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也应该注意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基本经验，包括不同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和所存在的问题。这对于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健康发展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极为重要的。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问题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实践的进一步推进、中共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的实施、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所属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二级学科学位授权点的设置及其相关建设工作的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兴起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热潮。短短几年中，国内学术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方面出版著作几百种，数千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大量成果。但是，也应该看到，这种研究热潮中尚存在着种种需要澄清或克服的问题。相对于其成就而言，近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甚至更加值得我们关注和重视，因为它们关系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未来发展，甚至关系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途和命运。在我看来，这些问题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性质解读上的严重讹误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性质问题，历来都有诸多的误解或歪曲。例如，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很早就有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归结为儒家化甚至封建化，认为它实际上是把马克思主义化为乌有，其结果充其量也只能是变形走样的马克思主义。在近年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有些人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性质作了另类误读，即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归结为20世纪西学东渐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严重曲解。

首先，这种观点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视为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而潮水般地涌入中国的西方文化的一部分，歪曲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实际上，虽然西方列强的入侵在客观上强化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决不是西方列强入侵的伴生物，马克思主义也不是自动“涌入”中国的。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是当时先进的中国人苦苦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结果，是在十月革命的感召下出现的中华民族的救忘图存运动。关于这一点，说得再清楚不过了：“自从一八四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1]不澄清这一事实，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就会走入歧途。

其次，这种观点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命题来替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曲解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实质上从根本上否认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用的话说，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2]概言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中国的具体实际，包括用马克思主义改铸中国的传统文化、推动和促进中国先进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也包括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的当前现实、特别是中国革命和建设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另一方面，通过研究中国的具体实际、特别是通过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和总结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经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正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与不同时期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不断发展，产生了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理论成果，它们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新的胜利。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题有着根本的区别，后者所强调的是作为一种西方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际遇，就像一个人客居他乡的所作所为。按照一些人的描述，产生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约一百年前传播到了中国，然后就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并成为指导思想，使中国社会历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自身也经历了相当曲折的进程。显然，在这幅题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漫画式图景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已变成子虚乌有的事情。

再次，这种观点还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与“进化主义在中国”、“唯意志论哲学在中国”、“实用主义在中国”等相提并论，混淆了马克思主义与其他西方近现代思潮之间的原则界限，实际上完全否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义。按照这种观点，既然马克思主义与其他西方近现代思潮一样都是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而涌入中国的，那么，即使存在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实，它也只不过是西方文化入侵或文化殖民的一种表现。如此一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其说是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倒不如说是要拷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合法性。

总之，上述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性质的误读，如果不是那种极端保守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文化心态作祟的结果，那就只能理解为某种故意混淆视听之举。不从根本上破除这种已产生相当影响的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性质的误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研究和现实实践都会举步维艰。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定位上的重大偏差

所谓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定位，是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理意涵的界定，它涉及到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性或在学术上如何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这是近年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所特有的问题。然而，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解答已经出现了重大偏差。近年来，一些人主张区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层面与政治层面，认为政治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着眼点是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其重点是把马克思主义与当前中国和世界现实相结合，它属于革命家、政治家的事情；学术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是指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学科的中国化，其重点是吸取和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其任务是建立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显然，这里所谓的学术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与此相应，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定位实即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定位。在这种观点看来，以往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存在着学术含量严重不足的问题，而其原因正在于它缺乏准确的学术定位，经常越位到政治层面去干本属于革命家、政治家的事情。

应该承认，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革命家、政治家与理论家确有不同的职责和任务，尽管、邓小平等领袖人物具有革命家和理论家的双重品格并因此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但是，如果认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当前现实相结合主要是革命家、政治家的事情，而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才是致力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家的本务，那就太荒谬了。这种力主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层面与政治层面作截然二分、试图通过规避政治和现实来强化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性的观点，不过是近年来中国学术界以“政治淡出，学术凸显”的时髦口号为症候的流行病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表现。该流行病的病根在于：一些人宣称，马克思主义只具有政治方面的功能，它根本就不是什么学问，因而它不仅不应该在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居于指导地位，甚至也没有资格在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中占据一席之地，这也就是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取消论。而上述主张通过规避政治和现实来强化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性的观点，就是一些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面对马克思主义取消论的冲击和挤压而采取的一种消极应对策略：你说马克思主义不像学术或学问，我就努力按照你的标准使它成为学术或学问。其实，研究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问题与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思想，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题中应有之义，无论是革命家、政治家还是理论家都不应该偏废任何一方面。作为学术事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当然要重视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思想养分，但更应该关注中国的当前现实，其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也是为解决中国当前现实中的问题寻觅思想资源。如果无视时代和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对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漠不关心，不仅会因缺乏现实立足点和取舍标准而使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思想养分成为空话，而且还会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面临合法性危机，更遑论什么强化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性和建立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了。因此，不校正上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定位上的偏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将会偏离正确的方向并陷入重重困境。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论题开掘上的诸多盲点

与以往的情形相比较，尽管近年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也开掘出了某些新的论题，但从总体上看，其论域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其主要论题仍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源流、历史进程、基本经验、内在规律及其重要代表人物等等，其成就也主要表现为对这些原有论题的深度发掘。这种情形的出现，并不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题已被开掘殆尽，而是近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视野仍然较为狭窄所致。如果进一步开阔视野、特别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置于一个半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化与民族化相统一的历史进程和近百年来中西文化大激荡条件下中国先进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这一广阔背景下来考察和理解，我们就可以发现近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诸多盲点，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20世纪马克思主义民族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当代全球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革命文化的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近现代中国社会思潮的演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当代中国社会的文化多元化等等。当然，这并不是说近年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一概都没有涉及到上述这些问题。但是，这些问题确实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完整的把握和深入的探讨。例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当代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关系问题上，尽管当代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当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直是近年来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热点领域，甚至人们在这一领域中也取得了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但人们所从事的这种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总让人感到是在谈论一种与我们毫不相干的东西，它本身往往没有明确的理论目的，很难说它是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服务的。而要完整地把握和深入地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当代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关系，首先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当代国外的马克思主义都置于一个半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化与民族化相统一的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总之，如果不深入、系统地研究上述问题，仅仅停留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些原有论题上，是很难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新局面的。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方法论上的种种误区

近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始终贯穿着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本身的反思，包括对既往得失的总结、现实思路的清理、发展方向的抉择和方法论的建构。这种自我反思是近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取得显著成就的重要保证。但是，这种自我反思是不彻底的，特别是其方法论建构是不完备的。事实上，近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在方法论上还有种种误区。

近年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在方法论上的最大误区，就是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对于整个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范式地位缺乏自觉意识。顾名思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对象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就其本来意义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该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无可质疑的范式，换言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就是要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整个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包括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以及作为其文本依据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究，当然也包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都应该服务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根本任务和目标，都应该自觉地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只有确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对于整个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范式地位，才能突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狭隘视界，把整个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都看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真正重视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作用和贡献。用近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一些学者的话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根据中国实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诠释和实践诠释，其中，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诠释也就是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它要求对马克思主义的各个领域、中国具体实际的各个方面以及二者之间的结合机制有精到的理解，这方面的任务主要靠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来承担。虽然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诠释如对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主要是由革命家、政治家来完成的，但它也离不开来自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思想资源和智力支持。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是少数领袖人物的专利，它也是中国每个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事实上，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只要我们确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范式地位，这些贡献就会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亮点。同时，也只有确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范式地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才能运用正确的标准反思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规范其未来发展。然而，近年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仍然还只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作一个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等相并列的一个学术领域或研究方向，而并没有把它理解为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等在内的整个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都应遵循的范式，似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等领域的研究工作可以游离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外。正因如此，所以近年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基本上是局限于作为一个学术领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部而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很少关注在它看来属于其他学术领域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等方面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更谈不上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范式反思和规范这些不同学术领域的研究。

此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比较研究尚未真正展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微观个案研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也都是近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方法论误区的表现。例如，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总结，近年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规律有了初步揭示，但它对这些规律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还局限于直接经验的水平，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不懂得比较研究的重要性。思想文化的比较研究，能够帮助我们找出相似思想文化现象之间的共性和差异，有助于我们发现思想文化现象变化发展的规律。要揭示和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规律，也必须高度重视比较研究方法的运用。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这种比较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不同阶段的代表人物以及同一阶段不同代表人物之间的比较研究。显然，这种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内部的比较研究，必须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微观个案研究的坚实基础上。虽然近年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已遍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上几乎所有的重要代表人物，但它对这些重要代表人物思想的涉猎还远未达到微观个案研究应有的水平，更未展开他们之间的比较研究。就对思想的研究来说，人们一般都强调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集体智慧，至于思想中哪些内容是本人的独立创造、哪些内容是其他人的理论贡献，则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充分注意。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佛教中国化之间的比较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佛教在性质、特点、价值指向及对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意义上不可同日而语，二者本身是不可比的，但是，在近代以前的中国历史上，印度佛教的中国化是外域文化中国化的成功范例，它对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社会生活曾经产生过多方面的深刻影响。在都是外域文化中国化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佛教中国化还是可以比较的。这种比较可以使我们认清中国文化认同外域文化和外域文化本土化的一般条件和机制，它至少对于我们揭示和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规律会有某种启迪。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其他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之间的比较研究。20世纪以来在马克思主义世界化与民族化相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出现的其他各种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形式，如苏俄的马克思主义、东欧的马克思主义、现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朝鲜的马克思主义、越南的马克思主义、古巴的马克思主义等等，虽然其所经历的发展道路各不相同，在理论视角、所关注的问题及研究问题的思路和方法等许多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甚至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但它们都是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本民族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因而它们之间以及它们与中国马克思主义之间必然在若干重要方面有一些共同或相似之处。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其他形式的民族化如苏俄化、东欧化、朝鲜化、越南化、古巴化等之间的比较研究，不仅可以为我们深刻揭示和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提供外部参照，而且能够帮助我们认清哪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殊规律、哪些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普遍规律。

可见，不从根本上消除上述这些方法论上的误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就会受到重重羁绊，也很难起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选集[C].人民出版社，1991(4):1469—1471.

[2]选集[C].人民出版社，1991(2):5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