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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就是由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深刻地把握到这一必然趋势，一贯倡导对外开放。他还根据现代中国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相应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对外经济交往主张。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对外经济交往思想

经历过辛亥革命和受过陶冶的，从青年时代就知道闭关锁国对于中国的危害，就懂得现代世界已不是一个封闭的世界的道理。1938年在谈到中国抗日战争问题时，他指出：“中国已紧密地与世界连成一体，中日战争是世界战争的一部分”，要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自力更生为基本立脚点。但中国不是孤立也不能孤立，中国与世界紧密联系的事实，也是我们的立脚点，而且必须成为我们的立脚点。我们不是也不能是闭关主义者，中国早已不能闭关”[1]。这里虽然说的是抗日战争的问题，但实际上也说明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即中国不能再成为一个闭关锁国的国家了。在主张对外经济交往方面，较早的资料记载是1931年他与项英、一起签署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经济政策》。其中在谈到工业方面时指出，将操在帝国主义手中的一切经济命脉收归国有，允许某些外国企业在遵守苏维埃法令的前提下，另订租借条约，继续生产。[2]独自阐述他对外经济交往的思想是1936年他同斯诺的谈话中提出来的。他说：“如果中国真正赢得了独立，外国人在中国的合法贸易利益将会有比过去更多的机会”。“中国将同友好国家商订互助、互利和互相同意的条约”。“苏维埃政府欢迎外国资本的投资。中国过去未能利用外国资本使中国人真正得到好处。外国资本给群众带来很少好处，或者根本没有好处。只有在中国取得真正的独立和民主之后，才有可能把大量外资用于大规模地发展生产事业”。“人民政府如果建立起来，外国借款和外国投资应就只能被用来发展中国经济生活中的基本生产能力——特别是在全国范围内建设基础工业和引进科学的农业方法和农业组织。同南京的政策相反，对影响中国独立政治权利的外国投资，一概不予承认”[3]。1938年他在同世界学联代表团的谈话中指出：“抗战胜利后，共产党的主要任务，一句话，是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民主国家”。“对外国和平通商，订立互利的协定”[4]。不仅向外国记者和代表团提出了上述思想，而且也准备在解放区把这一思想付诸实践。1941年5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绝大部分经加写和改写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第二十一条规定：“在尊重中国主权与遵守政府法令的原则下，允许任何外国人到边区游历，参加抗日工作，或在边区进行实业、文化与宗教活动”[5]。1944年8月，由起草的经批准的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谈道：“在双方有利的原则下，我们欢迎外国投资与技术合作”。在与外国人进行交往时，“必须站在我们的民族立场”。“我们一方面应加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而不是排外，另一方面要学习人家的长处，并善于与人家合作，决不是惧外”[6]。这就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对外交往上的思想、原则立场和方针政策。1944年7月，当英国记者斯坦因问到中国共产党在战后对中国工商资本采取何种态度时，回答说：“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私人资本，在战后的中国都应给予充分发展的机会，因为中国需要发展工业。在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商业关系方面，我们要以同一切国家进行自由平等贸易的政策，来代替日本把中国沦为殖民地的政策”[7]。

抗日战争后期，中国在同盟国中与美国的关系是最密切的。美国出于多重目的，也开始积极争取与中共建立直接联系。中共也把外交工作的主要对象转向美国。1944年7月，中缅印战区司令部决定派以包瑞德为首的美军观察组到延安。在延安期间，同美国军事观察组成员进行了广泛的接触，阐述了中共对国内外形势的看法，其中包括了对美开放的思想。1944年8月23日，同谢伟思进行了长达6个小时的谈话。他指出，中共愿意在政治上与美国合作，“寻求美国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友好支持”，以建立一个民主联合政府，结束国民党的。在经济方面，他指出：“中国必须工业化”。但是，由于缺乏发展经济的资金，“工业化只能通过自由企业和在外国资本帮助之下才能做到。中国和美国的利益是相同和相互关联的。我们可以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互相配合。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合作”。1945年3月13日，他和谢伟思谈话时再次指出：“中国战后的最大需要是发展经济。但中国缺乏独立完成这一任务的必要的资本主义的基础。中国的生活水平这么低，不能采用进一步降低生活水平的办法来筹措所需要的资金”。为了打消美国同中国进行经济合作的顾虑，他向谢伟思阐明了中国的经济方针，说：“在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也不准备实现社会主义。还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的民主管理私人企业的阶段”。他进一步分析了中美经济合作的互利性和可能性。指出美国在中国投资，只能使中美双方在经济上互利互助，而不会发生竞争。中国不具备建设大规模重工业的必要条件，不可能在高级的特制产品上与美国竞争。中国必须建立起轻工业，以首先满足国内市场，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们发展轻工业为美国提供“投资”场所和重工业产品所需要的“出口市场”。中国所拥有的原料和能源产品可以作为美国对我们投资和贸易的补偿。[8]对与美国经济合作的设想，由于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以及建国初期对中国采取的敌视政策，长期未能实现。

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报告中指出：“为着发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从什么地方来呢？不外两方面：主要地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同时借助于外援。在服从中国法令，有益中国经济的条件之下，外国投资是我们所欢迎的。对于中国人民与外国人民都有利的事业，是中国在得到一个巩固的国内和平与国际和平，得到一个彻底的政治改革与之后，能够蓬蓬勃勃地发展大规模的轻重工业与近代化的农业。在这个基础上，外国投资的容量将是非常广大的。一个政治上倒退与经济上贫困的中国，则不但对于中国人民非常不利，对于外国人民也是不利的”[9]。1946年5月3日，和中共中央根据当时的国内外条件，发出了《关于解放区外交方面的指示》，指出我们应采取和美国及英、法各国实行通商及经济合作的方针。“在两利的原则下，我们政府及商业机关应和外国商人以至外国政府直接订立一些经济契约，吸收外资来开发山东的富源，建立工厂，发展交通，进行海外贸易与提高农业和手工业”[10]。“在解放区美国经济事业的发展，须由我们的同意和赞成”[11]。“在订立这种契约时，只要避免不致因此而受垄断、受控制及受外间政治上的攻击”，“即应放手订立，允许外国人来经商开矿及建立工厂，或与中国人合作来经营工矿”[12]。

综上所述，从30年代初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后这一时期里，一直积极主张对外经济交往，通过各种方式阐述了他的对外经济交往思想和设想。这是他对外经济交往思想的形成时期。而随着他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成熟，他的对外经济交往思想也日趋成熟，并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理论。其要点可归纳如下：把反对帝国主义与开展对外交往区分开来，既要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压迫，维护民族独立，又要积极开展对外经济交往；开展对外经济交往的前提是必须维护国家的独立与主权，经济不受外国资本的垄断和控制；对外国经济交往的原则是平等互利；经济交往的范围包括：外国资本到中国投资办厂、合作经营工矿、发展交通、贷款、自由贸易以及其他经济合作和科学技术合作等项目；对外经济交往的目的是促进中国的现代化经济建设和现代化生产力的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使中国人民从中真正受益，使中国早日富强。这一时期的对外经济交往思想，为开创新中国的对外经济贸易事业作了思想上和政策上的准备。

二、建国前后的对外经济交往思想

如果说从30年代初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后的对外经济交往思想还只是一种理论和设想的话，那么随着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新中国的即将诞生，开展对外经济交往的实际活动就提上了日程。

还在三大战役进行之际，美国政府指示其在南京的驻华使馆人员与我方接触，要同我方谈判贸易问题。中共中央立即表示同意。1948年9月25日，中共中央致电中共中央华南局书记方方：“赞成与英国进行贸易往来”。“如果英国使馆人员确有通商诚意，可考虑其进入解放区与华北政府直接接洽”[13]。1949年3月5日，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论述了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对外政策。他指出：“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一天它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并且现在已经开始做。……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14]。1949年4月28日，在致邓小平、，等人的电报中指示：“现美国方面托人请求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英国亦极力想和我们做生意。我们认为，如果美国及英国能断绝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15]。

关于同美国的关系，没有放弃任何与美国建立联系的机会，条件是不干涉中国内政和损害中国主权。当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时，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并没有随国民党南下广州，而是留了下来，通过他的秘书傅泾波表示愿与我方接触。获悉这一消息后，马上派黄华以南京市政府外国侨务事务处处长的身份，到南京与司徒雷登会晤。还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了对黄华的指示电，电文指出：“如果美国政府愿意考虑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的话，美国政府就应当停止一切援助国民党的行动，并断绝和国民党反动残余力量的联系。……对于傅泾波所提司徒雷登愿意继续当大使和我们办交涉并修改商约一点，不要表示拒绝的态度”[16]。后来为了尽力争取美国政府改变敌视中国的政策，中共中央还表示欢迎司徒雷登按过去的惯例来燕京大学度过他的生日。在美国决策人的干预下，司徒雷登未能成行并随后离开中国。中美之间一丝微弱的联系，被当时的美国政府割断了。[17]

1949年6月15日，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任何外国政府，只要他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18]。1949年6月30日，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提出“一边倒”方针的同时，还指出：“生意总是要做的。我们只反对妨碍我们做生意的内外反动派，此外并不反对任何人”[19]。1949年12月22日，在访苏期间从莫斯科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指出，除社会主义国家外，“英国日本美国印度等国或已有生意或即将做生意。因此，你们在准备对苏贸易条约时应从统筹全局的观点出发，苏联当然是第一位，但同时要准备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国做生意，其范围和数量要有一个大概的计算”[20]。

新中国之初，根据的对外经济交往思想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对外国的在华财产，只没收了日、德、意法西斯国家的。一般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国家的在华财产均不予没收，只是废除他们依靠不平等条约取得的特权。到全国解放时，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国家的在华企业有1000多家，主要是属于英、美垄断集团的。只是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敌视新中国，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对新中国实行“封锁”、“禁运”，悍然宣布冻结中国在美国管辖区内的公私财产，中国政府才宣布管制美国政府和美国企业的一切在华财产。[21]

纵观建国前后这一时期，的对外开放和经济交往思想有如下特点：由原来的理论和设想变为具体的政策和实践；对外经济交往，侧重点放在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上，但不放弃与资本主义国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交往的政策，在实际活动中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发展与所有国家的经济交往，特别是包括对美国的工作。然而，由于美国当局采取敌视新中国的政策，军事上进行包围，政治上进行孤立，经济上实行封锁，朝鲜战争爆发后更加紧推行对新中国的封锁禁运政策[22]，为新中国制定的对外经济交往政策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尽管如此，新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屈服于美国的压力，而是在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下，一面开展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交往，并取得了重大成就，一面抛开意识形态分歧和社会制度差别，采取了果断而灵活的政策，不管是建交的还是未建交的国家，只要尊重中国的独立与主权，都积极争取与他们发展贸易往来。不言而喻，这一时期在积极开展对外经济交往的实践活动中所做的艰辛开拓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经济交往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三、社会主义时期的对外经济交往思想

建国之初，我国就同瑞典、丹麦、瑞士、芬兰建立了外交关系和贸易关系。芬兰于1952年同中国签订了政府间贸易协定。鉴于西方大多数国家追随美国的禁运政策，中国政府利用各种机会和途径积极开展工作，争取团结西方国家工商界和开明人士，“以民促官”，推动民间贸易直至官方贸易逐步展开。1952年4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经济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同与会的40多个国家的工商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探讨开展贸易问题。中国代表团还同英国、法国、联邦德国等11个国家的工商团体和企业签订了贸易协议。[23]

很注意同英国发展贸易关系。英国追随美国的封锁禁运政策，但因它在远东有着特殊的利益，特别是香港与中国大陆的特殊关系，英国同美国又是有区别的。1954年8月，在会见英国工党代表团时指出：“我们和你们也可以合作”。“我们这类国家，如中国和苏联，主要依靠国内市场，而不是国外市场。这并不是说不要国外联系，不做生意。不，需要联系，需要做生意，不要孤立。有两个基本条件使我们完全可以合作：一、都要和平，不愿打仗；二、各人搞自己的建设，因此也要做生意。和平、通商，这总是可以取得同意的”[24]。

也很重视与法国的交往。1961年2月18日，他在杭州会见时任法国参议员、民主社会党抵抗联盟主席的密特朗时说：墙有各种不同的墙，有意识形态的墙，有社会制度的墙，有外交关系的墙，有经济关系的墙，这是暂时现象，人民终久是要把墙拆掉的。他向客人提出，中法虽然没有外交关系，人民来往和贸易关系还是可以进行的。[25]1964年1月30日，在会见法国议员代表团时又说：“我们做个朋友，做个好朋友”。我们是可以合作的。“在我们之间有两个根本的共同点：第一，反对大国欺侮我们。……第二，使两国间在商业上、文化上互相往来。希望你们把什么禁运战略物资也反掉”[26]。

和中国政府一贯重视同日本的经济交往。中日经历了民间贸易、半官方贸易到贸易的全面发展三个阶段。从1952年至1958年共签订了四次中日贸易协定，首先打通了中国对日本民间经济交往的渠道。1955年同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谈话时指出：我们可以“互相帮助、互通有无，和平友好，文化交流，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27]。当年12月，日本众议院通过了缓和对华禁运，互设通商代表的决议，以促进扩大对华贸易。1959年同日本社会党书记长浅沼稻茨郎谈话时说：“贸易总有一天要重开的，不能一万年不做生意”；“我们两国的关系搞好了，可以做生意，对我们两国都有好处”[28]。1964年，再次会见黑田寿男时，对日本一些大企业也愿意与中国进行经济来往表示赞赏和欢迎。他说：“单是搞中小贸易，不和垄断资本搞贸易，意义就不完全，也不算大”[29]。正是在、的积极倡导下，中日贸易从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虽然几经曲折，还是取得了重大发展。中日两国间的贸易额，1949年为700万美元，建交前的1971年为8.73亿美元。[30]

即使是对于带头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的美国，也始终希望和它建立正常的政治经济交往关系。“还在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签订之后，就通过一些渠道透露过愿与美国建立正常关系的信息”[31]。1955年他在接见巴基斯坦大使时说：“我们愿意同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和平共处”[32]。1956年4月，他在接见丹麦的驻华大使时说：“我们很愿意向你们学习，我们愿意向世界上所有国家学习。如果美国人愿意的话，我们也愿意向他们学习”[33]。1956年，他在修改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稿时写道：“为了和平和建设的利益，我们愿意和世界上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建立友好关系，我们相信，这一点，总有一天会要做到的”[34]。1957年他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团时指出：“美国现在搞禁运，我们愿意它搞。它不搞禁运，我们就要同它搞贸易，就要同英国、法国、西德等等国家都搞贸易，但是由于经济落后，我们还拿不出东西同它们搞。当然我们的口号是反对禁运，它搞禁运我们就骂它，这也是外交攻势。到第二个或第三个五年计划后它解除禁运时，那我们就会有些东西同它搞贸易，到那时我们可以同它建立关系”[35]。可见，在中美关系上，中国的大门一直对美国开放着，美国却对中国采取敌视和封锁政策。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为了打破美国的封锁、禁运，把原则的坚定性和政策的灵活性结合起来。所谓原则的坚定性，就是在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交往中（包括所有国家），绝不允许它们干涉中国的内政，不能损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坚持平等互利原则。所谓灵活性，就是在坚持上述原则的前提下，可以超越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而积极开展对外交往，“一要和平，一要通商”。如果政府与政府暂不能建立关系，民间经济交往可以先搞起来，实行“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针。

也十分重视同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交往。他认为中国和第三世界国家有着共同的遭遇和命运，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要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和同情。1955年12月，他在会见泰国代表团时说：“我们只讲和平共处，讲友好，讲做生意”[36]。翌年2月，他同泰国客人谈到许多亚非国家时说：“我们很关心这些国家的处境，这些国家和我们有共同的遭遇，都受到美国的欺负。亚非国家都反对殖民主义”[37]。1958年9月，他在同巴西记者马罗金谈话时指出：“只要巴西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愿意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我们一律欢迎。不建立外交关系，做生意也好。不做生意，一般往来也好。中国同拉丁美洲国家的社会制度是不同的，但是，在许多点上是相同的。首先，要求独立这一点是相同的……。其次，我们的经济都不发达。要求发展经济的愿望，在你们那里是迫切的，在我们这里也是迫切的。所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的共同历史任务，就是争取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和发展民族文化”[38]。

从以上看出，的对外开放思想，在地域上是面向所有国家的。“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因为“每一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对外交往的范围和内容，包括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方面。[39]他后来发动“”，无疑对开展对外交往带来了严重影响。但即使在中，他的对外关系方面的根本指导思想并没有改变。1971年10月，第26届联大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在国际政治格局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与抓住时机同美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随后同日本、加拿大、意大利和联邦德国等国先后建立了外交关系，实现了建国以来我国建交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基本上冲破了美国带头对中国实行了20多年的经济封锁和贸易禁运。“自1970年开始，中国进出口贸易额迅速增长，1975年达到147.51亿美元，比1969年40.29亿美元增长2.7倍，平均每年递增24.1％。1971年至1977年，中国再次从西方十几个国家进口技术和成套设备，谈成了包括化肥、化纤、石油、化工、轧钢、采煤、火电、机械制造等方面的222个进口项目”[40]。1973年1月，经批准，预计进口成套设备和先进技术43亿美元，实际对外签约成交额达39.6亿美元。“七十年代，内地对港澳地区的出口以更快的速度增长，中国对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贸易继续蓬勃发展，尤其是对拉美国家的贸易因起点较低，增长幅度更大。继中国对东欧国家的贸易于1965年开始回升之后，从1970年起中国对苏联的贸易也逐渐回升”[41]。可以说，在社会主义时期，实际上形成了全面开放的思想，并转化为对外交往的实践。他以超人的胆识，持之以恒的毅力打破外界（先是美国，后加苏联）对中国的封锁、禁运和孤立。

四、结论

纵观的一生，倡导对外开放，积极开展对外经济交往是他一贯的主张，他还形成了对外经济交往的系统思想。这些思想包括以下主要内容：自力更生是我们的立脚点，对外交往也是我们的立脚点；对外经济交往要建立在平等互利基础上，不能影响中国的独立和主权；对外经济交往的目的是促进中国的现代化，使人民真正受益；对外交往的范围既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也包括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对外交往的内容除经济外，也包括政治和文化；在对外交往中要向所有国家学习，每个民族都有他的长处，但是这种学习不是照搬，而是根据中国实际创造性地学习。当然，的对外经济交往思想前后是有变化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主张引进和利用外资，允许外国人来中国经商开矿及建立工厂，或与中国人合资合作经营工矿。进入社会主义后（除50年代向苏联贷款外），他不再主张引进、利用外资和合资合作经营，而只谈与外国人做生意，引进外国的成套设备和先进技术。

的对外开放和对外经济交往思想也是有其局限性的，在认识的深度和广度上还不能和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的今天相比。他认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但是他没有也不可能从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一体化的内在结构和内在动力去认识这些问题。造成他上述思想变化及其局限性的客观原因，是二战后的冷战格局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封锁禁运以及后来的中苏关系破裂。主观原因是他的对外开放和对外经济交往思想是建立在当时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基础之上的。传统社会主义观把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对立起来，把引进外资与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输出等同起来。这样就不可能从世界经济的内在联系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内在要求上来分析和看待对外经济交往关系，使社会主义的对外经济关系停留在与外国做生意、互通有无和引进外国成套设备和先进技术水平上。邓小平在继承对外开放和对外经济交往思想的基础上，实事求是，根据国际局势的变化，提出了当今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果断地结束了阶级斗争为纲，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正确解决了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关系，从世界经济的内在联系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内在要求上分析和阐述了我国的对外开放和对外经济交往的必然性，指出对外开放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方针和我国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这就突破了对外开放和对外经济交往思想的局限性，把我国的对外开放推向了一个新阶段。但是，决不能说推行的是一套闭关锁国政策。应当说他的对外经济交往思想和在实践中的艰辛开拓为后来邓小平的对外开放奠定了基础。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同志的功绩”[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