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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理论论文

马克思主义理论论文

马克思主义理论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马克思个人背景;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

自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马克思主义已经在历史的长河中走过了一个半多世纪的历程,在这160年间,世界上没有哪一种理论体系能出其右,能像马克思主义这样,如此密切地贴近人类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生活发展的实际,如此深刻地阐明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如此强有力地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思想史上伟大的科学革命的结晶。马克思个人因素对马克思主义这一伟大理论的形成有着巨大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对马克思个人背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进行分析和研究。

一、思想启蒙;良好的受教育背景与为解放全人类而工作的崇高理想

马克思从小受到良好的的教育,1830年10月一1835年9月,马克思在特利尔中学读书,1835年10月,马克思进波恩大学法律系。1836年10月,马克思移居柏林,转入柏林大学法律系。除法律课程外,他还研究哲学、历史和艺术史。在这里,马克思结识了青年黑格尔分子布·鲍威尔、弗·科本等人,参加了"黑格尔左派"小组。与小组的首领们不同,他重视实践活动,力求使哲学和实际斗争相结合。渊博的知识,为他从事日后的理论创作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中学时代,他受到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已经有为人类谋幸福的崇高理想。在特利尔中学毕业时马克思写了《青年选择职业时的考虑》的作文。其中写到,"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千万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这表明马克思在青年时代就有伟大的抱负,有着为全人类而工作的伟大理想。

二、阶级立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憎恨,对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热爱之情

马克思之所以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这一新的世界观的创立者之一和他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憎恨和对劳动群众的深厚感情是分不开的。马克思的父亲享利希·马克思是一名犹太律师,很有教养,除精通法律外,对古典文学和伟大事业大哲学家的思想也相当熟悉;其母普雷斯保·罕丽达,出生于荷兰富有的拉比家庭。马克思就是出身在这样一个旧贵族家庭里,,使他有机会了解到社会上层的相关情况,但马克思与工人阶级的接触也使他能够看到下层群众生活的艰辛。在这两者的比较中,马克思强烈地感受到现存制度的不合理。在当时,马克思凭借他的家庭地位、社会关系和本人的才学,完全有可能成为"上流社会"的一员,但是,马克思却毫不动情的抛弃这一切,宁愿清贫一生,受尽反动统治的迫害,始终和广大劳动群众站在一起。显然,没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极度憎恨,对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热爱这一基本立场,马克思是不可能矢志不渝,历经险阻地创立这一代表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根本利益的革命理论,不可能为建立这一理论而奉献自己一生的精力。

三、实践条件:积极投身于革命的实践,不断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

实践是理论的源泉。积极投身阶级革命斗争的实践,是马克思创立这一科学理论的前提条件。纵观马克思一生,他首先是伟大的革命家。从19世纪40年代70年代三十余年中,马克思始终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斗争前沿。

1847年1月一6月,马克思、恩格斯应邀参加"正义者同盟",同时努力进行改组同盟的准备工作。在伦敦举行的"正义者同盟"改组大会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提议,决定把"正义者同盟"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并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代替原来"人人皆兄弟"的有害口一号。从此,"共产主义者同盟"作为第一个国际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组织出现了。同年11月29日,马克思、恩格斯到达伦敦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十多天激烈争论,大会完全确认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并委托马克思、恩格斯以宣言形式起草"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向全世界说明共产党人的观点、目的和意图。

1848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起草"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革命中的政治纲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一方面号召德国无产阶级同小资产阶级、农民一起,用革命的方式统一德国,取消封建土地所有制和一切封建义务:另一方面,又不能把革命停顿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内,而应该处处为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着想,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同年4月,马克思、恩格斯离开巴黎回德国直接参加和领导革命。列宁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1848-1849年群众革命斗争时期,是他们生平事业的突出的中心点"。

1850年初,以马克思、恩格斯为首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着手改组同盟。马克思、恩格斯起草了《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盟书》。这个文件总结了1848-1849年德国革命的经验,尖锐批评了德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提出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并制定了无产阶级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中的策略,阐明了无产阶级"不断革命"的原理。

1851年8月一11月,在欧洲反动势力日益猖撅和警察迫害加强的情况下,马克思、恩格斯在英国伦敦和曼彻斯特两地竭尽全力保护将来的无产阶级组织的基础-"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核心,从思想上锻炼和教育无产阶级革命的干部。

1864年9月28日,马克思出席在伦敦举行的国际工人代表会议,大会决定成立"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马克思被选入临时委员会。"第一国际"是马克思、恩格斯多年来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活动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是这个协会的灵魂,协会的第一个《宣言》以及许多决议、声明和宣言都出自他的手笔即(列宁语)。

1864年11月1日,"第一国际"临时委员会会议一致通过马克思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这是第一国际的两个纲领性文件。《共同章程》强调,"工人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组织成为与资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共同章程》还规定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1865年6月20日,马克思在"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上作关于工资、价格和利润的报告,其中一号召工人摒弃"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这种保守的格言,而要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革命的口号:"消灭雇佣劳动制度!"

1871年3一5月,巴黎工人革命爆发,马克思、恩格斯在伦敦仔细研究关于巴黎革命局势和巴黎公社活动的情况,全力支持和帮助这次革命。马克思派专人同公社保持联系,并向"第一国际各国支部发出几百封信,阐明公社的无产阶级性质和伟大历史意义,号召支持公社。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及时组织各国工人举行声势浩大的支持、保卫巴黎革命和巴黎公社的群众活动。同年5月23日,马克思在"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上作关于巴黎公社的重要发言,其中说:"即使公社被搞垮了,斗争也只是延期而已。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在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前,这些原则将一再表现出来。"

马克思的生平事业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所具有的密切联系,使他有可能创立这一极其彻底而严整的,构成世界各国工人运动的理论和纲领的学说。积极投身于革命的实践,不断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这是马克思主义创用的最直接的理论源泉。

四、理论条件:严谨治学――不懈的理论追求

不论在马克思的学生时期,无论他是生活在顺境,还是生活在被流放、被驱逐的困境之中,马克思始终没有放弃自己对真理的追求,对理论的探讨。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同马克思从事的艰苦旧地绝的科学研究是分不开的。

马克思在波恩大学,柏林大学攻读法律专业期间,除法律课程外,他还研究哲学、历史和艺术史。后来,他又进一步拓宽研究视野,对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学说、文学、人类学等学科作了深入的研究,还广泛涉猎自然科学发展的一些前沿学科。恩格斯曾说过"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既使是在被流放,被驱逐的时候他仍然坚定不移地从事着理论研究。马克思正是通过孜孜不倦的科学研究,才可能批判地吸收人类思想史上已有的优秀成果鉴,才可能在已有的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实现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这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创立的优秀成果的继承者,马克思主义无愧于人类思想史上的优秀成果,这都归功于马克思数十年如一日的对真理的不懈追求。

五、辅助条件:巨大支持――与恩格斯的友谊

1844年8月23日,马克思在巴黎与借道而来的思格斯会面,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见,开始了他们为无产阶级革命而共同创立科学共产王义理论的伟大事业和战斗友谊。

自从与恩格斯结为挚友以来,这份深厚的友谊使马克思一生受益无穷。在理论上,马克思恩格斯二人不断的交流思想,迸撞智慧的火花,很多著作均是二人共同创作的结果,如1845年2月的《神圣家族》、1846年夏的《德意志意识形态》、1848年2月的《共产党宣言》等等;在生活中,思格斯更是尽力地给予马克以帮助,使马克思渡过一个又一个的生活困境。如在流亡英国期间,马克思无安身之处,常常遇到各种生活问题,为了维持自己的生计,也为了接济马克思,恩格斯竟然进入了他自己非常讨厌的"鬼商业",经商达二十余年之久,从开始时的一英镑到后来的上百英镑的巨款,在物质上源源不断的接济马克思。

与恩格斯的友谊,使马克思在理论上有了更深一层的探讨;在生活上大大地帮助了马克思,使他至少能够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可以保证他有充足的时间来进行理论的创作。

六、精神慰藉:妻子燕妮的全力支持

自1843年6月19日马克思和燕妮·玛·威斯特华伦结婚以来,无论马克思在屡次遭到当局迫害流落到何等境地,燕妮对自己的丈夫始终不离不弃,给马克思以巨大的精神安慰.在流亡英国的最困难的时候,燕妮曾这样写道:"我非常清楚的知道,在我们的半争中我们决不是孤独的,而且我有幸是少数幸福者中的一个,因为我的身旁有我亲爱的丈夫,我的生命支柱。"妻子燕妮不仅从精神上给予马克思巨大的安慰,同时她还是马克思进行理论创作的好帮手,她充当秘书作用。她那高度的文学修养,也使马克思不得不认真考虑她提出的问题。燕妮给予马克思的支持,使马克思从精神上得以安慰,在创作中获得灵感。在马克思的创作过程中,燕妮给予马克思的帮助显得非常重要。

马克思以其为解放全人类而工作的崇高理想为指导,在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下,极积投身到革命的实践中,在恩格斯的大力帮助下,通过自己艰苦卓绝的理论探索,理论联系实践创造性地与恩格斯一道创立了马克思主义这一伟大的理论,指明了人类社会前进的方向,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马克思主义不愧为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马克思也不愧为"千年伟人"。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回忆马克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0.

[2]中央编译局著.马克思画传》[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0.

马克思主义理论论文范文第2篇

1.“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我们应该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些问题是马克思主义诞生后,尤其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等人逝世后,在工人阶级及社会主义运动范围内人们广泛关注的问题,焦点问题就是人们对“以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还是“以教条式的形而上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马克思认为他的主义奠定了一种科学的基础,社会主义者若想要跟上时代的脚步就必须把这门科学推广在各个方面。马克思紧跟时代的步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我国应用的具体体现。是我国共产党的第一批领导核心,也正是率先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人,早先在党内就反对教条主义,把教条主义称作“假马克思主义”,把紧跟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称为“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

2.邓小平是我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他提出了“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这一科学理论。实事求是就是紧跟时代的步伐;如果不能紧跟时代的步伐,就不能做到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更是清楚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紧跟时代步伐的这一理论”这一科学理论观点突出地强调了我国应该按照具体发展情况实践马克思主义。首先,、邓小平、等多位国家领导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的历史进程中,也都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这一理论品质,都有着共同的思路,这也是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成熟的重要体现。他们都正确地理解并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应紧跟时代步伐的这一问题。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每一种理论都必然是历史的经验总结,都应该随着社会发展与变化不断地摄取其中的优良特点,摒弃不符合时代的特性,使理论得到更好的发展。事实证明,每一个国家的革命和发展都是具有各自特色的道路的,都是在当时特定的情况时代背景下决定的适合自己国家且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发展道路。中国曾经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讲过对于我们中国究竟该走怎样的道路,如果过于刻板地坚持没有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的马克思主义,那就意味着不考虑时代性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必然会失败。也正是因为如此,邓小平说“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

3.因此根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历程可知,中国顺应时代的发展,在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并随之不断的使其更加丰富。其次,三位领导都发现了一个共同问题,并且都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所说的“老祖宗”问题,具体是指马克思主义原著及其基本理论。就如本文之前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不能进行一味地按部就班,而是应该顺着时代的发展来决定适合属于自己国情的马克思主义,像面对有一定特色的国家或者是一个国家的不同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的实际内容也不应该完全相同。邓小平也说过,我们必须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但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又要有自己的创新和新的理念,他还指出“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要始终坚持在这一前提下又要对其不断进行内容上的丰富,使其不断发展,谱写新篇章。再次,三位国家领导人也都正确提出并解决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问题。

4.马克思主义内容简述如下:马克思主义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具有明显的普遍性、规律性这一研究理论;马克思主义包括了针对特定时空给出了完整的结论。这一理论要求中国共产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的科学体系、科学精神,并在此基础上加以正确运用,但是并不局限于其基础理论;在此基础上,曾指出:“恩格斯、马克思、斯大林、列宁等人的理论‘放之四海而皆准’,不能将他们的理论作为具体的教条理论来看,应将其作为行动指南,不能只机械地学习马列主义的书面词句,应将其当作革命的科学学习,在了解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列宁等人思想所涉及的真实生活及革命经验同时,还要了解他们看待问题角度,以及学习他们看待问题的立场、解决问题的方法。”因此,当处在时代不断变化、社会不断发展的大背景之下时,马克思主义中反映特定的时代的结论都应随具体变化而变化,以此满足社会发展的大需求。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特点

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特征为实践性,这是这一理论原理的科学性基础,因此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实践的科学,其实践是无限发展着的,因此在实践基础上的科学理论需要随着实践变化而不断变化、发展。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个封闭体系,它主张人们要具有批判性地对待人类文明史上出现的所有成果,在实践发展下持续发展与完善这一理论。各国共产党人需根据实践进一步探索新内容,创新理论,最大限度地为实践提出更加符合实际的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的有机结合最终产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应用的具体体现。其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最终动力始终是实践,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实践中思想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问题的真实反映,回答了上述“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提出了“三个代表”,这一思想为我国改革与建设阶段解决新问题、新情况提供了理论典范。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一直在不断进步、不断发展、与时俱进,党中央根据国内外形势不断变化的实际,切实发扬开拓进取的精神,坚持将理论和实践创新进行结合,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使党和国家迈出了新步伐。根据历史发展经验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建设中指导作用显著,是共产党人进一步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是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有机结合的实践成果,真正做到了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引领新一代领导人及共产党人继续前进、继续进步。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我国具体国情相结合,以不断推进包括思想和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从而不断指引党和国家事业得到更大、更辉煌的发展。

三、结语

马克思主义理论论文范文第3篇

(一)课程设置要精干部教育培训过程中的课程设置必须符合干部教育培训的目标要求。干部教育培训的目标是:培养造就一支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人民群众信得过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供思想政治保证、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持。目前,中央党校按照“一个中心、四个方面”的教学要求,以马克思经典著作导读为重点,加大了基础理论的研究与教学力度;国家行政学院按照“一个核心、三个重点”的教学要求,在重要班次中有针对性地加强了思想政治和道德品行教育;浦东干部学院以经济和管理为主要内容,侧重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鲜经验的教育以及能力培养和行为训练;井冈山、延安干部学院以学习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中心内容,以井冈山精神教育、延安精神教育、党性党风教育和国情教育为主要特色。可见,我国五所高级干部教育培训学校都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进行了精心的布局。

(二)课堂阐述要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和实质要得到体现,还需要加强课堂阐述。课堂阐述要精就是要精讲,精讲不等于缩讲或不讲,而是要根据培训需求有所取舍,对经过提炼整合后的精华部分加以解释、论述和说明。这就要求教员在讲课过程中要讲重点、讲难点、讲疑点,对于学员已经懂的不讲、学员通过自学能够掌握的不讲、讲了也不懂的不讲。由此可见,课堂阐述要精对教员的要求是比较高的。首先,教员讲课时的思想观点要精粹。教员既要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精准地再现出来,还要把自己在研究过程中形成的观点完整地呈现出来。一般来说,教员提炼的观点是否精粹,与其选材是否精当有着很大的关系。教员选材精当观点才会精粹,然而马克思主义著作浩如烟海,如何选材既能体现出教员对理论著作的驾驭能力,也能体现出他们的综合分析能力。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员既要有宏观的理论视野,又要有独特的眼光,只有这样,其才能在浩如烟海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选取到最能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和实质的材料。材料选好后,教员要认真研究,要用最精炼的语言阐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观点。另外,课堂阐述要精,还涉及语言表述要精的问题。语言表述要精,并不是咬文嚼字,用晦涩难懂的话语来阐述思想观点,而是不讲废话、不讲多余的话。总的来说,教员要做到课堂阐述精,就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中加强精品课程建设。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要“新”,要适用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要“新”,是指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有新内容、新形式、新手段。“要适用”是指采用的新内容、新形式、新手段能为教学目标的实现发挥作用。

(一)教学内容要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告诫我们,马克思主义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要死记硬背那些教条,而是要善于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从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原著教学实践来看,有些教员在选择教学内容时往往依葫芦画瓢,书本上说什么就讲什么,还有的教员一个案例用了几年也从未更新。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来看,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与时俱进的。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党的十三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党的十四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一国两制理论、新社会阶层中的优秀分子可以入党的思想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创新的结果。也许有人持不同见解,认为讲原著就应该原原本本地把原著内容再现给学员。笔者认为,在干部教育培训过程中,教员不是“复印机”、“传声器”,而是“播种机”。因此,为了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教学质量,必须要引入新的教学内容,特别是要把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容引入到原著课程的教学当中,从而加深学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

(二)教学方式要新采取什么方式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以及如何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方式一直困扰着许多教员。当前,教员主要运用讲授式、互动研讨式、开放式、案例式、研究式、体验式、菜单式、模拟式、网络式等教学方式。就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而言,教员目前普遍采用的是讲授式和互动研讨式,其他的教学方式基本上没有采用或者还处于探索阶段,而之所以会出现以上这种情形,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客观性、理论性和抽象性是分不开的。事实证明,教师在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特别是原著课时,要综合运用体验式、模拟式、案例式和开放式等教学方式进行教学是有一定难度的。因此,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方式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员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员首先要让讲授式教学方式的内涵变得更加丰富。教员可以尝试在讲授式教学过程中融入更多的教学元素,使其不再是一言堂、满堂灌。其次,要让互动研讨式变得更受学员欢迎。从当前互动研讨模式来看,一般做法是授课+讨论,如中国延安干部学院课堂讲授“2+1”模式(授课2小时,讨论1小时)就属于比较典型的课堂互动研讨模式〔2〕。最后,教员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过程中创新教学方式,如不同专业的老师可以形成组合开展教学。

(三)教学手段要新在干部教育培训过程中采用何种教学手段,很多情况下要根据教学内容、场合而定。从当前干部教育培训的实践来看,教员一般通过多媒体进行教学。笔者认为,我们不能一味地强调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来进行教学,也不能简单地否定传统教学手段的作用。任何一种教学手段都有其优势和劣势,任何一堂真正优秀的课都是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手段来实现的,如引起全世界轰动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维尔特•雷文从来都是使用多种教学手段进行教学,如运用幻灯片投影、粉笔板书、PPT讲稿、演示实验、音频视频资料等进行教学。与其相比,我国很多教员都没有做到这一点,往往使用单一的教学手段,教学效果自然会打折扣。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员应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不断更新教学手段,以进一步增强教学效果。

三、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要“实”,要受用

(一)内容要真实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是领导干部的看家本领,是我们党克敌制胜的根本法宝。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领导干部,不可能是合格的成熟的领导干部。”〔3〕“领导干部要把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看家本领,老老实实、原原本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4〕。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员的教学内容要真实、观点要正确,不能将非马克思主义、假马克思主义当作马克思主义进行传播。长期以来,一些教师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是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中介过来的马克思主义,是经过过滤、筛选、修饰了的马克思主义,对其中有些内容的理解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局限性。笔者认为,要想让学员原原本本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和思想精髓,教员就必须不断地加强原著的学习和研究,不断剔除强加给马克思主义的附加成分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成分,真实地呈现马克思主义的全貌和精神实质。

(二)语言要朴实朴实是说话的基本要求,也是讲课的基本要求。任何一堂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只有语言越朴实,明白的人才会越多,教学效果也才会更好。然而,现在有些教员为显示自身功力深厚,往往用抽象深奥、晦涩难懂的语言进行讲授。同志曾经对这种人进行过批判“,从前我们杨家岭有一个教员,教了年把,我问他你讲的课人家懂不懂,他说听是听不大懂,但是还要讲。我说,我们共产党要学会一个办法,就是人家不听就不讲了”〔5〕。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抽象性、思辨性、逻辑性强,如果教员再用抽象深奥、晦涩难懂的语言进行讲授,学员往往就会感到枯燥无味,提不起学习兴趣,而如果任其发展,不加以调整,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的目标就无法实现,学员也就更无法准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解决问题。可见,教员要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要真信、真懂,才会对马克思主义有感情,才会用朴实、直白、生动形象的话语来传播马克思主义。

(三)教学要扎实教学扎实是学员对教员授课的一种评价,也是对教员的一种要求。教学扎实主要包括以下几层含义:一是指教师的理论功底扎实,能够深入浅出地分析、讲解相关内容,能解学员之渴。二是指教师备课认真、信息量特别大,能让学员在短时间内接受大量信息。教员要做到这一点,不仅需要广博的知识,还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就拿备课来说,教员首先需要仔细研究马克思主义原著。马克思主义原著并非通俗读物,需要在完整准确理解上下工夫。正如同志所说“:在中国,本来读书就叫攻书,读马克思主义就是攻马克思的道理,你要读通马克思的道理,就非攻不可,读不懂的东西要当仇人一样地攻它。”〔6〕其次要深入了解学员的实际情况。不同年龄阶段、不同教育背景、不同工作岗位的领导干部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程度不一,这就需要教员在备课时有多手准备。三是指能够准确把握上课时间。真正优秀的教员对于上课时间的把握会非常到位,既不缩短授课时间,也不拖堂,而是在有限的时间里充分展现教学内容,使课堂时间得到充分利用。

四、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要“合”,要能用

(一)要与我国实际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是我党从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条基本历史经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也不例外,也必须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容非常丰富,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选集》、《邓小平文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理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我国实际相结合,关键是要弄清楚中国最大的“实际”是什么。简单地说,中国最大的“实际”是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确认识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是解决当代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本立足点。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在中国这样落后的东方大国中建设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新课题。我们面对的情况,既不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设想的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也不完全相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照搬书本不行,照搬外国也不行,必须从国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在实践中开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笔者认为,教员只有真正理解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内涵和基本特征,把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路线、方针、政策分析清楚,才能真正回答当前我国在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也才能真正联系实际、落到实处。

(二)要与教员实际相结合从当前干部教育培训过程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专题设置来看,很多学校是教师有什么,就讲什么,教师会什么,就讲什么,没有进行统一规划。其实这种做法是很不科学的,会导致学员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缺乏整体理解。这就要求各级干部教育培训学校在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时,要在充分考虑教员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再进行统筹安排。一是要考虑教员的实际能力。一般来讲,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员都接受过高等教育和干部教育培训,基本上能胜任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但是,当今社会发展日新月异,人们思想观念今非昔比,干部知识水平日益提高,这些都对教学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相关部门不仅要充分考虑教员的实际能力,而且要动态跟踪他们在教学科研方面的新动向,以统筹安排相关教学专题。二是要考虑教员的教学实际。相关部门一般采取教学测评的方式了解教员的教学效果。教务部门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员的测评结果进行系统分析,对于需要调整的专题内容要及时调整,从而确保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教学质量。

马克思主义理论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题】马克思主义哲学

【关键词】背景/根本观念/发展/比较研究

【正文】

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深化对它们的认识,是当前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不仅对专业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如此,对从事其他哲学学科、特别是西方哲学研究者也如此。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实意义的准确理解,我们在其他方面的研究很难有顺利的发展,更难充分发挥这些研究的现实作用。为了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促进它的丰富和发展,需要从各方面做出努力。重新认识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怎样在西方哲学发展的理论背景下发生,这种变革的主要意义或者说马克思哲学的根本意义是什么,怎样看待马克思哲学的发展过程,怎样从与同时代的西方哲学思潮的比较研究中更好地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意义,这些都是应当探讨的问题。下面就此谈些个人想法。

一、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理论背景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理论来源,以往较为流行的说法是: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继承了其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继承了其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正如许多专家早已指出的,这种说法虽然符合事实,但并不全面。在西方哲学中,马克思所批判继承的不只是德国古典哲学,更不只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而是古希腊罗马以来的所有重要的优秀思想遗产。就马克思哲学产生的更为广义的理论背景来说,还包括马克思对其他思想文化发展、特别是自然科学发展所作的科学的总结和概括。

其实,在理论来源上批判地继承了以往哲学和科学文化中的优秀遗产只是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方面是他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种与以往哲学有着根本性区别的新哲学,从而超越(本文所谓超越都是指超出界限,并非全盘否定)了这些遗产。这种超越不只是对他以前的个别哲学家、个别哲学流派或者个别国家和个别时代的超越,而是对从古希腊罗马哲学到德国古典哲学的整个西方哲学的超越;这种超越也不只是个别哲学观点和哲学理论的超越,而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根本性的哲学思维方式的超越。正是由于有这样的超越,我们才能说马克思在哲学上所实现的变更是革命性的变更。而这种变更又适逢其时地适应了西方哲学发展的内在规律。换言之,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科学地体现了西方哲学发展的客观趋势。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西方哲学已陷入了深刻的困境和危机之中,为了得以进一步发展,需要进行根本性的变更。

在西方哲学发展中,由笛卡尔肇始的近代哲学所实现的认识论转向被公认为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向。这一转向具有丰富的内容,在不同哲学家和哲学流派那里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例如经验论和唯理论、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和19世纪德国唯心主义都各有其特点,也存在各种各样的争论。其中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争论就一直很是激烈,无论从理论上说还是从社会阶级背景说都有不同的内涵。但它们又有着重要的共同之处。这突出地表现在如下三点上。第一,它们都撇开了中世纪经院哲学和宗教神学的信仰主义限制,肯定人本身具有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认知其所面对的世界的能力,后者就是广义的人的理性。对理性和理性能力的肯定和倡导,是近代哲学的认识论的转向的前提。第二,它们都把心灵和身体、自我(主体)和对象(客体)、精神和物质、思维和存在明确区分开来(这就是所谓主客二分),并由此出发而把主体通过什么途径、采用什么方法以及在什么程度上认识客体(人所面对的世界)当作它们的哲学活动的基本内容。以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性的主体性原则由此得以建立,哲学基本问题更是突出地表现为主客、心物、思有的关系问题,它为整个近代哲学的发展、特别是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以及科学反对宗教开辟了道路。第三,它们把在理性的旗帜下,从主客二分出发建立一个完整的认识论体系,并进而建立一个关于整个世界图景的无所不包的理论体系当作其哲学研究的根本目标。这种体系、特别是认识论体系的建立促进了人的认识、特别是对自然界的认识以及与之相关的实验自然科学的发展。

上述近代哲学的三个突出特点可以说是近代哲学作为一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主要特点,在哲学发展的一定历史时代都起过重要的进步作用。然而,由于三者在后来的发展中都越来越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都被绝对化而转向其反面,以致以之为特征的近代哲学思维方式成了西方哲学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例如,对理性的倡导转化成了对理性的迷信或者说绝对理性主义,似乎不仅一切认识问题、而且一切社会问题,都可以在理性的光环下获得解决。最可靠的科学是理性的科学、最理想的社会是理性社会。实际上,这种绝对理性主义从认识论说反而堵塞了人们通过实践和经验进一步获得真知的道路;从社会上说掩盖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现实的社会矛盾和危机,成了社会进步的障碍。又如,主客的区分导致主客分离的二元论,而二元论本身就蕴含着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无法解释人的认识中主客的相互作用和转化,从而也无法使人获得真知,最后必然倒向怀疑论。休谟的怀疑论是彻底发挥二元论的必然结局。笛卡尔以来的唯理论者外表上肯定知识和真理的可靠性,但那不是依据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而是依据所谓万能的上帝所赋予的观念(天赋观念)或者作为上帝的理念化的绝对观念的保证,因而他们的理论在本质上是一种独断论。一旦排除了上帝或抽象的绝对观念,独断论同样必然转向怀疑论。再如,近代哲学家在理性主义前提下从二元分立出发所建立的哲学体系,由于被绝对化由促进科学发展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变成了凌驾于科学之上的思辨形而上学,即所谓科学的科学,而这就成了科学发展的阻力了。这种体系本来是由人所建立的,然而由于体系被绝对化,人就成了体系中的一个次要环节,人的主体性、能动性也就消融于封闭的体系之中了。

怀疑论、独断论和思辨形而上学的内涵当然有所不同,但它们又是密切相关的。思辨形而上学内在地蕴含着独断论,而独断论如失去上帝或绝对观念的支撑就必然倒向怀疑论,反过来说,在脱离现实生活和实践的条件下,为了克服怀疑论,必然走向独断论。因此,近代西方哲学在其发展中所陷入的根本性的局限性集中地表现于其思辨形而上学性。

西方哲学发展到19世纪上半期,其思辨形而上学性发展到了其顶点。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体系可谓集西方近代哲学的思辨形而上学之大成,他的哲学中尽管有丰富的辩证法,但终究被其唯心主义的体系所窒息了。西方哲学为了求得进一步的发展,必须克服独断论和二元论、特别是将二者包容在内的思辨形而上学的局限性。我们平常所说的唯心主义和反辩证法意义上的形而上学也包含在这种局限性之内。但是,这种局限性并非唯心主义所特有。一切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唯物主义、或者说纯粹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同样有这样的局限性。

因此,克服近代哲学中的思辨形而上学的局限性,既集中地表现为对黑格尔绝对唯心主义体系的批判,但其意义远不局限于黑格尔,它同时应当是对全部传统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中的以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为特征的思辨形而上学的批判。换言之,这不只是对个别流派、个别哲学家的哲学理论的变更,而应是对一切具有上述局限性的哲学流派和哲学家的理论的变更,或者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

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正是在上述哲学发展的理论背景下发生的这种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其实,与马克思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家也在寻找实行某种程度的变更,以超越近代哲学的困境和危机的道路。不过由于他们与马克思有着完全不同、甚至根本对立的社会阶级背景,因而在实现哲学变更的社会目标和理论取向上也与马克思有着根本性的区别。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观念和基础理论

西方近代哲学因思辨形而上学等片面性而陷入困境和危机既然是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革命变更的理论背景,因此批判和超越思辨形而上学等片面性必然成为这一变更的前提和出发点。事实上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开始实现这种变更时,就把他的哲学批判的主要矛头指向以思辨性、独断性等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形而上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形而上学。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所作的哲学批判虽然具有多方面的内容,但其中最主要的是对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马克思也正是在这样的批判中形成和阐释他的哲学的根本观念的。

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包括世界观、价值观、认识论、方法论等多方面的丰富内容。但马克思不是体系哲学家。他在哲学上最为关注的不是按照某种固定的架构去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而是针对他以前的哲学发展陷入困境和危机的症结所在、并按照他所代表的革命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要求,使哲学摆脱思辨形而上学等的束缚,回到现实社会和现实生活中来。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念由此成了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观念。在马克思的哲学中,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与对已陷入困境和危机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他所追求的哲学的解放与人的解放(首先是无产阶级的解放)是统一的。这种统一的基础正是现实生活和实践。马克思哲学中的各个部分的丰富的内容也正是通过现实生活和实践而联系为一个统一整体。

关于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念是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观念,马克思本人在19世纪40年代开始实现他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时所写的上面提到的那些著作中、特别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已有明确的阐释。恩格斯由此称《提纲》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72年第1版,第208-209页。)。

马克思在《提纲》第一条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第1版,第16、355、18、18页。)

这段话大家都很熟悉。问题在于如何结合《提纲》的其他部分以及马克思的其他著作、并在西方哲学的大背景下较为全面地理解它的深刻意义。我想,至少应当承认这段话中包含了马克思对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否定以及对“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的肯定。

关于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的否定,很少有人表示异议,甚至也较少存在误会。因为马克思几乎在所有的场合都旗帜鲜明地反对一切形式的唯心主义,维护唯物主义。马克思虽然对黑格尔等唯心主义哲学家的理论作过许多肯定。例如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就曾生动地描绘了德国唯心主义如何战胜18世纪的唯物主义。但他在所有这些场合都不是肯定唯心主义本身,而是肯定某些唯心主义哲学家的理论中包含了辩证法这种符合现实生活的合理内核,正是这种合理内核能战胜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而辩证法既然与现实生活相符合,从本质上说与唯物主义必然是相统一的。

至于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的否定,大家在具体理解上往往存在着较多差异、有时甚至是很大的差异。关于旧唯物主义的缺陷,流行的说法是它的机械性、形而上学性和社会历史领域内的唯心主义。这种说法当然可以找到恩格斯等权威的根据,无疑是正确的。问题是人们有时没有进一步追问旧唯物主义为什么存在这些局限性。其实在马克思上面这段话中已有答案,那就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这段话的一个主要意思就是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把事物、现实、感性时只是看作客体本身,而没有看到人的感性活动、实践对这些客体的作用。换言之,只是看到了事物、现实等的物质性,而没有看到这种物质性与人的感性活动、实践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这正是旧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所在。在《神圣家族》一书中的《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的战斗》一节中,马克思具体论述了18世纪的唯物主义如何战胜17世纪的形而上学、而后来又怎样发生德国唯心主义的“富有内容”的复辟。这里关键的东西就在于唯物主义能否与“生活实践”相结合。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之战胜17世纪形而上学并不是它抽象地肯定了物质第一性,而在于其理论体现了“当时法国生活的实践性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1页。)。至于德国唯心主义之得以复辟,就在于它富有与生活实践相符合的内容。

总之,在评价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时,马克思所最为关注的不在抽象地提出物质第一性还是精神第一性,而在是否具有与“生活实践”相符合的内容。如果与生活实践脱节,那即使肯定了物质第一性,仍可能被唯心主义战胜;而如果能富有生活实践的内容,唯心主义也能战胜那些与生活实践相脱离的唯物主义。一切唯物主义作为唯物主义都肯定物质第一性。但并不是肯定了物质第一性就能坚持唯物主义。恰恰相反,如果脱离了与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联系而仅仅抽象地肯定物质第一性,那在一定条件下还会倒向唯心主义。马克思曾多次讲到纯粹的自然主义、或者说抽象的唯物主义将转向唯心主义。“抽象的唯灵论是抽象的唯物主义;抽象的唯物主义是物质的抽象的唯灵论。”(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第1版,第16、355、18、18页。)这样,作为马克思的哲学的理论基础、或者说出发点的,不能是旧唯物主义者早已肯定了的抽象的物质、即直观形式下的物质,而是通过“人的感性活动”、“实践”所理解到的物质。因此,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的根本观念、或者说根本观点不是抽象的物质观点、而是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点。

在马克思一生的哲学思考中,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点一直是他始终关注的核心观点。对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强调既蕴含着马克思对事物、现实、感性的肯定,或者说对世界的物质性的肯定;又蕴含着对主观方面,即人的能动性的肯定,从而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了。在马克思看来,只有这种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统一起来的生活实践的观点才能解决处于社会生活中的现实的人所面对的各种现实问题。他在《提纲》第八条中指出:“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提纲》最后一条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如果说“解释世界”要靠系统的认识理论,那么“改变世界”还必须通过社会实践对世界进行能动的改造,由此可见,《提纲》中已从各种角度明确地指出了马克思的哲学的出发点和基石、或者说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观念是现实社会中的人的现实的感性活动,即实践。

被马克思作为生活和实践的主体的人不是脱离与他人和社会的联系的孤立的个人,而是现实社会中的人,处于各种社会关系中的人。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第1版,第16、355、18、18页。)。如果说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把个人孤立起来的“市民”社会,马克思所主张的“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第1版,第16、355、18、18页。)

总之,马克思在《提纲》中已从各种角度指出了他的哲学的出发点并非脱离人的现实存在的抽象的物质存在,后者早已为旧唯物主义者提出、并因其片面性而被富有辩证法内容的唯心主义所战胜;而是同时蕴含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原则的社会的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

由于人的生活和实践是一个历史过程,因而马克思这种以强调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为特征的唯物主义可以说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事实上,马克思在后期的更为成熟的著作(例如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将自己的观点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而作了更为明确和完整地阐述(这些是人所共知的,在此就不引证了)。因此,如果说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观点,那么由这种观点出发所建构出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就成了马克思哲学的基础理论。

值得指出的是,恩格斯概括马克思在哲学理论上的贡献时,也明确指出是历史唯物主义。他在著名的《马克思墓前演说》中提到马克思在理论上有两大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剩余价值学说是政治经济学上的,唯物史观则是哲学上的。恩格斯以后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例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中很有影响的普列汉诺夫)较多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谓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由于辩证唯物主义这个名称较好地概括了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等旧唯物主义的批判继承,更由于在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著中也可以找到根据,因此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种称谓便成了更为通行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称谓。

这两种提法是否一致呢?关键在于如何具体解释“唯物史观”以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含义。按照“左”的影响的理论框架下写出的众多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解释,历史唯物主义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应用于解释社会历史。这种提法的最大根据是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四章二节中的论断。前苏联的许多哲学家对这种论断作了大量论证,以致被认为是正统的论断。按照这种论断,历史唯物主义就难以说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而只能说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是从辩证唯物主义中派生的部分。这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与马克思赋予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来意义以及恩格斯把唯物史观当作是马克思两大贡献之一的论断显然有不同之处。

然而,如果具体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来意义的论述、特别是具体分析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革命变更的背景,就不难发现,这两种说法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差别。

如果我们有理由把马克思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那些论断看作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种阐述,那这种历史唯物主义指的显然不只是把辩证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而是作为他的整个哲学的基础。其中本身也包含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因为正是由于马克思揭示并强调了现实的人的能动的活动、实践的决定性作用,才使他得以将从黑格尔等人那里批判继承的辩证法和从费尔巴哈等旧唯物主义者那里批判继承的唯物主义有机地统一起来,才有唯物辩证法或者说辩证唯物主义。在此,历史唯物主义不只是解释狭义的社会历史过程,它同时也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过程当作是一个历史过程。历史唯物主义同时具有辩证唯物主义的意义。反过来说。辩证唯物主义既可以用来解释自然现象,也可以用来解释社会历史现象。从马克思实现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具体历史过程来分析也是这样。从这种观点来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那说它是唯物史观与说它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完全一致。

最近一些年来,我国哲学界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形态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还是历史唯物主义,已进行过较多讨论,至今似乎还未较好地达成共识。我个人的研究方向是西方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不深,在这方面没有独到见解,我只是主张在全面理解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真实含义的前提下兼容这些不同的提法。如果单提历史唯物主义,那就应当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内容包含在内。如果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要注意不要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只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运用,应当充分认识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关键作用。如果提实践唯物主义,应当避免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的内容发生抵触。这个问题还应当作更深入的探讨,不宜仓促把不同意见政治化。

这里附带作点说明:在我作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的书稿(已于2002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曾明确赞同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这一观点有的专家早已提出),并从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转型的角度作了论证。有的专家在这一课题的结项评审中提出历史唯物主义只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运用于社会历史,因而不能把它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对此我很难苟同。原拟专门做出回答。既然上面所作的论证大体上已讲明了我的观点,似乎不必另外作答了。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发展

当前提出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加强把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当作一个整体来研究,特别是要深刻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所谓一脉相承,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新的实践的要求,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原有的基本原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分开来说,其基本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有论述。但把三者同坚持共产党的先进性联系在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上升到党的指导思想的高度,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坚定不移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又使它们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实践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后的许多伟大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各国共产党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创造性地发挥了马克思的理论。他们的理论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总结了新的革命实践的经验,因此在具体提法上都与马克思当年的提法存在某些差异,这种差异的存在往往正是他们对马克思的理论作了创造性的发展的具体表现。如果看不到这些差异,而只是片面强调他们的完全一致,那就会抹煞后来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的创造性发展。

这种创造性发展当然只能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的发展。这个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内容可以广义或较为狭义地来加以阐释。上面提到的恩格斯所概括出的唯物史观应当说是其中的核心内容。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发展最突出地表现在对唯物史观上的发展上。例如,思想在哲学上的最突出的贡献是它结合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具体实践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发展。邓小平理论在哲学上最突出的贡献是结合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实践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继承和发展同样最突出地表现在对唯物史观的继承和发展上。同志在2003年“七一”讲话中就此提到,“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这一基本原理的运用和阐发;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这一基本原理的运用和阐发;始终代表中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一基本原理的运用和阐发。”这里所讲的三个方面都与唯物史观密切相关。

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应当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这不仅要关注不同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形态上的差异,也要关注马克思本人在不同时期的具体提法上的差异。

马克思早期的观点与他后来的观点在具体提法上的确存在某些差异。国内外许多学者对此都是肯定的。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学者对马克思早期的一些重要著作(主要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未能作深入具体的研究。近些年来许多学者在这方面作了大量研究,并由此对马克思哲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有了更为全面而真切的理解。这特别表现在认识到了马克思对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对人化世界、对人的全面发展在哲学上的首要意义的强调,对纯粹自然主义和体系哲学的批判。这些对克服以往哲学教科书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的模式的片面性很有意义。

但也由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中引起了一些意见分歧。有的专家可能认为马克思早期的观点不够成熟,还较多受到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从而认为应当更为关注马克思的中后期的思想。这种提法当然是有道理的。问题在于究竟应当怎样看待马克思观点前后期的区别。国外以阿尔图塞为代表的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前后期之间存在着思想“断裂”,但也有不少人不承认有这样的断裂。国内的情况也这样。这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需要具体探索讨论。就把唯物史观当作整个马克思哲学的核心来说,我个人倒是觉得马克思前后期并无本质的不同。马克思在《手稿》、《<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神圣家族》等论著中已相当明确地阐述了他的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中后期著作中并没有改变这个思想,而只是对它作了更为具体、更为完整、更为系统的论述,特别是将唯物史观具体运用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并用以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制定战略和策略。研究马克思哲学的发展过程将会使我们对他的观点有更为深入、完整和具体的理解,似乎不应由此而把马克思的思想割裂开来。

四、从比较研究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形态而产生的,它的基础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当然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但它不仅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激化、以致陷入深刻的危机的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下产生的,也是在西方近代哲学发展陷入深刻的危机的特定思想理论背景下产生的。马克思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又是生活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家。他在哲学上实现的革命变更既体现了无产阶级资本主义的现实的革命要求,又适应了西方哲学发展的客观趋势。这种趋势要求超越西方近代哲学在本身的范围内不可克服的思辨形而上学等局限性,实行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正是这种变更的最彻底的形式。

与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革命变更同时,为了挽救资本主义制度,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也在寻找克服、至少暂时缓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的方策,他们在哲学上同样要在某种程度上超越近代哲学的局限性,以某种形式进行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或者说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型)。近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实际状况也正是这样。尚在19世纪前期,在法英两国,先后出现了以孔德和穆勒、斯宾塞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哲学,在德国及其影响下的丹麦,出现了以叔本华和克尔凯郭尔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哲学。这两种哲学虽彼此有别,但都有在一定程度上超越近代哲学的特征。19世纪40年代以后,它们越来越引人注目,以致逐渐发展为现当代西方社会中两种影响最大哲学的思潮,也就是一直延续至今的所谓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思潮。尽管它们从阶级背景说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处于对立地位,但由于它们面对的哲学遗产同样是陷入危机和困境的西方近代哲学,并且也企图对近代哲学有所超越,从而与马克思主义哲学除了对立外还必然存在某些相通之处。更为重要的是,它们的产生和发展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处于同样的历史时代,它们必然会以自己特定的方式对这个时代的物质和精神动向有所反映。只要作为它们的社会支撑的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还有存在和发展的余地,它们所作的反映就必然存在某些现实的、合理的因素。

上面这种状况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它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即现代西方哲学无论从产生和发展上说,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为了更为深刻和全面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很有必要将其与现代西方哲学进行比较研究。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个方面。一是比较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怎样超越已陷入困境的西方近代哲学,二是比较这两种哲学怎样在超越近代哲学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自己的哲学。这种比较研究还可以而且应当从不同层次上进行。例如对现代西方哲学的整体的比较,对各个具体的哲学流派和哲学家的理论的比较,对各种哲学理论和概念、范围的比较,等等。这类比较研究不仅有利于划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原则界限,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认识;还有利于通过剖析现代西方哲学在克服传统哲学的局限性以及体现时代精神的动向上的是非成败,来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笔者的有关意见已在《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一书以及后来发表的一些文章中作过较多论述,这里就不多说了。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哲学界只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他们以前的西方哲学的批判继承,对于现代西方哲学基本上笼统否定,似乎它们只能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面材料而存在,因而很少有人去作深入具体的研究,更谈不到将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作求实和具体的比较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这方面的状况有了很大改变。哲学界许多人对于西方现当代哲学已不再简单否定,而是承认它们之中有的可能存在合理因素。不少中青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甚至已在利用西方哲学思潮的某些思想来阐释和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理论(例如用海德格尔的生存哲学来论证与传统本体论根本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存在论),取得了不少成就。

但究竟如何从产生和发展上、从整体上和个案上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深入具体的研究还较少,哲学界在这方面更远未达成共识。许多人(例如一部分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人和有关方面的领导人)对现代西方哲学在当代中国可能产生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往往还缺乏具体分析。例如,对于社会上还存在的自由化和极端个人主义思潮,他们往往还笼统地将其归咎于某些特定的现代西方哲学流派(例如杜威等人的实用主义和萨特等人的存在主义),这就可能有失于偏。因为这些流派的哲学理论的实际所是与他们的理解往往存在较大距离(例如,杜威之提倡个人主义意在充分发挥人的个性和能动性,以服务于社会。就个人与集体和社会的关系说,他明确主张私利要服从公益。对利己主义意义上的个人主义,他一直采取批判态度)。如果仅仅根据这些不实的理解、却又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名义去进行批判,效果并不好,甚至可能适得其反。例如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错误认识。我的意思当然不是反对将自由化、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潮与西方哲学思潮联系起来,而只是认为在作这样的联系时要对这些哲学思潮作具体的研究和分析,有具体的事实根据和理论根据,不应脱离它们的理论的实际所是以及它们发生作用的具体条件来谈论其消极影响。

马克思主义理论论文范文第5篇

【正文】

民族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民族工作是党的全部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民族问题的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不断推动民族工作实践的发展。同志和邓小平同志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述,都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运用与发展的成果。这两大理论成果的创立和发展,对于实现各民族在平等基础上的团结与联合,引导各民族共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推动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胜利前进,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为标志,世界范围的民族主义浪潮汹涌。西方敌对势力借机加紧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我国民族关系面临空前严峻的考验与挑战。国内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展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也使民族工作出现许多新的情况。总之,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有许多问题需要在理论上加以正确回答。这些问题归结起来就是,怎样进一步正确认识和解决当代中国的民族问题?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站在历史发展和时代要求的高度,敏锐把握国际国内民族问题的发展变化,以与时俱进的政治勇气,励精图治的工作精神,在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民族问题、怎样解决我国现阶段的民族问题,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的崭新的民族理论,开创了我国民族工作的新局面。

1990年在一次工作考察中,同志从五个方面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观。1992年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同志对我们党观察、研究和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作了科学的概括。2001年初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根据同志的有关论述,又进一步全面总结和系统概括了我们党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民族的产生、发展和消亡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时期是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的阶段,各民族间的共同因素在不断增多,民族特点、民族差异将长期存在;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我国现阶段的民族问题只有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事业中才能逐步解决;国家统一是各族人民的最高利益,各族人民都有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各族人民要互相尊重,和睦相处,不断巩固各民族的大团结;各民族要加强互助合作,努力实现共同进步和繁荣;发展经济、改善生活是我国现阶段民族工作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其他各种问题的基础;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重大贡献,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制度;不断提高各族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努力造就一支宏大的德才兼备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在一些地方往往交织在一起,在处理民族问题时要注意贯彻党的宗教政策。

这些基本观点,是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在解决民族问题上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是对我国民族工作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丰富、完善和发展,它充分表明我们党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和政策初步形成了系统的成熟的体系。正如同志所指出: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也是党和国家民族政策的巨大成功。

具体而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突出地从以下方面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作出了新的发展、新的贡献,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当代化的最新成果。

一、科学阐明了民族问题的内涵,明确提出加快发展是解决我国现阶段民族问题的核心

对什么是民族问题的回答,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怎样解决民族问题以及能否解决好民族问题,因而不仅是重大的理论问题,而且是重大的实践问题。

同志指出:“民族问题既包括民族自身的发展,又包括民族之间,民族与阶级、国家等方面的关系。”这一科学论断,把“发展”范畴引入民族问题,是关于民族问题理论上的最大突破,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最突出的贡献,为我们正确观察和研究当代中国的民族问题,正确观察和研究当前民族地区存在的各种困难和矛盾,进而制定正确的政策措施,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

同志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出发,指出:现阶段我国的民族问题,比较集中地表现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迫切要求加快经济文化的发展。搞好民族工作,增强民族团结的核心问题,就是要积极创造条件,加快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同志强调指出,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千方百计地加快民族地区的发展,做好这项工作,是关系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强民族团结、巩固祖国边防的大事。我们必须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快民族地区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在我国,没有民族地区的发展就没有全国的发展,没有民族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没有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就不能说全国实现了现代化,没有56个民族的共同振兴就谈不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世纪之交,党中央在邓小平同志“两个大局”战略构想的基础上,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这是关系全国发展大局,关系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关系中华民族复兴的宏伟战略任务。十六大明确要求,西部大开发要在十年内取得突破性进展。西部地区主要是少数民族聚居的民族自治地方,实施西部大开发,就是实施民族地区大开发;实现西部大发展,就是实现民族地区大发展。西部大开发明确把加快民族地区发展、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作为这一战略的重要着眼点和出发点,因而成为我们党和国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处理好民族问题的重大战略举措。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同志明确表示,支持民族地区发展是中央的既定方针,今后不仅已有的政策措施不会取消,支持力度不会减弱,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财力的增强,还会出台新的政策措施,不断加大支持力度。他进一步指出:加快民族地区的发展,既要投入更多的资金,又要给予更优惠的政策;既要帮助他们把经济搞上去,又要帮助他们发展各项社会事业;既要继续发挥中央政府的作用,又要坚持抓好各地区的对口支援工作。总之,要树立和落实可持续发展、协调发展和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通过多方面的努力,使民族地区的发展实现新的跨越,使各族群众的生活得到实实在在的改善,使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基础更加巩固。

二、深刻揭示了当代民族问题的基本特征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深刻总结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处理民族问题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指出民族问题具有普遍性、长期性、复杂性、国际性和重要性五个基本特征。

民族问题的普遍性是指民族问题在世界上广泛存在,涉及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贯穿于当今世界主要矛盾的始终。民族问题的复杂性是指民族问题往往与诸多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就我国民族问题而言,涉及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世界民族问题更复杂,涉及到国家、领土、国际关系及人权问题等等。民族问题的长期性是指民族的产生、发展和消亡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只要民族还存在,就有民族问题存在;社会主义时期是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的阶段,不是民族消亡的阶段,民族差异和民族特点将长期存在。民族问题的国际性是指一国内部的民族问题往往引发国际性的问题,甚至导致国际关系变化;民族问题的国际性不等于民族问题的国际化。民族问题的重要性是指民族问题对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对于国家的现实和未来都有着重要而深刻的影响。对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来说,民族问题关系到国家、领土完整、社会稳定、边防巩固、经济发展和国内各民族的团结。同志用简明的语言,响亮地提出“民族、宗教无小事”,要求全党高度重视民族问题,不断改进、切实加强对民族工作的领导。

观察、研究和处理民族问题,必须把握这五个方面的基本特征。只有把握五个方面的基本特征,才能制定实施处理民族问题正确的方针政策,才能继续沿着中国特色处理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胜利前进。

三、明确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立为国家基本政治制度

用体现社会主义本质和特点,符合我国国情和各民族根本利益,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制度来解决民族问题,是事关我们党和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

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一道,确立为我国的三项基本政治制度,根据十五大精神,新修订的《民族区域自治法》正式从法律上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立为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这是我们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上的一次与时俱进,也是在民族问题理论与实践上的一个历史性贡献。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内容,也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必须全面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族法律法规体系和监督机制。《民族区域自治法》集中体现了党的民族政策,体现了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法律保障。经过修订,这一法律更臻完备。同志明确提出,要在各族干部群众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加强《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宣传教育,依法做好民族工作;要抓紧制定《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实施细则,把法律的原则规定具体化,确保这一法律得到全面贯彻落实;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带头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法》,认真研究和解决这一法律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坚定不移地把这一法律实施好。目前,全国155个民族自治地方,已经制定了133个自治条例、280个单行条例和65个变通规定和补充规定。这些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出台,标志着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四、突出强调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是国家的最高利益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我国各民族休戚与共、相互依存、亲密无间,形成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始终是中华民族历史的主流,是中国发展进步的重要保障。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对于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国家来说,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同志总结古今中外的经验教训,深刻指出:“祖国统一、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之福;祖国分裂、民族离乱,是各族人民之祸。”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是国家的最高利益。我国各民族都有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神圣义务。

党的十六大鲜明提出,要坚持弘扬和培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同志指出,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精神,是我国各族人民在团结奋斗的漫长岁月中共同创造的,是我国各族人民共同的宝贵精神财富。各族人民都要始终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要在各族干部群众中广泛进行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使爱国主义牢牢扎根在各族干部群众的心中,成为推动事业发展、加强民族团结的强大精神力量。

同志对我国民族关系的基本特征作了精辟概括,明确提出“三个离不开”的重要思想,即:“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这个概括,既充分考虑了我国民族关系的历史因素,全面反映了我国民族关系的生动现实,又着眼于我国民族关系的长远发展。这一重要思想,充分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愿,成为新形势下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重要指导原则。同时,在处理影响民族团结问题的事件中,要坚持“四个维护”的原则,即:维护法律尊严,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

同志深刻分析世界发展变化的时代特征,明确把民族凝聚力与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一道,并列为综合国力的四个组成部分。这一观点,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强大的凝聚力,就等于一盘散沙,就会四分五裂,就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民族凝聚力,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重要尺度。在我国,讲任务,是56个民族共同的任务;讲成绩,是56个民族共同的成绩;讲困难,是56个民族共同的困难;讲前途,是56个民族共同的前途。56个兄弟民族情同手足,亲如一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五、旗帜鲜明地提出处理好民族问题必须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

纵观全球,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最大威胁,也是当今世界民族问题存在和激化的根本原因。同志指出:当今世界一些热点地区的战争与冲突,大都与民族问题处理不当或外国势力插手有关。因此,处理好国内民族问题,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在国际上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科索沃战争后,党中央进一步明确指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比起过去来,具有更大的进攻性、侵略性、扩张性和冒险性。对此我们必须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不断增强忧患意识,安而不忘危,治而不忘乱。必须反对西方敌对势力打着“民族”、“宗教”和其他各种旗号,对我进行的渗透、分裂、颠覆、破坏活动。必须反对将恐怖主义与特定的民族和宗教相联系。必须反对在反恐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

民族分裂势力、暴力恐怖势力、宗教极端势力这“”,无论发生在哪里,本质上都是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分裂祖国,破坏各民族的大团结,都是我国稳定和发展的严重祸害,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敌人。因此,在我国,处理好民族问题,维护国家统一,必须坚决反对“”,最大限度地团结和依靠各族干部群众,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极少数的民族分裂分子、暴力和宗教极端分子。

把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宁、促进人类共同发展,与维护国家的与统一、巩固国内各民族的团结有机地统一起来,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总揽全局的战略眼光和理论创新的巨大勇气。

六、明确提出民族干部状况是衡量一个民族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少数民族干部与本民族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是我们党做好民族工作的骨干力量。同志多次强调,培养民族干部是“一项事关大局的重要工作”,并明确指出:民族干部的状况是衡量一个民族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同时对做好这项工作,提出了四个方面的要求:第一,要扩大数量;第二,要提高素质;第三,要改善结构;第四,要提高层次,即不仅要继续重视培养一般少数民族干部,而且要特别重视培养和选拔少数民族高中级干部。

同志提出,要把做好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选拔工作作为管根本、管长远的大事,制定周密计划,认真组织实施,持之以恒地抓紧抓实抓好。

按照上述要求,近年来,党和国家有关部门以及各少数民族地区都把培养各级各类人才、提高劳动者素质作为重要的战略任务来抓,在不断提高各族群众整体素质的基础上,努力培养和造就适应民族地区发展需要的专门人才。同时,制定更加优惠的政策,采取更加灵活的措施,营造更加良好的环境,吸引和凝聚各类人才真心实意地为民族地区的发展贡献聪明才智。

七、深刻阐明了民族与宗教的关系,强调处理好民族问题必须注意贯彻党的宗教政策

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日益密切地交织在一起,反映了民族问题的复杂性,成为当今世界一个突出的现象。纵观全球,一些国家和地区矛盾激烈、冲突不断、战火连绵,与民族、宗教问题卷在一起不无关系。而这个现象,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处的时代并不明显。这是时展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宗教理论提出的新课题。

同志正确揭示了民族的宗教性和宗教的民族性的关系。他指出,“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宗教在一些民族特别是边疆少数民族中有着广泛的影响”,“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在一些地方往往交织在一起”。因此,在处理民族问题时,必须注意“全面正确地贯彻落实党的宗教政策”,尊重和保护公民的自由,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这不仅是一个重大的政策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策略问题。必须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坚定共产主义信念,不论出身哪个民族的共产党员,都不得信仰宗教、不得参与和组织宗教活动、不得参与封建迷信活动。必须按照“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相互尊重”的原则,认真做好少数民族中的宗教工作,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祖国统一,最充分最广泛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断增添新的力量。

八、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方法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反映了各族人民谋繁荣发展、求团结进步的共同意愿,体现了当今世界和中国发展的时代精神,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强大力量,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贯穿这一理论的是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新特点、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科学态度和创造精神。

第一,实事求是。始终坚持从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尊重民族发展规律,高度重视民族问题,不回避,不夸大,不缩小。制定的方针政策,经得住实践的检验,经得住风险与挑战的考验,经得住历史的检验。

第二,与时俱进。始终注意把握时代前进的脉搏,体现实践发展的要求,不断研究新情况、提出新论断、制定新政策、采取新措施,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和当代化,推动民族工作实践与时展同步伐。

第三,放眼世界。始终以世界的宽广眼光,观察、研究和处理民族问题。紧密关注当代世界民族问题的发展变化,从中得出有益的启示与结论;准确把握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特点、新趋势,未雨绸缪,趋利避害。在国际局势纷繁复杂、跌宕起伏的时代背景下,正确处理我国的民族问题,巩固和发展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