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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写作论文

启蒙写作论文

启蒙写作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内容摘要:文章试图从古代书学教育的发展中汲取营养,探讨当前书法启蒙教育的发展方向,以期构建幼儿园书法教育的学科框架,推动书法教育从实用化向艺用化转变以及寻求书法启蒙教育的制度化途径。

党的十七大关于教育的阐述中首次提出重视学前教育。而作为基础教育准备阶段的学前教育,一直游离于义务教育之外,无论是教学园所的分布、教学师资的配备、教学内容的设置还是教材教法的确定等,较之基础教育相去甚远。而当前,书法教育被排挤在主流教育之外,书法启蒙教育作为学前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渐趋边缘已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关注书法艺术的发展,就要重视当前书法启蒙教育发展中的问题,要从历史的角度重新审视书法教育的核心价值,而古代书学蒙养正是我国传统幼儿书法启蒙教育的重要内容。

一、古代书学蒙养教育的认知

1.蒙学与书学的概念

蒙学,就是“蒙养之学”,是古代对蒙童进行基础文化知识教学和初步道德养成教育的统称。与小学、大学并列,是我国传统教育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周易·蒙卦》有“蒙以养正,圣功也”之说,也就是说,启蒙教育是为了培养人走上正道,是神圣庄严之事。幼儿正处于幼稚蒙昧期,教育就成了当务之急。在古代,对儿童进行启蒙的学校,称为“蒙学”,儿童“开蒙” 称为“蒙养”阶段,接受教育的年龄一般在四至七岁,蒙学教育的基本目标是培养儿童识字和书写的能力,养成良好的日常生活习惯,能够认识并遵从基本的道德伦理规范。

书学,则是古代蒙童接受的一种较为初级的、以识字和习字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古代蒙学中各学科的教学仍处在互相包容、互相融合的浑然形态之中,还没有各自独立形成自己完整的体系。就书法而言,是和识字结合在一起的,写字教学与识字教学密不可分。正如清人王筠所言:“蒙养之时,识字为先,不必遽读书。先取象形、指事之纯体教之。”由此可见,书学是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书学也是蒙学的基础与准备。

2.古代书学教育的特征

(1)书学教育目标的实用性

在印刷术尚不发达的古代,大量的抄写工作要由来完成,势必形成对抄手的极大需求。加之科举取士,考生书写水平更直接关乎科场命运。由于抄写的需求和科举的要求,使书法的实用价值巨大,所以书法教育在中国古代备受重视。为了适应科举的需要,习字课程作为书法基本功,在蒙学教育中必然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可以说,古代书法教育更加突出书法的实用性,古代书法教育本质是具有强烈工具性的书学教育而非书法艺术教育。

(2)书学启蒙教材的规范性

我国古代书法蒙学教材自先秦至隋代均以“字书”为主,“字”指识字,“书”指书写。字书兼有识字与书写功能。周习太史籀大篆《史籀篇》,秦斯小篆《仓颉篇》,汉习史游隶书《急就篇》。字书随着书体的演变而更替。从唐代开始,书法蒙学教材开始转向专门化,由于书体的演变,属于篆隶书体的字书系列被更系统的楷书识字课本《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所替代,后者称为“法帖”。“三、百、千”作为蒙学教材,流传最广泛、最久远的要数《千字文》,自唐宋以后,它一直在全国范围内被用作启蒙识字教材,直到清末。

(3)书学评价杠杆的强制性

古代蒙学教育主要是进行基本文化知识的教育和初步的道德行为培养,以识字、写字和背书为主。这一阶段中,习字是识字的有效手段,是书写能力培养的基础阶段。古代蒙学习字训练,在课程设置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蒙童的书写水平是其学业的重要标志之一。书法在当时是读书人能否走上仕途的考核标准之一,而选官政策与考试制度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古代书法教育的风向标,直接影响着书法发展的方向和要求。自隋代科举制度产生以后,书法与选官的关系在科举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二、古代书学蒙养与当前幼儿园书法教育的比较

古代书法教育包括家传、师授和官学这三种途径。家庭教育在古代书法教育中占有重要位置,是书法教育的一个重要形态。古代书学蒙养教育在很多方面表现出其不均衡性,在入“小学”之前的年龄层次,即当前的幼儿园阶段,表现尤为明显。首先,书学启蒙教育的受众面很小,仅限于家庭教育层面。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家传式书法教育受家族成员自身水平的制约,只有皇权、士大夫阶级和士人阶层的子孙才能够享受到这种特权。其次,书学启蒙教育的年龄参差不齐。较之家传式书法教育的早期化,师授式书法教育要待适龄才能开始,应该在“小学”前后,入学年龄明显滞后。再者,书学启蒙教育的官方认可度不高,呈游离状态。古代官学中只有“小学”和“大学”两个教育层次,未涉及“蒙学”这一级,这种初级教育大多是民间自发承办的,有私立的,也有宗族主办的,也有官办与公助结合的,当然谈不上制度保障,完全是出于需要目的的自觉行为。

古代的书学蒙养的涵盖面很广,与文字书写教育相关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内容都包含在内,是综合之学。而现代书法教育是一个具有现代学术和学科意义的概念,一般是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完成的。即使是不在义务教育之列的幼儿园,书法启蒙教育的开展,也要有科学的教学法、专门编定的教材,还需要知识结构合理的教师等,已然学科化和专门化。这些教育特征是古代书法启蒙教育所不具备的。

1.早期化是当前幼儿园书法教育的时代要求

秦汉时期的幼儿有的在四五周岁就开始学习识字、写字,六七周岁就读完了基本的字书。北齐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勉学篇》中就以切身经历强调及早从学的重要性:“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以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 清初教育家唐彪在几十年的蒙学教学实践中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启蒙教育思想与方法,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要对儿童尽早施教。认为三至八岁之间的孩子在入小学之前就可以通过识字关。

较之古代,当代学前教育已拥有了幼儿园这样的教育机构,要做到书法启蒙教育早期化已经拥有了完备的物质平台和师资力量。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条件允许,当前幼儿的书法启蒙教育起步可以提前到学前教育阶段。

2.学科化是当前幼儿园书法教育的必然趋势

书法作为独立学科的雏形由来已久,早在西周时期,学校教学内容中就有专门的书法教育,书法列入教学内容“六艺”中;汉代增设“书馆”;唐代国子监有“六学”,书学位列其中。西周“六艺”强调个体在礼乐(德行)、射御(军体)、书数(文理)等教育内容全方位的修养,源于古代社会分工还不够细化,学科化进程还很不明确,习字需要依附于识字教育,从而作用于其他诸学,故书法本身还不具备其独立性。

而随着当代文化科技的发展,教育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大,已非“六艺”“六学”所能涵盖。书法虽然还有在其他学科中的工具作用,同时依旧保留了书法的德育教化功能,却具备了更大的艺术价值取向,对于书法启蒙教育,不仅要求掌握书法的基本技法,还应该从文化和艺术两个方面来培养,增补书法史学、书法理论、古代文字、国学知识等相关内容,将其作为一门学科对待,使书法启蒙教育从其他学科中独立出来,实现学科化成为可能。

3.艺用化是当前幼儿园书法教育的终极目标

识字与习字有着密不可分的相辅相成的关系,习字对识字有极大的促进作用。由此,古代书学教育的实用功能不言而喻。但“书法课”不同于“写字课”。 写字只是要求把字写规范、易识,而书法则包括写字、艺术、文化、审美的内容,是艺术也是文化。艺术形象和文化精神更是书法所追求的境界。

随着印刷技术的普及和办公无纸化,书法的实用性正在急剧弱化,艺用性随之凸显出来。当前书法启蒙教育依旧存在较强的实用倾向,书法本身所具有的丰富内涵和功能得不到发挥,失去了书法教育的发展需要。书法教育在传统教育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其除了功用性,还承担着文化延续、艺术审美等职能,因此,突出其艺用性是当前书法启蒙教育的最终目标。

4.制度化是当前幼儿园书法教育的基本保障

在传统官学中,没有基础教育“蒙学”这一级。汉代蒙养教育多行于宫廷或官宦家族,到唐宋才逐步推广到一般平民家庭中。但官方办教育的能力十分有限,除宫廷皇家教育外,官方还无法建立初级的蒙学教育。如果说西周至两汉书法教育是制度化之上的自觉,那么,自隋唐科举制度确立,就使书法教育彻底法制化了。从“籀书”“史书”“章程书”“院体”“台阁体”“馆阁体”这一字体、书体的发展线索上,我们可以发现历代统治者对于书法的强大干预。尤其科举制对书法教育的强制性,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应试者书写能力的提高和书法人才的培养。

古人对书法教育制度化的要求与收效对当前不同层次的书法教育有一定的启示作用,作为当前书法启蒙教育的学前教育阶段,依旧适用。只有加强对书法教育的重视程度,加之教育行政指令的干涉,书法教育才能在启蒙和创新的过程中实现跨越式的发展,这种文教政策的干预从根本上来说又会远远胜过其他因素对书法教育的影响力。

参考文献:

[1]万应均.浅谈幼儿书法教育中的情感培养[j].学前教育研究,2005年第7期.

[2]董菱.论书法艺术教育的必要性[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启蒙写作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王国维 个体人格 生命归属

清末民初。战乱频频。革命后的中国被袁世凯与北洋军阀那样的所左右。社会风气被世纪末的颓废情绪所笼罩,每况愈下。深陷于此的国人终日盘旋于蝇营狗苟、追名逐利的污浊中。王国维清醒地审视到社会的庸俗心态。将道德衰颓的根源指涉为精神追求的缺失和世俗功利的迷恋。灵魂需要拯救,情感渴望栖息的家园,值此之际。王国维视艺术为情感慰藉的良方妙计,从人文关怀角度强调美育的生命启发功效,以情感充实道德、以审美抚慰心绪,启蒙思路演绎出独特的言说空间,流露出对个体生命的感悟、对心灵空间的审视。

王国维高扬精神主体的拯救。呼唤生命意识的复苏,其意识形态的主旨是对个体价值、个性发展的思考。理论阐发的原点维系着王国维的个体心灵体验。王国维生性忧郁悲观。当其正值青春年少时,便写下“人生苦局促,俯仰多悲悸”,“人生一大梦。未审觉何时”,诗词中流露出悲恸的忧郁气质。这一气质的形成是其生命历程的推衍,他的人生由家贫、体弱、位卑和乱世诸因素构成,幼年家境的贫寒。无力资助他去海外游学:“二十二岁正月。始至上海,主时务报馆,任书记校雠之役”:“二月之东文学社”:“又一年,而值庚子之变,学社解散”;“而北乱稍定,罗君乃助以资,使游学于日本”:“留东京四五月而病作,遂以是夏归国。自是以后,遂为独学之时代矣。”可见其境遇之坎坷,而他偏偏又以天才自况,天才情结与人生逆境的严重失衡所构成的巨大反差酿成了王国维的灵魂痛苦,心灵在忍受焦灼的煎熬,在桎梏的世界中,王国维将视点聚焦于情感的慰藉,他的启蒙之路就是沿着舒缓情感痛苦之路前行的。他从叔本华的哲学思想中汲取了生存的动力:叔本华“天才即痛苦”的定式成为他衡量生命价值的重要标尺。并获得了精神拯救。一种精神存在的优越感缓解了灵魂之苦。并在瞬间获得了生命的慰藉。王国维启蒙思想的书写始终是和对自我生命的探索相伴相随,启蒙的目的是为了安放自我灵魂,缓解生命焦虑,澄清人生苦恼。他能在超越本土的宇宙人生背景下关照生命存在,追寻人生形而上的终极意义,其人生痛苦是摆脱了日常生活的物化形态而深入到灵魂与人本价值终极关怀的层面,他对启蒙问题的探寻是朝向自我生命内心的。是一种对个体人生意义和生命归属的灵魂叩问。

王国维情感启蒙的言说基点在于他对自我生命的珍重与关爱以及由此激起的强烈的自我实现欲。追踪王国维的生命历程,可以看到,在启蒙之路中,他饱受的灵魂痛苦唤醒了他为寻找安身立命之处而探询人本意义,这是一种近代人文水平上的个体本位,与政治体制、社稷本位等经世致用的功利因素毫不相干。王国维人文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就是要建立文化自身的独立价值、学者独立的文化人格。王国维信奉文学必须反应作为目的的人本身,如康德所言:“这个根源只能是使人类超越自己的那种东西,只能是把他同唯有知性才能加以思议的一个事物秩序结合起来的那种东西……那种东西不是别的。就是人格。”在深刻的历史转型中,王国维鄙弃塑造群体人格的政治启蒙家重任,以天才的智慧洞见人世欲望。思考与个体生命休戚相关的情感空间。视焦集中于。个体人格”的塑造和言说。

个体人格的素质和文学的境界直接相关,“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家,殆未之有也”,王国维纠结干文本中个性思想的传达,他的文论基础凝聚在意境论中,意境论的立论基点即是“以描写自己之感情为主”、“特人生之主观方面”“诗歌之题目,皆以描写自己之感情为主。其写景物也,亦必以自己深邃之感情为之素地,而始得于特别之境遇中。用特别之眼观之。”1902年他对叔本华哲学做人本主义解读,用悲剧来消除社会的精神疾患,1907年割舍叔本华哲学选择文学则是为了角色的自期。其目的是耍让自己从观念到行为皆得到充分施展的空间,他注重的是缓解精神的饥荒,充塞灵魂的空虚,护持心神的安宁。在这样的自我定位下。他高扬非功利的诗性人生与价值自觉,超越了生存之苦与灵魂之痛,通过人本意义的践履来提升人格的价值取向。王国维忠于生命,坚守个体人格的价值,追求纯正的学术意义。给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学者的生存状态提供了意味深长的启迪。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感时报国,大都以鲜明的“急务”近利的姿态,调整着文化思想的路径。王国维作为一名情感纤细内省型的学者,面对大时代急变下的生存困境,他执着地追求心目中至善至美的理想,无论是在评述中国文学,还是在对外国文化的介绍接受过程中,他均标识出匠心独具的架构空间,彰显了独立意识,书写了个体价值。王国维的《评论》的美学灵魂就是要寻求解脱纯粹意义上个体生存苦闷之路,整体思路遵循叔本华哲学,极言人生之绝对痛苦的缘由,并竭力突破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压抑,实现完善自身的精神解脱。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把被历代正统文人所鄙弃、所不道的元曲置于楚辞、汉赋、唐诗和宋词之上,“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蔽之,日:自然而已矣。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元曲。”对元剧作家,王国维用“品格”作为对其突破传统规范的艺术个性的褒扬与肯定。元剧作家之”作剧也。非有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之意也。”其大旨不过“以意兴之所至为之,以自娱娱人”,“但摹写胸中之感想与时代之情状,而真挚之理与秀杰之气,时流露于其间。”他对以关汉卿、郑光祖、白朴、马致远为代表的元剧作家所追求的个性鲜明的艺术。品格”给予了高度的赞扬:。关汉卿一空依傍。自铸伟词,而其言曲尽人情,字字本色,故当为元人第一。白仁甫、马东篱。高华雄浑,情深文明。郑德辉清丽芋绵。自成馨逸,均不失为第一流。其余曲家,均在四家范围之内。”王国维肯定了元剧作家“一空依傍”的艺术独创精神,其独创理念张扬了个体感悟。强化了私语认知。深深契合了王国维的审美启蒙观念。

启蒙写作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蛮性

前言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蛮性”书写备受人们关注,基于作家的经历、创作思想和思想资源各不相同,同时,加上环境和文学语境的不断变化,创作出来的作品也各具特色,内涵复杂多样,不仅是对启蒙和救亡的诉求及焦虑,还承载着作家对人和社会的乌托邦理想,为作家们提供特殊的现代性审美价值及体验,并且能进一步探索人性和人的深层次心理状况。

1、中国现代文学“蛮性”书写的类型及特点

1.1植根乡土—书写“蛮性”之美

在中国新文学开始时,乡土农村就出现蛮性这一特征,作家对故乡和农村的风俗习惯用批判的眼光进行审视,并揭示和批判农村的蛮荒愚昧及落后。早在乡土文学第一个十年时期就出现了“蛮性”书写作品,但数量不多,且立意和宗旨同乡土小说较为相似。研究显示,值得人们关注的是“蛮性”作品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其中,东北和西南为两个浓墨重彩的版块。不管作家是东北的还是西南的,其笔下的地域不仅为故事的发生地,同时,还为作品提供复杂的背景,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作品的感染性及可读性。且作家能通过特定地域,让人们认识蛮性和人性理论,合理的批判道德等,最后将“蛮性”的生存及生命价值发挥得淋漓尽致。

1.2触碰心灵—对个体解放的意义

研究显示,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书写,不仅是表现中国农村边远地区的野蛮生存状况及原始旺盛的生命力,还希望通过书写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来窥探人性及心灵深处的隐私,便于很好地理解人性内涵,观照人生存困境的诗性和质询人为解放自身的途径方法。说到蛮性的这个特点,很多作家便会提高曹禺先生的《雷雨》,该作品为中国现代文学“蛮性”书写的最高成就。事实上,曹禺先生的创作也很好地将关于现代文学“蛮性”书写的事实折射出来,该事实为“蛮性”书写的大量出现同当时政治文化之间具有直接关系,在发展中受到政治、传统和地域文化的影响,其中影响较为严重的为政治、地域文化,其对大多数作品艺术风貌和思想水准起到决定作用。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书写潮流前一些成就比较高的作品,试图超于潮流,他们不仅辨析整合伦理,不依赖于抒写特定地域风情,同时,还用一定方法碰触人性深处,寻找“蛮性”的无限可能,最终摆脱概念束缚。

1.3转向革命—“蛮性”的升华及纯化

早在上世纪20年代初,部分作家的眼光便转向乡土中国的蛮荒,在人们生存的蛮荒中具有一定的力量之美,但没有人能明确这股力量的来龙去脉。直至20年代中后期,人们发现蛮性同乡土联系暂时被分割。“蛮性”为一种让人们在受到迫害或是不公时自发发出的殊死反抗力量,该种力量已经被纳入到革命视野中,具有明确的合法指向性,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社会变革和阶级革命。

2、中国现代文学“蛮性”书写的价值

2.1连通“启蒙”与“救亡”两大主题

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特点为启蒙和救亡双重变奏,换言之,启蒙和救亡二者一会相互促动,一会又相互压倒。同时,启蒙和救亡还相互交缠渗透,出现了像“蛮性”书写这样的钮结点。通过上文所述,便会发现“蛮性”作为一种书写题材,不仅是启蒙者借用的“辟人荒”和“立人”途径,同时,还是救亡者号召“革命”及“反帝”的方式。因此,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书写不仅指明对感情和人性国民性的思考,同时还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将“蛮性”书写放在钮结点上能帮助人们更好的认识蛮性的价值。

2.2新的审美品格极端体验

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书写不仅限于思想内涵上,“蛮性”作为一种写作题材,在现代文学发展后两个十年中,该种题材承载的启蒙和救亡内容有限,钮结点为主要贡献价值。在促成审美风格多样化上,“蛮性”书写具有一定的成就和价值,并且该种成就及价值是其他题材作品难以替代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蛮性”书写逐渐深沉博大凝厚,呈现出摄人心魄的“极端体验”之美以及雄健壮阔的“力之美”。

3、总结

“蛮性”在中国现代文学上作为一种创作题材,并不是只有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只是当时中国环境较为特殊,因此,关于“蛮性”创作风貌较为独特。不管是启蒙诉求还是救亡迫切需求,作家均将眼光转向“蛮性”,逐渐深入认识“蛮性”,并探索和尝试表现内容及方式,为创作提供多样化新质,代表中国现代文学“蛮性”书写成就。

参考文献:

[1]章敏.典妻习俗与中国现代文学书写[J].湖南社会科学,2014(1):199-202.

启蒙写作论文范文第4篇

眼下文坛有一个现象是耐人寻味的,历时两年有余、规模颇大的人文精神大讨论,近日却遭冷眼与批评,甚至相当尖刻的否定。如认为人文精神讨论不过是某些“好事者”的一个“最大的神话”;是人文知识分子“边缘焦虑”心理的“炒作”;讨论存在“四大误区”,泛滥“道德浪漫主义”,笼罩“精英气息”“贵族倾向”及“文化冒险主义”。记得1993年6月《上海文学》由王晓明等青年学者提出人文精神的话题,意在商业主义浸迷中倡导崇高和终极关怀的价值理想。这究竟有什么错呢?否则,它也就不会赢得那么多人的参与。讨论之热持续之久,都是多年所罕见的。就是这样一个世纪交替时代需要的话题,又为什么遭致批评与否定?我想,问题不在倡导人文精神,而是出在“讨论”上。   

这场讨论提出了一个众所关注的话题,批判了腐败世风、精神萎缩的社会现象与文学现象,功不可没,但它确也出现了批评者指出的某些缺陷。时至今日,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将前一阶段的富有激情的猛烈批判转化为清醒的理论建设。讨论中提出许多亟待梳理与深化的命题,如人文主义精神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它该定位在哪里?人文精神与市场经济关系势不两立吗?人文精神在当今中国社会关注的中心是什么?人文精神与新启蒙与文学的关系如何?近年来文学作品有没有人文精神?如有,它的表现形态与特征是什么?这一系列极有魅力与冥想色彩的问号,既关系着文学价值及其走向,又令人分明感到它们极难回答,也可能是“自投罗网”,我愿将近期阅读的人文精神讨论文章与文学作品的感受与困惑写在下面,算作参与人文精神讨论的讨论吧。

人文精神,文学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讨论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市场经济社会的重实利,重技术,重工具理性的偏向”,引发了“人文精神失落”。人文精神显然是针对市场经济背景提出的,但它在批评商品社会某些弊端时,将活跃的市场经济作为人文精神的对立物和批判对象却是偏颇的。它也是这场讨论收获不显、渐遭责难、由热变冷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啊,商品大潮与魔力无比的金钱,正在摇撼文学的神圣殿堂,在颤动中它怎能不发出危机的呻吟。你看,商业资本的投向不是文学的基础工程,而是灯红酒绿的歌楼舞厅或布设迷津的庸俗影视;书商钱袋对准暴力淫秽书刊,但对高雅艺术却冷眼而吝啬。生存于市场经济环境的人们,当今之日谁能超越金钱的要挟呢?钱,钱,向来将“为稻粱谋”视为耻辱的文学家们,被金钱狂潮弄得斯文扫地。普列汉诺夫说:“在普遍买卖的时期,艺术也成了买卖,这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呢!”然而我们要追询的是,市场经济果真是人文精神与文学的掘墓者吗?在我看来,它带来了冲击与机会的双重性。市场经济确立了商品地位与价值,当经济与金钱价值被视为包括精神产品在内的衡量一切的砝码时,金钱至上与享乐主义便浸入了文学的肌体,崇高被亵渎,高雅屈从世俗,通俗降格媚俗,价值关怀也变为纵欲贪婪、“活着就好”的眼下生存状态的渲染,文学载道功能与传统理论价值顿然失色了。可是市场经济终结了大一统的计划经济,确立自由竞争的平等原则与多元的价值观。这不但使三江五岳、五行八作充满了活力,而且与弘扬人文精神是一致的,也给文学带来从未有过的朝气与自由。打破了单一与独统,激发了个人与个性的创造力,出现了多元互补、充满竞争的文学格局。我很欣赏冯骥才说过的一句话:以往作家挤在一个梯子上,现在作家各有各的梯子。流派多样,强化个性,本土与异域,传统与现代,这种百轲争游、比翼齐飞的文学状态,显然与充满进取活力的市场经济背景是不能割断联系的。 

这里顺便提一下,由经济发达与发展两大板块结构而成的世界文学,统观它的历史还没有发现哪一国家哪个民族的文学,因为商品经济冲击而使它失落与衰败。伴随20世纪钟声而发端的诺贝尔文学奖,截止到1995年的92位得主中,除来自印度、哥伦比亚、埃及等十几个发展中国家外,他们大多数生活于市场经济发达的社会,享此殊荣的如罗曼•罗兰、法朗士、柏格森、加缪、肖伯纳、黑塞、罗素、海明威、斯坦贝克、贝娄、夸西莫多、川端康成、大江健三朗等这一串熠熠闪光的名字,正是在商品潮水冲击下而让世界当代文学历史更加辉煌。而且,这些赢得世界文学最高奖励的,不乏蕴含人文精神的杰作。正如福克纳1950年荣获诺贝尔奖时说的那样:“作家的天职在于使人的心灵变得高尚,使他的勇气、荣誉感、希望、自尊心、同情心、怜悯心和自我牺牲精神复活起来。”所以说世界文学历史事实说明,巾场经济不但不是人文精神与文学的消解剂,而且是生发人文理想、激发创作活力的巨大因子。 

作为有人文理想的文学家,为了自身生存与写作发展,也不必拒谈金钱或者拒绝金钱于吾门之外。事实上,作家谈钱甚至为赚钱而写出的作品,不见得都是失落人文精神的污秽不堪的废纸垃圾。巴尔扎克为挣钱偿债而写出的多卷本《人间喜剧》,却是他那个时代批判金钱罪恶的杰作。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神经有点乖谬,也为金钱急赶稿子,但并不妨碍他创作出勇于将巨额支票付之一炬的被侮辱被损害的女性形象,使《白痴》成为批判腐朽社会的不朽之作。契诃夫要求家人,谁提供一个故事素材他就给谁钱,与出版商他更是讨价还价锱铢必较,所以他的心理与生活方式不能说没有庸俗的东西,连他自己也说,“我意识到我是为钱工作,而钱是我的活动中心”。然而,在他一生发表的那些小说中,一个重要主题就是用人文精神反庸俗反小市民恶习。因此,在市场经济越来越深化的历史背景下,在金钱与文学冲突中,我不赞同传统的文人固穷论与金钱有害论,尤其反对将这种传统观念视为人文精神,并将它跟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看法。市场经济乃是经过坎坷历史、付出沉重代价而找到的,它符合历史的发展进程。人与文学倘若要生存和发展,怎能离开金钱?文学家怎能幻想为了人文精神的纯正而生活于象牙之塔?海明威说得实在,“经济上的保障由于使你免于忧虑而成为一个巨大的帮助”。我以为,将文学塞人钱眼里必然庸俗与堕落;但拒绝金钱而陷入“固穷论”与“有害论”的窘迫境域,静心写作不过是奢谈。在人文精神、文学与金钱经济关系方面,两个极端都是荒唐的,应该在今日市场经济社会背景中寻找二者的辩证关系。就此而论,伦敦的传记作家欧文•斯通说得有道理:“有一些人为了文学写作,脑子里不存在丝毫金钱思想,写出来的可能是垃圾;另一些人为了金钱写作,却可能创造文学。决定因素是一个人的才能,而不是与才能的报酬有关的计划。”在这里需要补充的一句是,除了才能才华,一个成功的作家还须拥有丰饶的生活积累、深切的人生体验以及包括崇高人文思想在内的其他必备条件。   

今日文学与市场经济关系还不仅仅是文人文学与金钱的问题,尤为重要的是市场经济这一力量巨大的杠杆作用给文学注入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市场经济看来给价值观带来了某种混乱,但它击碎了陈旧过时的观念,又提供了新的人文价值观的沃土。自由、尊严、平等、公正,这些人文精神所主张的基本概念要求,其实是经济学自由主义传统的出发点,只有市场经济破除“官本位”与等级制度才能实现人文的追求。现在,面对汹涌而至的市场经济大潮,文人与文学对它只是初期的阵眩与不适应,而市场经济决非是危害人文精神与文学的罪魁祸首,实际上它创造了张杨人文精神、推进文学发展的良好环境。所以说,现在谈人文精神,谈文学的生存与发展,谈人文知识分子的位置,应有一个出发点与立足点,这就是顺乎历史,不能脱离(更不能对立)市场经济这一时代大背景,中国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由农业文明转为工业文明,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恰恰应该诞生那种拥有人文精神底蕴、探索现代人生存价值的伟大文学。

人文精神与新启蒙的关系。在这场人文精神大讨论中,不知为什么,它轻视与排拒了另一声音的呼唤,这就是有些作家与理论家提出的“新启蒙。”如年前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部分中青年学者说,在社会转型期要“找回失去的精神家园,为此,文学必须再进行一次彻底的启蒙”。声音虽然不算强大,但人文精神讨论把它视为毫不相干却是一大失误。人文主义,西文humanism。启蒙运动为enlightenment,它的词根是启发、照亮、摆脱偏见的意思,如加以引申或通俗点说,启蒙运动是以人文精神照亮蒙昧首,用知识、理性使之摆脱偏见。事实上,无论从历史抑或从现实看,人文精神与启蒙,原本相生相伴,有着不可分离的血缘关系。人文精神离开广泛的启蒙运动,它怎样深入到民众灵魂呢?脱离特定时代的启蒙使命,它就会变得虚泛议论而不知它价值定位在哪里。批评者为什么认为这场人文讨论“玄秘而虚空”,本来具有“建设性的话题,变成了纯粹消费性、宣泄性,甚至表演性的话匣子”?其因盖出于人文精神抽象化,脱离现实社会与世俗环境,只谈终极文化关怀理论而与现实启蒙任务相脱节,致使世纪之交的人文精神具体内涵、定位在哪里,它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土地上关注的中心焦点是什么,这一系列至关重要的命题变得模糊了。   

从历史说,人文主义一词的由来是伴随文艺复兴而诞生的,它也是后来欧洲启蒙运动思想理论的旗帜。当时作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伟大诗人的彼得拉克(亦有译为佩脱拉克),他的名字与人文主义联系在一起。彼德拉克原是科隆纳红衣主教的秘书而拥有显位,但他不迷醉于这种彪炳烜赫的生活,宁肯独守于沃克吕滋乡村幽室,研究希腊和拉丁文典籍,发现古代文科研究与古代哲学关于人的价值观念的意义。按西塞罗的说法,那些包括语法、修辞、艺术、历史、涛歌和道德哲学等是一种“人文学科”。而“人文主义是历史学家给15世纪这种整体现象所起的名字,文化的‘再生’或‘文艺复兴’就是人文精神所引起的文化运动”(苏珊•伍德福特《剑桥艺术史》)。所谓人文主义,指的是一种思想态度,它认为人、人的价值具有首要意义,它关注入与信仰,人与自然,人的尊严与自由意志,强调个人价值与民主。从哲学层次讲,人文主义即以人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明白点说,在今天,它是探索与回答人活着为的是什么?它是人文,知识分子要启示民众的生存价值观和对生命意义的质问。   

人文主义其实是人类的精神要求与思想现象,在西方与东方的中国它都是源远流长的。甚至在人文主义这一词语还未正式确立之前,如文学历史上的屈原《离骚》与古希腊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之中,不是早已流荡着人文精神吗?人文主义当然有其特定的基本内涵,但作为一种精神不是一成不变,它是历史的。每当历史处于转型期的重要关坎,人文主义几乎是时代精神的一种晴雨表,启蒙运动车轮的纤夫,二者不是孤立而是不可分离的。如欧洲18世纪启蒙运动中,启蒙主义者借用文艺复兴时期的、对中世纪封建的宗教的经院哲学给以致命打击的人文主义思想,作为反对君权与神道的思想武器。从我国历史看,早从孔学的、与古罗马“七艺”相似的“六艺”中,就强调“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注重文人道德教化与理想人格的“修身”。尤其明代中叶以后的早期启蒙与近代启蒙,其人文精神表现了东西方相似的东西又各有特点。到了现代,在“五四”运动中借来了西方的“德先生”“赛先生”,但在这场新文化启蒙运动中又灌注着传统的民族脊梁的人文精神,以启蒙人们从封建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思想桎梏中解放出来。只有这样才“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陈独秀《旧思想与国体问题》)。总之,历史事实表明了中国知识分子血管里激荡着人文精神,有着难分难舍的“启蒙情结”。而且这种人文精神并非是人类“道德经”的最高裁判法则,也不是高悬于空中的批评标准用来对作家作品实施终极的裁决,它总是从人出发调整人文的时代定位与关注的焦点。   

现在,我们需要从历史回到现实来,即20世纪人文启蒙的关注点是什么?处于“初级阶段”的今日之中国,人文精神与启蒙应该投射的焦点究竟在哪里?在我看来,它应观照人的生存状态,锲而不舍地探求市场经济社会中人之当下与长久的生存价值理想究竟是什么。关注人与人的生存状态,早从古希腊哲人提出的“人是什么”“认识你自己”即已开始了。但历史进入20世纪,特别经历了“二战”这场世界浩劫之后,人的生存危机与生存价值的失落,已经成为世界人文主义者与多种学科普遍关注的一个中心。现代人的生存危机主要来自环境对人的物与精神的双重挤压。从物的挤压说,有战争的杀戮,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结束,但“小战”从未停止过,世界不同角落时有战火硝烟而损害了清澈澄明的天空。还有世界资源的匮乏与“环境崩溃”正在使人的生存变得越来越危机,人类生命之源的水与大气惨遭污染,土地向沙漠退化。难怪文艺复兴发祥地意大利的罗马俱乐部于1968年发出了“地球处于困境”的紧急信号。英国著名生态学家爱德华•戈德思密斯提出警告,全球生态恶化可喻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从精神挤压说,西方发达国家进入工业社会,虽无匮乏之危而物质大大丰富了,但是人类却遭受着“物质丰富,精神痛苦’(马克库塞语),人的生存意义受到质疑而精神危机愈加深重,人类面临的危机仍然是哈姆莱特所说的“生存,还是毁灭”的命题。因此,德国著名学者卡西尔在其《人论》一书中说:“人被宣称应当是不断探究他自身的存在物——一个在他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须查问和审视他的生存状况的存在物。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恰恰就存在于这种审视中,存在于这种对人类生活的批判之中。”它明确表述了20世纪哲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道德伦理学等人文的乃至技术科学对人之生存危机与生存意义的关注。文学亦不例外。作为人之烦恼、困惑的“润滑剂”与重塑人类灵魂的文学,对于20世纪生存价值的探询,它尤应负担更多一些更为沉重的使命。也正因如此,本世纪涌现的名家名著或隐或显地盈灌着对生存的人文精神的关注。   

在中国,对生存意义的关注尤有特殊的意义。其一,与其他许多国家相比较,别人有的“二战”浩劫,我们也有;别人没有的,我们还多了一重竟达十年的“文革”灾难,因此对生存价值我们当有更深重的体验。其二,我们特别习惯于小农经济农业文明的生存方式,一朝进入工业文明,或者确切点说,进入市场经济社会,我们感到眼花缭乱而又十分陌生,于是出现价值观的混乱与人格世风的颓败。它向文学提出尖锐挑战,亟须重建商业社会中的生存信念与价值体系。其三,我们对外开放获得了世界先进科学技术与大量资金的投入,同时西方文化、后现代的生存价值观也随之而来了。其影响正面与负面同时并在,从后者看,如西方学者所痛心疾首的五个基本消失(即理性的消失,真理的消失,正义的消失,尊严的消失,价值的消失),它在中国土地上不是到处可见吗?又如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在《文化:现代与后现代》里所描述的思潮,哲学方面有一种消极的黑格尔主义,认为“人是短命的历史化身”,有如“河滩的足迹”,浪涛打来便“荡然无存”,人类的那些“瘟疫横行的城市行将崩溃”。他们认为这不只是西方的衰落,而是一切文明的终结,并推向荒唐逻辑的文学游戏。另一方面,为强调生命意识而恣写色情、暴力、冲动及非理性行为,猛烈打击正常行为的价值观与动机模式。这种轰毁生存意义的思潮,我们在现实生活许多角落及文学作品中,不是俯拾皆是吗?每个时代都有“大众神经官能症”,20世纪特别是后半叶,这种时代的官能症状表现为“生存无意义感”。正如维也纳著名心理学家v.弗兰克尔博士在1975年国际笔会专题学术讲演中所言:“今天,人们不像弗洛依德时代那样感到性的挫折,而是面临着存在本身的挫折。今天,也不像阿德勒时代那样存在着自卑感,而是空虚感,一种生存的空虚感相随而至的生命无意义感。”所以“当代文学中,某些作家的全部作品都可以看成是生活无意义感的大众神经官能症的征兆”。弗兰克尔所指出的当代文学中播散的生存生活“无意义感”的症状,我们在80年代中后期与90年代文学作品中并不鲜见。总之,对于刚刚跨入市场经济社会门槛,对于生存价值还处于相当“蒙昧”状态的人们,中国当代文学以人文启蒙精神关注生存危机与生存的信念、理想和价值,恰恰是历史赐给我们的使命。

新时期文学的人文启蒙思潮的起伏与得失。如果将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从伤痕、反思、改革到寻根文学,称为新时期文学第一个启蒙潮,那么,90年代的近两年,可以视为第二次启蒙。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中说得明白:“所谓启蒙,是指人从自在的蒙昧中得到解放。”又说:“勇敢地去认识吧!坚持自己的理解!”这两次启蒙所针对的都是蒙昧,如果说上一次是从极“左”思潮、文化专制主义与造神运动的蒙昧中解放出来;这次新启蒙主要是面对市场经济这一令人特别陌生特别困惑的商业社会环境与转型期的时代碎片,从新旧杂陈、迷惘紊乱的价值观念的“蒙昧”中走出来,构建以人之生存为中心的良知、法律、道德、信仰、理想诸方面的人文价值体系。与第一个启蒙潮不同,这次文学新启蒙没有宣言没打旗号,更不是轰轰烈烈,而是在人文精神呼唤中悄然涌动一种志在改变愚盲、浮躁、孱弱、迷乱的精神状态。这次新启蒙的反思意识与上一次的反思文学大不一样,人文知识分子首先是反思自身,不是以“导师”自居,告别“张俊石时代”,而是寻找边缘化知识分子自身弱点与历史定位;同时也反思与寻找处于世纪交替的文学位置与再造辉煌的使命。   

新时期的文学启蒙潮虽曾一度断层但前后二者不是没有联系的,未尝不可以这样说,近年启蒙的全新涌动,既是第一个启蒙潮的延伸又是对它不彻底性的一个弥补。前一个启蒙潮的功绩与意义,只要读一读“四人帮”覆灭之后的伤痕与反思文学作品就不难理解的。就如刘心武的《班主任》,好学生谢慧敏与坏孩子宋宝琦之间的差异是那么明显,然而在她与他均把《牛虻》当作“黄书”这一盲点上,表明二者都是蒙昧的。班主任张俊石老师引导他们阅读中外优秀文学书籍,实际是反映了当时开始的文化启蒙。颇有象征意味的是,张俊石作为优秀教师的形象处于作品的中心地位,恰好表现了当时人文知识分子在启蒙潮流中的特殊重要性。所以说,《班主任》不仅仅是新时期文学的发端之作,其实也是开始了第一个启蒙潮的标志。这场启蒙潮的历史功绩主要在于,手执批判武器首先扫荡了长期思想禁锢与瞒和骗的文学妖氛,将文学与民族传统文化和世界优秀文化连接起来,打碎了个迷信与造神运动的蒙昧。启蒙大潮中涌现的像《伤痕》、《天云山传奇》、《布礼》、《蝴蝶》、《月食》、《大墙下的红玉兰》、《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剪辑错了的故事》、《李顺大造屋》、《灵与肉》、《人到中年》、《爱,是不能忘记的》等拥有广泛轰动影响的佳作,我们没有必要从经典意义上将它们与文艺复兴时期但丁《神曲》、薄伽丘《十日谈》及诗集《爱的梦想》、佩脱拉克《凯旋》、阿里奥斯托《狂怒的奥兰多》等相比较,但你读它们与阅览那些历史名作所感受的冲击力与灵魂震撼力却极其相似。这次启蒙虽未鲜明地提出人文主义,但它用血与泪凝铸的艺术形象却蕴藉着人文精神,强烈要求发现人,把人当人,从神崇拜的蒙昧桎梏中解放出来。   

这场启蒙也有它的盲点与不彻底性,有它的局限与遗憾。当它呼唤人们从封建文化专制主义解脱出来的时候,文学并未清醒地意识到20世纪人文启蒙所关注的生存危机与生存价值这一最基本的命题。文学在当时也曾为前景开了“药方”,即回到“十七年”的传统,或将一切希望寄托于开明的路线。传统与路线固然是重要的,可它无法具体回答已经置身于八九十年代所面对的纷繁复杂的商品经济社会环境中的生存困惑与价值的失落。即使那些在打破禁区、开辟思想航道方面发挥先锋作用的作家,如王蒙《蝴蝶》所描绘的主人公张思远,当他平反复出担负国务院一位副部长重任之后,对历史有这样一段思考:“1949年的腰鼓,1976年的游行,在小石头、张指导员、张书记、老张头和张副部长之间,分明有一种联系,有一座充满光荣和陷阱的桥。这桥是存在的,这桥是生死攸关的。”显然,这是作家从开国到粉碎“四人帮”,从坎坷崎岖道路上寻找如何填平“陷阱”、发扬“光荣”的历史联系。”又如李国文的《月食》,小说篇名即象征十年动乱以及“五七”灾祸如同“月食”,悲剧历史结束之后,那“摆脱黑影”的重放光彩的月亮,将“更加明净更加高洁”。这就是说,第一个启蒙潮的文学对于打破历史坚冰是勇往直前的,但它的脚步没有去追寻人之生存危机而依然踟蹰于政治层面上,认为只要回到“十七年”、恢复革命传统与正确路线就行了。   

应该说当时批判极“左”路线的文学,也注重人的发现,以人道精神呼唤人性与人的尊严,但它还没有完全超越政治层面,而是借人性与人的尊严去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如宗璞《我是谁?》本是较早较为深刻的表现人性、人道、人的价值的一部小说。即使如此佳作,主人公被变形为“蛇神”“牛鬼”“大毒虫”时,当她渴望加入“人”字形大雁队伍时,那幻想却回溯到1949年春,忆起从太平洋彼岸回到祖国怀抱“投奔共产党、投奔人民”那种“情愿跳进革命的熔炉”的经历与心迹。韦弥和许多知识分子热爱祖国的感情是无比神圣的,但小说那种回首往事却似倾诉与辩白个人冤屈,似乎以个人辉煌历史对于把她打成“牛鬼蛇神”的暴行提出政治抗议。那以大雁队形而对“人”的呼唤,那小说标题所寓示的“我是谁”原可以深一层探求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存价值,如果从这一层面作为出发点,以大写的“人”去批判把人不当人的极“左”路线的本质,《我是谁?》将会超越拨乱反正这一政治框架,而进入人的生存终极关怀的境界。   

这是新时期文学第一个启蒙潮的一大遗憾。但它与其说是作家与文学的缺憾,不如说是历史的局限。是历史限制它的思想高度,只能如此而已。然而文学的另一缺憾,却不能归咎别的而应由文学自身承担责任。这就是80年代中期“文化热”中提出的—个口号:“文学回归文学”,或“文学就是文学”。文学是一块神圣的精神领地,它的独立与尊严自应得到保护与珍视,文学一旦遭遇非文学恶性侵扰必将倒退与堕落。从这一点说,“文学回归文学”口号是对的。然而,我们也不必回避文学的一个特质,即文学离不开精神的支点。这精神支点不是单一的,是人生、社会、经济、道德、哲学等多重价值观念的融会。人们常常对文学严厉地提出“境界”的要求,请问“境界”是什么?文论早已指出,“有第一等的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所谓“襟抱”与“学识”,显然不可能局囿于纯乎又纯的“文学”。即使今天讨论的作为文学灵魂的人文精神,你能说它仅仅是审美的或技艺手法之类吗?所以说,“文学回归文学”的口号既有道理又是偏颇的。“八五”文化热自有其历史功过得失,我在这里不作详论,但当时对西方“新观念…新方法”不深加辨析而无条件的狂热接纳,对“叙事圈套”、“语言颠覆”、“无价值判断”的一片喝彩,在“文学回归文学”口号下,连文学支点、人文精神与作家使命感一起抛掷一边,轰轰烈烈的第一个启蒙潮也随之夭折了。   

启蒙的一时断层,导致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文学失态是有目共睹的。滑坡、下陷、低谷、危机,这是对失去轰动效应之后的文学不景气状态的描述。湖南青年作家韩少功说,现在的文学存在“无魂的现象”,它反映作家们已经意识到“整个人文精神的衰竭”状态,文学亟须新的启蒙。1993年夏提出的人文精神,实际是知识分子“启蒙情结”萌发的、重新衔接一度断层的启蒙的前沿舆沦,也可以说是通过人文精神大讨论反射作家理论家的良知与启蒙使命感。它的审视目光投向从小农经济方刚步人市场经济的光怪陆离的社会环境,从生存价值的蒙昧中探寻人的活法与铸造那承负跨世纪工程的伟大民族灵魂。奔小康之路自然需要物欲的满足,但人活~世该不该有信仰与道德理想?如果没有高度精神文明的民族,能够建成高度繁荣、物质充分富裕而又民主、自由、富强的理想社会吗?面对金钱至上物欲横流的奢糜之风,如何建设市场经济社会的现代人物欲与精神的价值体系?这一切,无不要求比新时期第一个启蒙潮更为深刻的、任重而道远的文学新启蒙。

五   

人文精神、新启蒙与近年文学新形态。人文精神讨论中另一个现象是令人惊诧的,人文精神起初显然是针对令人很不满意的文学状态而提倡的,可是当热火朝天讨论的时候,却将当下文学事实弃而不顾了。既然人文精神不是虚浮天空而是贯通于文学之中,那么,与其理论上讨论有没有人文精神,还不如面对创作实际,考察它是失落了还是存在于作品之中,当下文学表现人文精神的形态与特征又是什么?从整体说,近年文学不少方面还是令人忧虑的,如虽有许多好看的小说,但缺少有思想的小说;有风格独异的个人性,却罕见时代性与历史感;有形形色色小故事的绘声绘影,却少有大胸襟大风范;有题材多元多样的广度,却少见卓有穿透力的沉甸甸的深度与力度。不过,当平心静气地拨开平淡或平庸的作品,你将会发现,比起80年代末90年代初,近年文学潜动着回升,有不少佳作问世,它们透露出内在所渗润的人文启蒙精神的新特征:   

第一,文学旗帜由写生存状态而趋向为生存与为人生的二者融合。为人生是我们文学历史尤其是现代文学的优秀传统,极“左”控制文学时那种假大空理想令人厌恶,但不能因为讨厌它连文学为人生、表现人生价值理想也弃之不顾了。1987年兴起的新写实,它那关注中国人生存状态的主题,打通了与世界文学的连接,也是对前次启蒙潮局限所作的弥补。但它仅仅连接了20世纪生存意识的一半即物质生活状态,另一半即人之生存应有什么样的信念与价值观却被略之一边了。以“感情零度”与“原汁原味”所写的实实惠惠“过小el子”的生存故事,消解了社会人生价值。这一半的忽略,恰恰反映了新时期文学由重启蒙而轻启蒙的一种退却,一种倒退。笔者文章中多次提出,不要把写生存与为人生的文学传统对立起来,二者不是对立而应融会为一体。近年来,新写实与其他品类作品,在勘探生存状态时开始重视了人之生存的真谛与价值理想,它是作家思想的升华又透出一个讯号,即文学摄取人文精华而开始了新的启蒙。此类作品并不鲜见,如曾写过《烦恼人生》而作为新写实台柱之一的池莉,新春伊始发表的《你以为你是谁》,它所描绘的大哥陆武桥正是池莉小说没有出现过的形象,沉浮商海而又义肠侠胆,两次动武方式粗野,但那挥动的老拳与对弟弟、李板眼晓明的大义,表现了新写实小说揉入的人生意蕴。新写实曾回避人生哲学,但这部中篇小说题目本身就透出它所追问的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哲学命题的味道。至于说她的新作《化蝶为蛹》,写了一个从孤儿园里长大的小丁,当他成为腰缠万贯大亨之后,又将全部资金投入孤儿院的社会福利事业。他的人生设计与志趣所向,否定了大款流行时尚的声色犬马纸醉金迷的生活方式,寓示当代私人企业家重新选择生存的价值理想。方方的早期作品《风景》已经显示了独特的张力与力度,而她的《一波三折》,对于卢小波由“囚徒”而“大款”,并不是廉价的庆颂,而“我”更为敏感与警惕的是他大款之后那种毫无羞耻感的复仇方式。虽因生活“无常”而感“无奈”,但痛感其“可恶与可怜”,又示以自尊自励、好自为之的人格劝勉。读了这一类作品,你会感到它们不满足写人是怎样的活法,更为注重探求人应该怎样活法,流溢一种生存状态与人生价值交相浸渗的文学追求。   

第二,文学功能由消解与拒绝批判而重振理性批判的伟力。”批判”二字在当代中国文学长期被误用与滥用了,它简直是“打棍子”、“政治宣判”的同义词,一提“批判”令人毛骨悚然。然而,原本意义的理性批判却是文化尤其文学进步不可或缺的,人类就是在批判与建设中前进的。马克思对于哲学辩证法的阐释也有益于理解文学的功能与特性,它“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革命的”。文学对历史与现实社会反思的时候,其锐利与深度就在于批判。真正意义的文学批判,源于作家对人类生存现状与理想价值的人文关注,出自良知与历史使命感。所以恩斯特•卡西尔认为,历史上那些杰出的作家常常“是人类本性最尖锐最严厉的批评家”。   

当然,文学的批判并非是表层生活现象的指手画脚,由于它关怀的是人之生存意义及终极价值,因此它以审视与批判的目光对待现实与现世种种生活状态。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文学陶醉于语言叙事圈套而丢开启蒙时,批判的旗帜也就降落尘埃了。迎合时尚、欺世盗名、拜金媚俗之作泛滥成灾。在此期间,有的作品也见批判锋芒,如刘震云的《单位》《一地鸡毛》,那位曾有理想追求的大学生小林,为什么在几年机关单位与家庭琐事环境中竟然变得意志消沉、心理卑俗呢?我读他的小说感到作者很有才华,从小小“单位”与家庭的琐琐碎碎之中发现磨损人的美好天性的巨大惰力。这是小说闪耀批判之光的方面。但另一面,当它揭示了单位与家庭生存的“怪圈”与惰力之后,它不是给人以忧患与危机感,不是激发那种改变生存环境的奋击精神,而是向这习惯性惰力退让与归顺。你看,小林作为一个国家公务员卖鸭子干私活赚钱之中得出一个人生信条:“就在人堆里混,什么都不想,最舒服”。当他毫无愧意地收下县里送来价值数百元的烤箱时,反倒从这一“启示”中,相信了“改变生活也不是没有可能,只要加入其中就行了。”小林就这样从有理想有作为而向庸俗归顺,小说也就从理性批判又退了下来。它透示了生存环境中的怪圈与惰力,却又接受它的诱惑与归降。从这层意思说,《单位》《一地鸡毛》比起作者早期作品《新兵连》也是一种后退,它剖析了“集体”所诱发的妒忌与恶行,但不是适应与归顺,而是以一个个惨剧与悲剧,令人震悸与惊醒。对待生存的缺陷由悲剧式的提醒而喜剧式的顺应,这种文学批判的放弃,多少反映了几年年的人文启蒙精神的起落。   

近两年来不少作品重新闪射出批判的光芒,在各类品种中以写商海与宦海的“二海”小说相当突出。前者如周大新的《向上的台阶》,写了一个叫寥怀宝的人从乡文书竟然登上副专员的高台阶,在一个不算长的中篇小说里,将“官本位”社会的登龙术揭露得如此淋漓尽致。作者的“创作谈”令人深思,谈他在泰山冯玉祥将军墓前看到一个小孩吃力地爬向陵前一级级台阶,“我忽然意识到,这幅图景就是人生的绝妙象征:人艰难地爬完长长的一溜台阶之后,见到的却是一座坟墓,是死亡”。这就是作者所以写《向上的台阶》的最初“灵感”与“契机”,小说从批判中寓示,凭借“女人”、“裙带”之类关系与手腕,即使他的官阶爬得更高,等待的不是辉煌而是“坟墓”。至于表现商海的小说那就举不胜举了,笔者去年发表的《走出地平线的新经济小说》曾谈到,这类小说不再眷恋改革与保守的政治模式,而是从日常经济活动展示故事;描写人物也不多是政治观念与权势相争的冲突,而是从经济关系从金钱利益揭示人际关系的亲疏、恩怨与离合,甚至血缘家族以至性爱关系也都浸泡在经济利益冰水之中,动机、行为,这一切无不围绕着金钱这个魔方而旋转。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从这些作品所写的“经济细节方面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如《商界》《单身贵族》《梦醒时分》《落魂天》等,在那经济细节那人物故事批判中含纳着人文的几许蕴味。又如《龙山吟》,作者李肇正是文学新手,但描述的香港董老板在困苦的龙山乡兴办水泥厂时,他与当年插队的知青朋友初恋情人之间,金钱物欲与道德人格之间的冲突,折射出一种相当强烈的震撼力。再如张欣的近作《岁月无敌》所叙述的千姿与晓菲两个年轻女演员人生与艺术截然相反的道路,很有启示性。它凝聚着近些年商品经济与文化艺术、物欲与精神操守种种冲突的一个缩影。张欣长于写新都市市民与弄潮商海的形形色色,《伴你到黎明》《首席》等小说真切地绘制了商潮泛浮而起的众生相,在咀嚼人生苦涩与命运无常中给予几许真诚几许无奈。《岁月无敌》不同了,它写了母女情长与人间温馨,但透出更多的冷峻。晓菲唱歌名日艺术,不如说是傍大款的一种消闲,肉体与灵魂全卖给了金钱。千姿是张欣过去小说所没有的形象,这是一个在商海冲荡之中懂得拒绝诱惑拒绝媚俗,用真诚与良知追求艺术的人。千姿与晓菲在双双对比中强化了批判力,小说展示的不仅仅是一个演员也是人之为人的生存价值。   

第三,人与自然关系,原是人文主义要旨之一,可是在这场人文讨论中却完全忽略了人之赖以生存的、日趋恶化的自然生态环境问题。文学作为人学是由两大方面结构而成的,一方面揭示人际关系;一方面还要探求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对于后者,由于长期“阶级斗争为纲”控制文学而被忽略了。即使有的作品写人与自然的关系,但在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之中,人与自然理应相互依存、彼此和谐的关系却被扭曲了。随同世界与中国生态环境的险象环生,有些作家开始注意环境文学,运用各种艺术样式表达了对自然环境的忧虑,蒋子龙的《水中的黄昏》、张扬的《消息不宜披露》、陈建功的《放生》以及哲夫的《黑雪》等,都是近几年出现的好作品。像《黑雪》发生的那样极端事件,意在警示人类对大自然无节制的残酷掠夺,必遭大自然的残酷报复。传统哲学以“人类中心论”散播“人是自然的法则”,人类任意摆布自然而作为自我的恣肆享乐。然而在土地、大气与水严重污染面前,不得不认识到中国古人早已道出的“天人合一”的真谛。人与自然如此重要的命题未能进入人文精神讨论的视野,在强调终极关怀时却对当下生存环境不屑一顾,不能不说是一大失误,也表明环境意识的启蒙如此迫不及待。强化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与环境文学,关键在于思维的变革。环境文学不是简单的一种题材、一个品种的问题,它是文学思维的一场深刻的革命。现代哲学的使命是研究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的三大关系,环境文学必须上升到哲学层次而绝非某一特定空间或行当(如乡土文学、明星文学之类)所能框定的。它审视的对象是整个人类与大自然,作家所拥抱的对象是整个地球与人间寰宇。环境文学不仅仅面对当下,而是关怀人类生死存亡的命运。自然观是人类根本性的价值观,如果说文学的历史上对社会制度、宗教、人的尊严与权力有过这样与那样的启蒙,那么,面对生态环境危机,当代中国文学需要承担人与自然关系的启蒙,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环境文学则属于未来的文学。   

启蒙写作论文范文第5篇

党的十七大关于教育的阐述中首次提出重视学前教育。而作为基础教育准备阶段的学前教育,一直游离于义务教育之外,无论是教学园所的分布、教学师资的配备、教学内容的设置还是教材教法的确定等,较之基础教育相去甚远。而当前,书法教育被排挤在主流教育之外,书法启蒙教育作为学前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渐趋边缘已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关注书法艺术的发展,就要重视当前书法启蒙教育发展中的问题,要从历史的角度重新审视书法教育的核心价值,而古代书学蒙养正是我国传统幼儿书法启蒙教育的重要内容。 

 

一、古代书学蒙养教育的认知 

1.蒙学与书学的概念 

蒙学,就是“蒙养之学”,是古代对蒙童进行基础文化知识教学和初步道德养成教育的统称。与小学、大学并列,是我国传统教育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周易·蒙卦》有“蒙以养正,圣功也”之说,也就是说,启蒙教育是为了培养人走上正道,是神圣庄严之事。幼儿正处于幼稚蒙昧期,教育就成了当务之急。在古代,对儿童进行启蒙的学校,称为“蒙学”,儿童“开蒙” 称为“蒙养”阶段,接受教育的年龄一般在四至七岁,蒙学教育的基本目标是培养儿童识字和书写的能力,养成良好的日常生活习惯,能够认识并遵从基本的道德伦理规范。 

书学,则是古代蒙童接受的一种较为初级的、以识字和习字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古代蒙学中各学科的教学仍处在互相包容、互相融合的浑然形态之中,还没有各自独立形成自己完整的体系。就书法而言,是和识字结合在一起的,写字教学与识字教学密不可分。正如清人王筠所言:“蒙养之时,识字为先,不必遽读书。先取象形、指事之纯体教之。”由此可见,书学是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书学也是蒙学的基础与准备。 

2.古代书学教育的特征 

(1)书学教育目标的实用性 

在印刷术尚不发达的古代,大量的抄写工作要由来完成,势必形成对抄手的极大需求。加之科举取士,考生书写水平更直接关乎科场命运。由于抄写的需求和科举的要求,使书法的实用价值巨大,所以书法教育在中国古代备受重视。为了适应科举的需要,习字课程作为书法基本功,在蒙学教育中必然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可以说,古代书法教育更加突出书法的实用性,古代书法教育本质是具有强烈工具性的书学教育而非书法艺术教育。 

(2)书学启蒙教材的规范性 

我国古代书法蒙学教材自先秦至隋代均以“字书”为主,“字”指识字,“书”指书写。字书兼有识字与书写功能。周习太史籀大篆《史籀篇》,秦习李斯小篆《仓颉篇》,汉习史游隶书《急就篇》。字书随着书体的演变而更替。从唐代开始,书法蒙学教材开始转向专门化,由于书体的演变,属于篆隶书体的字书系列被更系统的楷书识字课本《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所替代,后者称为“法帖”。“三、百、千”作为蒙学教材,流传最广泛、最久远的要数《千字文》,自唐宋以后,它一直在全国范围内被用作启蒙识字教材,直到清末。 

(3)书学评价杠杆的强制性 

古代蒙学教育主要是进行基本文化知识的教育和初步的道德行为培养,以识字、写字和背书为主。这一阶段中,习字是识字的有效手段,是书写能力培养的基础阶段。古代蒙学习字训练,在课程设置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蒙童的书写水平是其学业的重要标志之一。书法在当时是读书人能否走上仕途的考核标准之一,而选官政策与考试制度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古代书法教育的风向标,直接影响着书法发展的方向和要求。自隋代科举制度产生以后,书法与选官的关系在科举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二、古代书学蒙养与当前幼儿园书法教育的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