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体育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中国教育；教师；教育权威；教师地位；教师的自我实现

在市场经济体系确立、完善的进程中，教育领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挑战，尤其是在当代中国教育伦理体系的构建中，现代教师面临诸多问题，需要加以认真研究，从而搞好适合新时期的教师伦理设计。

一、构建当代中国教育伦理体系．需要有教育权威作保障．形成民主化的教育伦理精神和结构

教育生活的民主化是现代社会转型的大势所趋，与这种民主化进程相适应，现代教师的教育权威要求新的教育权成为其支撑，要求对教育角色重新做出诠释，要求教育责任和教育德性建立在中国现代化这样一个新的背景之中。在传统权威、家族宗法势力、地域性教育权力、灌输式教育形式、单纯依靠教师的教育角色获得教育权威的地方，也往往是教育生活缺乏教育民主的地方。它不可能使学生的个性自由、独创性、灵活性和健全人格获得真正的成长。在民主化进程中教育权威如何确立自身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就是一个亟待解决的伦理难题。

教育权威失序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封建专制社会向社会主义现代民主法制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必然遇到的现象，是完全抹杀人的自由个性和创造潜能发展的教育权威体系，是一种严重排拒教育民主的教育权威体系。对于我们今天的教育主体(教师和学生)来说，教育生活的民主化是新中国教育体翩告别传统教育权威体系的一个异常鲜明的特征。但传统的惯性仍然是非常强大的。随着民主化进程的展开，当前中国教育权威处于一种转型期的失序状态：主要包括传统式的教育权威失败；现实的教育权威失范；理想的教育权威失落。民主化进程中传统教育权威失效是指儒家式的教育模式在当今社会失去了教育权威的作用而不再有效；现实的教育权威失范是指用教条主义意识形态灌输的方式树立起来的教育权威与教育民主化的现代社会进程处于一种矛盾冲突的状态；理想的教育权威失落是指主流的理想沾染了一种短视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弊端，“商品化的教育权威”的教育伦理危机的到来。

这是民主化进程中，教育权威必然经历的重大转折。传统的以教师权威的天然合理性为基础的教育伦理秩序必将被一种现代的、建立在道德证明或道德印证基础上的教育伦理秩序所取代。这一转变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它表现为新旧价值观和伦理观之间的尖锐冲突，其核心是教育理念或教育基础的现代性变革。进一步，教育权威的失序又急切地呼唤一种建立在新的教育伦理基础上的教育权威的重建。我们看到，这有赖于一种民主化的教育伦理精神和结构的形成。比如，在这种民主化的教育伦理精神和结构中，“教一学”关系、“师一生”关系的良序进行将不再诉求于教育角色的权威性。教师必须尊重青少年青春期生理和心理的复杂性，尊重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由文化差异、代沟和青少年主体价值所造成的认同难度，以一种更民主的、更开放的、更宽容的精神进行一种旨在对话、交流、沟通和理解的“传道、授业、解惑”的教育活动。再如，学校的围墙不再是学生与社会隔离起来的象征物，学校与杜会的界限日益淡化，教育权威不再依靠相对独立的学校教育权力的外在控制，它更多地应当立足于一种内化发展，亦即教育权威不再由一种同一性的教育规范维系。学生中心论是民主办学的基本教育理念，它要求教育权威从学生的受教育活动中产生出来。

应该看到，由教育权威的失序而产生的教育伦理危机，是社会民主化进程中的必然现象，它是教育现代化过程的必然产物，是教育进步的表现。失序和危机并不是教育伦理的后退，而是在民主化进程中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预兆。因此，正确看待社会转型时期教育权威面临的各种道德难题，如时下人们所说的人生导师的缺席、生活意义的丧失、父辈对下一代教育支配权的终结、“师道尊严(一种传统的等级人伦)威风扫地”、教育丧失了自己的尊严和严肃性等等，是教育精神和教育伦理走出转型期教育民主化进程造成的诸多困惑的不可回避的一大课题。

二、市场经济社会的利益导向。对传统的教师伦理产生深刻影响．当代中国教育必须面对市场社会。确立教师伦理道德的基本地位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学校不是一片远离社会的“净土“。市场社会中教师的地位，取决于教育在面向市场保持自身相对的独立、自由和尊严的同时，又能与社会这样一个不可阻断的整体背景建立一种相互依存的良好的教育——伦理生态。教师如何处理好市场经济以利益为导向的经济伦理价值与学校教育“以人为目的”的人道伦理价值之间的紧张关系，是确立其师者地位的关键。

第一，市场经济社会要求建立一种新型的、平等和谐的师生人伦秩序。“伦”在传统社会其实是讲以“身份”地位为中心的客观的人与人的关系。而在市场经济社会，“伦”作为一种客观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由身份等级来决定，而是由人们相互之间自愿缔结的“契约”来决定。师生关系是一种平等的关系，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也是一种平等的人际互动活动。因此，市场经济社会中教师地位不是靠教师“本于天伦的人伦”先天地获得的，教师必须放下架子，以做学生的良师益友来获得学生的尊重。

第二，市场经济社会要求对“为师之理”有一个新的把握。“理”是主体对事物规律性、普遍性东西的把握。是建立在主体理解基础上的一种可普遍化的内在规律。“教师”的“为师之理”是教师在其教育人伦中所理解的应当遵循的普遍性的“为师之理”。市场经济社会中的“教师”的为师之“理”不是由“天理”先天决定的，它是建立在对教师人性的肯定与提升的基础上，是一种人之理。具体说来，它是对合情合理的教育人伦秩序不断探索的过程。因此，市场经济社会对教师“理”的位置的要求决定了教师必须解决好情与理、实然与应然、知识与德性等基本矛盾关系。它是教师对教育共同体中普遍法则的理解与认同。

第三，市场经济社会赋予师德新的内涵，对师德提出新的要求。教师的“德”，我们称之为“师德”。一个有“师德”的教师往往在他的教育活动中表现出与教师角色相称的伦理美德和理智美德。传统社会中“师德”的位置往往定位在教师履行其职责时的奉献，而忽略了教师履行其职责时的应“得”。“德——得”相通的“人德规范”被解释成一种“义得”而排斥了“利得”。市场经济社会要求人们恢复“利得”的正当性。师德不仅要体现教师美德行为的“义得”还必须充分体现履行教师美德行为的“利得”。

三、教师自身价值实现有赖于崇高的文化使命感、开放的视野及全球化时代教师的神圣职责

现阶段，适合社会转型、经济转轨、文化转换的新时代需要的教育伦理设计，必然要受到文化发展的这一基本态势的深远影响，因此，当代中国教育伦理问题还必须思考：在多元化态势下，教师如何实现自身的价值。:

在传统向现代的文化转换中，教师价值实现有赖于崇高的使命感。一方面表现在，提高学生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热爱，引导学生善于吸收我国传统文化合理的东西，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使学生的文化人格得到健全发展；另方面表现在教师对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的理解并将这种理解贯彻到“教书育人”活动之中。这是一种文化教化过程，教师自我实现就是在这一教化过程中“成人成己”，教师群体人格这种文化意识、文化觉醒、文化职责和文化使命对于国民心性和国民群体人格的塑造至关重大。

在多元文化态势下，教师应具备开放的现代文化视野。教师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相互交织的多元文化态势下，必须从强化自身的现代意识、现代素质、现代人格力量、现代思维、现代情怀来引导学生在尊重传统同时告别传统、在涵摄传统文化之精华的同时使自己在学习型社会中成为一个具有高素质文化教养的现代人。这样教师的自我价值的实现同时实际上是一种双重价值实现，既是自我实现又是以人格魅力和角色权威范导了学生的自我价值的实现的方向。

教师自我实现还有赖于全球化时代教师职责的确立。我们今天的文化和教育都处于全球化背景下，教师的自我实现还表现在他(或她)要以一种“面向世界”的文化品格和文化教养创造中国人的群体文化人格，教化未来中国国民的文化心灵。从文化生态的视野看，中华民族的发展在当前文化转换时期面临急需解决的两大问题。一是如何对待世界文化的问题，尤其是西方强势文化的影响问题。中国要在更广更深的层次上融人国际社会，那么就要在自己走向世界的同时，容许世界走向中国，就要在一种开放文化心态中理解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共生性、相互依存性。

当代体育论文范文第2篇

（一）中学生对体育的看法

中学生处于12岁至15岁的青春期阶段，特别是男生对体育课非常感兴趣。男生经常一到体育课，都迅速到操场集合，但是男生在上文化的时候则兴趣比较低。女生恰巧相反。女生不爱上体育课的原因有以下几点。1.男生好动，女生好静。在课余时间女生更喜欢看小说、画画、唱歌等文艺活动，对体育的兴趣不高。2.体育课上的活动项目女生不喜欢，体育课一般就是跑步、跳远、跳高，这些女生都不喜欢，女生喜欢的体育项目则是跳皮筋和踢毽子，但是这类项目在体育课上没有。3应试教育下，借用体育课学习语文、数学，在北京中考中，体育分数只有30分，一般都能够得20分以上，所以即使体育优等生和差等生的分数开不来距离，但是语文、数学、英语则不同，均是120分的满分，这类优等生和差等生的分类距离则差很多，所以不仅是女生，男生也会借用体育课来学习语文、数学、英语等课程。男生喜欢的体育项目。首先是篮球，很多男生都非常喜欢打篮球，看球赛；其次是足球，足球对场地的要求比较严格，所以也只是大家踢得玩玩，不会按着非常标准规则来判定，但是可以训练学生的身体素质，减轻学习压力等好处。除此之外，还有街舞、体育等运动。可以看出来，男生喜欢的运动都是有一定的技巧性和难度性，但是中学体育课上的项目则是单调无味的。

（二）中学体育教育的缺点

不同的体育项目训练不同的技能。例如长跑以训练学生的耐力为主，短跑以训练学生的爆发力为主，舞蹈以训练学生的协调性为主。每种体育项目都能够训练学生不同的能力，但是现今中学体育教学几乎以田径和体操为主，田径是跑步、跳远、三级跳等项目，体操则是练习上午时期的课间操。对于中学生每天上午做课间操这点我还是非常肯定的，这样可以良好的训练中学生的素质，但是在上体育课的时候还是训练体操，则显得有些乏味。站在学校的角度来说，田径和体操的确可以非常好的训练学生的能力，同时田径和体操对空间的要求不高，也不会对学生造成伤害，其它球技运动容易对学生造成身体伤害。

二、对体育教育的改进

（一）增加体育教学项目

除了田径和体操之外，学校可以增加篮球、乒乓球、羽毛球等竞技类项目。增加体育项目的多样化，让学生有更多的选择，特别是增加女生喜欢的项目，或者购买皮筋、毽子，让女生自己发挥，让中学生，特别是女生运动起来。学校还应该安排教师教授学生这些竞技类运动，男生可以教授篮球、足球，女生教授羽毛球、乒乓球。虽然街舞、武术、舞蹈也可以运用到中学体育教学当中，但是目前实施难度比较大，全国也没有几家中学将这些体育项目运用到中学教学当中，反而大学当中运用了不少。所以目前，在中学当中我们应该教授好篮球、乒乓球、羽毛球这类有优势的项目。

（二）进行时间合理划分

中学一节体育课45分钟，每周2节体育课。体育教师都将这些课程的时间占满不给学生自主活动，或者只留给学生少部分的时间自主活动。体育教师可以将时间进行合理划分，给时间让学生自主活动，只要学生在运动就行。现在例举两个方案。方案一，一周2节课，前一节课安排原有的田径和体操，后一节课让学生自由活动，只要学生运动起来，不管是什么运动都可以。方案二，第一节课前半节课，训练田径，后半节课，让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运动，第二节课前半节课，训练体操，后半节课，让学生自由活动。上述两个方案仅供参考，不同的老师针对不同的情况可以调整，或者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来教导学生，尽量让学生运动起来。

当代体育论文范文第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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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体育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现代;后现代主义;体育史

中图分类号：G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90(2012)01-0028-03

Abstract:

In the impact of ideological trend of postmodernism, Chinese sports history also has looking for new ideas, new concepts and trying to use the new theories, new methods, combing the postmodernism and sports history, examining impact of postmodernism on sports history research. It is necessary to change idea, transform perspective, make efforts to develop the sports history to a broader study fields.

Key words: modern; postmodernism; sports history

进入21世纪以来,后现代主义与学术的关系才引起大陆学者的兴趣，但主要是文学和哲学领域的研究，而史学界关注后现代主义才是近几年的事情。至于体育史学界的反响就显得更迟缓，几乎很少有人提到后现代主义与体育史学的关系，似乎认为后现代主义与体育史学无关。但笔者认为，体育史学者认识和讨论后现代主义是有必要的。后现代主义至少可以使我们认识和理解对历史的书写，让我们重新去检查和检验体育史学科的理论与实践。

1 后现代主义及其后现代史学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是一个从理论上难以精准下定论的概念，因为后现代主要理论家，均反对以各种约定成俗的形式，来界定或者规范其主义。后现代主义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后被神学家和社会学家经常使用的一个词。起初出现于二、三十年代，用于表达要有必要意识到思想和行动需超越启蒙时代范畴。而现在成了：一切都是凌乱的，没有中心。一些人认为后现代主义是基督教世界的终结。

从形式上讲，后现代主义是一股源自现代主义但又反叛现代主义的思潮，它与现代主义之间是一种既继承又反叛的关系；从内容上看，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源于工业文明、对工业文明的负面效应的思考与回答，是对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剥夺人的主体性、感觉丰富性的死板僵化、机械划一的整体性、中心、同一性等的批判与解构，也是对西方传统哲学的本质主义、基础主义、“形而上学的在场”、“逻各斯中心主义”等的批判与解构；从实质上说，后现代主义是对西方传统哲学和西方现代社会的纠正与反叛，是一种在批判与反叛中又未免会走向另一极端――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的“过正”的“矫枉”。汤因比的“后现代”概念，表示了他对“现代化”运动所持的一种怀疑态度。由此看来，“后现代”这一概念的提出，本身就带有否定现代主义的含义。自20世纪70年代，弗里德里克•詹明信（Ferdric Jameson），出版了一系探讨后现代主义的论文和著作，在詹明信看来，历史的新阶段有着鲜明的特征，特别在文化和社会方面，从不同的观察点，人们可以使用不同的名称，如“后工业社会”或“消费者社会”，甚至“新闻媒介社会”、“电器社会”等，但显然，“后现代主义”最为恰当，因为这些新发展是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是有区别的，人们不再用历史论证来阐明某一理论，而更多地是通过多媒体、图像组合等方式，给阅读者和听报告的人以直观的印象，注重与听众之间的沟通。

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尤其在西方史学界首先引起很大的反响。就后现代主义历史学上的一般表现而言，后现论家是否定了启蒙运动以来盛行的“理性”和“进步”的现代性观念，挑战了常规历史研究的基本前提。［1］ “在历史学的语境中，后现代主义尤其暗示了对这些常规确定性诸如“事实”，“客观性”和“真实”――这些过去被历史学的书写和阅读的术语的一个挑战。［2］当今，“整个历史学职业已经稳步地变得具有反思维性，更多的注意力被投向方法论和原始材料的性质方面”，因而“史家很自然地去热情地讨论被后现代主义书写方法提供的观点或视角”。［3］

2 后现代主义视野下的中国体育史研究

近年来，在体育史的研究中，体育文化史的逐步兴起，已成为事实，诸如在著作方面有：《宋代体育文化史》、《唐代体育文化史》、《魏晋南北朝体育史》、《辽夏金元体育文化史》、《中国古代体育文化》［4］、《中西方民俗体育文化》［5］、《中国少数民族体育文化通论》［6］。在方面有：陈康的“对体育考古学几个理论问题的思考”；崔乐泉的“原始时代体育文化研究的方法论考察――以中国原始时代体育文化研究为例”；吕利平,吴卫东,郭成杰的“从体育考古角度看我国先秦及秦汉时期的军旅体育”；谢庆伟的“论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影响”；钟全宏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与古代体育文化”；张矛矛的“词源学视角下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研究――以“赛、戏、术”为例”；陈灵娟的“从敦煌文化看我国古代体育文化”；梁同福的“论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范成――以蹴鞠为例”；项红军等“论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发展历程”；等等。

以上不难看出，后现论逐渐渗透到体育史学的研究中，特别在古代体育文化史、民俗体育文化、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等研究领域有明显的开拓。

体育断代史、民俗生活中的体育书写形式的出现，也是后现代主义的又一表现。后现代主义向“大叙述”的思维方式提出挑战，批判所谓理性的普遍性。因为所谓普遍理性，仔细分析，并不涵括一切，而是必然有排他性的一面，即把不适合性的现象排除在外，或者加以贬低，以证明理性的优越和准确。但是，现代历史的发展，已经使得西方人看到太多非理性的东西。这些非理性往往就在人的思维和行为中表露出来。理性万能的信念就无法让人信服了。因此，后现代主义反对现代主义的那种笼罩一切，建立制度和社会体制的做法，强调事物的复杂性、多样性、相对性和无结构性，注重为现代主义排斥在外的“他者”（The other）的地位。［7］

上述体育史研究所表现出来的是关注微观史、日常生活史的研究。从某种程度上说，微观史的研究有助于宏观史的发展。近年有些著述中对文化生活中的体育进行细致入微的观察，诸如《丝绸之路体育》［8］一书中有“民间的社火拳”、“骑竹马、藏钩、斗鸡”。《汉代体育》［9］书中介绍了“娱情消闲的钓鱼”。鱼是人类生活中的重要食物，捕鱼便是一种生产技能，钓鱼在捕鱼中，是使用工具最简单、劳动最安全的一种生产方法，是老弱妇孺都能从事的生产劳动。钓鱼更是现代文化生活不可或缺的内容。还有《宋代体育文化史》［10］作者指出：宋代南北两宋体育文化的融合，理学思想的束缚与蔓延，使社会出现了以“求静”、“重养生、休闲，趋向柔性体育的发展,使宋人在体育文化心态上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甚至是突变”。体育文化心态,简单来说就是指人类在体育活动中所表现的感情、习惯、成见、信念、观念等等。对宋代求静的弈棋、投壶以及民族本位心态、等级人格心态的研究，正是宋人极为重要的文化心态，注重分析古代人生活中的体育观念来自于一个事实，日常生活的细节在特性上具有强烈的象征性，这与宏大过程又是联系在一起的。

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在宋代体育文化史研究中的影响，还在学者们开始注重实例，把实例作为体育文化史研究的重要部分，而且这些实例不是被简单看作是社会、军事、经济、文化的体现，而是被看作本身是重要的。因此，体育文化史中研究一些特别的个案（射柳、打马球、重阳节体育，等等），可以揭示个例背后更大的研究主题。体育文化研究者可以在文本的微观观察中了解形成体育文化更广泛的某种倾向，比如：到北宋末年和南宋初，宋与辽、金等北方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终于上升到敌对的程度。特别是“靖康之难，中原人士播越两浙，无人不具故国故乡之思”。周辉《清波别志》说，“绍兴初，故老闲坐必谈京师风物，且喜歌曹元宠《甚时得归京里去》十小阕，听之感慨有流涕者。”道出了中原南下后的思乡之情，也是人们对亡国之恨的侧面反映。这样无疑会使宋人和宋代社会文化心态有一个变化。在体育文化方面也明显表现出民族本位心态。诸如源于辽、金的一些体育项目在宋代后期明显减少,如马球这项运动更是迅速走向衰退,其中至少有一个原因是:北宋末年徽\钦两帝被俘和受辱均与马球事件有关,提起这件事,就会使宋代统治者伤心\恼怒\耻辱,于是社会上谁还敢明目张胆公开打马球呢?这是从打马球事件揭示出宋人的文化心态。也即从微观\实例揭示宏大问题。

在民俗体育史研究中同样如此。在一定程度上说,各个学科带给体育史的是某一种观念:文化是一系列的习俗,在中国这个农耕国度里,民俗是很重要的,尽管习俗与社会中的各种结构有着关联,但习俗不只是社会结构的单纯表达,相反体育生活是这些民俗中的被再创造者。任何一个民族都拥有自己独具特色的节日,但是就节日的意义而论,又以农业活动为主的民族最为重要。我国的节日,都有相关的活动内容,而且往往是通过多姿多彩的体育活动来体现节日气氛的。如一月有跳坡节，正月元宵节上有舞龙、划旱船；二月有斗牛接；三月有放风筝、荡秋千、跑风车；四月有蝴蝶会、玩扑蝶戏、娘娘庙会上表演杂技、踩高跷等；五月有磨秋、赛龙舟；六月有赛马会、跳灯节……所以我国古代节日里的体育活动，自然就成了一种农耕民族特有的文化现象。这就是说，体育是各方面、不同过程的结合，有经济的、政治的、宗教的、习俗的方方面面，绝非是一个简单的框架。

毫无疑问，当代体育史学的复兴，特别是体育史学理论化的提高、研究方法创新，都给体育史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近年，在体育史学界“参与史学”、“学术超越”、“史学复兴”等词语逐渐多了起来，诚如有学者所言，体育史学在视野的拓展、史论角度的调整、史料层面的细化和研究视野的开拓上下了很大的功夫，日益凸显出其鲜明的学术特色，日渐突破了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的“表象复制”，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我国古代体育史意义阐释、价值形态和理论范式的原生性、开拓性建构［11］。当然，要突破体育史的“表面复制”和实现体育史理论范式原生性、开拓性建构，不是一朝一夕、几本书就可以达到的，所以当代体育史学研究、特别是体育文化史的研究中，应注重如何书写得更完美、如何对微观、宏观把握。其实，事物的发展总是一分为二的，从文化视角对文本的解读，可以摆脱以往体育和社会及其它方面简单对应的关系，但是过于偏重文化，却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对历史的正确判断。

3 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的体育史学未来发展

在上世纪90年代，在西方一些国家，历史学家们对后现代主义的接受曾引起激烈的争论，这种争论至今仍在继续。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其本质是非历史的，它无视历史的顺序和时间的顺序，甚至将一些没有联系的事物现象随意组合在一起。后现代主义也无视“大叙述”的思维方式，批判理性万能，则强调事物的复杂性、多样性、相对性和无结构性。而传统历史学在历史叙事中强调翔实，依据个案材料得出结论。一贯以来，体育史研究最看重历史事实，认为体育史学者应该是历史事实的守护人，于是大家认为只要埋头在古书堆里，勤奋耕耘、深挖史料,就必然会有收获,而且是最为客观的收获。

但是随着多学科的交叉渗透，随着更多的人倡导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科学观念日益盛行，于是历史也开始逐渐向科学靠拢，在历史学中运用图像、摄像、计量学等来描述历史。近年的体育史研究中也不难发现，有些体育史著作是别的学科学者撰写的或者其它学科的研究者合著的，更有一些体育史专著突破了传统单纯史学的框架，诸如《中国古代体育文化》［12］、《中国传统体育》、《唐代体育文化史》［13］、《魏晋南北朝体育文化史》等著作。在内容上不仅涉足文化地理学、社会文化环境，还涉足到文学、艺术、宗教、戏曲、哲学、民俗等文化的各个方面，这无疑是受到文化学、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甚至自然科学的影响。在上述体育史著作中已经看到了后现代主义的影子或者概念。

尽管,“大多数后现论具有一种简单化倾向,独断地排斥竞争性的观点,且极度地偏狭。大多数后现论忽视了政治经济学，因而未恰当地阐明社会的经济、政治以及文化层次之间的相互关系”［14］。但从后现代主义在当代极大的影响力，可以预见体育史研究的未来发展。第一，体育史学将在运用图像、摄影、计量学上有所突破，并且很可能在研究历史时所持态度有所改变，即更为客观、中立，更多地是分析，并且是从更广阔的学科领域进行分析。但表现形式上，钻古书堆、勤奋程度上似乎不如先前。第二，在书写方法上将积极运用21世纪的历史研究和书写方式，使体育史的研究更具反思维、更注重方法论的研究，可能在对社会下层研究多于对上层的研究，诸如日常生活中的体育史、民间体育史、妇女儿童体育史、群众体育史等研究将成为新的领域。第三，体育史学者的思维更为活跃，显得不僵化，具有批评性，比如对前人的研究成果重新审查，并做出批判性继承，在对某个问题的研究上，采用立体思维、多种方法齐头并进，刚柔相济、协调发展。

4 结 语

综上所述，我们生活在“后现代”社会中，耳闻目染后现代社会的种种影响，体育史研究也不能摆脱这样的影响。21世纪理论和实践相互缠绕、信息立体多层穿梭，让人目不暇接。所以后现代研究并非是体育史发展的唯一取向和最好方法，即便是“后现代史学”的研究也应包括“现代史学”、“传统史学”。总体而言，未来的体育史学研究者们肯定不愿意受某一种理论的束缚，而是希望打破一切固定僵化的格式。因此，敞开思维、书写自由、追求新潮、具有竞争精神、具有批判者的姿态，将是未来体育史发展的新路和研究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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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饶远.中国少数民族体育文化通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 王睛佳, 古伟瀛. 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

［8］ 李金梅,李重申.丝绸之路体育［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8.

［9］ 刘秉果,赵明奇.汉代体育［M］.济南：齐鲁书社，2009.

［10］王俊奇.宋代体育文化史［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9.

［11］邓星华.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的当代形态与学术超越――读王俊奇教授《中国古代体育文化》有感［J］.体育学刊，2010,（5）：115-118.

［12］王俊奇.中国古代体育文化［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9.

当代体育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公共空间”化是中国当代体育发展的不争事实，虽然对体育的公共性理论界过去有过一些认识，但在大众文化语境下，面对主流意识形态、经济和传媒向体育的不断渗透，我们不得不对此作系统的探索和分析。从哈贝马斯的“公共空间”理论出发，对体育自身所具有的社会文化批判功能，以及“公共空间化”给当代体育带来的影响进行了初步的阐释。

关键词：公共空间；批判功能；异化；重新封建化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12(2007)03―0315―02

在我们以前的研究中，时不时要涉及“公共空间”问题，但我们始终没有对此做出系统论述。这一方面是由于我们没有弄清当代体育的空间概念，对体育在空间展开的可能性和限度没有作系统思考，从而缺乏立论基础；另一方面，在当代体育中，与“公共空间”概念相相关的大众传播媒介、公共时间、对话、狂欢等问题没有澄清之前，我们很难在整体上对其做出准确的把握。故此，我们对“公共空间”的研究作了相对滞后的处理。由于“公共空间”牵扯到当代体育社会文化功能的实现形式问题，是体育联系社会和文化的理论中介。所以，我们必须深入探讨体育作为“公共空间”的前提、结构、功能及对体育的负面影响，并对其发生、演变和解体的整个过程给与历史的文化的解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系统地阐释体育在当下社会文化语境中所具有的独特社会文化功能和价值。

1 何谓“公共空间”

“公共空间”(public sphere)又被称作“公共领域”。1990年，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nabermas)在《公共空间的结构变迁》一书中，首次提出了这一概念。它是指西方资产阶级社会中介于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民众可以自由参与并就涉及普遍利益和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平等的、理性的论争的场所和机构。

古老的体育运动自发生之日起，就带有“公共空间”的文化属性。在古代希腊，人们营造属于自己的公共空间时，体育就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方面。当论及这一点时，哈贝马斯曾指出，在希腊城邦中，“城邦领域”同“家庭领域”严格区分开来，公共生活“以市政广场为中心，但并不一定意味着它只是在这一特定场所进行。公共领域由讨论和共同行动组成，前者包括参与议事和法庭陪审，后者包括参战和体育竞赛,q3 J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和商业贸易发展的不平衡，古希腊城邦之间动辄兵戎相见，战争成为古希腊人日常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事件。战争需要强悍的体魄、敏捷的行动，坚强的意志，体育于是就成为了锻炼的有效手段之一。在水深火热的战争生活中，人们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和平的渴望。在奥林匹亚举行的以祭祀宙斯神为主旨的奥林匹克竞技赛会期间，人们必须停止一切战争，这就是人们所熟知的“神圣休战”。从此可以看出，对古希腊人来说，奥林匹亚赛会本身就是他们自己塑造的“公共空间”，赛会期间人们不仅可以竞技、竞争，还可以自由交往，发展友谊，自由贸易。它具有了“公共空间”最基本的规定性和功能。

2 体育：社会文化批判的“公共空间”

对于当代体育而言，无论是作为“有形公共空间”，还是作为“无形公共空间”，它的社会文化属性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当代体育的社会文化功能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被凸现出来。过去，在讨论体育的社会文化功能时，总是强调体育在人类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建设性作用，如人们津津乐道的“乒乓外交”、“女排精神”、“体育产业化”、“姚明现象”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从正面突出体育在外交、民族精神、经济和明星崇拜等方面带来的积极影响。而对当代体育公共空间性的认识，使我们意识到体育对社会文化建设性作用的另一方面――对社会文化的批判功能。特别是对中国的当代体育而言，这种社会文化的批判功能显得尤其难能可贵。

当代体育所以有这样的批判功能主要是由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方面，显然是由于大众传媒的介入。由于体育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微妙关系，以及体育自身所具有的释放性功能，使得大众传媒在体育这一领域惊奇地发现一块可以自由设置议题的‘飞地’。”也就是说，体育为社会文化的批评行为提供了理想的空间。公众在体育这一公共空间对公共权威及其政策和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做出评判，自由的、理性的、批判性的讨论构成这一领域的基木特征。

另外一方面的原因则是体育的游戏本质。游戏规则的制定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理想性，它要体现自由、公平、公正的原则，就要人为地祛除复杂的政治、经济背景，将人类一切美好的东西整合进来，在某种程度上人类的任何游戏都带有“乌托邦”性质。这一点我们在古代奥林匹克赛会的相关规定中就可以看到。

需要指出的是，体育所具有社会文化批判功能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对它不能寄予过高希望，因为，体育的游戏本质决定了，它的社会文化批判功能是在“象征”的层面上实现的，我们得到的更多的是行为和心理满足，而非客观与现实效果的满足。但不管怎么说，当代体育的“公共空间”性，还是让我们认识到其自身所凝聚的，长期被人们忽视的社会文化批判功能。

3 中国当代体育：自由“公共空间”的“彩排”和“预演”

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哈贝马斯认为，18世纪报业独立以后，初期主要从事于交流各种信息的报刊逐渐成为政治论争的中心地带，公共空间也就体制化了。哈贝马斯归纳出公共空间中活动所遵循的共同准则：第一，它无视个人在政治、经济地位上的差别，而倡导一种建立在“共同人性”基础上的平等社会交流活动；第二，它是对于理性的公共运用，使此前未受质疑的东西，比如政治和宗教的权威，文化上的特权受到质疑；第三，它对于公众的广泛接纳，不仅是站在普遍的立场上关心共同利益，而且使每一个公众都可以直接参与论争。如果加以概括，“公共空间”中活动所遵循的共同原则可以归纳为：人类对“自由”的体认和运用。

哈氏所言虽然只是一种理想的状况，但对于体育而言，他的理论总结却颇得要领。

1)在体育中的确存在着共同的人性基础――人类对自己身体的珍爱和尊重。

2)在当下中国的社会文化生活中，“理性的公共使用”始终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中国有自己的政治文化传统，但更为重要的是，“理性的公共使用”没有自己的空间。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事实让我们看到，“公共空间”发育得不够充分，使得“理性的公共使用”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始终处于紧张的对峙状态，为此整个社会付出了发展缓慢的代价。“公共空间”的营造已经成为社会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

由于体育的游戏本质，以及它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微妙关系，使得上述紧张关系得到一定的缓解。就整个社会文化的发展而言，在其他类型的“公共空间”没有充分发育之前，体育作为“公共空间”，无疑起到了“彩排”和“预演”的作用，避免了不必要的社会摩擦和消耗，其“先发”之功是不可埋没的。 4 “公共空间”化给当代体育带来的影响

“公共空间”化虽然增强和丰富了当代体育的社会文化功能，但也带来许多负面影响，这不能不应起我们的重视。就中国当代体育的现状而言，这种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在当今时代，作为公共空间的当代体育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和其他社会机构争夺的场所，利益和权力的争夺，使体育自身的价值理念被“异化”，人们参与体育的动机被扭曲，为人们所珍爱的奥林匹克精神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例如，国内外体育界所共同面对的兴奋剂问题，就是这种“异化”的一种体现。在任何条件下，体育的目的都是“身体”，而一旦成绩成为唯一的目的，金钱决定一切，“身体”必然成为药物作用的中介和手段。

2)大众传播媒介迅速发展为大规模的商业组织，变成了由文化工业来塑造和控制的文化消费场所，传播的内容变得非政治化、人情化和耸人听闻，公众交流被个体化的被动接受所取代。这主要表现在媒介与主体的关系不再是主体对媒介的制约，而是相反，即主体适应媒介。媒介让人看到了世界，但人却付出了牺牲世界丰富性的惨重代价。大众日益依赖媒体，并从接受的主体变为媒介的附属品。对当代体育而言，大众传媒的这一负面影响极具威胁。在大众传媒上体育在不断被翻新和包装，应接不暇的体育赛事、节目、话题在不断地塑造观众，塑造他们的消费习性。而大众对媒体的依附性又决定了他们不愿意也不能够进行及时的消化和处理。“久而久之，使大众对体育产生了麻木感。大众传媒的这种麻木作用使大众懒于思考，对体育的审美能力萎缩，趣味趋同，使体育本身所具有的坚毅的品质和创造的精神遭到严重消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