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属于哲学运用问题研究，旨在运用马克思关于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科学方法论，结合科学发展观的最新理论成果，冀望通过逻辑学思路的应用，建立起对管理思想的演变有着恰当反映的逻辑结构，不仅勾勒出管理思想如何辩证运动的轨迹，而且解答何以会如此展开的内在根据，进而揭示管理学的本质和发展规律，为现在管理理论走出丛林探索一条路子。

本文初步解决了管理思想史理论化的难题，以逻辑的形式反映了管理思想史的进程，使管理思想史上升到理论形态。在全文的论述中，可以导致科学管理至今以来整个管理思想发展历史的具体再现。在具体的再现中，不仅疏通了西方管理发展的脉络，而且鲜明的显现了不同西方主流管理学派的特征，而这些不同的本质特征又自然而然的将管理思想史断界为前后相继的四个阶段:古典管理论阶段为客体至上的效率哲学；新古典管理阶段为主体至上的行为哲学:现代管理阶段为主客体统一的系统哲学;后现代管理论阶段为主体回归的创新哲学。这种以哲学特点进行的划界，相对以往管理思想史是一个创建。最后文章对管理哲学中的若干问题进行了探讨和研究。

关键词|：管理哲学，管理思想史

1绪论

管理哲学是企业或组织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它是管理科学的哲学基础。企业除包括管理硬件即管理技术、手段和方法外，还包括管理软件即企业的思想、精神、共同理想、共同价值观等，这些管理软件就属于管理哲学的范畴。管理学和哲学分属经验科学和超验性科学，哲学关于宇宙本质及其规律的概括性论断，始于经验又超出经验。管理哲学从管理学发展过程中衍生出来，但又超越管理学，这种“超脱”是管理学发展的必然结果。管理学与哲学密不可分、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均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发挥重要作用。管理学的发展更需要哲学的透视。正如泰罗在《科学管理原理》一书中说：“科学管理从本质精髓来说，包含某种哲学。”管理哲学使人们对管理当中既有和新的认知进行抽象化的理论总结，为管理活动提供更高层次的理论指导。

对管理学的研究是哲学深入生活、发展自身的一种必然。现代科学的发展经过一系列的从合到分，再从分到合的过程，开始向高度综合化和系统化发展。这种发展趋势使学科之间相互渗透，出现了大量的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哲学作为所有科学的理论基础，与各门具体科学交相辉映，共同发展，并对包括边缘科学、交叉科学在内的各门具体科学的发展起到指导作用。这样即出现了与各门具体科学相融合和交叉的应用哲学，其中就包括管理哲学。

古代对哲学的定义为“知识总汇”；近代对哲学的定义为“科学的科学”；马克思对哲学的定义为系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相对来说，马克思对哲学的定义更接近哲学本意。所谓哲学，即研究事物的本质及其运行的法则。从这一层意义上讲，哲学是管理科学及其他科学的主导原则与方法论。纵观哲学发展史，可以简单地将其概括为三个发展阶段：即从古希腊的“一切尽在哲学中”的“包罗万象的哲学”，到中世纪之后的“一切不在哲学中”的各门科学从哲学中的分离，再到近现代的“哲学在一切中”的哲学在各门科学中的实际应用。

哲学与管理学的结盟，有着深邃悠久的历史。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哲学家，很早就是管理学家。柏拉图的《理想国》是这一时期集哲学与管理思想为一体的代表作。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力主哲学家为王，让国王以哲学思维方式、哲学方法管理国家。在我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哲学思想同样是和管理思想融合在一起。从孔子《论语》中“君子怀德”的“君子”领导人格思想，到孙子《孙子兵法》中“问天地间者，莫过于人”的“人本管理”思想，无一不是体现哲学思想和管理思想的结合。

二十世纪以来，管理科学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随着管理科学研究的深入与拓宽，开始不断面临自身发展带来的新要求。二战以后，管理学超出了经营一个工厂、一个企业、管理好企业的生产和销售的固有范围。企业的发展，不仅要依赖高效率和井然的秩序，还要依赖于它对社会做出的贡献。它面对的是同行的竞争、社会效益、人文价值、合作等一系列复杂问题。科学技术的迅猛进步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推动了生产力的巨大提高，科技、经济、社会、政治、军事、文化各个方面的联系愈加紧密，企业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生产单位，它已经和行政区域、地区、国家渐渐趋同。而作为企业的领导人已不再是局限于自己企业狭小的范围内了。企业间的国际合作，连锁店、跨国公司的产生等，都足以说明企业的领导必须跳出纯经济管理的框框，培养足够的哲学素养，在考虑组织的效率、效用时，也要考虑其人文价值和社会责任，才可成功地领导一个企业。企业及其领导的这种职能的变化和丰富，使得对管理活动进行哲学思考成为必然。

1983年，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克里斯托费•霍金森《领导哲学》一书的出版，标志着管理哲学的正式创立。该书认为，在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中，人们既要注意提高组织效率，又要关注领导中的人文因素，避免将效率和效用作为全部组织价值而失去人文价值。领导和组织应提高人的价值、发展人的潜能，排除压抑人的创造性、降低人的价值、限制人发展的行为和因素。因此，“哲学作为一种补偿的力量”必须对管理活动进行价值的、伦理的、情感的分析，建立一门管理哲学。此后，西方关于管理哲学的研究进一步趋向丰富和成熟。

总的看，管理哲学的成长是与管理科学的发展息息相伴。西方管理科学从二十世纪初形成至今，经过了一系列的发展阶段，从“经济人”到“社会人”到“复杂人”；从“科学管理阶段”发展到“行为科学阶段”再进入到“管理科学丛林”。任何阶段的管理理论既有科学性又有局限性。现代管理学的“丛林之争”，表面上是各种管理理论之争，实质是不同认识论和方法论、不同伦理观和价值观的哲学之争。管理学与哲学之间存在着许多内在的必然联系，不同流派管理学的许多基本假设都有着哲学前提。管理过程本身是同社会其它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即所谓管理环境的结果。由于管理环境的复杂性，出现了“管理无定式”的局面，故只有引入哲学的系统观、整体观，对管理环境的复杂性进行全面分析，才能找出最佳管理方法。正如恩格斯所说：“没有理论思维，就会连两件自然的事实也联系不起来。”

2管理哲学研究的内容

管理哲学主要探讨哲学在管理中的作用问题，是哲学在管理中的应用及对管理进行理性探讨的统一。

管理中的哲学问题就是揭示管理的本质。管理的本质表现在人们研究管理而形成的一系列范畴中。管理活动归根结底就是对人的管理，从管理的角度揭示人的本质，回答“人性是什么？”的问题。通常，人性的变化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变化。人性问题是人的本质问题。科学的管理学必须对人的本性进行全面考察，使人的本性与生活发展相一致才具有现实意义。管理活动要以人为本，人是管理的出发点和归宿。任何管理活动都应以重视人的价值、尊严和利益为最高责任与目标。因此，通过研究人性探究管理的基本范畴，并揭示这些范畴的本质，是管理哲学的首要任务。

哲学对人性的认识经历了复杂、曲折的历史过程。早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就有唯乐派与唯理派之争。进入中世纪之后，基督教的人性论在欧洲占据了统治地位。文艺复兴之后，人性之争再掀高潮，霍布斯、斯宾若莎、洛克、笛卡尔、拉美特利、卢梭、休谟、康德、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等哲学家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对人性的看法，并建立了自己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以“自由人”、“全面发展的人”为最高目标，以及“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论断，对人的本性作了科学的概括。20世纪40年代行为科学的兴起，使现代管理学中对人的研究进一步完善，该阶段的研究深受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充分体现出尊重个人的权利,高度重视组织中个体的利益,鼓励和保护个体追求物质财富,最大限度刺激个体的工作热情和创造性。

管理活动是复杂的,影响这一活动的因素众多,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本因素外,还有自然因素以及政治、法律、社会、心理、历史、文化等社会因素，这就决定了管理学多学科移植的交叉性。因此，必须用多学科研究出来的各种知识和分析方法进行研究和解决，并考虑组织内外的多种错综复杂的因素。在实际管理过程当中，需要处理各种复杂关系，并对处理这些关系提出不同见解。随着人们对管理的认识越深入，管理涉及到的各种关系就越复杂。因此，就必须从各种复杂关系中过滤出一种基本关系，即揭示管理本身的基本矛盾和矛盾关系，这就成为管理哲学研究的又一特定对象。管理哲学之所以探讨管理的基本矛盾，是为了在充分认识矛盾的基础上，提出处理矛盾、解决矛盾的办法。

管理的矛盾是复杂多样的，处理矛盾不存在某种千篇一律的方式。实际上，矛盾的普通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对特殊性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就能从中概括出普遍性，寻找出解决矛盾的一般方法，并指导解决实际当中的特殊矛盾。管理学通常只偏重研究解决管理中某种矛盾的特殊方法，而管理哲学则力求在此基础上形成管理方法论。研究管理方法论，也就成了管理哲学的又一特定对象。

因此，管理的基本范畴、管理中包含的基本矛盾及解决矛盾的方法论，是管理哲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也就构成了管理哲学的基本内容。

3管理哲学的基本研究方法研究

从哲学“智慧之学”的涵义来说，哲学是一种智慧而不是具体的知识。将管理活动称为一种大智大慧的哲学符合哲学的本意。管理中企业文化的精神实质，管理活动的谋略和原则，对管理环境的整体认识和系统把握等都是一种智慧，是管理哲学研究的领域。研究现代管理哲学是开拓性的工作，其基本研究方法有：

第一、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遵循的一条普遍性原则。现代管理实践是管理哲学的基础。由于现代管理实践包括整个社会的管理实践，管理哲学的基础十分广泛，既包括生产和经济领域的管理实践，也包括国家、政府机关和社会组织的行政管理实践，还包括思想文化和科学研究领域的管理实践等。因此，只有在整个社会管理实践的基础上，才能总结出管理哲学的真正作用。

第二、遵循科学一体化。在研究管理哲学时，应看到在现代科学一体化的趋势中，任何现代问题都不是孤立分隔的，故应将管理哲学放在各门学科特别是各新兴学科的总联系中进行认识。研究现代管理哲学，除了要结合哲学和管理学来研究之外，还要涉及到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传统学科，决策科学、预测科学、行为科学、创造学、人才学及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等新兴学科，并应将其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使研究不被狭隘的理论和经验传统所束缚，而是从更广泛的研究方法中进行选择，从多个学科的角度，运用科学一体化的方法加以归纳和总结。

第三、比较、借鉴与创新相结合。针对管理当中文化现象的日益突出，开展东西方文化差距的比较研究，是当前管理哲学研究的一个新视野。管理哲学的发展和文化紧密相联，其发展既是一个文化的过程，又是文化的产物。例如，在对管理这一概念的理解和运用上，东西方文化有较大不同。西方人更偏重于把管理理解为合理的向下“授权”,而东方人则把管理看作是“管制”,西方管理中较为流行的工作丰富化、目标管理等活动都是围绕着个体的价值实现来设计和展开的,西方管理哲学中“个人主义”备受推崇和鼓励,而这一管理理念在东方文化背景下必然会遭到抵制或修改。东方文化中也对人给予高度的关注,注重对“情”的运用,但这种关注和运用只针对团体而不针对团体中的个人展开,只注重团体中的人际关系和谐发展而无视个体的个性发展,并且这种对人的关心和信任往往带有权谋的色彩,其目的是对个体实施更有效的控制。可以说,东方文化中对“情”的运用只限于营造团体中人际关系的和谐发展而不鼓励个体个性的发挥,本质上是排斥西方管理哲学中的“个人主义”。此外，尽管管理学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上百年的时间。但在管理学基础上产生的管理哲学，实际上还正处在一个进一步发展的阶段。因此，在推动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现代管理哲学过程当中，必须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并将我国灿烂丰富的几千年民族文化和丰富隽永的思想遗产融入其中，取长补短，兼收并蓄，进而在此基础之上，推陈出新，开拓创新。

第四、以唯物辩证法解决实际问题。管理是一个异常复杂的系统，需要处理和协调各种关系。处理每一种特定关系，诚然有特定的方法，但掌握一般的辩证方法，对处理具体问题无疑具有重大意义。管理活动中一系列矛盾的解决，要求我们对管理活动进行辩证的理性分析。管理过程的实质是辩证的，只有用辩证的观点去分析管理活动中的各种关系和问题，才能如实、深刻地揭示管理活动的规律。

毫无疑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指导管理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如：运用世界客观性的观点，将管理作为客观实际加以研究，不凭主观臆想进行管理；运用世界可知性的观点，承认管理是可以认识的且存在规律；运用世界运动发展的观点，将管理看作是一个动态过程，根据具体情况的变化而改变管理方式；运用唯物辩证的时空观，拓宽时空参照系，弄清管理对象在时空中的各种联系；运用唯物辩证的矛盾分析法，努力抓住管理中的主要矛盾，处理好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运用唯物史观，正确理解管理的社会本质和社会作用。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大体呈现三大趋势：第一种是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的文本研究，提出“回归马克思”和“走出马克思”的口号；第二种是力主通过与西方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的比较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三种是从中国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的研究出发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目前，持第三种观点的人数最多，究其原因，是因为“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的基础是时代。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键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键是哲学本身必须要深入生活，面向实际，要和当前各门具体科学、尤其是要和反映最新现实的科学结合起来，其中就包括管理科学。

4科学发展观下管理哲学创新的现实意义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根本要求是统筹兼顾、协调发展，核心与本质是坚持以人为本。在一定意义上，它的历史价值不亚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提出工作重点转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等历史性决策而载入史册。也就是说，经过建国以来近30年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我们终于发现了经济建设、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现在，对于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共产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等问题，已经没有多少人有疑问，成为地球人都知道的“公理”，要不要发展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而对于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得更好的问题，并没有取得广泛的共识。正是在这个背景下，科学发展观应运而生。它把以人为本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统一起来，与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统一起来，强调以人为本是发展的目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从而进一步指明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明确中国要发展、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根本指导方针。这标志着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我们进一步发现了发展的目的，找到了人的价值，回到了人本身，明确了只有人才是一切发展最高的也是最终的目的。人们把邓小平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发表的那次重要讲话称为改革开放的《宣言书》，那么，十六届三中全会也可以说是发现人的《宣言书》首先，管理哲学对管理实践具有重要意义。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哲学具有改造世界的重要功能。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从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但是，哲学理论是高度抽象的，人们改造世界的每一项实践却是十分具体的。为了使高度抽象的哲学理论发挥真正的指导作用，理论需要一步一步的具体化，使其更接近于实践。建立管理哲学一类的应用哲学学科，正是理论具体化的重要途径。当人们以应用学科具体地指导各类实践时，哲学改造世界的功能就表现出来了。

其次，管理哲学将为管理实践实现高度科学化提供有力服务。当前社会生产出现了高度专业化和综合化的特点，要求管理者具备管理哲学的意识，对社会整体形成总的认识，从社会总的联系中认识和处理管理问题。此外，管理哲学的建立是由当代社会组织的复杂性所致。随着各种社会组织数量的增加，社会组织的结构、职能和作用趋向复杂，社会组织之间的相互作用相应提高，现代社会开始出现由不同的社会组织部门结合而成的综合体。管理这样的现代化的社会综合体，必须从更广泛的方面和更多的角度来认识管理问题。而且，系统工程的发展和应用亦要求一切要素进行合理配置，从有序性和整体性出发组织活动而实现系统最优。进行系统的科学管理，没有哲学思维难以做到。

再者，研究管理哲学同样具有重要的学术理论意义。从管理学角度来说，自其产生以来，派别诸多，理论纷杂。各派学说之争未休确实表明各派理论均未完全成熟。管理学的成熟，一方面有赖于总结管理实践经验，但也有赖于从更高的理论层次对各派观点进行综合评价，归纳各派理论之长，而管理哲学的建立，则有利于在理论上完善管理学体系。从哲学角度来说，管理哲学的建立对哲学的改革和现代化具有推动作用，特别是对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增强其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现实指导功能大有裨益。

最后，管理哲学研究的深入还具体表现哲学有利于加强对管理学发展的前瞻性和预见性把握。黑格尔曾经说过，哲学往往扮演黄昏起飞的密涅瓦之猫头鹰，善于在事物的矛盾发展到比较充分的时段加以理性的总结和概括，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哲学学科特点的总结。但哲学的功能绝不能仅仅表现在对社会生活的跟踪式概括和总结，哲学的功能更应体现在诱发社会生活和实践发展的超前意识和主动创新精神，能够对未来发展和未知领域的研究提供前瞻性启发。哲学的前瞻性和预见性在管理活动中，不是简单地表现为为管理的运作和发展提出具体方案和可能，而是在思维方式、价值观权衡和宏观视野中为管理的发展和管理学的深入展开深层次思考。在管理科学向前发展的势头推动下，必须对管理环境进行更加全面的超前研究，从而尽快走出“管理丛林”的局面。管理不仅仅是一项经济活动，而是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大环境中把多种资源进行有效配置的一种理性活动。我们有理由相信，21世纪将是管理哲学大发展的时代。

5

5.当代管理哲学

曾经认为，中国中小企业要想快速健康发展必须重视企业文化建设，本文进一步认为，中国中小企业要想建设好企业文化必须重视管理哲学，而且要特别重视中国的管理哲学。中国管理哲学博大精深，它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世界知识智慧宝库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我们没有理由轻视它。再者，中国管理哲学相对于西方管理哲学，无论是在心灵心理方面，还是文化环境和语言习惯方面，对于中国中小企业来说都有更好的接受性，因此中小企业必须重视中国管理哲学。适合中国中小企业的中国管理哲学有以下一些：

一、“无”中生“有”——中国管理哲学的发生观

老子在《道德经》第四十章中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意即天下万物产生于“有”这个概念，“有”这个概念生于“无”这个概念。这里的“有”与“无”都不是具体的物象，具体的物象老子用万物这个词。这里的“有”“无”都是抽象的念。“有”是现时存在的抽象，无”是现时不存在的抽象。对于“有”与“无”这两个概念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可以

概括为：

1．“有”生于“无”，任何创新都产生于“无”这个状况，“无”是创新的基础，没有“无”也就无所谓创新。

2．“无”是天地万物的原始，天地万物都是“无”的发展。

3．“有”“无”相生，“无”是与“有”相互依存的，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有”与“无”不断地向对方转化。

4．“无”，是无形的东西，如精神、心理、想法、欲望等等；“有”，是有形的东西，如桌、椅、衣服等等，有形的东西都是产生于无形的东西。

认识理解老子的“有”“无”哲学思想对于中小企业的管理有着积极意义，中小企业不要总是哀叹没有资金、没有技术、没有人才，“有”“无”是互相转化的，转化的关键是创造条件。这里的条件也是“无”和“有”两方面。这里的“无”是指无形的东西，也就是精神的东西，心理的东西。手中“无”，心中要有，心中要有欲望，有追求，有想法，这虽说是无形的东西，却是向“有”转化的基础。这里的“有”指行动，指执行。有了“无”和“有”这两方面的条件，“无”就会向“有”转化。

市场，无中生有。中小企业实力不足，和大企业相比是在夹缝中求生存，

眼前可能没有市场，但是，如果心中没有了欲望，没有了追求，市场永远不会变成“有”；如果心中有欲望，有追求，那就会积极地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市场。

品牌，无中生有。中小企业一开始基本上都没有自己的品牌，如不重视创建品牌，永远都不会有品牌。“冠生园”的创始人冼冠生一开始就是上海戏园子里一个普通的卖花生、蚕豆的小贩，人家的花生蚕豆就用旧报纸一包，他的花生蚕豆用牛皮纸包，而且他的蚕豆花生炒得非常香脆，他在他的每包蚕豆上都端端正正地写上冼冠

生。“冠生”从此叫响，一个小商贩就有了自己的品牌。一种新产品可以无中生有，一项新技术可以无中生有，一种优秀的企业文化也可以无中生有。无中生有是中小企业创业的哲学、创新的哲学，是中小企业不断前进的哲学。

二、无为而治——中国管理哲学的辩证观

老子多次强调无为，“无为而治”成为老子哲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无

为而治”也是孔子的理想的管理。

怎样理解老子、孔子的“无为而治”思想，如果不看背景，不看条件，单纯地从字面去理解，就是，什么也不要干，管理就成功了。这显然是错误的理解。在《道德经》第六十三章中老子说“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这里老子充分肯定了“为”“图”“作”等实践活动。老子的“无为而治”思想充分表达了老子的辩证管理思想，首先，“无为而治”是有一定条件、一定背景的，在老子的时代，统治阶级的多为、妄为、虚为、乱为充斥于世，社会在这种“为”的治理下苦不堪言。因此老子的“无为而治”是对多为、妄为、虚为、乱为的批评和抵制。其次，老子的“无为而治”中的“无”是处在一种动态变化之中，是趋于向“无”的状态。这种趋向于“无为”的管理是一种管理者应该追求的高境界。第三，老子的“无为而治”思想中含有不要四面出击，分散自己的力量的意思。老子的“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就是讲的要集中使用力量，从易事、细事做起，有所为，有所不为。老子的无为而治的辩证观特别适

用于我国中小企业。

无为而治——有所不为。中小企业的资源在质、量两方面都不如大企业，必须集中力量于一点，从事专业化、专门化生产，在某一点上，就有可能形成相对优势，这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如果中小企业不顾自己的条件，看到市场上什么赚钱做什么，盲目地搞多元化经营，就极有可能陷入不能自拔的泥潭，这样的案例是不胜枚举的。

无为而治——不要多为。中小企业在信息的获取上，不如大企业便利快捷，这时中小企业宁愿静心地去观察等待，决不要在情况不明时盲目地,做了好多无用功浪费了自己的宝贵资源。

6.“综合创新”是重构中国式管理模式的必由之路

那么,如何发展和重构中国式的管理科学思想体系呢?走“全盘西化”之路,把西方的企业管理思想和具体制度,不加分析地移植过来,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正如二千多年前《晏子春秋》所比喻的那样:“桔生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离开中国国情、民情照搬西方科学管理,是不会在中国土地上扎根、开花、结果的。因为西方的社会政治制度和传统文化背景以及人的心理素质和价值观念不同于中国。西方传统文化源于一个多山贫瘠、三面环海的古希腊,使古希腊人从一开始就以航海、商贸为主要生产劳动方式,形成了放性的海洋文化、外向型的民族性格,原始氏族的血缘关系受到较为彻底的破坏,逐步造就了一种长于逻辑思辨,崇尚科学,热衷于知识、权力。法治和追求物质生活的文化传统。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源头是在黄河流域的广袤平原沃土,完整地将宗族血缘关系保留下来,逐步塑造了一种内向型的民族性格、自悟式的思维方式,以及伦理道德与社会和谐相统一的心理特征。从本质上来讲,西方传统文化是一种崇尚科学主义的“工具理性”文化,是一种注重自我价值和追求法治的“智性”文化。而中国传统文化则是一种崇尚人文精神、伦理道德和中庸和谐的“价值理性”文化,是一种强调集体主义、“克己复礼”的“德性”文化。

中西方传统文化的差异性,直接决定和影响着东西方人的心理定势、思维方式、价值追求和对人性的不同理解。在西方文化中,虽然也有人提出性善论,但是占主导地位的是性恶论,即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认为社会的绝大多数人都是为自己谋取私利,只要客观条件允许,人就会做出有损公众利益的事。所以,西方人构建管理学的主要原则就是“使坏人无法干坏事”,主要手段是通过建立完整的法治体制和控制机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虽也有人提出性恶论,如韩非、荀子等,但是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的性善论,即认为人不同于动物,生而具有“仁义礼智”的善性。所以,管理的主要原则是通过“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教育手段,去掉人的私心杂念,恢复和发扬人的善性。在管理模式上,不同于西方“严格的制度化管理”、“高强度的物质刺激”以及“明确的等级观念”等。中国注重价值观念的引导、管理人格的塑造以及和谐人际关系的构建等。尽管东西方管理都承认“以法治人”、“以情感人”、“以理服人”是全部的管理手段,但由于中西方传统文化的差异,各自的侧重点是不同的。由于西方是具有法治传统的国家,所以他们在企业管理中主张“法、理、情”,将“法”放在首位,强调管理的制度化、定量化和严格化;而中国则是注重道德传统的国家,所以企业家提

倡“情、理、法”,将“情”放在首位,十分重视“情感管理”,强调管理人性化,要求管理者要尊重人、关心人、鼓励人,以合理化的制度和合理化的人情达到合理化的管理。西方人按照法治的传统,在办事时总是“先小人后君子”,即首先签订合约力争自己的合法权益,而后按合约办事成为朋友;而中国人则是“先君子后小人”,碍于情面不重视契约,一旦发生利害冲突,就会反目成仇。

在目前的中国企业管理中,由于不加分析地搬用哈佛等西方管理模式,造成两个不可忽视的恶果:一是西方企业管理多重“艺”(管理技艺)而不重“道”(哲学),把科学管理归结为制度化、定量化和严格化,而不强调管理者的自我修养,是一种“管理主体缺位的管理”,这同中国的强调管理者的道德修养,即“先做人,后做事”的人本管理哲学是不相符合的;二是在现代企业中,讲的多是西方的管理思想和案例分析,而对中国的管理思想和管理艺术则知之甚少,培养出来的企业家只知“哈佛”而不知“老祖宗”,顶多是半个管理者。日本企业家不同于我们,他们在向西方学习科学管理的同时,还十分注重从传统文化中吸取精华。日本松下商学院在人才培养上,要求学员早晨列队长跑,以炼意志;吃饭时祈祷谢恩,以炼恩德;还把《论语》、《大学》、《中庸》和《孙子兵法》等列为必修课。因此,我们必须摒弃“全盘移植”的思路,走“综合创新”的重构之路。所谓“综合创新”之路,可以用十六个字来概括,即“以我为主,合璧中西,会通古今,自成一家。”所谓“以我为主”就是要从中国现在的国情、民情出发,尽快地建构适合于中国国情、民情的中国式管理模式。

而重构中国式的管理思想模式,需要三个基本要素(条件):一是中国式的科学管理思想源于企业管理实践。近五十多年的中国企业管理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我们可以从中国企业发展的社会实践中提升出科学的管理思想,诸如“一参两改三结合”的管理思想等。海尔集团在这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努力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二是根据“洋为中用”的原则,我们虽不主张全盘西化移植论,但我们提倡积极向西方学习先进管理思想和经验,吸取西方适应于我国现代企业实际的科学理念和管理制度,使之达到“合璧中西”的管理境界。因为西方的管理模式除了它的民族性之外,还有其相通性、普世性的地方,即适应于一切民族和国家企业管理的共同原则和普遍规律。这是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三是根据“古为今用”的原则,更应该立足当代,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吸取中国古代的管理之道,把“古”与“今”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之成为“会通古今”的管理。因为它除了时代性之外,还有普遍性,即适应于一切时代的东西。这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的文化管理资源,必须克服“重洋轻中”的错误倾向。只有走“综合创新”之路,在企业管理实践的基础上,努力寻找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企业管理的结合点,将三种要素有机地综合起来,经过一代或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才能逐步地建构起中国式的科学管理思想体系,达到“自成一家”的目的。

7、中国传统文化蕴含有丰富的管理文化资源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座管理文化资源极为丰富的宝藏,它主要是由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两部分构成。从理论层面看,主要有四点:

1中国历代政治家和思想家为我们留下了治国之道与管理之道。中国是一个文化早熟的国家。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出现了西汉刘歆在《七略・诸子略》中提出的“九流十家”之说。“九流”是指道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阴阳家、纵横家、农家和杂家。“九流”再加上属于文学范围内的小说家,称之为“十家”。从管理哲学上讲,百家之中主要是五家,即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以孙武、孙膑为代表的兵家,以墨翟为代表的墨家,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在他们的哲学思想中,蕴含有极其丰富的辩证思维方式和管理之道。先秦以降的历代政治家和哲学家,在他们的“文集”中也总结出了中国的治国之道,例如,宋代范祖禹的《帝学》、明代张居正的《帝鉴》以及历代的《名人家训》,都有极其丰富的管理智慧,有待我们进一步发掘和弘扬。

2中国历代文人学者作品中所蕴含的管理思想。在他们的作品中,有不少说理深邃的政论、奏议、书信、杂说,对于现代企业管理也有某些启示意义。日本企业家如铃木博、村山浮等人,在这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果。如韩愈在《杂说》中所云:“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这里说的是人力资源管理,要求管理者要具备“识贤”的慧眼,方可发现“千里马”。杜牧在《阿房宫赋》中,认为秦王“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独夫之心,日益骄固”是秦亡的根本原因。这里讲的是管理者采用“一言堂”还是“群言堂”的作风问题。凡是管理者采用“一言堂”,不但使管理者“日益骄固”,而且也“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总有一天是会垮台的。宋代诗人苏东坡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亦指出:“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妇之心。”这里讲的是儒家的以德治国的柔性管理。统治者单凭手中的政治权力推行严刑峻法,单凭金钱实施物质刺激,只能暂时压服或收买民众,而不可能长久获取民心。要想得到“匹夫匹妇之心”,只有实施儒家的柔性管理，才能得天下。

3中国古代兵书中的管理之道兵战与商战虽有相异之处,但也有相通之处,因

为二者都是人类的不同竞争活动。所以,可以把兵书中

的竞争智慧移植到商战中。中国最早将兵家智慧应用于

商贾经营的是战国“善为商贾”的洛阳人白圭。他不但乐

观时变,善于掌握气象规律,把握经营时机,在丰年时大

量收贮粮食而在歉年出售,从中获取成倍利润。在经营

策略上,采取“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原则。

4中国史书和古典小说中的管理思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艺作品有《东周列国志》、《水浒》、《西游记》、《三国演义》、《三国志》和《红楼梦》等。现代企业家也可以从中吸取不少管理艺术和用人智慧。在《三国志》中,诸葛亮、孙权和曹操在争斗中多姿多彩的战略战术和管理艺术,也为现代企业家所乐道。如蒋琬被刘禅任命为丞相后,他认为要稳定军心、民心,重振蜀国,不但要有正确的治国方略,还要具有令人敬佩的人格魅力。东曹掾杨戏同蒋琬议事,傲慢无礼,或沉默寡言,或说话不中听。有人借机挑拨二人关系,中伤杨戏。蒋琬深知计较此事势必酿成门派斗争,于国不利,于是,他为杨戏辩解说:“人哪有一样的啊!杨戏只是说话比较慎重,再说他想赞同我,违背己意;想反对我,倒显出我有错,还不如干脆不说好。以后你们不要在背后议论别人是非。”督农杨敏议论说“蒋琬做事昏庸:,比不上前任(指诸葛亮)。”有人把此话告诉了蒋琬,主张责问杨敏。他非但不怒,反而说:“我确实不如前任,心里时常愧疚。”“既然不如前任,行事自然处置不当,这不就是昏庸吗!还责问什么?”后来杨敏因罪入狱,蒋琬并未借机报复,反而秉公处置根据《孙子兵法》的人格论,认为一个成功的商人,必须具备“智”(机敏灵活、善于应变)、(判断果决)、(取予适时,不一味与人争利)、(意志坚定)四种人格要素。白圭的经营术及其人格论,实践证明是成功的。所以,白圭被历代商人推崇为治生祖师,成为商人效法的楷模。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企业家将《孙子兵法》和《三十六计》等兵书自觉地应用于企业经营管理,形成了兵法经营管理学派。

8.构建中国管理哲学的若干问题

这种抽象化的管理哲学概念使得管理哲学学科定位异常混沌，只能停留在哲学的研究领域，而走不出哲学的大门。由于管理学与哲学的研究范式刚好相反，管理学注重的是具体的实证的和可操作性的，这也正是管理哲学在我国一直得不到管理学界认同的一个主要因素。因而，有学者提出管理哲学的社会生存方式应以哲学思想为工具，以哲学语言为表达形式，而其社会地位的提升与持久广泛的发展要依靠它与中国管理实践的有效结合以及对社会组织管理问题的指导功能[3]。目前，我国国内管理哲学研究缺少的就是从管理实践角度来进行一些可操作性的研究，特别是要借鉴西方关于管理哲学

研究范式。

因此，对于管理学科的定位问题，首先要明确管理哲学作为交叉学科的学科性质，即运用哲学的观点和方法来对管理学理论与实践进行解读和反思，而不是一味地对管理学概括和总结，试图找出管理学中共同的东西。我们知道，管理学需要进行不断地概括和总结出一般性的东西，但更需要通过不同的视角和方法来对管理思想和管理实践进行解读和反思，运用哲学的方法来加强对管理学的研究是管理哲学的一个特色之处，更需加强。其实，交叉学科就是两个以上学科在一起进行优势互补、取长补短的结果，不是学科之间的主从关系。管理哲学是管理学与哲学的结合，二者不是谁吞并谁的问题，而是取长补短的问题，如何运用哲学加强管理学的研究以及如何运用管理学加强哲学的研究都属于管理哲学的研究范围。因而，哲学与管理学的交集是管理哲学的生长点，并可能对二者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从科学的发展角度，管理哲学是管理科学通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桥梁，联系着管理科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4]。

其次，就管理哲学的研究方法问题，前面已经叙述到，管理哲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首先就是要运用哲学的和管理学的研究方法来进行优势互补。从管理学的角度来看，哲学的方法是对管理学进行反思的一种视角和探索，如对管理主体与管理环境的哲学思考、对管理活动中组织与个人的思考等。哲学研究是属于思辨式的，管理学研究则突出微观个案分析，而管理哲学则能结合两者研究方法，即可进行个案研究中的思辨或思辨中的个案研究。

第三，关于管理哲学的研究对象问题，有学者认为，管理哲学是对管理思想、理论的反思，并因此认为要从管理思想史的角度去构建管理哲学。也有人认为管理哲学的特定研究对象是管理，但不是基于经验事实判断的管理行为或管理活动，而是作为人的生命展开的一个属性，是人的生活的有序化[5]。目前，很流行的说法就是认为管理哲学是指导管理行为特别是高级管理者行为的哲学，从而缩小了管理哲学的研究对象。以上的几个观点的主要侧重点不一样导致了对管理哲学研究对象的不同界说。反映了学界一直在探讨管理哲学的研究对象问题，但最终没有达成统一意见。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人类的管理活动和管理行为是管理哲学的研究对象，而从管理学的视角来看，则侧重于人类的管理思想和行为的研究。

第四，关于管理哲学的学科任务问题，有学者认为管理哲学就是对于管理学的一种外在解释，是对管理理论和实践的一种反思。也有学者不同意这种说法并且认为管理哲学的学科目标是“理解管理学”，在管理学体系中是一门服务性的基础学科，服务于管理学理论的发展与创新[6]。因而，从管理学的角度来认为，管理哲学就是为管理学服务的是有其自身的道理，但却忽视了管理哲学的哲学性质和其学科性质。管理哲学不仅是为了管理学服务的，也是一门应用哲学，在一定意义上，弥补了哲学研究之不足，同时，管理哲学还有其自身学科建设的任务。

总之，管理哲学学科建设，当然不仅仅表现在其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学科任务建构上，更重要的是要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背景，借鉴其它学科的发展长处，融合管理科学的发展思路，促使管理哲学走向学科独立且形成自己的

学科体系。

二、关于中国古代管理哲学研究的若干问题

我国古代管理哲学思想博大精深，如不对其进行挖掘则成为后人的遗憾。目前，学界关于中国古代管理哲学思想研究成果有很多，但不精。至少可以这么说，国内还没有出现过关于中国古代管理哲学的经典佳作。我们也许知道现在很流行的C理论，那是夏威夷大学成中英教授对于中国古代管理哲学理念的研究而得来的，蕴含着我国古代管理哲学思想的智慧。C理论重视中国哲学在现代管理中的作用，重视弘扬人的价值，强调管理对于发展经济的积极作用，期望中华民族富强发达，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研究与借鉴的[7]。当我们对这一理论进行狂欢时，千万不要忘记，这只是对中国古代管理哲学研究的启发而非中国学术界自己的独创。为什么一个深居海外的学者能提出具有中国智慧的C理论，而我们自己则整天作原地踏步呢？这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国内学术界对于我国古代管理哲学的研究存在浮光掠影、浅尝辄止的现象。要改变这种现象，不是一个个课题、一本本著作以及一篇篇论文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要深挖出古代的管理哲学思想和古人的管理智慧。然而要解决这样的难题，并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

今天的现状是研究管理学的人并不一定对古代的管理思想有深度研究，而研究哲学的人对古代哲学或许有深度研究但对管理却并不在行。这也就是说，很少能找到既懂管理又懂古代哲学的学者。由于学术的市场化倾向日益明显，学哲学的人很少去学古代哲学，学管理的人更不会去碰古代管理哲学思想，由此导致了中国古代管理哲学研究的人少之又少，而那些管理经验丰富之人则更没有做学问的动力了。要改变这一现象并非易事，涉及到整个国内

教育环境及人才培养模式的问题，最主要的就是有人能从古代管理哲学上做出成果来，这样才能激发研究者的研究动力。正如有学者所提出的那样，“在管理哲学研究领域，管理学家要与哲学家加强交流、合作，建立联盟性的学术共同体”[4]。如今，中国古代管理哲学研究并不成熟，才刚刚起步。就研究内容而言，还很单薄，就已有的研究成果来分析，从宏观描述的成果看深度不够，轻描淡写；从微观个案研究来看并不多，仅存较多的是对儒家思想、老子及道德经的管理哲学研究，而对每一个诸子百家及其代表作的微观研究不多，对于诸子百家的研究则都集中在儒家管理哲学研究上，对四书五经的管理哲学研究也少之又少，更不用说对于古代阴阳五行学说的研究了。从整个中国古代管理哲学研究成果来看，似乎对于古代管理哲学的研究就是对中国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研究，而对于其后的有关中国古代管理哲学思想的研究则成了空白之地。因而，中国古代管理哲学思想的研究空间巨大，研究任务艰巨，研究深度有待加强。要构建中国自己的管理哲学学科，必须要加强对中国古代管理哲学的研究，因为，它是中国管理哲学发展的渊源。对于中国古代管理哲学研究的最重要目的在于其实践应用。就拿儒家管理哲学来说，儒家文化中的人为本、德为先、和为贵、义为重等思想，对塑造中国当代管理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有学者试将中国古代管理哲学思想进行总结并剖析其在企业管理中的运用，将我国古代管理哲学概括为“道、变、人、威、实、和、法、器、信、筹、谋、术、效、勤、圆”等十五个要素，并逐一分析其在企业危机管理中的运用[8]。反映了学界开始探索中国古代管理哲学思想的应用价值，也是中国古代管理哲学研究呈现出由“形而上”向“形而下”的发展演变。

三、关于借鉴国外管理哲学思想的若干反思

关于借鉴国外管理哲学思想最好的方法就是进行比较研究。当前，关于中西管理哲学的比较研究成了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话题，就中国期刊网的统计来看，以中西管理哲学比较为题目的文章就有十来篇，还不算一些著作和文章中的中西管理哲学比较研究的内容。说白了就是“东方”和“西方”的管理哲学的比较，中国人民大学李萍教授认为二者并没有分类学意义上的确切所指，而只是言说者自身立场的相对划定，只能在经过了限定的意义上使用。然则，从比较研究的成果来看，有学者认为西方管理哲学是一种理性化的、操作化的、明确的、定量化科学式管理，而中国管理哲学则是一种整体性的、模糊性的、不确定和非优化的混沌式管理，这种差异反映了二者各自不同的历史环境和文化背景，也决定了其不同的历史作用[9]。但最终集中在我国古代管理哲学思想与国外管理哲学思想的差异，确切地讲就是我国古代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在作比较，而很少涉及到我国近现代的一些管理哲学思想，这固然跟每个人的研究兴趣和取向有关，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比较研究之不足，亟待改进然而从另一侧面来看，中国近现代几乎没有自己特色的管理哲学思想，或者给人的感觉是中国近现代管理哲学是中国古代与西方管理哲学的结合而成。这当然是因为学界对于中西管理哲学比较研究的不完善而造成的。中西管理哲学比较研究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并不是进行指指点点就能解决问题。从比较研究的结果来看，目前的比较研究不尽如人意。对于中西管理哲学的比较研究主要出发点就是在中西管理哲学的相同和不同之处中找出中国管理哲学研究的不足和需改进的地方，而不是简单地罗列其相同和不同点。例如西方的人本管理哲学对于我们管理哲学有哪些启示以及对我国如今的“以人为本”管理哲学有什么借鉴意义等，这就需要通过比较研究才能得出。然而，现在的情况是，大部分研究者对中西管理哲学的比较研究就是简单罗列中西管理哲学的异同，之后最终结论就是回归了中西管理哲学的趋同或融合，很少见到比较之后的反思和启示，这样的中西比较研究并没有达到比较研究之目的。我们所进行的中西管理哲学比较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找出差距与不足，借鉴国外管理哲学发展研究的启示来加强中国管理哲学研究。因此，比较研究方法的运用和改进是管理哲学研究中不可轻视的一项工作，对此切莫掉以轻心。除了通过比较研究之外，就是直接对国外管理

哲学思想进行研究。而在关于国外管理哲学研究最主要的成果就是译著，即翻译国外管理哲学方面的专著。真正系统地去研究和解读国外管理哲学某方面的思想并不多见。就西方管理哲学中关于人性的假设理论而言，有“经济人”假设、社会人”假设、“自我实现人”假设、复杂人”假设、决策人”假设、“文化人”假设、经营人”假设、变革人”假设，等

等，在此基础上，不同学者根据不同的人性假设展

开其理论构建。在人性假设的演变过程中，管理方法经历了发展演变，人作为管理者的主体地位也得到了凸显。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人性假设作为不同管理哲学的理论前提折射出不同阶段社会管理的需要。因而，关于国外管理哲学中的“人性假设理论”就需要进行系统地研究，既要用历史的眼光看其在推动管理进步中的重要作用，又要看到其“对于推进我国管理的现代化和规范化，对于企事业管理、公共管理的进步，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

意义”[3]。只有这样，才能带给我国管理哲学建设和发展以启迪意义。因而，就国外管理哲学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译著和介绍性的文章，而是要对国外管理哲学进行解读和消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从而达到“洋为中用”之目的。

四、关于构建中国管理哲学的对策性思考

构建我国自己的管理哲学学科是一项系统的工程，需要学术界及教育界齐心协力才能完成。虽说中国管理哲学已具雏形，并初见学科发展的端倪，但总的来说还不算完善。主要的问题是管理哲学学科的定位还未形成统一意见、中国古代管理哲学思想的挖掘还有待深入、中西管理哲学比较研究亟待加强，正是这些问题一直困扰和影响着中国管理哲学的构建。管理哲学的学科定位是从宏观来对中国管理哲学的建设与发展进行设计和规划，如果管理哲学在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学科任务等方面没有达成统一的意见，甚至一直争论不休，肯定会影响中国管理哲学的建设和发展。这并不是说争论是不好的，学科建设当然需要争论，但这个争论一定要在不影响学科发展的前提下进行。我国目前管理哲学学科定位的问题是一个历史问题，因为一开始管理哲学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下所进行的一项研究，其产生发展凝聚了好几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者们的心血，后来随着管理学科在我国的发展与完善，对于管理哲学的研究自然成了管理学的研究范围，因此，不同学科之间展开了至今仍没有结论的争论，使得中国管理哲学的发展一直停滞不前。因此，管理哲学的学科定位成了中国管理哲学构建的一个关键性问题。中国古代管理哲学思想的研究是构建中国管理哲学过程中的一项必不可少的内容。一直以来，中国古代的管理哲学思想和古人的管理智慧是我们宝贵的文化遗产，然则，这个遗产却仍未能完全被继承下来。根本原因就是对于中国古代管理哲学

思想的挖掘力度不够，加上研究力量单薄和研究水平明显滞后，导致了我国古代管理哲学思想研究一直以来无任何突破。这也是中国管理哲学一直没有什么发展动力和影响力的根本因素。中国古代管理哲学思想，从营销学角度来看，是中国管理哲学的核心竞争力，也是中国管理哲学最大的卖点。因此，加强和改进对中国古代管理哲学思想的研究是构

建中国管理哲学的根基。借鉴国外管理哲学思想的研究是构建中国管理哲学的一个外部因素。然而，目前学界在对国外管理哲学研究中存在着盲目的“复制”，妄图把国外的管理哲学理论不经消化拿来照搬照抄，最大的结果就是中西管理哲学的融合或趋同。没有把国外的

东西拿来作参照系，拿来与自己作比较，然后找出差距和不足，再来改进和完善中国管理哲学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国外管理哲学的发展是我国管理哲学发展的一面镜子，对国外管理哲学进行的比较研究就是我们在照镜子，才能看到中国管理哲学存在的问题与不足。简言之，国外管理哲学思想的研究是构建中国管理哲学的参照系。

总之，构建中国管理哲学这个大厦所需要的框架就是管理哲学的学科定位，这个大厦的根基要由中国古代管理哲学思想来承担，而国外管理哲学思想则成了这座大厦的参照系。因此，有了根基，有了框架，又有了参照系，那么，这个大厦主体部分就能完成，而这些工作更缺少不了学者们的辛勤耕耘。

[参考文献]

[1]肖明.管理哲学纲要[M].北京：红旗出版社，1987.

[2]齐振海.管理哲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3]坚喜斌，李剑“.全国管理哲学创新论坛”会议综述[J]，教学与研究，2007，（7）.

[4]宋刚，等.管理哲学的学科体系构建及其发展对策[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8，（8）.

[5]薛秀军.管理哲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6，（8）.

[6]李宁，程宇宏.试论管理哲学的学科目标与功能[J].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

[7]徐希燕.C理论：中国管理哲学研究[J]，哲学动态，1999，（11）.

[8]苏宗伟.东方管理哲学思想在企业危机管理中的运用[J].上海管理科学，2008,（3）.

[9]杨苏秋.21世纪：中西管理哲学走向融合[J].中国质量与品牌，20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