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比较”与“鉴别”

创作《送杜少府之任蜀川》时的王勃正是年轻气盛之时，虽是表达送别好友的离情，却写得境界豁达，豪情壮志，展现出清新刚健的艺术风格。骆宾王擅长七言歌行，于才华艳发、词采赡富之中，寓有一种清新俊逸的风神，同时他的绝句也颇具个性风格，《于易水送人一绝》第一联以“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点题，写易水送别之事，也道出诗人送别友人的地点。第二联“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为怀古伤今之辞，抒发了诗人内心的感慨。这首诗题为“送人”，却并未告诉读者所送何人，也没有提到与朋友离别的情景。然而读者却完全可以想象出“慷慨倚长剑，高歌一送君”的激昂壮别之景，也可想见其所送之人，定是肝胆相照的挚友。全诗感情强烈深沉，含蓄精炼，摆脱了初唐委靡纤弱的诗风，体现出唐代五言绝句的成熟。李白《金陵歌送别范宣》以历史的沧桑变幻写离别，雄奇豪放，想象丰富，语言流畅自然，音律和谐多变。结尾以“目下离离长春草”比拟离愁的深广。全诗气韵生动，率直自然，新颖别致，“送尔长江万里心”一句更是体现出李白诗歌特有的浪漫与奔放。其次，同一意象不同手法的比较。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存在各种意象类型，如“明月”“秋风”“柳”等。不同作者对同一意象的塑造，也存在千差万别的艺术效果。比如同样的送客离别，不少文人偏爱“柳”这一意象。古人送别时有折柳赠人的习俗，因此很多诗就将送别和“柳”联系在了一起。如唐代施肩吾的《折柳枝》:“伤见路边杨柳春，一重折尽一重新。今年还折去年处，不送去年离别人。”诗人不言伤离别，只言伤杨柳;不言离别多，只言折柳多，这就比直接述意高明了一层。王之涣的《送别》也并未直言离别之苦，而同样借柳枝多被攀折巧妙地表述主题:“杨柳东风树，青青夹御河。近来攀折苦，应为别离多。”这首诗与施肩吾之作有异曲同工之妙。更有诗人不仅将别离和春柳联系起来，还进一步发挥想象，如清代刘絮窗的《送别感赋》:“理罢云鬟展转思，池塘正值梦回时。近来诗句如春柳，只向东风赠别离。”虽然也将赠别与春柳联系在一起，但刘诗却把诗句想象成了春柳，感叹“近来诗句”都是送别之情，在想象力上更胜一筹。此类意象中最有名的当属李白的《劳劳亭》:“天下伤心处，劳劳送客亭。春风知别苦，不遣柳条青。”该诗的想象力更进了一层，后两句不仅由离别联想到柳枝，更进一层想到杨柳返青需春风吹拂，从而将春风与离别这两件本不相干的意象联系在一起。诗人因送别时无青青柳枝可折联想到，春风也知离别之苦，故意迟来，不使柳枝发青。“知”和“不遣”，把本来无生命的春风写得有情有意，加深了主题的厚重感和诗歌的情趣。再次，由于作家所表达主题的不同，同一类型的人物也会塑造出迥异的人物形象。如《乐羊子妻》《陌上桑》《冯婉贞胜英人于谢庄》都是塑造古代青年女子，但由于所处的社会环境和人物性格不同，她们的人物形象也各不相同。乐羊子妻身上体现出高洁的操守。丈夫捡到遗金一饼，她立刻告诉丈夫做人要廉洁方正，不该拾遗求利，玷污操行，最终使丈夫弃金于野，远游求学。当丈夫游学中途归家探望她时，她又引刀断织作喻，劝说丈夫求学应日积月累，“中道而归，形如断织”，最终鼓励丈夫“复还终业”，体现出乐羊子妻的操守高洁、志美行厉。叙事诗《陌上桑》是民歌中的一枝奇葩，讲述了采桑女秦罗敷严词拒绝太守调戏的动人故事，赞美了她的美丽坚贞、聪慧机敏、不畏权势的高尚品格，同时也鞭挞了太守的丑恶嘴脸。从道德主题来说，罗敷的坚贞并不是抽象的、违背人性的，而是同真实可爱的丈夫和幸福的家庭联系在一起的。《冯婉贞胜英人于谢庄》塑造的是一位古代女英雄形象，但个性塑造又与耳熟能详的《木兰诗》不同。冯婉贞是颐和园附近谢庄猎户冯三保之女，当英军进犯谢庄时，冯三保带领谢庄百姓奋起抵抗，重创英军。取得初步胜利的冯三保产生了麻痹情绪，是冯婉贞清醒地预测了战事，提出了“以吾所长，攻敌所短，操刀挟盾，猱进鸷击”的计策，亲自率领村中少年伏击英军，保卫了谢庄。清人徐珂笔下的冯婉贞是一位机智勇敢、精通武艺，坚决抗击外侮入侵的爱国女英雄形象，在她身上体现出中国人保家卫国的英雄气概和斗争决心。乐羊子妻、罗敷、冯婉贞虽同属古代青年女性，但各有其性情、气质和风神，因而也产生了艺术独特性。这些独特性是由她们所处的不同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决定的，只有认清她们的相同和相异之处，才能更准确地把握人物性格特征，体会中国古代文学中人物形象的多样性。比较方法是一种关联式的思维方式，在古代文学教学中有意识地运用比较，能使学生加深对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丰富性和审美性的理解，训练学生关联式、综合式的思维习惯。

二、比较与“定位”

比较是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它关注事物之间相同点，又注重它们的差异性，通过分析，综合得出对事物更为深入的认识，甚至是新认识。中国古代文学历史悠久，泛浩摩苍，很多内容在篇幅有限的文学史教材中都未曾深入探讨，尤其是对中国古代文学产生的“文化语境”关注不够，视域相对狭小，影响了对中国古代文学价值定位的判断。德国历史学家、著名的“兰克学派”的代表人物兰克(LeopoldRanke)曾指出:“获得人类事物知识的方式只有两种:通过对特殊性的感知或通过抽象。后者是哲学的方法，前者是历史的方法。”观念都是历史和时代的产物，它们具有不可逆转的历史传承性，古代文学的教学者要注重文学作品、文类、文学和观念现象的发展流变，探究其与同时代其他作品的关联。比如中国古代文学在谈及“北朝诗歌”的发生时，教学者总强调是南朝诗歌为北朝诗歌的发生提供了生发动机，并且把南朝诗歌作为评价北朝诗歌优劣的标准。这种简单化的处理可能模糊了学生对北朝民歌历史特色的准确把握。事实上，中国《乐府诗集》中收录的《敕勒歌》本是一首由外来民族翻译而来的民歌，“敕勒”一词原来的“语音”和“语义”，应是“突厥”(Turkut)的意思。“敕勒歌”的本意即是“突厥歌”。而今天土耳其族便是突厥族的一支。20世纪上半叶，德国学者卡尔(CarlBrokelmann)从早期泛土耳其族的韵文和歌调当中，翻译出229节断片诗歌，辑录为《AsiaMajor》(亚洲大调)，从中可以发现其中大量诗歌的音节韵律与《敕勒歌》相似，都是大二行，小四行，6－8－6－7的结构:敕勒川———阴山下(3－3)︱天似穹庐———笼盖四野(4－4)︱天苍苍———野茫茫(3－3)︱风吹草低见牛羊(7)︱从这一事实可以推断，关于中国“北朝民歌”的发生，可能存在诸如黄河流域和亚细亚流域广泛的文化接触等深层动因，并由此造成了异质文化渗透的事实。中国汉民族文学的发生与形成，不只是在汉族范围内发生，而实际上存在更为宽阔的文化语境。汉民族文学应该生长在更为丰富和广阔的土壤上，研究者和教学者必须明确这一点，才能揭示其生成的内在逻辑过程，更准确地把握中国古代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世界性”定位。又如中国古代文学史在“唐传奇”一节对《游仙窟》进行介绍、评价时，往往浅尝辄止:《游仙窟》的出现，标着传奇小说已经完全脱离志怪小说的牢笼而转向写人间神奇怪异之事，它已走完过渡历程，并迎接一个兴盛时代的到来。［4］(P230)一般认为传奇出现于唐代前期，被作为代表作的是《古镜记》《补江总白猿传》与《游仙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古镜记》与《补江总白猿传》的文体都是熟练的古文，与《游仙窟》的骈文截然有别。［5］(P112－113)这是近年来文学史中对《游仙窟》的介绍，篇幅很短，对其地位的评价也不甚恰当。事实上，《游仙窟》在东亚范围内产生了长期而广泛的影响。《游仙窟》写成后不久，便在中国国内失传了，清末杨守敬在《日本访书志》中第一次载其书目。1928年海宁陈氏慎初唐校印的《古佚小说丛刊》初次收录全文。目前世界上保存的最早的《游仙窟》文本，是原日本京都醍醐寺三宝院所藏的康永三年(公元1344年)的写本。此本为当时的大僧都宗算根据后伏见天皇正安二年(公元1300年)的写本重新抄录的，被称为“醍醐寺本”。《游仙窟》应该在7世纪后期传入日本，成为奈良朝及平安朝知识分子的热门读物。此本卷末有宗算所写的跋文。文中记载了中参见纳言大江维时任东宫学士之时(公元944年4月～9月)，于古岛明神处接受《游仙窟》读法的始末。而在此之前的一个世纪，《游仙窟》便已经在宫廷流传。现今保存的文保三年(公元1319年)的文章生英房所作的跋文，称:“于嵯峨天皇书卷中捡得《游仙窟》。”嵯峨天皇于公元809～823年在位，他极富汉文化修养。如果文章生英房的记录真实，那么可以判断至迟在9世纪，《游仙窟》已经在日本的宫廷内流行，并对奈良、平安朝的文学产生影响。《游仙窟》一问世，便受到当时新罗人民的欢迎。“鷟下笔敏速，著述尤多，言颇诙谐。是时天下之名，无贤不肖，皆记诵其文……新罗、日本东夷诸蕃，尤重其文，每遣使入朝，必重出金以购其文，其才名远播如此。”(卷一四九)朝鲜汉文大家崔致远受《游仙窟》影响创作的传奇作品《仙女红袋》在艺术上已精练成熟。“《仙女红袋》故事讲述模式也是书生遇仙、人神遇合，一如我国传统的刘晨、阮肇天台遇仙的模式。该传奇以第三人称形式写崔致远与两个女子的鬼魂相遇，赋诗、爱慕、合卺以及梦醒之后的惆怅满怀。整部作品构思精巧，以四六骈文为主，并附有可圈可点的长诗，是朝鲜传奇文学的首次华丽现身。”一部在东亚范围内影响如此深远广大的传奇作品，中国文学史所给与的关注还远远不够，需要在教学中进行完善补充，以提高学生的学术修养。

三、在比较中探寻中国古代文学的民族特色

日本著名作家川端康成在诺贝文尔学奖颁奖仪式上做过题为《我与美丽的日本》的著名演讲，他曾用“雪月花时最思友”来总结日本艺术的特征。川端康成还接着说:“‘雪月花时’是表达山川草木、森罗万象、自然界的一切———包括人类感情在内———所有事物之美的语言，这已经是日本的传统;日本的茶道也是以‘雪月花时最思友’为其根本之心”’。诗正是来自中国唐代文人白居易的七言律诗《寄殷协律》:“五岁优游同过日，一朝消散似浮云。琴诗酒伴皆抛我，雪月花时最忆君。”白居易的诗句竟被作为日本艺术的最高概括，缘于其对日本文化产生的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者，必须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意识，在传播、交流和影响中探究中国古代文学的民族特色。在东亚汉字文化圈内，白居易及其作品作为中华文化的典范对日本产生重大意义。号称世界最早的日本长篇小说《源氏物语》中有106处引用了白居易的文字，日本平安朝最著名的汉学家都良乡曾做过一首《白乐天赞》，称他“集七十卷，尽是黄金”，可见他对白居易顶礼膜拜。要深入探究白居易的文学作品的本质，不能单纯地从文本入手，进行简单化的分析，而是要将其视为一个丰厚的文化文本，探讨其与异域文化和文学之间各种复杂的内在关联，在广阔的视域下探究其作品的精髓之处。又如元代剧作《赵氏孤儿》，它是纪君祥据《史记•赵世家》《左传》《国语》等书编纂改编的杂剧，同时也是第一部传入欧洲的中国戏剧，是18世纪唯一在中国流传的中国剧作品，出现了大量的改编本。尤其是伏尔泰改编的《中国孤儿》于1775年上演并出版，好评很多。他在剧中进行了伦理道德价值的提升，是希望更多的法国人领会中国人道德生活的高尚，是请“中国人给法国人上道德课”。中国古代文学历来尚善、重义，在异域的改编本比照下的《赵氏孤儿》又再次凸显了中国古代文学中所蕴含的尚善重德、忠义精诚等精神内涵。近几年，《赵氏孤儿》在中国又被重新拍成电影、电视，受到媒体及大众追捧，也体现出古代文学精品所蕴含的不朽生命力。T.S艾略特(Eliot)曾有过这样一段论述:“从来没有任何诗人，或从事任何一门艺术的艺术家，他本人就已具备完整的意义。他的重要性，人们对他的评价，也就是对他和已故诗人和艺术家之间关系的评论。你不可能只就他本身来对他作出估价;你必须把他放在已故的人们当中来进行对照和比较。”他的论断实则指一种有历史意识的“文体间性”，教学者和研究者必须具有这种历史意识，将古代文学置于一个更加客观的历史语境中进行考察阐释，时刻关注它们与时代及其他存在可比性的作品之间的联系。探讨中国文学对世界文学发展的影响，阐释中国古代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将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世界文学发展的一种形态，在与各国各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中，科学准确地探求中国古代文学的民族特色，这是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者应具备的专业素养和民族自觉。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拓展中国古代文学教学者的学术视域，也对其教学理念和学术方法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只有具有历史意识的教学者，才能关注到中国古代文学的交流和影响，才能自觉地运用比较意识进行教学活动。任何文学现象、文学运动和文学。

作者：张丽娜单位：洛阳理工学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