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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一边倒”、“一条线”到不以意识形态定亲疏，都是为了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

1949年6月30日，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指出“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民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选集》第四卷，第1473页）向世界宣告，新中国的外交将实行“一边倒”政策。

关于“一边倒”政策，后来曾引发过许多争议，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除“一边倒”外，是很难有别的选择的。

中国共产党曾多次暗示，只要美国不扶蒋反共，未来的中国和美国是可以建立起友好关系的。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后还曾指出：“如果美国及英国能断绝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它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外交文选》第83页）。但美国出于偏执的反共意识形态，依然全面支持国民党政府，从而关闭了中国共产党同美国建立关系的大门。

新中国成立后，为保障国家安全，发展经济，必然要寻求外援。既然不可能从帝国主义阵营获得援助，那么只能从社会主义阵营寻求同情、支持和援助。中国若走与美苏等距离的“第三条道路”，不但无法改变美国对中国的敌视，而且将失去苏联的援助。

然而，“一边倒”政策的最大特征是以意识形态作为标准来区分敌我，缺乏弹性。苏联在这个阵营中以老大自居，以自己的利益作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由于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中苏之间产生矛盾便是迟早的事。

70年代，为了遏制苏联的扩张提出了“一条线”战略。这一战略使国际关系中各方力量趋于平衡，有效地抵制了苏联的扩张，同时也改善了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位置，加强了国家安全。以后美苏战略力量渐趋平衡，中国为避免被他国利用，决定走与各国和平共处的独立自主的外交道路。

这个任务是由邓小平来完成的。1982年12月，在他的主持下，中国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宪法宣告了中国的外交将不再以意识形态作为行动取向，也不为一时一事所左右，而是从中国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从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出发来决定自己的政策。

新的外交政策改变了过去与他国关系非敌即友的状态，无论对方的制度、信仰如何，只要遵守五项基本原则，中国都与之建立友好关系。不作意识形态的价值判断，给中国外交带来的是更多的与各方打交道的余地。80年代末，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所产生的负面效应给苏联东欧国家带来了剧烈动荡，这种动荡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严重的后果。邓小平总结了60年代中苏大论战的教训，主张“冷静观察”，不进行意识形态论战。对于苏联内部不断的权力更替，中国政府表示：“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并始终认为，苏联内部事务应该由苏联人民自己来处理，我们尊重苏联人民的选择”（《中国外交概览》1992年卷，第231页）。就是到了最后，苏联政局发生剧变，联邦解体，戈尔巴乔夫下台，叶利钦上台，中苏关系都没受影响，乃至1996年，中俄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到，邓小平主张的不结盟、不树敌、不以意识形态定亲疏的策略，给中国提供了更广阔的外交舞台。

二、“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思想，提供给世人一种解决各种争端的全新思路

从50年代美国“第七舰队”开入台湾海峡起，台湾问题便是中国对外关系的一个焦点。70年代中美关系解冻，台湾问题成了中美关系中的一个症结。由于美国的全球战略视台湾为一个“不沉的航空母舰”，不肯放弃插手台湾的机会，中美关系始终存在着不协调。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在建交问题上达成一致，但在台湾问题上，因美国有所保留，问题并未解决，双方在建交声明中各说各的，意见相左。美国的声明称：“美国深信，台湾人民将有一个和平与繁荣的未来。美国继续关心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并期望台湾问题将由中国人民自己和平地加以解决。”中国政府则声明：“解决台湾回归祖国，完成国家统一的方式，这完全是中国的内政。”（《中国当代外交史1949—1995》第312、313页，谢益显主编，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8月出版）。

和邓小平都拒绝承诺不使用和平解决之外的其他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都主张在可能的条件下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1955年5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转引自《邓小平的外交艺术》第113页，傅耀祖等编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1960年5月22日，在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台湾只要回归祖国，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大权均由台湾当局掌握，所有军政建设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双方互约，不派人员做破坏对方的事情。的这个建议，可说是邓小平“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雏型。1979年12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时，强调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作为一个地方政府，拥有充分的自治权，台湾的制度、生活方式不变，可以拥有自己的军事力量。邓小平提到了两种制度的问题，“一国两制”的构想已初现轮廓。1984年6月邓小平在接见香港工商代表团时讲，大陆和台湾谁也不好吞掉谁，只能另找办法，那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这个办法照顾了各方的利益，是各方都能接受的可行办法。1985年5月，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政府工作报告，正式将“一国两制”定为一项基本国策，使之成为处理港、台、澳的指南。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从、的外交思想那里继承而来，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全新概念，它适应当前的国际形势和现时代的特点，且符合各方的利益，有其现实的可行性。这个新思想在香港问题上的成功，为国际上许多类似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用的经验。

邓小平在香港问题的解决上，显示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卓越外交才能。1982年9月24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拜会邓小平，提出以前的三个条约按国际法是有效的，要更动须协商，不能单方面予以废除。邓小平的回答斩钉截铁：“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应该明确肯定：一九九七年中国将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邓小平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第6页，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编，海风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至于主权之外的其它问题，都可以商量，邓小平一再要香港的投资者相信，中国收回香港后，香港的现状维持不变，请大家放心。1997年香港如期回归祖国，制度没变，生活方式也没变，马还是照跑，并顺利渡过了亚洲的金融危机。

香港问题的解决，证明了“一国两制”的现实可行性。撒切尔夫人过后也不得不承认：“一国两制”的构想是“天才的结晶”，是没有先例的，它为香港的特殊历史环境提供了“富有想象力的答案”。

邓小平还将“一国两制”的思路延伸到某些国际问题的处理上，譬如在处理中日关系上的一些岛屿归属问题时，邓小平讲：“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可以先不涉及两国的主权争议，共同开发。共同开发的无非是那个岛屿附近的海底石油之类，可以合资经营嘛，共同得利嘛。不用打仗，也不用好多轮谈判”（《邓小平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第36页）。对于中越马菲等国就南沙群岛中一些岛屿的争议，邓小平也主张先把主权问题搁置起来，共同开发。他在1984年10月的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讲：“这个问题迟早要解决。世界上这类的国际争端还不少。我们中国人是主张和平的，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什么样的和平方式？‘一国两制’，‘共同开发’”（《邓小平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第36页）。

绕过矛盾和冲突，在双方的共同点上寻求合作，邓小平的外交思想极大地丰富了世界外交理论。邓小平的外交理论对时代的脉博把握得很准，仔细观察当今世界其它领域的运作情况，避免冲突、寻求合作已是主流，但在关系到更大利益的外交关系上，人们还停留在挤压对方争取更大利益的传统思维上。邓小平是将时代精神运用到外交的第一人。

三、和平与发展已是当今世界的主题

邓小平关于“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等主张都是建立在对整个国际局势的科学判断的基础上的。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每个历史时代都有其主题，对时代主题的认知，影响着一个国家内政和外交政策的制定。建国后，中国对国际局势的认识和判断可以70年代为界，认为之前的主题是战争与革命，之后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主义体系逐渐崩溃，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有90多个国家获得独立。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以及社会主义国家间的矛盾交织在一起，国际局势动荡不安，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此起彼伏。从二战结束到1979年底，全球共发生战争126起，卷入的国家和地区多达90个，伤亡人数达3000多万。新中国成立后，周边形势异常严峻，中苏、中印边界有武装冲突，南面有正在升级的越战，东南的嚷着要，尤其是北方邻国的威胁，迫使从战争中走过来的认为“战争迫在眉睫”。全党执行了一条全民皆兵，准备打仗的路线。“要准备打仗”、“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备战备荒为人民”是那时每个中国公民耳熟能详的口号，对战争的估计波及到了外交领域，于是有了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战略。

苏联的扩张在1978、1979年渐至高潮，但也是强弩之末，邓小平观察到了局势的变化，主张联合世界上的一切力量遏制苏联，推迟世界战争的爆发。1978年10月邓小平访日，他在东京的记者招待会上讲：“各国人民提高警惕，加强团结，作好准备，打乱霸权主义的部署，战争是有可能推迟的”（《新华月报》1978年10月，第226页）。1979年1月，邓小平在访美时又说：“我们大家可以做这么一件事，苏联在哪里搞，我们就阻止它，挫败它在世界任何地方的捣乱。”“只要我们做得好，就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这就是我们处理国际事务的依据”（《人民日报》1979年2月2日）。

进入80年代后，美苏两霸的战略力量趋于平衡，加上国际反战运动的兴起，邓小平对国际形势有了新的估计。邓小平讲：“我们的观点有点变化。我们感到，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页）。1985年6月4日，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就国际形势、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对外政策发表了重要讲话，通过对国际形势的观察，邓小平得出重要结论：“在较长时间里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7页）邓小平得出可以争取较长时间的和平的结论，主要基于下列三点的考虑。

第一，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能在一场核战争中生存下来。虽然国际核俱乐部成员不少，但有资格打一场热核战争的国家却只有美苏两家，这两家热核武器多，常规武器也多，都有毁灭对手的能力。然而，两家谁也没把握在摧毁对方的同时保全自己。俄罗斯与以往的苏联比，综合实力今不如昔，但要孤注一掷打一场核战，还当真没哪家能赢了它。既然美苏无法确定能打赢，其它有核国家自然是更不抱希望。就这点看，在今日要打世界大战还不可能。

第二，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在全球范围增长，且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二战后所发生的战争大都发生在第三世界国家，他们是最不希望战争的。在第三世界的力量里，中国是人口最多的国家，发展也最快，是世界和平力量发展的重要因素。欧洲是现时代的中心，美苏的利益中心也在欧洲，一旦战争爆发，欧洲必遭涂炭，所以欧洲国家也是不希望战争的。无法打赢核战的美苏，其人民同样也反对战争。

第三，世界新科技革命的蓬勃发展起到了抑止战争的作用。航天、新材料、电子信息、生物工程等新兴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国家财富的增长大大加快，而且科学技术领先的国家，可以用技术垄断来钳制他国。无论如何，用奔腾芯片和微软作为武器来攻击一个国家要比使用潘兴Ⅱ来得隐蔽。其实，苏联的解体已留给世人许多思索，各国都意识到一个国家的兴衰与安全并不取决于武库中器械的先进及多寡，而是综合国力的强弱。所以各国都在调整政策，以综合国力的竞赛替代军备竞赛。

与和平问题同时存在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发展问题。1985年3月，邓小平对来访的日本朋友讲：“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有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页）他认为和平是有希望的，发展问题则一时还难以解决。

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政治上是独立了，但在经济上并没有真正站起来，旧的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仍在损害着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贫富差距不断拉大。两者之间的差距在60年代是30倍，至90年代初却上升到90倍。虽然现时代的经济发展规则及贸易条件对发展中国家非常不利，但科学技术的革新，产业结构的调整，还是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机会。况且，发达国家内部市场的饱和，制约了其经济的再增长。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市场的需求，使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间的合作成为可能。1984年5月，邓小平与巴西总统菲格雷多会谈时讲：“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障碍。……发达国家应该清楚地看到，第三世界国家经济不发展，发达国家的经济也不可能得到较大的发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6页）。

邓小平对发展问题的看法，建立在对现时代特征的正确把握上，他看到战争作为一种手段正逐渐退让给以经济发展为表征的综合国力的竞争；看到发展中国家在新一轮世界发展趋势中的地位；更看到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对世界和平的巨大影响力。占世界总人口3／4的发展中国家能否得到发展，关系着世界的前途和命运。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人口最多的一员，在这样的格局中便显得至关重要。所以邓小平一再讲，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国的发展就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发展，是制约战争力量的发展；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就越有保障。邓小平强调要扭住经济发展这个中心不放，其意义也就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