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对企业战略的影响范文第1篇

（一）中国对澳大利亚贸易与投资现状

中国与澳大利亚是亚洲与太平洋地区的重要国家，近年来双边关系得到迅速发展，经贸合作规模不断扩大。2012～2013年中澳贸易额达到1225.8亿澳元，中国已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商品贸易出口市场，最大的进口来源国和最大的服务贸易出口市场。澳大利亚则是中国第11大出口市场和第6大进口来源国。2012～2013年，澳大利亚对中国商品出口额为781亿澳元，占澳商品出口总额的31.6%，出口额排名前三位的商品分别是铁矿石产品、煤炭、和金（非货币），占澳大利亚对华商品出口总额的比例分别是53.7%、9.6%和7.6%。其次是农产品。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商品进口额为444.7亿澳元，占澳进口总额的18.8%。排名前三位的商品是电信设备、纺织品和电脑，占对华商品进口总额的比例分别是10.5%、9.75%和9.73%。澳大利亚对中国的服务贸易出口额为66.6亿澳元，以旅游和教育服务为主。但服务贸易进口额仅为出口额的四分之一强。

中国企业对澳大利亚投资也不断增加。澳大利亚统计数据显示，澳联邦政府2011～2012财年批准中国投资申请金额162亿澳元，2012～2013财年批准中国投资申请金额167亿澳元，中国继续保持澳第三大外资来源地地位。截至2013年6月，澳联邦政府累计批准中国投资申请金额1112亿澳元。不过澳大利亚对中国投资占中国吸引外资的比例则要小得多。目前澳大利亚对中国投资呈现逆差态势。澳大利亚驻中国大使馆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澳大利亚对中国投资逆差约为31亿澳元。

值得关注的是，凭借资源优势澳大利亚在世界大宗商品市场上有重要影响力。目前澳大利亚是中国重要的矿产资源产品进口来源国。以能源产品为例，2012年澳大利亚是中国第二大煤炭进口国，进口量占中国煤炭总进口量的20%；澳同时也是中国第二大液化天然气（LNG）进口国，进口量占中国LNG总进口量的24%。再比如铁矿石产品，2012年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铁矿石3.51亿吨，占全年铁矿石进口总量比例超过45%。

中国政府与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于2005年5月正式启动了中澳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截至到目前，谈判已经进行了19轮。阻碍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的问题包括农业市场开放问题、企业投资审核问题、服务业市场开放问题等。

（二）中国对澳大利亚贸易与投资特点与问题

近年来，中国对澳大利亚贸易和投资呈现出三个特点。

一是中国对澳大利亚商品和服务贸易呈现逆差态势，且进口商品服务产品比较集中，主要是矿产能源资源类产品、农产品以及教育和旅游服务以2012～2013年为例，中国对澳大利亚商品贸易逆差高达336亿澳元，服务贸易逆差超过40亿澳元。中国对澳出口商品则种类更加多样，且比较分散，并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制造业产品为主。

二是中国对澳大利亚投资领域非常集中，主要是矿产资源和能源领域。统计显示，截至2010年底在中国对澳投资总量中，对采矿业投资比例超过80%。虽然投资领域有多元化的趋势，但是占比依然较小。

三是从投资金额来看，中国对澳大利亚投资以大型国有企业居多，资金主要来自中国政策性银行或国有银行贷款。比如中国中钢集团收购Midwest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五矿公司并购Oz矿业公司，中国兖州煤业公司并购澳大利亚Felix资源公司，中国山东能源集团收购RCI煤炭公司等等。

这三个特点也反映了当前中国对澳贸易和投资的三个问题。

一是从中澳目前的贸易状况来看，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产品结构过于单一和集中，脆弱性比较高，更容易受到来自澳大利亚市场波动的影响。这种风险也充分表现在中国对澳大利亚进口产品的价格波动上。统计显示，过去十年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商品的进口额增长速度高于进口量的增长幅度。主要是由于过去十年矿产资源，特别是铁矿石产品价格暴涨造成的。

二是从中澳目前的投资现状来看，中国对澳大利亚投资领域过于集中和单一，且大部分与矿产资源和能源产品相关。然而由于多种因素特别是气候保护方面的影响，比如开征碳税，矿产资源和能源领域的投资前景又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中国在澳投资面临很大的风险。

三是从中国对澳投资主体过于单一。一般以大型国有企业居多，这一特征已经引起了澳大利亚的高度关注和疑虑，甚至影响到中澳两国有关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进程。澳大利亚在野党和其他社会团体都担心批准中国对澳矿业投资，会导致本国对矿产资源控制权的丧失，进而威胁到本国的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因此希望对来自中国的矿业投资和国有企业投资实行更严格的审查，而严格的审查制度导致审批时间变长，推高了投资成本，降低了投资效率，增加了结果的不确定性，最终影响到中国在澳大利亚的经济利益。

二、澳大利亚中长期发展战略与发展环境

（一）澳大利亚的中长期经济发展战略

澳大利亚的中长期经济发展战略可以概括为“面向亚洲”战略，即抓住亚洲崛起的巨大机遇，促进澳大利亚的发展与繁荣。要面向亚洲进行经济结构调整，提高本国劳动生产率，努力与亚洲市场接轨，并通过更多途径与亚洲国家建立更广泛的联系。澳大利亚将“面向亚洲”确立为国家发展战略经历了一个漫长甚至曲折的过程，最根本的是由亚洲经济崛起的现实和未来发展前景决定的。为确保“面向亚洲”战略的实现，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提出了25个国家目标，涉及到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个方面。就产业层面来讲，澳大利亚将主要通过采矿业、制造业和服务业抓住亚洲机遇。从中长期看，未来无论是工党执政还是自由党执政，澳大利亚都将继续坚持实施这一战略，因为这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和潮流，符合澳大利亚未来的经济社会利益和国家安全利益。

（二）澳大利亚的中长期能源发展战略

澳大利亚的中长期能源发展战略是为消费者提供安全、可靠、清洁和有价格竞争力的能源，并且通过对能源资源安全可持续的开发促进整个国家的财富积累和公平分配。其内涵包括三点：一是为本国消费者提供安全可靠廉价的能源，积极发展清洁和可再生能源。二是提高国内消费和出口增长的潜力。三是促进能源资源财富的积累和公平分配。为实现上述目标，澳大利亚能源政策至少侧重四个方面：一是提高能源市场效率，二是开发澳大利亚关键的能源资源，特别是气体燃料资源。三是加速向清洁能源型经济转变，四是开征矿产资源租赁税。从中长期来看，澳大利亚向清洁能源转型和促进能源矿产财富的公平分配是大势所趋，但这一过程会受到各种因素影响。如何处理其与经济战略和气候战略的关系将是摆在澳大利亚政府面前的重大问题。

（三）澳大利亚的中长期气候战略

澳大利亚中长期气候战略的核心问题是温室气体减排或者碳减排问题。澳大利亚政府确立的碳减排目标是到2020年碳排放总量比2000年下降5%；到2050年比2000年下降80%。澳大利亚碳减排机制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引入碳定价机制，二是鼓励可再生能源发展，三是鼓励提高能源效率，四是鼓励陆地部门（农业、林业等）减排并增加对二氧化碳的吸收。其中核心措施是实施碳定价机制，即开征碳税。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已经从2012年7月1日起向相关企业开征碳税。但目前本国碳排放总量仍在增长，并且推高了能源价格，导致企业生产成本和居民生活成本增加，影响到财政的稳定性，因此遭到各方批评。澳大利亚新政府上台后也表示要废除碳税法案。但从中长期来看，澳大利亚新政府尚不会改变前任政府确立的碳减排目标和低碳发展战略，不过在具体的政策重点上会有较大转变，其不确定性也将增大。

（四）澳大利亚中长期经济、能源和气候战略的关系

纵观澳大利亚中长期经济、能源和气候战略，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来概括：亚洲导向，低碳经济和市场机制。亚洲导向强调“量”，低碳经济强调“质”，市场机制强调实现方式。但是三大战略之间也存在冲突，其实质是：实施气候战略要求社会总需求趋于稳定，但是澳大利亚经济战略恰恰通过拓展外部市场而改变了总需求。这一基本矛盾将持续影响澳大利亚的发展和繁荣。

虽然澳大利亚经济战略与气候战略存在冲突，共同影响澳大利亚的未来发展，但是考虑到全球经济前景不明朗的大背景，在短期内澳大利亚的气候战略可能屈从于经济战略。也就是说，澳大利亚在短期内为抓住亚洲市场，很可能会不顾降低碳排放的要求，采取经济发展优先的策略。所以对澳大利亚中长期经济、能源和气候战略未来走向的总体判断是：经济战略比较确定，不会出现大的变动；能源和气候战略相对来讲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当然受到美国“重返亚太”和中美关系的影响，“面向亚洲”战略在实施过程中也可能遇到很多困难，不会一帆风顺。

三、中国投资澳大利亚的政策和建议

（一）推动对澳大利亚贸易和投资领域的多元化

目前中国对澳大利亚进口和投资的领域主要集中在矿业部门，特别是铁矿石和煤炭。应当改变这种贸易和投资领域过于单一和集中的局面。根据澳大利亚中长期发展战略，澳大利亚未来值得投资的领域还有农业和食品业，基础设施建设，气体燃料产业。

首先是农业和食品业。面对亚洲巨大的市场，澳大利亚的农业和食品业未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战略也明确提出要积极发展农业和食品行业。澳大利亚发展农业和食品行业的条件十分优越，广阔的土地，气候和土壤多样性，清洁的自然资源，高标准的食品安全机制，发达的食品加工能力等等。然而受制于本国的人口和经济规模，澳大利亚要进一步发展农业和食品行业，还需要大量外国投资。中国目前对澳农业投资规模还非常小。据统计：从2006年到2012年中国对澳直接投资仅有2%流向农业领域。截止到2012年底，中国仅仅是澳大利亚的第9大农业投资国，投资额远远低于美国、英国和日本。因此中国企业对澳农业投资，譬如奶制产品、海鲜、水果、红酒和牛肉等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而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对农业类国外投资审批相对宽松，更容易获得通过。

其次是基础设施建设领域。随着澳大利亚与亚洲市场的关系日益密切，本国的基础设施，特别是与出口相关的基础设施日益成为制约相关产业发展的瓶颈。譬如采矿业的迅速发展，使得现有港口的出口能力无法满足矿产企业发展的需要，甚至给澳大利亚造成了巨额的经济损失。再比如近年来亚洲游客大量增长，澳大利亚政府估计未来10年需要投资130亿澳元用于建设新机场，才能满足亚洲客流需求。澳大利亚商会估计还需要在基础设施方面投入900亿澳元，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在经济发展战略中明确提出要对未来20年的基础设施建设进行规划。因此中国在诸如铁路、港口、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存在巨大的投资机会。

最后是气体燃料产业。澳大利亚有丰富的天然气和煤层气等气体燃料资源。为了实现向清洁能源方向转变，保证对国内能源供给的低廉和可靠性，保障对亚洲的能源出口，澳大利亚能源战略明确提出将开发气体燃料资源作为一项重要任务。相对于煤炭等传统能源，澳大利亚的气体燃料资源特别是液化天然气方面还有非常大的开发潜力，也吸引了众多西方能源巨头。澳大利亚在气体燃料产业方面，包括煤层气和页岩气的投资机会也应当引起中国企业的关注。

中国企业在继续投资铁矿石、煤炭等传统矿业部门的同时，也应该考虑向农业和食品业，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以及气体燃料产业等其他行业积极拓展，最终实现贸易投资领域的多元化，有效的分散贸易和投资风险。

（二）鼓励中小企业加强对澳大利亚投资

从投资金额来看，目前国有企业在中国对澳大利亚投资中占据多数，投资领域又多集中在矿产资源部门，这引起了澳大利亚各界对自身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忧虑，使澳大利亚政府对来自中国的国有企业投资审查日益严格。

为了改变这一问题，中国应当鼓励更多有实力的民营企业，鼓励更多的有条件的中小企业对澳大利亚进行投资。一方面，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由于规模较小，不太会引发澳大利亚的敌意，澳大利亚对中小企业的投资限制比较少。另一方面，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更多的以追求经济利润为目的，效率更高，创新能力更强，更容易发现其他领域的投资机会，也有利于中国实现对澳贸易投资的多元化。

（三）积极规避对澳大利亚的贸易和投资风险

澳大利亚经济、能源和气候发展战略中提示的风险主要有两个：开征矿产资源租赁税和开征碳税造成的不确定性风险。中国企业在规避上述投资风险的过程中不应该将矿产资源租赁税和碳税孤立看待，而是应该从全局的角度出发进行分析。比如矿产资源租赁税政策反映的是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希望促进矿产资源财富公平分配，缩小产业间和地区间差距的目的；碳税政策反映的是澳联邦政府希望降低碳排放，实现清洁能源转型的目的，二者背后其实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只有对这两项政策进行全局性的把握，才能更好的预测“两税”政策的未来走势，做到未雨绸缪，更加有效的规避风险。

（四）重视对澳大利亚的文化交流

“面向亚洲”战略将是未来澳大利亚对亚洲关系的主流。从某种程度上讲，“面向亚洲”战略已经成为澳大利亚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意味着除了经济层面，澳大利亚也将从文化、社会、外交等层面进行调整，以确保抓住“亚洲机遇”。这为中国改善与澳大利亚的关系，为发展中澳经贸关系营造更好的环境提供了多种途径和渠道，中国企业对此必须给予重视。

澳大利亚为了抓住亚洲市场，在“面向亚洲”的战略中明确提出要鼓励学生学习亚洲语言和亚洲课程，鼓励政府和其他机构的领导人学习亚洲文化。这实际上是以文化软实力为突破口，为澳大利亚拓展亚洲市场赢得先机。反过来，作为亚洲地区重要成员的中国，也可以借此取得抓住澳大利亚机会的先机。

气候变化对企业战略的影响范文第2篇

关键词：综合能力评价；财务战略管理；模型。

基金项目：本文为海口经济学院2010年青年基金项目“房地产财务战略管理选择模型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为：hjk10-13

中国

财务战略是指企业为了谋求长远的发展和加强财务竞争优势，根据企业战略发展目标，在充分考虑和分析企业内外环境因素的变化趋势及其对财务活动的影响基础上，为实现目标的基本途径和策略所做的全局性、长远性、系统性和决定性的谋划。企业财务战略的选择，决定了企业财务资源配置的取向和模式，影响着企业理财活动的行为效率。

为合理分析影响企业财务战略选择的因素，并为企业选择财务战略提供合理的决策依据，结合海南旅游房地产财

务战略的现状，初步建立海南旅游房地产财务战略模型。

一、财务战略管理的流程及模式介绍

(一) 财务战略管理流程

财务战略管理是指企业决策者制定、实施用以指导企业未来财务管理发展的财务战略，以及在实施过程中对财务战略进行控制与评价的动态管理过程。从以上定义可以看出，财务战略管理的逻辑起点是企业目标和财务目标的确立；财务战略管理的重心是企业内外部环境的分析；财务战略管理的环节包括财务战略方案的形成、实施和评价。Www.133229.cOM 财务战略管理流程图如下：

（二）三种基本的海南旅游房地产财务战略模式

海南经济发展较缓，其房地产业的发展始于1988年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当时地方政府出让土地的现象比较多，低廉的土地出让价格吸引了雅居乐、富力、中粮、鲁能等知名开发企业纷纷进驻，促进当地开发企业的良性竞争，推动海南房地产发展走上了快车道。建省20年来，海南房地产业从无到有，经历了开创期、发展期、高峰期、调整低迷期、处置期、稳定健康发展期等阶段，逐步发展成为海南省经济重要支柱产业。从2005年起，海南省把房地产业作为支柱产业来培育，楼市逐渐升温，呈现稳步发展态势。与目前全国一线城市房地产价格的调整相比，海南房地产业有其特殊性。如从岛外投资者的购买动机来看，多为度假型和养老型自住；从投资的目的来看，岛外投资者多为投资而非投机；从投资周期来看，投资多为长线而非短线。

根据以上海南经济发展的特点，结合其旅游房地产财务战略的现状，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海南旅游房地产财务战略可以分为快速扩张型财务战略、稳健发展型财务战略和防御收缩型战略等三类 。

1.快速扩张型财务战略: 是指以实现企业资产规模的快速扩张为目的的一种财务战略，其主要表现特征为“高负债、低收益、少分配”。对房地产企业而言，快速扩张型财务战略的表现主要是利用银行贷款、配股增发等方式满足规模扩张的资金需求，基本不分配股利，积极寻找新的土地储备机会，增加在建开发项目规模，开展营销策划，加快项目销售和资金周转，扩大市场占有率，同时增加企业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储备，适应企业规模扩张需求。

2.稳健发展型财务战略：是指以实现企业财务绩效的稳定增长和资产规模的平稳扩张为目的的一种财务战略，其主要表现特征是“低负债、高收益、中分配”。对房地产企业而言，稳健发展型财务战略的表现主要是谨慎利用债务融资，加大低成本融资力度，适度扩充土地储备，在权衡内部资源、管理能力以及外部客观环境的基础上确定在建开发项目规模，加快项目销售和资金周转，同时在满足企业规模平稳扩张的基础上保持适当人员储备。

3.防御收缩型财务战略：是指以预防出现财务危机和求得生存及新的发展为目的的一种财务战略，其表现特征是“高负债、低收益、少分配”。对房地产企业而言，防御收缩型财务战略一般表现为企业应尽可能减少现金流出和尽可能增加现金流入，充分利用企业现有资源进行融资，扩充融资途径，满足企业维持生存和发展的资金需求；建立严格的投资标准，谨慎扩充土地储备；减少开工面积，盘活存量资产，降低售价，增加购房折扣，出售盈利前景和现金流不佳的开发项目储备；通过采取精简机构、减少雇员、节约成本支出、压缩营运费用等措施，以增强市场竞争力，保持市场份额和市场占有率。

转贴于中国

二、影响海南旅游房地产财务战略模式选择的因素分析

公司财务战略的选择需着眼于公司未来长期稳定的发展,需充分考虑经济周期波动情况、行业政策导向、行业景气程度以及企业自身财务状况和融资等各项综合能力。

(一)旅游房地产财务战略的选择必须与经济周期相适应

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是现代经济总体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不同的经济周期对行业和企业的外部发展环境影响重大。在经济复苏阶段总需求迅速膨胀，在经济繁荣阶段总需求平稳增长，在衰退阶段需求急剧下降，经济面临紧缩调整。中国

经济周期性波动要求企业顺应经济周期的过程和阶段，通过制定和选择富有弹性的财务战略，来抵御大起大落的经济震荡，以减少它对财务活动的影响，特别是减少经济周期中上升和下降抑制财务活动的负效应。财务战略的选择和实施要与经济运行周期相配合。

一般而言，在经济复苏阶段应采取扩张型财务战略，增加投资和劳动力，加大产品投放力度，抓住市场恢复和发展的机遇。在经济繁荣阶段应采取快速扩张型财务战略和稳健型财务战略结合，在繁荣初期继续增加产品和劳动力，扩大投资；在繁荣后期则采取稳健型财务战略。在经济衰退阶段则应采取防御收缩型财务战略，停止扩张，迅速降低库存，回笼资金，压缩费用，减少临时性雇员。总之，企业要跟踪时局变化，对经济的发展阶段作出恰当反应。

（二）旅游房地产财务战略的选择必须与行业政策环境相适应

房地产行业的生存和发展与行业政策环境息息相关。首先，现阶段国家对房地产调控频率高。房地产行业作为国民经济中的支柱行业，对保证经济平稳运行意义重大，在国家宏观调控时，往往作为调整对象予以考虑，有时是宽松调控，有时是紧缩调控，调整频率较高；另一方面，调控对房地产行业影响大。房地产是一个政策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行业，国家对房地产行业的政策导向，以及相关的行业融资政策、行业税务政策的轻微调整往往对房地产的现金流和财务状况有很大的影响。

因此，我们在制定财务战略时，必须充分考虑国家政策导向，深刻领会国家的经济政策，特别是产业政策、投资政策等对企业财务活动可能造成的影响；必须密切关注和分析下阶段的政策走向，以便及时调整财务战略。

（三）旅游房地产财务战略的选择必须与旅游房地产行业景气程度相适应

房地产受宏观经济冷暖和行业政策调控，以及城市化进程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行业经常形成偏热或偏冷的局面，房地产行业调整的周期性和波动性较为明显。行业景气的时候，销售价格持续上涨，销售面积迅速消化，企业拿地热情高企，房地产投资规模及开工面积迅速扩大；但当行业陷入不景气的时候，销售量和销售单价回落，市场观望气氛不断扩大，房地产投资及开工面积增长陷入停滞，整个行业现金流绷紧。

行业的景气程度与企业未来的发展息息相关，因此我们要尽可能提前预判整个行业下阶段的走势和把握行业的景气程度，灵活选择相应的财务战略。在行业景气的时候，有条件采取快速扩张的财务战略；在行业不景气的时候，财务战略要相应调整，做到提前应对，采取稳健发展或防御收缩战略，来提前应对行业不景气带来的冲击和负面影响。

（四）影响旅游房地产财务战略选择的其他因素

影响财务战略选择的因素还包括行业和企业的发展阶段等因素。行业和企业的发展阶段包括一般要经过初创期、扩张期、稳定期和衰退期四个阶段。在行业及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需要选择不同的财务战略。由于考虑到房地产行业的发展时间不长、行业集中度较低，以及作为经济支柱行业，行业整体及房地产公司未来的发展空间较为广阔，整体还处于上升阶段，在以下财务战略模型中将不再细分考虑上述因素。

注释：

注1：由于房地产行业经营性现金流整体呈现负数的原因，部分指标计算公式中用现金净增加代替经营性现金净流量，以更好的分析说明。

注2：影响财务战略选择的企业综合能力评价体系的指标及权重说明：

①在影响财务战略选择的企业综合能力评价体系中，我们初步设计了20项指标，包括15个量化指标以及5个定性指标；

②在量化指标中，主要选择了能反映公司偿债能力、变现能力及发展能力的一系列现金指标。对利润指标选择较少，主要是考虑由于房地产分期开发及利润滞后结转等原因，利润指标现阶段对财务战略选择的影响较小，暂不予考虑。

③ 对各自标权重的说明：按照一般企业的绩效评价标准原则，采取量化指标70％权重，定性指标30％的权重。量化指标按照6个大类指标的重要程度采取负债比率：偿债能力：发展能力：变现能力：财务弹性：现金结构＝1∶1∶1∶0.5∶0.5∶0.5的原则划分；定性指标直接取平均数作为权重。

中国-

参考文献：

[1]曹艳宏、梁迎昕著;房地产公司财务战略环境分析，《现代审计与会计》2006第12期

[2]耿云江;企业集团财务控制体系研究 基于财务战略视角.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8.

[3]焦晖;房地产经济周期与企业财务战略决策，《决策与信息》(财经观察) 2008第5期

气候变化对企业战略的影响范文第3篇

一、文献回顾

从广义上讲，碳信息披露属于社会责任会计和环境会计的研究范畴，但碳信息披露属于新兴议题，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关于碳信息披露框架的研究

目前，比较有代表性的碳信息披露框架有碳披露项目(CarbonDisclosureProject，简写为CDP)的调查问卷、加拿大特许会计师协会的《改进管理层讨论与分析：关于气候变化的披露》、气候风险披露倡议组织的《关于气候风险披露的全球框架》、气候披露准则委员会的《气候变化报告框架草案》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与气候变化有关的信息披露指南》[1]。上述披露框架从不同角度指出了企业应披露的碳信息内容，其中CDP主要调查企业管理者对与气候变化有关的风险和机会的认识、企业关于GHG排放的核算和GHG减排情况，以及企业应对气候变化的治理措施。加拿大特许会计师协会认为，投资者关心企业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关注企业面临的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有形风险、管制风险、声誉风险以及企业GHG排放可能带来的财务影响，建议企业通过“管理层讨论与分析”披露上述相关信息。气候风险披露倡议组织认为，企业应披露历史、现在、预期的GHG排放信息和拟采取的排放管理战略，对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有形风险以及与GHG管制有关的风险进行评估和分析，该组织强烈建议企业将其所倡导的框架与强制财务报告、CDP项目、全球报告倡议及其他披露方式结合起来使用。气候披露准则委员会的披露框架涉及企业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分析、源自气候变化的监管风险、有形风险、GHG排放信息等内容。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建议企业根据所适用的监管路标来确定与气候变化有关的信息披露的内容。在国内，张彩平等人和谭德明等人从碳排放核算、碳排放管理、碳减排审计三个维度提出了我国企业的碳信息披露框架[23]。张巧良认为，信息的可靠性、完整性、可比性是决定信息质量的三个关键因素，但CDP(2003—2010年)所提供的资讯在这三方面却不够理想，而且不能反映企业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以及GHG减排措施与企业财务业绩之间的内在联系[45]。

(二)关于已披露碳信息决策有用性的研究

Doran和Quinn认为，由于缺乏统一的碳信息披露规范，投资者很难获得有用的决策信息[6]。Stanny认为，强制性信息披露更有利于利益相关者评估碳管制对企业的影响[7]。Hesse和Kolk等认为，签约机构投资者的压力对CDP问卷的回收有着重要作用，但投资者很难据以评价碳减排措施对公司财务业绩的影响[89]。

Freedman和Jaggi认为，母公司所在国未批准《京都议定书》的企业所披露的碳信息不利于股东了解投资对象对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欧盟国家的公司对与气候变迁有关的信息披露明显劣于日本和加拿大的公司，碳排放的变化与信息披露之间并无内在联系，现有的披露并不能真正反映企业的碳排放管理业绩[1011]。

(三)关于碳排放对企业价值影响的研究

Matsumura等的研究表明，碳排放量与企业的市场价值负相关，与权益资本成本负相关，与债务资本成本正相关[12]。Chapple的研究表明，相对于低碳排放企业而言，高碳排放企业将受到市场更加严厉的惩罚，这一处罚力度预计将达到企业总市值的6.57%[13]。Johnston等以美国电力企业持有的二氧化硫排放配额为替代变量，就资本市场对企业持有排放配额的定价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排放权配额具有资产价值和实物期权价值，但资本市场更看重排放权配额的资产价值[14]。

从已有研究成果可以发现，虽然企业的碳排放信息披露已引起理论界与实务界的重视，但专门针对碳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价值之间关系的研究还相对缺乏，而关于碳排放强度对企业价值影响的研究也仅仅处于起步阶段。由于我国上市公司的碳信息披露不能满足本文研究的需要，因此笔者随机选取2010年入选S&P500指数的85家企业，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研究企业的碳排放量、碳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同时，以是否受到美国环保局(EnvironmentalProtectionAgency，简写为EPA)《温室气体强制报告制度》的管制为标准，本文将样本企业分为高碳排放企业和低碳排放企业两个亚样本，研究政府管制对企业碳排放量、碳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价值之间相关性的影响。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碳排放量与企业价值

随着碳减排监管制度的日益严厉，企业的碳排放量将逐渐成为利益相关者最为关注的环境信息，供应链厂商、普通消费者对企业产品和劳务的碳足迹信息的需求将直接影响企业的销售收入。任何碳减排措施都会对企业的现金流量产生影响，但企业如果不能有效地实施碳减排措施，就要购买碳排放配额并受到监管部门的处罚。因此，企业的碳排放量不同，企业所面临的与碳排放有关的风险水平也将有所不同，资本市场对企业碳排放风险进行定价的结果将直接影响企业的资本成本，并间接影响企业的现金流量。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企业的碳排放总量与企业价值负相关。

(二)监管环境、碳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价值

相对而言，高碳排放企业将面临更大的减排压力和更严厉的监管环境。对于外部利益相关者来说，企业真实的碳管理绩效具有不可观察性，他们只能凭借所搜集的碳管理信息分析被投资企业可能面临的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风险和机遇，据此来预测被投资者未来预期的现金流量和评估投资对象的价值，从而决定自己预期所要求的投资报酬。从实施碳信息披露企业的角度来看：一方面，碳信息披露质量通过作用于资金成本而直接影响企业对自身投资项目的评价标准，间接地影响企业预期的现金流量;另一方面，高质量的碳信息披露可能被资本市场看做是企业将碳减排纳入其长期战略规划和运营系统的一种“承诺”，从而形成企业的竞争优势。因此，本文提出以下两个假设。

假设2：碳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价值正相关。

假设3：碳排放量、碳信息披露质量对高碳排放企业价值的影响更大。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选择与模型设定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企业价值，由于CDP报告于每年8—10月份，资本市场对该信息的反应预计会持续到年末，因此，本文以企业年末的公司股票总市值作为企业价值的近似值，记为MKt。根据提出的假设，本文将碳信息披露质量(CDLIt)、企业年度碳排放总量(TEMITt)作为解释变量，将温室气体排放管制程度(EPAt)作为分组变量。由于碳信息披露仍属于环境信息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范畴，借鉴已有研究成果，本文选择企业规模、企业当年的盈利能力、企业年末的资产负债率作为控制变量，构建如下研究模型，模型中相关变量定义见表1。

(三)回归分析

模型的拟合性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在表5中，调整后的R2为0?565，这说明本文所构建模型的拟合优度较好。D?W统计量为2?122，样本量为78②、解释变量为5的D?W检验上下界分别为1?55和1?75(由D?W检验上下界表所得)，由此可知自变量之间不存在自相关关系。

表6为回归系数表，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的值都小于10，这表明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碳信息披露质量得分(CDLI)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048，但伴随概率为0.529，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碳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价值之间的数量关系并不显著。碳排放总量(TEMIT)的回归系数为-0.171，伴随概率为0.032，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这说明企业碳排放量的增加会降低企业价值。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在碳约束环境下，企业的碳排放强度决定了企业所面临监管风险的大小，碳信息披露是企业与利益相关者沟通的重要桥梁。本文通过对2010年入选S&P500的85家企业的碳排放量、碳信息披露质量、监管环境与企业价值的相关性进行实证检验后，得出以下三个结论。

1.企业的碳排放总量与企业价值显著负相关

企业的碳排放总量与企业价值显著负相关，这与本文提出的假设1相吻合，表明投资者对企业的碳排量信息比较敏感，并认为碳排放量多会使企业承担更多的排放成本和面临更高的管制风险，最终可能导致被投资企业的企业价值下降。

2.企业碳信息披露质量的价值相关性不高

碳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与本文的假设2相悖，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在于：第一，CDP不属于主流的信息披露渠道，难以引起投资者的广泛关注。第二，CDP调查本身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比如CDP调查问卷处于不断完善中，企业向CDP的碳信息披露属自愿性披露，CDP信息难以实现从定性向定量度量的转变，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可比，等等。第三，CDLI本身具有一定的局限性，CDLI的信息来源仅为企业回答的CDP问卷，未考虑企业通过社会责任报告、年度报告及其他渠道披露的碳信息，因此CDLI的评分依据本身也处于不断完善中。

3.监管环境对碳信息披露质量、碳排放量与企业价值的相关性影响较大

虽然碳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价值之间的相关性不显著，但两者在高碳排放企业中是负相关关系，在低碳排放企业中呈现正相关关系，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在于：高排放企业面临的监管风险较大，在缺乏强制性披露规范的情况下，企业的碳信息披露越充分，对企业价值越不利。在高碳排放企业中，碳排放量与企业价值显著负相关，且相关程度比总体样本的要高;在低碳排放企业中，企业价值与碳排放量呈正相关关系，但不显著。

(二)政策建议

国际上的碳管理趋势正透过国际产销供应链，由国家、区域层级扩展至企业层级，以公开披露排污信息为手段的管制是污染排放管制的第三次浪潮[16]。基于所得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制定标准的碳信息披露规范并将其写入主流报告

我国现有的碳排放考核指标仅适用于钢铁行业，不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因此，应当借鉴国际上已有的碳信息披露报告中的评价指标，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制定一个适用于我国上市公司的碳信息披露框架，并将其作为企业年报的一部分纳入财务报表附注中，这可以帮助企业按照投资者及政府的需求来披露碳信息，从而避免公司自主制定碳信息披露内容成本过高且针对性不强的弊端。同时，与年报相结合的披露方式便于投资者及政府部门进行碳信息的搜集，可以避免非传统信息披露方式对企业碳信息披露信号传递效果的削弱。

气候变化对企业战略的影响范文第4篇

“战略性细节”具备四大效应

“战略性细节”具有什么特征？

首先，具有“温室效应”特征的细节。现在全球都在关注使用氟利昂对大气臭氧层的破坏而引起的气候变暖，其实这个变化按年度来说是非常缓慢的，和四季温度变化比起来简直是微不足道，但是如果不采取措施，这个上升就会长期积累下来，若干年以后的影响则会非常大，比如导致两极的冰盖融化，海平面上升，大量的沿海城市将会被海水淹没。

企业中实际上也存在这样的一些因素，短期内变化非常缓慢，但是因为变化的方向和结果会逐渐积累，所以对企业经营的短期影响不明显，但是长期影响则非常大。

因为短期影响不明显，所以往往会被企业忽略；而因为长期影响非常大，又会成为影响企业成败的决定因素。

其次，具有“蚁穴效应”特征的细节。我们都知道一种说法叫“千里之堤，毁于蚁穴”，蚁穴和千里之堤相比，绝对是个看起来微不足道的细节，为什么可以导致整体的崩溃呢？关键就是，蚂蚁是一个有生命活力的动物，可以快速繁殖，一个小蚁穴不除，就会快速复制，逐渐掏空整个堤防。

这一类细节的战略性主要体现在它的高复制性，一旦产生，就可以通过不断的裂变，并在企业中快速渗透传播，到一定程度开始对企业战略产生重要影响。

其三，具有“马太效应”特征的细节。“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这是马太效应显示出来的特征。马太效应给我们的启示是，一个事情一旦开始向一个方向发展，就会被外界赋予更多转化的能量。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决定方向的起点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点，在这个战略

点上，一点微小的变化都可能让企业走向两个不同的方向，并在马太效应的作用下，让企业再也难以回头。

所以在战略转折点上，可以说任何细节都可以称为战略性细节，企业必须认真对待可能发生在各个地方的风吹草动，所以英特尔前董事长格鲁夫非常强调在“战略转折点”上，只有“惶者生存”，原因就在于在战略转折点上一步走错，满盘皆输，企业不可能再有翻盘的机会。

最后，具有“牛鞭效应”特征的细节。牛鞭在掌鞭人的手里只是稍微一抖动，在鞭梢就会产生非常大的变化，牛鞭效应在社会学上的影响是，事件的起始点只是发生了微小的变化，越向外传递，波动的幅度就越大。这种现象在供应链的表现最显著，销售过程中的需求变异放大现象被通俗地称为“牛鞭效应”。

这类战略性细节的特征实际上是针对处于“鞭跟”这样原发位置的活动细节，因为可能会被多级放大，即使只是微小的变化或波动，也可能会给企业带来致命性的危害。

“战略性细节”管理须未雨绸缪

因为有了“战略性细节”这个关联，战略和细节实际上就不再是互相割裂的两个方面，企业的细节管理，要建立在对公司战略高度认识的基础上，知道哪些细节是战略性的，应该是不能有一点的马虎，哪些细节的重要性相对要低一点，可以适当的简化甚至舍弃。

气候变化对企业战略的影响范文第5篇

［关键词］企业价值；碳信息披露质量；碳排放量；监管环境；碳减排；社会责任会计；环境会计；

从国际视角来看，碳减排议题具有环境、政治、经济三重属性，这或将重塑世界经济格局。 欧盟、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美国等都强制要求企业报告温室气体（greenhouse gas，简写为 ghg）排放情况：欧盟要求其成员国采纳《温室气体监控与报告指南》（monitoring ＆ reporting guidelines of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加拿大了《温室气体排放报告》（th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report）；澳洲政府了《国家温室气体和能源报告法案》（national greenhouse and energy reporting bill 2007）；美国环保局了《温室气体强制报告制度》（mandatory reporting of greenhouse gases final rule）；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了《关于气候变化信息披露的解释性指南》。 为谋求“合法”的社会地位，自愿披露碳信息的企业越来越多。 然而，资本市场是否意识到企业碳排放量及碳信息披露质量的重要性？高碳排放企业是否受到资本市场更严厉的惩罚呢？ 本文拟通过实证检验对这些问题予以回答。

一、文献回顾

从广义上讲，碳信息披露属于社会责任会计和环境会计的研究范畴，但碳信息披露属于新兴议题，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 关于碳信息披露框架的研究

目前，比较有代表性的碳信息披露框架有碳披露项目（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简写为 cdp）的调查问卷、加拿大特许会计师协会的《改进管理层讨论与分析：关于气候变化的披露》、气候风险披露倡议组织的《关于气候风险披露的全球框架》、气候披露准则委员会的《气候变化报告框架草案》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与气候变化有关的信息披露指南》［1］。 上述披露框架从不同角度指出了企业应披露的碳信息内容，其中 cdp主要调查企业管理者对与气候变化有关的风险和机会的认识、企业关于 ghg排放的核算和 ghg减排情况，以及企业应对气候变化的治理措施。 加拿大特许会计师协会认为，投资者关心企业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关注企业面临的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有形风险、管制风险、声誉风险以及企业 ghg排放可能带来的财务影响，建议企业通过“管理层讨论与分析”披露上述相关信息。 气候风险披露倡议组织认为，企业应披露历史、现在、预期的 ghg排放信息和拟采取的排放管理战略，对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有形风险以及与 ghg管制有关的风险进行评估和分析，该组织强烈建议企业将其所倡导的框架与强制财务报告、cdp项目、全球报告倡议及其他披露方式结合起来使用。 气候披露准则委员会的披露框架涉及企业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分析、源自气候变化的监管风险、有形风险、ghg排放信息等内容。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建议企业根据所适用的监管路标来确定与气候变化有关的信息披露的内容。 在国内，张彩平等人和谭德明等人从碳排放核算、碳排放管理、碳减排审计三个维度提出了我国企业的碳信息披露框架［2 3］。 张巧良认为，信息的可靠性、完整性、可比性是决定信息质量的三个关键因素，但 cdp（2003—2010年）所提供的资讯在这三方面却不够理想，而且不能反映企业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以及 ghg减排措施与企业财务业绩之间的内在联系［4 5］。

（二） 关于已披露碳信息决策有用性的研究

doran和 quinn认为，由于缺乏统一的碳信息披露规范，投资者很难获得有用的决策信息［6］。 stanny认为，强制性信息披露更有利于利益相关者评估碳管制对企业的影响［7］。 hesse和 kolk等认为，签约机构投资者的压力对 cdp问卷的回收有着重要作用，但投资者很难据以评价碳减排措施对公司财务业绩的影响［8 9］。

freedman和 jaggi认为，母公司所在国未批准《京都议定书》的企业所披露的碳信息不利于股东了解投资对象对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欧盟国家的公司对与气候变迁有关的信息披露明显劣于日本和加拿大的公司，碳排放的变化与信息披露之间并无内在联系，现有的披露并不能真正反映企业的碳排放管理业绩［10 11］。

（三） 关于碳排放对企业价值影响的研究

matsumura等的研究表明，碳排放量与企业的市场价值负相关，与权益资本成本负相关，与债务资本成本正相关［12］。 chapple的研究表明，相对于低碳排放企业而言，高碳排放企业将受到市场更加严厉的惩罚，这一处罚力度预计将达到企业总市值的 6． 57％［13］。 johnston等以美国电力企业持有的二氧化硫排放配额为替代变量，就资本市场对企业持有排放配额的定价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排放权配额具有资产价值和实物期权价值，但资本市场更看重排放权配额的资产价值［14］。

从已有研究成果可以发现，虽然企业的碳排放信息披露已引起理论界与实务界的重视，但专门针对碳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价值之间关系的研究还相对缺乏，而关于碳排放强度对企业价值影响的研究也仅仅处于起步阶段。 由于我国上市公司的碳信息披露不能满足本文研究的需要，因此笔者随机选取 2010年入选 s＆p500指数的 85家企业，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研究企业的碳排放量、碳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价值的影响。 同时，以是否受到美国环保局（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简写为epa）《温室气体强制报告制度》的管制为标准，本文将样本企业分为高碳排放企业和低碳排放企业两个亚样本，研究政府管制对企业碳排放量、碳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价值之间相关性的影响。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 碳排放量与企业价值

随着碳减排监管制度的日益严厉，企业的碳排放量将逐渐成为利益相关者最为关注的环境信息，供应链厂商、普通消费者对企业产品和劳务的碳足迹信息的需求将直接影响企业的销售收入。 任何碳减排措施都会对企业的现金流量产生影响，但企业如果不能有效地实施碳减排措施，就要购买碳排放配额并受到监管部门的处罚。 因此，企业的碳排放量不同，企业所面临的与碳排放有关的风险水平也将有所不同，资本市场对企业碳排放风险进行定价的结果将直接影响企业的资本成本，并间接影响企业的现金流量。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1。

假设 1：企业的碳排放总量与企业价值负相关。

（二） 监管环境、碳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价值

相对而言，高碳排放企业将面临更大的减排压力和更严厉的监管环境。 对于外部利益相关者来说，企业真实的碳管理绩效具有不可观察性，他们只能凭借所搜集的碳管理信息分析被投资企业可能面临的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风险和机遇，据此来预测被投资者未来预期的现金流量和评估投资对象的价值，从而决定自己预期所要求的投资报酬。 从实施碳信息披露企业的角度来看：一方面，碳信息披露质量通过作用于资金成本而直接影响企业对自身投资项目的评价标准，间接地影响企业预期的现金流量；另一方面，高质量的碳信息披露可能被资本市场看做是企业将碳减排纳入其长期战略规划和运营系统的一种“承诺”，从而形成企业的竞争优势。 因此，本文提出以下两个假设。

假设 2：碳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价值正相关。

假设 3：碳排放量、碳信息披露质量对高碳排放企业价值的影响更大。

三、研究设计

（一） 变量选择与模型设定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企业价值，由于 cdp报告于每年 8—10月份，资本市场对该信息的反应预计会持续到年末，因此，本文以企业年末的公司股票总市值作为企业价值的近似值，记为 mkt。根据提出的假设，本文将碳信息披露质量（cdlit）、企业年度碳排放总量（temitt）作为解释变量，将温室气体排放管制程度（epat）作为分组变量。 由于碳信息披露仍属于环境信息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范畴，借鉴已有研究成果，本文选择企业规模、企业当年的盈利能力、企业年末的资产负债率作为控制变量，构建如下研究模型，模型中相关变量定义见表 1。

（三） 回归分析

模型的拟合性检验结果如表 5所示。 在表 5中，调整后的 r2为 0 565，这说明本文所构建模型的拟合优度较好。 dw统计量为 2 122，样本量为 78②、解释变量为 5的 dw检验上下界分别为1 55和 1 75（由 dw检验上下界表所得），由此可知自变量之间不存在自相关关系。

表 6为回归系数表，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的值都小于 10，这表明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碳信息披露质量得分（cdli）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 0． 048，但伴随概率为 0． 529，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碳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价值之间的数量关系并不显著。 碳排放总量（temit）的回归系数为 －0． 171，伴随概率为 0． 032，且在 5％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这说明企业碳排放量的增加会降低企业价值。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 研究结论

在碳约束环境下，企业的碳排放强度决定了企业所面临监管风险的大小，碳信息披露是企业与利益相关者沟通的重要桥梁。 本文通过对 2010年入选 s＆p500的 85家企业的碳排放量、碳信息披露质量、监管环境与企业价值的相关性进行实证检验后，得出以下三个结论。

1． 企业的碳排放总量与企业价值显著负相关

企业的碳排放总量与企业价值显著负相关，这与本文提出的假设 1相吻合，表明投资者对企业的碳排量信息比较敏感，并认为碳排放量多会使企业承担更多的排放成本和面临更高的管制风险，最终可能导致被投资企业的企业价值下降。

2． 企业碳信息披露质量的价值相关性不高

碳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与本文的假设 2相悖，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在于：第一，cdp不属于主流的信息披露渠道，难以引起投资者的广泛关注。 第二，cdp调查本身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比如 cdp调查问卷处于不断完善中，企业向 cdp的碳信息披露属自愿性披露，cdp信息难以实现从定性向定量度量的转变，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可比，等等。 第三，cdli本身具有一定的局限性，cdli的信息来源仅为企业回答的 cdp问卷，未考虑企业通过社会责任报告、年度报告及其他渠道披露的碳信息，因此 cdli的评分依据本身也处于不断完善中。

3． 监管环境对碳信息披露质量、碳排放量与企业价值的相关性影响较大

虽然碳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价值之间的相关性不显著，但两者在高碳排放企业中是负相关关系，在低碳排放企业中呈现正相关关系，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在于：高排放企业面临的监管风险较大，在缺乏强制性披露规范的情况下，企业的碳信息披露越充分，对企业价值越不利。 在高碳排放企业中，碳排放量与企业价值显著负相关，且相关程度比总体样本的要高；在低碳排放企业中，企业价值与碳排放量呈正相关关系，但不显著。

（二） 政策建议

国际上的碳管理趋势正透过国际产销供应链，由国家、区域层级扩展至企业层级，以公开披露排污信息为手段的管制是污染排放管制的第三次浪潮［16］。 基于所得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 制定标准的碳信息披露规范并将其写入主流报告

我国现有的碳排放考核指标仅适用于钢铁行业，不具有普遍的适用性。 因此，应当借鉴国际上已有的碳信息披露报告中的评价指标，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制定一个适用于我国上市公司的碳信息披露框架，并将其作为企业年报的一部分纳入财务报表附注中，这可以帮助企业按照投资者及政府的需求来披露碳信息，从而避免公司自主制定碳信息披露内容成本过高且针对性不强的弊端。 同时，与年报相结合的披露方式便于投资者及政府部门进行碳信息的搜集，可以避免非传统信息披露方式对企业碳信息披露信号传递效果的削弱。

2． 制定和实施全面的碳信息强制披露政策

目前，我国的企业碳信息披露政策只针对进行碳排放权交易的企业，这些企业按规定每年要向主管机构披露其当年的碳排放量。 然而，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一旦试用成功将推广至全国，碳信息是企业进行碳排放权交易的基础，也是投资者进行投资评价的依据，因此国家应当制定企业碳信息的强制披露政策并将其使用范围扩大到全部上市公司。 这项强制性披露政策一旦实施，企业将会关注自身碳排放量对企业信誉的影响，从而会更加注重对低碳排放或无碳项目的投资，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我国碳排放持续增长的发展态势［17］，同时也将为推广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打下良好基础，为我国碳排放权的定价提供一定的数据参考。

参考文献：

［1］张巧良，张华．碳管理信息披露：低碳经济时代的挑战与价值再造［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0．

［2］张彩平，肖序．国际碳信息披露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财务与金融，2010（3）：7780．

［3］谭德明，邹树梁．碳信息披露国际发展现状及我国碳信息披露框架的构建［j］．统计与决策，2010（11）：126128．

［4］张巧良．碳排放会计处理及信息披露差异化研究［j］．当代财经，2010（4）：110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