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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育思想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它的实践性。特别强调实践教育，学校教育也必须同实践相结合。从哲学上讲，一个人的思想认识可以从书本上得到，也可以从实践中得到，即使从书本上得到的，也还要在实践活动中才能真正化为自己的认识。从美育上讲，一个人审美能力的养成，是各种审美场所和环境共同作用于审美主体的结果，这就要求审美教育必须通过各种渠道施教，参与实践活动是一条重要的渠道。通过实践教育，使受教育者成为一个参与者，而不是一个旁观者。在参与的过程中，使身心在实践中体验创造的乐趣和把握各种实践活动的审美特征。

实践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但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从事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其他的实践活动都是以这种生产活动为基础的，所以，一贯强调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就提出苏维埃的教育应与劳动相联系；在抗日战争时期，这一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他在解放区的教育中把师生参加大生产运动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提出“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之所以一再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就是因为他发现生产劳动的实践活动对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有特别重要作用：首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可以培养学生尊重劳动，尊重劳动人民的情感；其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对促进智育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劳动可以使人勤奋，意志坚强，具有奋斗精神；第三，这个方针是让人性得以自由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是人类走向真正的自由、平等的途径。还提出“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通过劳动这个中介环节，逐渐革除千百年来“读书高尚，劳动卑下”的思想，改变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相脱离的局面，使人人都具有丰富的知识，人人都善于并乐于动手操作，使知识的大脑和勤劳的双手集于一身，一句话，使人的本质力量得到充分的实现。只有达到这种境界，人的真正的自由、平等才会出现，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美育的最终目标。由此看来，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是立足于现实，放眼未来的长远方向。同时，这个方针使新中国的几代人的审美观念较前一时生了新的变化，这便是劳动美审美理想的建立。

美育与智育、德育有密切的关系，但也有其独特的形态特征，其中最突出的一个特征就是美育的娱乐性。美育的娱乐性是由审美活动的本性所决定的，在审美活动中，个体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排除利害的计较，处于一种轻松的心态之中，只有在这种心态下才能形成审美愉悦，也只有在这种心态下才能产生审美教育作用。对美育这一特征有深切的体验和了解。他在青年时代就研读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学习梁启超、蔡元培等人的著作，对他们所宣扬的唐德美学思想比较信服。所以，青年的美学见解也打下了唐德“批判哲学”的印记。唐德认为，审美具有超脱性、普遍性的特征。个体通过审美教育就可以超脱现象世界，进入本体世界。在这时提出“求真求美”的思想，就是要构筑一座由令人痛苦的现象世界到令人神往的理想境界的桥梁。这种构想虽然有唯心主义的成分，但其思想实质是利用审美的超脱性与普遍性来反对封建主义对个性自由的束缚，争取个性的解放，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的美育思想，在进行革命的伟大实践活动中，更加丰富和成熟了。从不孤立地谈美、谈艺术，他始终把美，把艺术与思想教育联系在一起，主张两者的统一，即文艺的教育性与教育的形象化。他还主张政治内容与艺术形式的统一，普及与提高的统一，事物对立面的统一，以达到美育的目的。指出，文艺作品既不是现实生活中自然形态的粗糙的东西，又不是宣讲哲学的讲义，而是把作家对生活的认识和理解以及对生活的信念寓于形象当中，通过形象来激发受教育者的联想、想象，进入美的境界，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在娱乐中受到教育。

的文艺批评建立在美育的基点上，他继承了马克思关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统一的思想，提出了批评的两个标准：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一切精神现象都是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产生的，而物质生产活动都是有功利目的的活动，文艺作品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必然带有一定的社会功利目的，这就达到了美育的效果。所说的政治标准，就是文艺的社会功利的价值判断尺度。另一方面，美育的过程又是一种特殊的审美创造活动，它的形象性、情感性以及个人创造性，就决定了它有超越直接物质性和现实功利性的特征。根据两种价值判断尺度，进一步提出“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的原则。“统一”具有不可分性和不可替代性。没有社会功利追求的美育行为是不存在的，只是功利追求的层次不同；没有审美价值的教育活动不能称其为美育，只有二者的统一，才能使受教育者进入审美过程，产生审美教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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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审美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上，强调走民族化道路，形成自己的民族特点。他指出，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必须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要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具有中华民族的特点，坚决反对生搬硬套的教条主义。“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P534）

发展民族化美育，必须立足于民族生活的土壤。认为，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和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任何民族的文化，总是在本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而历史发展总是以前代所提供的各种条件为基础的，这就决定了文化发展的民族继承性。

而民族化的实质就是大众化。所谓大众化，就是不仅美育的内容为大众所熟悉、接受，而且形式也要为大众所喜闻乐见。只有如此，才能使文艺作品以及其它审美教育的形式满足人民群众的心理需求，达到审美教育的目的。抗战时期，从全国各地来到延安的一些文艺工作者，与社会接触不多，不熟悉工农兵，与他们缺少共同的语言。有一些人由于脱离人民群众，生活空虚。针对这种现实，提出了文艺大众化的问题，其关键也就是审美教育的问题，要改造这支文艺队伍，也就是要建立一支强有力的美育队伍，以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

大众化的作品，在内容上要写群众所熟悉的现实生活，在表现形式上要通俗化。通俗化的形式是指那些为老百姓所熟悉的民间形式，如地方戏曲、民间说唱等，语言通俗化，才能写出群众看得懂、听得明白的作品，群众才会喜闻乐见。自身就十分注意教育的大众化和通俗化，他的文章极少抽象说教，语言上多用俗语、俚语。生动活泼的文风一直成为一种典范。就个人审美趣味来说，他自有高雅、个性的一面。他的古诗词爱好，他的“狂草”，都不是通俗范畴的。但从不提倡文艺工作者去创作旧体诗词，也不倡导大众去学写草书。他喜欢现代人写现代诗，在给的信中他表示赞成新诗的表现形式，但这并不影响他保留自己的审美趣味。反用“对牛弹琴”的成语，应看作是他美育思想的一个命题。这个成语的本意是以“牛”来讽刺愚蠢的人，笑他们听不懂深刻的道理。反其意而用之，来讥讽那位自作高深的“弹琴者”，笑他讲道理、进行教育不看对象。所谓美育中的“美”，是“育”的条件，“育”是根本。所以在美育中没有孤立的绝对意义上的美，只有美与对象发生联系的时候，美育才会产生。从这个意义上讲，文艺大众化的理论完全是美育意义上的理论，而并非艺术创作理论。有人曲意理解的“大众化”即是“小放牛”，即是“牛、羊、手”之类的识字班。其实的“大众化”其所指正是美育意义上的大众化，是文化启蒙时期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

关于如何建立具有民族特色的美育的讨论由来已久，从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开始，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主张，但由于当时的争论目标不明，标准不清，未能形成统一的意见。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提出一套建立民族形式的完整理论。他说：“屁股要坐在中国的现在，一手伸向古代，一手伸向外国。”[2]（P40）这句话非常形象地概括了创造民族形式的原则和途径，这就是要紧紧围绕中国现实需要，吸取古代的，借鉴外国的。批判地继承我国传统的美育思想，是建立当代美育思想的基础，没有对古代美育传统的吸收，就会丧失美育的民族特质，也就不可能建立民族形式。美育思想的形成，与传统文化的滋养是分不开的。中国儒家美学思想与美育密切相关，儒家谈“美”不离“育”，孔子在《论语·阳货》中讲“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便是艺术与教育的统一，即美育。所提出的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统一，正是这种美育思想的继承。孔子讲“文”、“质”关系，讲革命的政治内容与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孔子讲“学而时习之”，主张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总之，审美与道德修养的统一是对儒家美育思想的继承。对于传统文化，总是立足于现实需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具体分析，“取其民主性的精华，去其封建性的糟粕”，这成为我们学习传统文化的一条准则。

吸收外来文化，发展民族文化，这是一条文化发展的规律。在20世纪50年代就坦率地承认：“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艺术是不是这样呢？中国在某一点上有独特之处，在另一点上外国比我们高明。小说，外国是后起之秀，我们落后了。”[3]他还举出我国历史上汉代、唐代吸收外来文化，发展本国文化的成功事例，说明吸收外来文化的重要性。他说：唐代的一些音乐舞蹈形式就是从外族传过来的，用久了，也就成了中国的了。所以说外来文化经过充分的中国化，是完全可以变成民族形式的。

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美育思想，必须创造和形成独特的民族风格。要创造民族风格就要勇于标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