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对商业的影响范文第1篇

[关键词]市场营销 气象 因素

一、发达国家的经验

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把运用气象信息作为营销活动中不可或缺的策略之一。在我国气象服务还是作为一种免费的社会服务时,有关资料表明,美国的气象服务已经走入商业领域。全美国的气象服务公司数量超过1000家,其气象咨询活动不仅深入到农业生产和商业经营方面,甚至延伸到跨国服务,德国的一些啤酒公司都专门设有气象、气候研究室,把天气、气候因素作为调整啤酒产量的一个重要参数;日本也非常重视研究气象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并根据实践得出结论:当气温达到22℃时,啤酒开始畅销;达到24℃时,泳装开始走俏;气温一超过30℃,冰淇淋的销量就会下降,而爽口的清凉饮料则会增加。

西方经济学中有条德尔菲(DELPHI)气象定律:气象投入与产出比为1:98,即企业在气象信息上投资1元,便可以得到98元的经济回报,在不同的市场条件下应用,经济回报率可能会更高。如果商家事先知道天气走势,在生产、采购、销售计划中考虑到气象因素,趋利避害,不仅能够避免损失,还可以变成在竞争中的优势。因此,所谓的气象经济也就同时产生了。最初的气象经济是对于一些生产型的厂商安排生产计划使用的,而现在的气象经济越来越多地被应用到了更广的层面上。在国外,西方的气象公司已经研制出了形形的气象指数。如德国商人发现,夏季气温每上升1℃,就会新增230万瓶的啤酒销量,气象公司便开发出啤酒指数,供啤酒商参照。日本则开发出空调指数,因为他们发现在夏季30℃以上的气温多一天,空调销量即增加4万台。此外,还有天气与客流量分析的乘车指数、冰淇淋指数、泳装指数、食品霉变指数等各种指数,用来帮助企业预测并提前确定生产营销计划。由于气象经济发达,国外气象公司效益都相当可观,行业竞争也十分激烈。

二、气候变化与行业影响

当高温气候来临时,受高温影响最明显三大类消费品分别是空调、饮料与防晒霜,不论是大型超市还是街头摊点,清热消暑的饮料、冷饮销售量直线上升;各大电器卖场,空调、冰箱、冰柜的日均销售额均大幅攀升;防晒霜全面俏销,部分物美价廉的防晒用品居然脱销……甚至连出租车司机也分享到了热气候带来经济效应这杯羹,室内休闲场所生意空前火爆,快递服务公司的电话异常的“热”。夏令产品普遍销量暴涨,即便价格昂贵的牛皮席,其生意也额外火爆。高温天气及全球气候变暖,对夏令新品市场成长的提速功能,加剧了强势品牌之间市场份额的争夺,从而给行业变迁带来深刻的影响。当低温到来时,保暖系列产品、取暖类产品、白酒等开始畅销。气候的变化对零售业、水果、家电、服饰、饮料、酒水等等都产生深远影响。

对于水果的营销来说,气候的影响更大,需要利用各地气象差,把握时机,使销售水果增加效益,与此同时,市场气温高低对水果的销售快慢、价格高低也有一定关系。甚至有人总结出来了部分水果销售与气象关系:如苹果,10度以上,33度以下,畅销,否则价格低易滞销;梨,30度以上畅销,尤其持续高温,早熟品种好销,价格好;桃,不论阴、晴、雨天都好销,6月下旬至7月上旬,价高好销;西瓜,33度以上高温畅销,价高;葡萄,8月份气温在25~30度畅销,摘后预冷24小时,包装运输蓬车用棉被盖严或用冷藏车,价格提高0.2元左右;大樱桃,早春果一般畅销。

在所有连锁零售企业中,我们应该可以发现销售受到天气的变化影响最大的是便利店和标准超市,而大型综合超市和百货店受到更多的是来自于长期天气变化的影响,这种影响往往是可以提前准备的。由于最终消费者对于百货店,大型综合超市的光临次数远远高于便利店标准超市等卖场,所以,一个微小的天气变化就可能给便利店这种小型业态带来巨大商机。天气的变化对便利店的影响包括如下几个方面:天气的变化对于门店的订货数量和销售额将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其温度、湿度、风力的高低以及紧急的天气变化例如暴雨、地震、飓风等等,这些影响都将对商品的订货和库存计划产生影响;如天气变化与实际的商品陈列和堆头的影响,如果预报在未来的天气变化中将会出现持续的阴雨,那么就需要对适合阴雨天气的商品进行一些摆放方面的调整;天气变化与门店硬件设施的投入方面,如门店外正在下雨,温度急速下降,门店的空调系统就需要做一些适度的调整呢,根据顾客体表的温度与天气变化情况进行相应的调整。当然,天气变化还会对相应的客户服务、配套体系等产生较大的影响。

三、气候与营销

针对天气因素的研究还进一步揭示,顾客的心理对天气的反应会因为地域的不同而有很大区别。例如居住在中国北部城市哈尔滨和南部城市深圳的人会对“寒冷的天气”有截然不同的定义。类似的这些地域差异表明,天气变化对人们消费行为的影响像季节等因素一样,值得引起零售商的足够重视。那些既遵循季节规律又能针对一时的天气变化做出快速反应的商家,必然会获得更好的市场回报。

有些企业因“天”制宜,巧妙运用气象信息,服务于企业营销活动,并取得了成功。一个成功的案例是日本空调器成功地进入海湾,就是典型事例。在20世纪80年代时,海湾国家的空调器市场基本上被欧美所占领,日本虽占有一席之地,但销售量非常低。在经过详细的调查研究后,日本人突然发现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突破口:海湾地区受天气的影响,风沙较大,空调器经常出现停转的现象。经过简单的研发,日本企业推出了一种带有风沙过滤装置的空调器,从而很快占领了海湾市场;另一个案例是某公司曾从一本杂志上得到了一条信息:来年春季雨水多,雨季长,于是,决定将深圳某公司积压的20万把雨伞统统包揽,第二年春天果然春雨绵绵,20万把雨伞一售而空;如在日本7-11便利店,其门店的系统每天固定5次收集天气动态信息,目前日本本土的所有7-11门店都依赖店内的计算机联机系统进行管理,因为气候的变化影响到不同品类的销售;如美国的零售商已经通过计算机信息系统,了解到天气因素对销售额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对收集起来的销售数据进行分析后,他们发现天气因素的影响在每周的销售波动中都有所体现。近些年来,通过对POS机销售数据的广泛统计分析,他们认识到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受天气因素的影响程度比以前假设的要大许多。不过有趣的是,顾客的需求与天气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那么清晰明了,也无法简单地归纳为线性关系。比如,突然的下雨天会增加一次性雨具的销售,但同时坏天气又会减少客流量,因此对总体销售额的影响通常都是无法准确预测的。

气候变化对商业的影响范文第2篇

关键词：气候文化 经济发展 政治变迁 习俗文化

气候在地球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发生变迁，对于生物的演变和人类文化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我国的气象文化源远流长，早在刀耕火种的上古，人类就与气象接下了不解之缘：新石器时代的古人利用气象知识制陶，创造了仰韶文明；上古先贤利用夯土柱观测日光规律以识别农时节气并建造了世界上最早的观象台；春秋时期设立了掌管气候和农桑的太常，周时编黄历，定节气；劳动人民根据经验创作了颇有特色的气象谚语和歌谣；近代则建立物候所、测候所对大气运动的现象进行观测，指导工农业生产。在所有地理环境因素中，气候是一个较为活跃的因素。特别是在人类早期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时候，人类活动更容易受到气候及其变化的影响。气候虽然不能完全决定社会的发展与变化，但它对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

一.气候变化与经济发展

经济是一切文明的基础，影响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气温、降水和季风是气候的三大要素。研究表明，温暖期常常是降水较多的时期，而寒冷期则降水相对较少。中国的历史气候变迁明显表现出暖湿与干冷交替出现的波动式变化，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农耕社会初期，例如在新石器时代，人类影响气候环境的能力很小，随着进入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耕地面积逐渐扩大，人类活动影响气候环境的能力有所增强，但是从总体上看，在整个农耕社会，基本上是“靠天吃饭”，而气候环境的变化对人类活动的影响却是很大的，甚至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中国民族文化的渊源是多源的，包括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以及珠江和辽河流域等。黄河流域的华夏文明与长江流域的荆楚文明是中华文明的主要源流。根据《中国文化概论》，在距今七八千年的新石器时代，黄河中下游地区气候温暖、雨量充沛，非常适宜作物生长和人类繁衍，有利于以旱作农业为主的人类文明的发展。再加上竹林茂密、水网纵横，草原覆盖，森林茂盛，良好的生态环境使得黄河灾害较少，于是中华文明的仰韶文化便诞生于此。此外，黄河流域细腻疏松的黄土层较适宜远古木石铜器农具的运用以及栗、稷等旱作物的生长，所以农业生产首先在黄河中下游达到较高水平；而长江流域的红土层粘性太强，又多为水田，不易耕作，也不适于木石铜器农具的运用；酷热潮湿的气候导致瘟疫横行，容易引发海侵或江河湖泊水位大幅度上涨，于是长江流域沦为不适于人类生存的蛮荒地带。因此，虽然我国的古代文明是多源的，但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西汉末年，我国的主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黄河流域，尤其是西汉，凭借有利的气候条件，仅用六七十年的时间，便完成了战后休养生息的经济恢复过程，迅速发展成经济强大、实力雄厚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享誉世界的封建王朝，其中心，正是在黄河流域。

西汉之后，气候变迁，长达600年的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第二个寒冷期。寒冷干旱的气候使北方草木肃杀，灾害增加，不利于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中原优秀的农耕男女大批南迁”，从而使长江流域得以开发，推动了江南经济的发展。唐朝和北宋前期的温暖气候使得黄河流域的农业文明再度兴盛，农作物品种多样化，生长期也得到不同程度的增长和提高，一些亚热带植物也普遍起来，带来了国家强盛的经济力量和发达的物质文明。同时，这一时期的兴盛深得南方经济的支持，《新唐书》指出：“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江、淮田一善熟，则旁资数道，故天下大计，仰于东南”，都充分说明彼时长江流域的兴旺发展。

两宋以来，中国经历了几次冷暖交替，但总体来说以寒冷期为主。直接受寒冷气候影响的，正是处于中高纬度的黄河流域。史载“河患萌于周季，侵淫于汉，横溃于宋”，黄河流域的农业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水土流失、黄河肆虐，人民流离失所，生产受到极大损失；而低纬度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不但受干冷气候影响的幅度较小，也有利于南方水域面积的减少和沼泽地区土壤的熟化，有利于该地区的农业生产，到南宋时发展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人口数量和密度、经济发展水平、重要的工商业城市等，都以南方占绝对优势。而明清时期，随着黄河流域及以北地区的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沙漠化进一步向南推进。长江以北大部分地区禾草俱枯，川涸井竭，而南方的经济则进一步发展，还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于是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由北而南的转移，不可逆转。

二.气候变化与政治变迁

气候环境和人类活动是相互影响的，纵观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文化的形成、发展和转变往往与一些气候事件不谋而合。在经历变化幅度大、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的气候事件的同时，人类社会也经历了一系列对人类发展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演化阶段。气候变迁尤其是气候变冷，导致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几次大规模南下，直接影响了中国古代政局的演变。中国历史上的暖时期，大部分是国家统一的强盛时期；相反，干冷期则大多是国家分裂、政治多元时期。中国古代的寒冷期出现在殷末周初（公元前1000年）、六朝时期（公元400年）、南宋（公元1200年）以及明末清初（公元1700年）；汉唐两代则是比较温暖的时代。

周灭商，是落后的游牧民族对于先进的商文明的征服。周民族在商末的寒冷期向南扩张，代商而起。周王室虽然天下共主，但采取分封诸侯的统治，全国政权趋于多元化。这一时期，由于气候寒冷，北方游牧民族活动频繁，南迁至关中甚至渭水流域，直接威胁都城镐京的安全，终究也为少数民族所灭。蒙文通在《古族甄微》中谈到了由于气候原因当时向东南方的移民：“系周末造，一夷夏迁徙之会也。而迁徙之故，殆原于旱灾，实以于时气候之突变”，而“江域雨泽独丰”，“宣幽继世南向移民”。同样，气候干冷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草原地区因寒冷而致生态恶化，水草减少乃至枯竭，不能维持正常的生活。为了缓解生存压力，游牧民族纷纷向气候相对暖湿的南方农业区进犯，致使黄河流域出现“五胡乱中原”的政治分裂局面。

而西汉和唐朝前期的两大盛世中，暖湿气候则起了极大的作用。因为暖湿对农业生产十分有利，在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农业经济发展良好，在几十年间，即由战争之后的残破局面发展为经济上强盛的王朝，西汉和唐朝前期都是如此。而这一气候也对同期的北方以游牧为主要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少数民族有利，他们“逐水草迁徙”，暖湿使其传统生活区域内的水草肥美丰足，保证了他们车马为家，转徙随时，在自己的生活地域内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虽然他们也不免与南方的农业经济区发生摩擦，但因各自能够自给自足，双方还不至于产生争夺生存空间的大规模斗争。在这种主客观条件的汇合作用下，西汉和唐朝前期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国势强盛。

三.气候变化与习俗文化

人类的文化习俗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息息相关，我国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塑造了颇具民族性和地域性的文化习俗，其中，气候条件就是重要的因素之一。我国气候类型多样，大陆气候强，气温年差大，从南至北既有热带，又有寒温带；而东部地区又受季风气候影响明显，四季分明。多样化的气候特征对于我国的饮食、服饰及建筑等习俗文化的影响巨大。

节气是华夏祖先历经千百年的实践创造出的宝贵科学遗产。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就已经利用平面上竖起的杆子，也就是土圭，来测量正午太阳影子的长短，以确定冬至、夏至、春分、秋分四个节气。随着不断地观察、分析和总结，节气的划分逐渐丰富和科学，到距今秦汉时期，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二十四节气的概念。二十四节气是根据太阳、地球和月亮的运动变化所制定的一种计时方法，根据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来划分的。我国古人把地球围绕太阳旋转的轨道叫黄道，把地球绕太阳运转一周设为360度，太阳从春分点（太阳垂直照射赤道处）出发，每隔15度就是一个节气，即立春、雨水、惊蛰，冬至、小寒、大寒二十四节气。从二十四节气的命名可以看出，节气的划分充分考虑了季节、气候、物候等自然现象的变化，不仅指导了我国古代农事，更深深融入我国民族风俗习惯和文化之中，有的节气还成了民间重要节日。

四.结语

气候变化的影响将是全方位的、多尺度的和多层次的，我国的气象文化是一种以气象科技为前提的亘古未绝的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也是“当代性”在不断发展的现代文化。气候文化建立在人类与气候长期形成的相互关系中，在不同历史阶段和文化类型的人类社会中广泛存在，不仅是人类认识、理解和维护气候环境的重要基础，也是应对与治理气候变化的核心。气候文化蕴含着多元的价值观、丰富的知识体系、友好的行为方式以及完善的制度和规范，这些可以帮助人类更好地治理气候环境、应对气候变化及其灾害。因此，气候文化可以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进行传承和发展，更可以作为一种方法运用到治理气候环境、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去，进而建立人与气候之间的和谐关系，实现现代意义上的“天人合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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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尹仑.生态人类学视野下气候文化的理论研究与前景[J].云南社会科学，2015（2）：91-96.

[4]王嘉川.气候变迁与中华文明[J].学术研究.2007（12）：101-105.

[5]曾维和，周小俊.气象灾害的人类学研究途径――兼论应对气候变化视角下生态文明建设的文化内涵[J].阅江学刊，2014（1）：33-38.

气候变化对商业的影响范文第3篇

【关键词】极端气候 粮食安全 影响 措施

全球变暖，极端气候频发，粮食生产环境和条件恶化，粮食生产的自然风险不断加大，对粮食安全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必须通过加大科技投入，政策扶持，多渠道、多方面防范极端气候带来的负面效应，将损失降到最低点，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1. 极端气候对我国粮食生产的影响

气候变化使中国未来农业可持续发展面临3个突出问题，使农业生产的不稳定性增加，产量波动加大，对产量的影响可能主要来自于极端气候事件频率的变化。极端灾害天气的发生，对我国部分区域的粮食生产造成了很大影响；带来农业生产布局和结构的变革，气候变暖一方面将使中国作物种植制度发生较大的变化，另一方面将使中国主要作物品种的布局发生变化；气候变暖导致病虫害发生规律性变化，引起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变，农业成本和投资大幅度增加，气候变化将改变施肥量，加大的农药和除草剂用量。

2.极端气候背景下确保粮食安全的措施

2.1科学规划农业生产格局 要高度重视和着力缓解极端气象灾害和不利气候条件对粮食增产、稳产的不利影响，重点加强主要粮食作物和粮食主产区农业气象灾害应对防范体系建设。从保障农业持续增产和粮食长期安全角度出发，进一步挖掘粮食生产潜力，优化粮食生产资源配置。深入分析未来光、温、水资源分配和农业气象灾害的新格局，开展农业气候资源的调查和利用途径研究，加快更新农业气候区划。通过对现有农业结构和品种布局进行重新规划，尽快适应新的资源环境，提高气候资源利用效率。

2.2依靠自身力量保障粮食安全 由于气候变化导致主要粮食作物生产潜力下降、不稳定性增加的影响具有全球性，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都会面临不同程度的粮食安全问题。世界粮食市场可交易量、库存量在不同年份会有更大波动；加之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分歧，粮食用于生产生物燃料的趋势难以根本扭转，加大了粮食需求压力，全球粮食贸易可用于我国进口的总量微乎其微。因此，我国粮食安全不能依赖国际市场，只能立足自身。当前，要更加严格地执行党中央、国务院禁止用粮食生产生物质燃料的政策。国家保护耕地、促进农业生产、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的各项政策措施应当长期坚持并认真落实，夯实我国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应对气候变化的基础。

2.3适时加大粮食储备 粮食储备是为保证非农业人口的粮食消费需求，调节粮食供求平衡、稳定粮食市场价格、应对重大自然灾害或其他突发事件而建立的一项物资储备制度。由于气候变化影响的不确定性，我国粮食生产波动幅度将会扩大。因此，要认真对国家现有的粮食库存进行一次彻底摸底，适时加大粮食储备，建立健全粮食储备的法律制度。

2.4重视农业气象灾害监测、预测和防御 着力加强农业生产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建设，大力加强干旱、洪涝、风雹和低温等重大农业气象灾害的监测、预测和防御技术研究，加强长期天气预报和极端气候事件预测及极端气候事件对粮食生产影响的评估研究，建立农业气象灾害监测预警和调控服务体系，建立健全气象防灾减灾预警系统，为最大限度地减轻农业气象灾害造成的粮食损失提供科技支撑。从防范气候变化的风险角度来看，农业生产应当加强能力建设。

2.5加强农业病虫害发生的气象条件预测和防治 加强主要农作物病虫害发生、流行与气象条件、气候背景的关系研究，加强气候变暖对病虫害发生、流行趋势的影响研究，建立病虫害预测预报的气象指标体系，重点做好农作物病虫害大发生年份的气象预测预报工作。有计划地培育和选用抗旱、抗涝、抗高温等抗逆作物品种，采用防灾抗灾、稳产增产的技术措施及预防可能加重的农业病虫害。

气候变化对商业的影响范文第4篇

公元11世纪后我国气候显著变冷，由此发生了农业生产、土壤、植被的显著恶化，游牧民族与汉族力量对比的适应性变化，中国人口和经济重心的适应性南移，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中国传统政府统治模式所造成的巨大挑战。理解这一气候变化及其经济动态影响，乃是理解11世纪后两宋时期经济发展和政府治理出现新气象的重要理论前提和基础；对研究当代气候变暖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关键词：11世纪后气候变冷；人口和经济重心转移；传统政府统治模式

中图分类号：K244；F01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1)12-0068-11

作者简介：

赵红军，上海对外贸易学院经济学副教授、经贸学院科研副院长、博士；尹伯成，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 （上海 201620）

在对中国经济与传统治理模式的长视角考察中，两宋时期无疑是一个让历史学家、经济史学家感到惊讶和困惑的时期。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一书中写道：“公元960年宋代兴起，中国好像进入了现代……行政之重点从抽象原则到脚踏实地，从重农政策到留意商业，从一种被动的形势到争取主动，如是给赵宋王朝产生了一种新观感。”①陈寅恪也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②。不仅如此，国外学者也持大体类似的观点。美国历史学家罗兹•墨菲称：“从很多方面来看，宋朝算得上一个政治清明、繁荣和创新的黄金时代。”③日本历史学家官崎市定在《东洋近代史》中写道，“宋代（简直）是十足的东方文艺复兴时代”④。著名的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在长时期核算各国的GDP后也确认，中国的人均GDP在宋朝以前一直维持在450美元的水平，到了两宋时期，就上升到600美元的水平⑤。

两宋时期，中国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系列经济和统治模式转变的新气象？而宋朝之后的中国发展模式却为什么会突然全面向内转型？目前学界对此问题的大多数认识往往就事论事，大多拿宋朝的科技、生产率进步、水稻早熟品种、商业、城市发展等来理论，典型的代表有黄仁宇、L-斯塔夫里阿诺斯，Spence，M- Elvin，柳平生和葛金芳以及麦迪森等。

本文认为，以上论者所谓的农业技术进步、水利工程的建设、工业企业的兴起、城市化和科技领域的技术进步，等等，虽然能够较好地解释宋朝经济、商业的繁荣，但却不能圆满地解释为什么不是宋朝之前而是宋朝才出现这种“经济革命”和治理模式转变的根本原因。

在本文的分析框架下，之所以在两宋时期出现了这种生产率的改进，商业和城市的勃兴，政府治理模式上的新气象，主要源于公元11世纪后中国气候的显著变冷，在此条件下中国的水文、土壤和植被、农业生产等自然条件也都发生了显著的恶化。接着，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间的关系也日益紧张，汉族出于维持稳定生产和生活的目的便大批南迁，日益集聚到水路交通更加便利、人口更加稠密、也更适合农业生产的南方地区。这样，所谓的“经济革命”就随之出现。在此条件下，大宋王朝出于国家生存延续之目的，针对不同的生产、生活空间、地理、资源和生态条件，对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进行适度调整，似乎在所难免。

一、气候变化影响古代农本经济发展的分析框架

其实从很早的时期起，就有哲学家、历史学家讨论过气候变化及其对人类经济社会的影响问题。比如，孟德斯鸠（1750）就认为，“在北部的气候条件下，那里的人们拥有较少的恶习，更多的美德、诚心和真诚，而越往南走，人们的美德就越少，就越旺盛……温度是如此的炽烈，以至人们的身体被炙烤得有气无力……会导致人们毫无好奇心，更无力进行有意义的事业”（［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严复译，第三编，第十四章，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亨丁顿（E- Huntington）（1915）在《亚洲的脉动》一书中指出，13世纪蒙古人之所以大规模向外扩张，主要是由于他们居住地气候干旱、牧场条件变坏所致。这些讨论对于我们理解气候变化之影响问题颇有裨益，但他们对气候变化给古代社会影响的讨论大多比较粗放。特别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从这一角度讨论，即对公元11世纪后的气候变化对最为古老的农业经济体中国经济社会的影响，当时政府对这一变化的调试和应对举措，进行一个完整的理论研讨。本文意欲为之，具体而言，本文的理论框架主要可概括为：

首先，气候的变化必然会影响古代最为主要的农业生产活动所赖以进行的生产要素的效率，比如土地的生产力会由于降水的增加、温度的提高而变化；而作为生产要素投入的劳动力以及管理者的体力、精神状况也会受到气温、降雨、降雪、季风等气候变化的影响；由于农业是我国古代经济赖以发展的最重要的支柱产业，因此我们判断，当农业生产受到较严重打击并且已经影响到农民的生存与生产时，粮食的价格很可能就会上升。更加严重的是，若国家的赈灾活动难以应付时，大面积的饥荒就可能发生。这样，整个农业经济社会的发展与社会稳定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影响。

其次，在中国历史上，除了农业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产业就是少数民族所从事的游牧业，它是一个完全靠天吃饭的行业。考察一下中国历史上主要游牧民族的活动区域就会知道，这些游牧民族大多生活在中国西北部的广阔地区。当气候变得更加恶劣的时候，这些游牧民族的游牧生产活动就必然受到比农业民族更加严重的影响。原因是他们不像农业民族那样，由于有了定居农业的支持而在客观上降低了对气候等自然条件的依赖，相反他们历来靠天吃饭。因此，气候的恶化就会迫使游牧民族在空间上进行迁移。可以想象，当气候变化不利于他们时，从事牧业的少数民族应对气候变化的理性反应通常是向南、向东迁移，这样必然与定居于东面、南面的农业民族遭遇。于是，双方之间的冲突和战争就难以避免，严重的话，汉民族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稳定就会受到严重威胁。

再次，在农业生产和牧业生产都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条件下，从事农业活动的人口与从事牧业的游牧民族之间的关系就容易陷入紧张状态。原因是，当农业生产受到气候变化较大影响的情况下，灾荒就可能出现，如果政府减免地租、税赋、出面赈灾，农民的家庭生产和生活负担就能暂时得到减轻。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就能得到减轻，反之，当地租、税赋难以减免甚至还可能增加的情况下，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就必然受到重大影响，大面积的饥荒就可能形成。如果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在较长时间持续，政府统治和管理不能很好地调适时，农民个体理性选择的结果就会进行人口迁移；从事牧业的少数民族应对气候变化的自然反应当然也是向南、向东的迁移与掠夺，这样便必然会产生边境冲突，汉民族国家内部的冲突、内乱，甚至国家稳定也会受到严重威胁。

最后，气候变化对古代农本经济长期发展的影响，最终表现为农业减产、饥荒、牧业活动难以为继、汉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冲突、汉国家内部的内乱、战争就可能增加，财政可能面临危机，等等，所有这些都必然会对传统的政府统治模式造成严重冲击，并促使新的统治模式出现，或者迫使统治者做出新调整。如果统治者调试恰当，经济和社会就渡过难关。反之，就可能因噎废食，带来国家的。两宋的灭亡，当然与此紧密相连，此后的发展道路更是出现180度转向。

二、公元11世纪后我国的气候变冷对农业经济的影响

著名科学家竺可桢的研究发现，中国历史上的商、周、秦、汉、隋、唐朝属于气候较为温暖的时期，平均温度要高于现代1℃左右，而从公元11世纪后开始，中国逐步转入了寒冷期，平均温度比今天低1℃左右（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载《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75-498页。）。图1给出了中国五千年来的温度变化趋势。由该图可见，公元11世纪是个重要分水岭。

在日常生活中，虽然温度上下1℃对人类的生活并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但此后连续多年的平均气温向下1℃的变化，却会对内陆地区以及较为干旱的中国北方地区的农业生产带来十分严峻的影响：

首先，就是农作物的生长期受到影响。比如唐朝的韩鄂在《四时纂要》中的四月条下谈到麦之贵贱与储藏的事情，这说明，唐代的小麦收获季节是在四月。而《宋史》卷四《太宗纪一》和卷五《真宗纪一》的记载则说，宋太宗和宋真宗几次在汴京郊区视察小麦的时间是五月，这说明，北宋与唐相较而言，小麦收获的时间已大大推迟。另外，唐朝的《两税法》规定，夏税不得超过每年六月，秋税不得超过每年十一月，但到北宋时，夏税缴纳完毕的时间，南北三个不同地区的时间分别成了七月十五日、七月三十日和八月五日，秋税则被推迟到十二月十五日，后来甚至还加了一个月（《宋史》卷一七四《食货上二》，卷一七六《食货上四》。）。这说明，北宋的谷物收获期要大大迟于唐代，南宋时连江南冬小麦的收获期也因温度的变化而受到了影响（③ ⑥ ⑧ 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第39、39－40、40、42-43页。）。

其次，气候的这一变化还影响到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的产量以及区域分布特征。张家城（1982）的研究发现，我国的气温每变化1℃，农作物的产量就变化10%左右。倪根金（1988）发现，宋金的寒冷期小麦的产量减少了8-3%。同样，年平均气温下降21℃，生物的分布区域就要南移2－4个纬度。唐代的温暖期时，北方农业区向周边扩展，水稻广泛分布，甚至连关中、伊洛河流域、黄淮平原等都大面积种植。可到了两宋的寒冷期，北方的农业区就出现南移的现象，水稻的种植范围也明显缩小③

。北宋和金时期，虽然政府奖励农民开发稻田，但无论稻田的规模还是产量都难以与唐、五代时期媲美。

再次，气候的变化也影响到当时经济作物的种植以及农民的收入。唐前期，桑蚕业的中心在河南、河北一带，江南地区虽然已有这些经济作物的种植，但远未成为这些经济作物的中心。唐之后直到南宋，桑蚕业的中心已转移到江南的太湖地区。唐朝时期，只有灵州（今宁夏灵武）地区向朝廷进贡甘草，可到了宋朝气候变冷以后，甘草的种植范围已经大大南移到原州（今平凉、镇原）、环州（今环县）、丰州（今府谷、准格尔旗一代）一代，这些地区已开始成为朝廷甘草的进贡地（参见《元和郡县图志•关内道》与《宋史•地理志》。）。喜温果树，比如柑桔的种植范围也从唐朝时的长安（比如杜甫的《病桔》一诗就提到唐玄宗李隆基在长安城中的蓬莱殿种植柑桔。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卷十八）中说，天宝十年（公元751年）秋，宫内有几株柑桔树结果一百五十颗，味道与江南进贡的味道没有什么两样。）退缩到秦岭以南，唐代史料基本上没有任何柑桔冻害的记录，但到了12世纪初以后，史书中却有多次记载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柑桔遭受毁灭性冻害的记录⑥，这说明，宋以后的气候变冷影响了这些经济作物的生长与繁殖，而以这些经济作物为辅助收入的农民收入自然也就受到了严重影响。

三、气候变化下的水文、土壤和植被的恶化

公元11世纪后我国气候的变冷，除了短期内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之外，在中长期还影响了水文、土壤和植被的变迁，进而影响当时的农业生产和农民、游牧民族的生活。

在秦汉、隋唐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水资源相当丰富，湖泊众多，星罗棋布。后来由于气候在11世纪的变冷以及人类的持续农业开发，水体已大大减少，湖泊也不断消失。据《水经注》、《元和郡县志》、《元丰九域志》记载，山西境内的湖泊在北朝时候有16个，唐代时有7个，而到了宋代就只剩下3个了。河北的情形类似，北朝时尚有湖、渊、泽、池

湖是指陆地上积聚的大水。渊，《说文》中解释，渊，回水也，从古文字形来看，外面的大框是水潭，里面是打旋的水，说明渊是很深的水体。泽就是水积聚的地方，意味着是面积较大的水体。池多指人工挖掘的水池，池塘。）不下十余处，到唐代时湖泊还不少，宋金之后，这些湖泊多数都湮灭了。同时，由于人类在黄河中上游的过度开发，黄河泛滥的次数开始不断增多。唐、五代343年间，河北有41年遭水灾，13年遭旱灾。宋、辽、金319年间，河北有43年遭水灾，35年遭旱灾，河北的农业从此一蹶不振⑧。

除了水文的变化以外，随着气候的显著变冷以及人类几千年来的开发，土壤的质地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北方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日益严重，养分流失，土质变差。汉代时，关中地区的黄土是农业生产的最好土壤，但黄壤的自然肥力随着垦耕年限的延长而不断下降。更加严重的是，疏松的黄壤最易遭受水土流失。唐代时，黄土高原沟壑纵横现象仍不严重，但北宋以后就日益加剧，黄土高原面积开始缩小，且沟壑纵横的局面已然形成 ②（参见史念海《河山集•二集》，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1-31、261-279页。）；

植被也是如此，黄土高原、关中盆地和华北平原是北方农业发展最早的地区，随着气候变冷与人类的农业生产活动，这些地区也成为森林最早破坏的地区。吕梁山原来是森林茂密的地区，唐朝时，六盘山、陇山、岐山的森林还有不少，但到了宋朝就不见六盘山、岐山有森林的记载了，关中平原到唐宋时已几乎没有森林了②。

水文、土壤和植被的变化跟公元11世纪后气候由热向冷的变化有很大关系，与人类的掠夺式开发方式也存在着重要的因果关系。毕竟人类最早生活在关中平原、黄河中上游地区，因此人类对这一地区自然、土壤和植被的破坏也最早。但如果不是公元11世纪的气候变冷，北方的自然、土壤、植被大幅度的变化可能就不会在两宋时期到来，换句话说，公元11世纪的气候变冷使得人类对自然开发的负面影响更早地到来了。

四、11世纪后游牧民族与汉族力量对比的适应性变化

表1给出了影响整个中国历史进程的游牧民族与汉民族之间的关系。从该表可见，公元11世纪以前，那些建立于中国西北部的游牧民族，尽管曾对中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始终未建立起统治汉民族的强大政权。从公元11世纪的北宋开始，契丹、党固、回鹘、女真、蒙古、满族一度成为严重影响中国的游牧民族，契丹、女真、党固曾建立与汉民族相互对峙的政权，而蒙古族和满族甚至胜过汉族，建立了统一中国、影响欧亚的大帝国。这些游牧民族为什么能够在公元11世纪以后而不是之前建立与汉民族对峙的政权？

笔者以为，造成这种力量对比变化的原因主要就是：一是游牧民族在北，汉民族在南。这样，在气候显著变冷、土壤、水文和植被恶化的条件下，越是往北，其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就越显著；二是游牧民族的生存手段相对单一，对自然的依赖性强，而汉民族则是定居农业民族，应对自然变化的能力要相对强一些。这样，如果给定公元11世纪以后气候变冷的基本事实，那么，我们就必然得出游牧民族在气候变化下生存压力更大，因而向南侵略更加积极的基本结论。

实际情况正是如此，从公元11世纪开始的气候变冷，使得中国的平均气温下降了1℃，这对于处于西、北部的游牧民族的打击就显得特别严重，很多草地出现了沙化，而原先的一些绿洲也逐渐干涸，于是向南的移动便成为他们的一种自然反应。游牧民族向南的移动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是纯粹逐水草而居，因为越往南水草的生长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就越小，因而游牧生活就越容易继续

比如Hinsch也认为，生态的变化使得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生存压力加大而南迁。此外，中原地区也因为气候的变化而遭受经济上的损失，于是在军事上就变得更加脆弱和易受攻击。参见Hinsch Bret, “Climate Change and History in China”,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1988, Vol-22(2)-）；二是，向南边的定居农业民族的袭击与掠夺。比如，建立于公元947年的辽国最初位于辽河西北流域以及辽河支流沙拉木伦河地区，后来它就不断向南扩张，到了河北、中原北部地区。后来，女真人迅速兴起，并在建立金国后开始向羸弱的宋朝大举进攻，从中国人手中夺取了北京、河北、太原、开封、长江中下游地区等大片国土。

这些游牧民族之所以具有如此摧枯拉朽的巨大战斗力，主要原因乃在于这些游牧民族所具有的相对军事优势。“游牧者尽管在物质文化上发展缓慢些，但他一直有很大的军事优势。他是马上弓箭手。这一专门化兵种是由具有精湛的弓箭技术和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灵活性的骑兵组织，这一兵种，赋予了他胜过定居民族的巨大优势，这就像火炮赋予了近代欧洲胜过世界其他地区的优势一样……”（参见［法］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蓝琪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序言，第6－7页。）。

此外，游牧民族依赖于畜群这单一的资源生存，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的实践中，还锻炼出从牲畜身上获取自己的衣食、居室材料、燃料和交通工具的能力；还有，由于他们逐水草而居的特点，也使得他们必须具有精确的认识方向和计算距离的能力，锻炼出远见、自信、肉体和精神上的韧性等优良品质以及游牧首领对于下属的强制性权威（参见汤因比《历史研究》，刘北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5页。），这些都是一种准军事性组织所必备的基本条件，在现代火炮技术为农业定居社会所掌握之前，游牧民族常常就成为影响农业定居文明的重要竞争性体系（McNeill(1979)也表示过类似的观点：“实际上，游牧民享有非常大的优势，以至于他们总是试图像征服和利用牲畜那样去对待他们的同类。人类在旧世界之后的历史，是由农业所能支撑的较多人口和畜牧主义要求的较强的政治军事组织之间的相互作用所决定的”。参见McNeill,W- H-(1979), A History of the World,3rd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23-25-）。

五、中国人口和经济重心的被迫南移

在以上的自然变化以及游牧民族向南迁移的双重压力下，北方广大地区的农民纷纷南迁，并铸就了中国人口和经济重心的南移。

从南、北方的人口分布来看，公元1080年，江南七路（两浙、江南东－西、荆湖南、福建、广南东－西）有户口6,880,194，口数14,260,436。同年，北方八路（京畿、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淮南、荆湖北）有户6,323,879，口数12,807,221。南方比北方多了556,315户、145,326口。到了崇宁元年也就是1102年，南北户数与元丰三年相比，均有增长。江南的两浙、江南东－西、荆湖南四路平均增长22-99%，其余三路资料缺乏。到南宋时，南方户数继续稳定增长。绍兴三十二年也即1162年，与元丰三年相比，江南七路除江南东路减少9-27%，广东南路减少30-9%之外，其余五路平均增长26-46%，江南西路、福建路较元丰时期则分别增加了61-2%和58-13%。就整个江南地区而言，户数较前有所增长

④（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第15-16、17页。）。表2是梁方仲（1980）有关北宋和南宋南方各路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的对比变化情况。从该表亦可见，在北宋1102年间和南宋1223年间，南方各路中的绝大多数，比如两浙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荆湖南路、福建路、成都府路、潼川府路、利州路、广南西路的人口密度较前明显上升。这说明，北宋后人口向南聚集的趋势一直在持续。

从亩产量来看，也是如此。吴存浩（1996）发现，从全国的水平看，我国自汉代以后粮食亩产就稳步上升，汉代每市亩为110市斤，北魏为120，唐代为124，宋代为142，明清为155。从南方稻作区的情况看，唐代以前没有详细的数字，唐代每市亩产稻368市斤，宋代稻作区单产突飞猛进，达到了688市斤，明清为419市斤（吴存浩：《中国农业史》，警官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63－84页。）。赵冈（2001）也发现，两汉和隋唐时期，我国的粮食亩产基本维持在110－125市斤左右，可到了宋代以后，粮食亩产上升到183市斤以上（赵冈：《农业经济史论集》，中国农业出版社2001年版，第20－32页。）。这种亩产量的提高与当时的耕作方式存在关联，但也与人口迁移到南方后所面临的更适宜农业生产的气温、降水等地理条件存在着必然联系。

南方农产品的商业化水平也高于北方。宋代南方的商业性农业和多种经营呈现一派繁荣景象，像桑树、苎麻、棉花、桐树、荔枝、龙眼、甘蔗、大豆等的种植已使部分农民以商品化生产为生，他们与市场的联系比传统自然经济下的农民更加频繁，以农产品为原料的手工业生产，如丝织、麻织、棉织、制茶、榨糖、榨油、制盐、冶铁、制瓷等也得到很大发展④。从手工业的情况看，北宋时，年产布帛五十万匹以上的地区，江南有两浙（191万匹）、江南东（82万匹）、江南西（50万匹）三路，北方有河北东（92万匹）、京东东（70万匹）、河北西（50万匹）三路。如果进行南北的比较，则南方比北方多了一百多万匹（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第17-18页。）。

由于经济重心的南移，从11世纪以后，政治上也开始有所反映，比如江南地主集团的崛起并成为改革的中坚就是一个标志。进入宋以后，南方人在政治上扮演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范仲淹是吴越人，欧阳修是湖北人，蔡襄是福建人，杜衍是浙江会稽人，余靖是岭南人，都是当时的名臣。这些人大多是地主阶级中的改革派，范、杜、余都是参与过庆历新政的人。而王安石变法中的参与者也大多是江南人士。宋真宗以后，担任宰相的人大多是江南人士，而唐代江南人士位居此要职的则只有十分之一（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22页。郑学檬，第22－23页。）。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以王安石为代表的变法派所提出的一些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改革措施，和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守旧派所持有的轻视工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实这正是南、北商品经济发展不同水平在政治上的一种反映（谷霁光：《王安石变法与商品经济》，《中华文史论丛》1978年7月第7辑。）。

六、传统政府治理模式面临的挑战

从政府治理的角度看，由于气候的变迁，土壤、水文、植被的恶化，游牧民族的大批南迁，汉民族出于生产和生活的目的而大批南迁。这样，政府出于财政稳固和国家长治久安的目的，理应在整个统治方式和政策上有所调整，才能与时俱进。

政府可以采取的措施可能有：（1）加强国家的军事动员，加强对军队和士兵的军事训练，以应对游牧民族南迁对北方农业生产的破坏，坚决维护汉民族的生产与生活稳定。（2）由于不少人口已经迁移到气候更加湿润，河流密布、更加适合农业生产的南方，所以国家就要找到对更高效率农业生产、更多经济作物的生产方式进行有效征税的管理方式，这样才能在与游牧民族的竞争和对抗中胜出；（3）当时的气候变冷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然性的环境变迁，政府理应对这一自然变迁的性质和影响有清醒的认识，加强在这方面的研究，并适时地推出一整套在农业生产的同时提倡爱护环境、注重绿化、减少对大自然的人为破坏、减少水土流失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应对方案。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样的调整不仅不太可能，而且也实现不了。其原因有三：

（一）传统政府治理模式的惯性特征难以改变

北宋以前的政府治理模式总体上是所谓的重农抑商，到北宋和南宋人口和经济重心南移以后，这种重农抑商的作法理应有所弱化，并转而开始重视工商、弱化农本。事实上，两宋时期已出现此新气象，但重农抑商的基本国策和政府治理的中央集权特征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随着科举制度的完善，平民子弟逐步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权力日益集中在皇帝和百官手中，豪门巨族的政治影响开始逐步下降，旧式贵族逐步融入缙绅阶级和地主阶级，分散的小块土地代替大批集中的土地而成为常见的土地所有形式，这些新的缙绅阶级对农业土地的依赖性大大减轻，但这些人只有通过科举考试才能进入官僚化的体制框架当中，结果，商人在政治上较弱的地位不能成为改变中央集权治理模式农本化特征的主要动力。

（二）技术条件的局限阻碍政府快速有效地对新的气候和生态条件做出反应

从技术层面看，当时的政府要想对迅速变化的气候变迁作出合理有效地反应，就必须拥有一系列相应的技术条件，这样才能克服政府在管理上的缺陷。首要的问题就是如何找到向南方广大城市经济、商业经济征税的很好方法。这些城市和工商经济的流动性较强，如何向他们征税？如何才能获取稳定的税收？这些本身就不是一件易事；其次，官方要对这些城市和工商经济进行征税还要拥有较为先进的信息收集手段，比如，每一纳税人的财产有多少？是什么性质的？如何征税？交易一般在何时进行？每次交易的物品有哪些？交易的数额有多少？如此等等，可在当时的交通和信息条件下，政府无从获知这些相关的信息；第三，正常的商业和交易活动涉及人员众多，交易活动量多、性质复杂，政府既然要向这些人征税，就必须公正无偏地提供商业交易活动中的公共秩序和解决纠纷的法律原则，可这些在当时的政治和文化传统下，根本无法想像（黄仁宇：《哈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57－161页。）。

（三）不匹配的经济-国防政策组合

从军事和财政政策实践角度看，由于传统的政府统治惯性，两宋的统治者在进退两难之中选择了一种奇怪的政策组合。从经济上看，它积极实行财政集权，不断加强对地方“方镇”钱物的控制，设置转运司负责财赋的征缴和对地方财政的管理，明确规定纳税人以及课税范围，通过明确的土地丈量确定征税基础，明确规定税率，及时对商业和集市商业活动、对外贸易进行征税（朱红琼：《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及其变迁史》，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4－94页。）。但在军事上，两宋却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不断弱化军人的地位。两宋时期，政府为什么会采取这种经济－军事如此不匹配的政策组合呢？

首先，从两宋国家的策略来看，当时统治者的基本理念是，国家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国家策略。因为经济上的财政集权可以扩张中央的经济权力，可以弱化地方的实力。毕竟唐朝集军事、行政、经济于一体的藩镇割据，最终导致了唐朝的灭亡，这种中央和地方关系上的强支弱干不利于国家的稳定与统一的印象，到宋时仍历历在目。北宋的建国皇帝赵匡胤本人就是先朝的一员武将，正是通过黄袍加身的非正常手段，他才得以攫取皇帝之位。因此，在北宋建国之初，他就极力尚文轻武，宋太祖临死前有遗嘱告诫后人，子孙相传，绝不能杀一个读书人。他极力奖励文人，认为武人没有读书，不谙熟为政之道，甚至还可能祸国殃民。宋代的理学得以出现，就是在宋朝百年之后兴起的，这些理学人士多是读书人，提倡尊王攘夷，懂得夷夏之分，认为应回归历史传统（参见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88页。），这当然符合中央集权政府的需要。

其次，从军队的管理与人员组成角度来看，赵匡胤总结了五代以来各朝各国募兵制的经验教训，放弃了唐朝的府兵制，采取募兵制，但这样做却有其重大缺陷：

（1）招募军队的目的本应该是对付外来侵略，可在募兵制下，军队的目的定位于“防盗”与安内，这就失去了建军的目的。（2）在募兵制下，这些游民进入军队以后给军队带来的最大消极因素是，他们呆在军队一直到老，甚至可以结婚生子，可以抢劫民女为妻，行军打仗时还携带家眷，这不仅造成战斗力的低下，而且还增加了国家的财政负担。

（3）宋代的本意是想让军队整肃这些游民，消除社会动荡的根源，但最后却是军队的游民化。有记载称，宋代军队纪律极坏，士兵烧杀抢掠，破坏社会的稳定，军事逃亡哗变数量之多为历朝之最（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上），同心出版社2007年版，第193页。）。

（4）两宋时期国家为了削弱军队叛乱的可能性，还在管理上实行兵将分离的政策。军队一批一批的调动，将官却在那里不能调动，这样，兵将互不熟悉，缺乏相互之间的默契和长期训练，因而是战斗力不强的原因之一；还有，宋代军队分为禁军，是实力比较强的军队，其余为厢军，这些军队根本不用上阵打仗，只在地方上当差役（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86－88页。）。结果是，军队规模无限增大，国家财政负担不断加重，军队的功能弱化。于是，宋朝就成为因养兵而亡国的朝代。

七、气候变迁之影响机制、应对措施及其现代启示

从上文的讨论中，我们可发现，自然环境变迁的确是影响人类社会长期发展、演进的重要变量。其背后的经济影响机制可被归纳为：公元十一世纪后的气候变冷影响了土壤、植被、水文的区域特征影响了农作物、经济作物的生长期与产量、区域分布，影响了游牧民族的生存条件游牧民族的被迫南迁和向农业民族的侵略，农业民族的适应性南迁人口和经济重心的南移对当时的政府统治模式造成冲击和挑战。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气候变迁的经济影响机制展开的过程中，人类经济活动的负面影响也参与其中。但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目的并不是否认人类制度在长期经济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片面强调“气候或环境决定论”，而重要的乃是指出，在古代农本经济条件下，人类的农业生产活动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力还是相对有限的，相反，一些自然性周期性的气候变化尽管缓慢而不易觉察，但如果人们不重视其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不加强对气候变化的经济学和历史学研究，它很可能就会成为在人类对自然环境负面作用的条件之外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有关本文所归纳的气候变化之经济影响机制的问题，也已经得到近年来新出现的一些经济学文献的进一步证实。比如，Adams et al-(1990), Mendelsohn et al-(2001), Deschenes and Greenstone(2007), Guiteras(2007)（参见Adams, Richard M- et al- “Global Climate Change and US Agriculture,” Nature 345, 219-224,1990- Mendelsohn, Robert, Ariel Dinar, and Apurva Sanghi- “The Effect of Development on the Climate Sensitivity of Agriculture,” Environmental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 6, 85-101,2001- Deschenes, Olivier and Michael Greenstone, “The Economic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Evidence from Agricultural Output and Random Fluctuations in Weather,”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7, 354-385, 2007- Guiteras, Raymond- “Th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on Indian Agriculture,” mimeo, MIT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2007-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2007）（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Fourth Assessment Report, Working Groups I, II, and III (www-ipcc-ch/), 2007- Field, Simon- “The Effect of Temperature on Crime,” The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32:340-351, 1992- Jacob, Brian, Lars Lefgren and Enrico Moretti- “The Dynamics of Criminal Behavior: Evidence from Weather Shocks”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2007-）， Currierro et al (2002)（Curriero, Frank C-, Karlyn Heiner, Jonathan Samet, Scott Zeger, Lisa Strug, Jonathan A-Patz- “Temperature and Mortality in 11 Cities of the Eastern United States,” American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155 (1): 80-87, 2002-），Deschenes and Moretti(2007)（Deschenes, Olivier and Enrico Moretti, “Extreme Weather Events, Mortality, and Migration”, NBER Working Paper # 13227, 2007-

，Filed(1992), Jacob and Lefgren and Morrtti(2007)（Field, Simon- “The Effect of Temperature on Crime,” The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32:340-351, 1992- Jacob, Brian, Lars Lefgren and Enrico Moretti- “The Dynamics of Criminal Behavior: Evidence from Weather Shocks”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2007-）等。

表3总结了公元11世纪后的气候变冷与当今的气候变暖及其各自产生的原因、影响的范围、作用于经济发展的机制以及人类的应对措施等信息。

由表3可见，公元11世纪后中国的气候变迁乃是一种局部性的气候变化，它的影响范围相对较小，严重程度也较轻，只对当时两宋国家的农业生产、游牧民族与农业定居民族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影响，使得他们的相对力量对比发生了适应性变化。当时由于人类认识的局限，相应的集体性行动很少，对那时国家的政府统治形成了严重挑战，甚至成为两宋国家灭亡的前提性原因。而当代的气候变暖则更具全球性，影响范围广泛，对人类社会的生产、生存，生物的多样性、国际关系乃至整个生态循环都造成严重的影响。所幸的是，与八、九百年前的两宋时期相比，今日人们的认识能力已大大提升，各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和知识创造能力已今非昔比，国际社会有关气候变暖的负面影响已形成了广泛共识。接下来，不同国家乃至整个国际社会所能做的已不再是旷日持久的讨论，而是对相关政策措施和行动计划不折不扣地执行，否则，整个人类的命运将发生巨大的转变，自身的生存也就成为问题。

结 论

本文认为：（1）虽然公元11世纪后中国的气候变迁不同于今日的全球气候变暖，但通过回顾这段历史，却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在此基础上所发生的经济动态影响，从而真正找到两宋时期出现“经济革命”和政府统治和政策调适新气象的前提性原因。（2）通过回顾这段历史也可以发现，在剧烈的气候变迁面前，政府提供相关公共产品，鼓励研究和科学探索，增强国家实力，尽快转变政府治理行为，调整政策方案，以提高政府应对这种气候和自然变化的能力也具有重要性。（3）虽然公元11世纪后中国的气候和环境变迁和两宋的衰败早已成为历史，但通过研究发现，气候等自然环境变化的确是影响人类社会长期经济发展的重要变量之一。虽然这些影响的形式有所不同，发挥作用的时间比较缓慢甚至难以觉察，但作用的基本途径却是共通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这就表明，在长期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如果人类不注意自身经济行为的负面性，不顾忌气候外部环境的外生或内生性缓慢变迁，不能采取恰当而合理的应对措施，而是听之任之，其结果就很可能会重蹈中国历史上国家衰亡的覆辙。

China’s Climate Change Towards Colder since the 11th Century and

Its Dynamic Effect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the Song onward

Zhao Hongjun Yin Bocheng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firstly the prominent climate change towards colder in terms of average temperature, secondly, the deterioration of soil quality, vegetation, the change of river course, agricultural and cash crop output fluctuation, and the comparatively adaptive strength change between the nomads and Chinese afterwards, and thirdly the corresponding shift of Chinese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gravity towards south China- Fourth, it analyzes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impact of these changes on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governance pattern- We argue that understanding this prominent climate change and its dynamically economic effects followed is fundamental to understand Song’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governance innovation since the 11th century as well as the reason why Song falls as a result- Finally, a comparison between this historical scenario and the current climate warming is conducted with an aim of drawing some governance lessons from these historical facts, and certainly some policy implications are presented in the end-

气候变化对商业的影响范文第5篇

中?D分类号：F224；F2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7）07-0060-06

Contractfarming Design under the Impact of Weather

Risk by Considering Government Subsidiesperspective

WANG Yongming， QIN Cuiping

（Faculty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unming 650093）

Abstract： Aiming at the ‘company + farmer contractfarming supply chain composed of a single farmer and company， considering the import of adverse weather and effort level of farmer on output， a stochastic profit model is constructed in this paper. On this basis， the government subsidy factor is introduced. It compares and analyzes the optimal decision making behavior of farmers and firms under centralized and decentralized decision - making. Therefore， a coordination strategy related to weather， effort level and purchase price called “riskreward + transfer payment” is designed. The results of the simulation analysis show that adverse weather reduces the effort level of farmer； rational government subsidiesperspective could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level of effort of farmer and income of supply chain members； the coordination for contractfarming supply chain can be achieved when the riskreward mechanism and the transfer payment designed by the company meet the certain conditions.

Key words：agricultural supply chain； adverse weather； effort level； government subsidiesperspective； riskreward

引言

我国农业产出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气候状况，如2013年的倒春寒造成小麦容重下降30～40g/L，下降1～2个等级，影响了面粉厂家的出粉率，增加厂家成本，同时会加大副产品产出比例；2013年，由于倒春寒和水涝等不利气候，造成我国棉花产量减至680万吨，同比减小81%左右；2015年，云南低温阴雨寡照气候导致作物生长光热不足，严重影响农经作物的产量和质量。不利气候使公司和农户面临着契约选择的难题，制约订单农业的发展。另外，气候变化也引起各级政府主管部门的广泛关注（2004～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连续13次锁定三农问题），政府出台的政策、补贴措施（2015年财政部、农业部出台《关于调整完善农业三项补贴政策的指导意见》文件）也会对订单农业的生产产生显著影响。因此，研究政府补贴机制下不利气候对农产品供应链的影响，对促进农户扩大生产规模以及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均具有重要意义。

具有远期交易性质的“公司+农户”型订单农业，已占据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的45%左右。在订单农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履约困难和违约率高等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当前国内外学者主要从履约因素[1～6]及订单契约设计机制[7～10]等方面进行研究，上述研究对指导我国解决订单农业履约率低的问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但在考虑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等方面的研究相对缺乏。针对这一问题，凌六一等运用价格补贴模式研究同时考虑随机产出和需求下，不同风险共担合同对农资投入和合同参与者的利润问题，研究表明合适的风险共担合同可有效地提高农资投入和成员利益[11]。但上述研究并没有考虑农产品生产过程中气候风险、病虫害等因素对产出不确定性的影响。

事实上，我国农业产出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气候状况，使得农产品生产商和销售商经常面临着产出和需求不确定风险。从现有文献来看：文献[12]至文献[14]对不利天气影响农户的生产决策问题进行了研究；杜文献，wang等运用经济计量模型研究气候变化对农业产出的影响[15，16]；刘天军等运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模型研究气候变化对陕西省6个苹果主产区产量的影响，结果表明投入要素和气候因子均会影响苹果产量[17]。但以上研究并未考虑气候风险的转化问题，对此一些学者对供应链系统内部风险转化问题进行研究，赵霞等考虑了气候和季节性等不确定因素会影响农产品生产，运用收益共享契约协调产出与需求扰动服从均匀分布下单个生产商和零售商组成的供应链[18]；但斌等考虑气候和可控农资投入水平共同影响供给，设计组合式契约协调供应链，对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19～22]。此外，在系统外部转化风险方面，Chen等从风险管理角度出发，研究气候影响需求下气候期权可实现供应链协调[23]；伏红勇等研究在不利气候影响产出情形下运用气候期权来外化不利气候风险进而保障公司与农户的稳定收益[24]。

然而以上研究并未考虑政府补贴对订单农业的影响，实践表明：政府补贴能对供应链中产品价格、市场需求、成员收益等产生较大影响。对此，不少学者针对农业补贴进行了相关研究，如王志刚等考虑了政府补贴对农户参与农业保险方面的影响，但对农产品供给方面借鉴性不大[25]；柳键等研究了政府补贴能有效地提高制造商和零售商定价、需求量以及利润水平[26]；姚冠新等从生产补贴视角分析政府分别采用定额和系数补贴对农户生产决策行为的影响[27]；叶飞等构建了产出影响销售价格的订单农业定价模型，研究了三?N定价方式下政府补贴对公司和农户决策行为的影响，并指出政府在对农户进行补贴时需考虑定价和补贴方式[28]。但以上研究并未考虑在气候风险下政府补贴机制对公司和农户的决策影响。早在2003年，美国《2003年农业援助法案》就已明确指出向遭受与气候有关的灾害及其他紧急情况损失的生产者提供农业补贴政策。

基于现有文献，本文以农产品产出受气候和农户努力水平影响这一现实背景为研究对象，基于政府补贴生产视觉，以保障农产品供给、扩大双方收益为目标，分别研究公司和农户双方的决策行为，并通过设计与气候指数、努力水平、收购价格相关的风险分担机制研究“公司+农户”型供应链的契约协调问题。

1问题及假设

考虑由一位生产农产品的农户和一个销售农产品的公司构成的订单农业，政府为激励农户提高努力水平，扩大产出，对农户单位产出进行补贴，政府补贴可以降低农户因生产中遭遇不利气候风险造成的损失。在此订单农业下，农户选择投入努力水平x生产农产品，公司可以观察到整个农产品生产过程中农户投入的努力水平，但农产品产出不完全由农户投入的努力水平所确定，还受到不可控气候的影响。公司在农产品成熟期到来时按约定价格（文中按照保底收购，随行就市价格机制交易）收购所有农产品，随后公司在销售季节以价格p进行销售。

本文中用气候指数w来表征某一地区某一段时间内的气候状况（如湿度、降雨量、温度等）。考虑农产品的生长特性，所处生长环境气候指数为w，w∈w，w，其中w，w分别为适合该农产品生长的气候指数的上下界；w，w分别为可能出现的不利气候指数上下界w，w，w，w均是给定的外生变量。当气候指数w∈w，w时，意味着自然界出现了干旱、低温、冻雨等不利气候；当气候指数w∈w，w时，意味着自然界出现了洪涝、暖冬等不利气候。为定量分析不利气候对农户和公司最优决策的影响，作如下假设：

H1：整个供应链中只有一家农户和一家公司，交易一种特定农产品，只考虑气候对农产品产出的影响，不考虑运输过程中气候对农产品质量和数量的影响，所有信息均共享且决策者都是理性且风险中性的；

H2：考虑政府仅对农户实施补贴措施，k表示政府对农户单位农产品产出的补贴系数，且k>0；

H3：农户付出的努力水平为x∈0，1，生产成本cp为努力水平x的严格增函数，设cp=c0+c1（x），其中c0表示农户投入的固定成本（如种子，农药和化肥等）；c1（x）是与努力水平相关的努力成本（包括农户付出的精力、时间等）；

H4：q=qx，w表示农产品有效产出，产出Q随x的增加而提高且呈边际递减趋势；当w

H5：农产品市场需求D为非负随机变量，概率密度函数和分布函数分别为fy，Fy，且分布函数严格递增。

其他相关符号说明：

cp为农户单位努力成本；

wp为农户保底出售价格；

wr为公司决策的收购价格；

w为市场决定的收购价格；

p为销售价格；

EπC为整个供应链的期望收益；

Eπij（i=P，R，j=1，2）为农户、公司的期望收益。

5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