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人口老龄化趋势范文第1篇

关键词：城镇化；乡―城人口流迁；老龄化；趋势

中图分类号：C9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4）06-0012-10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4.06.002

Urban and Rural Population Aging Trend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of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in China

TONG Yufen1，LI Yumei1，2， LIU Chuanqi1

（1.School of Labor Economics，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Beijing 100070，China； 2.School of Management， Guizhou Minzu

University， Guiyang 550025，China）

Abstract：The research observes trends in urban and rural population aging using census and statistics and predict the future using multiregional population forecasting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aging issue indicated an increasing trend in both areas. Specifically， migration between rural and urban areas makes great contributions to boost aging in the local region. In terms of aging， the more active ruralurban migration is， the faster the future population of the elder in urban grows. Correspondingly， the population of the elder in rural drops dramatically. And after 2022 the population of the elder in urban will more than it in rural. The greater scale of ruralurban migration is， the less proportion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and the dependency ratio in the urban region is， and the situation appears opposite in the rural. In future， the proportion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in the rural area will always be higher than that in urban area， and the gap showed a narrow trend rather than expanding. Then we will face greater pension burden and economic pressures in urban， and the challenges of home care and longterm care will be serious in rural. Based on this policy implications， the article put forward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Keywords：urbanization； ruralurban migration； aging； trends

一、 前言

目前，中国城镇化正处于“S”型增长的中期快速发展阶段。2012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52.6%，城镇人口每年以大约3‰～4‰的速度递增，远远超过同期1‰的总人口年增长速度[1]。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主要通过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转变实现，即在城镇化过程中，农村人口向城镇转变所作贡献约占90.7%，而城镇人口自然增长在其中的作用只占9.3% [2]。同时，有大量研究成果可以证明，目前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的转变主要以农村劳动年龄人口流迁为主。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也显示，在我国城镇地区的常住流动人口中，15～44岁人口约占流动人口总量的78.6%。预计随着未来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及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劳动年龄人口流迁进入城镇的速度还会加快。这种城乡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趋势也必然会直接影响到城乡人口结构及其城乡老龄化进程。基于这一认识，本文采用多区域人口预测模型，以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对我国未来城镇化发展背景下的城乡老龄化变动趋势进行多方案模拟。通过定量考察人口流迁对城乡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必要数据基础，也通过对预测结果的讨论最后得出具有政策含义的结论。

目前关于城镇化进程的城乡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及其后果，虽然已经引起较大关注，但主要集中于乡―城人口迁移对农村、城镇或区域的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及后果的定性研究[3～5]，如乡―城迁移下的年龄特征和生育率变动对农村老龄化的影响[6]、农村就业人口老龄化问题[7]，以及从历史的角度描述城市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及特点[8]；或者是只针对全国、农村或某一特定城市人口老龄化发展的趋势预测等[9～12]，目前只有个别学者将中国与其他国家人口老龄化过程中的城乡差异进行了比较研究[13～14]，但结论差异较大。

值得注意的是，有学者在2005年曾对中国百年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进行预测，结果表明，到2053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数将会达到峰值，约为4.3亿，此后开始缓慢减少，但到2100年时仍将有3.5亿以上的老年人口；2010年以后我国将进入人口老龄化迅速发展时期，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在2010～2032年间每两年就增长一个百分点，2050年时

将达到31%，2100年继续提高到34%[15]。而2006年《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百年预测报告》中显示，到2050年我国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老龄化水平推进到30%以上，2040年左右人口老龄化重心将转入城市，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的现象将会消失[16]。蔡茜采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运用年龄移算法对我国农村老龄化的趋势预测结果显示，我国农村老龄人口呈现线性递增，2050年其比重将达到36.51%[17]。

本文借助于人口宏观管理与决策信息系统（PADIS）软件，对我国分城乡的人口老龄化趋势进行了多方案模拟，重点考察了不同乡―城人口流迁水平下我国城乡人口老龄化变动的特点，从而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决策依据。

二、方法及数据来源

1.采用方法、原理及软件

根据本文研究的目的，为满足多区域分要素预测，建立中国分城乡、分年龄性别的人口预测模型的需要，本文对相关数据做出如下假设：

①依据人口平衡方程，假设期末人口数=期初人口数+本期出生数-本期死亡数+净流迁数，由此得出计算期内城乡人口总量。

②采用基期年龄结构，结合生命表、分年龄生育水平和流迁模式的讨论，得到预测期内分城乡、分年龄人口以及人口出生和死亡状况的相应数据。

在上述基础上再按城乡分年龄、性别的人口流迁作为表征城镇化进程的重要参数，代入预测模型以获得相应的结论。

本文利用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制的国际人口预测通用软件“人口宏观管理与决策信息系统”（PADIS）进行预测。该软件引入了多区域人口情景模型预测，相较以往的人口软件提高了预测因素的多元化和模型精确度。

2.数据来源

目前，在还没有一套完全准确的数据可以被作为标准数据的现实情况下，相对于教育数据或户籍统计数据而言，人口普查数据虽然不可避免地会存在统计误差，但仍是学者们用于人口问题研究的最重要的基础数据。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历次人口普查资料和中国人口统计年鉴资料，以确保数据的权威性和精确性。本文以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数据，但考虑到“六普”数据存在低年龄组的漏报问题，参考崔红艳等的“六普”数据评估方法，根据历年出生人数回推，调增了1107万0～9岁人口，其中男性599.95万，女性507.05万[18]。按1岁组预测截至2050年的人口发展状况。由于预测期较长，将近40年之久，本文选取了2020年、2030 年和2040年三个节点年份对参数进行了调整。

三、未来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城乡人口老龄化预测及主要发现

1.预测方案设置

（1）生育参数的设定。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总和生育率为1.18，远低于更替水平，学者一般认为这一水平偏低。根据以往研究经验，考虑目前国家对“单独”生育政策的放开，预计未来生育水平将会提高，我们选择两种生育水平作为重要模型参数。其中低方案假定从当前的城镇1.4，农村1.86，2030年以后提高到城镇1.8，农村2.1，并保持该水平到2050年。高方案假定总和生育率从当前的城镇1.4，农村1.86，到2030年城镇和农村同时恢复到2.1，之后一直保持不变。同时假定生育模式从2010年到预测末年不发生变化，详见表1。

（2）死亡和预期寿命参数的设定。

死亡参数的设定，关键是要得到未来各年龄的死亡率或存活率。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编制简略生命表的结果，考虑到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城乡差异因素，本文主要参照联合国平均预期寿命经验步长的变化趋势确定城乡人口预期寿命的增加值。假定未来的死亡概率以2010年为基准，保持不变。对于未来男女两性的分年龄死亡模式，选择联合国模型生命表的一般模式。方案设计如表2所示。

（3）出生性别比的设定。

受生育政策影响，我国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鉴于国家人口政策是一个逐步调整的过程，出生性别比将逐渐恢复正常。以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基准，出生性别比为城镇116，农村119，到2030年城镇和农村出生性别比会逐渐下降并恢复至正常水平，即106，保持到2050年不变（见表3）。

（4）乡城人口流迁方案的设定。

本文的乡城流迁是指每年从农村转到城镇的净迁移人口，由于缺乏每年由农村向城镇转移人口的直接数据来源，我们根据公式“城镇期末人口数=期初人口数+（本期出生数-本期死亡数）+净流迁数+因为行政区划调整增加的城镇人口数”，从而，“城乡净流迁人口=（期末人口-期初人口）-（本期出生数-本期死亡数）-行政区区划增加的城镇人口”，对过去10年的城乡净流迁人口进行一定的推算发现，2000～2010年间我国城乡流迁人口增加规模每年大约在1200万左右。根据发达国家城镇化发展经验，当城镇化率达到一定水平时，城镇化趋势将会趋缓。按照我国目前城镇化进程的速度，假设在2030年左右我国城镇化达到发达国家城镇化的经

验值，之后城镇化速度将会大幅度下降，这时城乡之间的流迁人口也会大大减缓。因此，设置高、中、低三种乡城人口流迁方案（如表4）。此外，城乡人口流迁模式采用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的户口登记在县外的分年龄、分性别人口数据作为流迁模式数据，并假定保持不变。且本预测未考虑国际人口流迁，即假定全国总体上为封闭人口。

2.基本结论与发现

不同生育水平和流迁方案下我国城乡人口老龄化的预测结果如表5所示。

（1）不同流迁方案对应的城镇化水平。

根据上述设定的方案进行推算，可得不同流动迁移方案下对应的未来我国城镇化水平变动趋势（见表6）。在相同生育水平下，流迁规模的大小对我国城镇化水平影响非常显著。以低生育水平为例，2030年高流迁方案的城镇化水平高于低流迁方案6.4个百分点，2050年这一差距扩大为12.7个百分点。以中流迁方案为例，2030年高生育水平的城镇化率高出低生育水平0.38个百分点，2050年这一差距变为0.96个百分点。

图1中流迁方案下城乡老年人口规模变化趋势

（2）未来城镇老年人口规模将很快超过农村

且二者差距迅速加大。

数据模拟结果显示，高、中、低三种流迁方案下未来城镇和农村老年人口规模的总体变动趋势一致（见图1）。城乡对比发现，2010年农村老年人口规模约是城镇的1.3倍，但随着乡―城人口流迁的加快，我国城镇老年人口规模增速快于农村，于2020年超过农村老年人口规模，且二者差距不断扩大，2030年高、中、低流迁方案下城镇老年人口规模分别是农村的1.37倍、1.31倍和1.25倍，2040年进一步扩大到1.79倍、1.67倍和1.60倍，2050年城镇老年人口规模将是农村的2.79倍、2.42倍和2.14倍。

图2中流迁方案下的城镇和农村老年人口比重

（3）未来农村老年人口比重虽然始终高于城镇，但二者之间的差距将经历先扩大再缩小的趋势。

预测结果显示，不同生育水平对应的不同乡城流迁方案下，农村老年人口比重始终高于城镇，但二者的差距呈先扩大再缩小的趋势。以低生育水平中方案为例（见图2），2010年农村仅高于城镇2.26个百分点，2036年这一差距达到最大值（约11个百分点）后开始逐渐缩小，2045年高于城镇约8个百分点，2050年比城镇高5.9个百分点，可见，按现有发展趋势城乡人口老龄化倒置的现象不会一直持续。

图3不同流迁方案下的农村老年人口规模

（4）提升乡城人口转移规模，将会明显减少未来农村老年人口的规模，并会加大未来城镇老年人口的规模。

如图3所示，农村老年人口规模呈倒“U”型变化，但将在2026年出现小幅回落，这也印证了1961年开始的自然灾害对农村人口的影响相比城镇更加明显。在高流迁方案下农村老年人口规模于2038年达到顶峰，为1.36亿，而中、低方案下推迟一年达到顶峰，分别为1.41亿和1.47亿。之后农村老年人口总量开始逐渐减少，2050年高、中、低三种流迁方案对应的农村老年人口规模分别为1.06亿、1.17亿和1.27亿，老年人口规模高方案比低方案少2109万。说明乡―城人口流迁规模的扩大将会明显减少未来农村老年人口的规模。

预测结果显示，高、中、低三种流迁方案下，城镇老年人口规模呈线性增长，年均增长率分别为4.42%、4.31%和4.21%，尤其是2030年之后乡城人口流迁规模对城镇老年人口规模影响越发显著。如图4所示，城镇老年人口规模由2010年的5225万分别增加到2040年的2.41亿、2.34亿、2.28亿，2050年继续增加至2.95亿、2.83亿、2.72亿。对比不同流迁方案下的老年人口规模发现，2030年高流迁方案比低流迁方案高619万，2040年差距增至1297万，而2050年这一差距高达2297万，说明乡―城人口流迁越快，未来城镇老年人口规模增长越快。

图4不同流迁方案下的城镇老年人口规模

图5不同流迁方案下的农村老年人口比重变化

（5）提高乡城人口转移的规模，将增大未来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程度，但对城镇老龄化程度起到持续的减缓作用。

未来农村老年人口比重增长，呈现先升后降的发展趋势，且城乡人口流迁规模作用明显（见图5）。2010～2018年，流迁方案对农村老年人口比重影响较小，三条曲线基本重合，2020年开始出现明显差异且差距慢慢拉大。高流迁方案下农村老年人口以3.57%的速度持续增长，并持续保持高位不下降；与此不同，中、低方案分别于2043年和2041年达到峰值，分别为32.94%和29.91%。2050年三种方案对应的比重分别是40.50%、32.25%和28.56%，意味着三个农村人口中就至少有一位老年人。在高、中、低三种流迁方案下，农村老年人口比重由2010年的10.06%增到20%分别用了14年、16年和17年，对应的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3.57%、2.97%和2.66%，表明流迁规模越大，农村老龄化速度越快。

未来城镇老年人口比重变化与老年人口规模趋势相似，受流迁规模影响，不同时期增速稍有不同，大体上经历慢―快―慢的过程（见图6）。研究发现，生育水平对城镇老龄化程度影响微弱，因此，以低生育水平为例，高、中流迁方案下城镇老年人口比重比低流迁方案晚1年，均于2018年超过10%，之后从10%增加到15%则分别用了12年、11年和12年，从15%到超过20%所用的时间为8年、8年和7年，从20%发展为25%的时间依次为12年、10年和9年，对应的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2.98%、3.11%和3.20%，2050年城镇老年人口比重分别为25.09%、26.34%和27.33%。这说明，流迁规模越大，城镇老年人口比重越低，老龄化发展速度越慢，即乡城人口流迁对城镇老龄化程度有持续的减缓作用。

图6低生育水平不同流迁方案下的城镇老年人口比重

（6）未来乡城人口流迁规模越大，对城镇老年抚养负担的缓解作用越明显，但城镇化发展速度加快将显著增加农村老年抚养负担。

预测结果显示，未来我国城镇老年抚养比将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见图7）。低生育方案下，2040年之前城镇老年抚养比增加较快，高、中、低流迁方案的平均增速分别为4.14%、4.31%和4.46%。2025年之后，城镇老年抚养比放缓，平均增速分别为2.08%、2.24%和2.31%，2050年分别为41.34%、44.08%和46.33%。流迁最快和最慢方案下城镇老年人口抚养比之差由2025年的0.86个百分点扩大到2050年的4.99个百分点，说明大规模的乡城流迁可以减轻城镇老年抚养负担。

未来农村老年抚养比变化特征与城镇有很大的区别，中、低流迁方案下呈先快速上升再缓慢下降之势（见图8），而高流迁方案则持续走高。2040年之前高、中、低流迁方案下农村老年抚养比以5.99%、5.16%和4.64%的速度快速上升，到2040年时分别为80.98%、63.94%和55.04%。2040年之后，中、低流迁方案的农村老年抚养比开始逐年下降；而高流迁方案作用下快速增长的农村老年抚养比却依然呈现上升的趋势，但速度有所放缓。到2050年老年抚养比分别为92.42%、62.5%和52.13%，高流迁比低流迁高40个百分点。充分表明流迁规模越大，农村老年抚养负担越高。

四、政策启示与政策建议

1.政策启示

图7低生育水平不同流迁方案下的

城镇老年抚养比趋势

图8低生育水平不同流迁方案下的

农村老年抚养比趋势

对前面的基本预测结果进行分析，可以得到如下政策启示。

首先，城镇化水平的加速，将对未来城乡人口老龄化水平及老年人口规模产生显著影响。相对而言，对农村的影响更明显。

其次，在人口城镇化转移过程中，如果不改变目前的年轻人个人迁移为主而非家庭迁移的模式，将会导致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给农村养老带来压力和挑战。

最后，虽然城乡人口转移规模加大会在一定程度上减缓未来城镇老龄化水平，但却会加大未来我国城镇地区的老年人口规模，使其呈现一个加快上升的趋势。解决这些规模庞大的城镇老年人的生活、就业、医疗等问题的压力将主要集中于城镇。

2.相关的政策建议

由于城乡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影响深远而广泛的长期性历史渐进过程，尤其是解决人口老龄化面临的问题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稳步推进。因此，我们必须在人口老龄化高峰来临之前制定应对策略，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而不至于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绊脚石。

首先，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符合中国国情的老年社会保障体系，形成省、市、县、乡、村的五级社会保障网络，是解决我国城乡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根本保障。从具体职能与分工来看，省级政府部门根据本地区的城乡发展情况，负责决策并制定适合本地城镇与农村的社会保障政策和社会保障法律法规，使得市、县级部门执行政策和行使监督职能时有法可依。如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与转移接续问题。市级和县级相关职能部门分别负责城镇和农村的社会保障政策的执行和监督职能，乡、村则是最基层的承担单位，负责农村养老机构的兴办等具体事宜。资金来源上采取公共投入与吸引民间投入相结合的方式兴办养老机构，在此基础上推动社区、家庭、个人养老的发展。需要注意的是，公共养老投入要随老龄人口变动而发生变动，实行更加灵活的动态管理。考虑到未来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的发展趋势，现有的以县为单位的养老资金模式层次过低，将不能适应城镇化发展的需要，因此建议提高养老运行层次，至少变县级统筹为省级统筹，逐渐转变为全国统筹。

其次，面对城镇和农村老龄化的不同特征和变动趋势，应分清各自的主次矛盾，选择最适合的方案。基于城镇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及执行情况，考虑到受未来城镇化进程加快的影响，未来城镇老年人口规模不断增长并超过农村的趋势成为必然，因此，社区养老社会化是城镇工作的重点，尽快做好社区老年照料服务体系的建设。国家要加强老年服务业的政策扶持和公共投入，加强疾病医护、生活服务、精神慰藉、文化体育、老年参与社会等硬件和软件的建设。硬件建设要按照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因地制宜，梯度发展。软件方面要完善服务体系，增加服务项目，抓好管理队伍、志愿者服务队伍，鼓励低龄老人为高龄老人或患病老人服务，以创造居家养老的新环境。具体可从以下三个渠道着手：一是建立以政府主导的综合性社会福利机构，重点服务“三无”、“五保”、贫困、失能、智障等老人，发展社区日托和全托型养老服务机构；二是建立以NGO 为主的非营利养老机构，政府通过土地划拨、税费减免、贷款贴息等优惠，鼓励社会力量建立民办公助、公建民营、民办民营等不同性质的养老服务机构；三是建立以市场为主的产业化养老机构，满足老年人个性化需求。

再次，根据中国农村发展的实际，本文认为在社会养老保险初步建立时，农村仍应建立以家庭养老为主、社区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体系。一方面，发展农村经济，使农村有较强的经济承受力，是解决农村老年人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问题的根本基石。长期以来，我国施行的经济政策都是以优先发展城镇和工业为主导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加之历史遗留下来的资源禀赋的差异，使得农村经济发展一直落后于城镇，而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流迁到城镇，为城镇提供“养老金红利”。因此，城镇也应坚持“先发展带动后发展”的思想，鼓励城镇的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企业与农村结成帮扶小组，为农村提供资金、技术等的支持，采取“公司+农户”、“农业生产大户+农户”、“公司+村民小组+农户”等多种合作经济，促进农村发展经济，切实增加农民收入，以提高农村家庭养老和抗风险能力。

另一方面，应增强农村家庭养老能力，鼓励城乡人口流动家庭化转移。农村整体经济的发展不能保证满足养老的多层次、多样化需求，加之城镇化进程背景下，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迁到城镇的现实，家庭流动成为增强家庭养老能力的有效途径。农村青年劳动力之所以选择流迁到城镇，肯定是其在城镇获得的收入和实现的效用优于农村，先让这部分群体能永久性留在城镇是第一步，这需要户籍制度的改革，使得他们和城市居民一样，获得平等就业的权利、子女受教育的权利、享受社会公共服务等权利。第二步就是将留守在农村的老人随迁，即实现家庭化转移，进而充分利用城镇的基础设施和公共资源，以发挥城镇资源规模效益。这需要完善承包地流转制度以及宅基地流转、退出机制，使农民充分行使土地财产权，让农民有足够的财产性收入，如此才能使得农村通过土地转让换来的收入在城镇安家置业。从而缓解农村养老压力，促进城乡人口流动家庭化转移。退一步讲，只要农村家庭的养老能力提高了，即使农村留守老人不选择随迁也可以通过流迁城镇的家庭成员参与非农村经济活动而获得土地收成之外的收入转移给老年人，以使他们可以在农村购买养老服务。

最后，强化家庭养老的作用与功能，并不只是简单地将国家或社会原来承担的养老责任转移给家庭，而是扩展或延续家庭的功能，在政府、市场、社区等与家庭合作的框架下，统筹这些不同社会系统的作用。应增加农村养老机构建设，改善农村医疗服务水平，从而缩小城乡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上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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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同[12].

[16] 同[14].

未来人口老龄化趋势范文第2篇

今年3月底，美国人口调查局了一份名为《老龄化世界2015》的报告。报告指出，2020年之前，5岁及以下儿童在全球人口中的占比，将少于65岁以上的老年人，这种情况在人类历史上将是首次出现。到2050年，老年人口在全球人口中的占比将攀升至15.6%，而5岁及以下儿童人口的占比会降至7.2%。很遗憾，这份报告的受关注度并不太高。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菲利普・泰特罗克，曾在其著作《专业政治判断：我们如何知道有多准确》中，讽刺专家们在预测未来趋势时，准确性并不比“猜”高多少。但人口问题是个例外。从罗马帝国的衰亡、玛雅文明的终结到西方殖民扩张，以及20世纪的动荡乃至21世纪初的阿拉伯变奏，都可以从人口变迁角度找到合理的解释。

撇开人口变迁趋势，去预测大国崛起或谈论权力转移，不会有太强的说服力。美国企业研究所学者尼古拉斯・埃伯施塔特有这样一个观点：规划未来数十年的国家战略，如果不考虑人口趋势问题，就像不带地图或指南针航行在大海上一样，那可能是命运多舛的航海。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口因素就是21世纪的地缘政治“地图”。 不均衡的“衰老” 规划未来数十年的国家战略，如果不考虑人口趋势问题，就像不带地图或指南针航行在大海上一样。

上述报告指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世界正在“衰老”。但世界“老”得并不均衡，有的国家几乎是“一夜苍老”，有的则“衰老”得相对缓慢。20世纪初，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的人口年龄中位数超过30岁。1950年，也没有一个国家的人口年龄中位数超过36岁。2015年，人口年龄中位数世界排名前十的国家，都超过了43岁。2050年，这一数值将超过51岁。

这波世界人口老龄化浪潮，首先发端于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尤其是西欧和日本。1980年，西欧、日本的人口年龄中位数分别是34岁和33岁。到2030年，这个数据将增至47岁和52岁，远超那时的世界人口年龄中位数33岁。

从另一个角度说，老龄化浪潮也由世界大国“引领”。如今称得上世界大国的8个国家（中国、美国、俄罗斯、德国、法国、英国、日本、印度），人口都在迅速老龄化。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5》的数据，2015年60岁以上老年人在世界人口中占比是14%，上述8个国家除了印度，全部在这个比例以上。而且，这些国家“衰老”的步调也不一致（见图1）。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目前处于不太稳定或动荡区域的国家，老龄化程度普遍都较低（见图2）。60岁以上老年人占比低的另一面是年轻人占比高。在人口学中有个叫“青年膨胀”的术语，指的就是年轻人口在总人口中比例高的现象。根据美国威尔逊中心学者伊丽萨白・麦德森的研究，30岁以下人口在总人口中比例超过60%的国家，出现内乱的可能性比人口年龄较为成熟的国家，会高出4倍。阿拉伯世界发生“造反”的，几乎都是较为“年轻”的国家。

影响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原因是人口生育率，生育率较高的国家老龄化相对较慢。从数据来看，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是，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所谓盎格鲁-撒克逊文明圈国家，生育率都相对较高。比如2010年至2015年，上述国家的生育率分别是1.89、1.92、1.92、2.05、1.61。美国的其他传统盟国，除了法国（2.00），德国（1.39）、日本（1.40）、意大利（1.43）、韩国（1.26），人口生育率都要低得多。从趋势上看，这些国家的总人口规模基本都处于萎缩状态。但有数据显示，2010年至2025年，上述盎格鲁-撒克逊文明圈国家，人口总数将增长10%。

世界大国中，在人口问题上最具优势的是美国。还以上述8个世界大国为例，根据联合国预测的数据，2000年至2050年，美国的劳动人口（15岁至64岁）将增长31%，增幅仅次于印度（71%）。其他国家中除了英国（6%）是正增长，中国（-3%）、法国（-6%）、德国（-20%）、日本（-34%）和俄罗斯（-34%），均是负增长。但印度的劣势在于“衰老”得太快。这一时段，印度人口年龄中位数将从23.4岁增至38.7岁，增长15.3岁，是上述八国中增幅最大的国家，而美国是从35.3岁增至41.1岁，仅增长5.8岁，增幅仅高于英国（5.2岁）。 如何影响权力版图

无论西方还是东方历史，人口的变化往往与帝国的兴衰有着直接的关系。孔子的“近者悦，远者来”，点出了人口增长对增强国家实力的重要性。17世纪法国军事学家塞巴斯蒂安・沃邦，甚至提出把臣民的数量作为衡量国王是否伟大的标准。如果简单地将这些视为农耕文明时代的过时理念，未免有失轻率。

从1700年到1900年，欧洲列强的人口及其所控制的殖民地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比例从20%猛增至40%。那个历史时段，也是欧洲的帝国巅峰时期。如今的西方工业发达国家，人口数量从工业革命时开始快速增长。1820年，这些国家人口占世界总人口比例17%，1930年达到历史最高点25%。此后这一比例长期保持相对稳定;1980年小幅降为24%，2010年降至18%。至少在趋势上，发达国家人口变化曲线与其在世界经济、政治中的分量变迁基本吻合。

在后工业时代，人口因素对国际权力格局的影响丝毫未减弱。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政治学者杰克・戈尔斯通认为，无论我们看待美国或欧盟的治理问题，还是金砖国家在全球经济和政治事务上的影响，或者非洲、中东、拉美以及亚洲的治理和稳定问题，弄清人口因素带来的政治影响，都是不容回避的挑战。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学者理查德・杰克森，把人口变迁对经济和地缘政治权力的影响，比作流水击石，看似力量微不足道，但假以时日却能开山劈石。

经济和军事实力，被视为国家权力的双引擎，而人口则是这两个引擎的动力来源。人口的老龄化，将直接影响劳动人口的规模，从而影响经济的增长。从这个角度看，未来数十年劳动人口规模呈增长趋势的美国和印度，毫无疑问占有明显的优势。人口红利正在消失的中国，前景则不那么乐观。

不仅如此，老龄化还会增加政府的财政负担，从而对政府在发展经济和军事方面造成挤出效应。财政上养老支出增加，政府在如何分配预算上的腾挪空间就会缩小。美国杜肯大学政治学教授马克・哈斯认为，人口老龄化对国际安全的主要影响，在于国家将面临巨大的压力，会尽可能放弃与养老项目无关的大额支出，包括在科技和军事方面的投入。

根据人口老龄化趋势，有学者对部分发达国家的养老金支出做过预测。如果要维持现有养老体系，2040年，日本、德国、法国、美国和英国的养老金支出，在GDP中的占比将会分别增长到27.0%、25.5%、29.3%、20.3%、17.6%。由此可见，在军费增长方面，日本、德国和法国，回旋余地比美国和英国明显要小。

人口老龄化对军费的构成也会产生直接影响。尽管1998年以来俄罗斯的军费都保持增长态势，但俄军费支出的很大比例用在了军队养老金上。目前俄军养老金在军费中占比高达12%，而美军这一比例仅为8%。从军队人员支出成本与武器采购和研发经费的比例来看，现阶段人口老龄化较为严重的德国、法国、俄罗斯、日本分别是3.9：1、2.7：1、2.7：1、2.4：1。

中国2015年养老金支出约占GDP的7%，2050年这一比例将上升至15%。不容忽视的是，中国养老体系的涵盖范围和完善程度，还远不及发达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军费未来的增长，自由度不会比美国大。如果考虑到军费基数与美国的巨大差异，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几个大国，在可预见的未来实质性缩小与美国军事实力的差距，可能性并不高。加拿大皇家战争学院学者克里斯蒂安・勒普莱希特认为，中国和俄罗斯面临的严峻的人口挑战，使它们与美国发生军事冲突越来越不太可能。 美国世纪第二春？

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莱特，1993年在谈及“美国例外主义”时曾说，与其他国家相比，我们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如果说当初她这句话是携冷战胜利余威表现出的傲慢的话，那么在人口问题上，美国的“例外主义”却是真实存在的。目前可以肯定的是，在1950至2050年这一百年里，美国人口规模一直保持世界第三。中国人口将在2025年减少，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位置也将让给印度。但无论中国还是印度，在人口结构、老龄化趋势上，都没有美国那样的优势。

近两百年来，美国人口在发达国家人口中的占比，从1820年的6%，增长到2005年的34%，2050年将进一步升至54%。这一人口变化曲线，与美国经济总量在发达国家经济中的占比可谓完美契合。1980年代初，美国与西欧经济总量基本相当，在发达国家经济中占比均为约37%。2050年，美国占比将上升到54%，人口萎缩的西欧与日本，将分别降至23%和8%。有美国学者注意到，21世纪中叶美国经济将重新在发达国家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这正好是二战结束之初1950年的历史重现。

正是基于这一趋势，有美国学者认为未来百年依然是美国世纪。在马克・哈斯看来，全球人口老龄化不仅可能延续美国的霸权，因为其他主要大国都缺乏超越美国经济和军事优势的资源。由于其他大国与美国的差距可能继续拉大，这一趋势还会得到加深。他认为，尽管国际学术界与决策圈有诸多关于未来数十年中国将平衡美国权力的讨论，但社会老龄化及其对经济和军事的影响，使这种结果不可能出现。

未来人口老龄化趋势范文第3篇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房地产市场；刚性需求；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2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0-0068-02

引言

在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同时，人口老龄化趋势也更加明显。2006年全国老龄办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指出，21世纪是人口老龄化的时代。中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不仅是数量增多的问题，还存在一系列因为数量增多和老年人口自身变化引起的其他问题，其中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不容忽视（王国军、刘水杏，2004）。如果把房产看做生活必需品，房地产需求则是刚性的。不同年龄人口对于房地产的需求不同，住房需求的主体集中在青年人口，特别是25—35岁的即将成立家庭的新婚夫妇（赵君丽，2002）。而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现象日益凸显，青年人口比重下降，房地产刚性需求也会因此受到影响。本文将讨论人口老龄化对房地产刚性需求产生的影响。

一、文献回顾

（一）购房需求层次观

学者们普遍的看法认为，购房需求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住房刚性需求，主要是25—35岁人群，这类人群购房是为了满足基本居住的需要，其需求弹性小，不容易受到市场价格影响；二是住房投机需求，即弹性需求，主要是35—45岁人群，他们具备一定的购买能力，购房是为了投资或者改善住房的需要，一般为二次购房，其需求弹性大，容易受到房地产价格的影响。从2011年中国指数研究院的调查数据可得知：购房年龄主要集中在20—39岁，占总数的75.0%，见图1。

（二）误区及剖析

近年来，随着房地产市场的不断发展，房价不断攀升，特别是近10年以来。房价的不断高企，使得专家学者都纷纷研究和预测房价的未来走势，他们普遍认为，在人民币汇率不断上升和国际的大好前景下，基于中国城市化进程和中国目前人口基数大的条件下，房地产需求将会持续上升，导致房价将会高居不下。在纵观许多专家学者关于未来房地产市场的需求走向的相关看法之后，我们归纳出以下的3种看法。

1.家庭小型化引致住宅刚性需求增加

有专家认为，随着中国未来家庭住户趋向小型化，而家庭的小型化意味着家庭结构的简单化，在总人口增加的情况下，户数增多，特别是单人户、2人户、3人户的增加，从而引起住宅需求总量与结构的变动。未来的城市家庭将是以三口之家的核心家庭、两口之家的老年“空巢”家庭、新婚无子女家庭和单身住户为主体，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国未来城市住宅需求单位将趋于小型化，两室一厅和一室一厅的需求量将增加；另一方面，由于住户总数的增多，将导致住宅需求总量的增加（赵君丽，2002）。

2.人口总数增多带来房地产需求的上升

有学者认为，从把房子看做生活的必需品来说，房地产需要是刚性的，人口的多少可以体现房地产需求的一般趋势，在人均居住面积不变的情况下，人口的增加和聚集必然会增大对住房总量的需求（谢琛、袁建华，2010）。在中国人口基数大，未来人口数量必定是增长的前提下，即使人口老龄带来青年人口数量下降，但人口增加必然使得房地产市场需求的持续上涨。

3.人口老龄化增加住宅需求

还有一部分专家认为，老人出于养老的需求，与子女一起居住会存在着诸多的不便。如两代人生活习惯、思想观念的差异，作息时间不同，处理问题意见不一，再加上日常起居不便，住在一起时间短尚能忍受，时间一长难免出现矛盾。由于这两个方面的作用，未来对住宅的需求会进一步上升（李晓娥，2005）。

学界与社会的观点大多数认为，中国人多，所以房地产市场需求大。但是以上的观点存在一定的误区，第一种观点认为，即使未来家庭小型化会引起房屋需要的套数增多，但是忽视了未来以刚需为主要住房需求的青年人口数量的减少，两者巨大的差异可能无法弥补房地产市场需求的缺口。第二种观点认为，人口总数增多就会带来房地产需求的上升，并没有考虑到购房者年龄结构变化对房地产需求的影响。第三种观点认为，老年人所带来的需求会让房地产市场上升，而实际上青年人住房的刚需才是房地产市场的主力，所以青年人口下降会带来房地产市场需求的下降，而不是上升。

二、人口老龄化对房地产市场刚性需求影响

（一）定量分析

在此，借用马忠东、吕智浩、叶孔嘉（2010）的《劳动参与率与劳动力增长》中的预测数据。在考虑生育政策的适度转变包括允许独生子生育二胎，从2025年开始，总和生育率（总和生育率：指假设妇女按照某一年的年龄别生育率度过育龄期，平均每个妇女在育龄期生育的孩子数）调整至2，其后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各个年龄阶层人口未来的劳动力人口数量变化，以下为未来各年龄劳动力人口分年龄组预测结果2。

从图2中可以直观看出，2010—2050年间，随着人口老龄化时代的到来，老龄人口逐渐增多，相应地，25—34、35—44岁两个年龄段人口总体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这意味着我国在未来40年间，由于这两个年龄段人口数量的下降导致的房地产市场需求的下降是必不可免的。

（二）定性分析

以上，笔者已经从定量的角度分析了20—39岁年龄阶段的人口变化对住房有刚性需求的影响，用数据说明了人口老龄化将会使得20—39岁人群规模减小，从而引起房地产刚需的下降。从定性的角度深度分析20—39岁人群的如何从人口规模减少的其他方面引起房地产市场刚需下降，概况而言，主要有两点原因：（1）人口老龄化降低社会购买力，引起房地产市场的有效需求降低；（2）人口老龄化影响社会消费使得住房需求降低。此外，笔者认为，房地产市场的刚需的下降，在人口老龄化拐点出现前后将会抵消其他影响因素，成为必然趋势。

1.人口老龄化降低社会购买力引起房地产市场的刚性需求降低

老龄人口的增多使得社会抚养率（抚养比率：这个社会没有工作能力的人的比例上升）（哈继铭，2007），减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挤出”住房开支从而削弱房地产有效需求。首先，住房的刚需必然随着刚需人口的减少而减少。在人口老龄化对房地产市场刚性需求影响的定量分析中，我们看到，20—39岁人口对于住房刚需是呈正相关，也就是说，在青年人口下降的情况下，住房的刚需是会因此而下降。其次，抚养比率的增加降低家庭可支配收入，沉重的养老负担将会推迟或者甚至减少住房开支。根据生命周期理论，人进入老年以后，劳动力逐渐丧失，创造社会财富的能力逐渐变弱，其养老费用，除了依靠自己的积蓄外，社会和家庭也需要承担。从目前的生育政策的改革方向来看，“四、二、一”的家庭将会占据大多数，不少子女婚后会与父母同居一室。可见，家庭供养老人的压力十分巨大。

综上所述，人口老龄化不仅使得社会财富向老龄人口流动，侵占了更多的社会资源，而且日益加重的抚养负担挤占了家庭可支配的收入，使得住房购买力整体下降。

2.人口老龄化必然使得人口结构发生质的改变，从而使得社会消费结构发生同向的变化

随着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不断增加，从养老的开支来看，养老可以把养老的费用内部化，由家庭内部成员提供养老服务，而社会化养老需要家庭提供养老费用，这将扩大家庭消费中服务占消费结构的比重（马晓君，2004）。

当社会中老年人口不断增多时，一方面，老年人会为自己储存一部分资金，以预防疾病医疗需要大量开支所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另一方面，子女也会为减轻父母医疗费用等压力而进行资金上的储蓄与安排，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储蓄水平，降低社会人均消费率的增长。储蓄水平的提高对于必然会挤占住房开支，从而对住房刚需造成负面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20—23岁、36—40岁年龄段人口对于房地产需求影响较大（谢琛、袁建华，2010），而20—23岁尚不完全具备买房的能力，多是在亲朋好友以及父母的帮助下得以满足住房需求，而人口老龄化使得这部分人口数量降低，直接减少刚性需求，而住房的刚需一旦满足后，受供养压力的影响，人均可支配收入降低，在较长时间里不会有改善性住房需求。

房地产市场的刚需的下降，在人口老龄化拐点出现左右将会抵消其他影响因素，成为必然趋势。2025年左右，小户型家庭的增加以及城市化人口增长所引起的住房需求的增长将会被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老龄人口的增多抵消，从而最终使得房地产市场刚需降低。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人口老龄化问题切实地影响了我国的人口总量与人口结构，对房地产市场的刚性需求影响巨大而且深远。同时，老龄化问题也非一朝一夕可以改变，因此老龄化问题对房地产市场产生长远影响的这一趋势难以扭转。基于这个问题的严峻性，我国政府亟需审视我国的人口政策，同时防范房地产市场未来可能面临的危机与挑战也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1] 哈继铭.人口结构与城市化推动房地产发展[J].中国房地信息，2007，（7）.

[2] 李晓娥.人口老龄化与房地产业的发展探微[J].中国人口科学，2005，（S1）.

[3] 马晓君.中国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结构的影响初探[J].辽宁经济，2010，（6）

[4] 马忠东，吕智浩，叶孔嘉.劳动参与率与劳动力增长：1982—2050年[J].中国人口科学，2010，（1）.

[5] 王国军，刘水杏.房地产业对相关产业的带动效应研究[J].经济研究，2004，（8）.

未来人口老龄化趋势范文第4篇

关键词：灰色系统GM(1,1)模型；Logistic模型；混沌理论重构相空间方法；最大Lyapunov指数预测；等维灰数递补动态预测模型；人口老龄化指数

1模型假设

（1）假设各年的人口数均为当年年末人口数。

（2）假设人口数量足够大,为时间的连续可微函数。

（3）假设人口不流动，即不考虑迁入或迁出对全国总人口的影响。

（4）假设生存空间等自然资源无限，不考虑自然资源对人口变化的影响。

（5）不考虑大规模疾病等意外灾难因素对人口变化的影响。

（6）不考虑同一时间间隔（例如每一年）内人口数量的变化。

（7）假设成都市人口的老龄化趋势与全国基本保持一直。

（8）假设我国的政治体制对人口状态变化的影响保持不变，如计划生育政策的稳定不变。

2符号说明

：模型（1）中表示第t年的实际人口数；：模型（1）中表示第t年的预测人口数；：模型（2）中表示内禀增长率；：模型（2）中表示初始年份；：模型（2）中表示环境条件所能容许的最大人口数；：模型（2）中表示第t年的人口数；：模型（3）中表示嵌入维数；：模型（3）中表示时间延迟；：模型（3）中表示重构相空间；：模型（3）中表示m维相空间的嵌入点数；：模型（3）中表示最大Lyapunov指数；：模型（3）中表示最长预测时间；：模型（4）中表示第k年的实际人口数；：模型（4）中表示第k年的预测人口数；：模型（5）中表示人口老龄化指数；：模型（5）中表示第i个年龄段的人数；：模型（5）中表示第i个年龄段的人数占总人数的比例。

3模型建立

3.1针对问题（1），我们建立了三个模型：

模型（1）：灰色系统模型

模型（2）：Logistic人口模型

模型（3）：最大Lyapunov指数预测模型

3.2针对问题（2）,我们建立了等维灰数递补动态预测模型：

模型（4）：

3.3针对问题（3）,我们定义了老龄化指数

模型（5）：

4模型求解

4.1问题（1）：我国人口数量的变化趋势

4.1.1模型（1）

在模型（1）中包含两个参数：和，首先需要估计出这两个参数。我们把方程（1）改写为

然后把换为并与原式作算术平均，得

求得时间函数的估计值：

我们把上述方程作为我们的人口预测方程。

根据我们上网查到的1981年~2005年的全国人口统计数据，得到如下的原始数据序列：

X(0)＝（100072101654103008104357105851107507109300111026112704114333115823117171118517119850121121122589123626124761125786126743127627128453129207129735130137）

得人口预测方程：

将各个年份分别代入上面的方程即得各个年份的人口数据预测值，然后将其分别与实际值比较，并计算出其误差。

实际值与预测值的比较图[1]

该模型对于中短期的人口预测，所得结果较为准确，大部分预测数据与实际数据的误差率都在2%以内，较好地估计出了最近几十年的人口数量。

根据我们的模型所预测出的结果，到本世纪中叶我国的人口数量将超过15亿，但是根据国内的本课题专家研究，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计划生育工作加强，可以预测我国的总人口将于2010年、2020年分别达到13.6亿人和14.5亿人，2033年前后达到峰值15亿人左右，即我国人口的上限不会超过15亿人。这一结论与我们的模型所得到的数据有所出入。

于是我们将模型进行改进,选择在长期预测方面比较精准的模型（2）Logistic人口模型来求解.

4.1.2模型（2）

这个问题是典型的伯努利方程初值问题，其解为：

分析上式可知：

（1）当时，，即无论人口初值如何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人口总数总是趋向于一个确定的值；

（2），所以当人口达到极限值的一半时，属于加速增长，超过一半属于减速增长，但是增长率仍为正的，并且其增长率随时间的增加而减少。

根据1981年~2005年的全国人口统计数据，利用计算机Matlab编程得，

从而得到全国总人口数的Logistic模型方程为：

利用该模型对1981年~2005年的人口数据进行检验并对2006年~2050年的人口数据进行预测。

实际值与预测值的比较图[2]

将该模型所得结果与国内本课题专家研究组得到的数据进行比较，发现二者拟合的很好，从而保证了该模型在长期人口预测方面的可靠性。

4.1.3模型（3）

（1）重构相空间

单变量时间序列是许多物理因子相互作用的综合反映，它蕴涵参与运动的全部变量的痕迹。为此，需要把此时间序列扩展到三维甚至更高维的相空间中去，才能将时间序列中的信息充分显露出来，这就是时间序列的重构相空间。

设人口的混沌时间序列为，嵌入维数，时间延迟，则重构相空间

其中表示维相空间的嵌入点数。嵌入维数m和时间延迟可由C—C方法计算得到。

（2）最大Lyapunov指数算法

1〉时间序列｛,i=1,2,…,N｝进行FFT变换，计算平均周期P；

2〉用C—C方法同时计算出嵌入维数m和时间延迟τ；

3〉根据时间延迟和嵌入维数重构相空间；

4〉找相空间中每个点的最近邻点，并限制短暂分离，即

,，

5〉对相空间中每个，计算出该邻点对应的个离散时间步的距离；

6〉对每个，求出所有的平均,即：

其中q是非零的数目，并用最小二乘法作回归直线，该直线的斜率就是最大Lyapunov指数。

（3）最大Lyapunov指数预测模型

Lyapunov指数作为量化对初始轨道的指数发散和估计系统的混沌量，是系统的一个很好的预报参数，在很多领域有着相当广泛的应用前景。设为预测的中心点，相空间中的最近的邻点为，其距离为，最大Lyapunov指数为，即

其中点只有最后一个分量未知，故是可以预测的。上式就是基于最大Lyapunov指数的预测模型。实际表明：此预测方法具有较高的预测精度。

已知把1949年到2006年的人口数据看作时间序列，重构相空间，把人口的时间序列扩展到的相空间中去，充分显示出人口时间序列的信息，按照最大lyapunov指数算法，MATLAB编程实现，求的最大Lyapunov指数,表明人口数量为混沌时间序列。

实际值与预测值的比较图[3]

在用最大Lyapunov指数预测2001到2030年的人口，并用前五年的真实数据进行检验最大Lyapunov指数的倒数为混沌系统确定性预测的时间上界，即最长预测时间

说明该模型对我国未来34年的人口预测所得结果比较精确，较好地达到了我们的预期目标。基于最大Lyapunov指数方法不但能够充分利用时间序列资料信息，而且可以克服以往人为选择模型的缺陷，计算相对误差较小，提高了预测精度，预测效果较好。

4.2问题（2）：乡村人口城镇化程度

4.2.1模型（4）：

（1)给定原始数据序列（1）

分别从序列中，选取不同长度的连续数据作为子序列，确定任一子数据序列：（2）

（2）对子数据序列作一次累加生成记为：（3）

（3）构造矩阵与向量（4）（5）

（4）用最小二乘法求解系数（6）

（5）建立模型（7）

（6)将还原，得到流入人口预测模型方程（8）

（7)数据修正。为削弱数据列的波动变化，减少其随机性和调整数据列原有的变化态势，以符合或接近预测的需要，对预测的原始数据进行了数据三点平滑，公式为：（9）

两端点分别为：(10)(11)

平滑后数据见下表：（单位：万人）

年份20002001200220032004

统计数据217463361668391205415802419940

平滑数据253514.25333001389970410687.25418905.5

（8）构建等维灰数递补动态流动人口预测模型。根据前文所述等维灰数递补动态模型的建模方法，我们使用compaqvisualfortran6.0编制了等维灰数递补动态流入人口预测模型计算机程序。

（9）预测。应用等维灰数递补动态模型，得到成都市2005年至2030年流入人口预测数据。将该数据在坐标图中描点作图，如图[4]：

图[4]：成都市流入人口趋势图

经过残差检验，可以看出，在对我国城市流动人口的预测方面，本模型的预测误差较小，变动均匀，平均误差仅为，预测精度较高。

4.3问题（3）：人口老龄化问题

首先，把全国人口划分成少年、中年、老年三个年龄段，将年龄段划为少年段，处在该年龄段的人数记为，年龄段划为中年段，处在该年龄段的人数记为，年龄段在61以上为老年段，处在该年龄段的人数记为。

然后定义人口老龄化指数，因为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老年人所占比重上升，所以我们用老年段中的人口数量与总人口数量的比值来表示人口老龄化指数，即

记各个年龄段的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数量的比值为，全国人口总数为，则易得，从而有

以2001年为例，将年龄段在0~15岁的城、镇、乡中男、女人口占总人口的比值全部相加，即得到少年段人数占总人数的比值，

按照同样的方法，可以求出2002年~2005年各年的人口老龄化指数，如下：

然后以这5个数据为已知数据，来预测未来5年的人口老龄化指数，进而分析我国今后短期内的人口结构变化情况。我们采用二次拟合的方法，用抛物线对已知数据进行拟合，并对未来5年的人口老龄化指数进行预测，得到结果如下表：

年份20062007200820092010

老龄化指数11.97%12.16%12.31%12.42%12.47%

将2001年~2010年各个年份的人口老龄化指数在坐标图中描出，如图[5]：

图[5]：未来5年的人口老龄化指数

我国《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人口发展预测》课题研究小组针对中国老龄化日益加重的现象，收集了中国历年60岁和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数据，并利用相关模型进行预测，得到中国未来45年老年人口变化趋势图,如图[6]

图[6]：中国未来45年老年人口变化趋势图

该变化趋势图与我们所得的各年份人口老龄化指数变化趋势图在相应年份的变化趋势吻合的相当好,较好地验证了我们的结论。

5结果分析

5.1问题（1）：我国人口数量的变化趋势

通过三个模型对中国过去人口数据的分析检验,以及对未来总人口的预测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1）“八五”期间中国人口年平均自然增长率为11.60‰，“九五”期间已降为9.11‰，“十五”期间则降至5.93‰，到2010年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将下降到3.3‰左右。

（2）2003年~2010年，中国每年净增人口数将由750万逐步下降到430万左右；到2030年，年净增人口数为70~90万；而到2050年，年净增人口数将不足20万。到那时，中国人口将基本实现零增长。

（3）到2010年底，中国人口将达到13.31亿，《中国21世纪初可持续发展行动纲要》的目标完全可以实现；到2020年底将达到13.60亿；到2030年将达到13.73亿左右；而到2050年最多达13.90亿。如果中国政府继续坚定而有效贯彻计划生育方针，在社会经济极大发展、人民精神文明和整体素质显著提高的前提下，中国总人口的极限值将不会超过14.5亿。

5.2问题（2）：乡村人口城镇化程度

由图[4]可知，成都市未来流动人口呈不断增加趋势，流动人口规模将继续扩大，流动人口将由2005年的45．85万人增加到2030年的70．37万人，年均增加0．98万人。这就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我国的乡村人口城镇化程度在不断加强。

5.3问题（3）：人口老龄化问题

在未来的5年中，我国人口的老龄化问题仍然存在并且会逐年加剧，这势必会导致我国的抚养比不断提高，对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的压力加大，并影响到社会人际关系的和谐发展。就该人口老龄化问题，我们在此给政府提出了几点建议，希望对解决该问题能有所帮助。具体建议是：

第一，提高对老龄化问题的认识。要加强舆论宣传和引导，强调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的严峻性，对社会经济发展影响的紧迫性，以及实施健康老龄化战略的重要性，提高各级政府和领导的思想认识，增强全社会的老龄意识。

未来人口老龄化趋势范文第5篇

【关键词】老龄化；养老保险制度；未富先老；人口机会窗口

作为人口再生产模式转变的结果之一，人口的老龄化已成为世界范围内不可逆转的趋势。人口老龄化及与其相关的养老保险制度的选择不仅关系着我们每个人的切身利益，而且老龄化也会通过对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等要素市场的作用进而对整个宏观经济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老龄化的大背景下，世界上大多国家也都面临着养老保险改革的困境，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老龄化情况不同，我国的人口老龄化面临着“未富先老”的形势，因此不断健全完善我国的养老保险体系，降低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实现养老保险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便显得尤为重要。

一、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态势

（一）人口老龄化呈现出“未富先老”的态势

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一般都经历了漫长的时间，经济高速发达，基本上实现了现代化，他们属于先富后老或富老同步，已具备了应对老龄化压力的能力，而我国则是在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步入老龄化社会的，即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我国步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仅有1000美元，属于典型的“未富先老”。

（二）区域间人口老龄化差距明显

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均衡，因此，人口老龄化的发展也表现出了由东向西的区域差异特征。显然，东部沿海地区的人口老龄化比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以更快的速度在发展，城市地区的人口老龄化也比农村地区更严重。说明在选择养老保险制度模式时，必须充分考虑到我国的特殊国情及城乡、区域间的特殊情况。

（三）2000-2025年间“人口机会窗口”期会始终打开

“人口机会窗口”指由于人口出生率的下降速度先于老龄化的速度，在生育率下降的早期，由于人口再生产的惯性，孩子数量的下降速度快于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几十年后，老龄人口才会逐步超出未成年人口，在这一人口转变的进程中，会造成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即总人口出现“中间大，两头小”的构成形状，使得劳动力供应充足，社会负担也相对较轻，对经济发展非常有利，人口学家称这一时期为“人口机会窗口”。①我国在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后，尽管老龄人口的数量不断增加，但在2030年之前，由于老龄化的速度慢于出生率的下降速度，而人口的抚育比也较低，因此这段时期为我国的人口机会窗口期。基于人口红利的存在，应利用这个机遇期来大力发展我国经济。

二、人口老龄化给养老保险制度带来挑战

（一）老龄化导致人口赡养比不断提高

人口抚养比包括老年赡养比和少儿抚养比，赡养比是指老年人口占劳动适龄人口的比重，表明每百名劳动年龄人口负担多少老年人口。目前，国际上通常将0-14岁的人口定义为少儿人口，15-64的人口定义为劳动年龄人口，65岁及以上人口定义为老年人口。很明显，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发展将导致人口抚养比的下降和赡养比的不断提高（如表1）。

由表1可以看出，1950-2010年世界人口老年赡养比仅由9%上升至12%，而从2020年至2050年老年赡养比将从14%上升到25%，相比之下少儿抚养比将稳步下降。在发达国家，少儿抚养比自1950-2010年也一直呈下降趋势，而老年赡养比自1950-2010年一直呈上升趋势（表2）。总之，在老龄化背景下，世界人口负担系数总体将呈现赡养比不断上升，少儿抚养比不断下降，及总抚养比整体上升的态势。

（二）老龄化加重政府的财政负担

人口老龄化导致赡养比不断提高意味着领取养老金的人越来越多，随着出生率的下降，未来劳动人口也越来越少，相应地缴费人数也会逐渐减少，因此，政府的财政负担将会越来越重。以我国为例，从1998至2005年，各级财政针对企业职工的基本养老金资金支出约在4000亿元，3600亿元左右为中央财政资金补助。在2006年，各级财政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补贴971亿元，其中中央财政安排为774亿元，同比增长分别为49.2%和42.3%②。近年来，虽然政府在养老保险领域的财政支出力度不断加大，但养老保险改革中的最大问题仍旧是资金的匮乏问题，逐年扩张的基金缺口正在使当前的养老保险制度面临着严重的财务风险。

（三）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保障基金的保值增值提出挑战

社会保障基金作为老百姓的“保命钱”，它的安全性和保值增值也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目前个人账户基金的投资范围仅限于银行存款和政府债券，企业年金规定投资于银行存款等流动性产品和货币市场基金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20%，投资于国债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20%，这种投资保证了基金的安全性。但随着老龄化的到来，需要进一步探讨如何使基金在保值的基础上实现增值。

三、国外应对老龄化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实践——以德国为例

德国是世界上老龄化较为严重的国家之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两德统一以及提前退休人口的持续增加，德国的法定养老金开始趋于萎缩，政府的财政危机也不断加重，因此德国进行了以开源节流为主要手段的养老保险改革。

首先，提高养老金缴纳比例。为解决不断增加的养老金领取人数与缴纳人数比例不断下降带来的收支失衡问题，德国一直在不断提高养老金的缴纳比例，同时，降低法定养老金的替代率，德国政府正设计将退休员工养老金占工资的比例逐渐由53%降为2020年的46%，到2030年降为43%。

其次，鼓励支持补充养老保险的发展。德国政府为鼓励雇主和雇员建立企业补充养老保险，从2002年1月起，允许雇员以工资转换方式建立自己的企业补充养老金，同时政府对企业建立的企业补充养老金提供一定的税收减免或相关补贴，这些措施的实施使德国企业补充养老保险的普及程度逐步得到提高。

再次，继续发挥政府在养老保险体系中的主导作用。德国的社会保障事业同政府的社会政策密切联系，政府组织、规划和推动包括养老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并为养老保险的持续运行提供强有力的财政支撑，同时政府根据社会经济的变化制定和适时推出社会保障政策，对各种民间组织和社会保险机构进行监督。

德国作为当今世界上社会保障体制较为健全的国家之一，其制度的创立和成长也历经了漫长曲折的历史进程，其中的很多经验和做法值得我们去吸收和借鉴，比如德国完善的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法定养老保险与补充养老保险相结合的保障方式，以及在老龄化趋势下引入的长期护理保险和“个人服务时间存储制度”等，这些都值得我们去借鉴并适当地结合自身的实际更好地建立健全适合我国国情的多层次、广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

四、应对人口老龄化我国养老保险的制度选择

（一）养老保险制度应定位于保障型制度

社会保障具有互济、调节收入再分配的功能，养老保险无疑也具有这种功能，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养老保险制度也必须进行不断地调整和变革，建立一个统一的保障型的养老保险制度而非福利型的养老保险制度不仅可以发挥养老保险的保障功能而且还可以发挥其收入再分配和激励的功能，这也是我们在养老保险制度设计中所追求的。

（二）建立多层次、多支柱的养老保险模式

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养老保险制度的设计应更加灵活，以满足不同群体的需要，家庭养老、社会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个人储蓄养老保险等都是建立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选择，通过建立多层次、多支撑的养老保险模式，也可以充分有效地分散保险责任，给予公民以全方位多层次的保障。

基本养老保险应坚持广覆盖的原则，为公民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在此基础上企业年金可以保持养老保险的替代水平，保障老年人的生活水平不因为寿命延长而下降，鼓励个人购买商业性储蓄养老保险，政府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这样也可以满足不同群体的养老需求。

（三）积极推进养老保险基金运作的市场化步伐

虽然安全性是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运营的基本要求，但在老龄化趋势下，养老保险基金不仅要做到安全性，而且要实现保值增值。应不断扩大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范围，除银行存款、国债、股票等品种外，国家还应适时出台相关政策法规给予优惠，让养老保险基金积极参与到资本市场的运作中。

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保基金的投资运营也出现了由政府部门投资到私募基金公司投资运营的趋势。私人运营的社保基金具有灵活性和盈利性，体现了市场作为基础手段配置资源的要求。政府可以通过挑选相关私人基金投资公司运营部分社保基金，同时制定法律法规加强监管，通过市场化道路不断壮大社保基金规模实现保值增值。

五、小结

为了应对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制度的挑战，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同时减少其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在对其他国家养老保险改革的有益经验进行借鉴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所处的具体的宏观经济环境，有必要对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进行重新的定位和选择。通过坚持保障型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基本原则，不断建立健全全方位多支柱的养老保险体系，积极推进养老保险基金的市场化运作，达到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才能更好地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

注释：

①苏春红.人口老龄化的经济效应与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选择[M].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38.

②2006年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参考文献：

[1]苏春红.人口老龄化的经济效应与中国养老保险制度选择[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38.

[2]孙祁祥，朱俊生.人口转变、老龄化及其对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挑战[J].财贸经济，2008，（4）.

[3]杨燕绥，李学芳.“创造”老龄人口红利[J].中国社会保障，2010，（5）.

[4]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中国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J].经济科学参考，2011，（34）.

[5]张车伟.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后果及其战略对策[J].湖南社会科学，20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