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审计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监督体系中的主导力量。经过15年的探索和发展，国家审计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基本格局已经形成：本级预算执行审计工作体系初步建立，并向综合财政审计展开；围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进企业审计办法，实施真实性审计；适应反腐倡廉需要，初步建立起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制度；结合中心工作，突出了行业同步审计，不断深化各项专业审计。审计监督的法律法规体系基本建立，审计执法力度加大。经制定审计法律法规，促进了审计质量和效率的提高。目前，审计署正组织制定国家审计20个通用准则和25个专业审计准则，基本构建一套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并充分体现国际公认审计原则的审计准则体系。审计实践中，开始实行审计行政执法责任制。此外，国家审计环境逐步优化，社会公众对国家审计机关的审计期望值越来越高。但国家审计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如审计难、处理难问题，缺乏整体性和宏观性，国家审计的风险、责任和质量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有待于审计理论的深入研究和审计实务的深入探讨。本文拟重点研究国家审计的特点及发展趋势。

一、我国国家审计的基本特点

（一）国家审计的独立性强

一是组织上的独立性。审计机构是单独设置的，不隶属于其他任何部门或业务机构。审计署受国务院总理领导，地方审计机关受各级地方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的领导，同时，独立于被审单位，与被审单位在组织上无行政隶属关系；二是工作上的独立性。审计机构与人员不直接参加日常的经济计划与管理工作，审计人员是按照《宪法》、《审计法》等法律赋予的职责进行工作的，独立编制审计计划，独立取证和审核检查，作出评价，独立作出审计结论，提出处理意见，不受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种监督具有法律效力；三是人事上的独立性。审计署审计长由总理提名，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地方各级审计机关主要负责人，由政府提名，地方人与常委会任命。而且下级审计机关负责人的任免调动，要征求上级审计机关意见，这种人事安排的独立性，有利于保持稳定性；四是经济上的独立性。国家审计的审计经费及收入有稳定的来源，不受被审计单位的制约。经费是独立的，列入财政预算，由各级政府承担，保证其执法的独立客观性。同时，按照《审计法》及审计署制定的审计规范，审计机关对被审计单位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财务收支行为和违纪违法行为，不仅拥有检查权，而且拥有行政处理权、移送行政处理及提请司法处理权等，具有很强的独立性。

（二）国家审计的强制性大

一是主导地位上的强制性。国家审计是依据宪法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内部建立的，代表国家实施审计监督，并在业务上对内部审计和社会审计进行管理、指导和监督。这种管理、指导和监督是强制性的，是不以内部审计和社会审计的意愿为转移的，构成了国家审计在整个审计组织体系中主导地区；二是审计立项上的强制性。国家审计的审计立项可以根据自我编制的年度审计计划，也可以根据本级人民政府或上级审计机关临时交办的事项，还可根据国家审计组织本身临时掌握的线索等，由此可见，国家审计的审计立项是以法定程度和自我工作需要为主要依据的，而不受被审计单位和其他方面的左右和干涉；三是审查权限上的强制性。国家审计机关依照国家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不受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既反映了国家审计的独立性，也表现出国家审计的强制性。因为在这种审计活动中，国家审计机关是行为主体，其审计程序、审计方法方式的运用或选用是以完成审计任务、提高审计工作效率为指导原则的，被审计单位在审计活动中的配合情况尽管也影响着审计工作效果，但总体上讲，被审计单位必须无条件接受审计机关的监督检查；四是审计处理上的强制性。就某一项具体的国家审计工作而言，在其最后阶段应写出审计报告，作出审计结论和决定，并送达被审计单位及有关协助执行部门或单位，这些单位或部门应主动地、自觉地予以执行或协助执行，部门或单位没有或不准备主动、自觉执行或协助执行审计决定时，审计机关可采取相应措施使审计结果得到强制执行。

（三）国家审计的权威性高

一是规范国家审计行为的《审计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处于较高的地位。《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它把审计监督制度确立为国家财经经济管理中的一项基本制度。《审计法》是具体规定国家审计监督制度的基本法律，它以《宪法》关于审计监督的规定为依据，是对《宪法》有关规定的具体化，在规范国家审计监督制度方面，是仅次于《宪法》的国家法律。同时其他行政法律也是国家审计机关对被审单位审计并对审计中发现问题进行处理、处罚的依据；二是审计机关与审计人员根据《宪法》规定直接在各级人民政府的主要行政首脑的领导下，依法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并向其负责和报告工作，不受本地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使国家审计具有代表行使监督权力的权威性；三是根据《审计法》规定，审计机关不但可以对各级政府机构，国有大中型企业事业单位进行经济监督，还可以对经济执法部门如财政、税专、金融、工商行政、物价、海关等专业经济监督部门进行“再监督”的特性，促使其依法履行监督职责。不仅可对微观层次进行监督，而且可对宏观管理层次加以监督。由于审计机关专司审计监督，不承担其它业务工作，与其监督对象无直接利害关系，居于客观公正的超脱地位，其监督工作更具有权威性。欢迎访问经济在线近年来，中国的国有企业严重亏损，债务／资产比高达80％以上，相应地，银行的不良资产比重越来越大，国有银行也进入了亏损的阶段。正因如此，国内外的许多经济学家和投资者对中国改革与增长前景的怀疑不断加重：中国的银行坏债问题比东南亚各国更加严重，东南亚各国陷入了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中国会不会不久也会陷入危机？中国经济的“金融风险”似乎成了世界所关注的焦点问题。而在另一方面，许多人也认为，银行坏债问题已经存在好多年了，中国经济仍在增长，近期内似乎也没有陷入金融危机的危险。与此同时，从1998年起，中国政府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通过扩大财政赤字、增加发行政府债券来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这种增加政府债务的作法，也引起了人们对中国经济金融风险的疑虑。

本文提出了“国家综合负债”和“国家综合金融风险”的概念，试图系统地回答以上的各种问题，对一系列经济现象和经济政策进行综合的分析。与此相关，本文也将对“坏债”的清理问题进行一些理论的分析，试图清理一下这方面的模糊认识。

一、国有银行不良资产与政府债务

中国银行系统特别是国有银行系统的“坏债”占银行贷款总额的比重很高，这似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没有这方面的准确的数字，只能根据各方面的信息加以估计。为了最大程度地估计风险，避免低估问题的严重性，我们采用目前见到的各种估计当中较为严重的一种，即估计不良资产占银行贷款总额的25％。

国有企业负债严重，当然首先是因为体制方面的问题。在国有企业、国有银行、政府干预这种三位一体的国有经济体制下，国有经济这个整体对社会欠下的“坏帐”总会以各种形式发生（财政补贴、三角债、工资拖欠、垃圾股票、垃圾债券、通货膨胀，等等，我们这里暂不详细分析）。但以银行坏债这种特殊形式发生，其中一个具体的原因，就是从8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逐渐地将国家财政对国有企业的财务责任，转移到了银行。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从“拨改贷”开始，政府几乎不再对国有企业投入资本金，企业的建立与发展，主要依靠银行贷款（当然要有政府批准），无论是固定资本还是流动资本，都是如此。所谓“国有企业”，很多其实从一开始就没有国家财政的投入。

2．当企业发生亏损的时候，政府也几乎不再给企业以财政补贴，而是由国有银行对其债务进行延期或追加新债。发生亏损的原因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是经营不善，也可以是社会负担（如国家抽走了各种本应留下的劳保基金等等），也可以是上级决策失误（有些企业根本就不该建），但只要发生了亏损，以前由财政出钱补贴的办法改成了银行追加贷款的办法，这是造成银行坏债增加的一个基本的直接原因。

这也就是说，银行坏债实际上起到的是“财政补贴”的作用。搞国有企业而没有国家财政为其注资和补贴，其结果必然是国有银行出现大量不良资产。这是“国有经济三位一体”的内在逻辑。在思考国有企业负债与金融风险的关系时，我们应该将财政负债的问题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察，将国企对银行的坏债视为“准政府债务”，而将国企坏债和政府负债一起都算作“国家负债”。这一分析首先可以解释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为什么中国有这么大的国有经济而政府负债却特别的低（政府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只有8％左右）；另一方面是中国银行的坏债比重特别的高。

这里要明确的是，只有银行“坏债”才构成“国家负债”的一部分。因为只有“坏债”才构成社会和政府负担，必须运用某种国家权力（税收、国债、货币发行、国际融资等）加以处理。只要企业还能用自己收入付息还本，其负债则不构成我们这里所说的“国家负债”的组成部分。

在更加一般的意义上，即使假定不存在国有经济，私人企业和私人银行之间发生的“坏债”，也具有“外部效应”或“公共性质”，因为由银行坏债引起的银行危机、金融危机，会对整个社会的经济稳定和经济发展造成不良后果，要解决这个问题，通常也要由政府出面，运用公共资源（“纳税人的钱”）加以处理。其他国家的实践经验（如80年代的美国，当前的日本、韩国等），都表明了这一道理。无论如何，从一个经济整体的角度看问题，银行坏债和政府负债，都同样可以视为社会整体的一种债务负担，其数量的增长，都意味着一个经济金融风险的加大。

从一个经济应付金融危机的能力的角度考察问题，我们也需要将银行坏债与政府负债联系起来考察。银行坏债率高，若政府债务率也高，政府在应付风险时的能力就差，相反，若政府负债较低，危急时刻就可以用增发债务的办法来清理债务，稳定经济。一国金融风险的大小，不仅取决于金融系统本身的健康程度，而且取决于政府应付危机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