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关于科学对政策的涵义、行动的成本以及国家之间、内部之间的责任分摊等问题都存在争议，但气候变化无疑将是21世纪最为严重的全球问题之一。应对气候变化也已经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内容，全球气候治理的研究已经成为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领域。我们可以将其大概总结为四个基本问题:(1)谁治理气候变化，以及通过何种权威?(2)用于治理气候变化的治理机制是什么，以及如何治理?(3)治理气候变化的政治是什么?(4)气候变化的治理有推动社会走向低碳的未来吗?本期“新书速递”栏目选择了近两年来国外出版的全球气候治理方面的8部重要学术著作，从中我们可以大概了解国外全球气候治理研究的新动向。

1.马修•霍夫曼:《十字路口的气候治理:〈京都议定书〉之后一个全球性应对的实验》，牛津大学出版社，2012年5月。(MatthewJ.Hoffmann，ClimateGovernanceattheCrossroads:ExperimentingwithaGlobalResponseafterKyoto，Oxford，USA:OxfordUniversityPress，May1，2012．)气候变化问题的全球应对行动已经到了一个紧要关头，自从1992年签署《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来，世界各国一直在努力尝试通过大范围的多边缔约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这些努力确实气势宏大，但总是让人失望。随着气候变化加快的证据日益涌现，国际条约谈判的进程却仍陷于口水大战，而且许多人现在已经在质疑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的前景。然而，全球性的缔约并不是唯一的一个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或者说正在发生作用的方式。气候治理的模式正在发生转变。这正是本书希望传达的核心信息。与热衷于多边气候谈判的那些人不同，本书作者把目光转向了过去10年来在全球范围内涌现出的无数个减排倡议。为什么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选择了多边谈判的方式来治理气候变化?为什么现在人们又使用本书中所阐述的截然不同的方式来治理?本书作者使用了建构主义和复杂系统的理论来回答这些问题。作者认为，多边谈判的方式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自19世纪以来所有全球问题都是如此被解决的，人们很自然地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也是想到它。但是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人员、资金和信息的全球性流动的幅度与速度迅速增加，已经使得这种模式的缺点暴露出来，多边谈判的合法性与有效性不再被人们所信赖。于是人们开始探索新的治理模式。作者使用了案例研究的方法来研究各种减排倡议。所有这些行动都是自愿的、市场导向的。它们独立于联合国之下的官方谈判和协议，或者说仅仅是与之有着松散的联系。在正式谈判面临僵局之际，当今世界正在以替代性的应对气候变化的途径进行“试验”。《十字路口的气候治理》记录下了这些创新:全球各地的城市、省和州以及公民团体和企业在如何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努力的重心正在从多边缔约转向谈判大厅之外的多元化行动。这些创新正在推动气候行动的表层束缚(theenvelopeofclimateaction)，并展示可行的行动方式，而且他们为世界有效应对气候危机提供了希望。通过引入气候治理“试验”(experi-ments)的概念并考察其中新的气候政策制定模式的开发与运行，该书提供了理解气候政治的一个有趣的新视角，并且提供了理解和影响未来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新工具。概括来说，该书:(1)展示了一种分析替代无效多边谈判的气候治理积极路径的全新和广阔的视角。(2)建立了一个总结气候治理在个人、省市、国家、次国家、企业以及跨国层面的各种倡议的原创数据库。(3)分析了新的气候治理创议的前景及不足。作者马修•霍夫曼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系国际关系专业的副教授，研究和教授气候政治、全球治理、多边谈判、复杂系统以及国际组织等。他的著作包括《臭氧层消耗物质与气候变化:构建一个全球性应对方案》，并主编了《争论中的各种全球治理视角:一致、纷争与世界秩序》(2005年出版，与AliceBa合编)一书。美国著名的全球环境治理专家奥兰•扬这样评论本书:“对气候变化影响的日益关注，以及对政府间气候谈判进展不足的失望，一同推动无数次国家层面的政府及非政府行为体来开展气候治理的替代路径。这本书是对这些倡议的第一个系统的评估。通过关注试验性的治理体系，它不仅指示了气候问题治理的未来方向，也为我们对更加一般的治理问题的理解提供了很多根本性的知识。”

2.弗兰克•比尔曼、帕特伯格和泽里主编:《2012年之后的全球气候治理:制度构架、机构与适应》，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年。(F．Biermann，P．PattbergandFari-borzZelli(ed．)，GlobalClimateGovern-anceBeyond2012:Architecture，AgencyandAdaptation，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10．)这是一本讨论未来全球气候治理的政策选择的前沿论文集，讨论的核心议题是未来气候变化治理的政策工具。文集中的30多位作者都是来自欧盟以及发展中国家的一流专家。作者们基于多学科分析路径，使用各种定量及定性的方法对各种政策选项的成本及收益进行了深入分析。本书是由欧盟委员会资助的ADAM项目的部分研究成果。该项目全称是“适应与减缓战略:支撑欧盟的气候政策”(AdaptationandMitigationStrategies:SupportingEuropeanClimatePolicy，ADAMProject)。参与该项目的有27个机构的100多名专家，专业包括经济学、工程学、政治科学与气候建模等。本书也是地球系统治理项目(theEarthSys-temGovernanceProject)的一个成果，得到全球环境变化的国际人文维度项目(theIn-ternationalHumanDimensionsProgrammeonGlobalEnvironmentalChange)的赞助。这两个项目都是欧洲目前研究全球环境治理的重要大型项目，近年来产生了大量研究成果，对学术界和决策层产生了重要影响。本书讨论了任何一项新的气候协议都必须涉及的三个问题。首先，对于一个成功而有效的气候政治，最为有效的法律和制度构架是什么?其次，诸如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公私伙伴关系和市场机制等非国家行为体应该扮演什么角色?第三，我们如何才能改变现有的制度去适应确实正在变暖的世界?对应这三个问题，全书共19篇文章，分为三部分，分别讨论架构(Architecture)、主体(Agency)以及适应问题。全球治理被定义为“在既定世界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公共及私人制度的系统”，制度包括组织、体制(regimes)、规制(regulations)以及决策程序。本书的核心概念之一是全球治理的碎片化程度(fragmenta-tion)。作者将其分为三类:(1)“协同型碎片化”(Synergisticfragmentation)，其中一个核心的制度囊括了所有的国家，并提供了有效和详细的原则来指导政策，其代表是1985年的《维也纳公约》与1987年的《蒙特利尔议定书》;(2)“合作型碎片化”(Coope-rativefragmentation)，其中不同的制度与决策机制只是松散联系，核心的制度并没有包括所有国家，而且不同制度的规范与原则之间的关系是模糊不清的;(3)“冲突型碎片化”(Conflictivefragmentation)，其中各种制度之间没有相互联系，原则存在冲突，而且其中的成员并不相同。其代表是植物基因资源的收益分享与准入机制。在评估了不同形式的构架的优缺点之后，作者认为，“协同型碎片化”是一种“现实的次优选项”(因为最优选项是普世的治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与《京都议定书》之间的关系就属于“合作型碎片化”。书中还提出了很多重要的观点。比如“在短期非常不可能发展出覆盖所有国家的自上而下的政府间限额与贸易机制，但是，自下而上的区域间限额贸易体系的直接链接很可能是发展公司之间交易的国际碳市场的方向，并具有可观的经济效率。”“国际协议是加强气候友善型技术研究与开发的最佳机制。”“适应问题必须与减缓政策问题一样被认真考虑，以保障发展中国家的需求以及优先性得以满足。”作者建议欧盟承诺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实质性的和义务性的资金援助，建立一个解决适应问题的法律框架，以及一个独立的“适应议定书”(AdaptationProtocol)。

3.哈里特•巴尔克利、彼得•纽厄尔:《治理气候变化》，伦敦:鲁特里奇，2010年4月。(HarrietBulkeley，andPeterNew-ell，GoverningClimateChange，London:Routledge，2010．)《治理气候变化》以简洁而又通俗的文字介绍了日益多样化的行为体是如何治理气候变化的，从公民社会和市场行为体，到多边发展银行、捐赠者以及各地城市。本书评估了国家以及非国家行为体在多重政治组织(地方、国家以及全球)中治理气候变化的角色;讨论了气候变化治理的理论探讨，超越了仅仅关注民族国家以及国际谈判的分析范式;考察了气候变化政治中的一系列关键议题;收入了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多种案例;提供了基于地理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和发展研究等多学科的视角。本书除了导论与结论，主体内容共有五章。第一章简要回顾了气候治理的历史。第二章从政治学的角度讨论了“为谁而治理”的问题，探讨了治理过程中的公平与正义问题。第三章探讨了治理的疆界问题，题为“全球与地方之间”。第四章重点介绍社区层面的气候治理。第五章题为“气候变化的私人治理”(Privategovernance)，讨论企业及非政府组织的贡献。作者彼得•纽厄尔是英国东安格拉大学国际发展学教授，从事气候变化领域的研究工作超过16年，著作包括:《变化的气候》(ClimateforChange，2000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合著《气候资本主义》(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年)。巴尔克利是达拉谟大学地理系助教，研究环境治理的性质与政治，尤其是气候变化与城市的可持续性，合著有《城市与气候变化》(2003年)。

4.戴维•维克托:《全球变暖的僵局:为保护地球创造出更有效的战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1年。(D．Victor，GlobalWarmingGridlock:CreatingMoreEffectiveStrategiesforProtectingthePlanet，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11．)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热情一度高涨。但是会议接近失败的结果为这份热情浇上一大瓢冷水，随之而来的是一股质疑气候变化和反思全球气候治理的潮流。尤其是后者已经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研究学者的重要研究方向。其中，维克托的《全球变暖的僵局》是一部集大成的代表作品。通过对全球气候变暖的效果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作者认为，当前解决气候变化的路径几乎都是无效和混乱的，替代性路径也很艰难，并且需要耗费时间来启动和运转，但是最终是值得的。作者认为，基于之前其他环境问题上国际合作的经验在气候变化问题上都不足取，因此需要一种革命性的反思(radicalrethinking)。作者认为本书的核心观点是，更佳的战略是慢下来，再集中到基本问题上来，我们需要更适合气候变化问题的国际合作模型。作者建议，应该积极鼓励基于地方、区域和全球性的自下而上的倡议，从而撬动民族国家政府基于自利采取行动，而不再是一厢情愿的幻想。气候变化问题提出的三个挑战，是本书分析的核心内容。它们分别是:控制排放、技术投资以及拥抱变化。首先，最为困难的是减排。控制排放需要足够灵活地接纳各种不同国内路径的国际法律框架。但是目前的外交都是侧重设定排放目标，可是排放水平受各种因素影响，比如经济状况和燃料相对价格，往往超出政府直接控制的范围。因此，政府往往很难做出有益的承诺。因此更好的策略是承诺政策，而非承诺排放，而前者是政府更可信赖的承诺。当然，协调也应该在更小的集团范围内，而非联合国框架内。为每个国家创造承诺更多的激励，而不是让每个国家都坐等其他国家先走一步，这正是气候外交的核心挑战。在小集团的基础上，再不断深化和扩展。第二个大挑战在于技术创新，因为若无巨大的革命性新技术，就不会有气候变化问题的最终解决。可是当前的问题在于缺乏对政府鼓励大量创新投资的激励，没有哪个政府因为大量投资于创新而在国际气候谈判中获得奖励。而有效的协调全球创新的机制几乎不存在。只有大概10个国家是最为重要的。他们占全球研发投资的4/5，占专利总量的95%。考虑到一个积极的技术战略将需要50—70年以上才会发生效果，因此我们不可能希望情况很快会发生转变，急于求成并不现实。第三大挑战是“拥抱变化”。温室气体仍在积累，气候变暖必然发生。作者认为，在这个方面国际社会没有什么好做的，适应是各国自己的事。只有一些大型的、设计良好的国际项目会在特殊的情况下产生效果。与适应的行动同时，社会也必须准备应对迅速而糟糕的变化的可能性。这意味着需要投资于应急响应系统，比如“地球工程”。政府等待开发有效减排计划的时间越长，气候变化发生糟糕情况的可能性就越大。全书的结构围绕上述三大挑战展开。其中第3—4章讨论减排，第5和第6章分别讨论技术与适应问题。剩余部分批评当前管理全球气候变化的战略。第7章分析了为何这种战略会被选择，以及何以很少有寻找新战略的努力。这需要从谈判历史中寻找答案。接着，第8章提出了替代性的战略。这两章一起回答了何以外交陷入僵局，以及政府在未来可以采取何种更好的方式。在最后的第9章中，作者探讨了对于联合国外交、企业组织以及中美两国角色的启示。由于认真对待气候变化也意味着大型的有计划的综合性经济重组，第9章也讨论了其中有可能产生的一些副效应。本书被英国《经济学家》杂志评为2011年最佳图书之一。作者戴维•维克托是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国际关系及太平洋研究教授，并领导其中的国际法和规制实验室的研究。他的研究领域包括国际环境规制、能源市场以及国际法等大量主题。他已经出版了八本著作或编著，包括《天然气与地缘政治》(NaturalGasandGeopolitics，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6)，《京都议定书的崩溃与减缓气候变化的斗争》(TheCollapseoftheKyotoProtocolandtheStruggletoSlowGlobalWarming，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01;secondedition，2004)等。

5.戴维•赫尔德等主编:《气候变化的治理》，伦敦:政体出版社，2011年。(本书已被收入《气候变化与人类发展译丛》，即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DavidHeld，AngusHerveyandMarikaTheros(ed．)，GovernanceofClimateChange:Sci-ence，PoliticsandEthics，PolityPress，2011．)本书是一本由12篇文章组成的论文集，来自学界和政策制定圈的16位重要作者共同考察了气候变化的科学、经济学、政治学和伦理学之间的交叉问题。贯穿全书的是四个具有争议性的基础问题。(1)气候变化的有关争议有多确定?自从哥本哈根谈判破裂以来，气候怀疑论为何又死灰复燃了?曾任英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的科学家戴维•金爵士对气候变化的挑战进行了高屋建瓴的阐述，而代表新西兰参加政府间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IPCC)第一工作组工作的马丁•曼宁则澄清了气候科学争议背后的原因。(2)为什么气候变化问题是一个那么棘手的问题?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指出，当前的气候风险“不仅是超越性的，而且是‘去边界的’(de－bounding)，因为它们最终转变了自身的边界，具体体现在空间上(跨越民族国家)、时间上(不同的时间范围)、社会上(义务、责任、债务)”，因此我们需要的是一种“世界主义现实政治”(Cosmopolitanrealpolitik)，它能够赋权于社会和国家。赫尔德和赫维认为，在国家层面上，现代自由民主政体不幸拥有了许多妨碍其应对气候变化的结构特征，在全球治理层面也面临“无政府状态下的非效率”。彼得•辛格、奥诺拉•奥尼尔和迈克尔•梅森等哲学家从讨论气候变化的伦理含义出发，展现了行动的复杂性以及正义的重要性。(3)在减缓和适应气候方面何者有效，何者无效?牛津大学詹姆斯•马丁、21世纪学院院长伊恩•戈尔丁以及英国政坛的两位重要政治家戴维•米利班德和埃德•米利班德，认为应对气候变化只有通过一个全面的全球协议才有可能实现。罗伯特•福克纳、汉内斯•斯蒂芬和约翰•沃格勒表明，达成一个全球协议的努力已经因气候政治的深层分歧而失败，应该转向一种自下而上的“支撑板块”(buildingblocks)模式。(4)未来正确的政策组合是什么?能够找到可行的联盟吗?参与撰写斯特恩报告的两位伦敦经济学院的学者，讨论了气候政策的成本与收益比较，以及碳交易与碳税等工具选择问题。用主编赫尔德的话说:“总的来看，本书各章全面审视了气候变化及其对人类社会组织方式的巨大挑战……解释了为什么现在采取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在科学上是合理的，在经济上是合算的，在伦理上是合意的。但它也凸显了在这个群体分化、国际竞争的世界中要催生一种清晰连贯的政治和经济响应是何其步履维艰。”

6.约翰•德雷泽克等主编:《牛津气候变化与社会手册》，牛津大学出版社，2012年。(J．S．Dryzek，R．B．NorgaardandD．Schlosberg(ed．)，TheOxfordHandbookofClimateChangeandSociety，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2011．)本书是牛津政治学与国际关系手册系列丛书之一。全书一共包括47篇文章，分12章，除了第一章导论，剩余的11章分别为:挑战及其历史、科学社会与公众意见、社会影响、安全、正义、公众与运动、政府应对、政策工具、生产者与消费者、全球治理、重建。涵盖的重要话题包括:气候变化问题的历史;对气候科学的社会和政治层面的接受过程;个人及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对气候科学的否定;气候变化导致的社会破坏的性质;这些破坏的经济学及其可能应对，人类安全及社会正义问题;未来世代的义务;减排的政策工具，以及在地方、区域、国家、国际及全球层面的治理。本书的特点在于，它对于气候变化的一个关键性的全球问题进行了多维度多视角的分析，采取了从经济学、政治学到社会学以及自然科学等多学科的分析路径，并邀请杰出的学者参与撰写，包括许多名家，比如奥兰•扬、弗兰克•比尔曼(FrankBiermann)等等。气候变化与社会的关系是一个宏大的主题，它囊括了气候治理的方方面面。因此有评论认为，气候变化就是关于社会与自然及经济之间的关系，也是关于人类社会、我们的需求、需要以及贪婪的“性质”。但是之前人们对于科学与社会之间的这种联系说的很少。这本手册连点成线，带给我们关于社会如何通过“修理”自身来“修补”这一现有挑战的丰富认识。此前出版的类似书籍还有《Routledge气候变化与社会手册》(C．Lever－Tracy，RoutledgeHandbookofClimateChangeandSo-ciety，Taylor＆Francis，2010)。两本书在讨论的主题设计方面非常类似，但是后者在深度和广度方面似乎都不能达到本书的高度。此外值得一提的是，2011年6月英国政体出版社出版了兰开斯特大学社会学教授、著名社会学家约翰•厄里(JohnUrry)的著作《气候变化与社会》(JohnUrry，ClimateChangeandSociety，London，UK:Polity，2011)。该书试图用社会学替代经济学成为分析气候变化问题的主导范式，对于理解气候治理非常有意义。编者约翰•德雷泽克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协商民主与全球治理研究中心的政治学教授、著名的环境政治学家。他在民主与环境政治方面出版了很多著作，比如《地球政治学:环境话语》(已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在2008年出版中译本)等。

7.彼得•纽厄尔、马克斯•博伊科夫、艾米丽•博伊德等编:《新碳经济:构造、治理与论争》，威利－布莱克威尔出版社，2012年1月。(PeterNewell，MaxBoykoff，EmilyBoyd(ed．)，TheNewCarbonEcono-my:Constitution，GovernanceandContesta-tion，Wiley－Blackwell，2012．)碳排放交易是一种日益发展的减排政策工具。它是通过赋予碳排放一个价格使之反映稀缺性，并能够进入市场参与交易。目前存在三种主要的碳交易形式:(1)限额贸易(capandtrade)，代表是欧盟的排放贸易体系(EmissionTradingSystem)，其产品称为Allowances;(2)清洁发展机制(CDM)，其特点是基线形成信用额度进入市场(Base-line＆Credit)，其产品为CERs;(3)自愿交易，其代表是美国的芝加哥气候交易所的碳金融工具合约(CarbonFinancialInstru-ment，CFI)。在《新碳经济》一书的作者看来，碳交易不仅是一种气候政策，更是一种新型的气候治理模式。其新颖性可以反映在三个方面:(1)生产、维持和构成新碳经济的生态和社会投入;(2)碳的商品化和交易过程中产生的治理问题及挑战;(3)所产生的效果:碳经济中的赢家与输家。可以说，《新碳经济》一书提供了对所谓“碳经济”的一个批判性的理解，论证了其在社会应对气候变化中的核心地位。它从多学科的视角讨论了碳经济的新颖性问题，基于它被构建的方式，它所创造的治理实践，以及它导致的社会、政治和生态意义上的效果。该书涵盖了“碳经济”的全部要素，包括从本地的将森林纳入碳市场的案例研究，到创造区域性排放贸易体系的努力，再到全球性配额机制。它提供了关于其在多种地理背景下的构成、治理以及效果的重要见解。本书的特点在于:(1)从多学科视角和多元化的背景下考察了碳经济的不同维度。(2)为研究者们提供了对碳经济的新颖性及独特性这一主题进行分析和质疑的方法。(3)记录了多种阐述碳经济新颖性的表述;(4)囊括了欧洲、美国以及中美洲地区等多种地理背景下的多个案例。本书所收入的8篇文章都曾经发表于2011年6月出版的英国地理学期刊《对极》(Antipodes)的特刊。

8.哈里特•巴尔克利等:《城市与低碳转型》，伦敦:鲁特里奇，2011年1月。(HarrietBulkeley，VanesaCastánBroto，MikeHodsonandSimonMarvin，CitiesandLowCarbonTransitions，London，UK:Routledge，2011．)当今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气候变化的风险与挑战。应对这些风险及挑战需要对维持我们日常生活的基础设施(比如能源、水、废弃物和交通)进行根本性的转变。向“低碳”社会未来的转型意味着对社会生产和使用能源的方式进行大规模的重组。城市在这一转型过程中至关重要，因为它们是产生排放的各种社会经济活动的聚集地。与此同时，城市也被日益认为是减缓气候变化的机遇所在。无论城市系统的低碳转型如何以及为何发生，都会对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因此，气候变化也被看作是管理城市基础设施和城市化政策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全书主体内容包括概念框架和实践经验两大部分，共有导论和结论共13篇文章组成。本书对城市在低碳社会技术转型中的地位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从城市研究和技术转型中获得的洞识被结合起来，以分析城市如何、为何进行低碳转型，以及具有何种意义。该书概述了支撑社会技术转型相关理论的关键概念，并评估了其对于理解在各城市中涌现的应对气候变化的社会及技术措施所具有的潜在优点与不足。它集合了各种各样的案例，包括世界级大都市、普通城市以及转型中的城镇，遍布北美、欧洲、南非和中国，以提供在不同城市环境下进行主动社会技术转型的各种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