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经济波动是商业周期理论研究的主题。商业周期(Businesscycle)经典性的定义是由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创始人Burns和Mitchell(1946)作出的:“商业周期是指在主要按商业企业组织活动的国家的总体经济活动中看到的一种波动:一个由许多经济活动几乎同时扩张,随之而来类似的普遍衰退、收缩以及与下一个周期的扩张阶段相连的复苏所组成。这种周期性变化的顺序反复出现,但并不确定发生的时间。”这种表述意味着商业周期波动中存在着经济变量时间序列中数据的协动性(comovement),即各种经济活动一起上升和下降,表现在宏观经济统计数据中的各种产出等经济变量的同步变动。像Mitchell所描述的那样,Keynes(1936)则对商业周期中的另一种现象进行了研究,即商业周期波动的差异性(非对称性)。更近的研究用一些数学工具和时间序列数据对协动性和差异性进行了较为精细的分析。Stock和Watson(1989,1991,1993,1999)的一系列论文中估计了一个线性动态因素模型,发现了不同宏观经济之间的协动关系。他们使用几个宏观经济变量时间序列数据,抽象出一个简单的不能观察到的变量,并把这一变量同美国商业局的合成指数比较,发现了两者之间惊人的相似,尤其是在商业周期的时间轨迹上。JamesHamilton(1989)使用单变量的非线性模型来解释差异性(非对称性),发现美国GNP增长率趋势函数可用一阶Markdv过程在两种不同状态之间的转换来表示,这两种状态反映了商业周期的动态,一种状态是正向的经济增长,另一种状态是负向的经济衰退。Diebold和Rudebusch(1994)研究突出了协动性和差异性(非对称性)是商业周期的重要特征。尽管随后的学者进行了相关问题的更多研究,但是,目前他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二、三产业领域,特别是在第二产业上。其主要原因是第二、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于第一产业,第一产业即农业对整个国民经济波动的影响力相对较小。对于现代工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工业等省份尽管如此,但是对于农业大国,特别是农业大省来说情况并不完全是这样。为此,本文将以湖南为例,从经济周期波动的协动性和差异性特征考察农业大省农业经济波动与国民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研究农业大省国民经济运行中农业经济增长的波动特征及其一般规律,以便为农业大省国民经济的增长更好地发挥农业经济的基础性作用,以及实施农业大省转化为经济强省战略提供参考。

二测定方法及指标

从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值分析,经济波动特征表现为两种状态:短期特征与长期特征。短期特征主要是指每一个经济周期的波动状态;长期特征是指超越短期,两个或两个以上经济周期的波动态势。(一)长期波动测定分析迄今可用于经济波动长期特征的测定方法或模型很多,主要有:萨缪尔森乘数———加速数动态模型、卡尔多非线性动态增长模型、希克斯非线性乘数———加速数动态模型、斯卢茨基和卡莱茨基的随机经济周期模型、混沌理论模型、实际经济周期模型等。这些不同的模型来自于不同的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其测定结果是有差别的,我们在本文中选择了萨缪尔森线性乘数———加速数动态模型。这是一个带有动态时滞结构的模型。其中,投资函数是一个二阶差分方程。乘数基于边际消费倾向,加速数基于特定时期的生产技术水平。这个模型的特点是:当有一个初始的外生扰动时,在不同的参数域下,动态系统可以产生增幅的发散振荡、减幅的衰减振荡和等幅的周期振荡。这就是说,在特定的参数域内,经济体系将呈现持续性的波动趋势。(二)短期波动测定分析从发展和演变的动态过程来看,经济周期一般可划分为古典周期和现代周期两大类。古典周期是指经济的主要指标表现为绝对下降,即负增长趋势。现代周期主要表现为增长周期,是指经济的主要指标表现为绝对上升,即正增长趋势。对于增长周期可以按两种方法进行考察,其一是阶梯周期分析方法,其二是离差周期分析方法。阶梯周期是指经济增长速度的周期波动,是最基本意义上的增长周期。在处理方法上,它是把各经济活动水平指标的各期数值同前一期或前若干期的指标数值进行对比所得到的速度指标在时间上的波动来描述增长周期波动。离差周期是指各经济活动水平指标的数值对其特征值的相对偏离程度在时间上的周期波动。在指标的处理方法上,它要求首先消除序列的季节波动,然后求出序列在各期的特征值,最后求出其相对数,并对所得相对数进行平滑处理。两种方法的研究,其结果是有差别的。本文采用阶梯周期分析方法,引进以下参数:波动幅度、波动系数、波动高度、波动深度、平均位势、扩张长度、收缩长度。其中波动幅度即振幅,是指每个周期内经济增长率上下波动的离差,它是反映经济增长稳定性的一个重要指数,振幅越大,说明经济增长越不稳定,其分析方法是计算每个周期内经济增长率波峰与波谷的落差即振幅等于波峰的经济增长率减去波谷的经济增长率。波动系数是指国民经济实际增长率围绕长期趋势上下波动的量值,它是衡量周期波动幅度对历史增长趋势偏离程度的标准化指标,波动系数的绝对值越大,说明实际经济增长率偏离长期趋势的程度越大,经济增长越不稳定,反之,经济增长相对稳定。其计算分式为:,其中,式中!为波动系数,y为实际经济增长率,y为y的算术平均值,"为标准差,n为实际值的样本数。波动高度即峰位,是指每个周期内波峰的经济增长率,它表明每个周期经济扩张的强度。波动深度即波谷,是指每个周期内波谷的经济增长率,它表明每个周期经济收缩的力度。平均位势即波位,是指每个周期内各年度平均的经济增长率,表明每个周期经济增长的总体水平,其计算公式为平均位势,其中xn为报告期实际增长率,x0为基期实际增长率,n为报告期距基期的年数。扩张(或收缩)年度是指每个周期内扩张(收缩)期的时间长度,它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本研究使用农业总产值增长率和GDP增长率等统计指标。

三湖南农业经济波动测定分析

(一)湖南农业经济长期波动测定分析

所谓长期本文指的是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即1955年至1976年为第一个长期,从1977年至2003年为第二个长期。根据萨缪尔森的经济波动理论,引进萨缪尔森乘数———加速数动态模型。1)为产品市场的均衡公式,即收入恒等式,为了方便,也不失一般性,假定政府购买为外生变量。(2)为简单的消费函数,它表明,本期消费是上一期收入的线性函数,其中b表示边际消费倾向。对于第一个长期,根据湖南统计年鉴,1955年全省农村总消费为21.74亿元,全省农业总产出为25.83亿元,而76年全省农村总消费为46.54亿元,全省农业总产出为76.44亿元,因此,b=Vc/Vy=(46.54-21.74)/(76.44-25.83)=0.49,说明湖南在第一长期内的农村消费比重偏小,亦即国民收入中消费小于积累。而对湖南第二个长期,根据湖南统计年鉴1977年全省农村总消费为52.11亿元,全省农业总产出为77.59亿元,而2003年全省农村总消费为1067.23亿元,全省农业总产出为1425.44亿元,因此,b=Vc/Vy=(1067.23-52.11)/1425.44-77.59)=0.75,说明湖南在第二个长期的农村消费比重偏大,亦即国民收入中消费大于积累。(3)按加速原理依赖于本期和前期消费的改变量,其中V为加速数。在第一个长期,根据湖南统计年鉴1955年全省农村总投资为0.75亿元,而1976年全省农村总投资为6.53亿元,因而,v=VI/VY=(6.53-0.75)/76.44-25.83)=0.11。而第二个长期,根据湖南统计年鉴,1977年全省农村总投资为7.59亿元,2003年全省农村总投资为355.06亿元,因而,v=VI/VY=(355.06-7.59)/1425.44-77.59)=0.26。虽然改革开放后农业经济增长中的加速数要大于改革开放前农业经济增长中的加速数,但是,这两个系数均小于1,说明湖南农业收入的增长用于农村净投资的比例偏小,更多的农业收入被用于其它产业,说明农业大省的农业起着支撑其它产业发展的作用。(7)与(11)分别代表着湖南农业在第一个长期与第二个长期经济增长的总体特征。说明湖南农业经济在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内呈现出单调递增并趋向于每一个时期的均衡值,表明湖南农业在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主要由于其农业生产制度的重大变革使得其经济的“增长力”迅速增强,初始呈现出爆发性增长状态,但随后随着该制度的逐步完善,其经济的增长率又逐步趋弱,因而其“稳定性”逐步增强。说明制度创新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二)湖南农业经济短期波动测定分析

首先根据经济增长速度的高低,持续时间的长短,扩张和收缩的转变点等特征,我们对湖南自1955年至2003年①农业即农业总产值增长率进行描述,从而得到湖南农业经济增长变化的路径,即农业经济波动的基本轨迹。我们按照一个标准的经济周期包括两个时期(收缩与扩张时期),四个阶段(衰退、萧条、复苏和繁荣四个阶段)和两个转折点(经济由繁荣阶段转入衰退阶段的关键点和经济走出萧条阶段开始复苏的关键点)的基本原则,将湖南农业1955年至2003年的49年间经济波动大致划分成9轮周期,如表1。以下根据表1采用阶梯周期分析方法,引进相关参数定量分析湖南农业经济增长过程中9轮周期的增长率波动状态。湖南农业经济周期性波动存在以下特征:第一,湖南农业9轮周期平均波动幅度为21.91个百分点,波动系数为1.05,总体呈现为强幅型,它表明每个周期内经济增长高低起伏剧烈,其经济增长处于极不稳定状态,说明农业大省农业经济运行随机因素的影响很大。第二,湖南农业9轮周期波动高度平均值为22.09,总体呈现为高峰型,说明每个周期经济扩张能力强盛,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前4轮周期更为显著。第三,从波动深度来看,湖南农业所经历的9轮周期,其中前3轮均为古典型,表明其经济活动的绝对水平有规律地出现上升和下降的交替和循环,从第4轮开始,除了第8轮外开始转向增长型周期,表明其经济活动的相对水平有规律地出现上升与下降的交替和循环。其中第8轮周期表现为古典型的主要原因由于自然环境的影响,1998年、1999年湖南连续发生特大洪灾。第四,波动的平均位势由中位型转向高位型,改革前的4轮周期(1955—1976年)农业增长率年递增平均值为6.28%,改革后的5轮周期(1977—2003年)农业增长率年递增平均值为11.24%,比改革前上升了4.96个百分点。这表明,湖南农业在克服“大起大落”中总体增长水平有了显著提高。第五,波动的扩张长度平均值为2.22年,而收缩年度的平均值为3.33年,扩张长度与收缩长度之比为0.67总体呈现短扩张型,表明农业经济扩张的持续性较弱,稳定性较差。

四湖南国民经济波动测定分析

(一)湖南国民经济长期波动测定分析

首先对湖南城乡社会边际消费倾向和加速数作实证分析,根据湖南统计年鉴,1955年全省总消费为26.74亿元,总投资为3.37亿元,总产出为49.24亿元,而1976年全省总消费为67.65亿元,总投资为16.84亿元,总产出为233.23亿元,因此,这一时期的边际消费倾向b=Vc/Vy=(67.65-26.74)/(233.23-49.24)=0.22,而其加速数v=VI/VY=(16.84-3.37)/(233.23-49.24)=0.22。由于1977年全省总消费为77.66亿元,总投资为15.46亿元,总产出为256.75亿元,而2003年全省总消费为2886.03亿元,总投资为1557.00亿元,总产出为11604.82亿元,因此,这一时期的边际消费倾向b=Vc/Vy=(2886.03-77.66)/(116.4.82-256.72)=0.25,而其加速数v=VI/VY=(1557.00-15.46)/(11604.82-256.72)=0.14根据萨缪尔森的经济波动理论和上述同样的分析方法得到的结论是:湖南国民经济的增长在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内总体均呈现出衰减振动并趋向于每一个时期的均衡值的特征,表明湖南的国民经济在不稳定性增长中逐步走向稳定。

(二)湖南国民经济短期波动测定分析

首先,采取上述相关问题同样的研究理论和方法,我们分别得到湖南1955年至2003年国民经济增长变化的路径即国民经济波动的基本轨迹,如图2,和湖南国民经济从1955年至2003年波动的9轮周期,如表3。以下根据阶梯周期分析方法进行分析,其结果由表4给出。对表4作进一步分析,湖南国民经济周期性波动平均波动幅度为20.02个百分点,波动系数平均为0.84个百分点,总体呈现为强幅型;波动高度平均值为22.65个百分点,总体呈现为高峰型;从波动深度来看,其9轮周期中改革开放前基本属于古典型,改革开放后的5轮周期均属于增长型;波动的平均位势均处于高位型;波动的扩张长度与收缩长度之比为0.89,总体呈现短扩张型。

五湖南农业经济波动与国民经济波动的关系

(一)湖南农业经济波动与国民经济波动的协动性

第一,从长期来看,湖南农业经济波动与国民经济波动具有相同的发展趋势,即均从制度变革的始初的爆发性增长逐步趋向稳定性增长,呈现出增长力趋弱,稳定性增强的状态。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影响经济增长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即边际消费倾向和加速数,特别是加速数偏小的制约,使得农业经济与国民经济的增长的潜力不足。说明农业大省经济增长严重受到投资不足的影响。此外,这两者的相关度我们还可以根据表1和表3的数据建立国民经济增长率(Y)与农业经济增长率(X)之间的线性关系Y=a+bX模型进行分析,建国以来,湖南农业经济波动与国民经济波动的同步相关性十分显著,通过计算并检验。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55,说明农业大省农业经济波动对国民经济波动的同步影响十分明显。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农业大省长期以来农业经济在国民经济的组成成分中所占的比重较大,而且即使第二、三产业的增长降低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成分,但是,由于其中的第二、三产业的增长对农业的依存度较高,农业经济的波动一方面直接冲击着增长中的国民经济,同时通过农业经济对第二、三产业经济的直接冲击而又一次间接冲击着增长中的国民经济。第二,从短期来看,两者的周期性波动非常明显,两者的波动周期基本同步,尤其改革开放以来,即1977年以来其波动周期完全一致。两者的波动高度非常接近,两者都是由古典型周期转向增长型周期的发展过程。两者的波动幅度都存在改革开放后比改革开放前有所减缓的趋势,而且这种趋势在随后表现得越来越明显。说明各种因素对农业经济波动和国民经济波动的影响程度有所降低,农业大省的经济运行逐步走向平稳状态。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市场机制的逐步完善和政府政策及其调控的有效性不断增强,以及依靠科技力量而克服自然因素的负面冲击的能力不断提升,使得各种影响农业经济波动和第二、三产业经济波动的因素逐步走向趋同,从而引致农业经济和国民经济从初始的不稳定状态逐步趋向稳定状态。

(二)湖南农业经济波动与国民经济波动的差异性

第一,从长期来看,虽然湖南农业经济波动与国民经济波动具有相同的发展趋势,但从其波动过程来看,存在着不同的特征。农业经济总体上表现出长期较稳定增长的状态,而国民经济总体上表现出长期较不稳定增长的状态。这种特征主要是受到了国民经济的其它构成成分,即第二、三产业经济不断增长的冲击。第二,从短期来看,农业经济的绝对波动幅度和相对波动幅度(即波动系数)均比整个国民经济的对应值高,说明农业大省农业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明显低于国民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一方面表明农业大省的农业经济增长率除了同样受到制度或政策以及科技进步的影响外,同时更重要的是受到来自气候条件等自然因素的冲击,导致农业经济的波动性高于国民经济的波动性。另一方面表明农业大省国民经济的其它构成成份,主要是指第二,三产业的增长起到了平缓或者说烫平国民经济周期性波动幅度的积极作用。此外,农业经济的平均位势为9.35个百分点,较整个国民经济的平均位势11.65个百分点低2.3个百分点,说明农业大省农业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有逐步下降的趋势,国民经济在克服主要由于农业经济引致的“大起大落”中总体增长水平有明显提高的趋势。

六结论

湖南作为农业大省,对农业问题十分重视,始终强调必须稳定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然而,建国以来,农业基础地位的脆弱性却没有得到彻底改观,很长一段时间内,农业经济的波动对国民经济的整体波动起到了引致和助推作用。虽然随着农业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下降,这种引致和助推作用有所减弱,但对于一个农业大省来说,这种影响依然存在,并将持续较长的时间。因此,我们认为:

1.建立系统的国民经济运行监测预警体系,加强对国民经济波动状态的预测,及时了解和准确掌握影响国民经济波动的各种内外因素,特别是各时期经济运行中的消费、投资、价格、货币及其外贸等影响经济波动的内生因素的变化规律及其内在联系。加强农业大省经济增长中的长期波动趋势与短期波动趋势的分析和研究,利用经济波动不同阶段的特点,顺应经济波动规律制定相应的对策,积极有效地实施对经济波动趋势的调控,防止由于各种因素的随机变化而产生的对农业大省整个国民经济的冲击。

2.继续重视和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农业稳定是农业大省整个国民经济稳定的基础,农业的增长制约着第二、第三产业的增长。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第一产业比重的下降是必然的,但这种趋势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必须以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为前提。因此,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防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的现代化水平;充分有效的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调整产业结构,提高农业生产效益;以确保农业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3.大力发展第二、三产业,尤其是发挥农业大省农业资源的优势,积极发展与农业资源相关的新兴产业,提高第二、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降低国民经济增长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依赖度,提升经济增长的总量水平。

4.进一步完善各种经济制度,并不断促进制度创新;同时努力加大有效投资力度,积极鼓励合理的消费,适度提升农业大省消费水平和投资水平,发挥经济运行中的乘数—加速数原理作用,加快农业大省向经济强省的战略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