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写作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五四”时期，沈从文的文学创作理论受到争议，笔者通过悉心研究，试图全面深刻地揭示这一时期沈从文的创作思想的实质。而且，只有深层次地了解“五四”特定时期沈从文的创作思想，才能更好地理解沈从文一生的文学作品中所体现的精神。

文学史上常有这样一种文学现象：一定时代的文艺思潮固然对于一个作家的文学创作产生影响，但一时的文坛上某些有关的文艺问题论争，又往往与参加过论争的作家的文艺创作长期实践并不是一回事。“五四”时期，沈从文用自己的心路与创作历程证明，他走的是一条与其他作家迥然有异的创作道路。一方面写作于沈从文是源于一种生命永生的渴，由此生发而体现了一种民间审美、民间创作立场；另外一方面，沈从文努力提高与凸现出“五四”传统的个性主义，对这一传统中的精神与超越维度进行张扬，同时，对“五四”某些创作精神又重新进行某种调整。通过研究，我们发现：“五四”时期，沈从文创作思想上的复杂性、两重性——进步与保守。

一

沈从文一心向往之的是“五四”时期的“人生文学”，他在《窄乍而霉斋离闲话》中写道：“‘京一样’的人生文学”提倡自于北京，而支配过一时节国内诗歌的兴味，对人以一个伸士或荡子的闲暇心情，窥觑寒冷的地上人事，平庸，愚卤，狡猾，自私，一切现象使得人生悲悯的心，写出对不公平的抗议。虽文字翻新，形式不同，然而基本的人道观念，以及抗议所取的手段，仍俨然是一千年的老派头，所以老杜的诗歌，在精神上当时还有诸诗人宗拜取法的诗歌。但当前诸人，信心坚固，愿力宏伟。弃绝辞藻，力朴质，故人生文学这名词却使人联想到一个光明的希望”；他还说要“重新把人生文学这个名词叫出来？”颇有努力承续“五四”文学的精神传统的意图。然而，他所厌弃的时代现实却正是“五四”启蒙运动的历史产物，或者说，由于“五四”启蒙传统中的某些因素发生恶性畸变，从而导致了沈从文所厌弃的负面效应，于是当沈从文意图提出一种矫正时弊的策略时，他并不对“五四”传统进行简单的否定，而是企图以携带了当代教训的眼光去反观“五四”传统，对之进行重新审视与评价。并在此基础上对这一传统进行历史救济意义上的重新发挥，以期挽救这一传统的自我否定式的恶性发展。

沈从文企图对“人生文学”的口号作某种调整性的发挥。“五四”启蒙思潮以其对自然人物与平民意识的高扬而冲击与瓦解了封建士大夫的意识统治格局。这一点，在周作人的《人的文学》中有所昭示。周氏强调人是“从”动物进化的”“，这向我们显示，人的动物性生存本能在当时获得了思想界的正视与肯定，人的风俗日常生活得到了价值肯定，这种观念对于文化领域内的职业化，商业化潮流多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这一点上说，沈从文所厌恶的“海派作风”的形成与“五四”提出的这种启蒙观念的普及与扩展多少有联系。

我们看到，浓从文在继承“人的文学”这一观念时，又对其观念重新进行了某种调整，他在相当程度上表露出对于人的动物性的生存层次的鄙视，而更加强调了人性中对于动物生存状态的超越因素。尤其是在涉及文学工作的时候，他似乎认为，写作是一种将人的生命从纯粹自然的动物性存在提升到人的层次的一种方式，沈从文认为，某些作家的写作，其动机就是为获得多数读者，一方面可藉以“弥补作家人格上的自卑情绪，增加他的自高情绪”，使他觉得“活下来，有意义”；另一方面可望获得丰厚的收入而过上稳定的生活，这两方面都可以“使作者个人生命得到稳定”。因此，沈从文有些尖刻地认为：“一个作家有意放弃多数，离开多数，也可以说不仅得违反流行习惯，还近于违反动物原则了①。

但是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就不能仅仅满足于动物本能层次的生活了。沈从文认为，写作是出于一种生命永生的渴求，这一“永生的欲望”是产生于生命的痛苦之中的。沈从文对于生命的痛苦显然有着深刻的体验，“任何人对死亡想要逃避，势不可能。任何人对社会习惯有所否认，对生活想要击破藩篱，与事实对面时，也不免要被事实无情打倒，个人理想虽纯洁崇高，然而附于肉体的动物基本欲望，还不免弃得拖泥带水。生活在人与人相挨相撞的社会中，和多数人哺糟啜醴。已感觉够痛苦了。更何况有时连这种贴近地面平庸生活，也变得可望而不可及，有些人常常为社会所抛弃，所排斥，生活中竟只能有一点回忆，或竟只能作一点极可怜的白日梦……”②。作为与生命的痛苦体验的对抗，写作既是一种娱乐，一种表现，又为一种与性本能有关的永生愿望所驱动，成为生命重造的方式。

当然，沈从文通过努力提高与凸现“五四”传统中的个性主义文——对这一传统中的精神性与超越性维度进行张扬，来反抗由于“五四”启蒙传统中的另一部分——平民意识与实用理性膨胀而成的当代现实。因此，他对于“五四”启蒙传统内含的关怀社会民瘼的精神倾向也颇为崇仰，甚至对于这一精神倾向所渲化而成的对政治革命的急切意图与兴趣，他也表现出相当程度的理解。尽管他时常对革命文学作者与作品有所指摘，但是对于像胡也频，丁玲等这样真诚严肃地从事文学道路的探索的作家，他仍们抱有相当的尊敬。认为他们是“把自己一点力量搁放在为大众苦闷而有所写作的作者”。他有时甚至这样表示自己对革命文学作家的社会关怀意识的赞赏：“诗人扩大了他的情感，使作品变成用具，在普罗作家的有些作品里，却寻找得出那些成功因果的。”所有这些都非常清晰地体现出他对“五四”启蒙传统中一脉流传的民族救亡与社会干预意识的认同感。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对这一意识的急进形态，急进工具论文艺观保持相当的距离与警惕。

二

“五四”启蒙思潮中存在着两条思想脉络：个性主义与社会救亡意识。这两条思路在“五四”以后，由于各自的畸形扩张都导致了一些弊病，而沈从文则企图将这两条后来平行乃至相悖反的思路进行调和、平衡起来，从而产生出一种与当时的“时代”精神迥然异趣的健全而有效的思想路径。沈从文从自己的创作体验出发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文学如何才能依据自己的特点与优势，有效地发挥其社会职能，达到从“五四”启蒙主义者到左翼作家们都一直企图达成的“社会”的目的。而在这个问题，沈从文的选择持续鲁迅改造国民性与蔡元培的美育思想，即通过对每一个国民个体的人生观的改造来达到社会改造与民族振兴的目的。出于一种对文学的虚诚以及对于读者的责任感。沈从文几乎是本能地对这一“时代”潮流进行了反抗与阻击。

对20年代中期以后的新文学运动评价不同的是他对“五四”新文学运动评价颇高。他认为正是这个文学运动及其产生的新文学作品，在多数国民中培养革命的幻想，坚定了革命的信心，推动了北伐战争的成功③。所以他大声痴呼：“我们实在需要作家！一个具有独立的思想作家，能够追求这个民族的一切症结所在，并弄明白了这个民族人生观上的虚浮、懦弱、迷信、懒惰；由于历史所发生的坏影响，我们已经受到了什么的报应。若此后再糊涂下去，又必然还有什么悲惨场面。他又能理解在文学方面，为这个民族自存努力上，能将尽些什么，且后来如何尽力”④。他把文学看成是“支配政治，改造社会，教育群众”，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无形工具，这虽有过高估计文学的社会力量之嫌，但从理论意图上想把文学从政治化与商品化的泥淖中拉出来，让人们重视文学的本性与独立性，是有着不可磨灭的积极意义的。

中国新文学的发生，是和“人的文学”的倡导为一体的，而新文学对“人”的发现，又是与现代中国的文化启蒙紧密纠缠在一起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新文学相当于文化启蒙的责任，新文学作家自觉为启蒙的角色，在他们的“人的文学”中，先觉者，已经完成启蒙或正在接受启蒙过程中的人，他们占大多数，从而构成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状况，而这个基本状况是要被新文化改变甚至改造的，所以这蒙味的民众就成为文学的文化批判、启蒙、救治的对象。

如果按照这样一个大的文化思络和文学叙事模式，沈从文湘西题材，作品里的人物，大多数应该放在被启蒙的位置。但是沈从文没有跟从这个模式，他似乎颠倒了启蒙与被启蒙之间的关系，他的作品中的人物比较起来，并没有处在优越的位置上，相反这个叙述者却常常从那些愚夫身上“受到”和“教育”，而沈从文作品的叙述者，常常又是与作者统一的，或者就是同一个人。

更核心的问题，还不在于沈从文写了别人没有写过的这么一些人，而在于，当这些人出现在沈从文笔下的时候，他们不是作为影子落后中国的代表和象征而无言地蒙受着“现代性”的批判。他们是以“现代”洗礼的面貌，呈现着他们自然自在的生活和人性。

不过，作为新文学作家的沈从文，身处启蒙的大潮中，有时也不免受其熏染，以致产生疑惑。他的小船因为需要加了个临时的纤手，是个老头，看到那个老头为一点点钱那么出力，他就想：“这人为什么而活下去？他想不想过为什么活下去这件事？”继而联想到“我这一生来无所见到的人，似乎并不想起这件事，城市中读书人也似乎不大想过的。可是，一个人不想到这一点，还能好好生存下去，很常奇的，总之，一切生存就是为了生存，必有所爱方可生存下去。多数人爱金钱，爱吃点好东西，可以从容生活下去，这种多数人真是为生死生的，但少数人呢，却看得远一点，为民族为人类而生。这种少数人常常为一个民族的代表，生命放光，为的是会凝聚精力使生命放光！我们皆应当莫自弃，也应当把自己凝聚起来！”⑤多数人不追问生命的意义而活着，少数人因为自觉而为民族的代表，使生命放光！这是比较典型的五四新文化的思维和眼光。

三

其次，能够体现“五四”精神的继承并从个人创作角度加以调整的真正自觉显现新的审美倾向以及民间立场的新文学作家是从沈从文开始的。而1930年代的《边城》的出现，标志性地显示了民间创作思潮的完成，这一创作流派，随着沈从文的创作进一步在当代中国的文学创作中发扬光大，形成了新的民间创作的思潮。

第一，民间的审美理想：沈从文对湘西世界的独特感受与审美判断。特有的心理机制与表态方式使沈从文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体。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少有的“文体家”，在小说文体探索上他一直保有热情，现代汉语学家大多认为现代汉语的语法艺术中意义上是外国语过来的，沈从文语言却很少有欧化现象。“五四”时的作家还不习惯用定语、补语、状语、口语与文体的结合，但有两个作家是很独特的，一个是老舍，一个是沈从文。老舍一口清脆响亮的北京腔；而沈从文的语言是：一部分充满泥土气息，一部分又文白杂糅，故事在真实中依旧浸透，一种抒情幻想的成分。内容出杂而不纯，它有点粘糊，有点罗嗦，但读上去非常自然，营造了一种比较优美的现代生活节奏，但更多重要的是所谓“文体”，不仅仅表现在语言上，背后还有一个世界。这也是沈从文与其他作家不同所在。

第二，民间创作立场。沈从文是京派文学的中坚力量和重要的小说家。在1930年代，他是林微音、朱光潜等京派高级知识分子中的主要人物。但他却将以“乡下人”自居。沈从文的经历像湘西那片土地一样富有传奇。他没有接受过正规的现代化教育，没有高学历并不等于沈从文就没有文化。他有的是另外一种知识和教养，它从湘西的土地与人性中来，当地人形成了独有的个性文化和生活方式，沈从文也形成了自己的生死观。生与死之间就像一张张纸轻轻地翻过去。湘西的文化习俗和日常生活的无数细节，构成了沈从文不可磨灭的内心记忆，而作为小说家的沈从文则一直要把已失去的民族记忆唤起。与自由、舒畅的乡土记忆截然不同的是，来到北京以后，都市生活带给沈从文的是紧张的压抑感，他受了窝囊气，就把反抗的情绪全转发到文学中：知识分子软弱和怯懦，那我偏偏给你看一些野蛮的，有血性的东西。这就构成了他特有的创作立场。我们也可以把这种立场看做是民间立场。而且他描写的湘西世界只是他在都市中的一种记忆和想象，而并非真实的世界本来面目，不难发现，沈从文因为在现实世界里受到压抑，为了反抗现实生活，想象每一个并不存在的世界，这里我们也可以理解他的民间立场包含了什么样的内容，这或许就是创作中的调整。

“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思想文化领域的革命，在“五四”文坛引出了一批提出社会人生问题并开出解决问题药方的小说，这类小说多以知识青年与社会底层的平民生活为题材，围绕探索：“人生究竟是什么”问题，鼓吹社会发行追求个性解放，提倡妇女解放，主张婚姻自由，关心劳工问题，儿童问题，教育问题，国民性问题等，表现出鲜明的启蒙主义思想倾向。沈从文的小说文体却体现在把湘西文化转化为另一种人生态度，以一种悠扬的文化节奏来看现代人的生活。它们传统是软性子的，慢条斯理的，有种“无风舵自转”的感觉。《边城》开头的文学就很舒缓，像是一位令人坐在那里不紧不慢地向你讲述他极为熟悉的这块土地。“由四川过湖南去，靠西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上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孩子，一只黄狗。”⑥层层叠叠、层层剥开，不是那种跳跃，而是平缓、沉静、朴素的。沈从文的叙述与现代生活节奏脱离了关系，与现代生活不合拍，这就使他的文体变得特别空灵，甚至存虚幻的感觉，好像一片晴空，特别蓝，特别亮，又很幽远。沈从文的文体包含了以湘西世界文化为参照系的对现代文明的态度，他以文学的澄明与现实世界的肮脏分开，以原始性的力量，原始粗旷，美好的风俗冲击“五四”以来的虚伪与无力。

中国知识分子走的是一条并不平坦的道路，往往反映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曲折性和复杂性，沈从文的创作实践过程说明了这一点。沈从文一开始就站在自由主义者的立场上不赞成文艺从属于政治，甚至主张过“文学与政治绝缘”，在现代中国，文艺是脱不了政治的。沈从文在思想上艺术上大部分作品，虽然不是直接地却是曲折地反映了“五四”以来文学改革者人性解放和人性复归的要求，他的人性论观点和人道主义思想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它的局限性究竟在哪里，这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论题。

注：

①《沈从文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P29。

②沈从文：《沈从文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P93。

③沈从文《反主义问题》、《沈从文批评文集》P40，珠海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④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11卷，花城出版社1983年版。

⑤沈从文的《湘行书简，横石九溪》《沈从文全集》第11卷，P184－185。

⑥《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钱古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P329。这是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大多院校多年以来采用该课本。

[参考文献]

[1]李俊国．三十年代“京派”文学批评观[M]．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7，(2)．

启蒙写作论文范文第2篇

鲁迅后来不再写《河南》时期的那种文言论文，也应有此原因。除了文言论文以外，跟文言论文一起埋葬的还有《坟》12内剩余的白话论文。与这批白话论文创作时间重合的是收入《热风》13与《华盖集》14两个“杂感集”内的杂感。1925年12月31日，鲁迅编完《华盖集》后，写了一个题记：“在一年的尽头的深夜中，整理了这一年所写的杂感，竟比收在《热风》里的整四年中所写的还要多。”彼时《热风》与《华盖集》所收录的内容，被鲁迅于此时命名为“杂感”。同时两个集子却漏收了一批同样是白话写成的文章，而这批文章在1926年被收入到“论文集”《坟》中。从时间上看，《热风》共收文41篇，所收录的杂感时间跨度很大，从1918年9月15日发表于《新青年》的《随感录二十五》一直收录到1924年1月28日发表于《晨报副刊》的《望勿“纠正”风声》，前后长达6年。《华盖集》收文31篇，收录的全是1925年一年内写作的杂感。从发表载体上看，《热风》所收杂感，发表阵地则比较单一，只有《新青年》15与《晨报副刊》16。其中，发表于《新青年》的，皆为“随感录”一栏的专稿；而发表于《晨报副刊》的篇目，除了《智识即罪恶》发表于“开心话”栏外，大都是发表于“杂感”栏。从发表栏目上看，都属于“短评”类的小文章。而收入《坟》的与《热风》同时期文章发表媒体则稍杂一些：2篇17发表于《新青年》，都是登载在期刊前面的长篇论文，与“随感录”栏目的小文章判然有别。1篇18发表于《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文艺评论”栏。1篇19发表于《文艺会刊》。1篇20发表于《校友会刊》。2篇21发表于《语丝》，都是刊载在显耀位置。从发表栏目和文章体式上看，与《热风》式的小短评判然有别，大都是长篇评论。相比之下，《华盖集》所收的杂感，发表阵地则驳杂得很。计有《京报副刊》7篇，《猛进》4篇，《语丝》5篇，《民众文艺周刊》3篇，《莽原》7篇，《豫报副刊》1篇，《国民新报副刊》3篇，《北大学生会周刊》1篇。这从侧面表明彼时的鲁迅已经“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检视《坟》中同时期的杂文，发表于《语丝》的计有6篇22，发表于《莽原》的计有4篇23，发表于《妇女周刊》的只有1篇24。大都属于显要位置的重头评论文章。鲁迅或许也感觉到以“论文集”概括《坟》也有些笼统，后来他又略作微调。1932年4月29日，鲁迅曾经自编了一个《鲁迅著译书目》“附在《三闲集》的末尾”上，该目录提到《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而已集》四个集子的时候，都用“短评集”来命名。同时并未将《坟》归入“短评集”的范畴，而是归入“论文及随笔”的范畴。值得注意的问题是，鲁迅对《坟》的界定不再是单一的“论文集”，而是平添了“随笔”的向度。在同一目录中归入“论文”范畴的还有鲁迅的译著《壁下译丛》（译俄国及日本作家与批评家之论文集）、《文艺与批评》（苏联卢那卡尔斯基作论文及演说）以及鲁迅亲自校订、校字的《苏俄的文艺论战》（苏联褚沙克等论文，附《蒲力汗诺夫与艺术问题》，任国桢译），还有鲁迅亲自校订的《进化与退化》（周建人所译生物学的论文选集，光华书局印行）。而归入“随笔”范畴的有鲁迅选译的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以及鹤见佑辅的《思想山水人物》。颇有意味的是：日本学者中井喜政先生也看出了《坟》所收的文章，以1924年为界，呈现出了不同面貌：“鲁迅从1918年至1922年的作品中，不论是杂感（《热风》中的随感录），还是评论（《坟》中的《我之节烈观》等）都没有厨川所谈的那种带有英国‘随笔’式的‘随随便便便把好友任心闲话照样地移在纸上’的气氛的作品。而收入1924年的《坟》的评论，如《论雷峰塔的倒掉》、《说胡须》（10月20日）、《论照相之类》（11月11日）等文都与所描写的对象有一定的距离，文中也包含着幽默和感愤。我认为鲁迅仅仅采用了‘想到什么就纵谈什么而托于即兴之笔的文章’的体裁，而内容中都各自带有鲁迅以往生活经历的浓厚影子。从这个含义上，可以说鲁迅的这些作品都与厨川所谈的‘随笔’相符合。”

鲁迅看了这段论述估计也会有知音之感。杂感／短评：自觉的追求“杂感”一词，在中国古代很少被用来命名文类，相反倒是常被用在杂事诗或时事诗的诗题上，来言说士大夫对时事的感想。这类“杂感”题的诗歌在近代尤为盛行，大都刊载在晚清报刊的“文苑”栏。随着白话言说方式逐渐取代文言言说方式，相较于白话文章载体的无限表意可能，诗歌载体的承载容量已经相形见绌。“杂感”类的主题逐渐脱离诗歌载体，转而为文章所负载。至此，“杂感文”应运而生。杂感与诗歌的这一渊源，也使得作为文章的杂感具有了诗性26。1937年10月19日，冯雪峰在上海鲁迅逝世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中，就别具只眼：“鲁迅先生独创了将诗和政论凝结于一起的‘杂感’这一尖锐的政论性的文艺形式。”“杂感”与时事有着天生的联系。1911年第4、8期《国风报》“时评”栏目下就设有“时事杂感”27，主笔者为梁启超。在鲁迅先生的语汇中，“杂感”有一个同义词：“短评”。“短评”是受报刊发表所限而变短的，其源头可以追溯到更早，始于1899年第26期《清议报》设立的“国闻短评”。该期“短评”篇目为《论西报记荣庆相阋事》《妙人妙语》《论招商局事》《目无皇上袁逆谢恩折》《所谓海军者何如》《呜呼财政难》等，然而行文策论气很浓。1902年《新民丛报》，再次设立“国闻短评”，于第18期发表《俄皇逊位之风说》等文。此后，各报刊纷纷仿效，甚至《庄谐杂志》《孔圣会星期报》也都设立了“短评”栏。这些“短评”，大都是针对新近发生的一些国计民生的大事，发表一些士大夫立场的评论，而且评论多义正辞严、冠冕堂皇。更重要的是，检点彼时的“时事杂感”、“短评”，“论”的痕迹极为严重，支配其体式的仍是策论的范式，就连题目也不脱《论》的模式。而五四以后，《新青年》“随感录”、《晨报副刊》“杂感”式短评与《语丝》《莽原》阶段的“短评”，在文体特征上与晚清报刊短评相比，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个中原因与写作主体的变化有莫大关联，此时的写作主体已经由传统士大夫主体递变为具有个人主义的启蒙立场的新知识者。主体的变化导致了话语方式的改革，传统士大夫多以帝王师的姿态来评说时事，这从《清议报》每期头版雷打不动的“谕旨”栏目可以看出。而像鲁迅这样的新知识者对这种带有“干禄之色”28的发言姿态极为警惕，多次提到要自觉剔除“导师”姿态、“学者的尊号”。不仅新知识者的发言摒除了“干禄”姿态，就是对于纯文学诉求也不再念兹在兹。所在意的，仅是个人思想的传达，以达到思想革命的目的。“随感录”文体是新青年同人为配合思想革命摸索出来的新的文章体式。前三篇“随感录”都是陈独秀撰稿的。陈独秀曾这样概括此时的写作：“著书传世藏之名山以待后人这种昏乱思想，渐渐变成过去的笑话了。我这几十篇文章，不但不是文学的作品，而且没有什么系统的论证，不过直述我的种种直觉罢了；但都是我的直觉，把我自己心里要说的话痛痛快快地说出来，不曾抄袭人家的说话，也没有无病呻吟的说话。在这几十篇文章中，有许多不同的论旨，就此可以看出文学是社会思想变迁底产物。”29恰如陈独秀所言，与王韬、梁启超式的“短评”相较，“随感录”自从创立以来，就焕然一新了。不仅是浅显文言彻底换成了白话，就是所传递的思想也从士大夫情怀转向了个人主义的启蒙立场，向读者展示了一个个新的思想革命的“思想草稿”。而“杂感”一词在鲁迅作品中第一次出现始于《估〈学衡〉》，该文刊于1922年2月9日《晨报副刊》。而彼时《晨报副刊》第3版早已设有“杂感”栏，该栏目的设置大约始于孙伏园主编《晨报副刊》之时，是新文学期刊中设立最早、持续时间最久的“杂感”栏目。1921年10月17日“杂感”栏第一次出现在《晨报副刊》上，所刊发的第一篇“杂感”是寿明斋（孙伏园弟弟孙福熙的笔名）的《怎样纪念国庆?》。而鲁迅《热风》中所收的短评，除了《新青年》时期的“随感录”之外，主要就是《晨报副刊》“杂感”栏的文章，对此前文已有爬梳。鲁迅对自己部分文章的文体以“杂感”来命名的灵感，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晨报副刊》“杂感”栏的影响。对于“杂感”这种文体，《晨报副刊》的编辑孙伏园有既自觉又深刻的体认。他写道：“副刊上的文字，就其入人最深一点而论，宜莫过于杂感了。即再推广些论，近几年中国青年思想界稍呈一点活动的现象，也无非是杂感式一类文字的功劳。杂感优于论文，因为它比论文更简洁，更明了；杂感优于文艺作品，因为文艺作品尚描写不尚批评，贵有结构而不务直接，每不为普通人所了解，杂感不必像论文的条畅，一千字以上的杂感就似乎不足贵了；杂感虽没有文艺作品的细腻描写与精严结构，但自有他的简洁明了和真切等的文艺价值——杂感也是一种的文艺。看了杂感的这种种特点，觉得几年来已经影响于青年思想界的，以及那些影响还未深切著名的一切作品，都有永久保存的价值。杂感式文字的老祖宗，自然是《新青年》上的随感录。《新青年》虽已重印过好几回，胡蔡陈诸氏且已有专集行世。但尚有一大部分极有价值甚至世人尚未十分了解的杂感，今已得著者同意，辑入本社丛书第十种《杂感第一集》之中。本书所辑，约计杂感百则，除《新青年》一部分之外，全系在前本报第七版及副刊登过，特请周作人先生选辑。选辑完竣，即行付印，特此预告。”30“杂文”：被逼出来的文体意识“杂文”这一概念的提出与演变有一个逐渐曝光的缓慢过程。在1926年10月29日《致陶元庆的书信》中，鲁迅写道：“《坟》这是我的杂文集，从最初的文言到今年的，现已付印。”这封信极为重要，既是“杂文”一词首现于鲁迅作品之处，也首次将《坟》称为“杂文集”。

值得注意的是：1926年10月30日大风之夜，鲁迅为《坟》所写的《题记》中，虽然没有提到“杂文”的名字，但却对《坟》内所选文章的属性说了这样一番话：“将这些体式上截然不同的东西，集合了做成一本书样子的缘由，说起来是很没有什么冠冕堂皇的。”体式上的驳杂显然是鲁迅彼时将《坟》内文章命名为“杂文”的缘由。可以肯定的是，当时的鲁迅并没有过于鲜明的文体意识自觉。“杂文”的这一归类，更是延续了古代“杂文”、“杂著”36、“杂纂”等杂文学的传统。但是，不容忽视的是，从文体驳杂的向度来理解杂文文体，是鲁迅一以贯之的思想。1935年，鲁迅的杂文文体意识已然成熟。在当年12月30日，为《且介亭杂文》所写的序言中，他依旧保留了“杂文”属性中体式驳杂的向度：“‘杂文’也不是现在的新货色，是‘古已有之’的，凡有文章，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如果编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于是成了‘杂’。”这与徐师曾《文体明辨•杂著》所说的“以其随事命名，不落体格，故谓之杂著”如出一辙。话题回到《坟》，在1926年11月11日《写在〈坟〉后面》中，鲁迅多次肯定了此前在《致陶元庆的书信》中的文体判断，提到：“于是除小说、杂感之外，逐渐又有了长长短短的杂文十多篇。其集杂文而名之曰《坟》”这里，从“论说”到“杂感”再到“杂文”鲁迅提到“小说”、“杂感”时，俨然是有鲜明文体意识的，“杂感”在鲁迅的眼中甚至具有了与小说并列的文体意味。而“杂文”则没有鲜明的意识，甚至与“杂感”完全不同，而是“体式上截然不同的东西”。这种将“杂文”与“杂感”对立起来的思路，是贯穿鲁迅整个创作过程的。在1932年4月24日夜所写的《三闲集•序言》中，鲁迅写道“我的第四本杂感《而已集》的出版，算起来已在四年之前了”。在《三闲集》汇集出版之前，除了小说集、散文集外，鲁迅已经结集了五个集子37，很明显，《坟》这个“杂文”集子并没被鲁迅归入“杂感集”的范畴。诚如前文所称引，鲁迅也将《坟》称为“论文集”、“论文及随笔”。可见，这个时期“杂文”等同于“论文及随笔”。但不管这个时期的“杂文”还是后面的“杂感集”（或“短评集”），鲁迅都不认为其具有文学性。在鲁迅亲自编纂的《鲁迅自选集》（1933年3月初版）中，鲁迅从《野草》《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朝花夕拾》中选出22篇文章，唯独没有一篇“杂感”或者“杂文”。在《鲁迅自选集》序言中，鲁迅斩钉截铁地自陈：“够得上勉强称为创作的，在我，至今就只有这五种。”

启蒙写作论文范文第3篇

本论文关键词：小学；古诗；诵读；教学

诵读是我国古代语文学习的优良传统，是传统语文教学的成功经验。在小学阶段的语文教学中，语文教学工作者应充分重视这一方法的运用。

一、诵读是对小学生诗歌启蒙教育最基本，最常用，也是最有效的方式

最早的诗歌是人们口头吟唱的，诗歌中的音乐因素和其他文学体裁相比，有着更为积极的意义。音乐性是古代诗歌的一个重要特征。音乐美又被称为韵律美、声韵美，表现为押韵、平仄、句数、字数、停顿节奏、双声、叠韵、叠字等语音特征的有规律的反复所形成的听觉上的审美感受。

周振甫在《论诵读》中总结了诵读的种种好处，他说：“读时分轻重缓急，恰好和文中情事的起伏相应，足以帮助对文章的了解，领会到作者写作时的情绪；懂得音节和情绪的关系，到写作时，自会采取适宜的音响节奏来表达胸中的情意。”清代程廷祚认为：“古者之于诗，有诵有歌，诵可以尽人而学，歌不可以尽人而能也。”近人黄仲苏认为：“诵就字义言，则为读之而有音节者……”朱光潜说：“歌重音乐的节奏而诵重语言的节奏。”综合各家的理解，我认为诵读就是用抑扬顿挫的声调有节奏地读，反复地读，熟练到脱口而出，自然成诵。方智范分析到：“诵读是我国语文教育优秀传统中一种有益于积累、有效提高语文能力的好方法，应当适当提倡。诵读是反复朗读、自然成诵，尤其适用于优秀诗文等声情并茂的作品。诵读比简单的朗读更有助于从作品的声律气韵入手，体会其丰富的内涵和情感，又不象朗诵那样具有表演性。这一方法有助于积累素材、培养语感、体验品位、情感投入，达到语文熏陶感染、潜移默化的目的。”

二、诵读的作用是在反复诵读的过程中体会诗歌的语言和韵律美，并受到情感的熏陶

20世纪30年代初，夏丐尊等专家说：“读，原是很重要的，从前的人读书，大多不习文法，不重解释，只知在读上用死工夫。他们朝夕诵读，读到后来，文字也自然通顺了，文义也自然了解了。……”近来学生们大家虽说在学校里“读书”或“念书”，其实读和念的时候很少，一般学生只做到“看”而已。我认为语言学科，不该只用眼和心，须于眼和心以外，加用口及耳才好。读就是心、眼、口、耳并用的一种学习方法。

萧涤非说：“律诗本是一种具有音乐性的诗体，诗人完成一首律诗，往往不是用笔写出来的而是用口吟出来的。对于一首律诗特别是象《秋兴八首》这样的七律的鉴赏，更需要下一点吟咏的工夫。这倒不是单纯为了欣赏诗的音节的铿锵，而是为了通过抑扬亢堕的音节来更好地感受作者那种沉雄勃郁的心情。前人评《秋兴八首》谓‘浑浑吟讽，佳趣当自得之’”这虽然是针对律诗的特点而言，其实何尝不可以看作诵读古代诗歌的共同特色。这种方法似笨拙，实巧妙。它可以使古典作品中的形象、意境、风格、节奏等都铭刻到自己的脑海中，一辈子也磨洗不掉。因而才可能对它们耳熟能详，而理解得十分透彻。

三、展开诵读应根据学生年龄特点和诗歌特点予以指导

首先，诵读强调实践性，注重读的过程，遍数多是其基本要求。课程标准从“过程和方法”的维度出发，强调古代诗歌的启蒙教育应突出实践性，在反复的诵读实践中模仿、尝试诵读方法的不同变化，再积累诵读的经验。这个过程不同于以会背为目标的检测。南宋朱熹说：“读之，须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要多诵数遍，自然上口，久远不忘。古人云：‘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谓读得熟，则不解说，自晓其义。”叶圣陶说：“吟诵的时候，对于研究所得的不仅理智地了解，而且亲切地体会，不知不觉之间，内容与理法化而为读者自己的东西了，这是最可贵的一种境界。学习语文学科，必须达到这种境界，才会终身受用不尽”，所以他要求：“令学生吟诵，要使他们看作一种享受而不看作一种负担，一遍一遍地读来入调，一遍一遍体会亲切，并不希望早一点能够背诵，而自然达到纯熟的境界。”

其次，诵读还要强调诵读的目的性。诵读的基本表现形式是朗读。“用普通话正确、流畅、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列在了每个学段阅读目标的第一条。朗读是指放声读。教师应根据学生年龄特点和诗歌特点予以指导，使学生明白读的目的和要求，表达丰富复杂的思想感情和心理变化，注重对具体读法的指导，注重停顿、轻重、缓急、抑扬顿挫的不同、思想感情和心理变化之间的微妙关系，即课程标准所说的“注意通过诗文的声调、节奏等体味作品的内容和情感。”一些专家对此也有一些精辟的论述。如朱自清认为，“熟读的工夫是不可少的。吟诵与了解极有关系，是欣赏必经的步骤，吟诵时对于写在纸上死的语言可以从声音里得其意味，变成活的语气。”在朗读时，“要能分辨语气的轻重；使声音有缓急，合于原文意思的发展。”这些论述是有指导意义的。

再次，诵读的训练要注意层次性和多样性。根据课程标准的要求，结合中小学生的年龄特点，随着理解领悟能力的增强，学生的诵读技巧会越来越高，老师必须根据这些特点确定不同学段的诵读的不同要求和训练方法；组织课堂的诵读实践要适应学生的趣味，采取多种训练方法给学生示范和引导。

总之，诵读是和情感体验、语言积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指反复多遍，最终烂熟于心的读。学生吟诵诗歌，抑扬顿挫，韵味无穷，有意识地在诵读过程中体验情感，领悟内容，不仅可以感受到汉语言音律的美，诗歌意境的美，形象的美，还可以积累语言，受到熏陶和感染。与朗读相比，诵读更强调个人体验，更强调内化。诵读是古代诗歌启蒙教育的贯穿始终的方法。

参考文献

<1>曾祥芹，《阅读技法系统》，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2.135

<2>程廷祚，《诗论十五》，道光丁酉年刻本《青溪文集》卷二

<3>黄仲苏，《朗诵法》，上海，上海开明书店，1936.126

<4>朱光潜，《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二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119

<5>语文课程标准研制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解读》，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64

<6>夏丐尊，《叶圣陶.文心》，上海，上海开明书店，1948（再版，107

<7>中国教育大系，《历代教育论著选评》<上>，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909

启蒙写作论文范文第4篇

1.1实施方案

1.1.1初期阶段针对中药学教学规划和课程设置，此阶段在大二下学期选拔成绩优异，对科学研究或者中药企业生产、销售和研发有浓厚兴趣的中药学学科在校大学生，分别组织申报河南大学大学生创新计划，或组成兴趣小组，于大学二年级暑假进驻到中药学学科平台，进行中药学各学科门类的动手实验能力训练。此阶段主要进行中药学学科的科学仪器规范使用训练、基本实验操作、基本实验室安全教育、规章制度的适应以及基本的科学研究思路启蒙。此阶段主要进行中药学学科的科学仪器规范使用训练、基本实验操作、基本实验室安全教育、规章制度的适应以及基本的科学研究思路启蒙。主要考核指标为《科学实验记录本》、《跟师记录本》和《小组活动记录本》，分别详细记录研究日志、与导师交流情况、小组内成员间讨论沟通与协作情况;熟悉科研项目的中期检查、结题、验收和经费合理使用等基本的常识性内容。

1.1.2中期在掌握了大部分中药学课程和实验的基础上，在创新计划课题组和兴趣小组中筛选具有敏锐思维、动手能力强和学习优异的在校大学生进行课题设计、分析问题、总结经验和完善研究方案，此阶段贯穿大三年级，并在大三年级的暑假结束。此阶段主要在课题设计中训练学生学会使用搜索工具、数据库、图书资料和与导师、课题组其他成员的沟通交流。能有效的阅读中外文专业文献，归纳总结出课题设计方案，并能在课题的进行中分析和解决出现的问题，并学会撰写中文论文及工作总结和课题汇报等内容，能积累一定的实践动手能力和初步的科研创新能力。

1.1.3科研能力培养阶段此阶段主要与毕业实习相结合，通过初中期的训练与培育，进人此阶段的学生能独立进行一个小课题的设计、进行和完成。此阶段的培养，主要集中在课题中出现的问题如何解决，如何通过阅读文献，尤其是综合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达到形成一个独立思考和解决科研或实践中问题的能力，并能顺利的完成工作总结、汇报和结题，能独立撰写专业论文。

1.2取得的成绩

从2009、2010、2011和2012年接受了4批共计15人次的学生参加的创新性计划。在计划的实施过程中，大部分同学能够按照设计完成一个科研计划。同时，创新性计划也为他们的职业生涯的设计提供了新的视野。如2009年崔维恒等同学在实施《单味中药。一葡萄糖昔酶抑制活性成分研究》创新性计划中，发表国内核心论文5篇「3一7]。20n年邢晗等「8一，2]同学《南瓜降血糖作用研究》5篇。2010年赵辉等[l3]同学参加了河南省“挑战杯”论文大赛，完成的论文获得了一等奖。邢晗等同学以创新计划为基础，在2012年“挑战杯”创业大赛中获得了河南大学银奖。以上创新性计划的实施，在大学基础课程结束与专业课程学习开始的节点上，通过创新计划激发了学生对专业课的兴趣，培养了对中药学学习的思维模式，直观的认识了实验室内的仪器、操作和管理，推动了参与同学的学习专业课程的积极性，并逐渐依据自己的能力进行了人生职业生涯的规划。如参加创新性计划的同学分别有1人2009年保送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同年考取硕士研究生3人;2010年保送北京大学医学部1人;2011年有1人保送到浙江大学。通过参加大学生创新性计划，提高了学生们的理解能力、实践能力和科研创新能力。

2存在的问题

大学生创新实验计划的推行提高了部分中药学本科生实践动手能力，但在项目的实施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2.1如何发现自身对实验性学科的兴趣爱好

参与项目的学生处于大学基础课程结束和专业课程开始的节点，如何能发现自身对实验性学科的兴趣爱好是首要问题。计划实施初期，兴趣爱好能激发参与者的积极性;同时，指导教师的责任重大，需要和参与者不断交流、鼓励和引导他们对中药学的研究方法、目的和前景有着探寻的渴望。

2.2是否能够持之以恒将计划项目完整进行

参与项目的学生是否能够持之以恒将计划项目完整进行是实现中药学“阶梯式”培养的关键。团队的作用要充分体现，项目参与者之间能互相鼓励在课题的选择、整理和进行中发现问题，通过解决问题得到研究的快乐。2乃团队的合作与集体意识创新性计划是大学生专业学习的初始，中药学研究涉及到的领域多，内容丰富，在短短的假期中很难达到全面训练和培养的目的，所以团队的合作与集体意识特别重要。在创新计划的实施中分工协作、讨论和总结是参与者应该具备的素质。

3结论

启蒙写作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结合网络在当下中国的超常发达，运用“文化工业”理论剖析当下的中国文学和文学论争的特点，指出“文化工业”下的商业资本的统治本性淹没了文学所必需的创造个性和文学论争所必需的独立公正立场，使得环绕著作权和名誉权的文学论争成为当下“文学场的可怜点缀和可笑搭档。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白居易这两句诗倒恰能形容当下以文学为名的产品在印刷工业履带的轰鸣声中和不间断的拷贝下传声里的生产状况，虽说是万紫千红，却总如粗浅小草，让人纷乱摇头，有“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的感受。又种种以文学的名义引起的前赴后继的文坛纷争，也如迷眼繁花，徒有热闹的虚假表象，而少理性的真正论争。不能不让人感到:当下的大部分“文学”一边盗用历史上的文学名义，一边还要求新时代的赐福;而当下大部分“文学论争”，也早已脱离了漫漫复古长路时和萧萧革命征程中所凝结而成的主体担荷价值和严肃人文精神，而成为茶余饭后以资笑谈的娱乐新闻。而这，正是“文化工业”赋予当下文学论争的角色—成为“文学”场的可怜点缀和可笑搭档。

虽然过往历史上的文学论争并不能让人满意，因为它们颇多政治立场、意识形态、阶级划分等场外因素的干扰，并不完全是真正意义上关于文学本体的文学论争—古代往往和政治的党争和儒学等意识形态的纷争相连，现代和科学与革命、抗日与救亡等时代主题相连，从新中国成立到上个世纪so年代，阶级斗争、路线划分等政治立场术语又成为那段时期的主宰—二个时代一脉相承了文学为政治、伦理、教化、风俗等服务的主流言说立场。但我们见到的一个显著事实是，经济利益从来没能成为文坛流行话语权的主宰或潜主宰，即使在号称半资本主义的现代中国。而这种状况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步人有特色的社会主义阶段后有了巨大改变，在当代中国文坛失去了“轰动效应”(实际也是政治效应)进人了多元化时代的同时，文学论争也进人了以经济效益占主体的多元化时代。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和与世界的文化交流日趋同步，特别是以手机、网络的超常发达为显著标志，文学的商品化人娱乐化特征日益凸露并放大，成为有目共睹的现象。当下的中国文学真正进人了西人所谓的“文化工业”时代，而“文化工业”笼罩下的当下文学论争，也就呈现出与前所有社会制度不同的以经济利益为驱动的新特征。

“文化工业”这个概念最先为瞿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一书提出，其意本指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电影和广播……它们称自己为工业

据归纳，“文化工业”的基本特点是:倾向于反人本主义，消灭个性的存在;艺术风格趋于“同一”，是一种机械的再生产;实质是商业的市场效益和利润原则驱动着文化产品的生产目的;而其主要的社会功能是为大众娱乐消遣。cz}作为文化工业生产中重要一枝的文学，于此再难顶起艺术的神圣光环，而成为“机械技术”社会背景下的“复制”品:个性泯灭，与众不同的特征消失在一片看似灿烂而实质虚无的商业时空里。更因了网络的上传下达，文学产品成为转眼即逝的东西，激动、深刻、永恒等文学曾经有过的意义已转化为即时消费，而留存、获得关注一刹那，也就完成了“眼球经济”聚光灯下的经济效益。在几乎只有广告是艺术的“文化工业”时代，文学、绘画等老牌的以艺术号称于世的、现在仍企图以艺术号召大众时，其目的也差不多就是奔商业效益而去的广告了。是故，我们总能从走马灯换将的当下中国文坛读出腻味的搔首弄姿的金钱气息，以及由此而频繁引起的喧嚣不已的“争风吃醋”风波。

本文对“文化工业”不拟作深入的形上意义追寻(诸如现代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性、启蒙等神圣功能的丧失、大众文化、后殖民主义文化等问题)，而只谈其所影响的当下文坛和文坛纷争的特点

战斗了一生的鲁迅先生当初曾说，只要有一个“坛”，便不免有斗争，甚而至于漫骂，诬陷。其所针对的无疑是置身革命文学背景下他的个人和文学境遇，其背后氮氢的是文学人格严重对立下文学观念的严重对立，有着严肃深刻的思想斗争内涵。从表面看，眼下的这个文“坛”也在斗争，谩骂，诬陷，似乎也在叫嚷某些深刻的思想理念—譬如余秋雨要求的文化大散文、王朔要求的精英阅读等，然而在“峰峦如聚，波涛如怒”的宣称内容中，要求的大多是个人切身利益和名誉的现代法律''''l于此，观众也就立刻洞彻了在其慷慨陈词、义愤填膺的背后，有一个人人皆知的渺小:其所要求的不会是基于文学本身的艺术立场，也不会是所声称的法律和名誉，而是自称为文化人所不能正面宜扬的经济利益。进而，人们了然于当下这个文坛的论争人格之屏弱和追求之切实。

事实如此，当下的文学论争不愿再驻足于艺术的神圣殿堂，它来到了活动的篓键人间，显现出“文化工业”下的论争本相:不再关注文学文本的形式构成、意义建构，它从对“鸡蛋”的关注转到对生产“鸡蛋”的“鸡”的关注，到这个“鸡蛋”到底是谁生的和这个“鸡”到底如何。于是当下的由所谓文学引起的论争，多是围绕作品的著作权和作者的名誉权。而无论是那种权，关涉的都是经济问题和面子问题，而不是文学本身的问题。

虽然迄今为止都未有一个让人满意的文学定义，但文学之于人类生活有特殊的超越意义却一直为人们所接受。只是在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文学又总和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纸笔、印刷术等)、人类其他的精神活动(如绘画、书法、学术、文化等)密切相连，.以至文学的边界才显得不那么清晰。所以，如果要谈文学论争的本义，依笔者浅见，应该是争论文学的本体性和艺术性。所谓艺术，性的论争，就是要探讨文学这门特殊艺术所具有的艺术特质，也即以文学的语言为中心，探讨它如何既能亲近人类高层次的精神生活建构，又能亲近人类感性生活的安宁，以及在和人类的接触中，如何更好利用其语言为人类的精神和感性生活起更好的抚慰和提升作用。而本体性的论争，就是要阐明文学作为人类精神活动中极为特殊的一门，与其他人类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的差异性，具体说来，就是要探讨文学和政治、道德、经济、文化、其他艺术门类之间的边界，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纯粹的不与其他人类社会活动搭界的文学自然不存在、但文学的纯粹却一定存在，那就是它所使用的介质—语言，艺术性的区别于日常的语言，它会带来艺术对现实的疏离甚至是否定。阿多诺认为，可靠的艺术作品的特征，在于“它··一对一个有负罪感的社会和现实的否定，而这一现实却在盲目而且无情地不断自生自长;艺术作品也维护着其独立性和自主性，坚持同由诸多动机和目的性所主宰地现存社会的分离。",(31艺术成为人类唯一可能在其中获得自由的精神领地。虽然笔者对阿多诺关于艺术允诺的判断并不完全同意，但认为其对艺术特征—之于人类确有二种不同于社会现实的“分离”和“否定”特征—的归结是可信的，这可从意义、作用上去判定什么是艺术、什么是非艺术。

由此，我们不能不遗憾地发现当下的文坛纷争实在是与前此熟悉的文学论争有了本质的区别。文学已不再负载如古典文学时代常居主流的政治权力维护、道德风俗教化的沉重意义，也不再如负载革命、思想时代的革命和思想启蒙的严肃企图，甚至它也不再负载现代主义时代所表达的与现代社会决裂的绝望，总之它确实脱离了沉重、严肃甚至是绝望。在发现无论何种个人的思想企图都不足改变外在的冰冷现实后，人们彻底投人了大工业社会的统治怀抱，把文学真正当作一场游戏一场梦，而心甘J清愿的谋求与社会的合作，成为大工业生产机械下必然的链条和螺丝钉。正因为如此，提出“文化工业”概念的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才会说文化工业实质是“伪启蒙”，是一种“欺骗大众的启蒙精神：。

于是，当中国文坛丧失了一度标榜的先锋精神后，文学也丧失起码的个性与原创力，而不得不停留在模仿煽情的出发点。

上海的卫慧、北京的绵绵率先用身体撞开出版界的大门后，“性”成了市场的香悖悖，下半身、肉、木子美、上海美男，就一个赛一个的出炉，“快感”之后要“尖叫”，身体之中必“乳房”。当青春不小心成了可爱的字眼，大学生的校园恋情写作一路畅通，中学生、小学生也闻鸡起舞，纷至沓来。当下写作坊的招牌就像旧时没有节操、专奔钱去的妓女，一日三换宾客。区别只在于，前一系列招摇的无非是泛滥的性，后一系列招摇的无非是青涩的情。文坛学会了姿态不一的“秀”(show)，目的只有一个，捉住五心不定的读者不断游移闪躲的眼球。

文坛流行的“搭车”、“跟进”、“克隆”等现象，就是这种失去原创力之后的模仿产物。弄到极至，连作家的真实姓名也来“拓片”，金庸之后有全庸，陈燕妮之外有“陈燕妮”。而这也不止于文坛，它遍及整个文化工业领域，在社会的几乎每一个角落，都有这种趋势的流行。从古人论文章之三“偷”来说，“搭车”既属于“偷语”，也属于“偷意”，而从目的来说，那是“偷势”川，借别人辛辛苦苦闯出来的经济“形势”，为自己的钱财开辟兑现的道路。

而这种情况在著作权和名誉权意识日益昌明的今天，怎不引起重重官司呢?于是，自失去轰动效应后本有些寂寞的文坛就此热闹了起来。不过，这热闹里有作者们的功劳，也有所谓精英的批评者们从旁煽风点火的功劳，还有整个媒体(特别是网络)整个社会(包括观众读者等所谓大众)饱看的功劳。

作者之为著作权、名誉权而与批评者一争似乎还可理解，如韩少功之与评论家张颐武，毕竟那关乎作者的清誉和实在的利益，而看似不相干的作者主动向另一作者挑衅，发起笔仗，如王朔之和金庸，余杰之和余秋雨，却无论如何让人联想到其动机的不纯，更何况王、金之战中王用词之鄙便确实也得罪了大批观众的视觉，二余之战中为历史问题的清算出动了大批人马，又使人感到古代文学史上以“节操”论人的生命力之顽强。但这一切都是在媒体的助威加盟和社会强烈的看客心理中上演的。而这才见出“文化工业”巨大的同化能力。

以多事之秋的2003年文坛纷争为例。人们说:"2003年是惹是生非的一年”。对文化界来说尤其如此，“口水”惹出了要打官司的“猛兽”，“猛兽”却引来了经济效益。这“一方面是文化商人利用宣传机器与受众进行沟通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有一批闻风而动的文化界人士，先期制造事端沟通受众，然后守株待商的结果。于是‘口水仗’在2003年成为了沟通作者、商人和受众之间的桥梁，为各式各样的人制造着食粮，或者是精神食粮，或者是物质食粮。”下半年的四起重要战役:《沙床》炒作之争、郭敬明抄袭案、贝拉事件、新浪文化偶像事件，就是社会共谋的典型结果。(6)这种社会共谋，正是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所断言的文化工业本性发展与控制的必然结果。他们说的“文化工业”不是像康德所说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而是“有目的的无目的性”，也即，商业目的通过娱乐消遣的形式收买了无目的性的王国。(7)这个“无目的性的王国”就是包括普通大众和所谓精英在内的整个社会。超级秘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