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经济范文第1篇

［关键词］街津口赫哲族；经济发展；中国民族经济政策

0引言

街津口赫哲族位于黑龙江与松花江汇合处下游，与俄罗斯隔江相望，其环境为三面靠山，一面环水。街津口面积为284．3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为4173公顷、水面面积8万亩，草原面积30万亩。有“七山二水一分田”之称。基于当地物产丰富，其经济发展较好，但是近期受环境资源影响，街津口赫哲族经济发展不顺利，需要我国民族经济政策支撑辅助，主要探究内容如下：

1回顾街津口赫哲民族乡少数民族经济与政策的效益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受松花江污染与渔民的过渡捕捞影响，黑龙江省街津口区域渔业资源骤减，赫哲族中渔业发展受到严重的影响，渔民收入减少。据调查在1991年至1994年之间，街津口村中所有渔业收入为106万元左右，当时的渔业发展进入死角，渔民的人均收入还不足一般家庭的三分之一，生活都困难，更别提发展经济了。在1994年年末，在街津口当地居民与干部的强烈要求下，由黑龙江省民委带头，与双鸭山市、佳木斯市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完成对赫哲族农村产业的结构调整，一共经历了三个阶段：

1．11994年末至1995年，制定规划阶段本阶段黑龙江省民委已经开始着手深入赫哲族并组织全面的调查探究，填写《赫哲族生活现状与生产结构调整报告》，并向上级政府进行专项汇报，在省级政府高度重视下，下达“调整赫哲族产业结构战略，摆脱渔业单一生产格局”的指令，并于1995年年初在佳木斯市召开“全省赫哲族工作会议”，在研究赫哲族农村经济产业结构发展基础上，出台了《佳木斯市人民政府关于赫哲族乡村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纲要》。次月，同江市政府召开“同江市赫哲族工作会议”，在佳木斯出台《纲要》基础上，制定以“市场经济发展为导向的调整赫哲族产业结构”方针，先后出台多项优惠政策与扶持手段［1］。在上述基础上，街津口根据自身实际发展情况，拟定转产方案，即“1267工程”：在三年时间内，街津口赫哲族渔业村实现每户一条船、两头牛、六十亩地、七亩经济林，初步实现街津口赫哲族经济的多元化。

1．21995年至1996年，示范与组织群众阶段该阶段在制定规划基础上，由村、乡、县三级干部着手参与工作，实施扶持典型、带动群众的方法，完成产业结构的调整。在1995年街津口赫哲族村中已经有十户被组织起来，其可以自力更生，开荒种地三百多亩，并在同年取得好收成。

1．31996年至1999年，开发资源与全面推进阶段在上述规划与示范的基础上，街津口赫哲族乡充分开发资源，开荒种地，并从原始的渔业发展为四种经营方式，即单户开发、引户开发、联户开发和兼营开发。在此期间当地政府制定了许多条例与办法，扩大赫哲族村行政管辖面积，并给予减免农业税、减少土地使用税等优惠政策。另外还从政府拨50万元专项资金支持赫哲族“转产”。在产业调整过程中，当地的农业开发办、水利厅和财政厅等单位也提供扶持资金。由此在省委与省政府的重视下，多层领导动手组织“转产”，在资金、技术、服务等方面都提供支撑。1998年黑龙江省在未来的三年转产工作制定新的目标，即加强基础设置建设，改善农业上产条件，扩大农业产品总耕地面积，以质量与效益为中心发展农业［2］。经过一系列产业结构调整，街津口赫哲族已经确定了自身发展的主产业，即种植业，实现了渔猎经济向农业经济的过渡，并在以种植为主导产业的基础上，以餐饮、养殖、旅游为副业，初步形成了多元经济格局，并在近几年不断实现制定的社会发展目标。可以说此政策的执行十分有效。

2少数民族经济政策对街津口赫哲民族乡的影响

2002年召开党的十六大会议，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发展目标作为新世纪的主要战略部署。少数民族与对应地区的经济发展作为建设小康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就像同志指出的“民族地区的小康就是全国的小康”，将民族地区小康社会的建设作为建设小康社会的主要评价方式，确定我国奋斗目标可否如期实现。自十六大以来制定了很多推进民族经济发展的政策，以此促进人口少的民族发展、实行富民行动等。从1999年到2006年，街津口赫哲族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第一，赫哲族乡村发展了特色经济，并以基础设施的建设为基础，以“兴边富民行动”为载体与机遇，依托国家扶持人口较少民族经济发展政策，始终坚持以调整民族乡村产业结构为中心，实现传统单一产业向多元化结构转变。发挥当地耕地与草原优势，构建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基地，然后借助当地政府对街津口旅游区的保护优势，构建当地生态旅游基地。坚持产业结构调整与旅游区建设结合，实现多种产业共同开发。至今已经有近二十户赫哲族渔民参与建设赫哲族民族文化村，经营旅游服务产业，并已经取得良好的经济效果。还有就是发挥街津口赫哲族的水面优势，创建鱼类养殖基地。同时，同江市投入数百万资金建设集养殖、繁育、观赏为一体的鲟鳇鱼鱼苗厂房设施，并销往全国各地。另外赫哲族村还大力发展动物的驯养，如建设梅花鹿养殖场，以此确保赫哲族村经济的稳步上升。如我国2003年街津口赫哲族乡受到自然灾害，但是未影响其总体经济的上升，人均收入超过2700元。第二，赫哲族乡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在近几年国家政府支撑下完成了一系列项目。如基础设施的改善，街津口投入3700万建设与赫哲族连通的公路、投资1600万建设全长为258米的莲花河花桥工程、投资335万修建莲花河500米护岸工程等，赫哲族可就近发展各项外向型产业，改善了赫哲族村的生产条件。当地政府投资1500万建设赫哲族村的主体服务设施、投资280万建设街津口赫哲族居民小区、投资360万修建赫哲族博物馆，填补了全国没有赫哲族博物馆的空白。

3从街津口赫哲族经济发展得到的政策启示

3．1民族经济政策与其发展关系

经济发展与政策实施密不可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将公共政策作为影响与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关键形式，可用于国家纠正市场缺陷，更加拉近经济与政策的关系。若政策干预迎合经济发展需求，就会促使经济发展；若政策的干预不能纠正市场失灵，则会阻碍市场机制功能，产生政府干预失效的结果，其经济发展必然会受到阻碍［3］。这样即便是公共政策干预也不能解决部分领域市场失灵的问题，因为市场缺陷的产生不能成为将问题交由政府处理的充分条件。这种由政府尝试干预的情况可能产生不能逆转的副作用，如裙带关系、利益冲突和腐败行为等。在此背景下的政策周期性发展，也会造成经济发展的周期性变化。可将社会经济环境作为民族政策的主要环境，对其政策发展起决定性作用，其政策的实施也要在经济实力允许的情况下执行。不同的经济模式对民族经济发展需求不同、政策也不同，需要科学计划，制定统一的政策模式。但是在民族政策的制定上，至今还存在创造性与灵活性特点，市场经济模式的确定或者改变都可引发社会的变迁，对民族社会带来冲击力。基于此，让民族发展适应市场发展，同时兼顾民族与经济的发展已经成为关键问题，需要制定更加合理、切合实际的民族政策，以此促进民族团结、推动社会进步。人类社会发展作为自然的过程，民族发展与其相同，自身受发展规律影响。而民族经济政策当作其经济前进的主要规范举措，还会受民族生活生产规律影响，如果是违背民族发展规律的政策必然会出现失败。结合我国少数民族发展现状与规律，并吸收大量以前发展经验教训，制定适合我国街津口赫哲村发展的经济政策，以循序渐进的形式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已初见成效，有望为赫哲族建设小康社会，乃至实现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奠定基础。

3．2街津口赫哲族社会的典型启示

一方面，街津口赫哲族代表边疆地区人口少的民族。街津口赫哲族乡位于黑龙江与松花江汇合之处的下游，与俄罗斯隔江相望。曾经的西部大开发政策虽然对中国民族经济发展有益，但是并未完全覆盖所有民族。在行政区域的划分上，因为赫哲族处于中部地区，位处边疆，少数民族人口聚集，所以不在西部大开发的范围之内，但是却适用于“兴边富民行动”政策。另外，街津口赫哲族代表经济文化独特的跨界民族。最新一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赫哲族人口大多数在黑龙江省境内，同样是22个少数民族之一，适合使用国家颁布的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政策［4］。受历史原因影响，赫哲族还分布在与中国毗邻的俄罗斯境内，还是跨界民族。在此背景下赫哲族的发展就上升到国际环境因素上。我国少数民族多数都分布在祖国边境线附近，与国外相同民族相邻生活，甚至有的少数民族外国人口多于国内，在此对应人口的地理位置就显得比较重要。赫哲族就是这些少数民族的代表，除此之外作为中国东北古老的世居民族，其经济文化囊括了我国东北与相邻古老的世居民族，其经济生产的现展经验为渔猎民族经济发展提供启示。

4结论

综上，以街津口赫哲族经济发展中的我国民族经济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提出优化赫哲族乡经济发展的民族经济政策，为其经济提升提供建议。同时根据此为我国有关部门制定少数民族经济政策提供参考，以此代表北方渔猎经济文化类型的少数民族经济发展情况，是中国经济政策发展完善的主要途径。

参考文献

［1］刘长生，董瑞甜．宏观经济运行、旅游产业发展与旅游企业绩效［J］．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学报，2019，35（3）：42－53．

［2］张敏．中国省域旅游业创新能力时空格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19．

［3］马国强．中国旅游产业集聚、要素积累与旅游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2019．

少数民族经济范文第2篇

西部的自然条件为游牧民族和游猎民族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自古以来，西部是游牧、游猎民族驰骋的地域。在西部的四川、新疆、青海、西藏、甘肃、内蒙古等省区，一些牧民仍保持着游牧、轮牧或狩猎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并形成特有的游牧文化。然而以游牧、狩猎为主要生产方式的这些老百姓，由于受到与外界交流、沟通的限制，长期以来过着半封闭、全封闭式的生活，他们只对自己的生产生活有着一个粗浅的认识，而对于外界的社会发展和生活状态所知甚少，从而也就无法提高他们的社会生产能力，无法改善他们的低质量生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游离于现代文明与现代生活之外。思想的进步与知识的取得要通过对承载文化与文明、知识与科技的出版物来进行学习和认知，所以，出版业必须承担起游牧民族对文化的渴求且满足其文化需求的责任和义务，出版适合游牧民族学习、满足游牧民族学习的出版物是当前出版业的迫切任务。

2分散居住对日报和月报的不同态度

由于西部的地域特征，交通不便，使得西部地区对征订和分送书报刊所需的成本较高，发行困难，特别是更加难以实现对日报的需求。日报的信息新、周期短的特征是很多读者选择的首要原因，然而，在民族偏远地区居住的人群根本无法使及时获取此类信息的需求得以满足，阅读日报对他于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而对于月报来说，尽管信息提供不及时，信息量减少，但由于时间较为充裕，偏远地区的人们获取月报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日报。因此，针对西部少数民族聚集地区的分散居住这一特征，使得我们出版单位特别是新闻报业应从月报提供上做更多的工作。

3民族语言文字对出版物的要求

民族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方式，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是促进民族社会发展和文明的一种重要力量，所蕴含的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生命力和创造力的集中体现，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所以，保护民族语言文字，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优秀文化，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增强全民族精神力量，成为当前紧迫提出的新任务。语言文字是民族的基本特征之一，对民族的发展和进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们必须尊重和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而出版物用字量大，社会影响也大，带有很强的示范性，是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的重要领域之一。所以，出版业在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中肩负着不可轻视的作用。出版单位通过民族文字出版物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使得民族地区人民能够及时深刻地了解党，认识党，热爱党，贴近党；通过民族文字出版物宣传扫盲工作，普及文化知识，提高少数民族整体的文化水平和文明程度，交流科技文化成果，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通过民族文字出版物传播先进思想，弘扬科学文化，逐渐转变少数民族相对保守和落后的思想观念，使广大少数民族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另外，出版业还要认真实施民族语言文字出版物的“走出去”工程，在坚持引进外来先进文化的同时，还要做好民族语言文字产品和服务的出口工作。综上，出版单位特别是西部出版单位要结合少数民族实际来发展民族语言文字，使得其以服务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建设为宗旨，创新文化观念，尊重文化建设的内在规律，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在发展少数民族出版事业的道路上不断努力。

4少数民族农牧民对适合当地生产生活需要的科技知识的需求

西部农牧区整体经济比较落后，这和广大农牧民科技文化知识比较匮乏有直接关系，因此，加强科学技术力量的支持，提高少数民族地区农牧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是解决当前农牧区经济发展、农牧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之策。提高，有多种途径，重要的一条就是出版更多更好的图书，满足农牧民学习文化和科技知识的需求。由于西部大多数农牧区当前无法实现电子出版物的阅读，所以，为其提供出版物仍旧主要以图书为主。虽然，西部图书出版品种、数量都在增加，但人均拥有图书量还相当低，而农牧民买书、读书、用书更是少得可怜。这就要求，出版业为农牧民出版的图书，要和农牧民当地生产生活实际紧密结合，让农牧民看得懂、买得起、用得上。比如，为农牧民提供的图书要“少讲为什么，多讲怎样做”，“少在装帧上花大钱，多在内容上做文章”。对广大农牧民而言，好书就是让他们从中得到脱贫致富的办法而又物美价廉的书，毕竟，发展生产、改善生活、脱贫致富，是广大农牧民最重要的需求。值得我们欣慰的是，历史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使我们的出版人在出版工作中注意正确处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始终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他们深入了解农牧民的生产生活特点，了解农牧民的知识水平和需求，了解偏远地区特殊需要的农牧业科技图书，为他们出版最普及的读物，尽管受地域的限制，发行量较小，出版此类图书赔钱，但他们也要出。例如甘肃科技出版社开发的《红枣优质高效丰产栽培技术》、《无公害畜禽养殖技术》、《无公害中药材栽培技术》；内蒙古科技出版社结合当地农牧特点，组织了《牛的圈养新技术》、《羊的圈养新技术》、《舍饲肉犬》、《舍饲肉鸽》等选题；新疆科技卫生出版社维吾尔文版的草莓、红花、沙棘、蓖麻、山鸡、蜜蜂、山羊、火鸡等“养殖技术问答”丛书等，既强调了地方特色，又注重了实用性。开发西部农牧业地区科技文化类图书，是一个行之有效的举措。愿有关部门大力支持农牧区图书出版事业，愿更多的出版单位为农牧民多出书，出好书，共同为西部地区农牧业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5少数民族文化抢救所需要的出版业

少数民族经济范文第3篇

[摘要]从马克思主义决定论的角度来说，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滞后性具有某种因果关系，有一定的必然性，这是由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所决定的。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要实现跨越性发展，就必须依赖于马克思主义决定论所提供的方法，充分把握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滞后的必然性规律，才能因地制宜地采取适合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并且能充分改造现有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的综合性政策，才能健康持续地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关键词]决定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超越决定论原指肯定事物之间具有因果制约关系，事物发展受必然性限制，后来决定论引申为肯定物质世界存在着客观普遍性、因果性、必然性、规律性的学说。决定论，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它是一种承认客观存在具有其内在的规律性、必然性和内在因果关系的，并且这种关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哲学思想，这种关系会因为时间、地点和条件的改变而发生相应的改变。目前就西南地区经济(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西南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可以代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状况)来说，据1999年调查研究认为现阶段西南地区经济发展(其中包括了非民族地区经济)要比东部落后15～20年。以此比较的话，如果是单一的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比东部落后起码要在20年以上。用马克思主义决定论视角来看，西部少数民族经济发展具有严重的滞后性，这是由其所处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所决定的，具有某种必然性。只有把握这种必然性，才能利用这种必然性，并通过对决定和影响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进行改变，达到促进经济跨越式发展的目的。一、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滞后性2005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吴仕民同志在民族地区经济形势分析会上认为，在“十五”时期，民族地区自己和自己相比发展很快，但与全国或东部相比，经济发展不论在速度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落后许多。“十五”与“九五”相比，民族地区GDP占全国的比重从8.9％下降为8.5％；人均GDP相当于东部地区的比重从39.2％下降到2004年的36.7％。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占全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绝大多数，可以说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与全国、东部地区的差距是很大的。西部经济发展严重滞后，这种滞后性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这种规律存在于其自身赖以生存的诸多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之中。换言之，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要受到各种因素特别是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1．自然条件恶劣。自然条件恶劣表现为居住环境差、干旱、自然资源贫乏等。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地处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的高山和陡坡地区。以及自然环境比较差的地区如西南山区、西北干旱地区和高寒山区。还有一些民族聚居地区、边境地区、牧区、散杂居住地等等。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特困人口分布区的自然生存条件极为恶劣。由于受制于自然条件，特别是客观自然环境的制约，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比较缓慢。当然有些民族地区如城市、交通便利的城市郊区经济发展较快，但由于受广大农村经济发展缓慢的影响，整个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相对缓慢。2．社会条件较差。就社会条件来说，由于历史性的原因，民族地区的社会形态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发育程度低，使得其在文化、教育、卫生等各项事业发展缓慢，多数还保留着较多传统习俗，劳动力科学文化素质差，文盲现象严重，劳动技能差；卫生基础设施条件差，遭受地方病、传染病等干扰；地理位置边缘化，基础设施较落后；等等。社会条件较差还表现为交通设施差、缺乏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政府缺乏资金和技术的投人、政府发展经济能力不强等，无力为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3．人才严重缺乏。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科学技术发展在经济发展中分量越来越重，甚至可以说科技主导甚至决定着经济的发展。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滞后性突出表现为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的缺乏，特别是高科技人才和高级管理人才严重缺乏。人才的培养是由教育部门来实施的，人才严重缺乏显然是教育极为落后所造成的。解决人才缺乏问题也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国家近年来实施的西部人才培养计划有重要意义。以上这些因素严重影响着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有的特困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处于停滞状态。这些因素如果长期得不到改变，经济发展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就现实来看，东部地区靠海，属于平原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好，交通方便，文化教育程度高，对外开放早，并且很早就享受国家的优惠政策等，这些条件比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优越得多，所以东部发展快。从这个角度上说，东部经济快速发展显然是自身的优越条件和国家的倾斜性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也可以说，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滞后的最根本原因是其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都差，而这些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是在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显然不能马上通过一定的外部力量的作用立刻就把这种劣势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转化为与东部地区具有相当优势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我们要从实际出发，努力创造条件来改变西部的落后面貌。12二、实现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跨越式发展的对策马克思主义决定论是一种要求人们要理解和把握客观事物和过程之间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规律性和必然性的哲学思想。它要求人们把握事物和过程的历史进程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它认为，只要一种决定事物和过程的某种关系的因素发生改变，事物和过程之间原有的因果关系会发展变化，原有的规律性、必然性将不复存在，或者它们将会发生改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只要对决定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缓慢的因素进行及时改造，把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严重滞后的必然性关系给予调整，使得这种滞后性的因果关系不复存在，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才可能进入一个良性发展的新阶段。这就是说，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要摆脱经济发展规律性的制约和影响，实现某种程度上的经济发展上的超越，必须把决定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利自然条件改造为有利的自然条件，把影响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社会条件改造为有利的社会条件，对决定和影响经济发展的各种因素进行彻底改造，才能实现其经济社会发展上的腾飞。1．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造生存和发展的自然条件。首先要加强自然生态建设，加强以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为主的生态环境治理和建设工作，加大对地质灾害、草场退化、沙化等方面的资金投入和治理，并优先安排与各民族群众生产生活相关的农田水利、人畜饮水、农电改造、乡村公路、民房改造等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民族地区群众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切实改善人民群众的生产条件和生活环境，并努力解决特困少数民族的温饱问题。其次，国家要重点建设一批对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起关键性作用的交通、水利、电力、通信、能源等公共基础设施项目，规划建设铁路、高速公路和支线以及机场等尽可能向西部民族地区倾斜，以此带动民族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等等。2．加强教育、优势产业和社会保障等建设，改造生存和发展的社会条件。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要又好又快地发展，首先要发展适合民族地区发展的特色优势产业。民族地区拥有各种各类资源和产业优势，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大力发展适合民族地区的能源、工矿业、旅游业、特色农业、中草药业等优势产业，用现代的科学技术对各种资源进行综合性开发利用，建立适合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特色新型民族工业发展模式。其次，利用沿边与周边国家或地区接壤的优势，加快边境贸易和对外开发的步伐。再次，要加大对民族地区科教文卫事业的资金投入，重点是人才的培养和引进，特别是当地需要的初级技术人才的培养。第四，要致力建立健全和完善农村医疗卫生保障体系。最后，要对民族地区政府进行改革和政府体制创新，建立一个高效、廉洁、稳定的政府运行机制，运用现代化的公共管理技术和管理经验，采用科学的公共决策机制和方法，以达到节约政府运行成本，高效率地开展工作，更好地为人民办事和为人民提供各种急需的服务，等等。通过这些措施和政策来促进民族地区经济高速发展。3．加快人才的培养。有人认为加快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最为关键的政策和措施是国家要加大资金投入，但笔者认为最为关键的政策是加大高科技人才和高级社会管理人才的投入和培养，即人才引进和教育投入。要改变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落后的现状，就必须加大民族地区的高级人才培养，并提供能留住人才的待遇和良好的工作环境等，才能更有效地推进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只要有了社会各个领域急需的各级各类高级人才，运用现代社会管理技能经验并加上资金的到位，经济必然能高速度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地缩短与全国、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才能又好又快地促进民族地区经济跨越性发展。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决定论是一种科学探求事物和过程之间因果关系和规律性的科学方法。这种方法能帮助人们对事物和过程之间的关系进行科学阐述；同时有利于人们了解和把握事物和过程之间本来的关系和规律性，有利于人们更好地利用它为人类服务。正如马克思所说：“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必须要把握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滞后的规律，通过改变制约和影响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严重滞后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按照经济发展的规律，结合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采取有利于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的政策和措施等，特别是国家要加大对民族地区的资金、技术、人才和政策等投入，最大限度地发挥资金、技术、人才和政策等的功效，找出适合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模式，才能有力地推动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少数民族经济范文第4篇

关键词：少数民族；宗教信仰；文化发展；经济建设

一、文化经济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特征

目前对于文化经济这个名词来说，并没有明确的定义，一般情况下在少数民族中，就是指工业经济、农业经济或者是商业经济等，它表示在少数民族中，通过对文化资源进行开发和利用，而具有一定的市场价值。以下三方面是它的基本特征：1.文化经济是一种人类资本型的经济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复杂而综合的概念，包括知识、宗教信仰、习俗或者艺术等等，主要强调的是人们通过某种途径，获得某方面的能力。文化经济的发展必然途径，是依靠文化资源和文化保护来进行的，因而文化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少数民族的知识水平、艺术特点和道德底线等等，都对文化经济的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2.是低能高效的优质经济所谓低能高效优质经济，是指根据当今社会的发展情况，去追求到最好的境界，文化经济与现实生活状态达到良好的融合状态。文化本身是人类文明不断积累与发展的成果，它的进步与发展，都不需要任何物质资源的投入，而需要人们自身的文化素养去发掘，去打造的。文化经济与其他经济最大的不同点，就是不需要外资的投入，通过人们的精神追求，使得人们生活水平上升的经济体系。3.文化是一种扩散性经济文化经济与文化资源，在被开发和利用的时候，能够获得直观的经济效益，还能够通过市场的发展来使文化经济扩展，比如说能够使得少数民族的人流、物流和信息流明显增加，从而使得交通运输、贸易运输和通讯咨询等等迅速崛起，促进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经济的发展，还能够促进人们提高自身的人文素质，提高人们的道德修养，达到物质与文明共同进步的效果。

二、少数民族文化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点

1.少数民族特色文化能够有利的促进经济发展我国少数民族大多数处于中西部，而中西部的地区，要想实现改革开放，在发展中快速进步，就需要一定的优势资源来发展一些产业去实现，而少数民族地区，多数所处的地理位置与地理环境都不太理想，因而，就需要利用少数民族所特有的产品、所特有的生产技能或者独具一格的文化产业去实现。比如说，新疆维吾尔族，这个少数民族具有独特的产品，例如:典型的农业产品是葡萄干等，能够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2.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形式，需要借助文化手段少数民族的经济体系一般都是粗放型，而为了符合我国社会主义的生产力，需要将粗放型的产业，转化成集约型的产业，这一转变过程中，需要我们不断地去挖掘少数民族的特有产业，去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益。那么如何实现粗放型转变到集约型，提高经济效益，使得很多经济学家都艰辛的去探讨、分析与研究，最终得出的结果是多方面的，其中就包括知识产业、技术产业和人力资本等等。3.少数民族的文化功能，决定了文化能够成为经济发展的支点要想实现文化经济的功能，其决定性的条件就是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是，文化能够更好的表现和展示出人们对少数民族的风情与情调，比如说少数民族的服装、宗教等等，通过对外开放，带动起来经济的发展。

三、民族传统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冲突与契合

1.民族传统文化的滞后性。少数民族具有最大的优势，就是具有很强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能够促进少数民族的稳定发展。在我国还没有实现全面小康生活的状态下，这种民族凝聚力，能够让少数民族的成员之间互帮互助，团结合作，共同解决困难。但是，这种民族凝聚力也具有一定的缺陷，有些凝聚力使得民族利益价值观念变得很狭隘，具有自我封闭性，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比如说，在对待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问题上，很多少数名族的成员具有左倾的现象，不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2.少数民族的原始宗教信仰落后，制约了经济的发展。我国很多少数民族，不仅具有自己的宗教信仰，而且这种宗教信仰，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这些宗教都具有很悠久的历史，但是我国的文化学家们却不这么认为，他们觉得我国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与国外的宗教信仰不同，最大的不同就体现在对知识文化是否重视方面，很显然，我国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并不重视知识文化，这就使得人们的思想意识状态落后，还有宗教本身落后的习俗与观念，也使得少数民族的成员跟不上思想的变化，这也就使得我国的经济发展受到了阻碍。

四、结语

文化是一个民族最高精神的体现，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迅速，与文化脱不了关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除了靠企业实力，更重要的是民族的精神与文化，才能带动经济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梁漱溟.梁漱溟全集[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

[2]张桥贵.云南多元宗教和谐相处的原因[J].世界宗教研究,2010(2).

少数民族经济范文第5篇

鸦片战争前，就整个中国来说，它是一个独立的封建社会。鸦片战争后，在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下，中国逐步丧失了独立的地位，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破坏，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中国自从发生了资本主义经济以来，中国社会就逐渐改变了性质，它不是完全的封建社会了，变成了半封建社会。"(：《新民主主义论》。)地处沿海或接近汉族地区或交通方便地区的少数民族，也和汉族一样经历了上述变化，逐步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境地。但是，由于我国幅员广阔，民族众多，因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发展相当复杂，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民族与民族之间发展不平衡，同一个民族里不同地区发展也不平衡。就社会形态来说，呈现了多样性：其中有处于封建领主制阶段的，有处于奴隶制阶段的，也有些直到解放前还没有发展为阶级社会的。少数民族地区多种社会经济形态和汉族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共同存在于一个统一国家中，这就是辛亥革命前，我国社会经济最明显的特点。这个特点说明，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在辛亥革命前有跟汉族社会经济的相同点，又有许多不同点。这就决定了辛亥革命时期，少数民族人民的革命斗争跟汉族人民革命斗争有一致性，但又有自己的许多特点。

在本文中，我仅根据已经有的，但不够系统和全面的材料，对辛亥革命前，我国少数民族的不同社会经济形态与阶级关系变动的情况，作一些初步探讨。

就全国五十多个少数民族来说，社会经济有一部分接近汉族或相当于汉族水平。如满、蒙、壮、朝鲜、白、回、畲、布依等民族，在鸦片战争前都是以耕织相结合或耕牧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在社会经济中占主要地位，接近汉族水平。有的民族虽然某一地区尚保留落后于汉族经济水平，但就其整个民族的多数地区来说则相当于汉族水平，如苗族等。总之，情况十分复杂。接近或相当汉族经济水平的少数民族地区，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其自然经济都开始逐步分解。但是，在鸦片战争后的最初十多年里，这种分解进行得十分缓慢，只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由于外国侵略者同中国反动统治者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获得了种种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特权。他们在中国的海关、财政、金融、贸易、航运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势力，而腐朽透顶的清朝封建政权这时已经丧失了自卫能力，开始变为外国侵略者的工具。在这种形势下，一直在顽强地阻碍着外国资本主义侵入的小农业与小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结构，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才开始了逐步的分解。这种情况在汉族地区是这样，在接近汉族水平的少数民族地区也是如此。

首先，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步遭到破坏。

资本主义入侵后。外国商人除了在我国大量推销商品外，还在广大农村加强经济掠夺，这一方面加速了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破坏过程，另一方面也促使农民极端贫困化。所以，少数民族自然经济的破坏是伴随资本主义侵略而来，又随着它侵略的程度而发生变化。例如，我国东北满族自然经济的分解就是从一八六一年牛庄正式开辟为通商口岸后逐步开始的。因为，从这个时候起，不仅俄国和日本在积极争夺东北市场，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也接踵而来，极力向东北扩张势力。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势力在东北迅速扩张，到了二十世纪初年东北地区的洋货充斥城乡市场，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受到极大破坏。“近复交通四辟，远来物品，充斥市□。吾民无创造之才，何自而筹抵制之法。其大而精者无论已，即粗如布匹，小如纸张，尚不能不仰于外方之输入。在昔无此漏□，虽日涸于内，尚可以弥缝接续，而不即暴露。今则日用之品，南北交驰，大半为外国制造，一若全球生计竞争之点，集此一隅，其涸固可立而待也。”(徐世昌：《东三省政略》卷十一。)农业品卷入商品流通市场，输出国外。这一方面促使满族地区商业性农业如大豆、柞蚕、烟、麻等经济作物迅速扩大耕地面积，另一方面造成农民作为外国资本主义商品倾销对象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原料掠夺对象同市场发生关系。外国商人“每值夏秋之交，辄以贱价，向农民预先订货，并取民人地契作押”(清·《锡良奏稿》第二册，第1086页。)，加紧对满、汉各族农民的掠夺，自然经济不仅遭到严重破坏，满、汉各族农民的贫困破产的情况也不断增加。

又如，北方的蒙古族，在鸦片战争前是一个以农牧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为基础的民族。鸦片战争后，它们的政治、经济命运也同其他民族一样。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蒙古地区，一方面破坏了封建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它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蒙古族的封建社会变成了半封建的社会；另一方面，它们残酷地统治蒙古地区，使这个地区逐步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社会。蒙古族地区自然经济的变化也是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加紧入侵的情况下开始的。一八六二年，沙俄强迫清政府订立一纸中俄陆路通商章程，一八六九年又加以改订。从此，沙俄就享有深入蒙古地区随便贸易，概不纳税的种种特权。一八八一年，沙俄进一步迫使清政府在蒙古、新疆的国境线上开放三十五处卡伦，准许俄国商人自由出入。这样，跟着俄国商人的足迹，外国商品泛滥于蒙古地区，而蒙古地方的皮毛、牲畜、土产则被俄国商人满载而去。同一时期，英、美等国的商品也通过张家口日益增多地销售到内蒙古中部和西部各地。这样，到十九世纪末，南起张家口、北抵库伦等蒙古物产集散地的市场，就已基本上为外国资本主义势力所控制。外国商品在市场上逐渐排挤和代替蒙古地区的产品，连蒙古人供奉的铜佛像也由外国进口。据统计，二十世纪初，内蒙古地区日用品计有153种，洋货竟占121种。由于洋货的大量进口，蒙古地区城镇手工业作坊纷纷倒闭，许多手工业工人失业，沦为赤贫，农、牧民日益贫困。

在南方和通商口岸附近地区的少数民族遭到外国经济侵略最早，自然经济瓦解更为早些。许多地区在鸦片战争后就开始了瓦解的进程。以壮族为例，在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就由西江经梧州沿郁江、柳江而上，渗入到广西壮族地区。中法战争后，随着龙州、梧州、南宁和云南的蒙自等处先后辟为通商口岸后，帝国主义商品源源而入，广西壮族地区的“穷乡僻壤，未有不用洋货者。”(清·《张中丞奏议》卷三。)广西桂平、靖西等地，以前家织的土纱、土布普遍遭受排斥。尽管广西壮族地区自然经济解体过程比较缓慢，而且山区与平地，桂东与桂西变化的程度也不一样，但到了十九世纪末已出现了解体的总趋势。到二十世纪初，交通方便的地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资本主义的冲击下，已经解体，家庭纺织业已是一蹶不振，奄奄一息了。在云南，由于种种原因，许多民族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例如白族，在大理等中心地区，生产发展基本上接近汉族地区水平；云龙、鹤庆、祥云的部分地区，还保存着领主经济；碧江、福贡和洱源的少数山区，尚保留有原始公社和奴隶制度残余。尽管如此，这些民族也摆脱不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命运。到二十世纪初，由于帝国主义洋纱、洋布的冲击，白族地区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也抵挡不住了。例如，大理、鹤庆地区有悠久历史的纺织业就受到严重破坏，城乡的纺纱车、织布机越来越多地停止了转动。鹤庆的制烟业比较发达，光绪年间（1875——1908）手工刨烟铺有十五、六家，自英国输入“三炮台”、“哈德门”纸烟以后，刨烟手工业逐渐减少，到民国初年，已一家不剩了。在贵州新城县布依族地区，光绪中叶以后，据记载：“在这个地区，廉价而又适用的孟卖棉纱完全排挤了用本地棉花的手纺纱。……据说此地共有织布机三千架，在过去曾有大量的汉口花、江西花进口。”(《1896—1897布莱克本商会访华报告书》。《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506页。)但是到了这时，织布所用的原料已变成进口英属印度生产的棉纱了。洋纱、洋布、洋油和烟草等商品的大量进口，贸易额的不平衡也就出现。除了为帝国主义提供原料的商品输出量增加外，对外贸易也连年入超。据《海关华洋贸易清册》记载，仅云南蒙自关一八九九年至一九一一年就入超一千二百五十九万海关两；思茅关一八九七年至一九一一年入超二百一十四万海关两；腾冲关一九○二至一九一一年入超八百九十六万海关两。可见，帝国主义通过掠夺性的贸易，吮吸了各族人民大量血汗。中国少数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但缺乏资金，也受市场的极大限制。

畲族、回族和其他接近汉族水平的民族的情况也大致相同。

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外国侵略者加紧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主要目的是推销商品、掠夺原料，把中国变为他们的殖民市场。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开始在中国掀起争夺领土的瓜分狂潮。经济方面，在原来推销商品、掠夺原料的基础上，又增加资本输出。封建的中国自然经济被帝国主义经济冲击得七零八落，封建地主阶级也乘机加重对人民的榨取，因而土地加速集中，小农经济破产加剧，失业人员增加，人民日益贫困。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少数民族农民破产是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普遍现象。据光绪福建《侯官县乡土志》记载，该县畲族农民自帝国主义入侵后破产变为佃农的日益增加，闽侯县飞坑乡的畲民约五十户，全部都是外乡汉族地主的佃户。(《侯官县乡土志》卷五，地形略。)建阳县的畲族农民所耕种的田地也大部分是向地主租入的，而封建地租的剥削又很残酷，畲族农民的贫困是不堪言状的。在湖南、贵州的苗族地区，不仅汉族地主兼并苗族农民的土地，本民族的大地主也出现了。如湘西乾州厅石板桥的龙则灵兄弟，凤凰厅两岔河的波耶米朵，贵州清靖县的彭耀先等，都是拥有二、三千亩田地的苗族大地主。在广西、云南两省的壮族地区，如广西贵县覃塘大地主宋定柯就占地方圆几十里，每年收租谷约百多万斤。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壮族劳动人民，仅占有百分之二十左右的土地。

土地是农民的经济命脉。土地的丧失杜绝了农民的生路。以反抗求生存就必然成为少数民族同汉族农民的共同愿望和一致的革命要求。所以，各族农民丧失土地变为赤贫，就成为他们共同斗争的阶级基础。

随着资本主义入侵和自然经济遭受破坏，在客观上也刺激了少数民族地区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鸦片战争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促进了少数民族封建经济的分解和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自然经济的破坏，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商品的市场，而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又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劳动力的市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但是，中国少数民族的自然经济是在外国资本主义依靠武力和各种政治、经济特权进行的商品倾销下分解的，因而这个国内市场首先是被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霸占着，它给我国少数民族资本留下的空隙十分有限，这就给我国少数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很大的局限性。

少数民族的民族资本主义兴起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这跟汉族基本相同。但由于种种原因，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比汉族慢，企业的规模也比较小，而且大多是地主官僚资本。所以，近代中国少数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很多条件的限制，进程十分坎坷。例如满族，由于掌握清朝统治权，封建官僚较多，资金也稍为充裕些。所以，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在北京和各地有势力的满族官僚地主就纷纷开始投资经营工矿企业。甲午战争以后，盛京将军依克唐阿奏请试行新法采矿，满族官僚地主纷纷集股试办。吉林将军、珲春副都统也投资办矿。其他满人也有投资办铁矿、煤矿、金矿的，但都没有收到好效果，就被封建生产关系抑制和帝国主义所摧残了。在蒙古地区，由于内地汉族商业资本随着清政府封锁“蒙地”禁令的松驰和州、县的设置，陆续出边。这些商业资本或与封建势力结合成为高利贷资本，或联合蒙古王公贵族对工矿业投资。他们开辟了一些矿山，兴办了一些半机械化的或完全使用手工劳动的工厂或工场。蒙古族地区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但是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严重压迫得不到发展。有一些虽然靠着残酷剥削廉价劳动力，勉强维持下来，但只限于小规模的采掘业和皮毛及农产品加工几个方面，发展极其缓慢，力量非常微弱。

与此同时，在南方如广西壮族，贵州、湖南等地的苗族，云南的白族，浙江、福建一带的畲族也都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壮族地区一些主要城市的官僚、地主、商人开办的采矿、碾米、制糖、火柴、榨油等类工业都有所发展。例如贵县天平山银矿，就有矿工达一千几百人，最多时有三、四千人。资本主义性质的垦牧公司和航运事业的资本主义企业也相继出现。但这些企业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依赖性相当明显，因而很难得到独立发展。苗族地区开办的近代工业，最早出现的是一八八八年在贵州开始筹建的青溪铁厂。这个厂以“招集股本，矿由商办，官为督办”的方法经营，其机器设备，“大多仿照西法。”(《清德宗实录》卷二百六十。)同年，云南矿务督办唐炯又在苗、汉族杂居区的巧家，建立起一座用新法采煤的铁厂。(《皇朝续文献通考》卷四十四，《唐炯奏稿》。)一九○六年湘西古丈厅以招商集股的方式开办的煤矿、锑矿、铜矿、铁矿也有多处。(《古厅志》卷十一。)随着工矿业、商业的日趋活跃，新兴的市镇和苗族资本主义剥削关系也已出现。但由于帝国主义竭力保持封建剥削制度，并使它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农民贫困日益深重，商品市场缩小，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就相当困难。

上面所说的大都是农业区民族的一些情况。游牧区民族虽然在辛亥革命前还保留不少原始部落诸特征的残余和奴隶制的残迹，但也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中国，在掠夺原料上无所不用其极。少数民族牧区的畜产品，特别是羊毛，已变成商品，具有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性质。当时，青海、甘肃藏族地区所产的羊毛，不仅是国内地毯、制毡的工业原料，而且是帝国主义热衷的掠夺物。而新疆地区，羊毛和各种畜产品早就是沙俄的重要掠夺对象。二十世纪初，伊犁、塔城等地官商合办皮毛公司、茶叶公司，以茶布交换畜产品的情况大量出现。这就使得牧区的生产与资本主义市场更加密切地联系起来，加速畜产品、牲畜和农作物的商品化进程，但还没有能够动摇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牧工虽然出现，但并没有最后摆脱人身依附关系而转化为自由的雇佣劳动者。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资本主义入侵后破坏了中国各民族的自然经济基础，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但反动统治阶级和外国侵略者对于少数民族的压迫和剥削，又大大地阻碍了社会发展的速度。所以，直到二十世纪初年，少数民族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仍然十分微弱。少数民族地区的资本主义企业除了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存在矛盾的关系以外，因为创办资本主义企业的人大都是封建官僚、地主，因此少数民族的商业资本大都带有浓厚的封建买办性和依赖性。加上少数民族地区一些民族还保留封建制前期各种社会经济形态，所以就整个少数民族地区来说，阶级结构跟汉族有相同点，也有很多不同点，阶级关系比汉族要复杂得多。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少数民族地区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产生，少数民族阶级结构也发生了变动。从前只有封建社会的贵族、地主、农民（包括农奴）和手工业者，以及保留奴隶制社会形态地区的奴隶主和奴隶，后来又出现了新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阶级“是两个互相关联又互相对立的阶级，它们是中国旧社会（封建社会）产出的双生子。”(：《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对双生子的诞生，对于近代中国少数民族的发展和革命斗争发生深刻的影响。

少数民族的产业工人是早于资本家出现的，几乎是和汉族工人同时发展壮大起来的。它的发生和发展也和汉族一样，不但是伴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而来，而且是伴随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地经营企业而来。少数民族大多数聚在边疆地区，经济落后，交通不便，那里的近代工业除由地主、官僚投资经营的工商企业发展起来以外，大多数是由中小地主、商人、手工作坊主的手工业转化来。所以，少数民族地区的近代工业，由于资金不足，不仅规模小，而且大部分都是轻工业。开矿业占有一定比重，但大部分都是封建官僚或地主投资兴办。并跟帝国主义国家有联系。这就决定了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产生的基础比较薄弱，而且有更加明显的依赖性。少数民族的工人阶级产生的时间跟汉族工人产生的时间几乎相同，都是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但工人数量不大，也不象汉族工人那样高度集中于沿海几个大城市。汉族工人首先产生在外国在中国兴办的工厂，而少数民族工人最早不是产生在外国在中国兴办的工厂、也不是产生在民族资本企业，而是产生在清朝官僚资本所创办的军事工业。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腐败面目日益表露出来，农民起义的打击使清政府的反动统治发生了动摇，为了维护其封建统治，武装镇压各族人民的反抗，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清朝政府洋务派官僚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开始办军事工业。满旗封建官僚也相互配合，开办军事工厂。在这些军事工厂里面，满族的第一代工人也应运而生了。一八六四年清朝官吏即派满人到苏州跟外国人学做炸弹及各种军火。一八六六年崇厚开办天津机械局，一八八一年吴大□开办吉林机器局，一八八三年醇亲王奕□开办北京神机营机器局。这些军事工业都掌握在清政府手中，显然属于官僚资本，不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商业资本。但是军事工业的创办则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各民族产业工人。这就为他们自己造就了掘墓人。

满族产业工人的产生，改变了满族原来的封建阶级结构，给满族的历史揭开新的一页。满族新的进步的阶级出现，一方面反映了满族社会的进步发展，另一方面也为本民族内部的阶级斗争开辟了崭新的场面。

与此同时，在北京和各地有势力的满族官僚地主，也投资经营工矿企业，其中一部分封建官僚地主，向资产阶级转化。但是，满族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也跟其他民族的民族工业一样，刚一产生就受到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压迫，得不到发展。例如甲午战争以后，满族希拉布、赫松林等八家先后开采的辽阳烟台煤窑，到一八九八年就被俄国资本家收购了五家；一九○一年王承尧和翁寿分别呈请，有满人荣伦、英凯等人入股开采的抚顺正黄旗界内煤矿，因为有华籍俄人纪云台合伙兴办，在日俄战后，被日本借口没收俄国资产，强行霸占。吉林将军、珲春付都统投资的天宝山银矿，也遭到日本人的侵夺。其他满人投资的矿业，如弓长岭铁矿，铁岭煤矿、三姓金矿，还没有进行稳定生产，就被封建生产关系的扼制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所摧毁了。只有替外国商人推销商品和收购农产品的商店，以及与外人合营的企业，才得到发展。东北地区满人备尝艰辛创办矿业，但在二十世纪头十年间矿场仍屈指可数。在矿产资源十分丰富的奉天（今为辽宁）一带，大小矿场也不过只有十三处而已，而且，由于帝国主义压榨，发展非常困难。例如，满人葆真创办的飘儿屯煤矿公司“经营者业已属艰苦备尝，始与日人为矿界交涉，力争三十余次，方得分清界址。”(东北档案馆：《葆真委任尚志为妄请矿权案档》。)

满族地区是这样，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也是如此。所以，尽管投资经营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官僚、地主或大商人跟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有矛盾，但为了自身的发展，发家致富，一方面加紧同封建官府勾结，肆意勒索农民的血泪，另一方面投靠外国侵略者，为侵略者经营加工或转运货物，捞取利润。因此，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边疆地区的民族资本都形成封建官僚、大地主、大商人三位一体来经营工商业，表现了少数民族地区民族资本主义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更深的依赖性。

比如，云南地区的白族。官僚资本创办的工商业是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白族的工人阶级也是从这个时候逐渐发展起来。一八七四年以后，一些镇压云南大理各族人民反清运动的清朝官吏，把掠夺来的财物投资于工商业，例如白族官吏杨玉科就在乔后和喇鸡经营盐井，在赵州（凤仪）成立官办石磺局。蔡标也在腾衡开办铁、锡、铅、金、硫磺等厂矿。此外，丁槐还在保山、腾冲开办“庆昌”织布作坊等。这些官僚资本工业带有浓厚的买办性，除了资本主义需要的少数工业如石磺外，铜、铁、铅、金的生产都规模狭小，得不到发展。随着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逐步深入，白族地区一部分地主也开始从事工商业经营，但是他们投资经营的商业资本被帝国主义堵死了向工业资本发展的道路，加上唯利是图投机取巧，许多白族地主大商人都致身于贩卖鸦片，投资工业微不足道。例如下关虽为迤西棉花、洋纱、洋布集散的主要市场，但是到十九世纪末叶，连一个机器织布厂也没有建立起来。可见，云南白族地区虽然在云南少数民族中是比较先进的，近代工业也产生较早，但商业资本的发展则充分体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赋予它的特点。

又如，在新疆地区，帝国主义侵入后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缫丝、纺织、制毡业等，发展较迅速。据清末统计，南疆一带的蚕丝年产达到七十余万斤，地毡年产一万七千余条，毛毡年产七万八千余条，大布年产七十余万匹。(据《新疆图志》所载资料统计。)一些重要的通商口岸，如南疆的喀什、莎车、叶城，北疆的乌鲁木齐、伊犁、塔城、奇台等地，由于贸易的发展而逐渐发展为商业中心地。随着商业资本的发展，少数商业资本又开始向工业资本转化。例如，一九○八年维吾尔族商人玉山巴依以一万只羊的价格从德国买来制革机器，在伊犁开设皮革厂，一九一○年投入生产，有工人二百五十余名。(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历史档案》。)这是新疆第一个民族工业资本企业，也是新疆民族工业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但由于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相勾结，从政治、经济等方面压制着新疆刚刚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因而商品经济虽有某些发展，但整个社会经济结构却未发生重大的变化，封建制度仍然占着统治地位。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在二十世纪初年都处在幼弱状态。

此外，随着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洋务派在清政府中开始得势，他们以“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等方式，在贵州、湖南等苗族地区筹办了一些近代工业，如一八八八年开始筹建的清溪铁厂，一九○六年开办的三河道煤矿、锑矿等，都是苗族地区出现最早的近代工业。民间开矿也有一定发展，出现了一些苗、汉族地主举办的水银厂、铁厂和铅厂。湘西永绥厅洞里寨吴姓苗族地主开办的炼铁厂，雇有工人三百多；该厅小排吾地区，还有一百多个苗族群众集资开采铁矿。在海南岛的黎族地区，二十世纪初汉族商人也在那里创设一些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企业，如一九○八年在三亚附近建立的抽水晒盐的盐场；一九一一年华侨在五指山水口和崖县铁炉港投资建立的一些橡胶种植园等。这些企业中的黎族工人虽然数目很少，但对黎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则发生一定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