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一、“真”———文学的真实性

郁达夫曾指出:“艺术的价值，完全在一真字上，是古今中外一例通称的。”文学的创作离不开生活现实给作者带来的灵感，离开了实际，文学就失去了创作的源泉［2］，建筑在虚空中的亭台楼阁最终都禁不起众人的审视和时间的洗礼，因此文学最具备艺术价值的一点，便是它的真实性。文学是创作者从生活中汲取到艺术的养分和灵感，以高于生活却又不离开生活的表现手法和形式来进行创作的，文学的真实性，是文学整个体系的根基。创作者将自己的生活见闻、历史事件或者他人的真实事件进行文学融合、创作，或在优秀的作品基础上加入自己的思想进行二次创作，使文学作品充满了真实的厚重感，更具有现实意义和吸引力。真实的文学作品能够对现实生活进行一个很好的再现，揭露社会热点问题，重现过去的历史真相等等。例如，在20世纪20年代的文学作品，都是以人为本进行创作的，因此出现了“为人生”的文学学派，他们的文学作品多数是一些问题小说;还有新写实小说派，以评述日常人生来作为写作重点;又如文学革命的先驱鲁迅先生入木三分地对旧社会的各种黑暗现象和对人民所受的压迫进行了深刻的描写，以笔锋作利刃刀刀狠刺社会的黑暗面，勇敢地曝光了国民隐藏的劣根性，如《呐喊》、《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经典名作，无不让我们感受到社会的黑暗，重新正视我们的生活社会，逼迫人民从自我麻痹的思维中解放出来，重新思考人生的意义。又如刘震云的小说《温故一九四二》，它向我们直白地重现了战争时期一个有关饥饿、灾难和人性的故事，让我们回顾了那段惨烈的历史，让我们不得不反思自身，感受小说背后想要告诉我们的沉重的内涵。从另一角度来说，文学的真实性除了指内容的真实性，还指文学感情的真实性。文学作品中反映的是创作者的真情实感，是创作者对待现实生活的感情、领悟和体验，加上创作者的想象。创作者以心相待，创造一个丰富的世界，让读者沉溺其中，并感悟创作者的感悟，感受创作者的感受，并从中获得属于自己的真正的领悟真谛［3］。创作者赋予文学作品的真实的感情，赋予了作品最真实的生命力。如中国新诗的开拓者郭沫若，他豪迈澎湃的激情、惊涛骇浪的气势、极具创意的新颖诗作，引经据典的手法，无不体现着郭沫若先生对理想的追求和高尚的情操，以及富有现代意义的时代精神。像《凤凰涅槃》，其中就包含了诗人对理想中乌托邦般社会的向往和追求，以及奋发向上的创造精神;又如余华的《活着》，情节离奇，却深刻地写出了作者对于生命的呼唤:小说中的福贵身边的亲人都相继死去，他失去了一切，世界留给他的，唯有“活着”……小说写出了生活的艰难，活着多么不容易，余华先生通过小说向我们展示了“生存的意义”，让我们知道了活着的艰难，珍惜自己活着的每一天，同时也被福贵那老黄牛般坚忍不拔的毅力所感动。

二、“善”———文学的功利性

中国自古有言:“人之初，性本善。”中国人以儒家学说为主流思想，因此，中国人从古至今都是以行善、性善为美的。而作为国人审美的一种意识表现形态的文学作品，不可例外的也以弘扬、表彰和追求“善”文化为文学的表达中心。文学中的“善”，指的是艺术的倾向性。创作者习惯在文学作品中创作出善恶分明的人物，作品中由角色演绎大是大非，传达“善”的道理和意义，对建设和谐、美好社会起到了极大的思想推动作用，具有极为重要的积极的向导作用。现当代文学中的一些作品，同时充斥着阴阳黑白两面，既有美好生活的一面，也有黑暗丑陋的社会现象的一面，两者在极端矛盾的冲突下表达了创作者对美好社会和美好生活的向往追求，对黑暗的丑陋的现实进行讽刺和抨击。这种“善良论”不仅向社会宣扬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也有利于人们对于自身的反省和正确认识，学习这种向上的、乐观的正能量，更让人们直面社会中被刻意忽视的一面，正视社会存在的隐患和问题，激发人们积极地整改。这说明文学作品中的“善”不仅仅是一种纸上谈兵的论调，更是一种精神的扩散，能够感染人们，使人们在感受到“善”带来的愉悦的同时，挖掘出自身的善良的本性，激发人们对社会生活伦理价值的正确理解与判断。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也有许多类似的惩恶扬善的作品，例如鲁迅先生笔下那淳朴正直的少年闰土，为鲁迅先生带来了极大的童年乐趣;谌容的《人到中年》中，主人公陆文婷在生活和工作两点中忙忙碌碌，生活压力压得她疲惫不堪，但她对待病人极富责任心，对待自己的工作一直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她的这种美德在作品中得到了讴歌，体现了作者对知识分子的美好赞誉;又如老舍笔下的《骆驼祥子》，主人公祥子从积极向上、正直诚恳，为理想不断奋斗，到被生活压弯了脊骨，成了一个堕落的自私自利的落魄鬼的整个经历，凸显出了善恶之间的激烈斗争，让我们唏嘘不已的同时，坚定了自身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又如大地的歌者———艾青，他的诗歌《大堰河———我的保姆》，高赞了大堰河农妇的美好品行，塑造了她缀满光辉的形象，同时也表达了作者对这位保姆的怀念感激之情。

三、“美”———文学的审美性

文学是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文学的最终目的是使人产生审美感官上的愉悦。文学扎根于“真实”，源源不断的对“善”的追求，从而开出“美”的花，结出“美”的果。文学的美包含方方面面，自然山河的美、人间真情的美、人性善良的美等，它有着统一的内容和形式，宣扬着主流而正确的“三观”取向，使人徜徉在文字的海洋中感受欢愉。文学的本质是审美，创作者对于这个世界的审美、对于道理的审美、对于想象空间的审美等，创作者将这些融入到了自己的作品当中，刻画出一个个活灵活现的人物形象，跌宕起伏、动人心魄的故事情节，为整个作品注入了灵魂，让文字在创作者的笔下如同他的演员，演绎着创作者想要表达的美好。而人类总是喜欢追求美好的事物，人类也带着审美的眼光去进行文学的阅读，感受着审美的体验，被美所吸引，被美所感动，同时对自己正在生活的现实社会进行重新审视，增强了人们对于美和和谐的追求。在现当代文学史上，创作者们创造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例如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为我们描绘的正是从古到今都为人们向往的桃源美景，山清水秀，体会国土山水的一片风情万种;民风古朴，邻里之间你来我往，黄发垂髫、怡然自乐，那是我们现在生活的钢铁森林中所被禁锢的人与人之间的真情交往，人际关系之间少了几分金钱的市侩，多了几分真性情的温暖，让人想触摸，亲身体验，又怕触摸，会是海市蜃楼一触即散。而其中的《边城》，便是美的代表作。主人公翠翠身上就带着自然赋予的美丽与善良，由她化身成我们所追求的美好，代替我们体验我们所向往的世界。沈从文在故事中寄托了自己对于大自然的热爱与对和谐人际关系的向往，他被自己追求的世界感动着，我们被他描绘的世界感动着。而汪曾祺的文化小说，同样表达的是对理想人性与美好和谐世界的追求和向往，乌托邦的美好世界，没有纷争，没有痛苦，人人安居乐业，美哉美哉。在《受戒》中，汪曾祺就是用一种平淡的方式，诉说着不平淡的美好故事。多情的徐志摩一生渴望的，也正是对爱与美还有自由的共同追求。真善美的统一是现当代文学创作中重要的审美追求，文学创作的最终目的是将真善美三者和谐地融为一体，通过文学作品展现给世人看。创作者用生命、用思想汇聚真善美，编写成章，而我们用最包容的心去审美，体会创作者交付给我们的美好。

作者：邢洁单位：郑州旅游职业学院

第二篇

一、现状分析

尽管作为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主干课程，但中国现当代文学这门课程却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教学困境。首先，可以说造成包括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在内的众多文学类课程的教学困扰，来自于社会价值观念的变革，面临着越来越浮躁和功利化的社会，包括高校学生在内的很多人，已经不再对文学怀有单纯的感动和执着的信念。他们普遍缺乏对于经典文学作品的阅读兴趣，当然也就不可能把文学阅读当作一种精神享受和愉悦的审美体验。因此，面临着这样的一种现实境遇，众多文学类课程的教学工作者们越来越感受到文学作品与学生们之间的一种“隔膜”。其次，随着科技的发展，电影、电视、网络等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在丰富了人们生活的同时也给文学的欣赏和阅读带来了不容忽视的冲击。虽然，文学的图像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能推动文学或者是文学经典的大众化传播，但当人们直观地沉浸于视觉图像所带来的感官享受和愉悦的同时，也往往会忽略传统阅读中语言文字所能带给我们的审美想象和理性反思。正如有学者所说:“现代视觉文化所带来的艺术对意义的深度追求的消解，从审美角度而言，实质上意味着构成传统的文学阅读特殊魅力的审美独创性从人们的审美文化生活中消失。当我们沉浸于现代视觉文化‘形象性感知’直观性与浅俗化之中时，文学阅读中的‘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变成了‘一千个观众只有一个哈姆雷特’。”［2］最后，高校包括现当代文学在内的文学类课程的“非文学化”倾向也是导致教学困境的一个根本原因所在。随着当今高校文学研究的日益体制化和学术化，文学中所特有的感性体验和鲜活生动的内容渐渐被专门化、专业性的学术研究所取代。这就导致在文学类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往往是将一个鲜活的文学作品从时代、背景，到人物、情节和结构，再到艺术特色和影响等进行条分缕析式的机械分析和解剖，而文学作品中鲜活的生命体验和情感感悟却涉之甚少，这就导致学生对于文学作品缺乏自己的感性体验。这样的教学现状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担忧，吴晓东教授在《我们需要怎样的文学教育》中说道:“我们往往更喜欢相信一系列本土的尤其是西方的宏大理论体系，喜欢建构一个个的知识论视野，但是文学中固有的智慧、感性、经验、个性、想像力、道德感、原创力、审美意识、生命理想、生存世界……却都可能在我们所建构的知识体系和学院化的制度中日渐丧失。于是我们的课堂上往往充斥着干燥的说教，充斥着抽干了文学感性的空洞‘话语’。”［3］这些现状不能不令我们反思，反思的内容不仅包括文学类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甚至包括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培养目标和办学定位。只有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不断地反思和探索才能使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学科不断的向前发展和推进。

二、守正创新

汉语言文学专业作为一个伴随着现代高校而产生的学科，它有着悠久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学科历史中必然会积淀下许多优良的传统和精神，而这些优良的传统和精神是需要我们一代一代固守和延续下去的。正如温儒敏在谈到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教学改革时所说:“针对现在那种浮躁的学风。北大有许多好的传统需要守成，不要动不动就改变它，也不要急于创新，天天改革。在许多情况下，改良比改革更切实。办教育和办工厂不一样，教育需要积累，不宜太多变动。”因此，在教学改革中我们一方面要坚守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些优良传统和精神，另一方面才是在此基础上的适当创新。而在固守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人文精神的坚守，新文学在诞生之初便一直是坚守着人文精神这一传统的。王国维先生曾说:“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何则?政治家与国民以物质上之利益，而文学家与以精神上之利益。夫精神之于物质，二者孰重?且物质上之利益，一时的也;精神上之利益，永久的也。”［5］而作为一门学科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也是秉承着这样的人文精神创立而成的。但正如前文所析，越来越浮躁和功利化的社会，已经使这种人文精神逐渐式微。因而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基础主干课程，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教学教学过程中尤其应该坚守这一传统和精神，使文学类的课程成为一个守望精神价值的地方、一个产生思想的地方、一个培养人的地方，重拾起人们对于文学的信心和信念。所以，我们首先是在课堂上坚守文学的人文精神这一传统，然后才是针对性的教育和教学的改革。那么如何才能够真正实现文学的人文精神和价值呢?这就涉及到文学类课程近年来所大力提倡的“阅读教学”，很多教学工作者已经对如何更好地进行“阅读教学”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例如，陈思和在《文本细读在当代的意义及其方法》中说:“文学教育就是阅读，细读，精读，让中文系的学生学会阅读，学会感受，然后学会分析和表达自己的感受。这是中文系学生的技能训练的重要标志。这项工作我自己正在实践中，现在还不是总结理论经验的时候，但我想，通过文本细读的课程实践，会逐渐培养出这样能力的学生来。”［6］可以说众多教育工作者们的创新和尝试为我们的教育和教学工作带来了很多有益的经验。所以，我们在实践“阅读教学”这一教学方法时，应该注重让学生在系统的文学阅读中去感受作品广阔的思想空间和丰富的人生体验，充实自己对文学史的感性知识，品味并深入体验文学作品的艺术魅力和深邃思想，而非仅仅是让学生生硬地阐释结论和搬套理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阅读教学”。

三、强化实践和训练

与注重“阅读教学”相对应的就是实践环节的强化和训练工作，这往往是很多教学工作者在教学过程中最容易忽略的一个环节。其实，包括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在内的众多文学类课程都应该把写作训练作为一个很实际的教学内容在自己的教学过程中加以实施和渗透。例如，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可以以小论文的形式让学生结合自己的阅读体验来阐述自己对于作家作品的理解，因为这样的写作训练一方面强化学生的阅读感受，另一方面也可以训练学生的写作能力，甚至可以让学生初步体会写作学术论文的方法和途径:从提出问题到材料的搜集和整理，再到文字和观点的表述。这样不仅有利于使学生获得初步的学术感觉，进而增强对于这门课程的学习兴趣。同时，这样的一种实践训练方法也有益于更好地实现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培养目标和办学定位，因为从根本上说汉语言文学专业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文学审美、鉴赏和写作能力，使学生具有深厚的人文素养和人文精神，敏锐的审美感受能力和丰富的想象能力，同时具备较强的写作能力。可以说，如何摆脱包括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内的文学类课程的教学困境，是我们每一个从事文学类课程教学的工作者所应该认真思考和努力解决的问题。虽然专家和学者们的理论建设和经验总结给我们今后的教育教学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但前路依然任重而道远，需要我们去努力地探索尝试。

作者：杨志兰单位：黑龙江工业学院

第三篇

一、十七年文学———语言意义的缩小

19世纪末期，中国现代汉语文学已经发端。发端源于非正宗语体文学，即宋以来的话本至晚清的白话说本，19世纪末期前后，梁启超等人的白话报刊把白话文学推向正宗。清末白话文运动立意之本在于开启民智，而志不在于文学本身。因此，虽然白话小说与居于文言与白话之间的“新文体”一时文采斐然，佳作也颇多，但是纯粹的白话散文的文学性并未得以彰显。这一时期，白话文更被看重的是其明白晓畅的工具属性，其时作者们也往往放弃追求白话文的文学美感，只求词达而已。而发生于1917年的文学革命，它直接承继的是梁启超、黄遵宪等人提倡的“新民”思想，也以晚清以来“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及“白话文运动”为基础。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了八项主张，这些主张实际涉及了从内容、形式，到实际功用、文学的真实性与时代性等一系列文学上的根本问题，他还认为要以白话文学为正宗。这次文学革命，对于中国现代以来的文学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首先，在文学语言和形式上，它开始了用白话文写作的历史，文学创作上吸收了西方多样化的创作手法，从而使得文学更接近生活，更利于表达个人的思想和观点。其次，在内容上彻底批判、否定了整个封建制度及其思想文化体系;始终贯穿、体现了现代“人”的观念，追求着个性解放与思想的解放。在具体改造文学语言时，主要以两种方式展开，一是“言文合一”，一是“国语欧化”。“国语欧化”主要是指从外来语中吸取大量的词汇和语言结构，使汉语的词汇更加丰富，结构也更加复杂、多变，从而使汉语书面语的表达能力和范围都大大提升。“言文合一”则是强调“我手写我口”，将语言导向了通俗易懂，贴近当下的方向，为打破文言的束缚和实现理念的普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过分地强调文学语言与口语的等同，在一定程度上也破坏了文学语言的审美功能，使创作语言容易出现单一化、简单化的弊病。②语言的单一化、简单化势必会缩小语言的意义层面，这一弊病终于在“十七年”文学期间得以凸现。1949年之后，大陆文学迅速呈现了新的面貌:过去文学作品中的社会黑暗、人生疾苦、痛苦呼号、低吟浅唱与文学批判现实、表现自我的职能一起退场，继之而起的是献给新生活的热情颂歌、对革命历史的回顾和现实斗争的描绘，文学的精神面貌和作家的创作状态同时发生了巨大转变。这时期的文学开始从多元走向一元，从暴露走向歌颂，文学的政治工具化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展现。文学全力服从政治的需要，从各方面为政治服务。从50年代到70年代，文学作品在题材、主题和整体风格上呈现着高度的一致性。这种现象的产生，根本原因就在于文学的政治工具属性。这时期的文学创作用一系列的革命话语来追求主题内容和思想的“纯粹”与“绝对”;用“一大二公”，“三反五反”，“四个伟大”，“五一六分子”，等等数字化的新词组来表现计划意识和规训意图;用“红卫兵”、“红太阳”、“黑五类”、“黑材料”等界限清楚的关键词来呈现当时简单粗暴的是非观和价值判断。

这些语词几乎与科学语言相等同。“十七年文学”时，由于泛政治化对人们所造成的精神的桎梏，从而导致文学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都失去了自由、自觉和超越的精神，表现出对“人”和“自我”的忽视。“泛政治化即政治化过度和过量带来的倾斜和失误，一方面是政治文化的僭越性扩张，侵入、冒进和占据了其他生活和文化精神领域，最终成为一种对其他生活和文化精神领域话语的取消和替代;另一方面，社会生活和文化精神的参差多态的复合体(多义的共同体)被人为地纳入到政治的有限框架后，其意义也被缩小了。”③如郭小川对自己曾使用过“我”这样的字眼作了迎合主流话语的解释。郭小川说:“有些同志向我提出问题:在你的诗里，为什么用那么多的‘我’字，干吗突出你自己呢?前几首《致青年公民》中，曾有过‘我号召你们’、‘我指望你们’的句子，实在是口气过大，所以，在以后的几首中，我就改正了。但，我要说明的是:我所用的‘我’，只不过一个代名词，类如小说中的第一人称，实在不是真的我，诗中所表述，‘我’的经历、‘我’的思想和情绪，也绝不完全是我自己的。我现在还不敢肯定，这样的看法是否恰当?”④这种主流话语对作家创作时所使用的机械的、狭隘的解释，正好体现了当时创作上的机械决定论，也体现了那时期文学创作上“人”的缺失。在任何时期文人的创作都应该坚守民间立场和人文忧患意识。民间立场是植根于民间和底层命运之中写作者的主体立场，它的核心内涵是主体关于底层经验及命运的情感态度和价值取向。⑤忧患意识则是与祝福意识相对的，主要通过超越现实的危机性和问题性的情感表现。可以说，忧患意识是流淌在知识分子血液中的一种活力，一种素质，一种生命之流的冲动。从知识分子自身来看，忧患意识也是他们得以自我提升、自我超越、自我优化、自我实现的一个重要精神杠杆。而十七年时期，面对政治一体化语境的征询和呼唤，文学自觉地充当了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和武器，成了政治的传声筒。这时期的文学都在统一的格调中高唱赞歌、颂歌，全社会的语言和话语方式为之一变，新的革命话语横扫一切，旧的话语体系被彻底颠覆和抛弃。这些革命话语既脱离了生活的基础，又失去了文学的审美，实际上是用政治手段来压制文学语言意义生成的丰富性，这种人为的语言发展进程从本质上说是违反语言自身的演变规律的，因此，它的淘汰也是理所当然

二、先锋文学———语言意义的缺席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主导意识形态出现了松动，社会分层的出现，大众传播的普及化，使释义体系发生分化，以革命、解放为主题的宏大叙事失去了往昔的主宰地位，纯文学逐渐变得边缘化和学院化，满足于文学自身的创新冲动。部分作家质疑文学反映现实世界的可能性，有意暴露超层次的叙述行为，暴露叙述过程的虚假性和人为性，以小说谈论小说，这种元小说意识的萌发正是先锋文学的生长土壤。先锋文学的兴起表明先前现实主义审美规范的衰微和主导意识形态对文学影响的弱化。在解放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文学创作属于一种现实主义的宣教范型。这类文学尽量采用全知全能视角，叙述者与作者的价值观合一确保了作品实现宣教功能，叙述方式也尽可能多地传统化，半隐半显的叙述者不断地对叙事过程实施干预，明确的历史起源、完整的故事结局使叙事被置于时间/因果链条之中而完成对叙述世界的道德裁决。这种状况一直到先锋文学的出现才有所改观。先锋小说在语言、结构、意象和文本生成过程等方面充分施展了作家的才能。他们认为小说的形式和内容本质上是二而一、一而二的关系，形式就是内容，内容就是形式。“有意味的形式”是他们崇尚的艺术原则。因此，新潮小说的个性和风格都充分显现在他们如何叙述故事上。

首先，语言的充分游戏化。在先锋小说中，语言被上升到一种绝对的主体地位，不但每一个文本都以语言上的各具特色引人注目，而且许多文本甚至就以语言作为了小说的主体。在他们的小说中，语言高度自律化，同时又高度能指化了，读他们的小说会有很美的语感，但由于语言的狂欢和能指与所指的高度游戏化的分离，晦涩、歧义甚至不知所云才是我们对先锋小说真正的阅读感受。其次，结构的迷宫化和叙述的感觉化。在先锋作家的审美世界里，文学的独特标志就是形式的独特化，玩弄小说的组装和拆解游戏是他们所热衷的核心，可以说，专心于形式的试验场，逍遥于意义法庭之外，正是先锋小说所追求的境界。这方面的代表作家是孙甘露和格非。孙甘露将语言的符号价值、能指功能，将叙述分裂、叙述快感，将文本对话、主题抹平，将表达、书写、自我等语言无意识观念推向了极致。在孙甘露笔下，作为小说整体表现的主题被彻底消解了，传统文学注重塑造人物的做法也瓦解殆尽。《访问梦境》是一个隐喻和转喻的文本，它是一个语言指涉语言，文本关涉文本的存在。想走近文本永远是可能的，但走近文本又永远是不可能的。作家在开始一段说:“谁也不能走近我静止的躯体，不能走近暮色中飞翔的思绪。”这是对该文本的隐喻。孙甘露的小说是具有阅读价值的文本，每一句话都是清晰的，每一个意向都是明白的，但丰富的隐喻和转喻却没有为文本的有机整体献身，而是走向了自我指涉和自我解构，沦为了一场语言游戏。如《信使之函》中，“信是焦虑时钟的一根指针”、“信是耳语城低垂的演练”、“信是锚地不明的孤独航行”等等几十个充满了诗意的梦呓式的对“信”的述说，在每一句述说下摘录一段信使所送的信中的段落，这些语词摇曳多姿，种种佳词妙句与妄言谵语熔于一炉。“信是……”的句式如同某种伴奏为小说定下了复沓的调子。由于一切就有的叙事规则全部终止，这些语词似乎闪动着无数意义，同时又似乎没有意义。这样，语词表示意义的承诺已经被语词的享乐所代替。在莫言的笔下，语言仍然有着主体的、现实的与人文的意义，而在孙甘露的笔下，则抽空了这些意义而只剩下纯净的言辞。与孙甘露致力于诗性语言不同，格非注重小说中语言的空白，语言的空白特指语言意义的沉默和缺席。在格非的小说《青黄》中，“我”为了弄清“青黄”的确切含义来到麦村，“我”在麦村追寻着“青黄”的本源意义，向村中很多人询问关于“青黄”的确切含义以及和“青黄”有关的九姓渔户的真相，这些人的不同讲述似乎都和“青黄”有关但又显得那么不着边际，每一次的追寻似乎都将要接近“青黄”的本源意义，其实却是离“青黄”越来越远。“青黄”是小说叙事的起源，但随着叙事的进展，“青黄”却变得越来越模糊，“青黄”的本源意义不断为各种对它的解释所遮蔽。小说的主题意蕴在字里行间找不到答案，读者对这篇小说主题意蕴的体会被淹没在作者的叙述话语之中。

先锋文学在文化上表现出对旧有意义模式的反叛与消解，作家的创作不再具有明确的主题指向和社会责任感;在文学观念上，先锋文学颠覆了传统的真实观，既放弃了对历史真实和历史本质的追寻，又放弃了对现实的真实反映，文本只具有自我指涉的功能;在语言上则高度感觉化和游戏化，通感泛滥，比喻奇特，构成如同罗兰•巴特所说的在语言的能指与所指间追逐的色情化、狂欢化游戏。语言从它产生那天起就包孕了形式与意义的两层内涵，先锋作家们以一种反叛和激进的姿态来实现自己关于文学的“有意味的形式”。这种语言实验，是对传统文学的反叛和挑战。这种叛逆的姿态来源于他们对历史共同的观点和选择。无论是语言不能承受文学之轻，还是不能承受历史之重，先锋派完成了对文学理想的语言实践，它的得失、经验值得我们不断探讨和思索。

三、网络文学———语言意义的扩大

随着上世纪90年代末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和在中国的普及，一种新的文学样式———网络文学悄然出现。1998年痞子蔡凭借一部《第一次亲密接触》走红网络，从而拉开了网络文学的序幕。网络文学在最初发展时期，参与创作与评论的大都是草根阶层，主流文学界对其持观望的态度，这一时期网络文学的发展属于“自娱自乐型”。直到2003年，资本注入文学网站，VIP阅读收费制度开始运行，功利性的网络大量出现，海量的网络文学作品开始出现，这才引起了主流文学界的关注，一些主流评论家开始涉及到网络文学的研究。网络文学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样式，由于其载体的特殊性———网络所具有的开放性、自由性、及时性与互动性，创作主体的特殊性———与传统文学创作者相比呈现出低龄化、泛专业化的特点，同时又受到全球化语境的冲击，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网络文学语言在其发展过程中由最初的向传统文学的靠近逐渐演变为“无政府主义”的狂欢。窦丽梅把网络写作的语言称为口语、书面语之外的，由“虚拟语境”构造的“第三种语言”。她认为“虚拟语境”是“虚拟的客观因素与虚拟的主观因素的综合体现。与传统语言的语境不同，虚拟语境更突出语言环境、语言主体的虚拟性，冲破原有各种规范和规则，表达更加自由和随意”。⑥就如于洋在《文学网景:网络文学的自由境界》中所指出的:网络语言因为其独特的数字化生存形式使它更加指涉戏谑性。

在网络中，繁殖、联想、创新成为带有普遍性的动力方式。在这种环境中，语言的引申义、比喻义极度膨胀，这样一来，语言的“能指”变得更加繁复，它经常迅速滑动，总是割断人们通向“所指”的途径，于是网络文学的语言变得千奇百怪甚至是不可理喻而更加带有戏谑色彩。⑦网络语言是言语的游戏，网络们就用这种恣情游戏来颠覆语言秩序，将语言从意思、逻辑和词汇等级桎梏下解放出来，造成自由的词汇和物品的大休闲。如:网络流行语“坑爹”，爹在中文里的原意是“老子”，坑爹也就是坑老子，而“老子”在一些口语、方言中又可等同于自己，因此，“坑爹”意即“坑害我”，大多是指被对方所欺骗。这个词一经网络的流传，其意义就扩大了，网民多用“坑爹”来宣泄自己的不满，有被欺骗的意思，同时又包含了微微的“不给力”的意思成分。坑爹是网络游戏中的常用语之一，在大型游戏中比较常见，其实是玩家用来吐槽和发泄不满情绪的一种方式，比如说“这游戏太坑爹了”。挖掘其深层含义，指的是玩家抱怨在游戏里面砸的钱太多了。在网络文学中不仅自创词的意义扩大了，网络们还将现代汉语传统词汇赋予新的含义。如“大虾”意思是“大侠”，即对网络高手这一类人的称谓;“青蛙”指可爱但不帅气的男孩;“恐龙”则成为“个性泼辣而野蛮的女友”的代名词。传统小说的叙事，人物表情、动作如何只能用文字描述，但网络小说则巧妙地运用键盘中非文字符号进行重组，构成一些具有象形意味的表情、动作符号，如笑脸符号有:“:)”、“7”“:8”，表伤心样子的是:“:%(”，表流泪的是:“:9(”，表吻的是“(::!”，表欢呼、喝彩的是“＆;”“’()”，等等，这些没有意义的符号组合形象代替难以直露的文字书写，既十分巧妙，也很有“网味”。不仅如此，网络文学语言还打破了传统的语言禁忌，利用汉语拼音、英文字母、键盘常用符号等建构缩略语。如BT表示变态，PMP表示拍马屁，MM表示美眉，GG表示哥哥;gf、bf、bb、则是girlfriend、boyfriend、byebye的缩略语;《悟空传》里用“砰砰啪啪•#一*•!”来形容猪八戒与孙悟空争执而打斗起来的情形。

在网络文学中作者可将文字、图片、数字、英文、拼音、图形、标点、运算符号等任意组合，随意链接，自由地粘贴和插入，使网络文学语言充满奇幻般的魅力，增加了个性和视觉效应。常用抽象的数字，经过排列组合，产生出人意料的语言表达效果。例如“520”表示我爱你，“1314”表示一生一世，“39”表示谢谢等。在网络中所产生的这些独创性词汇，一方面将语言的意义层扩大到了极致，另一方面由于他们的陌生化、反常化和不符合语法规则而遭到了众多人的批判。有人甚至认为这种电脑书写会导致诗性语言的终结。人类自创造语言起，就要受到语言的束缚。几乎每一种语言都存在着束缚本民族的规范和规则。然而，这也并不意味着作家必须绝对服从这些规则和规范，而是在服从的同时，完全可以通过陌生化或反常化的方法成功地创造一些特殊的语言表达方式。实际上任何文化都存在着语言游戏，都允许人们通过利用音节的颠倒、同音字的谐音，乃至创造新词等方法，嵌入人为创造的成分，使表达者在看似充满惯例的语言疆域之中拥有相当广阔的自由创造空间。这也是文学语言之所以区别于普通语言的一个重要原因。普通语言作为传递信息、表达思想的交际工具，常常追求通俗易懂，所以满足于惯常的语法规范和约定俗成的词汇意义，具有自动化和正常化的特征。文学语言虽然不能完全摆脱普通语言的惯常语法规范和词汇意义，但是由于注重语言的选择和配置，显示语言自身价值，并能固定心灵，借助记忆重复使用，可以尽可能打破容易使人感觉钝化的司空见惯、呆板僵化的惯常语言形式，故意使用一些不同凡响的词汇意义及其特殊配置，在对普通语言进行扭曲、变形的基础上，使之陌生化和反常化。⑧这种对于普通语言的扭曲、变形甚至影响到文本的意义层次，如梅洛．庞蒂所说:“一部文学作品的意义与其说是由词语的普通意义构成，还不如说是在改变词语的普通意义。”⑨文学语言作为符号，它是具象的，它和客体对象密切相关，但它又是经过作家主观审美情感改变过了的客体对象，不仅在外在形态上，而且在内在本质上都和客体对象不同了，它强化了客体对象的审美因素，诱发了客体对象所蕴涵的审美意蕴和扩大了它的能指而引起读者联想出更多的能指。网络文学语言的这些变化，一方面反映了中国文学语言的多义性，体现出中国文学语言感性内涵的丰富性。另一方面它也反映了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的后现代倾向，追求通俗、感性、直观，体现为浅近的平面模式的文化快餐消费，大众审美文化出现庸俗化、身体化等倾向，舞动着零散化、非中心化的欲望“狂欢”。

中国当代文学成立六十多年来，经历了一系列的风风雨雨。十七年文学时期，由于对文学政治化功能的扩大，使得文学成为了政治的“传声筒”，政治化的语言成为了文学创作的主色彩，文学摆脱不了“为什么”的功利主义负担，文学主题、意义的明晰即构成了明确的要求和束缚，从而人为地压制了文学语言意义丰富性的生成;先锋文学时期，先锋小说则不再问“为什么”，而是强调文学主体性，强调作家主体性，认为文本是唯一的真实，作者有绝对的书写自由，而读者也有绝对的接受自由和阅读多重可能性。因此，先锋小说中主题和意义不再确定，先锋作家对形式的创新甚于内容，最终导致了语言意义的缺席;网络文学时期，网络们对传统的文学语言进行了颠覆，把数字、符号等纳入了文学语言的范畴，利用陌生化、变形等手段使文学语言创造出了新意，从而扩大了文学语言的意义层。文学语言的这一系列变化，引起了很多评论者的深思。有论者甚至提出了“汉语，我想对你哭泣”的观点，而台湾作家白先勇将现代汉语目前的尴尬处境总结为“百年中文，内忧外患”，为此，文学界、语言界、新闻界提出了“复兴汉字文化”“保卫汉语”“维护汉语的纯洁性”等观点。这些观点的提出从一个方面反映出了文学语言变迁中所出现的问题，然而，任何一个时代文学语言的成熟都需要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文学语言只有通过不断的变异、演进才能体现出自身的存在。

作者：汪双英单位：内江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第四篇

一、改善中国现当代文学教育教学现状的措施

根据在各院校搜集的基本信息，以及笔者近年来的从业经验，中国现当代文学教育教学的现状并不乐观，我们需要从实际出发，结合院校特点，做出适时的改革措施。不仅要在理论上有所突破，也要将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大刀阔斧的进行改革。以此来帮助这门学科适应这个快速发展的社会的需求，并帮助学生自身进一步的深化发展。对此，笔者认为主要要做好以下几点：

1、合理借鉴其他学科的改革方法

根据一些列的可靠调查，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以及汉语言文字学等都在新时代的号召下，做出了一系列的改革，目前已经基本适应了社会和学生的需求。我们在改造中国现当代文学教育的过程中也要学习他们的基本方法，切实地根据需要进行改革和创新。这些专业的主要改革突进有两点：一是更新了教学思维模式，二是根据实际需要完善了教学材料。以往在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时候，主要是以解读文本或是结构作者等方法来进行教学，却没有结合实际。目前，在教学中，我们要放开视野，将以往的落后观点重新改正，做好新一轮的对接工作。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也和其他专业一样和现实生活对接，让学生在学习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过程中，能更为透彻的看待这个社会，学会“以文为鉴”，提高自身觉悟和素养。在教材上，我们也可以适当地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加工和改造。尽量将教材和实际生活相贴合，同时也促进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

2、更新教学设施，不断提升教学质量

随着时代日新月异的发展，我们的教学设施再也不仅仅是三尺讲台和一张黑板了，告别了过去的落后年代，取而代之的是现在先进的教学设施和设备。为了不断提升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育水平，我们必须适时的革新教育教学设施和设备，利用先进的教学工具，帮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更加贴近生活和实际。提高教育教学的设施和设备，主要有以下几点好处：第一，教师在教授课程的过程中利用PPT等现代课件，减少了大量的板书时间，使得原来紧张的课程进度变得更加灵活，教师还可以在教学过程中增加更多的课外知识，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中国现当代文学知识的同时，也拓展了新视野和见识。第二，提升教学设备标准，也能增强学生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这门课程的兴趣。教师在上课期间利用声音和图像、或者是视频等手段，可以更好地吸引学生学习，加深学习印象。与此同时，还可以帮助他们联想记忆，在同一时间学习一个流派，比较流派中的各个作家的差异性等。这些对于他们提升自我学术修养是极为有利的。第三，将教学设备提升还可以将抽象化为具体。中国现当代文学其实是一门抽象的学问，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如果能够很好的将抽象化为具体，就能帮助学生更好的掌握知识。同样的，这也能扩充他们的自学能力，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更好的学习和发展。

二、结束语

作为学校的基本教学科目，中国现代文学在整个学校教育的运行中起着至关重要而又无可替代的作用。我们看一个学校文学教学水平的优劣程度，就是要看基础课程能做到如何。由此可见，做好中国现当代文学教育教学改革工作是极为有必要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教育教学改革工作的办法也并不是单一的、简单的，它是多元的、复杂的，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想要做好中国现当代文学教育教学改革工作其实是相当有难度的。所以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研究、实践工作中去。

作者：聂静单位：湖北职业技术学院

第五篇

一、“对话”理论指导下的师生的双主体性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明确把“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作为我们的教育方针，这体现了国家对教育教学角色的定位。在具体的学科教育中，如外语教学及双语教学领域，教师和学生自主性的研究也是近些年来国内外研究的热点，因而，这种主体性就带有双重的特点。从教师自主的角度来看，由于国内的文化情态和国外不同，“只有将具体的文化环境、社会情景和教学情境有机融入教师自主的核心概念范畴”[1]，才能更好地把握教师自主和学习者自主的双主体性。中国当代文学课程一直以来的课堂呈现方式是教师授课为主、学生听课为辅，教师是教材内容的整理者和传授者，学生则以被动的方式被灌输知识；而在课程结束后，学生的知识链条也因考核的结束而中止。这对于教师和学生的主体性均有所忽略。而课堂教学本身便是一个双向的理解活动，根据“输入—输出”理论，课堂教学中有一个由信息解码至信息编码的多向作用，在此过程中，教师往往根据他的价值观念、人生理想、思维方式等对现有的材料（如教材及其他资料中的作者生平、创作思想、作品内容、思想来源等）进行筛选分析，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特别是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课程，由于其存在时间不长、研究者及其观点有限，大多数作家作品并未盖棺论定，因而经常会出现思想的碰撞，针对某些作家、作品、现象、思潮等，国内学者间的评价差异很大，国内学者与海外研究人士之间的分歧更多，因而，运用双语教学的方式可以使任课教师更好地在中西学者的差异之中游弋，提高其自主进入文本与研究的积极性，在翻阅海外研究者的研究专著过程中也可以更好地进行信息的解码和编码，为实现“运用外语进行课堂教学的交流与互动”[2]打下良好的基础。对学生来说，要想把学习变成一件“乐事”，必经的途径就是调动学习的积极性并参与到课堂学习及课下阅读中。双语教学可以“使学生有机会用外语的思维构建起一种学科性的知识体系和用外语进行思维的学习方式。”[2]按照奥苏伯尔的“学习迁移理论”的观念，“根据认知结构的三大特征———可利用性、可分辨度和巩固程度为原则，尽可能选择与学生已掌握的知识为依托、为基础、为阶梯的课程，选择与学生过去的认知结构相接近、相衔接、相融合的课程，就能比较容易地完成知识的迁移，从而使双语教学比较顺利地进行和较高质量、较好效果地完成。”[3]对学习中国当代文学的学生来说，他们具有一定的语言基础。以笔者所在学校的学生为例，中国当代文学课开设在大二下学期至大三上学期，有一年的时间，学生在之前一年半的学习中已完成先设课程如现代汉语、古代汉语及大学英语的学习，具备比较扎实的中西语言基础；而中国古代文学及中国现代文学课也给学生打下比较好的文学功底；再加上文学理论课程对西方哲学理论是一个很好的导入，在此基础上，运用双语教学的方式进行中国当代文学的教学，不仅能使学生将所学知识系统化，同时更可利用第二语言打开前所未有的学习天地，将前期的学习加以深化和发展，使学生对受西方影响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学中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等思潮有更好的理解，也使其对国内外研究者一些比较新锐的研究方法有更深入的领会，同时为之后开设的课程的学习进行成熟的渗透，形成阶段完整的双语学习。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双语教学过程中，教师、学生与教材（编者）在思想价值之上是平等的，运用这种教学方式能确立彼此之间独立的意识，学生在有了思想的独立性与主体性感受之后，更能在课堂之上带有强烈的期待视野，希望获得不一样的声音，从而学会更好地尊重他人、承认除自己之外的其他思想力量的存在，既承认“有我”，又合理地避免“唯我”，从而以双语的方式打开师生阅读和研究的视野。

二、“对话”理论指导下的课堂包容性

中国当代文学的学科特点即带有开放性和包容性，因其时间与现实生活最为切近，观点杂陈，教材研究处于众声喧哗状态，能够将西方百年以来思想的发展融汇于几十年文学变革中，整个当代文论的形成也是在中国作家与国外作家对话、中国文学研究者与外国批评家之间的对话当中完成的。在课堂上，全部的预设对话者除了教师与学生外，还包括双语教学对话的内容，即来自于不同“统觉背景”下的作者及批评家。双语教学过程中，教师通过阅读甄选外语专业教材，可以发散思维，突破原有教材的疆界，从而以中国文化为背景实现多重对话。教师引介相应的外文资料，将读者、作者、对话者的角色统一于一身，“说者力图在他者理解视野中确定其话语方位，并进入与这个视野的各种因素对话的关系。说者打入听者的他人视野，在他人的领土上，在听者的统觉背景上建立自己的表述。”[4（]P.43）虽然由于现代经济文化发展与交流速度的加快，很多英文版的作品及研究专著都及时地有了中译本，但由于译者“统觉背景”的差异性及中文翻译过程中有时为了追求“达”和“雅”而放弃“信”的方式，无形中在原著和译本之间设置了一道篱墙，反而让我们难以窥见原著者思想的原貌。正因如此，美国教育心理学家布鲁纳（JeromeS.Bruner）提出的“结构课程理论”可借鉴来帮助教师选择适合的教材，即需要“以学科的基本结构组成教学的基本内容，并且按照科学的体系加以编排，使教材具有由浅入深的螺旋上升的结构，其主要特征是：学问化、专业化和结构化”[3]。无疑，满足这样的结构化体系的教材能更好地实现文化交流的目的，因而双语教学方式的运用可以使学生在接受外国理论与分析时，采用鲁迅所谓“硬译”的方式，以期更接近原著者的本意，避免因语境差异性导致的对文学作品与理论的“误读”。如对红色经典“革命样板戏”的理解，曾经出现过舞台上的黄世仁被舞台下的观众殴打的场景，而现在从接受的角度理解，则要借鉴朱光潜在《悲剧心理学》中提出的戏剧性欣赏要拉开审美的距离，既分享审美对象又不失去自我的观念，而《悲剧心理学》著作本身便是由朱光潜早年英文著作翻译而成的。同时，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文本具有相应的召唤结构，看重隐含的读者（impliedreader）的理解与填充。运用双语教学可以使教师与学生均以主体的方式参与到对文本、思潮的认识当中，将对话各方的期待视野、知识水平、理解能力更好地整合，实现课堂教学的“互动”方式，将之前的学习经验、人生体验等作为参照，达到对学科专业用语、学术思想、科研方法的借鉴。运用双语教学可以使中国当代文学的课堂更具包容性、多元性，避免单一的文化壁垒造成的思维定式，也能避免跨文化翻译中接受的误区，真正达到话语“被人聆听、让人理解、得到应答，然后再对应答作出回应，如此往返”[5（]P.337）的目的。

三、“对话”理论指导下的文化差异性

中国当代文学作为非语言学科，运用双语教学的方式对其进行教与学，目的在于使用母语和外语两种语言思维，充分利用第二语言的正迁移效应，因而在具体的实践中就不可混淆二者或者用外语代替母语，而要在二者所代表的文化差异基础上，以外语促进学生对中国语言文学的理解，达到推广中国文化的目的，即实现“语言+思维+文化”的多重效应。

（一）学生外语水平的差异

以单一母语进行中国当代文学课程的讲授时，可以忽略学生外语水平参差不齐的现状；但若进行双语教学，则要根据学生外语能力的不同进行分类教学。根据本学科及学生的特点将双语教学的实施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即前二十七年文学时期为初始阶段，以母语教学为主，适当介绍学生阅读相应的外语教材，如《剑桥中国文学史》（TheCambridgeHistoryofChineseLiterature，由耶鲁大学孙康宜教授和哈佛大学斯蒂芬•欧文教授编著，2010年版，其中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与加州大学奚密教授分别编写了1841-1937年及1937-2008年的中国文学），在课堂上用英语介绍学科术语及理论，培养学生的双语情境，以学生课下的双语学习为基础，辅以课堂之上的适当引导；第二阶段，即新时期文学的巩固阶段，运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将图、文、声、像等非语言行为加入到双语教学过程中，从而降低学生理解学科英语的难度，更好地形成专业双语教学体系，教师授课时交替使用两种语言，将相应的理论、思潮以前期预习、作业的方式布置给学生，仅在课堂之上阐述要点，提示学生运用正确的语言方式加以表达；第三阶段，即九十年代文学的完成阶段，西方思潮、新的术语更为繁多，要训练学生置身于两种文化情境之下学会比较相似的中外作家作品，在课程考核中，也运用两种语言设置题目，并在口试中根据学生水平的不同，适当增加与学生的对话，检验其对问题、理论的认识，以得到更好的评价效果。

（二）中西文化权威性的差异

近些年来，随着西方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对中国人的冲击，很多人产生了向西方看齐、全盘西化的倾向。这种思想倾向在中国当代文学课上是可以有效避免的。首先，大学生的思想基础比较扎实，经过从幼儿园至高中的学习与训练，形成了比较成熟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其次，中文系学生的学习环境较好，可见与不可见的元素均能形成较好的氛围；再次是学校的环境比较有利，外国语学院中文系有利于培养学生以中文为基础的双语思维，同时，中文系学生的培养目标中着重提到了要继承中国优秀文化，将之推广并融入世界。因而，在中国当代文学课上进行双语教学，要注重对文化差异性的研究和关注，既要引入国外影响中国当代文学发展进程的原版教材、原文著作，同时也要对其分析、评价、甄别，如海外研究者对中国当代文学中主流作家过分的批驳及对边缘作家评价过高等现象，通过教师引介相应的观念进行适当引导，让学生对其本质进行深入思考，不仅能有效地解决文化冲突问题，同时也更进一步锻炼了学生思考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从而真正实现学生与作者更好地对话，弥合双方在认知、心理诉求等方面的巨大差距，以达到单纯用第一语言授课所无法达到的理解及接受、应用效果，促进学生主体意识的生长，从而“有利于学生掌握两种语言，有利于学生理解、吸纳除本民族文化之外的其他国家的文化；有利于学生形成可用两种语言文字进行思维，增加适应不同民族、国家要求的能力。双语教学可以培养受教育者形成‘双语、双文、双能’的素养”[6]。“他性与差异的存在被看作形成对话的基本条件，因为没有他者不同于我性的他性，对话将无法形成。”[7]故而建立起有效的师生关系、生生关系及不同文化的关系，才能有效地实现“复调”之下的对话，从而更好地将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与研究推向国际。“真理只能在平等的人的生存交往过程中，在他们之间的对话中，才能被揭示出一些来（甚至这也仅仅是局部的）。”[5（]P.372）中国当代文学课程带有独特的学科特性，是在中西方文化碰撞之下产生的，它本身就带有对话的性质；而双语教学方式的运用则恰恰运用两种语言、文化视域甚至思维方式进行对话分析，形成结构体系，使学生更好地理解中国当代文学。

作者：李敏单位：黑龙江外国语学院中文系

第六篇

一、回顾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价值取向的发展状况

20世纪以来的文学既坚持自身内在的审美价值，也追求着外在的功利价值。20世纪的中国，内忧外患，因此文学创作不仅重视其文学审美价值，更加追求的是其社会功利价值。当时的人“期望以文学为手段唤醒民众，摆脱‘亡国灭种’的危难，实现民族国家的自立与强盛”。[2]这种文学的社会功利价值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希望通过文学来改变国家社会制度和政治命运，其二是寄托文学来改变国民的思想素质和精神面貌。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巩固政权，文学的社会功利价值得到进一步的加强。文学成为了国家政治意识形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做法严重地损害了文学的本质属性，没有发挥特有的审美价值功能。改革开放后，文学价值才开始了回归和重新选择的历程。文学渐渐摆脱以往过激的价值取向，重新发现人性。文学开始重在表现人内在情感追求，积极地介入当下的社会生活。到了80年代中后期，中国社会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政治经济方面的改革，促使了文化的开放和多元。有学者认为“多元只是一种现象，而从价值取向的主体方面来说，实际上仍然是两大主导倾向：一是文学继续担当社会历史责任，向着现实人生的广度和深度‘突围’，文学价值意义和艺术追求体现在介入历史变革中。一是文学向自我、生命本真深入，向着内心世界‘突进’，遂有各种自我体验、私人化的表现和生命意义的探索。”

90年代，这种趋势更加的明显，文学走向一种私人化的写作，更加注重人自身内在情感的体验。进入21世纪，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人类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互联网的出现和飞速发展。作为文学价值体系中的客体文学自身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的市场化、传播媒介和途径的网络化，文体样式的多样化、开放化。这些变化，虽然极大地满足了当下读者的多方面的阅读需求，但是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文学的价值取向，必然会受到人们的重新审视和评判。当下中国文学阅读中，存在读者阅读价值取向的多元化，个人化，作家文学创作和批评的价值迷惘现象。这一方面是受到新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另一方方面是受到读者和作者的私人化的价值追求的影响。处于这样生态下的文学，该以何种价值来引导人们去追求更为高远的价值目标？是值得当下的人们去重新思索的。在文学批评实践中，面对越来越丰富多样的文化现象，文学价值理论越来越无法对之进行简单的价值定位。当下中国文学受到全球化语境、电子信息时代、中国现实国情、历史文化传统、价值多元选择、精神多样需求等多种复杂因素的综合影响，所以面临着许多与“价值”相关的实践和理论问题。中国当代文学在肯定和否定之声中已经走过60多个年头，必然要面临着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寻找当下文学的价值定位，明晰未来发展方向的使命。中国文学界对当代文学评价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歇。比如开始于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再也没有好的文学”的指责，近年来关于顾彬“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辩论等等。当下中国文学面临种种的质疑之声，人们开始正视文学自身存在的问题，试图寻找出更加合理的文学价值定位。这场活动为中国当代文学界的各种身份的人，提供了言说的机会和场合，也为我们提供了观察和分析当代中国文学的不同的视角。

二、一场关于“重估中国当代文学价值”的讨论

在2009年，辽宁日报推出的长达数个月的关于“重估中国当代文学价值”的大型讨论活动。这场活动，试图在众多学者、作家、出版家、编辑家等人中寻找到当代中国文学价值的定位。在这场最为集中的他审和自审的过程中，不同身份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对当下中国文学现状，包括作家作品，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评价。这场活动为中国当代文学界的各种身份的人，提供了言说的机会和场合，也为我们提供了观察和分析当代中国文学的不同的视角。对于中国当代文学价值的重估，有肯定之声，也有质疑之声。分别以陈晓明和肖鹰为代表。陈晓明说“这个时代的文学让我感到骄傲。”陈晓明作为一名对中国当代文学有三十余年研究的批评者，他认为新中国建立60年来的文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当然这并不是与鲁迅、沈从文所处时代的中国文学的高度相比较。对当下文学提出质疑的代表人物是著名文艺批评家肖鹰，他持一种“中国文学在走下坡路”的观点。针对陈晓明的高度说，他提出了自己的反驳观点。他认为，中国广大的读者对当代文学普遍的不满，大多读者认为当代文学作品不够介入当下现实的生活，缺乏感动人心的元素。此外，他分析了文学生存的外部条件，作家的创作能力以及文学批评等方面的问题，来解释中国当代文学为什么没有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重估中国当代文学价值”活动中，除了肯定和质疑之声外，一些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这涉及传统文学是否走到了临界点，对八十年代文学和网路文学的不同态度问题，对作家创作能力的质疑以及评判文学的标准问题等等。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文化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作为文化之一的文学，出现了传统文学危机，有人称之为“临界点”，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对于顾斌这类不看好当代中国文学的，很多学者认为，他们忽视了中国八十年代的文学。面对传统文学的失落，网络文学正在蓬勃的发展。虽然传统的文学批评方式不适合网络文学，可新的评价体系又没能得到及时的建构。因此，需要文学批评理论加强自身的理论和实践建设，“要加快建立行之有效网络文学的价值评价体系，构建出完整的网络文学研究理论体系，提供有效的网络文学研究范式”。[4]这样才能对网络文学进行更好的价值评价、定位、指导。

当下很难对中国当代文学价值高低做出完备准确的判断，作为文学创作的主体作家的写作能力受到了质疑。一些人认为中国当代作家缺乏一种文学坚守精神，容易受到市场、文学观念、文化价值取向以及大众阅读兴趣的影响，只是对西方写作方式粗糙的模仿复制，相对于内容的完整丰富更加重视形式的创新，对生活中人性挖掘很深却猥琐，失落了文学中崇高和美的表达。这些问题的存在一方面与中国当代的时代语境、社会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另一方面与作家的创作态度和价值选择有关，是选择创作更具思想性、艺术性的文学，还是选择创作更加娱乐性、消遣性的文学。对此，作家应以何种态度进行创作成了关键点。在这场“重估中国当代文学价值”活动中，数十位学者、作家、出版家、编辑家等人从各自的角色出发，来评说讨论中国当代文学的生存发展现状，面临的挑战危机并提出了新的要求。当下中国文学价值具有多元性，但缺乏主导性的价值体系，因而引发对文学发展现状、方向、前途的迷茫和焦虑。多元性的文学价值选择之间的迷失和冲突在当下的文学领域日渐凸显，文学价值的重建问题也就成为当下文学理论界不可避免、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三、重建中国当代文学价值体系的几点建议

有学者这样阐释体系的重建：“文学自身价值体系重建，是指侧重于对文学本质、属性、功能，文学表现对象、语言、创作方法、接受等文学本身的价值理论问题和实践中的价值问题的重新认识和体系建构，包括对文学各具体门类如诗歌、戏剧、小说、散文等特性和价值属性的重新认识、界定、评价等。”[5]面对当下文学价值观念的混乱，价值立场缺失的现状，我们必须建立一种合理的文学价值体系，以应对文学的边缘化趋势，来坚守文学性立场。21世纪是一个全新的、自由的、多元的时代，文学要适应时代社会要求，要实现自身的发展，必然要重新建构一个与之相适应的文学价值体系。这样的价值体系要求立足中国现实的需要，建立在对中国以往的历史和当下的问题的深刻把握上，能够满足当下人们对文学的期待、价值的肯定和精神的丰富，能有利于实现人全面自由完整的发展。建构这样的文学价值体系，一时难以拿出具体的方案，但是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进行思考和探索。首先是要在观念上建立新的文学价值理念，从之前的文学认识论哲学视角转向文学价值论视角。要将文学自身价值的重建与文学介入社会的价值重建结合，要加强文学理论自身的资源重组。进入新时期，各种各样的文学观念不断呈现和涌入，包括中国古代传统的文学观念、现代的形成的文学观念、西方传统的文学观念以及现代的文学观念等等。这对文学价值体系的重建提供了借鉴也造成了混乱。文学价值的多元化、迷失混乱，为文学价值体系的重建造成一定的障碍。这就需要我们不盲从、不拘泥传统的以往的文学价值观念，力求在新的语境中实现文学理论资源的有效整合，创新运用，从而为新的文学价值体系的重建提供理论支撑。其次是要求在文学实践活动中，加强作家和批评家的价值意识。作家要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有意识的注入某种价值选择和倾向，力求在作品中体现一种向“善”的导向。批评家也要如此，在文学批评中要包含一种价值选择和批判标准。这样才能使文学更好的介入当下的社会现实生活，更好的为之提供合理、公正的价值导向，最终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最后要在制度上建立多元开放的有主导性的文学价值体系。鼓励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的创新发展。将文学价值体系的建构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结合起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能引领文学价值体系的重建工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所建构的价值必然包含在当代文学价值建构中。“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然要求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当代中国的主导价值观地位，巩固社会和谐的思想道德基础，增强多样化社会思潮的引领作用。”[6]这其中也必然包括引领当代文学价值体系的重建。对于中国当代的文学价值体系的重建问题，我们要以开放的视野和胸襟，立足于中国现实社会的需求，深刻地把握中国以往的历史和当下问题的关键，以此来突破当代文学对多元价值的选择的困惑。我们应努力地建构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一致的、能体现对人的现实生存状况关怀的、能体现对人类心灵精神抚慰的文学价值体系。

作者：黄蓉单位：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第七篇

1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连续性分析

从文学的诞生开始，中国文学发展经历了漫长的演变，其文学思潮的发展也呈现出连续性的特点。所以，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的连续性是保证中国文学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基于这一认识，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的分析，应重点关注其连续性和整体性。同时，也要认识到文学思潮的含义和特点，重点分析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的发展历程，认识到文学思潮的连续性对文学思潮重构的重要意义，实现对文学思潮的重构，保证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重构取得积极效果。从中国文学的发展史来看，文学思潮的形成对文学的发展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文学思潮的形成既是满足文学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同时也是保证文学发展质量的重要推动力。所以，文学思潮具有阶段性和连续性的特征。在某一阶段，文学思潮的形成呈现出阶段性特点。从文学总体发展趋势来看，文学思潮的形成具有连续性特征。为此，对于中国文学思潮特点的理解，我们应认识到其连续性和总体成长性，应结合中国文学思潮的实际发展，重点做好文学思潮的研究工作，使得文学思潮能够达到重构的目的，从而满足文学思潮研究需要，提高文学思潮的研究质量和效果。

2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重构的必要性

所谓文学思潮，主要是指文学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其主要文学思想和文学的发展趋势。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反映出了近代和现代中国文学是发展方向，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理念的浓缩。基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快速发展，有效构建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是推动和促进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重要手段。目前来看，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重构是十分必要的，其必要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的重构是推动文学发展的必要手段

考虑到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的快速发展，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的重构对推动文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结合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的发展经验，重构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已经成为推动文学发展的必要手段。为此，我们应正确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重构的必要性，做好文学思潮的重构工作。基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的特点，在文学思潮的重构过程中，我们要认识到文学思潮的重要作用，要将文学思潮的发展与文学发展结合在一起考虑，保证文学思潮的形成和重构能够满足文学发展需要，提高文学发展质量。

2．2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的重构是满足文学发展需要的重要方法

从中国文学发展历史来看，每一次文学思潮的形成和发展，都是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的。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其产生和发展都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从这一点出发，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重构过程中，我们应将文学重构作为满足文学发展需要的重要方法来看待。在中国文学发展的整个过程中，文学思潮的形成是促进文学发展的重要手段。除此之外，文学思潮的重构也是促进文学发展和满足文学发展需要的重要方法，对此，我们要有全面正确的认识，既要认识到文学思潮重构的必要性，也要学会必要的文学思潮重构方法。

2．3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的重构是促进文学发展的必要措施

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而言，文学思潮的重构已经成了促进文学发展不可或缺的手段。考虑到中国文学发展的特点，如何把握文学发展原则，通过文学思潮的重构，达到促进文学发展的目的，成了提高文学发展质量的重要措施。为此，我们要重视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重构。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过程中，文学思潮的重构既是满足文学发展的必要措施，同时也是文学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考虑到文学发展实际，以及文学发展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做好文学思潮的重构是十分必要的。

3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重构的方法探讨

为了保证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重构能够取得积极效果，使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实现全面发展，在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重构的过程中，就要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3．1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重构，应重视重构的意义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重构过程中，要想保证文学思潮重构取得积极效果，我们就要认真分析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的发展特点，应对文学思潮重构的意义引起足够的重视，并结合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的发展实际，使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的重构得到有效开展，满足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重构的需要，为文学思潮重构提供有力的支撑，达到促进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发展的目的。鉴于文学发展的整体性和长期性，要想保证文学发展质量，就要对文学思潮的重构引起足够的重视，除了要结合文学思潮的发展特点之外，还要重点探讨文学思潮重构的必要性，从文学发展角度出发，积极做好文学重构工作。

3．2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重构，应把握重构的时机

通过对中国文学思潮的发展进行研究后可知，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的发展，是整个中国文学思潮的关键时期，要想做好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的重构，就要有效把握重构的时机，不但要顺应文学思潮的发展潮流，还要保证文学思潮的发展有一定的目的性和方向性，确保文学思潮重构能够对文学发展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由此可见，把握重构的时机，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重构而言意义重大。基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重构的现实需要和必要性，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的重构过程中，既要把握重构的时机，也要把握文学思潮重构的重点，保证文学思潮的重构能够切实起到积极作用和效果，满足文学思潮重构的实际需要。

3．3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重构，应顺应文学思潮发展规律

从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重构的实际开展来看，把握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重构原则，顺应文学思潮发展规律，是保证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重构取得积极效果的关键。从这一点来看，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重构，既是满足文学发展的必要手段，也是促进中国现当代文学健康发展的根本。因此，只有掌握文学思潮的发展规律，并做到顺应该规律，才能保证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重构取得积极效果。结合当前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重构实际，要想提高文学思潮的重构质量，就要结合文学发展实际，认识到文学重构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认真做好文学思潮的重构工作。

4结论

通过本文的分析可知，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重构过程中，要想保证文学思潮重构取得积极效果，我们就要认真分析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重构的必要性，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发展的连续性有正确认识，最终达到有效重构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的目的。

作者：王峭单位：营口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