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戴维森记述，自己对于“第三人效应”的发现，也是源于一个生活细节。1949或1950年，一位来自普林斯顿大学的历史学家，在整理美国海军陆战队二战的文件时，偶然发现一个现象，这引起他强烈的好奇心。他立即穿过走廊，向一位年轻的社会学家描述他的发现：“你应该对公众舆论有所了解吧？你怎么看待这一现象？在太平洋的硫磺岛上，曾经有一个由众多黑人士兵和白人军官组成的美军部队。日本人知道了这个部队的位置后，就派飞机过去从空中散发传单。这些传单都强调了这样一个主题：这是一场白人的战争，而日本人无意与有色人种们发生纠纷。他们大概这样说：不要盲目为白人卖命了，请在第一时间投降或放弃。不要冒险。第二天这个部队就撤退了。”“你为什么觉得这一现象很有趣？”社会学家问道。“因为我根本找不到任何证据来证明那支军队曾受到过那些传单的影响，但它的确影响到了白人军官，那些传单似乎导致了人事上的重大调整。”戴维森就是文中的那位年轻的社会学家，这一细节导致了他对“第三人效应”的大胆假设———“每个人都会推测：我不会受到影响，但他们（第三人）可能会被说服。在某些情况下，一种传播行为产生效果并非由它在其直接指向的受众中的影响造成的，而是由其他人（第三人群体）认为这种行为会对它的受众发挥作用所导致的”。几年后，在对西德媒体在波恩的外交政策形成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调查时，这位社会学家借机向众记者询问，想了解这些记者本身认为报纸社论对其读者的想法有多大影响（Davison，1957）。其中一个最普遍的答复是：“社论对于你我这样的人几乎没有影响，但普通读者可能会受相当大的影响。”由于无法找出支持这种判断的证据，这条询问最终被废弃，但社会学家对这种现象仍然留下深刻的印象，即许多记者相信社论对其他人的态度有影响，但像他们这类人受到的影响却很小。另外，据载“第三思潮”代表人物马斯洛关于自我实现的研究，一开始并不是一项科学研究计划，而只是为了满足他自己的好奇心。尽管研究不符合科学方法的要求，但它所产生的结果却是很重要的。正如马斯洛所说：“精神健康和精神疾病问题是如此紧迫，以致任何一点知识都要我们可得等上一辈子了。”马斯洛对自我实现的人的好奇心开始于大学时代。他当时非常希望去理解他崇敬之至的两位教授。他们是马斯洛获得博士学位并来纽约后的老师。他的好奇心使他开始研究究竟是什么促使这两位教育者如此卓尔不群。当他记录他们的情况时，他忽然想起可以把两人的个性加以比较，因为两人都有某种共同之处。这个发现使年轻的马斯洛十分振奋，于是他试图知道这一类人物是否在其他地方也能找到。他就是这样开始了对充分成熟的人的广泛研究。

当然，除了这种职业性好奇之外，还要具备“日常生活学理化”的主动意识。如前所说，要创新，必须要有好奇心，但这种好奇心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漫无边界的，而是要以一定的专业的准备与职业的眼光为前提的。卢因之所以能够从主妇买牛下水烹调食品之中发现“把关人”的奥秘，是因为他是一位社会心理学和传播学专业研究人员，他具备一种研究者的素养，这种素养可称之为“日常生活学理化”，它是指一种善于把日常生活上升为抽象学理的能力。我们生活在日常生活之中，日常生活的许多细节往往蕴藏着许多学理，而创造性思维的突破，一般都是由于发现了掩藏在日常生活背景之中看似无关的两种知识片断之间的隐蔽关系，创造性思维对未知的认识，一般也是和识破一个处于“日常伪装”之中的已知原则紧密联系。试以议程设置理论作为分析对象。“日常生活学理化”的素养之一就是时时注意自己相关研究领域的细节，试图从中发现问题。议程设置理论是传播学的重要理论，其要点是：新闻媒介可以为公众的思考与讨论设置议程。而“原始思维点”源于对一个日常生活中的新闻细节的观察与思考，该理论原创者之一的麦库姆斯回忆说：现今形式的议程设置思想的直接来源是1967年早期某日对《洛杉矶时报》头版新闻报道编排的不经意观察。那一天有三条重要新闻：国际层面，英国郡议会选举中工党出人意料地败给保守党；国内层面，一条丑闻在华盛顿浮出水面；地方层面，一项联邦资助项目的洛杉矶市区主管被解职，那个项目是全国重点扶贫项目。毫不为奇，《洛杉矶时报》将地方新闻放在头版头条。由于其保守的版面设计，其他两条新闻被迫退居次席，在头版中以单行标题形式出现。如果没有其他两条新闻，这三条新闻中的任何一条都应该是头版头条。正是这一点引起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几个年轻教员的思考。在世纪饭店大厅的周五‘青年教员会议上，我们边喝边聊。我们猜测，如果某条新闻被安排到一个不显眼的位置，那么这个事件的影响力会不会因此而降低？这是我们的猜测。这种猜测来自先前在大众媒介对公众影响力这一问题上的各种分散观点与经验结果，并成为议程设置理论的萌芽。”②一般人看报纸，注意的只是新闻资讯本身；而学者或研究者看报纸，注意的则是新闻资讯背后隐藏着的“学理”，这是因为，后者已经有了对某一问题思考的前期准备。在麦库姆斯的议程设置理论之前，已有李普曼的“拟态环境”理论，这一理论假设：新闻媒介设置了我们头脑中关于外部世界的种种图像。这一理论引起麦库姆斯的关注，并想有所拓展和超越，正如他所说：“李普曼是现在我们简称为议程设置思想的学术先祖。在他的经典著作《舆论学》中，开篇第一章就叫做‘外部世界与我们头脑中的图画’。虽然李普曼没有使用议程设置这个词语，但是在这一章中他总结了议程设置的思想。他认为，作为超越我们直接经验认识广阔世界的窗户，新闻媒介决定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地图。他认为，舆论的反应并不是针对环境的，而是针对新闻媒介创造的拟态环境的。……现在，关于大众媒介议程设置作用的实证证据已经证实并刻画了李普曼粗线条的观察。但是这种关于舆论形成的详细描绘来得很迟。”也就是说，麦库姆斯在看“1967年早期某日《洛杉矶时报》头版新闻报道”时，头脑中已经装有李普曼关于“虚拟环境”及“新闻作为认知地图”的知识了，但他又认为李普曼的说法是“粗线条的观察”，还有延伸的空间和充实的余地，于是试图在新闻媒介究竟怎样“决定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地图”的细化和分层方面有所突破，具体而言，就是一种假设和猜测———“编辑与新闻主管影响我们对当前什么是最重要的事件的认识，这种影响各种话题在公众议程上的显要性的能力，被称作新闻媒介的议程设置作用。

报纸提供大量线索，体现各种话题在每日公众议程上的相对显要性。……时间长了，新闻报道中强调的议题就成为公众认为最重要的议题。新闻媒介的议程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公众的议程。换句话说，新闻媒介设置了公众议程”。再举一个例子：梅洛维茨和他的《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一书。这本书在传播学上的影响在于：它首次提出“媒介场景”或“信息场景”这一概念，以和“物理场景”或“社会场景”相区别。恰如作者所说：“戈夫曼和许多其他社会学家倾向于以行为发生地的角度思考社会角色，但是我认为电子媒介打破了物理空间和社会场景的传统关系。电子媒介创造了新的场景，破除了旧的场景。许多美国人好像不再‘知道自身位置’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不再拥有传统意义上的位置，也就是行为与物理环境及其观众的相匹配。”在此，梅洛维茨提出的问题是“当我们的社会场景发生变化时，我们的行为会有新的形式和意义，而我们将会变成谁，变成什么样呢?”于是他把自己的关注重心放在“研究一种新的社会场景观念”，具体而言“它包括物理场景，如房间和建筑物，也包括由媒介所创造出的信息场景。与物理场地类似，媒介可以容纳和拒绝参加者。媒介亦像墙和窗一样可以隐藏和显示某些东西。媒介既能创造出共享和归属感，也能给出排斥和隔离感。媒介能加强‘他们与我们’的感觉，也能消除这种感觉。”③而他对“媒介可以塑造、建构不同的社会场景”这一本质的认识，却是来自对日常生活感受的关注，一次欧洲旅行归来之后所面对的林林总总的“场景”。此不赘。梅氏指出，在这些截然不同的“场景”中，所传递的内容和方式、语调都是不同的，因为不同的场景对他有不同的“期待”，而这些“期待”造成种种不同的“区隔”。同理“，不同的社会群体，不同的社会阶段以及不同的权力阶层，有着各不相同的传统观点，这种差异是由人们不同的社会经历造成的。被分隔在不同的场景中的人们会形成不同的世界观，人们的行为在台前和幕后可以完全不一样，人们可以表演补充的角色，而不是互换角色。这种场景的区分是由于文字和印刷材料的传播而形成的。基于人们阅读能力及文化的素养的差异，他们则分别属于不同的信息社会。这种场景的区分同时也是由于不同的人群被隔离住不同的地方，且在某个具体地方有着具体而有限的经历，这就产生了不同的社会身份”。但是，电视这种电子媒介出现之后，情况不一样了，因为电子媒介将许多不同类型的人带到相同的“地方”，于是许多从前不同的社会角色特点变得模糊了。

由此可见，电子媒介最根本的不是通过其内容来影响我们，而是通过改变社会生活的“场景地理”来产生影响。这是因为，电子媒介尤其是电视，使得曾为各不相同的社会场景相互交叉。例如，与面对面的交谈及书本相比，成年人很难利用收音机和电视来“相互”交流，因为他们常常会被孩子们“偷听”到。类似的电子媒介增加了男女异性之间社会行为的了解。收音机和电视对不同类型观众和场景的融合，使全国性的政治家很难对某个选区的选民说具体的事情，也很难在不同的公共场合有不同的表现。这里所提出的理论显示，社会舞台和社会行为的重组至少是引起近期社会潮流的部分原因，这些潮流包括儿童与成人概念的模糊，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概念的融合，政治精英与普通市民的等同。对电子媒介怎样影响了社会行为，梅氏也是用自己的直接生活体验———那次欧洲旅行归来的体验来说明的：例如，假如在我回家后，我的父母举办了一场出其不意的欢迎晚会，他们邀请了我所有的朋友、亲戚、教授和邻居，试想我欧洲度假的各种各样的故事会是怎样的。如果我不能将听众分开，我对旅行的描述又会是怎样的？如果我的父母将我带到这些人中间，在这些人都在场的时候，给我15分钟时间来讲述我的旅行，我又能说出什么呢？如果开始讲私下对父母所说的“安全”故事，我的朋友会感到厌倦甚至可能会咯咯发笑。如果我讲危险而浪漫的冒险。我的父母和邻居可能会不舒服。显然，我为特定的听众所准备的故事几乎每一个都会使混合听众中的部分人感到厌倦，甚至会冒犯某些人。所以我可能是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也可能迅速适应这个混合场景，想出一个新的综合故事，将每一部分听众感兴趣的故事都说一点儿，但是毫无特色，不会冒犯任何人。不过无论我说什么，这种情景与我和孤立听众交往的情景大不相同。如用本篇的角度———“日常生活学理化”来观察，梅洛维茨无疑是在“日常生活”和“学理”之间发现一种内在联系，促使他进行思考的“原始思维点”是欧洲旅行归来的直接生活体验，他由此发现物理意义上的社会场景之外，还存在着一个“媒介场景”或“信息场景”，恰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当不同的社会场景组合在一起后，原本恰当的行为可能就不合适了。当一个特定的私人场景与其他社会场景融为一体，变得公开时，行为方式必须随之调整、变化。场景的组合改变了角色的行为模式并且改变了社会现实的构成。我在回家的欢迎晚会中所遇到的场景粗略地模拟了电子传播媒介所创造出的场景。”这就体现了本篇的主旨之一：要具备一种“日常生活学理化”的主动意识。

概念命名与思维延伸

有意识的概念命名，是创新思维的关键步骤。有一句话说“命名即创造，想象即诞生”，说明命名在学术创新中的重要性。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任何所谓理论思维活动都是以术语、概念、范畴、命题等为基本单位来进行的，要讨论、研究一个理论问题，总要围绕着概念或范畴来进行，总要集中在某几个甚至一个概念上。从某种意义上，是否具有创新性，关键是看作者是否提出了新颖的、重要的核心概念。这在传播学的一些发现与原创中也有所体现。例如议程设置理论的提出。此前，已有李普曼的拟态环境理论，认为新闻是影响我们头脑中形成关于外部世界图像的一种虚拟环境。如果继续沿袭这一概念，显然没有新意。麦库姆斯和肖观察并猜测，“如果某条新闻被安排到一个不显眼的位置，那么这个事件的影响力会不会因此而降低？”。猜测，即假说，头脑中有了一种假说的轮廓之后，其后重要的是概念命名，麦库姆斯也是这样做的，他仔细描述了这一过程：尽管遇到了这种挫折，但是理论观点仍然具有吸引力，我们决定尝试另外一种方法：对1968年美国总统选举中那些犹豫不决的选民进行一次小规模调查，并对这些选民经常接触的新闻媒介如何编排选举中的重大事件这一问题进行内容分析。选择那些犹豫不决的选民作为样本是基于下列假设：这些选民对选举感兴趣，但却仍然没有决定将选票投给谁。他们可能最容易受到媒介的影响。这就是查普希尔研究，即现存公认的议程设置理论的起源。查普希尔研究的重要贡献在于议程设置这个词汇本身，它使关于媒介影响的这个概念立即在学者中流传开来。

在这本书的另一处，麦库姆斯也指出这一概念命名的来源，“他们的中心假设是大众媒介通过影响议题在选民中的显要性来为政治竞选设置议题议程。两位教授，也就是肖和我，还为大众传播的这种假设影响力起了一个名字。我们将此叫做议程设置”。于此，“议程设置”这一概念命名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它很有利于这一新型理论的普及与传播。麦库姆斯说，“查菲回忆道，在1968年新闻教育协会的年会上，当我第一次向他介绍议程设置研究时，虽然这个词很陌生，但他还是马上理解了我们的研究重点。”在梅洛维茨的研究中，命名的意识也是十分积极主动的。对于他所发现的那种新的社会场景，究竟叫什么呢？对此，梅氏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命名———本书研究了一种新的社会场景观念，它包括物理场景，如房间和建筑物，也包括由媒介所创造出的信息场景。再如“第三人效应”理论的提出，也显示了概念命名的重要。该理论原创者哥伦比亚大学传播学教授戴维森概括“第三人效应”说：置身于大众媒介强有力的传播中的人，通常认为这种说服力在他人身上比在他（她）自己身上产生更强的效果。每个人都会推测：我不会受到影响，但他们（第三人）可能会被说服。在某些情况下，一种传播行为产生效果并非由它在其直接指向的受众中的影响造成的，而是由其他人（第三人群体）认为这种行为会对它的受众发挥作用所导致的。文中将呈现四个支持这一假说的实验，并阐述这一假说与社会学中某些概念的互补关系。第三人效应可能会在解释社会行为的诸多方面发挥作用，包括宗教领袖对于异教宣传的恐惧，以及政治领袖对于异己的惧怕。一般而言，第三人效应似乎与审查现象的存在密切相关：审查者从不承认自己会受到影响，而认为受到影响的是那些“更容易受蛊惑的”他人。这种现象已经基本清晰，下面的问题是“它究竟叫什么？”只有有了足以反映其内涵的概念，这一理论才能站立、普及并被运用。于是，在《传播中的第三人效应》一文中，戴维森仔细讲述了自己对其进行概念命名的思考过程———这些个人感受（有可能其他的已经被遗忘了），导致了一个命题产生，如果想要一个更好的名字标签，那就可以称为“第三人效应假说”。广义而言，这个假说预测人们趋向于过高估计大众传播施加于他人态度和行为的影响。更具体而言，传播的受众成员中的个人们都处在说服性的传播中（无论这个传播是否是故意的带有说服性），他们认为这些传播对他人的影响要远远大于自己。并且无论这些个人是否在信息的虚设（特定）的阅听人（受众）中间，他们都期望传播行为在他人身上的影响可能导致他们采取行动。但是，一般而言，概念命名还处于假说阶段，而假说是需要证据来证实的，所谓“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是也。有时，这种求证需要很长时间的思考与研究。

对此，议程设置理论的原创者麦库姆斯深有感触地说：“很少有理论刚诞生就羽翼丰满。它们通常始自一种简明扼要的洞见，然后经由许多人的多年探索，才逐渐清晰起来。”就议程设置理论而言———这个理论始自一个简单的假设，这个假设描述大众传播如何影响公众对社会与政治议题的关注。由此，这个理论逐渐扩展，又融入许多新的命题，如关于产生这些效果的偶发条件、塑造媒介议程的力量、媒介信息中具体因素的影响以及这个议程设置过程的各种结果。换言之，概念命名并不是研究的终结，在这之后，还要对已经命名的学理进行合理性论证和深化延伸。在此方面，麦库姆斯在论及议程设置理论时，无意中也提供了一个这方面的分析个案。据他回忆，提出了议程设置这一概念后，并不意味着创新的完成，而是经历了许多坎坷———我们尝试根据实际报纸进行一次实验，这些报纸对于同一条新闻的编排方式各不相同。《夏洛特观察家报》是一份在北卡罗莱纳州广受尊重的报纸，它在一天中出很多版，早间版本针对外地新闻，最后版本主要报道本地新闻。这种多版设计会造成这样一种结果，一些新闻在一天中的早二时间可能占据头版的显要位置，在接下来的版中可能退居头版的次要位置，有时会完全退出头版。我们最初打算利用这些版之间的差异作为实验的基础。但是后来发现新闻编排上的这些变化(无论是话题上，还是在位置变化上)毫无规律可循，因而我们无法系统地比较它们对公众感知产生的影响。戴维森研究“第三人效应”的过程也是如此，在确立了第三人效应的概念之后，他的研究工作并没有停止，而是将其延伸到各个领域。在进行了四个小实验之后，戴维森并未止步，而是试图对第三人效应进行全方位的验证，据《传播中的第三人效应》所述，该理论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传播对他人的影响被如此普遍地夸大了？是所有类型的说服性传播都会导致这种现象的出现，还是只有某些特定类型的传播才会导致这种现象？或者，我们有没有可能不再一方面高估他人受到的影响，另一方面又低估自己受到的影响？”④为验证其普遍存在的程度，戴维森将其延伸到三个领域去研究：一是电影、民意调查等众多社会科学文本；二是选举等政治生活中的其他现象；三是生活中第三人效应。

在这些“延伸”中，所涉及的社会事物与现象林林总总，有电影效果、种族民意调查、核能领域的决策、马里兰的初选、广告营销、沉默的螺旋理论、股票市场、新闻与电影审查制度、对异端人士的排斥等，堪称五花八门、包罗百态。在此，对于新闻传播人颇具启发意义的是：戴维森在深化与延伸自己研究成果的同时，特别注意使自己的研究具有重大的影响与意义，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使自己的研究与重大社会问题和事件挂钩，例如电影审查制度：在电影审查机制中出现的现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索第三人效应所扮演角色的也许是最有意思的一个领域。在重视信仰和道德的人群里，至少，你很难找到一个承认自己曾经受过禁止传播的信息的不良影响的审查员。在他们的理解中，必须要受到保护的应当是普通大众，要不然就是那些普通大众中的年轻人，或者是那些心志不坚定的人们。当马里兰州审查委员会在1981年6月寿终正寝时，这个从1916年起就开始过滤电影中污言秽语的组织里的一些成员，对未来的马里兰州，甚至是整个国家的道德做出了悲观的预言（《纽约时报》，1981年6月29日）。但这些审查员却认为自己的身心健康显然不会受到损伤。其中的一个成员声明，在这21年的时间里她曾经“看过的裸体比50000个医生看过的还多”，但显然，这种体验对她道德上的影响似乎还不如饮食上的多。又比如对异端的态度：古往今来，异教教义和政治异议总能引起教士们和统治者们的忧虑，有些时候甚至是恐惧。这种见解及其导致的血腥镇压里，有多少要归因于第三者效应的影响呢？毫无疑问，它在其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并且很有可能在全世界的痛苦和恐惧中占有一个很可怕的比例。这种对于不同意见的影响过于夸大的预期，导致了不计其数的人身陷牢狱，遭受酷刑，甚至殒命。即便是在今天，在那些权威主义和极权主义国家的监狱里，依然关押着大量被宣称犯有“煽动对抗政府”或者“散布有害流言”罪名的人们。在此，第三人效应的研究已经延伸到严肃的政治领域，涉及到民主与专制、政治制度设计等重大问题，这不仅扩大了该概念的研究范围，还使其具有重要的社会认知价值。

中观思维：两个已知与一个未知

所谓中观思维，是指一种善于融会贯通研究对象的两端，在两个已知的学术观点、学术视角的中间地带发现问题，形成自己的独特视角和学术切入点的思维方式。它有着自己的内在逻辑和规律，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可称之为“两个已知与一个未知”。作为一种思考方式和思维素养，中观思维具有普遍性，这在传播学的研究领域也有所体现。试以著名的传播学研究者梅洛维茨和他的《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为例。这是一部主要以电视为对象、论述媒介场景的著作。仔细剖解其学术思想形成之际的一个个思想萌芽，会发现梅洛维茨的思想方法也有中观思维的影子，即善于在两个已知的思想范畴之间发现一个新的视角和切入点。梅洛维茨曾对麦克卢汉和戈夫曼十分崇拜，前者提出“媒介是人的延伸”，是研究新媒介的大师；后者前文已经提及，是“角色理论”或“拟剧论”的代表性人物。梅洛维茨这样描述他对二位学者的感受：当我还是大学生时，曾试图将我所学过的和所经历的综合成一个整体，我对这两种理论的不完整感到不安，但对他们对社会秩序的看法感到好奇。戈夫曼和麦克卢汉为理解社会行为提供了不同的思路。戈夫曼提出了影响行为的一个因素：“环境的限定”，它是由特定的交往地点以及观众所决定的。戈夫曼显然忽略了角色和社会秩序的变化；而另一方面，麦克卢汉指出了电子媒介的应用所产生的社会角色的普遍变化，但是没有清楚地解释电子媒介“怎样”和“为什么”会引起这些变化。这种想法一致延续到梅洛维茨攻读博士学位，并决定以此作为自己的学术突破方向。于是，他把麦克卢汉和戈夫曼各自的不足，即二者学说的中间地带作为自己突破点，最终形成了自己的学术兴趣。

他这样描述自己的学术历程：“将这两种理论流派合二为一的兴趣，以及经过10多年的努力，终于形成了这本书。我认为戈夫曼和麦克卢汉二人的优势和劣势是互补的。戈夫曼侧重研究了面对面的交往，而忽视了媒介对于他所描述变量的影响和作用；而麦克卢汉侧重媒介的效果，却忽略了面对面交往的结构特征。面对面的行为和有中介的传播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交往，即现实生活和媒介场景的差异。”《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提出一个新的概念———一种能够将面对面交往与媒介的研究联系起来的共同基础，即“社会场景”的结构。他指出：“我认为电子媒介影响社会行为的原理并不是什么神秘的感官平衡，而是我们表演的社会舞台的重新组合，以及所带来的我们对‘恰当行为’认识的变化。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观众变化的同时，社会行为也会变化。”于是，在此认识的基础上，他实现了媒介分析与社会场景的结合，在两个前辈的“已知”之上，他成功地发现并论证了一个“未知”。另以传播学的批判学派学者之一弗洛姆的《逃避自由》为例。弗洛姆指出：“除了理解产生法西斯主义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之外，还有一个人性的问题需要探讨。本书目的就是分析现代人性格结构中的一些动态因素，正是这些因素使法西斯国家的人们甘愿放弃自由，并如此广泛地充斥于我们数百万同胞的心灵中。”⑤他的这种把心理性格和社会政治文化结合起来的思路，是受到两个人的启发，一是马克思，二是弗洛伊德。在对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研究、“综合”中阐发的，关于人的存在、本性、异化与解放的理论构成弗洛姆学说的核心。一方面，弗洛姆认真研究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马克思著作，认为其异化劳动理论具有合理性，但过分强调经济、政治因素，虽提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概念和关系，但并未说明二者是如何实现转化的；另一方面，弗洛姆深受弗洛伊德的影响，认为其较前人高明之处在于：他引导人们注意观察和分析决定人类若干行为的非理性和无意识力量，但尚缺乏科学论证，其性本能说也过于偏颇。于是，弗洛姆在二者的学说中发现一个中间地带———“我也试图找出弗洛伊德学说中哪些仍然闪耀着真理光辉的思想和哪些需要修正的论断；对于马克思的理论，我也是这么做的。在理解和批评这两位思想家后，我最终找到了一种综合”。换言之，在吸取了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学说的精华之后，他同时看到二者的缺陷：马克思过分强调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弗洛伊德则过分强调纯粹生理和本能对人的影响作用。于是他试图“综合”二者。

弗洛姆认为，“怀疑一切”的理论出发点、相信真理的力量、强调人道主义和运用辩证法的动力学研究方法，是实现二者结合的基础。他用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性格”补充马克思之不足，提出“社会无意识”和“社会性格”，作为联结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纽带，实现了二者的“综合”。如果考虑到传播学是一种跨学科的综合学科，其中新闻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构成其架构主体，那么，社会心理学的个案也可视为本篇分析的对象。例如马斯洛在本能主义和行为主义之外的第三思潮心理学，也体现出中观思维的特征。马斯洛的心理学素有第三思潮之称，所谓第三思潮，是指在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本能主义和以华生为代表的行为主义之外的一种角度，马斯洛指出：“我发现很难向别人表达清楚我对这两种普遍的心理学既尊重又不耐烦的心理。那么多人坚持认为不赞成弗洛伊德就是反对弗洛伊德，不赞成科学心理学（即行为主义学说）就是反对科学心理学等等。我以为所有这些忠诚不渝的态度都是愚蠢的。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些各种各样的真理汇集起来，使它们成为统一完整的真理。只有对这样一种真理，我们才应该是始终不渝的。”很明显，马斯洛的学术出发点是试图对二者进行综合。于是，他对这两种在心理学界影响最大的学派进行利弊分析，从而找出自己的“第三条道路”。对弗洛伊德主义，马斯洛认为，一个人如果不理解精神健康，也就无法理解精神病态。然而不仅是弗洛伊德，而且汉密尔顿、霍布斯、叔本华等都是通过观察人类中的渣滓而不是精英才得出他们的结论的。科学家们对诸如幸福、欢乐、满意、宁静、满足、风趣、游戏、健康、欣喜与入迷等这些人类行为的积极方面视而不见，而且还忽视了仁慈、慷慨、友谊等好的秉性。科学研究的重点，被放到人的缺陷上，而对人的力量和潜力却很少或根本不加考虑。马斯洛指出：“如果一个人只潜心研究精神错乱者、神经症患者、心理变态者、罪犯、越轨者和精神脆弱的人，那么他对人类的信心势必越来越小，他会变得越来越‘现实’，尺度越放越低，对人的指望也越来越小……因此对畸形的、发育不全的、不成熟的和不健康的人进行研究，就只能产生畸形的心理学和哲学。这一点已经是日益明显了。一个更普遍的心理科学应该建筑在对自我实现的人的研究上。”⑥对主要基于动物心理与行为的行为主义学说，马斯洛认为，人类行为与动物行为之间有极大不同，而且他对动物本能就一定是坏的这一点也持有怀疑态度。他认为我们即使接受了人是从动物发展而来并与动物有相同的本能这一前提，那也不一定就意味着这些本能是坏的。我们说对人类繁衍必不可少的性冲动就一定是坏的吗？我们能无视动物王国里好的行为与坏的行为一样多这一事实吗？动物中的破坏性的侵略行为可能还不如在人类中普遍。动物王国里决不乏合作的事例；事实上种类的合作与其说是例外，倒不如说是规律。再说，如果我们认为人只是动物的一种高级进化形式，那么我们也必须认为与他关系最近的是猿。马斯洛通过对猿和猴的广泛研究，知道它们通常是友爱合作的，而不像弗洛伊德所描绘的那样小气、自私、侵犯成性。“弗洛伊德主义者认为人类本能有着恶劣的动物性，因而他们必然会期待这种本能会再清楚不过地出现在疯子、神经症患者、罪犯、精神脆弱者或铤而走险者身上，从这一信念出发，人们自然会说良心、理性、伦理观念仅仅只是后天获得的假象，与被掩藏在下面的真实有着本质的不同。“”达尔文的观点与这种观点如出一辙，以致他只看见动物界的竞争，而对于与竞争同样普遍的合作却视而不见。”总之，弗洛伊德主义者与行为主义者都强调或侧重人与动物的相似性，而却完全无视或否认使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种类的独一无二的特征。马斯洛问道，如果说各种动物都有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独特本能，那么为什么人类也具有这种独特之处就是不合理的呢？“用动物（本能）来进行研究一开始就注定要忽视（排斥）只有人类才有的那些能力，如殉道、自我牺牲、羞辱、爱情、幽默、艺术、美、良心、负疚、爱国、理想、诗情、哲学、音乐和科学。要认识人类与所有灵长类动物所共有的特征，那么动物心理学是十分必要的。可是，要研究人类所独具的或者使人类大大优于其他动物的特性(如潜存的学习过程)，那么动物心理学就用不上了。”

马斯洛发现，已知的研究都有其缺失，简言之：本能主义研究精神病患者是有价值的，然而是不够的；行为主义研究动物是有价值的，然而也是不够的，而其研究一般人的普遍情况又难以说清楚一些现象和问题。他认为，要了解精神不健全的人，应该首先了解精神健全的人，在这两者之外的第三种现象，于是，在两个“已知”之外，他找到自己要研究的“未知”。马斯洛建议把这一重要的新的知识来源引入心理学与精神病学中去。马斯洛认为一种综合性的行为理论必须既包括行为的内在的、固定的决定因素，又包括外在的、环境的决定因素。弗洛伊德学派只注重第一点，而行为主义者只注重第二点。这两种观点需要结合在一起。仅仅客观地研究人的行为是不够的，为求完整的认识，也必须研究人的主观。我们必须考虑人的感情、欲望、希求和理想，从而理解他们的行为。

尽管梅洛维茨、弗洛姆和马斯洛的研究领域不同，研究对象各异，但他们在“善于在两个已知的学术观点、学术视角的中间地带发现问题，形成自己的独特视角和学术切入点”这一点上，有着相通之处。这对传播研究者思考问题时，或许不无借鉴的价值。心绪无迹，思路有痕。时代呼唤创新，社会学需要想象力，传播学亦需要培养创新思维的素养。思维素养不是凭空产生的，不是高不可及的，而是体现出一定的规律性。验之传播学史，许多发现和创新不无规律可循，重要一点就是其发现者都体现出良好的思维素养。可大概总结为：发现者或创新者都具备职业性好奇与“日常生活学理化”的能力，他们都认识到概念命名的重要性，并善于使自己的思维深化或延伸。另外，有的学者还善于在两个已知的学术观点、学术视角的中间地带发现问题，形成自己的独特视角和学术切入点的思维方式，是为中观思维。认真模仿、领会、学习这些素养，对培养我们自己的创新能力、提高中国传播学的理论水平和思辨能力或许不无借鉴和启发意义。

作者：刘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