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调发展
协调发展范文第1篇
1．1系统分级与数据来源将研究对象作为一个由若干级子系统组成的系统，下级子系统均是上一级子系统的要素，最低级子系统又由若干指标(要素)构成。具体到文中，便是先将资源－环境－社会－经济系统分为若干级子系统，再选择若干评价指标来表征这些子系统的特征(表1)。数据来源于乌鲁木齐市统计年鉴［15］，新疆统计年鉴［16］，中国环境统计年鉴［17］。1．2构造子系统状态数为了定量表述由数目不等的要素组成的子系统所处状态，采用TOPSIS法(TechniqueforOrderPrefer-encebySimilaritytoIdealSolution)［18］得到每个子系统的状态数git。其思路是:由m个样本(t=1，2，…m年)和n个要素(指标)组成第i个子系统，则n个要素(指标)构成一个n维空间，每个样本对应此空间一个特定点，该空间便有m个对应点;再在此空间中找所有要素(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构成的点X+i、X－i;然后分别计算各样本与X+i、X－i间的距离d+i、d－i;最后计算指数git作为子系统状态数。(1)选择指标，建立矩阵，并做数据标准化处理。根据研究目的和指标的可获取性，建立由m个样本n个指标组成的矩阵Xi=(xitj)m×n，xitj为指标值，t为样本序数，j为指标序数，i为子系统序数。评价指标有正指标、逆指标和适度指标。为排除xitj量纲及数量级差异的影响，并使评价指标同趋势化，用式(1)对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标准化处理后的矩阵为X'i=(x'itj)m×n，0≤x'itj≤1。(2)用矩阵X'i中各元素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确定最大、最小参照样本X+i、X－i。(3)计算i子系统中各样本与X+i、X－i间的欧氏距离d+it、d－it;并用指数git综合d+it与d－it，称git为状态数。为方便使用，git取值介于0－10之间。一个样本所有指标均达最大值，它与X+i的距离便最小(d+it=0)，与X－i的距离最大(d－it=1)，且git最大(git=10);而一个样本所有指标均为最小值时，它与X+i的距离便最大(d+it=1)，与X－i的距离最小(d－it=0)，且git最小(git=0)。对资源、环境、社会、经济发展而言，git越大，表示t样本状态越优。1．3度量系统协调性度量一个系统各组成部分间协调与否的一个简单方法是衡量各组成部分的发展是否同步。在R个子系统(Si，i=1，2，…R)构成的系统的发展中，为了解各子系统的协调程度，先将系统的实际状态用R维空间中的一个状态点Qt(g1，g2，…gR)表示，然后，在不同时段Qt变动基础上，利用两个距离参数dc(t)与dd(t)及其组合来判断R个子系统在t年的同步性，同步性越高，表示子系统间的协调程度越好。(1)若R个子系统从起始点(基准点)就同步发展，即各子系统的状态数在起始点就相同，且状态数等比例增大，此种发展状态可用R维空间中的一条直线(称之为"完全协调线"，方程为g1=g2…=gR)表示，线上的状态点表示各子系统完全同步发展，是理想的系统发展状态，可将之作为基准线L。通常情况下，各子系统的状态数并不相同，使得系统状态点Qt与协调线L间存在一个称为"协调度"的距离dc(t);系统状态不仅取决于dc(t)，还取决于各子系统状态数git的大小，故用另一个称为"发展度"的距离参数dd(t)来进一步描述系统所处的状态。dc(t)=0，表示各子系统完全协调;dc(t)大，表示各子系统所处状态之间的差异大，可能因为子系统间存在相互制约的拮抗作用，使得系统状态点远离完全协调状态，制约系统的协调发展。dd(t)为各时段的状态点Qt与作为基准的原点间的距离，dd(t)由小变大表示系统状态等级在提高，系统在进化。将dc(t)与dd(t)联系起来可以看出:dc(t)反映的系统协调性既可以是建立在各子系统Si优化(表现为dd(t)较大)基础上的高水平协调，也可能只是在各子系统Si优化程度不高(即dd(t)较小)基础上的低水平协调。所以，只有将dc(t)与dd(t)结合，才能较全面把握系统的总体协调情况。(2)通常，不同时段的dc(t)围绕L波动，同时dd(t)≠0，git也会发生改变且导致dd(t)变化，所以，还可借助不同时段Δdc及Δdd的正负及大小，动态判别系统的发展趋势，比较其在不同时段的发展状态:1)若Δdc=dc(t2)－dc(t1)＜0，即不同时段的Qt不断接近L，表示系统正向协调方向靠近;Δdc＞0，即Qt远离L，表明系统正偏离协调。2)若Δdd=dd(t2)－dd(t1)＞0，表示各子系统Si的状态正趋于优化;Δdd＜0，表示Si状态等级在退化。由此可将系统发展状态分为:(Ⅰ)Δdc＜0且Δdd＞0，表明系统愈接近协调发展，且状态在优化，是理想的系统发展模式;(Ⅱ)Δdc＞0且Δdd＞0，表明系统状态虽在优化，但却偏离协调，这时，应关注引起系统偏离协调的原因，调整系统;(Ⅲ)Δdc＜0且Δdd＜0，表明虽系统状态在退化，但却接近协调，此时，应关注造成系统状态退化的原因，以求改进;(Ⅳ)Δdc＞0且Δdd＜0，表明系统不仅偏离协调还处于全面退化状态，极端情况下系统将崩溃，是应尽力避免的一种系统发展形式。
2结果与分析
重复利用式(1)－(4)计算乌鲁木齐市资源－环境－社会－经济系统各级子系统的状态数;并用各级子系统的状态数及式(5)计算上一级子系统的协调度dc与发展度dd。(1)一级子系统的状态数(表2)，资源－环境－社会－经济系统协调发展情况(图1)。可见，资源利用子系统的状态数变异最小，且呈倒U型变动，即资源利用状态从差变好又变差，对资源－环境－社会－经济系统的发展度影响最小，但对系统协调性影响最大;2005－2009年，其他3个子系统的状态数在低值处波动增加，2009年后则迅速变大，经济生产子系统尤为突出，使得系统在波动中优化，但因资源利用子系统发展较慢，加大了子系统间的差异，子系统间的协调性很快变差，系统逐渐偏离协调发展。为更准确了解资源－环境－社会－经济系统的发展和协调性变动，对比2006年与2005年，Δdc=4．81，Δdd=－2．56，系统处于Ⅳ状态，不但系统的协调性降低，发展程度也减弱，即系统不仅偏离协调还处于全面退化状态。对比2008年与2007年，Δdc=－7．41，Δdd=－1．02，系统处于Ⅲ状态，即系统的协调性虽提高，但发展程度却减弱。对比2010年与2009年，Δdc=－4．23，Δdd=36．14，系统处于Ⅰ状态，即系统的协调性提高，发展程度也得到提高，表明系统状态在优化且接近协调发展。2011年与2010年相比，Δdc=22．04，Δdd=40．74，系统处于Ⅱ状态，说明系统的协调性减弱，但发展程度增加。(2)二级子系统的状态数(表3)，协调发展情况(图2)。可见，资源利用经历了螺旋式即低发展度、高协调－高发展度、低协调－较低发展度、高协调－较高发展度、低协调的发展历程。生态环境经历了一段时间不协调下的较低发展到较高协调下的高度发展。而社会生活经历了一段时间较低发展度、较不协调或不协调到高度发展、较高协调的变化。经济生产则经历了低发展度、高协调－较高发展度、低协调－高发展度、高协调的变化。(3)水资源利用和能源利用三级子系统的状态数及子系统发展中的协调变化(表4、图3)。可见，水资源禀赋、生产耗水、生态与生活用水三级子系统构成的水资源利用二级子系统总体在不断优化，并在波动起伏中趋于协调，而在2008年水资源利用虽达到高度发展但却极不协调，2011年则达到高发展度与较高协调性。能源利用子系统却经历了由较高优化下的不协调至较低优化的较不协调、再到高度优化的较不协调过程。
3讨论
3．1各级系统发展和协调性变化的原因探讨(1)资源－环境－社会－经济系统在2006年退化主要是4个子系统均在退化，尤其经济生产严重退化导致子系统间不协调;2008年系统退化则由生态环境与社会生活退化造成;2010年系统优化且接近协调发展在于生态环境、社会生活、经济生产均有发展，且发展差异最小;2011年系统发展程度增加但协调性减弱在于生态环境、社会生活、经济生产的快速发展提高了系统的发展程度，但资源利用的发展相对滞后加大了子系统间的差异，致使系统的协调性减弱。为促进乌鲁木齐市资源－环境－社会－经济系统协调发展，有必要调整资源利用并加强生态环境建设。(2)1)影响资源利用优化提高的主要因素是水资源利用，2008年与2011年水资源利用的状态数提高，迅速提高了当年资源利用的发展度;但组成系统的发展不平衡却导致资源利用系统的协调性降低，如2008年水资源、能源利用状态数的提高与土地资源利用、其它资源利用状态数的降低，使该年的协调性最差。2)生态环境逐步优化得益于环境污染治理加强与绿地面积扩大，2010－2011年尤其明显，表明污染治理与绿地建设对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卓有成效。2008年生态环境子系统不协调是因废水处理未跟上，造成生态环境的组成系统间的不平衡。3)社会生活子系统受市政建设滞后的影响，2008年不仅优化程度下降，而且协调性也变差;2009年之后，随着各组成系统逐步优化，该子系统的发展度很快提高，但由于发展不均衡，子系统的协调性有所降低。4)经济生产子系统逐步优化，尤其2007年后，发展明显加快，但经济发展的状态数变异最大，对子系统的发展度与协调性影响最大;2009年高度不协调是由于经济发展滞后于劳动生产率、投资与财政，各组成系统发展不均衡使子系统偏离协调。(3)1)水资源禀赋的状态数波动起伏变化，主要是受气候条件决定的人均水资源量与技术影响的污水再生利用总量的影响。由于天然水资源量丰盈、农业生产耗水与生态用水量均下降，故2008年的生产耗水、生态与生活用水的状态数均最高。2)对能源利用子系统的发展度与协调性影响最大的是农业耗能，农业耗能的状态数不断下降且变异最大，说明农业生产耗能增加;二产、三产与生活耗能则逐步下降。3．2研究方法的适用性逐层反复使用TOPSIS方法可获得综合各级系统发展状态的状态数，即先利用指标的实际值和式(1)－(4)，得到各年三级或二级子系统的状态数;再重复此过程，以下一级子系统的状态数为数据，便可逐级算得上一级子系统的状态数。这样得到的状态数具有方法上的一致性，可比性强。构造两个距离参数:dc(协调度)可描述系统或子系统偏离完全协调线的程度，dd(发展度)则可描述系统或子系统发展的优劣程度。将dc与dd结合;再借助不同时段Δdc及Δdd的正负及大小，将系统发展分为4种状态:(Ⅰ)Δdc＜0且Δdd＞0，(Ⅱ)Δdc＞0且Δdd＞0，(Ⅲ)Δdc＜0且Δdd＜0，(Ⅳ)Δdc＞0且Δdd＜0，有助于动态判别系统的发展趋势，能够更全面判断系统或子系统的总体发展与协调状况。研究表明，文中提出的方法含义明确、简单、易操作、可比性强，既可对系统发展协调性进行纵向评价，也可对不同区域系统发展的协调性进行横向比较;不仅可评价简单系统也可用以评价复杂系统发展的协调性。
4结论
协调发展范文第2篇
关键词:城乡协调；要素；互动；城市与乡村
**长期以来一直在**省承担着农业基地的重任，而**县更是**最重要的农业生产基地之一，素有“丝绸之府、鱼米之乡”的美誉，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中心任务是围绕着农业来进行的，区域经济增长缺乏活力，城乡二元落差明显，属于典型的农业型地区。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经济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的主导地位及支撑作用大幅度提升，第三产业的发展明显提速，综合实力明显增强。但在发展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城乡产业要素发展缺乏联动性，互动发展还很不够。究其原因主是城乡之间流动还不够协调，各要素不能完全实现有序互动，从而导致乡村发展相对缓慢，城乡发展失衡。笔者结合**县来探讨城乡要素互动和城乡协调发展及其相互关系，由此提出城乡协调互动发展的途径和方法。
1.城市概况与发展特点
**设县治始于秦王政25年，因“海滨广斥，盐田相望”而得名。**县位于杭州湾北岸的杭嘉湖平原，地处**市域的东部，全县土地面积为534.73平方公里。随着杭州湾跨海大桥的通车，**至沪、杭、苏、甬四城市形成一小时交通圈。
从总体来看，**县的核心竞争优势还没有显现，这主要表现在：优势产业特别是新兴优势产业还不明显、产业组织与业态方式比较传统、区域品牌形象不够鲜明、综合配套水平相对滞后等。面对新一轮的发展高潮，还有更现实、更深层次的问题摆在**县的面前：建设用地指标对发展需求的制肘；生态与景观质量蜕化的压力趋紧；城乡二元结构明显，城乡形象落差较大等。
2.城乡要素互动与城乡协调
2.1城乡要素互动的内涵。城乡要素是指影响城市与乡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主要包括：资金、技术、信息、物质、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城乡要素互动是指资金等要素在城乡经济发展空间内交流、传递、融合、进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最终实现城乡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以资金要素为例，由于城市经济的长期发展积累了大量的资金，使政府有足够能力对农村地区进行基础设施的改善。所以，城乡要素互动是城乡经济发展过程中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手段，它能充分调动一切城乡发展要素，挖掘乡村经济的发展潜力，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城乡要素互动是一个动态而持久的过程。在乡村经济发展初期，动态的非均衡双向流动以农村要素流向城市为主；在发展中期，要素流双向流动发生逆转，以城市要素流向农村为主；在发展后期，城乡要素流发生质变，形成一种动态的、均衡的互动模式，也正是这种互动的持久性才能使城乡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
2.2城乡协调的实质。社会学家认为城市化是城市生活方式向农村渗透的过程。这种过程的结果表现为城市与乡村的相互影响，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相互融合后所产生的一种新的整合的社会架构，包含城市与乡村两种文明。具体而言，城乡协调就是在城乡空间系统内，人口、文化和人们的生产生活等各方面向具有城市特点的表现形态变迁的系统的、动态的过程。所以，城乡协调的实质可以概括为城乡经济实现有序互动，城乡居民融合共享现代文明。
2.3**县如何来达到城乡要素互动与城乡协调的发展。没有要素互动就没有城乡协调的发展。没有城乡要素在城市与乡村经济发展中的互动，就难以为经济的发展提供或配置合理的资源，那么经济发展停滞不前，更谈不上城乡协调的发展。在本次规划中，以**县整个区域内都作为规划范围，对其产业定位、空间发展与管制、城乡社会发展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充分分析与规划。
2.4城乡协调发展促进了要素互动。各种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有序互动是城乡协调发展的前提条件，城乡协调发展又为城乡要素互动创造了广阔的流动空间。
3.城乡要素流与城乡协调发展的基本规律
3.1城乡要素隔离条件下，城乡协调发展的空间聚散和城乡关系。在封闭的自然经济时期，城市的职能主要是消费型的商业和政府管理结构所在地。城乡之间的经济活动少，城市与乡村是两个封闭的系统，因此，城乡之间的空间聚散呈现一种低水平的平衡稳定状态。农业时期，城乡节点相对独立影响范围较小，无等级关系和从属关系，区内外要素流动少，区域性的基础设施落后。空间结构以较封闭的县域为区域经济基本单元，城乡处于低水平、均衡化和稳定的状态。
3.2城乡要素单向流动条件下，城乡协调发展的空间聚散和城乡关系。工业化初期，城市的职能发生变化，城市的发展吸引了乡村的人流、资金流、物流等。城市规模不断扩大，经济水平不断提高；而乡村发展缓慢，相对较落后，城乡二元结构愈加明显。空间聚散以聚集为主，城市的发展更为突出，城乡发展呈现不平衡状态。
3.3城乡要素互动条件下，城乡协调发展的空间聚散和城乡关系。工业化后期，城乡专业化分工明显，产业关联效应显著，城乡要素强度增大，城市的辐射功能突出。空间聚散以扩散为主，城乡之间形成合理聚集规模。城乡在联系日益加强和各自发展的基础上，出现了产业与功能结构的重组和分工。城乡要素由从城市向乡村的单向流动逐渐转化为城市到乡村与乡村到城市的双向互动，要素流在城乡之间的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日趋突出。城乡协调过程中各种要素流的内容和方式也逐渐丰富和复杂化，使得城乡之间形成复杂的网络关系。
4.城乡要素互动促进城乡协调的发展途径
4.1城乡协调初期阶段。首先，加快交通通讯设施建设，为促进城市经济与乡村经济的融合铺平道路。要沟通城乡之间的联系，一靠交通，二靠通讯。通畅的交通运输便利了城乡经济发展中劳动力要素、物质要素的流动，；发达的通讯设备保证了技术、信息要素流动的快捷性和准确性。其次，积极引导农村产业向城市发展，提高资源的利用率。由于目前家庭作坊式企业在农村的发展，虽然使一部分农民解决了就业问题，也给农民带来了不少收益，但从实际来看，产品质量差，价格低，更重要的是资源浪费、环境破坏严重，急需加以认真解决；乡村企业的引进绕开了城市对农村产业活动和劳动力流动的壁垒，使城乡要素得以在农村区域内进行配置，从而实现紧密的城乡产业联系。
4.2城乡协调发展中期阶段。目前，劳动力就地转移使城市二、三产业失去了雇佣廉价劳动力的机会；资金技术要素由城市流向农村已影响到中心城市自身的投资和发展速度；城乡工业同构使城乡要素难以充分发挥要素流动互补的优势等。针对这一系列问题，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发挥其利用市场机制配置城乡要素的作用，从而使城乡产业形成最优的空间配置。
首先，政府要在城镇工业发展规划的基础上，采取措施积极引导农村工业向小城镇工业区集聚。其次，政府应指导农业用地分散经营向土地规模经营过渡，如建立完善的城乡居民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土地流转机制等。
4.3城乡协调发展后期阶段。这一阶段，区域经济发展基本完成了农村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建设。城乡经济发展对知识、技术要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创造和培植良好的区域创新环境将成为政府和企业工作的重点。当前**正处在城乡协调中期向后期发展阶段，所以应将着力点放在解决城乡各要素充分互动发展上。
另外，随着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也逐渐提高，政府要进一步完善对公共设施的建设，增加对公益事业的投入，改善乡村公共文化设施条件，积极引导农民向健康、文明的现代化生活方式转变，使城乡居民共享现代文明成果。
参考文献：
协调发展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为进一步探讨促进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有效组织形式，运用比较的方法和有关经济学理论，从发展较快的乌昌经济一体化与进展相对缓慢的西咸经济一体化的对照分析中，阐述了组织化的内涵和特点，肯定了组织化在区域地方政府协调发展的关键作用，并认为推进西咸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有效路径是组织化。
一、区域地方政府协调发展的主要模式及其缺陷
随着各地方政府之间诸多竞争性政策和措施的实施，在加快本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跨地区性公共事务治理失灵，地区发展差距扩大，统一市场被割裂等问题，这些问题在不同层面上加大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本，产生了程度不同的负面影响。
为解决此类问题，西方国家尝试构建以下组织模式协调区域发展：一是松散的非政府组织联合体，它是一种民间组织，其组织方式是多样的。纽约大都市区的跨区管理是典型的非政府组织形式；二是功能单一的区域协调组织，它是就区域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某一单一问题而成立的单项的、小规模的跨行政辖区的地方政府联合组织。其管理范围根据需要有大有小，在职能界定上可根据区域发展的客观需要成立相应的区域联合组织。如大气质量管理组织、大都市区交通运输组织、大都市区规划管理组织；三是综合性区域协调组织，这类组织没有改变原有的行政组织架构，只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对整个区域事务进行统筹管理的新机构，其职能与地方政府有明确的界线，这类组织与地方政府之间构成了一种双层管理结构。这一模式有利于区域统一规划，尤其是在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中能充分实现规模经济效益，减少内部竞争和冲突；四是Citistates模式，它在空间上是由中心城市、郊区及腹地组成的经济统一体，在政治上是一个行政区域与城市区域范围基本协调的统一体，在管理上是一个高度自治的权力载体。Citistates是一种经济与政治及管理一体化的新模式，它是城市区域内的经济发展与管理相互协调的新阶段，是城市区域未来发展趋势。Citistates模式的实现，需要城市区域通过行政兼并形成一个更大的城市行政区域，逐步实现行政管理区与城市区域经济影响力的基本统一。
随着地方政府自主性的扩大，中国地方政府问的横向联系也日益增强，各种地方政府间的合作形式也相继出现。主要有城市政府联合体，即城市政府之间在经济、行政和文化方面的合作形式；经济区内各地方政府的联合，其突出特点是政府主导型的推进模式，其原则是“利益共沾、风险共担、共同发展”；跨经济区的地方政府合作，各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不再囿于经济区域内，而是扩展到经济区外，形成跨区域合作。
以地方政府为主体的区域合作组织，加强了地方政府间的合作力度，增强了各地方政府区域整体发展意识，对促进区域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应当注意的是这些区域合作组织还存在一定的缺陷。
一是组织制度化的程度较低，缺乏制度化的议事和决策机制。许多区域合作组织是依靠地方在任的领导人的互相承诺达成共识而产生的，是一种地方政府倡导式的非制度性合作协调机制，由于这种共识缺乏法律效力，一旦地方领导人调动，使得这种共识的稳定性缺失，极易使合作机制架空；二是组织形式相对松散，没有建立起一套功能性的组织机构，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约束机制。这种松散的合作形式，没有功能完善的组织机构，不能监督地方政府执行合作协议，容易诱发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倾向，大大增加了地方政府间的合作成本；三是执行组织决策时不能步调一致。区域合作组织经过各成员地方政府共同协商后制定了整体的合作发展规划，但是无法制定一个统一的实施方案。在执行整体的合作发展规划时，各地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按照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实际需要展开的，而不是从整个区域发展的要求出发的；四是只存在利益共享机制而没有利益补偿机制。各地方政府在区域合作中只关注合作给各自带来的利益，只有利益共享而不能对那些为了实现区域整体利益付出代价的地方政府进行利益补偿。如区域经济合作要求各个地方政府开放各自市场，一些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竞争力比较弱，它开放了市场后，其他地区的商品和劳务大量进入该地挤兑了本地相关产业发展，然而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却又不能及时完成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布局来补偿该地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一些地方政府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积极性。
二、乌昌经济一体化和西成经济一体化比较
乌鲁木齐市作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首府，是全疆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中心，在技术、金融、人才等方面具有绝对优势，它坐落在天山北麓一个狭长地带，南缘准噶尔盆地，三面环山，总面积为1.36万平方公里，人口201.84万(2006年统计数据)。2004年，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78亿元(同年新疆全区生产总值2200.15亿元)，地方财政收入53.29亿元，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比重分别为1.5：36.9：61.6。昌吉回族自治州地处乌鲁木齐市北部，从东、西、北三个方向环拥着乌鲁木齐市，昌吉州的几个重要城市紧邻乌鲁木齐市，比如米泉市距离乌鲁木齐市16公里，与乌鲁木齐市的东山区隔路相望，昌吉市距离乌鲁木齐市32公里。昌吉州总面积9.39万平方公里，土地、矿产资源丰富，总人口165.34万人，2004年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11.8亿元，地方财政收入10.9亿元，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比重分别为30：42：28。乌鲁木齐市由于发展空间有限，导致许多项目无法落地建设。而近在咫尺土地辽阔的昌吉因为行政区划的阻隔无法承接乌鲁木齐市在人才、技术、信息、资金等方面的转移，而且，“两地在发展过程中各自为政，片面追求自身利益，相互之间争资源、争投资、争税源等问题时有发生，区域内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现象也十分严重。”“乌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矛盾和未来发展的实际需求，都对乌昌经济融合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2004年12月，新疆自治区党委、政府做出成立乌昌党委、加快推进乌昌经济一体化的重大战略部署。乌昌党委为自治区党委的派出机构，对乌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负有领导责任。2005年1月10日，乌昌党委召开第一次会议并通过《乌昌党委机构设置和主要职责方案》。同年，乌鲁木齐市、米泉市、昌吉市三城市电信固定电话、小灵通按统一的市话收费标准，撤消了吐乌大高速路卡子湾收费站和国道216线东卡子湾收费站，成立了乌昌财政局。2006年，米泉市和东山区实现了组织、财政、市场、规划的完全统一。2007年1月，乌昌地区实行同电同价，7月1日乌昌财政新体制正式启动运行，乌昌财政正式合二为一，8月1日，乌鲁木齐市米东区正式挂牌成立，撤销原来的米泉市和东山区。目前，乌昌经济一体化已经开始向“乌昌一体化”迈进。乌昌经济一体化实施两年多来，作为主要成果的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都得到了较大的提高。“2005年，乌昌地区实现生产总值819亿元，增长12.7％，实现地方财政收入70亿元，增长14％；2006年，乌昌地区实现生产总值947.7亿元，增长14.3％，实现地方财政收入80.6亿元，增长12.3％；今年上半年乌昌地区实现生产总值446.99亿元，增长13.95％，实现地方财政收入48.18亿元，增长25.97％。”
三、西咸经济一体化进程缓慢原因探析
在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下，陕西省委、省政府顺应时势，适时地决定实施“一线两带”发展战略。这一发展战略强化关中地区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的核心支撑作用，使关中地区成为拉动陕西乃至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突破口和“火车头”。西安和咸阳是关中城镇群的核心(西安市作为副省级省会城市，统辖这9区4县，咸阳市作为地级市，管辖2区1市(县级)10县。2006年，西安市和咸阳市的生产总值占“一线两带”区域生产总值的67.84％)，它们的协同发展以及力量生发对于实现这一战略的意义可想而知，西安一咸阳经济一体化应运而生。西安市政府和咸阳市政府达成共识，于2002年12月签订了《西咸经济一体化协议书》。2003年3月，两市计委商定成立了办事机构，制定了西安咸阳经济一体化工作方案，正式联合成立了“西安咸阳经济一体化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2004年7月，两市通过了《西咸实施经济一体化战略规划纲要》。2006年9月，两市通讯并网。交通方面有许多新的进展，公路交通基本实现对接，正在规划建设的地铁一号线将延伸到咸阳。
如果以2002年为界，时至今日，西咸经济一体化已经进行了五年，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如果和同为西部重要城市的乌昌吉经济一体化比较起来，西咸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和效果就显得有些不尽如意。
西安和咸阳历史相融，地理相连，空间相近，气候相同，民俗相像，人情相通，有如此多的基础和优势，为什么西咸经济一体化还这样低效缓慢呢?
内部动力不足。西咸经济一体化中西安和咸阳地区没有像乌昌经济一体化中乌鲁木齐和昌吉那样彼此强烈地需求对方动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成因和表现：
资源禀赋的空间差异是经济一体化的必要条件，与乌鲁木齐和昌吉的情况比较，西安和咸阳在资源禀赋的互补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足，更多的是同构。就土地资源而言，2006年，西安市行政区划面积为3582平方公里(不包括市辖县)，建成区为261.4平方公里，也就是说，西安市除了所辖的四个县自身还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并不像乌鲁木齐市那样急需拓展。西安和咸阳在资源方面互补性的缺乏，不仅不能有效地实现两地之间的分工，以凸显各自的比较优势，而且加剧了双方的竞争和重复建设。
西安市作为陕西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独具魅力，2006年，西安市生产总值为1450.02亿元。①地方财政收入为85.89亿元，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比例分别是7.07：61.52：76.04，占总产值的比重分别是：4.88％、42.43％、52.69％，而咸阳市的生产总值为483.87亿元，地方财政收入为12.63亿元，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比例分别是9.84：21.77：16.79，占总产值的比重分别是：20.31％、44.58％、34.69％，整个咸阳市的生产总值占西安市生产总值的33.37％，第一产业虽然在咸阳市生产总值中占的比重较大，但其绝对量只有98.34亿元，而西安市第一产业对生产总值的直接贡献为70.72亿元，却只占生产总值的小部分。在彼此需要程度方面，与西安相比，咸阳更需要西安。
区域城市发展首先是极化阶段，然后是扩散。对于西安市和咸阳市而言，两者都处于这种极化阶段，西安和咸阳的近距离在这种情况下未必是种优势，因为西安和咸阳实力的差距，极可能形成削弱低梯度地区(2006年，西安市人均生产总值是17798元，咸阳市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9723元，咸阳市的发展梯度较西安低)增强高梯度地区的回程效应。一个典型的事例是，作为咸阳市当时最大的高校陕西科技大学于2006年9月实施全面搬迁，入驻西安市1590亩的新校区，直接带走的是2万多名学生和2千余教职员工。加之在西安市和咸阳市实现各自独立的经济、财政目标的刺激下，无序的竞争，甚至恶性的抢夺在所难免，即使这种冲突有限，也极大地影响了彼此的协作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外在推力不够。在西咸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外在推力的来源和选择无非有：党的组织或政府、企业、第三部门和民众。就现实情况看，主要是陕西省政府、西安市和咸阳市政府。
在陕西省政府的引导下，西安市和咸阳市做出了一系列的努力，两地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签订了一揽子的协议，从发展态势看，西安市和咸阳市试图通过行政协议形成合力以推动两地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但是，“(区域经济合作)协议在法律上究竟属于何种性质?协议各方承担的约定义务所引发的是法律的责任，还是道义的责任?对此，我国目前既没有相应的法律规定，也缺乏理论上的深入研究，从而令该类协议面临法律适用上的困境。”这种政府间的协议在我国还没有法律基础，只是缘于现实需要的一种行为反应。上海交通大学叶必丰教授在他的研究中，比照美国的州际协议和西班牙公共行政机关之间协议的有关法律规定，以我国长三角区域行政协议为例，阐述了目前我国政府间行政协议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如行政协议的法律地位、效力问题，“缔结主体的法律地位不同，行政协议的法律地位及其效力也各不相同。在假设行政协议是一种法律规范文件的认识能够成立的前提下，两省一市(江苏、浙江和上海)人民政府所缔结的协议等同于规章，与规章具有相同的效力；职能部门缔结的行政协议等同于法律、法规和规章以外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与这类行政规范性文件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西安市和咸阳市身上，西安市乃陕西省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其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称地方规章，而咸阳市对和西安市签订的协议只能以行政规范性文件视之。“我国的相关法律由于并未规定行政协议，也就不能规定行政协议纠纷的解决机制。然而，行政协议履行过程中的纠纷难以避免。如果不加妥善的解决，协议将变成一纸空文，合作成果将付诸东流。”况且，在与充分利用行政协议实现区域合作的长三角相比，西咸经济一体化缺乏履行协议的机构。从中不难看出，利用行政协议来推动西咸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力量是孱弱的、不够的。乌昌经济一体化则走了条完全不同的路子，一开始就成立了由乌鲁木齐市委书记兼任书记的乌昌党委，以此作为推进和领导乌昌经济一体化的组织，也就是在强有力的外在推力下，乌昌经济一体化发展很快，且捷报频传。
集体行动困境。“在一个集团范围内，集团收益是公共性的，即集团中的每一成员都能共同且均等地分享它，而不管他是否为之付出了成本。只要某种商品的价格下降了，购买这种商品的所有消费者都将获益,……集团收益的这种性质促使集团的每个成员想‘搭便车’而坐享其成。”
在追寻西咸经济一体化这个集团利益的过程中，西安市和咸阳市可以被视为集体成员，那么，它们也不可避免的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即都想享受集体的收益，而不愿意支付过多的实现目标成本，特别是西咸经济一体化作为集团利益在目前来说还是不确定的，给西安市或咸阳市带来多大的收益是不可测算的，但是，付出的成本和费用却是真实的、可衡量的。如果拆除了西安和咸阳之间咸阳所属的收费站，咸阳的利益受损是直接看得见的，而西咸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收益却是未来的，况且，这种利益牺牲是否真有助于西咸经济一体化呢?为了给西安和咸阳同样带来收益的西咸经济一体化做出这样的牺牲，是否值得?这都是作为理性决策者的疑虑。正如有学者在分析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困境时所指出的，“首先区域各方要判断互相开放市场后，如何分配因开放带来的总体收益及补偿少数地方因开放带来的局部利益的阶段性受损，要判断从长期来看互通有无、扬长避短是否符合各自利益，即使各自认同从长远利益来看是个双赢的结果，从短期看要达到经济一体化是需要支付成本的，短期内必须放弃一些产业。但是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使得每个地方都要扩大税绩，增加GDP。这又需要大量的产业发展，需要地方经济的保护和限制资源及市场要素自由流动的互相封闭。”在乌昌经济一体化中，乌鲁木齐市和昌吉州之间同样可能面临这种问题，但是，乌昌党委从某种意义上突破了集体行动的困境，因为乌昌党委作为独立的个体在实现着自我的目标。
政府组织调整是社会回报率高、社会成本低的高效益的资源动员模式。西部区域经济不活跃、欠发达与城乡不处于同一利益共同体的激励结构有很大关系。乌昌经济一体化的成功立足于乌鲁木齐市和昌吉市资源差异和地域分工，得益于乌昌党委的作用和意义。一定程度而言，没有乌昌党委高效率、权威性、顺势应时的领导，乌昌经济一体化至少没有今天这样的成果。而西咸地区不仅不具备乌昌地区那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在动力，更加缺少像乌昌党委这样强而有力的外部领导，还面临着集体行动的困境，所以，西咸经济一体化的迟缓拖沓势所难免。
四、组织化：实现区域经济—体化的有效途径
组织变迁不同于制度变迁，它是对既定经济体制的适应性调整。随着地方政府法律上主体性地位的确立，既有的用准政治动员模式组织区域经济发展会逐渐向用法律化制度化执政模式进行根本性转变，通过法治和契约方式把利益分化甚至冲突的人群聚合起来已成为大势所趋。
区域协调发展中的组织化，是以问题为导向而不是区划为导向的组织化；是合作供给区域性公共产品和联合治理区域性“外部效应”的组织化。西咸经济一体化又该如何又好又快地实现呢?现实的、可选择的一种路径是像乌昌党委那样组织化。“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在我国政治现实中，党的领导和干部使用调配是分不开的。乌昌党委就是此类组织化的具体体现，成立党委，然后在干部的使用和培养中贯彻组织意图。
为推进乌昌经济一体化而创设的乌昌党委是中国共产党新疆回族自治区委员会的派出机构，在自治区党委领导下开展工作，主要任务是统筹乌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统一制定并组织实施乌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城市整体规划、产业发展规划，研究解决乌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全力领导乌昌经济一体化。乌昌党委不挂牌，在乌鲁木齐市委大院办公，没有专职成员，其成员由乌鲁木齐市党委和昌吉州党委成员出任。乌昌党委具有推行其政策意志的实在权力，尤其是人事任免权，乌昌地区县级党政一把手人选由乌昌党委决定，报自治区组织部门备案，对地厅级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由乌昌党委考察后，报自治区党委。很显然，乌昌党委不同于“联席会议”这类区域协调组织，它正式、严肃、权威、有效力。
协调发展范文第4篇
一、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含义
教育是培养新生一代从事社会生活的过程，是人类社会生产经验继承的关键环节，主要是对儿童、少年、青年进行培养的过程。教育的含义主要是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来讲，广义的教育指一切有目的影响人的身心发展的社会实践活动。狭义的教育是指学校专门组织对学生的培养，不仅包括全日制教育，也包括业余的教育、函授教育、网络教育等。它是根据社会的需要，把受教育者培养成社会所需要的人才。
经济发展是一个国家从贫困走向富有的过程，不仅代表国家整体实力的增长，更意味这整个社会的生活素质的提高。就当代经济而言，经济发展是一个复杂的含义，主要有以下几点内容：一是经济量的增长，即国家的工业、农业、服务业的整体发展；二是经济结构的发展，即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的变化，由工业为主转向第三产业；三是经济质量的改善和提高，即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消费水平、卫生健康状况、医疗条件等方面的提高。
二、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是相互促进、相互提高的，一方面，随着教育的不断提高，人才的素质也在上升，对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教育活动是一个投资的活动，教育投资在短期来看是一个消费性的投资，不能直接带来收益，也不会在短期产生明显的效果；但是在长期来看，教育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它将劳动力转化成社会所需要的人才，以促进经济的不断发展。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几点：教育是劳动力的再生产过程，只有通过教育使人的智力得到提高，掌握生产知识和技能，促进经济的发展；教育是科学知识的再生产过程，学校教学把先进的科学知识普及，使得人们不断创造出新的科学技术；教育是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手段，在教育过程中，人们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而将技术转化成生产力才是教学的目的，所以只有教育把技术不断普及、实践，才能够真正的转化为生产力。
另一方面，经济的发展对教育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经济的发展使整个国民生产总值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改善，这使得受教育不再是少数人的权利，而是我们每一个人可以享受的权利。在我国教育体制下，中小学生享受九年义务教育是经济发展影响下的重要改革。同时，经济的不断发展也使教育的内容具有多样化以及教学设备的不断改善。目前我国的教育体制不断改善，教学的内容不再局限于课本和课堂，比如，现在的中小学生的教育不再局限于文化课的培养，而是全面性的发展，课外不仅开设文化课的提高课堂，还有舞蹈课、音乐课等兴趣班，这些都是经济发展对教育业的影响。
三、如何协调教育与经济协调发展
我国教育领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推动教育与经济协调发展。教育与经济是我国尚未完全解决的两个问题，而且教育与经济的发展不协调，许多地区的教育落后于经济发展，也有一些地区的教育超过经济的发展。因此，促进二者的协调发展，要着重解决好如下问题：
1.加大体制改革力度，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
经济体制是一个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促进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经济体制改革要深化科研机构的改革，促进企业化、民营化的步伐，提高企业技术的不断革新，这样企业不断需要创新性人才，政府才会注重教学。同时，要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规范学校办学的自主性，根据社会的需要，培养独特的人才，而不是普遍的人才。总之，在对企业体制改革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相互结合的过程中，协调经济与教育的发展。
2.保持经济不断增长，逐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不断发展，越居世界第二的位置；同时，我国的进出口贸易也在不断增多，从一个封闭式的国家逐步走向世界。这些都体现出我国经济在发展，但是我国经济仍以工业为主，是一个加工性的国家，对技术的掌握较少。所以，我国目前要保持经济增长的因素，同时，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逐步转向技术性的发展，这样对高素质的劳动者的需求才会增多，不会使我国培养的大量人才外流。
协调发展范文第5篇
[中图分类号]B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08)01-0014-01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这个世界上的一种尤其重要的关系，随着人类活动时间的推移和空间的拓展，虽然自在的本体层面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化不大，但作为既是“剧中人”，又是“观众”的人类主体对这对关系的理解却经历着“否定之否定”的变化，也就是观念认识层面的游移过程。从人对能动性和受动性的关系的认识及以此为基点展开的实践活动中可窥见其一斑。
一、能动性不逾越受动性，人与自然相安无事
能动性是指人可以在意识的支配下，自觉地、有意识地认识和改造自然、征服自然。人的能动性得益于其社会性，也得益于其思维属性。人不仅能够感知自然现象，而且还能揭示自然界的本质和规律，从而克服一切生物直至高等生物对自然界认识的片面性和肤浅性。人类同其他高等生物相揖别之后，便通过自己有意识、有意志的实践活动，使自然界从天然的“自在自然”进化为人的对象、人的环境，成为人的活动要素和人的作品，从纯粹的自在的自然界进化为“人化自然”和“人工自然”，使“自在之物”逐渐转化为“为我之物”。简略地回顾人类的历史，可以看到，在进入工业化社会以前，人类变革自然界方面表现出来的能动性，总体没有超出相应的受动性的范围，已经成为人所认识和实践客体的那部分“属人世界”，不仅按其自然规律演化，也按社会规律演化，人与自然基本相安无事，但只是维持着相对较低水平的和谐。
二、能动性超越了受动性，人与自然关系紧张
20世纪，渐去渐远。刚刚过去的是工业文明高奏凯歌、走向辉煌的世纪。人类借助科学技术的力量向大自然进军，创造出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经济繁荣。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增强。由此，在高扬人的主体能动性的同时，人们也逐渐藐视受动性，把大自然看作是可以任人宰割和役使的对象。
造成人与自然关系不协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首要的原因就是对自然规律揭示不够、认识不够。没有很好摆正自身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并处理好人在实践中的能动性与受动性的关系。人与自然不协调从根本上说，是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实践中无视受动性的一面，而对能动性滥加发挥而酿成的苦果。工业化以来，尤其是20世纪以来，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运用，人类在征服自然的进军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些成绩本来是非常值得庆幸和自豪的，可是，能动性发挥过多，超过了受动性，人与自然关系危机四伏。由于人类的一切活动仅仅是围绕着自己的生态系统的变化，在急功近利观念指导下，忽视了客观制约性的存在。结果，这种盲目性的活动，遭到了自然界“不留情面”的报复。
“全球性问题”的产生，并不意味着人类的能动性已经发挥到了尽头，而是意味着人类没有解决好能动性和受动性的关系。或者说，人类在发挥自己能动性的同时，没有相应地推进对自己无法摆脱的受动性的认识。当人们受到自然的报复的时候，也就受到了它的教育。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了调整自己的价值观念从而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必要性。
三、能动性和受动性统一，人与自然协调发展
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是指人类在认识自然规律、利用自然规律而不违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使人类争取社会生活进步的活动与自然界的变化相适应，从而让自然界能够为人类社会长远、持续发展提供经济的、环境的利益。协调发展并不是简单地维持、恢复某种自然平衡，或实现“零增长”，回到“田园牧歌的和谐”甚至是“伊甸园的宁静”，而是在充分认识受动性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的主体能动性，引导、控制、利用自然界本身的力量，重建一种新的动态平衡，使其有利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重构新的乐园。协调发展就是强调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其途径是进一步发挥完整的统一于受动性的能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