考核，没有完成个人规定指标的，对副总罚款200元/人，对工程技术人员罚款100元/人；对没有成果的单位罚款500元，并对单位党政负责人罚款100元/人；由公司年度立项的科技项目，若没有特殊情况，到期完不成的，对项目承担单位负责人每项罚款100元。

第四十四条对由集团公司立项管理的项目（包括系统优化、新技术推广应用等），不积极组织实施，到期没有完成的，所属专业承担集团公司的罚款，并对项目分管副总罚款*元。

协调管理论文范文第3篇

第二条为充分发挥各领域专家在预防和处置各类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咨询指导作用，完善和规范政府、专家、公众三结合的应急管理决策机制和组织体系，促进公共安全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推动应急管理工作深入开展，根据《黄岩区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的有关规定，建立区政府应急管理专家组（以下简称“专家组”）。为确保专家组相关研究和咨询工作的有效开展，特制定本规则。

第三条应急管理专家组是一支多专业、多领域、跨部门的在全区各行业有专业技术特长的高级专家队伍，其成员从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的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中聘任。

第四条专家组设组长1名，秘书长1名，副秘书长1名，下设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4个专业小组。组长负责本届专家组的全面工作；秘书长协助组长开展工作，负责专家组活动的组织、协调、召集、日常事务等事项。

第五条专家组的主要任务是为全区应急管理工作提供决策建议、专业咨询、理论指导和技术支持。

（一）对加强应急管理工作的有关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开展调查研究，提出对策和建议；

（二）受委托，对较大以上突发公共事件进行分析、研判，必要时参加应急处置工作，提供决策建议，为应急管理各类数据库建设提供指导；

（三）在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前，进行专业指导和防范；在突发公共事件处置中，进行专业扶持和救援；在突发公共事件结束后，进行专业鉴定和评估；

（四）开展应急管理教育培训工作及相关学术交流、理论研究、课题合作；

（五）办理区领导或区政府应急办委托的其他工作。

第六条专家组成员聘任条件

（一）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方针；

（二）具有一定的技术职称，具有比较坚实的专业基础知识、较为丰富的实践经验以及较强的理论思考和决策咨询能力；

（三）对应急管理工作有热忱、有责任感；有良好的学术道德、廉洁奉公、遵纪守法、责任心强；善于听取各方面意见，在同行专家中有较高的威信和组织协调能力；作风正派，坚持原则，团结同志，办事公正；

（四）身体健康，年龄适宜，在精力和时间上能够保证参加专家组组织的相关工作和活动。

第七条专家组成员每届三年，任期届满自动离职或连任，需连任者应重新办理有关手续。根据工作需要调整的专家组成员（每年调整一次），按程序报批。

第八条专家组成员聘任程序

（一）各有关部门、企事业单位推荐；

（二）经区政府应急办审核确定后报区政府分管领导批准；

（三）专家组成员因工作调动或身体健康等原因不能胜任此项工作的，可提前辞聘或解聘；

（四）根据工作需要按有关规定可以增聘专家组成员。

第九条专家组成员工作守则

（一）积极、公正地开展工作，并对指派单位负责；

（二）执行委派公务时，应当出示指派单位函件和聘请专家组成员证件进入有关现场进行工作，调阅与任务有关的文件及技术资料，了解与任务有关的情况；

（三）遵守国家法律和专家组工作纪律，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深入调查研究；

（四）严格执行保密制度，保守国家秘密及被调查单位的商业秘密。

第十条专家组成员工作程序

（一）指派专家组成员工作任务时，通知有关部门、单位和专家组成员本人，专家组成员所在单位要为专家提供便利条件，保证专家组日常活动、参与应急处置工作正常开展。专家组成员接到通知后无特殊情况应如期抵达指定地点执行任务；

（二）专家组成员完成工作任务后，应向指派单位写出书面（建议）报告；

（三）必要时召开专家组成员会议审议相关工作事宜。

第十一条区政府应急办负责专家组成员的日常管理，其主要职责：

（一）负责专家组成员的审核、认定、聘任、发证和续聘工作；

（二）组织召开专家组成员会议；

（三）安排专家组成员履行相关任务或参加有关活动；

（四）制订专家组成员工作计划、编写有关应急管理论文集和总结报告；

（五）其它事宜。

第十二条区政府对作出突出贡献的专家组成员以及优秀应急管理论文给予奖励。

第十三条专家组成员经费管理

（一）专家组成员的工作经费由区政府列入财政专项经费；

（二）参加事故调查、事故隐患评估和应急安全技术咨询时的费用由有关单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落实解决。

协调管理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平衡理论比较研究既涉及行政法应当何为的规范性问题，也涉及到行政法事实上如何存在以及该理论如何操作的实证性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只有将平衡理论置于整个行政法学术传统中以及仰仗于更为广阔的知识背景和分析工具，尤其是公共选择理论、博奕理论和机制设计理论，才会得到确当的处理。

本文通过大量的文献检索，试图从比较法的视角阐明：欧美行政法学术传统中规范主义模式和功能主义模式的边缘化及平衡思想的发展历程；中国平衡理论发展的历史背景、学术历程、分析工具及其主要内涵；平衡理论作为一种规范性理论的学术地位和制度意义；构建平衡理论实证基础的可能性及其局限。关于平衡理论的争鸣由来已久了，但本文提出的若干问题学界仍殊少涉及，作者认为，要使这种争鸣持续下去并更具建设意义，学者就不能不回到行政法的学术传统中去寻求一种最低限度的共识，由此，本文揭示了理解下列背景知识的重要意义：对行政法理论基础的研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而是全球化时代的共同课题；中西学者在对各自行政法学术传统的回顾和探索中均建立了“理想类型”的分析工具并得出了许多近似的结论；中国的平衡理论与欧美行政法学术传统中的平衡思想具有内在的传承关系；规范性平衡理论和实证性平衡理论的界分及其学术意义。比较研究根植于对一些共同历史背景与学术传统的理解。作者认为，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是由两股相互作用的力量促成的：一是变革传统社会的压力，二是学术批判和创新的力量。就前者而论，根据学界的一般理解，它指的是这样一种特殊情境：从80年代中期开始，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如何超越自由市场和中央计划经济模式这两种长期对峙的现代化路径并实现一个有效的法治政府成为全世界重新关注的焦点。新保守主义和后现代思潮盛行西方世界，自由主义传统的多元化价值取向得以保留，但政府在环境保护、促进经济发展、实现社会公平等方面的能力和绩效再次受到了重视；前苏联和中国等传统计划经济国家在反思现代化教训的伤痛中重新选择了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当变革传统社会的动力不能再诉诸旧式的制度结构和思想资源，而必须仰仗新的知识理念和制度认同的时候，一个运转良好的法治政府的意义凸现出来。这样一个政府能否通过对传统行政法体系的模式转换及其理论基础的重塑而获得有效的制度资源与新的合法性支持便逻辑地演绎为行政法学界一个时代性的课题。这一课题引发了学界重新理解传统行政法现象的需要，其中，关于行政法性质、目的、功能等理论基础的研究及相应地建立一套怎样的行政法模式被提上了学术日程。近年来，在中国和英美国家的行政法学领域，哈佛大学的RichardB.Stewart教授、圣路易斯大学KennethF.Warren教授、印第安那大学的AlfredC.Aman教授、伦敦经济学院的CarolHarlow教授与RichardRawlings教授、曼彻斯特大学的MartinLoughlin教授、牛津大学的PaulCraig教授和北京大学的罗豪才教授等公法学家，对这一课题作出了深入、建设性的研究，由此触发了对传统行政法学术思想的批判和创新。长期以来关于政府和公民之间权利义务的设计及与此相关的行政效率与个案公正、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制度安排存在的紧张对峙及内在的不对称性，揭示了现代社会的焦虑和传统行政法模式的局限性，戴西（A.V.Dicey）的规范主义模式和狄骥（LéonDuguit）的功能主义模式（其极端情形即为前苏联的管理模式）的影响日渐边缘化。而试图超越和置换这二元性对峙结构的平衡思想和平衡模式如何有助于新的学术传统的确立得以根植于更为广泛的合法性基础呢？众所周知，中国行政法学者对此作出了较为系统的回答，但欧美学界又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呢？过去的研究尚未有足够的关注。学界一般认为，西方行政法的学术传统可划分为以狄骥为代表的欧陆功能主义模式和以戴西为代表的英美规范主义模式，从学术渊源上理解，这种划分大体上是成立的，但未尽契合后来的发展历程，以英美行政法为例，学术传统事实上并不存在一以贯之的理论基础和制度偏好：30年代至70年代的半个世纪里，功能主义模式在英美国家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倡导协调以行政权和公民权为基础的社会多元利益的行政法平衡模式作为一种非主流的学术传统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并在最近20年引起了广泛关注；自本世纪60年代以来，以布坎南（JamesM.Buchanan）为领导的公共选择学派（PublicChoiceSchool）重新审视了政府决策的理论基础和官僚政客的行为动机，从而推动了学界对行政法模式的深入思考。本文旨在从比较法的视角作一些初步的研究。一、欧美行政法学术传统中的平衡思想及其最近的发展欧美行政法的学术传统主要有两个源头：以戴西（A.V.Dicey）为代表的规范主义模式（theNormativistStyle）和以狄骥（LéonDuguit）为代表的功能主义模式（theFunctionalistStyle）。（注：最早作出这种划分的行政法学家是J.Willis教授，参见’ThreeApproachestoAdministrativeLaw:TheJudicial,theConceptual,andtheFunctional(1935)’,IunivofTorontoLawJournal53.willis的“judicial”路径仅指对行政权的司法控制，属于“Conceptual”范畴，即认为行政法的目标（object）主要是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作者认为这可理解为以戴西为中心的一种行政法传统，另一种传统即归属为功能学派（theFunctionalSchool）。这种划分在30年代英美学界已获得广泛的认同，参见RalphF.Fuchs,’ConceptsandPoliciesinAnglo-AmericanAdministrativeLawTheory(1937)’TheYaleLawJournal,Vol.47:538—576.MartinLoughlin后来明确以这两种模式作理想类型进行系统的研究，作者研究公法的两种思想传统是以廿世纪行政法的兴起和占主导地位为前提的，因此学界普遍把其等同行政法学术传统的划分。相应的模式，CarolHarlow和RichardRawlings称为“红灯理论”模式（Redlighttheories）和“绿灯理论”模式（Greenlighttheories），近似的模式，罗豪才教授称之为控权模式和管理模式。）这两种模式的分歧奠基于学界对行政法的性质、范围、功能、制度安排及其理论基础的不同理解。规范主义模式把行政法视作“控制政府权力的法”，其旨在通过一套规则设置保护个人免遭政府侵害，因此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优于行政便利或行政效率，在制度安排上重行政程序和司法审查的机制设置，该模式根植于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经济理论，普通法传统，经典宪政主义（17、18世纪宪政）的人权保障和有限政府观念及其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文化传统，自戴西以来的英美行政法学界曾长期占主导地位。韦德（H.W.R.Wade）、史密斯（deSmith）、戴维斯（K.C.Davis）、盖尔洪（W.Gellhorn）、施瓦茨（B.Schwartz）等大多数学者都可归入这一模式。功能主义模式认为“行政法是有关行政的法，它决定着行政机关的组织、权力和职责，”（注：IvorJennings,TheLawandtheConstitution,LondonUniversityPress,1959,p217.詹宁斯完全接受法国狄骥等学者的见解，他说：“现代法国行政法的读者对于何为行政法不会再有疑问了。它是关于行政的法——行政法是确定行政机关的组织、权力和职责的一套规则，”Ibid.p236.）把行政法视作政府有效推行社会政策，实现社会管制或提供公共服务的工具，强调法律对提高行政效率和促进公共利益而具有的管理与便捷功能（Regulatoryandfacilitativefunctions），主张以行政为中心（注：在英美行政法学界，古德诺（FrankGoodnow）第一个创立了“非以法院为中心的行政法理论”（anon—Court—Centeredtheoryofadministrativelaw）。倡导政治与行政的严格界分，强调行政法平衡多种社会偏好的中立功能。参见F.Goodnow,’thePrinciplesoftheAdministrativeLawoftheUnitedStates’.H.Y.:Putnam,1905,pp1—7.pp66—68。）节制司法审查和革新行政程序制度，其理论基础可以在社会实证主义（SociologicalPositivism）、社会进化论（EvolutionarySocialTheory）和实用主义哲学（Pragmatism）中获得解释。（注：MartinLoughlin:PublicLawandPoliticalTheory,OxfordUniversityPress,1992,p105.）这种模式发韧于欧陆行政法学界，狄骥（LéonDuguit）的“公务论”即为最初的经典表述，在本世纪20、30、40年代的英国与美国，拉斯基（HaroldJ.Laski）、詹宁斯（W.lvorJennings）、罗布逊（W.A.Robson）、威利斯（Willis）、威尔逊（W.Wilson）等人在批判戴西模式中使功能主义模式导入英美行政法学界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注：罗布逊等人申言“在行政法的所有特征中，以能够恰当地服务于公共利益为条件，最具裨益的莫过于行政法庭有权推进某个特定领域的社会改良政策”，因此“行政法庭能够真正地有助于行政大臣执行其政策。”参见，W.A.Robson,JusticeandAdministrativeLaw(London1928),P.Xi.次年，戴西的拥护者认为，英国时下的风气表明法治正经历着明显的衰败，行政法专制主义在抬头。参见LordHewart,TheNewDespotism(London1929)，相类似的情形，美国学者称为行政专制主义时期，认为当时行政法有两种暴政，一是实体法上的（Substantivetyranny），一是程序法上的（Procedualtyranny）。参见PaulR.Verkuil,’TheEmergingConceptofAdministrativeProcedure’(1978),ColumbiaLawReview,Vol.78:284.）关于这两种模式的主导地位问题，学界一直存在争议。有学者指出，纵观英美整个行政法学术传统，“功能主义模式只是作为一种异端的传统（adissentingtradition）维持了它的生命力，该模式的价值和方法很难挑战占统治地位的保守的规范主义模式。”（注：MartinLoughlin:PublicLawandPoliticalTheory.OxfordUniversityPress,1992,p181.）AlfredC.Aman教授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自新政以来的美国，或者，可以说自30年代经济危机以来至70年代末的整个西方世界，倚重工具主义的行政法功能主义模式一直占主导地位。（注：AlfredC.Aman,AdministrativeLawInAGlobalEra,Ithaca:CornellUniversityPress,1992;’AdministrativeLawforaNewCentury’,inMichaelTaggart(ed.):TheprovinceofAdministrativeLaw,Oxford:HartPublishing,1997,pp.90—117.）下列事实可能淡化了人们争论这个问题的时代意义：英美国家，或者，更准确地说，整个欧美行政法学界，逐渐打破上述两种传统模式的界限而走向新的融合，如何使政府在被广泛授权的同时受到有效的节制，如何在提高行政效率和保护个人权利，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维持合理的平衡成为现代行政法一个共同的发展趋势，学者认为，导致这一情境的原因主要有：欧共体的发展与“欧洲行政法”的统一；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政治法律制度的趋同；（注：AlfredC.Aman,AdministrativeLawInAGlobalEra,Ithaca:CornellUniversityPress,1992;’AdministrativeLawforaNewCentury’,inMichaelTaggart(ed.):TheprovinceofAdministrativeLaw,Oxford:HartPublishing,1997,pp.90—117，另参见：J.Delbrück,’GlobalizationofLaw.Politics,andMarkets—ImplicationsforDomesticLaw—AEuropeanPerspective’(1993),1IndJGlobalLegalStud9.）现代国家面临的社会问题和对公共行政的要求变得越来越相似，文化之差异，在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建构中已显得相对不重要。（注：RainerPitschas：《论德国行政法总论之改革》，黄钲堤译，载《宪政时代》（台北），1998年第1期。）事实上，有关学术史的研究资料表明，在两种学术传统之外，关于行政法制度模式及其理论基础的理解，欧美学界始终存在一种“全球化时代”的行政法观念和平衡思想，这种非主流的传统构成了80年代以来学界进一步倡导和发展现代行政法平衡理论的一个直接的、最重要的学术渊源。以后来居上的英美行政法学为例，行政法平衡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第一阶段是本世纪初到二战前，行政法迅速发展，关于这一部门法在盎格鲁—美利坚（Anglo—American）法治传统中的合法性地位、理论基础及其发展方向等根本问题，学者围绕戴西传统和新兴的功能主义思潮（在美国表现为以促进效率和公共利益为名的新公共行政运动）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一批著名的英美行政法学创建者，包括韦德（E.C.S.Wade）、古德诺（FrankGoodnow）、弗莱恩特（ErnstFreund）、弗兰克（JeromeFrank）、庞德（RoscoePound）等，认为工业革命、福利国家及其相应的公共行政的职能变迁导致了传统行政法理论的现代化（themodernisationoftraditionaladmimistrativelawtheory），未来的行政法发展应当转移以司法为中心（Court—Centered）的传统法治观念，但要避免陷入另一个极端——官僚支配（bureau—ridden）模式。就行政法的目的和功能而言，它应当在授权与限权、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行政效率与个人自由、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balancebetwemindividualismandsocialism，戴西认为这一时期行政法在英国的发展是社会主义取代个人主义传统的征象）之间维持一种合理的平衡（areasonablebalance）。（注：有关资料，参见FrankGoodnow,ComparaticeAdministrativelaw,NewYork:putnam,1893,Vol.2,book5,charp3,andhisThePrinciplesofAdministrativelawintheUnitedStates,NewYork:Putnam,1905,pp.1—7ErmstFreund,AdministrativePowersoverPersonsandproperty,ChicagoUniv.Press,1928,pp.145—187.在该书中，Freund率先提出“控制—服务”（Control&Service）的行政权模式，认为两类行为的自由裁置权及遵守法治的要求是不同的。JeremeFrank,BrownlowCommisssion,ReportofthePresident’sCommitteeonadministrativeManagement,Washington,D.C:GovernmentPrintingoffice,1937,pp3.9.18.183.;RoscoePound,AdministrativeLaw:ItsGrouth,ProcedureandSignificance,PittsburgUniv.Press,1942,pp.19—20.p.55;Pound,’JusticeAccordingtoLaw’,14ColumbiaLawReview(1914),p13;E.C.S.Wade,ConstitutionalandAdministrativeLaw,LougmanGroupLimited,1931,’Developmentandnatureofadministrativelaw’.）与此同时，英国在“新专制主义”的压力下主持的部长权力调查委员会（1932）及战后行政裁判所和调查法委员会（1957）都主张行政法应有大的发展，但对行政权要施以民主的控制，并认为行政法的目的是在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实现恰当的平衡（theproperbalancebetweenpublicandprivateinterest）。（注：ReportoftheCommitteeonMinistorspouers,Cmnd,4060(1932);ReportoftheCommitteeonAdministrativeTribunalsandEnquiries,Cmnd.218(1957).Pt.iv,Ch.30,No.408.）然而，客观地说，这一时期的平衡思想并未有沿着既定的方向发展下去而成为一种理论或主流传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30、40年代“行政专横”（庞德语，administrativeabsolutism）的现实使得当初提出平衡思想的学者也部分地改变了立场，甚至重新接受了传统的以司法为中心的行政法控权模式。第二阶段是70年代。民权运动（后期）、经济滞胀、能源危机、环境保护等问题困扰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公共行政面临的社会环境及其相应的职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的行政法模式的有效性和合法性再次受到学界的关注，平衡思想由此得以复兴和发展。其中，哈佛大学RichardB.Stewart教授的研究有了突破性的发展，在《美国行政法的创新》（注：RichardB.Stewart,’TheReformationofAmericanAdministrativeLaw’(1975).HarvardLawReview,vol.88:1669—1813.）一文中，他试图系统地研究一个取代传统行政法模式（thetraditionalmode，控权模式）的“利益代表模式”（InterestRepresentationmodel）。Stewart教授首先分析了美国传统行政法模式的特点及其缺陷，他认为，传统模式旨在通过公正的程序制约和司法审查制度确保行政自由裁量权在合法的限度内行使，禁止政府对个人自由和财产的非法侵犯，以协调政府权力和个人自治间各种相互冲突的主张。传统模式最大的弊端是把行政法视作控制政府权力的一种消极的工具（negativeinstrument），看不到政府“积极的一面”（theaffirmativeside），即政府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代表个人和社会的利益，并能增进这些利益。另外，传统模式注重对权利的消极保护，而忽略了公民有效作用于行政过程的参与机制。因此，传统模式对政府和公民都缺乏激励。无法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美国行政法进入转型和创新时期，关键是如何重新界定行政法的作用和调整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态度。当时，有多种替代传统模式的方案，但“利益代表模式”（联邦法官们的主流意见）最富建设性。Stewart教授认为，现代行政法调整的领域已超出传统行政法模式所理解的“政府权力和私人自治”这二维关系，而发展为一种多种相关利益（affectedmultipolarinterests）冲突和共存的多元关系，如政府在环境保护行为中决定是否给某个能源企业发放许可证的行为就涉及到包括居民在内的多方环境利益。行政法的目标应该通过多种有效的机制设置，扩大相关利益的参与机会并在各种冲突的价值和利益间保持平衡（balanceamongcompetingvaluesandinterests），为实现这一目标，行政法应该更多地考虑保护相对较弱的一方的利益（comparativelyill—organizedinterests），以抗衡（counterbalance）地位较强的行政机关及其对有组织的利益、特殊利益可能存在的偏私。Stewart教授认为，在这一新视野下，行政法的一些重要制度要进行相应的改革，“解决行政程序问题的出路在于为有关利益方提供代表参与的机会；行政实体政策的核心是根据各种具体环境，在这些相关利益中进行公平的调节（equitableaccommodations）；司法审查旨在确保行政机关为利益代表提供公正程序参与机会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公正的协调。”Stewart教授对“利益代表模式”作出了深入而富建设性的研究，但最终没有发展为一种系统的理论。第三阶段，80年代以来，英美行政法学界进入学科反思及重构时期，学者的努力，旨在探究现代行政法得以独立存在和发展的理论基础，并由此促使新的学术传统的形成以契合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这些研究主要是从下列几方面展开的：第一，把行政法的理论基础置于整个政治社会背景，尤其是变革传统社会的情境下进行考察。如，P.P.Craig指出：关于行政法的性质、目的等理论基础（Rationale）的探究只有进一步研究了我们这个社会的结构方式、互动关系及其政治理论背景后才会有准确而透彻的理解。（注：P.P.Craig:AdministrativeLaw,3rd.ed.,London:Sweet&Maxwell,1994,pl:PublicLawandDemocracyintheUnitedKingdomandtheUnitedStatesofAmerica,Oxford:ClarendonPress,1990.pl.）第二，建立了“规范主义模式”、“功能主义模式”、“红灯理论”、“绿灯理论”等理想类型（IdealTypes）的分析框架，对传统行政法理论模式的划分获得了普遍的认同，新的理论基础的探索得以建立在一个最低限度的共识上。第三，从行政法功能与目的的视角揭示了传统模式关于效率与公正、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制度设计的紧张对峙与内在的不对称性，并进一步阐明传统模式由于对政府和公民都缺乏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而难以回应传统社会的转型。第四，超越和置换两种传统的行政法理论模式，遵循平衡思想重新理解行政法的性质、目的、功能及其法律体系。CarolHarlow和RichardRawlings指出，传统行政法学的红灯理论模式（自戴西以来，视行政法为控制行政权保护个人自由的法的一种学术传统）和绿灯理论模式（把行政法视作授予和尊重积极行政的权力，旨在提高行政效率，有效提供社会服务和增进公共福利并对严格的司法审查中心主义提出疑问和节制的一种学术传统）都难以契合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持中立场（themiddleground）才是明智的选择并且更易达致认同。如何在行政利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或特别机构）和公民利益的冲突中维持公正的平衡（afairbalance）应该成为行政法的主要功能，如何实现兼顾效率与公正的人道主义行政（ahumaneadministration）应该是行政官员和行政法学家共同关注的目标。（注：CarolHarlow&RichardRawlings:LawandAdministration.London:Weiden&Nicolson,1984,pp47—48.另见，NeilWalker:’TheMiddleGroundinPublicLaw’(1991),LawandSociety28.）MartinLoughlin认为传统的功能主义模式和规范主义模式都未能为我们现时代的经验和法律现象提供正确的解释，新的理论模式应该考虑如何使两种传统思想得到有机的结合，走“中间道路”，即可以通过抛弃法律工具主义和实证主义观念，公开承认法律的规范性价值而重新改造功能主义传统。（注：MartinLoughlin:PublicLawandPoliticalTheory,OxfordUniversityPress,1992,pp230—264.）KennethF.Warren从社会契约理论的视角论述了政府和公民的权利义务的平等关系，指出行政法如何从强调“正当程序”的传统转移到行政法面临复杂而持久的政治困境时，如何使行政机构的公共政策有效地平衡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即行政法的目标和对公共行政的挑战是平衡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BalancingSocietalandIndivisualRights）。（注：KennethF.Warren:AdministrativeLawinthePoliticalSystem,N.Y.:PrenticeHall,1996,3rd.ed.pp509—569.）LiefH.Carter和ChristineB.Harrington强调了行政法对公共行政的赋权与控权的平衡功能，“行政法，并不限于对政府权力的控制，而同时包括对政府的授权并维护这种权力的合法行使，因此，当我们描述行政法的时候，请注意这个法律体系的调节方式，包括授予、尊重政府权力和限制行政自由裁量权这两个同等重要的方面。”并对“行政法的核心功能是平衡”这一命题提出了建设性的商榷意见，论者认为，只有清晰地界定公正、效率、公共利益、个人利益等平衡要素的内涵及偏好序列之后，“平衡”才具有可操作的实质意义。（注：LiefH.Carter&ChristineB.Harrington:AdministrativeLawandPolitics,2nded.N.Y.:HarperCollinsPublishersInc.,1991.p48,pp.481—544.）P.P.Craig从行政机关和公民（包括私人团体）权利义务关系探讨了平衡的法律机制设置问题。他认为，行政法对行政机关、公民和私人组织两方都要同等地授权和予以制约（bothempowersandConstrains），但这种平衡的机制设置既涉及激励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信息问题，只有满足“激励相容”的原则，平衡机制的实现才是可能的，为此，他讨论了公共选择和机制设置理论的相关问题。（注：P.P.Craig:AdministrativeLaw,3rd.ed.,London:Sweet&Maxwell,1994,【编者按】232—242:’PublicLawandControlOverPrivatePower’,inMichaelTaggart(ed.),TheProvinceofAdministrativeLaw,Oxford:HartPublishing,1997,pp196—216.）此外，有些公法学家试图从现行的立法和传统的理论模式中挖掘“平衡”的基础。（注：如DavidH.Rosenbloom&RosemaryO’leary:PublicAdministrationandLaw.3rded.N.Y.:MarcelDekker,Inc.1997.pp51—262;MarshallE.Dimock:LawandDynamicAdministration,PraegerPublishers,1980.Chapter2."ANewEquilibrium."在传统的规范主义模式里，韦德（H.W.R.Wade）、戴维斯（K.C.Davis）、盖尔洪（W.Gellhorn）、施瓦茨（B.Schwartz）等法学家也强调了行政法对行政权与公民权、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平衡功能，但他们的观点与本文所谈的“平衡模式”的有关观点有一个根本性的差别：前者在经典“平衡宪法”（balancedconstitution）的视角下观照这一问题，旨在通过司法对行政的控制这一外部机制实现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平衡；后者直接以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平衡关系作研究对象，并进行相应的机制设置。）关于英美行政法传统，最近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的AlfredC.Aman教授作了总结性的研究。（注：AlfredC.Aman,’AdministrativeLawforaNewCentury’,inMichaelTaggartced):TheProvinceofAdministrativeLaw,Oxford:HartPublishing,1997,pp.90—117;Seealso,AlfredC.Aman,AdministrativeLawinaGlobalEra,Ithaca:CornellUniversityPress,1992.）他认为，行政法的发展历程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相应地，有三种行政法模式。第一阶段是自由放任时期（laissez—faireera），主要是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国家职能是有限的，消极的，行政法的主导理论即为“红灯理论”（redlight），其功能被界定为以司法审查为中心对行政权力的控制，旨在最大限度地保护公民个人权利免遭权力的侵蚀。第二阶段是管制时期（regulatoryera）.自新政（NewDeal）到70年代末，行政法的理论基础是国家干预主义（therationalesofamoreinterventioniststate），在制度安排上即为管理的或功能主义（regulatory&functional）的行政法模式。第三阶段是自80年代以来的全球时代（globalera），与此相应的，即为“全球化时代的行政法”，其发展方向是“市场导向型”（Market—orientedMode）行政法模式和学术思想的重构（超越自由放任时期的“控权”型行政法模式和自新政以来的“管制”型行政法模式）。这一模式的显著特点是公法私法走向新的融合（尤其是行政法私法化），放松管制（deregulation），注重成本—效益分析（cost—benefitanalysis），广泛运用市场导向型行政方法替代过去的“命令—控制”规则（Command—Control），降低管理预算，将传统公行政法概念是行政法研究的基础性和起始性问题。“概念是反映事物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行政法的概念应当表达其本身的理念,反映一国行政法治的现实,从这个意义讲,行政法概念不是空灵之物,而是社会背景,尤其是宪政背景下的景观。我们对行政法概念宪政背景的分析理应远远超越对概念本身的逻辑分析。事实上,任何概念不可能脱离具体的环境而存在,缺乏概念的背景分析就会使概念无所依托,流于空泛。近年来行政法学界在汲取西方行政法的同时,已经使行政法概念抽离了特定的宪政背景和成因。毋庸置疑,宪政背景是行政法概念研究的重要的切入点,不同的宪政背景是行政法概念界定的基础。行政法概念的界定,如果脱离宪政背景,不探究各国宪法或者政治背景的差别而简单套用他国结论,无异于削足适履。本文首先选取英美法系中英美两国与大陆法系的法德两国作为分析路径,对西方宪政背景下的行政法概念作一概览式的回顾,力图揭示宪政背景对行政法概念、行政法观念的深刻影响。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社会主义宪政与行政法概念的结合问题作出分析和判断。意图在于:理清行政法概念的宪政背景及其发展脉络,消除行政法学界对不同法系行政法概念的描摹而引起的纷争,倡扬学界行政法概念向本土化、合宪化方向皈依,实现行政法概念界定上对西方国家的合理借鉴,以期对我国传统行政法概念有所突破,实现与新时期相适应的新的超越。一、英美法系宪政背景对行政法概念的影响英美法系行政法学者在研究行政法时,不大为概念下定义,“也没有明确的行政法概念”。这是与英美法系学者注重经验、轻视理论的习惯相联系的。但仍有一些学者从实证角度,用归纳推理的方法演绎出某些概念。这种概念深受其宪政文化的浸染,行政法只能是宪政的产物。英美法系素来具有个人主义传统,因而,行政法也被RichardRawlings称为是“红灯理论”。

(一)英国英国号称“宪政母国”。但是其行政法概念从产生到发展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可以说是英国学者对宪政的不同理解造成了对行政法概念的误读。英国式宪政原则虽然批驳了法国式行政法(这以戴雪为代表),但是不可否认,英国的宪政体制国家孕育了英国版的“行政法”,而这种行政法观念却是与英国宪政历程同步的。威廉·韦德爵士(SirWilliamWade)认为行政法概念应包括两个含义,一个含义是“它是关于控制政府权力的法”,另外一个含义是“管理公共当局行使权力、履行义务的一系列普遍原则”。而且,他还指出:“实际上,整个行政法学可以视为宪法学一个分支,因为它直接来源于法治下的宪法原理、议会主权和司法独立。”韦德的观点在英国很具有代表性,而对于行政法与宪法的关系则是独具慧眼的。英国“行政法”概念的确定源于英国宪政历史、宪政原则、宪政实践。英国宪政是从资产阶级革命开始的。1640年资产阶级以“清教徒革命”的形式开始了与封建主的争权。经过大约半个世纪的斗争,1688年“光荣革命”(TheGloriousRevolution)后,君主立宪政体开始确立。三百多年以来,英国政制一直循此路径至今。英国行政法观念与英式宪政两个原则:(一)议会主权(TheSovereigntyofParliament);(二)法治原则(RuleofLaw)有绝大关系,分别论述如下。

协调管理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现有的行政关系有陷于失序的隐患，应该引起关注。研究者针对行政关系调整所提出的不同思路，平衡论更切合中国的实际。但是，平衡论忽视了绩效管理的功能。参与式绩效管理对行政主体和相对方都是兼具控制和激励作用，而且有助于形成行政共识。

行政过程属于公共管理的微观范畴，主要表现为行政主体与相对方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关系在形式上体现为管制、指导、协商、控制及监督等，在过程中表现为相对平衡与绝对失衡的不断转化，在本质上存在着许多种矛盾和悖论。如何通过科学的机制设计实现行政过程的动态平衡，既有效地维持公共秩序，又能切实维护公众权利，是调整行政关系所要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警惕行政关系的失序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社会经历了巨大变迁，但目前仍然面临多重转型的任务。在这段历史性的发展时期，新情况和新现象不断涌现，新问题层出不穷。为了抓住关键时期的发展机遇，在欣喜于取得的巨大成绩的同时，也不能忽视一些值得引起关注的问题，比如行政关系有陷于失序的隐忧。

(一)失序与失衡

“失序”不同于行政关系的“失衡”。失衡是指行政主体与相对方在行政过程中的不对等关系。“一般情况下，在实体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主体和相对方形成行政机关为优势主体、相对方为弱势主体的不对等关系；在程序法律关系和司法审查关系中，则形成另一种反向的不对等关系”…。失衡有可能是有序的，也有可能是失序的。如果行政过程中的主体都认可行政关系的失衡，或者如果不认可这种失衡，但局限于采取合法合理的方式寻求调整失衡状态，那么行政过程会呈现出有序性。但如果行政过程的主体不认可行政关系的失衡，并且诉诸于不符合法治要求的方式寻求调整失衡状态，那么行政过程会表现出“失序”。

在目前的行政过程中，行政主体在大部分情境中仍处于强势地位，但这种相对优势面临越来越大的公众压力，甚至是(暴力)对抗，而且社会对行政行为的信任度在不断下降，以致在某些领域出现了政府的公信力危机。另一方面．相对方的权利意识在不断增强，维权技能在不断提高，但现有制度框架内的参与机制和维权渠道尚不健全，使得一些本属正常的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容易诉诸于极端之举。面对越来越频繁发生的对抗行为，公信力不断下降的行政主体为了维护公共秩序．往往选择以危机管理的名义去强力控制。

在强制与对抗的互动中，如果上级部门或领导认为下属部门的行为有悖于公共管理的政治要求，会以指示、批示、批评、惩罚等方式介入行政过程，从而使行政关系的优势转向相对方。在整个过程中，行政关系的调整既不是自我纠正式的，也不是有序的，往往取决于特定问题、特定领导以及特定情形。

(二)行政关系失序的表现

以上海某些区出现的“钓鱼式执法”为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对执法机关的不正当执法方式，处于弱势地位的相对方大多选择忍气吞声，因为表达诉求的渠道非常有限，而且成本高昂。行政关系的失衡格局纵容了一些行政主体更加毫无顾忌地选择执法手段，这也为互动关系的逆转埋下了伏笔。当个别相对方选择极端的方式表达抗议时，其他感同身受的相对方即刻予以响应，社会公众由于惊诧于行政主体的肆无忌惮而为指责行政主体的公共舆论奠定了社会基础。于是，行政主体至少处于舆论上的弱势地位。在该事例中，行政关系调整的直接起因是个别相对方的极端行为，而非有序的参与和表达；实现行政关系调整的直接动力来自于上级部门的关注，而非相关主体的协商与讨论。

又比如，近年来各地的城市管理执法工作(“城管”)普遍面临一个三元困境：城管如何执法，才能既维护城市的市容市貌，又能让城市小商小贩合理生存。城市环境属于公共产品，其供给要依靠行政主体的强制手段；小商贩的存在既是民生需求，也满足了一些社会需求；而对于小商贩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社会公众本身也是矛盾着的，在享用这些服务时会赞成小商贩存在的合理性，而在其它时间，则希望小商贩尽量不影响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在行政实践中，这些矛盾都集中到行政主体和相对方的行政关系上，造成城管工作“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局面，甚至出现“一管就有冲突、一放就有投诉”的现象。如此周而复始，不仅未能解决城市管理的根本问题，反而影响行政执法的公信力。

如果不正视行政过程中的关键问题，仍然以危机管理的思维沿用个案处理的方式，行政关系将会陷入失序的境地，其表现就是行政主体或者不作为，一旦作为就是强力控制，而相对方要么不参与，一旦参与就会酿成群体性事件。

二、调整行政关系的不同思路

如何防范行政关系陷于失序，既使行政主体依法行政维护公共秩序，又能切实保障相对方的权利?在相关研究中，先后出现过管理论、控权论和平衡论等理论。

(一)管理论

管理论主张维护行政主体的优势地位，认为行政过程的有序来自于行政主体的指导和相对方的服从。应该指出的是，管理论并非完全排斥对相对方权利的保障，而是将保障从属于对行政秩序的追求。另外，也不能简单地将管理论视为行政特权的等价物。因为如果法治相对健全，并且在行政过程之外设计了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相对方的权益可以通过其他的渠道得到保护，那么行政主体的优势地位依然是面临实质约束的。

在实践中，欧洲大陆一些法团主义文化的国家的行政管理过程更接近于管理论。在这些国家，行政主体在法定职责权限内享有绝对优势，管理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受到较为广泛的认可。在政治运行中，致力于维护公众利益的组织和集团是由国家和政府所创造并规范的。一方面，这些利益表达组织具有垄断性，另一方面，这些组织在与行政主体的互动过程中享有较大的话语权。因而，行政主体在行政过程的优势地位受到政治过程的约束，这也意味着行政关系的失衡由政治关系来调整。

(二)控权论

控权论主张限制或取消行政主体的主导地位，从而彰显相对方的权利优势。这种理论认为在大多数行政实践中，行政主体不仅不能有效地解决公共问题，反而会滋生一系列问题，比如权力滥用、腐败、限制相对方的自由等。所以，控权论主张政府最小化，认为大多数公共事务都可通过市场和私人组织得到解决。另外，控权论的基本假设是，行政过程是由各种利益集团相互博弈的活动所组成的，国家不具有主体性，只是一个各种势力互争雌雄的竞技场。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一场被命名为“新公共管理”的运动席卷全球，一度垄断了公共管理研究和实践的所有话语资源。这场运动的基本思路就是控权论，主张公共管理的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经过30多年的实践，如今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这股潮流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它有其情境性，有其局限性。尤其对于众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国家的空心化、公共管理的市场化和公共服务的私有化，并没有实质性地促进公共福利的改善，反而引发了一系列严重问题，比如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不足、公共服务分配结构失衡等。

控权论在多元主义文化的英美国家(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英语国家)较为盛行。在这些国家，政治活动的主体是各种利益集团，行政主体的管理行为受到多种主体的限制和监督。主流的社会文化和法律体系都主张对公共权力保持质疑和挑战的态度，因而行政主体的自由裁量权是一种被普通公众所广泛担忧的存在物。如何限制行政主体的权力，确保相对方的权益免受行政主体的肆意侵害，是这些国家在行政管理方面的主要议题。

(三)平衡论

平衡论是中国行政法学界的创新，认为无论对行政主体还是对相对方，都应在法治原则的统治下加以制约和激励，以实现两者在利益关系上、法律地位上，以及在制度、机制的构建和运作等方面的平衡。从理论上说，平衡论主张既要保障行政管理的有效实施，又要防止公民权利的滥用或违法行使。具体而言，平衡论“既不同意控权论过分强调行政程序、司法审查的作用，也不同意管理论过分强调命令、强制手段的作用，……主张综合运用行政法的各种手段：既在必要的场合运用命令、强制手段，同时在大多数场合尽量避免采用行政命令、行政制裁、行政强制手段，淡化权力色彩”。

作为一项本土化的创新，平衡论在中国行政关系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关注。从文化角度看，平衡论的思路符合中国的中庸文化，主张通过调和来解决矛盾，而不是诉诸于零和的博弈与对立。从社会发展的实践来看，平衡论试图在政府与市场、行政主体与相对方之间取得平衡，符合中国在转型时期的政治社会生态。

尽管平衡论的响应者众，但质疑声也不少。其中与管理实践关联度最高的质疑来自于具体的平衡机制：如何既制约行政主体滥用权力(相对方滥用权利)，又激励行政主体积极作为(相对方积极参与)。主张平衡论的研究者详细探讨过公务员制度、行政指导等具体的平衡机制。在此，笔者着重分析参与式绩效管理作为一种平衡机制。

三、参与式绩效管理

要实现行政关系的有序调整，既不能只突出行政主体的权力优势，也不能只强调相对方的权利本位。就此意义上，我们赞成平衡论兼顾制约机制和激励机制的观点。不过，行政法领域的研究者忽视了绩效管理的平衡功能。

(一)绩效管理的发展与不足

绩效管理是管理实践的重要工具，也是现代管理学的重要议题。比如，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纽约市就尝试用现代方法测量和评估行政部门的绩效。但是，由于行政行为具有目标多样性，行政过程的委托关系具有多层次性，不同行政主体的产出难以横向比较，以及公共产品缺乏类似市场这样的价格发现机制，因而相比企业绩效管理，政府绩效管理实践进展更为缓慢。在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影响下，政府绩效管理广泛地采用企业绩效管理的理念、方式和工具，比如顾客导向、平衡计分卡、绩效合同、绩效规划等。不过，从已有的案例材料看，这些工具的引人并未显著改善政府绩效管理的实践。

近些年来，研究者逐渐认识到，绩效测评工具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具是否与问题以及环境相匹配。如果政府绩效问题主要表现为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大规模地采用绩效合同，并推行公共服务的市场化，那么不仅不能改善公共服务的供给，反而可能导致公共服务“嫌贫爱富”，使公共服务丧失应有的公益性。如果整个国家所处的阶段是快速发展时期，一味地模仿其他国家的限制政府活动范围的绩效管理方式，不仅不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反而会使整个社会陷于断裂，因为这些国家的社会组织尚无法承接起政府转移出的功能。

(二)参与式绩效管理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政府绩效管理先后采取过岗位责任制、目标管理、效能监察、政风行风评议、服务承诺等形式。这些做法在提高行政效率、健全行政监督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也存在诸多尚待改进之处。比如，大多数绩效管理形式都是封闭性的，没有设计公众参与的渠道。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在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比如群众评议政府、社会满意度调查等。在目前中国的政府绩效管理中，公众参与最多的环节是对具体行政部门的评估。以南京市为例，该市自1999年以来，一直坚持“万人评议机关”的做法。每年年底，南京市政府向市民发放评议问卷，要求对所有的政府机关进行打分排名。北京、珠海、杭州、海口、银川、昆明等城市都先后开展过“万人评议机关”的活动。

作为政府绩效管理的一种理念，参与式绩效管理主张社会公众应有效地参与到对政府绩效的测评和管理过程。公众参与绩效管理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对施政目标的讨论，对评估体系的建议，对具体行政主体的评估，对绩效结果运用的监督。所以，参与式绩效管理并不仅仅局限于“万人评议机关”的形式。从行政关系的有效调整角度看，公众对具体行政主体的评测仅仅是一个起点，并没有穷尽参与式绩效管理的内涵。

如果缺乏政府信息公开作为配套工作，公众的评测失去了基本的信息基础，只能依据感性认识．不仅不利于行政主体改进工作，反而可能消耗公众的参与热情。比如在不少地方的“万人评议机关”活动中，将所有行政部门不分类别地排列在一起，导致直接提供公共服务的部门普遍得分较低，而主要服务于政府内部的部门得分较高。南京市2001年群众评议政府的活动中，得分第一的部门是市委办公厅，得分最低的部门分别是市政公用局、市房地产局、市容局、市规划局等；北京市2003年群众评议政府的活动中，得分最高的部门是市乡镇企业局，得分最低的部门分别是市交通委、市建设委、市城管执法局、市政管理委、市规划局等；昆明市2008年群众评议政府的活动中，得分第一的部门是市政协办公厅，得分最低的部门分别是市规划局、市城管局、市建设局等。

由于各个行政主体的工作难以进行简单的横向比较，因而群众的评议大多数只能作为评估各个部门实际工作的参考材料，这就引发了一个如何对群众评议做出反馈的问题。如果给出积极反馈，比如南京市2002年根据群众评议结果调整了几个部门的领导班子，就会面临“群众感知是否为充分统计量”的问题，毕竟各个部门的法定职责对群众感知有直接影响。但如果不对群众评议结果做出积极反馈，那么群众对评议活动的参议热情就会快速消退，从而使评议活动陷入名存实亡的尴尬处境。

所以，参与式绩效管理不是简单地将公众动员起来定期为行政主体给出评测分数，而是包括目标设定、体系设计、信息生产、结果使用等环节的全过程参与。那么，为什么说参与式绩效管理有助于行政关系的有序调整?

(三)参与式绩效管理促进行政关系的调整

1．参与式绩效管理对行政主体而言，既是控制机制，又是激励机制。绩效目标为行政主体的管理行为设定了目标，指标体系则引导行政主体按照预定方向实施管理。如果公众的合理诉求能够被纳入到政府绩效管理体系中，行政主体的管理行为对公众需求的回应度就大大提高。不过，应该指出的是，行政主体的管理目标应该融合公众需求和部门法定职责，即行政主体在开放性条件下保持相对的管理自主。其中原因在于，公共需求的表达有其内在矛盾性，而且正如“阿罗不可能定理”所揭示的，多种多样的公众需求应该有一种提炼和合成过程，才能形成真正的社会公共利益。

在具体操作上，可以根据脆弱性和敏感度的强弱程度，将行政主体的行为分为四种类别，每一种类别所对应的公众参与形式分别是：广泛协商、自主决策、自由裁量和听证会。如果某一公共问题的敏感度强但脆弱性较低，则可以考虑召集相关公众的代表参与讨论，比如举行听证会。这样既可以节约管理成本，也能满足公众参与的需求，而且将行政关系的矛盾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这一类管理行为包括价格管制、区域性的环境问题、城市市容管理等。如果某一公共问题的敏感度和脆弱性都很强，就必须预先准备好公众广泛和深度参与的方案，因为这一类问题往往是引发行政关系失序的主要领域。这一类管理问题主要涉及社会治安、动拆迁、民生问题等。所以，对于公众参与，行政主体应该在开放性条件下保持相对的管理自主，既充分了解各种公共需求，吸纳其中合理之处，又要主动建立有效的利益合成机制，避免行政过程的不连贯性。从这种意义上说，参与式绩效管理既有助于控制行政主体的方向，又能使行政主体保持一定的自主性。

2．对相对方而言，参与式绩效管理既是控制机制，又是激励机制。通过设定相应的渠道，将公众诉求的表达引导到讨论绩效目标和监督绩效结果等方面，使公众参与呈现出有序性。

在城市管理中有一个著名的“垃圾桶问题”。在扔生活垃圾时，居民通常都希望垃圾桶离住所越近越好，因为方便快捷；而在扔完垃圾之后，居民又通常都希望垃圾桶离住所越远越好，这是出于卫生和环境等方面的考虑。如果只注重部门的法定职责，即便科学合理的垃圾桶设置有时也无法获得相关居民的理解；而如果只注重居民的诉求表达，垃圾桶可能无立足之地。实际上，不仅仅垃圾桶的设置，包括公交车站、通信基站、电力设施等许多公共产品的规划选址都面临类似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如果没有合理的参与途径，行政相对方的诉求表达很容易演变为群体性事件，使行政关系面临严重考验。换一个角度看，如果设计了有效的参与途径，公众有序地表达利益诉求，不仅能激励公众参与公共管理过程，而且也能避免行政过程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