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全球最紧迫的挑战之一。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PanelonClimateChange，IPCC）2007年的综合报告（IPCC，2007），气候变化应对分为“减缓”（mitigation）和“适应”（adap－tion）两方面。“减缓”指“旨在减少源投入和单位产出排放的技术变化和替代。虽然一些社会、经济和技术政策可产生减排，但就气候变化而言，减缓则意味着实施有关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增强汇的各项政策”。“适应”指“为降低自然系统和人类系统对实际的或预计的气候变化影响的脆弱性而提出的倡议和采取的措施”。换句话说，“减缓”需要通过不同手段去降低温室气体排放，从而减少未来潜在的负面影响；“适应”需要分析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生物、自燃和社会转变的实质后果，制定相应的政策，采取相应的行动（叶祖达，2009）。根据联合国统计，世界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50％以上，城市碳排放量占全球碳排放总量的75％。由于城市是能量消耗、物质产生的集中地，随着可持续发展已经从全球理念转化为地方行动，地方政府应对环境问题经验丰富，有能力对气候变化作出回应，城市已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BulkeleyandBetsill，2003）。规划对城市发展有长期的、结构性的作用，规划在应对气候变化中起到重要作用（潘海啸等，2008；Yip，2009）。

来自英国纽卡斯尔大学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的3位学者西明•达武迪（SiminDavoudi）博士、珍妮•克劳福德（JennyCrawford）教授以及阿比德•马穆德（AbidMeh－mood）博士共同编撰了论文集《规划应对气候变化：空间规划师的减缓和适应策略》，旨在探讨空间规划如何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适应气候变化带来的变化，以及在此过程中空间规划自身的范式转变。“空间规划”在欧洲是一个争议很大的提法。霍尔（Hall，2002）和希利（Healey，1997）都认为，传统的以土地利用规划为主的城市规划、区域规划就是空间规划。论文集中，编者援引英国皇家城镇规划协会（RoyalTownPlanningInstitute，RTPI）的提法，指出空间规划以“关于空间和场所的批判性思考”为基础，不仅包括关于土地发展使用的法律规章与框架，还包括这些框架实施、改变相关的制度和社会资源。编者将政治、价值观、管治、法规和制度建设都整合到空间规划的范畴，认为空间规划是以场所（土地）为基础，以问题为导向，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包括从政策、监管以及投资条款等方面对场所（土地）进行预测、评估、谈判，最后达成一致意见并成文的过程。编者认为空间规划是管治的基础组成部分，是提升有效应对气候变化以及其他可持续发展的挑战的关键。

第一部分“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减缓、适应与影响”主要讨论了目前城市形态以及空间规划应对气候变化的诸多争议。美国学者霍华德（JeffHoward）强调针对规划师，气候变化减缓优先于气候变化适应；丹麦学者海尔斯（KirstenHalsnaes）、经济学家劳森（NetheVejeLaursen）以及爱琴海大学的崎三（ThanasisKizos）等学者则认为由于气候变化的对脆弱地区的影响往往更大，这类地区构建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比减缓更紧迫。城市形态与气候变化是目前最受关注的领域，紧凑城市、混合利用、高密度开发被众多学者认为能够有效减少交通能耗。澳大利亚学者纽曼（PeterNewman）长期关注城市土地利用、空间形态与能源消耗的关系，他认为步行导向和绿色交通导向的发展模式是城市转型的关键。但悉尼大学的皮萨罗（RafaelE．Pizarro）认为尽管蔓延、小汽车主导的城市形态不利于气候变化的减缓，但在某些地区却有利于气候变化适应（如湿热地区低密度、建筑物蔓延排布在自然景观中的形态有利于应对高温和高湿），他建议在不同的气候地区采取不同的城市形态应对气候变化。另外，英国学者巴尼斯特（DavidBanister）、阿纳布尔（JillianAnable）、格林（NickGreen）和汉德利（JohnHandley）的研究都显示，城市空间形态对能源消耗的影响不是孤立的，与个人行为模式密切相关。论文集的

第二部分“战略规划应对”描述了战略框架和规划过程如何从减缓和适应两方面应对气候变化。应对气候变化将导致空间规划“范式改变”成为这一部分的主要观点，选编的文章从不同的角度阐释这一问题：英国学者赛克斯（OlivierSykes）和费舍尔（ThomasFischer）认为“欧洲空间发展展望”（EuropeanSpatialDevelopmentPerspective，ESDP）通过“领土议程”推动社会、经济以及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环境目标的整合，体现了空间规划的重要转变；格里菲斯大学的伯恩（JasonByrne）等学者从“生态民主”的角度描述气候变化应对对空间规划的影响；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惠勒（StephenWheeler）认为，相对从前的“愿景塑造”，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偏重目标制定，这将导致规划过程产生革命性的变化；阿姆斯特丹大学的弗里斯（JochemdeVries）和沃森克（MaartenWolsink）认为气候变化使空间规划更多聚焦于风险管理为基础的政策制定；伦敦巴特利特规划学院的莱丁（YvonneRydin）认为应对气候变化使得新技术广泛应用对规划师的知识体系提出了挑战，将推动英国规划体系的改变；加拿大的罗宾森（PamelaRobinson）认为目前气候变化应对政策聚焦于新技术应用（她称之为“第一代温室气体减排方法”），空间规划师应当介入省和地方政府的增长管理政策并做出改变。

第三部分针对前文关于整合减缓和适应策略以及空间规划的范式的争议进行更深入的讨论，并且对新的政策工具进行了介绍。英国学者威尔逊（ElizabethWilson）、霍尔（JimHall）、吉尔（Susan－nashGill）等介绍了情景分析、可视化和气候模型以及空间模型在应对气候变化的空间规划中的应用。此外，应对气候变化推动了城市管治的改变。芬兰学者兰格拉（RichardLanglais）提出“有远见的个体”在地方层面政策推动中起到重要作用；伦敦气候变化应对机构负责人琼斯（AllanJones）描述了伦敦应对气候变化的多层次的管治政策；杜伦大学的巴克利（HarrietBulkeley）指出空间规划不仅仅是一项技术工具，更是一项管理过程，气候变化对管治结构产生了影响；爱丁堡大学的哈格特（ClaireHaggett）提出应对气候变化的空间规划过程需要更加重视公众参与，发挥公众的作用。

尽管编者没有直接指出空间规划应对气候变化的范围、目标和方法，但从所选文章的内容来看，空间规划应对气候变化的研究与实践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①空间规划编制内容的应对。主要体现在技术层面，包括倡导相对紧凑、混合使用的城市空间形态以减少能源消耗；构建适应气候变化的城市形态；通过空间规划促进交通、建筑等领域的新技术的使用；增加风险管理与评估，等等。②空间规划编制方法的应对。气候变化扩大了模型、情景分析等手段在空间规划的应用范围，使得空间规划的评估有了新的标准。③空间规划的管理应用的变化。一方面，政府的管治手段将更加多样化；另一方面，沟通规划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公众参与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有了新的意义；同时，“公平民主”的观念将渗透空间规划的方方面面。总的来看本论文集的特点主要在于两方面。一是所选论文的背景来源广泛而丰富。案例既包括欧洲、美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地区，也包括贫穷地区以及小岛等气候变化脆弱地区；作者中既有研究学者，也有政府官员，其背景也包含了城市规划、生态、环境、公共管理、经济等多方面。论文集充分反映了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多学科的协作，也反映了空间规划的多学科融合性。论文集的另一个特点是越过了对空间规划应对气候变化的“技术”层面的研究与讨论，重点偏向相关的空间管治、政策治理、区域协调以及空间规划工具、方法的革新等方面，与空间规划发展趋势相吻合。空间规划应对气候变化不仅仅是一项技术工作，相关的技术方法、制度建设、决策机制、实施与评估、政策治理都有待进一步研究（顾朝林等，2010）。论文集的不足之处在于由于内容涉及范围过广，导致许多观点停留在讨论的层面，未能进行更深入的探究。特别是“气候变化将改变空间规划的范式”的观点贯穿了论文集，但是呈现片段化的特征。当然，作为一本论文集，这是难以避免的。正如编者在前言中提到，“本书主要的目的是提出气候变化对空间规划带来的主要挑战，旨在抛砖引玉，希望规划研究和实践者进行更多的更深入的讨论”。对于空间规划范式的讨论，编者在别的文章中进行了专项讨论。

目前，中国城市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方式是建设低碳生态新区（城）。彼得•霍尔认为“中国通过一轮新的生态城市计划领头迎接全球气候变暖的挑战”。但中国针对城市建成区调整的研究与实践不足，并且目前的研究与实践偏重减缓气候变化的相关技术，空间管治、政府治理、规划体系等研究与实践相对较少，气候变化适应的研究则尚未展开。本书从技术、管理、实施等层面相对全面地展示了国外空间规划应对气候变化的理论与实践进展，对中国的城市规划管理、政府治理等的研究和实践都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