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2003年粮食出现“安全”问题以来，解决“三农”问题的利好政策一个接着一个出台（取消农业税、粮食提价、粮食和农机直补、增加六小建设投入、降低教育收费、农村合作医疗补贴、农村金融改革、乡镇体制改革），尽管农业生产资料大幅上涨，但多数农民还是得到了实惠（去年农民收入增长6。8％）。非常遗憾的是，这些好政策的主要策略目标是——通过刺激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增产而增加农民收入。当粮食产量达到一定的目标后，这些政策就失效了，如果没有新的好政策出台，农村的三个老大难问题必然重现，并会衍生一系列全局性的严重后果。

一，三个老大难问题

1，种粮生产无利。

如果按照现在的生产资料等成本价格水平，粮食市场价格如果低于0。55元/斤，粮食生产基本无利。今年中部和南部部分地区的早稻市场价格已经跌破0。55元/斤。正常情况下，中稻和晚稻的价格比早稻高0。05元/斤，预计今年中晚稻的价格在0。6元/斤上下小幅浮动。如果保护价执行得好，农民得到的实际价格会高于0。65元/斤，如果保护价执行不好（短斤少两、除水除杂、关闭市场、限收拒收、议买定卖等等），农民实际得到的价格可能低于0。6元/斤。再考虑今年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因素，可以预见的是，今年粮农每亩的实际收入将比去年减少100元以上。

根据过去的经验，粮食定购政策是难以执行到位的，朱鎔基总理过去为了保证定购政策执行到位，曾经使用过“铁碗”，但粮食部门对农民的服务丝毫没有改进。在期待粮食部门保护农民利益的同时，也应该不要有太天真的想法。

根据过去20年的经验，粮食种植面积达到一定的水平后，即使粮食价格下跌到种粮无利的水平，粮食生产面积也不可能在两年之内减少到上个低谷时期的种植面积。这是因为农民难以支付重新调整结构的成本——种粮虽无利，但不种会更不合算。所以，未来三年，会面对种粮无利的局面。可以预见的是，未来几年中国的粮食不是少了，而是偏多。

粮食生产无利的时候，一般情况是养殖业也无利。当主要的种植和养殖业生产无利时，必然导致农民农业收入下降。

由于中国农村有2。5亿个农户，只要农业生产有利可图，千家万户就大力生产，处于垄断地位的生产资料厂家必然乘机涨价。当农民高成本生产出农产品时，2。4亿个农民同时进入市场交易，形成无序过度竞争，农产品价格必然快速下跌。

所以，中国农民经常遇到温铁军先生所说的“两个失灵”——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面对两个失灵，2。4亿分散的小农丝毫没有办法。

2，结构调整无路。

如果主要种植业和养殖业都无利，大规模的农业结构调整是必然选择。但中国农民始终面临这样的背景，一是国外、境外农产品比国内便宜，同时要对外开放农产品市场；二是2。4亿个农户生产能力强大，大面积、多品种、长期性的农产品过剩的格局已经形成；三是农民缺乏有效的市场组织，机构调整往往是上面发号召，下面的干部搞政绩工程；四是调整结构除增加巨大生产成本外，产品还要找市场，需要新增销售成本。

这样的背景下，怎么搞结构调整？如果各地只是在增加或减少生产面积和品种上做文章，少数局部的调整是可能有效果的，但从全局的角度要考虑，多数地方的农业结构调整必然是瞎折腾，往往失败的多，成功的少。

对农业机构调整而言，最紧迫的一个问题是要搞清楚我国到底需要多少粮食，至今我们还在粮食不是多了就是少了的困惑之中打转转，导致民力和国家财力的巨大浪费，实在是悲哀！如果粮食问题吃不准，我们的三农决策就永远被“粮食安全危机”牵着鼻子走，而实际情况是最近十年，中国的粮食总体看不是短缺危机，而是过剩危机。凭经验判断，我同意厉为民先生的观点——中国粮食安全不存在危机，人均需求400公斤的标准太高了，国家粮食储备最高时达到5200亿斤实在是太浪费了。

假如中央政府不想办法控制大宗农产品（特别是粮食）总量，不严格区域种植规划，不支持农民组织化，不开放农村金融，不对农也进行有效的保护，不推进农业专业化、工业化、企业化、产业化，农业结构调整是无从谈起的。

3，劳动力就业无门。

最近两年东部发达地区出现了“民工荒”，主要的原因是农村种植业和养殖业收入上升，农业和乡镇企业吸纳了大量劳动力所致。随着农产品价格下跌，农业收入下降，农村2亿多绝对剩余劳动力必然在非农领域寻求就业。只要农村种植业和养殖业不景气，乡镇企业新增就业机会就会大幅下降（1997——2003年相对1983——1996年，每年较少数百万人）。如果前两年农业和乡镇企业吸纳的劳动力吐出，加上农村劳动力的自然增长，预计未来每年从农村挤出的劳动力不会少于1500万，而中国经济保持9％发展速度，每年实际只能为农村接纳1000万左右的劳动力。未来农民就业问题将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头等重要的社会问题之一。

二，衍生的全局性后果

如果上述三大难题重现，必将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后果。一是农民需求下降，农村市场萎缩，加剧宏观调控的压力；二是下岗工人、城市高中生、大学毕业生、农民工第二代、新进城农民工的就业问题，集中于城市解决，考验和谐新政；三是胡温新政解决“三农”问题成果毁于一旦，已经初现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契机散失。

三，建议。

总的建议是：坚定不移的、不折不扣的实施“以工补农”战略，大幅度增加对三农的投入，给农民平等国民待遇；要通过建立“依法配置三农资金的新体制，高效透明转移支付三农资金的新路径，民主管理和使用三农资金的新机制”，杜绝三农资金“张冠李戴式的权力配置、层层雁过拔毛式的转移支付、家族式的使用管理”；建立和健全农业保护政策体系、农民社会福利政策体系、农村民主自治政治体系，促进农业和农村现代化改造，实现农村和谐发展。具体而言，重点为：

第一，坚决落实粮食保护价收购政策的同时，坚定不移的开放国内粮食市场，严格控制主要农产品进口。积极寻求粮食出口或援助缺粮国家。多余的粮食，出口不了，援助不成，宁可倒入大海，也不要留给粮食部门的“粮耗子”。

第二，严格控制生产资料涨价。要特别支持农民合作组织生产、经营、消费农业生产资料。

第三，放手和支持农村农民组织发展，主导“组织民间化”，推动“民间组织化”。大力补助民间组织动员农村劳动力大搞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用“劳动换福利、劳动换权利”的办法提升农村民主自治水平。

第四，完善基本农田保护制度和主要农产品区域种植计划，基本稳定主要农产品产量。

第五，开放民间金融，创建农村土地金融社保制度，将农村土地产权纳入现代金融体系，大力发展村社（集体）资本主义经济。同时，支持农业向专业化、工业化、产业化、企业化方向延伸。

第六，积极推进乡镇有限自治，扩大人民民主政治权利。在《宪法》的框架内，最大限度的保障农民的公民权利。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中央转移支付资源最大限度的直接用于老百姓身上。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