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世界经济与政策范文第1篇

当前，世界经济中的一个主要现象是欧美经济关系发生了深刻的结构性变化。与美国在政治和军事领域居于绝对优势不同的是，大西洋两岸的经济实力趋向对等。随着美国持续十年高增长期的结束，美欧在政策与制度上的不协调性甚或矛盾性愈加凸显，它将对世界经济产生重大影响。本文试图从财政政策的角度对此加以分析。

一、欧美不同的政策取向

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多数欧洲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曾与美国同步奉行凯恩斯主义，80年代后又转向货币主义、供应学派。就财政的分配方式和国家用其干预经济的程度而言，不仅美欧之间有较大差别，而且欧洲国家相互间也存在差异。所以说，欧盟在制定《稳定与增长公约》之前还没有形成财政趋同框架，因此谈不上欧盟的财政政策路线。90年代中期以后，欧盟成员国开始在《马约》的框架下实行稳定趋同的财政政策，此时美国正处于经济高增长期，克林顿政府采取了平衡预算的做法，欧美财政政策在形式上相对吻合。

此外，应该引起重视的是欧美财政政策在形成机制上的差别也是其不同政策取向的一个方面。美国没有欧盟那样的法律规定对国债和财政赤字实行明文限制，因而财政政策更易受到短期景气因素和政治因素的影响，尤其是政党政治哲学和路线的影响，财政路线因政党更迭存在着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而欧盟已将国家财政纳入政策趋同的法律框架，虽然财政政策主权名义上仍由各主权国家掌握，但成员国政府的行动实际已受到“软约束”。因此，欧盟整体中长期财政路线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透明度，受政治与景气波动影响的幅度相对较小。

二、政策差异的根源分析

美欧财政政策的不同取向在表象上反映了二者景气政策的差别，而从根源上分析，它透视出美国与欧盟在政策理念、制度模式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

战后美国历届政府的主要增长目标是减少失业和消除通胀。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的经济哲学具有差异，美国的经济政策因政党更迭存在一定变数。布什政府的经济哲学与里根经济学有许多相似之处，不仅重视以增长和就业为目标的“短期刺激干预”，同时也更强调为大企业创造投资环境，以此促进投资，推动增长。

欧元启动给美国增加了一个新的增长压力——保障资本流人。当前美国整个经济的投资有20%需要资本输入弥补，这成为美国经济的一个要害问题。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从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变为最大的债务国后，美元的特殊地位还未被根本动摇，但欧元的启动使这种地位受到挑战。2001年当美国经济出现衰退迹象时，国际投资者开始理智审视美国金融市场，美国股市和证券市场出现资本大量流出的现象，这对美国是一个严重警示。没有资本输人，美国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的缺口就不能弥补，美国火车头就失去动力。为保证资本流人，美国必须赢得一定的增长率和资本收益效果。而为赢得增长，布什政府不得不采取超常的财政刺激手段。

单纯从经济层面分析欧美财政政策，还不能全面认识其不同取向的本质差别。通过对比分析欧美的利益集团与政府决策之间的关系，可进一步从政治经济角度揭示其不同取向的社会背景。美国的利益集团与政府财政政策决策的关系比欧盟更为直接和紧密，财团利益关系对不同党派的经济和政治理念有重要影响。经济学家安东。齐施卡在其《美元》一书中分析五角大楼的作用时，形象地将国防部的巨大军事采购比做“世界最大的雇主”，它的巨额订单连接着权力决策和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有其历史渊源。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军队中许多重要的官员栖身于国防部、工业、金融等重要职位。国防部在国会拥有包括来自军队、政府以及经济界的阵容强大的院外集团，影响着政策决策。这种关系虽然在共和党和民主党执政期有不同体现，但始终存在。冷战后的1990年到1996年，美国军事采购、科研费和军队开支出现下降趋势，之后美国采取了一种“政府一工业联合战略”。自1999年，美国财政支出中的军事科研和采购费用重新超比例增长，政府通过这种联合战略重新给工业带来巨大支持。国际安全战略学家陈皮尔在《世界政策的变革》一书中对当今美国权力一财富一决策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分析" 道，现布什政府的最高领导层是里根“大财团”政府的班底，是军火和工业能源的利益代表。美国军备工业与权力机构的关系非但未随着冷战结束和世界经济相互依存的趋势而转变，反而通过反恐和打伊得到巩固。这种关系结构是美国新保守主义经济政策和对外政策的重要经济基础；而新现实主义的安全观反过来又成为维持其影响与财富的政治基础。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的财政决策往往会不同程度偏离经济规律。

在欧洲，能够对欧盟趋同的财政政策框架产生影响的利益集团由于涉及的领域更为广泛，因此影响力也更加多元化。自罗马条约起，欧洲利益集团受利益驱动推动了欧洲内部市场和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同时自身的结构、与权力机构的利益关系和影响方式也随之发生了重要转变：成员国利益集团被纳入了经济一体化的多国协调、多边管理的机制。与“欧洲特色”的外交与安全理念相辅相成，欧盟整个军火工业规模明显小于美国，军备工业的院外集团没有形成超强“气候”。这与欧洲利益集团出现的结构性“多极化”发展有密切关系。20世纪90年代《欧洲统一文件》和《马约》等重大一体化决策为利益集团制定了方向性目标，即促进多方利益。受莱茵模式的影响，欧盟在《马约》中专门强化了“社会伙伴”（包括劳动保护、消费者保护和福利等社会性利益集团）对权力机构实施影响力的运作机制。这些利益集团的“势力”导致欧盟的福利负担大于美国，经济竞争力受到削弱，但另一方面它也一定程度地保持了财政分配相对公正。目前，欧洲的利益集团出现联合发展的趋势，各种专业、行业、经济的最高联合会都在突破民族国家的界限，在欧洲层面组织起跨国利益集团，通过各种渠道对欧盟委员会施加影响。但它们主要在欧盟立法、制定规则、政策协调以及资金调配额度等方面争取利己的发展环境。更为重要的是，欧盟经济权力机构已开始行使区域化的统一管理，因此其决策不“关照”某一国家、某一行业或某一集团的特殊利益。总之，欧洲国家利益集团对欧盟的权力机构和政策，包括财政政策的影响有专门渠道，但直接左右决策的能力受到明显制约。

三、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冷战结束后，市场经济制度的内在矛盾——不均衡和不稳定等问题不但没有缓解，反而因工业国家生产能力过剩和竞争加剧而进一步加深。当前，美国和欧盟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早已超出各自国民经济的范畴，但由于两者所奉行的是不同的经济政策，美国的经济政策存在着明显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而欧盟的经济政策对稳定世界经济又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因此，虽然市场经济制度在地域上不断推广，但世界经济却因缺乏有效协调的全球治理而十分脆弱。

欧盟的财政政策注重的是内部结构稳定，缺乏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的政策动机和作用。欧盟之所以对世界经济增长难有作为，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因素。主观上，欧盟的政策构想并非不惜一切代价追求高增长，而是着眼长远稳定的“质增长”目标；客观上，欧盟受结构问题制约，如内部市场相对狭小、社会负担沉重等。此外，欧盟奉行趋同的经济政策还是国际事务中的新事物，欧盟还没有找到在保持稳定的同时有效治理衰退的理论创新，因此它在限制赤字、维持财政趋同目标时不得不承受增长乏力的代价。由于欧盟划定3%的赤字比重限制濒临衰退的国家促进增长的政策空间，结果德、法、意、英等国在短期内不得不期待外部市场，包括美国的带动。如果美国陷入不景气，欧盟没有一个国家能起拉动作用。世界经济不得不在美国主导的、不稳定的条件下颠沛起伏。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策范文第2篇

扩张型财政政策流露长期化倾向

1998年开始，我国政府财政政策由紧缩政策转而实行扩张政策。所谓积极财政政策，其基本特征是以增加赤字和增发国债为主要内容，所以属扩张型财政。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刺激了投资和消费的增长，经济保持了快速增长的态势，政策效应是明显的。但是，现在本应淡出和转型的扩张的财政政策却出现了长期化的趋势，经济快速增长染上了对扩张政策的依赖症，而潜伏的财政和金融风险却使扩张政策难以为继。这是当前政策抉择面临的一道难题。

2001年,GDP增长7.3％，比上年下降了近一个百分点，且呈现逐季减缓趋势，经济整体增幅下降的态势表明扩张政策的效应在递减；国有企业在基本实现三年脱困目标之后，脱困的成本和代价尚未消化，又出现效益回落，利润增幅持续下滑，部分企业脱困后又返困，亏损企业亏损额上升；国有单位的投资靠国债支持继续上升与非国有单位投资乏力形成反差，表明除了政府国债投资之外，各类市场主体的自我积累机制依然乏力；物价由低速回升转为全面回落，去年零售物价下降0.8％，工业生产资料出厂价下降1.2％，生活资料出厂价下降1.5％；失业率居高不下，就业难度加大，去年下岗未能再就业的职工近600万人，城镇实际失业率高于登记失业率2－3个百分点；扩张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对增加农民消费、启动农村市场乏力，制约农民增收的诸多因素仍然存在；财政对债务的依存度居高不下，潜伏的财政危机不仅没有缓解，反而进一步加深。

回顾2001年，瞻望2002年，对今年经济发展和对策，似应作出以下几点认识：

连续4年实行扩张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使经济增幅下滑的态势得到遏制，并为今后经济增长和发展创造了较好的物质条件。但是，放松银根的政策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它好比一剂强心针，不可能带来经济持续快速稳步增长，为经济长期发展埋下隐患。巨额的财政赤字，沉重的债务负担，货币超经济发行，最终势必酿成严重的财政危机和金融危机，造成恶性通货膨胀（如俄罗斯20世纪90年代），或者导致经济滞胀（如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所以，任何一位明智的当政者都不会长期推行扩张性政策。

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一度财政敞开国库花钱，银行开足马力印发钞票，由此酿成的苦果至今还没有消化完毕。财政长期入不敷出，赤字居高不下，社保基金缺口巨大，银行不良资产比例过高，居民储蓄超常增长等，这些因素都给经济投下了通货膨胀的阴影。现在人们之所以没有看到它的现实威胁，是由于出台的改革措施强制地遏制了购买力的需求变现，把收入锁进银行的保险柜；是由于贫困人口增加，导致生产相对过剩和购买力的需求不足的矛盾。财政和货币政策在不能兼顾推动经济增长和化解经济风险时，应当适时地把重点转向后者，决不能为保暂时增长而牺牲长远发展。

当前，扩张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已经出现边际效应递减的势头，但经济增长对它的依赖性并未减弱，经济自身的增长机制依然乏力，因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出现了长期化的危险倾向。国内外的历史教训表明，一旦把扩张性政策长期化，后患无穷。防患于未然，一要防止和化解财政和金融危机，二要预防陷入“滞胀”泥潭的可能。

莫追随发达国家进入“消费社会”

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生产决定消费，但生产归根到底是为了消费、依赖消费。近代工业革命飞速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导致消费资料极大丰富。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兴起了一种新的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以富裕者无节制的物欲满足为宗旨，奉行物质消费至上主义；超越生产和消费的能力，以牺牲环境和浪费资源为代价��“现代消费社会”。“消费社会”正像传染病一样向发展中国家蔓延和扩，成为当代世界的一大公害。

中国GDP总量突破万亿美元大关，居世界第6位，但仅占世界GDP总量的3.6％，美国占32.6％；中国人均GDP不到900美元，不到全球人均GDP的1/5。据世界经济论坛的报告，在世界75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竞争力排名中，中国居第39名，美国居第2名。

中国进出口总额达5098亿美元，为世界第十大贸易国，但在世界贸易总额中出口占5.4％，进口占3.2％。

中国靠占世界耕地总面积7％的土地养活了占世界1/6的人口，解决了13亿人民的温饱。但是，现在农村还有3000多万人处于绝对贫困状态，如果按照联合国的人均每天消费1美元的贫困标准，农村贫困人口则要多得多。在城镇，已经出现了一个相对稳定、人数众多的贫困阶层，包括600多万下岗职工、600多万失业人口，还有不能按时足额领到退休金和工资的退休职工和乡村教师。城镇中缺房和无房户上百万，大量危房、贫民窟亟待改造。城乡居民缺医少药。

虽曾为文明古国，但中国现在的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状况令人发忧：公共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甚至低于最不发达国家。虽然实行了9年义务教育制度，农村教育却还要靠“希望工程”支撑，政府财政用于教育事业的拨款仍未达到《教育法》规定的标准。高中毕业生的升学率仅为50％，25岁以上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比重仅为2.1％，文盲高达8507万人。用于研究与开发的经费严重不足，占GDP的比重不到1％（日本为2.88％，美国为2.44％，韩国为2.29％）。

我国是农民占人口绝对多数的农业大国，农业至今没有摆脱靠天吃饭的被动局面，劳动生产率低下，2/3的劳动力困在人均1.5亩耕地上，由于农业现代化步履艰难，每年造成的损失达数千亿元，仅蔬菜水果因缺少保鲜设备一年就损失800多亿元。

现代工业的建立和发展是国家工业化水平的重要标志。经过50年建设，我国基本上已经建成了较完备的现代工业体系，工业化已进入到中期阶段。但是，工业总体的技术装备水平仍然落后。据全国工业普查资料，1180种专业生产设备达到国际水平的仅占26.1％。机械产品中达到90年代国际先进水平的不到5％，我国单位GDP的能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3.8倍。每年固定资产投资所需购置的设备60－70％依靠进口，许多行业的装备都被外国占领。设备制造业丢掉了国内市场2/3的份额。信息产业的关键技术和部件的研究开发相当落后

离开繁华喧嚣的街区，人们看到的是另一个贫瘠瘦弱的中国。如此强烈的反差发人深省：我们到了追随发达国家，仿效他们的生活方式，赶超“消费社会”的时候了吗？有人说：“中国已经进入休闲时代！”错了！现在依然要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皇家林园北京的颐和园现在成了大众的休闲地，但人们不该忘记这正是“老佛爷”的劣迹：兴建颐和园是以牺牲国防和近代工业为代价的！

加入世贸组织要做“明白人”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朱总理要求各地、各部门、各个企业做好应对工作，告诫各级领导干部要“做领导经济工作明白人”。

做明白人，应当明白我国入世的动因。对此的权威解释是，当今世界已经实现了“经济全球化”。“全球化”论点源于美国，但美国学者和政界对“全球化”并无一致的认识，从“贸易自由化”到“美国价值观全球化”、“美国生活方式全球化”，甚至“全球美国化”，无所不包。美国统治集团则把“全球化”当作它推行霸权主义、对外扩张的工具。如果我们采纳了“全球化”的概念，那么就应当赋予它科学的内涵和确定的外延，不能盲目照搬。其次，“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发展过程，是各种力量较量和斗争的舞台。当今世界除此之外还存在着反全球化、区域化，我们不能视而不见。再其次，当今世界，即使认同了“经济全球化”，还必须正视“政治多极化”这一不可抗拒的潮流和政治格局。我们既然强烈主张“世界政治多极化”，坚决反对单极化，但“多极化”和“全球化”却是矛盾对立的，而政治又是为经济服务的。对此，我们在理论上总应自圆其说。

做明白人，应当明白当今世界经济格局。自近代工业革命开始，先进工业国家用廉价商品和炮舰轰垮了落后国家的壁垒，把各国网罗进世界经济体系之中。从此，世界划分为工业国与农业国、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穷国与富国、强国与弱国。时至今日，这一格局仍未改变。现在，尽管发展中国家说话的声音大了，与强国打交道多了一些筹码，但是国际经济秩序依然是不公正的。极少数富国不仅以强凌弱，而且把贸易、投资当作推行强权政治、霸权主义的工具。世贸组织现行规则对所有成员国一视同仁，这种形式上的平等掩盖了实际上的不平等，更何况许多规则是在发达国家主导下按照有利于发达国家的原则制定的。改变世界经济格局，建立公平、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归根到底要靠广大发展中国家富裕强盛。

做明白人，应当明白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位置，要定准位。“商场如战场”，国内市场如此，国际市场更是如此，这里奉行实力至上。我国入世后应当定好位：第一，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属于世贸成员中的弱者，应当充分利用世贸组织规则赋予不发达国家的各项权利，只承担与我国地位相适应的义务和承诺，拒绝世贸组织规则之外的要求，抵制那些损害我国利益、危及我国国家安全的举措。第二，中国是建设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在国际上永不称霸，但是，应当承担我国对第三世界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维护第三世界国家利益不受侵害，积极争取建立平等、公正、公平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不放弃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策范文第3篇

关键词：形势与政策；课程开展；重要性；方法

《形势与政策》是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担负着重要使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形势与政策》针对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开展答疑，满足其知识需求，帮助学生认清国内外形势，教育和引导学生全面准确地理解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牢记光荣使命，珍惜宝贵机遇，以坚定的信念、宽广的胸怀、创造的激情、务实的态度踊跃投身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努力做科学发展的奋力推动者、和谐社会的积极构建者，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奉献力量。然而，就目前的教学实践来看，《形势与政策》教学存在着诸如重视程度不一、开展情况不尽如人意等现象，需要我们进一步重视起来。

一、《形势与政策》教学的重要性

目前，国际和国内形势不断发生深刻而又复杂的变化，使《形势与政策》教学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极大的机遇。当今社会，新闻娱乐化和网络庸俗化的风气甚嚣尘上。网络中充斥着海量信息，难辨真伪。在西方多元文化思潮和价值观念的冲击下，某些腐朽没落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对大学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一些大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信仰缺失、理想模糊、价值取向扭曲和信奉享乐主义等问题。当代大学生是宝贵的人才资源，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因此，《形势与政策》教学担负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加强引导。假如我们的《形势与政策》教学工作做好了，就有利于抵制国内外敌对势力对下一代的思想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假如我们的《形势与政策》教学工作没有做好，势必会影响到国家的安定、社会的团结、学校的稳定以及个人的健康发展。因此，加强和改进《形势与政策》教学工作是一项极为紧迫的政治任务。

《形势与政策》教学不仅国家重视、学校重视，大学生也很感兴趣。《形势与政策》教学的目的就是要让党的方针、政策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重要思想做到“三进”，即进教材、进课堂、进大学生头脑。所以，要针对当代大学生的思想实际，深入推进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形势观教育。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有针对性和政策导向性的《形势与政策》教学，也是学校宣传教育工作的职责所在。要真正在校园实现“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使得学生“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二、开展《形势与政策》教学需要遵循的原则

1.全局性和系统性的把握

总的来说，《形势与政策》教学要根据新世纪、新阶段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加强《形势与政策》教学的针对性。要从宏观的角度着重进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教育；进行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形势、任务和发展成就教育；进行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重大活动和重大改革措施教育；进行当前国际形势与国际关系的总体状况、发展趋势和我国的对外政策，世界重大事件及我国政府的原则立场教育等。《形势与政策》教学应系统地根据基本理论、基本知识教育和综述性专题来开展教学，基本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的形势观和方法论教育，基本知识教育即基本国情和当前政策教育，综合性专题即当前形势与政策及热点问题教育（分为国内和国际两大部分）。

2.注重理论与实际的结合

《形势与政策》教学应实现“三结合”，即与专业相结合、与生活实际相结合、与思想实际相结合。课程教育需要让学生掌握一些必要的常识，比如，“能对治国和战略起帮助作用的”地缘政治学说。哈·麦金德将欧亚大陆比喻为“世界岛”，进而指出中亚—中东地区就是世界岛的“心脏地带”，并提出“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就统治了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统治了全世界”。由此我们可以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围绕中东问题，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该地区的博弈以及冷战后美国为控制这一地区发动的一系列战争。1970年，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中指出：“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人类每个成员的生活；谁控制了货币，谁就控制了整个世界。”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全球竞争的制高点，占据了国际关系的有利地位。因此我们看到，中东最具战略地位的石油资源，是大国争相夺取和支配的目标所在，也是导致冷战后该地区不稳定的因素之一。我们要让学生了解一些国际关系经典著作，把它们看做是理解当前国际冲突的方法和手段，还要使学生对其中的观点有一个正确和客观的判断。当然，更为重要的是使当代大学生不仅具有一定的理论素养，还具备一定的国际视野。

3.讲究效果和方法的综合作用

《形势与政策》教学实践表明，教学效果与教学方法有着直接的关联。要避免过去那种 “填鸭式”理论授课模式，可以按照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方式实现双向互动；或者听取学生对知识的需求，进行“点菜式”的专题教学。在教学过程中，多采取启发式教学、讨论式教学、案例式教学，增强《形势与政策》教学的趣味性和吸引力。另外，教学不能只局限于课堂的45分钟，可以将课堂授课与实践活动结合起来，通过开展座谈会、演讲比赛、主题班会的形式让学生广泛参与，深入探讨。如果有条件的话，还可以邀请高校、科研单位的专家讲学，或者带领学生到社会上进行参观学习，让他们深入一线，了解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困难。

当然，方法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要去引导学生了解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还体现在要教会学生掌握分析问题的方法，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在教学实践中，教师不能将个人的主观臆想过分夸大，切忌不要随意预测某一事件的发生及结果。在涉及国与国之间的纷争探讨时，我们可以采取层次分析法，从个人、政党、社会、国家和国际等层次来分析问题，同时做到换位思考，使大学生对国际问题的复杂性有清醒的认识和心理上的准备。

三、《形势与政策》教学方法

1.用辩证与发展的观点看问题

《形势与政策》教学要坚持用经济和政治的辩证关系来分析和认识世界。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经济发展缓慢，一些国家债务危机短期内难以缓解，世界总体经济形势相当严峻，经济复苏进程艰难曲折，我国周边国家经济形势不容乐观。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贸易投资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有所抬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对外贸易将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世界经济与政治是密切联系的，二者相互制约、相互影响。而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世界经济形势的不景气肯定会给国与国之间的政治交往带来负面影响，进而不断出现许多贸易纠纷和政治争端，如中美之间的贸易和汇率之争、南海问题等。这就需要我们教育学生用矛盾和发展的观点去分析和认识世界。我们要通过《形势与政策》教育大学生，全面分析当前的国内、国际形势，增强忧患意识和风险意识；要让学生坚信我们的党和政府有能力及时调整经济结构，扩大内需，有效防范各种潜在风险，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要让学生相信在党的领导下，我们能够处理好与其他国家的经济、贸易纠纷和领土争端分歧，继续同世界其他国家深化发展友好关系，通过互利合作，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2.从国家利益的角度看问题

国家利益是指国家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维护本国和本民族免受外来侵害的一些基本原则，它是国家制定对外目标的重要依据和决定性因素。国家利益表现为四个等级：根本利益、极端重要利益、重要利益和次要利益。国家的根本利益，即核心利益，是国家生存和延续的基本条件。我们要教育学生坚决维护包括国家与国家安全、领土完整与国家统一、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等在内的核心利益。我们要让学生认识到，中国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密切结合起来，致力于扩大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同各国、各地区建立并发展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利益共同体，推动实现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及共享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了解到中国的核心利益所在，就会明白为什么在与其他国家交往时，我们总是强调、问题及领土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不容外国势力干涉和侵犯，因为这些核心利益关系到中国的领土安全和尊严，也深刻影响着中国未来的发展大局和发展方向。

3.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

《形势与政策》教学其实就是要把握两个内容，一是形势，二是政策，让两者内容紧密结合，使课堂所讲内容与生活实际紧密相连。学生普遍对当前我国经济形势与政策、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及当前社会热点问题与社会建设最感兴趣。就《形势与政策》教学的实际而言，可以推荐或给学生播放中央电视台制作的《新闻调查》《世界周刊》《深度国际》等节目，让学生深入了解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及其发展趋向。通过教学实践的总结可以看到，相比课程讲授、专题报告及社会实践与考察，观看相关视频是最受学生欢迎的，效果也更为直接和形象。比如，在讲到当前世界经济形势时，通过放映中央电视台《深度国际》节目制作的《欧元的麻烦》这一视频片段，学生深入了解目前欧债危机下仍在发酵的美元与欧元之争以及中国和美国就美元地位与人民币升值展开的争论。经过教学意见回馈，学生普遍反映良好，认为该节目制作精良、分析到位、很受启发。

总的来说，《形势与政策》教学是一项常抓不懈的工作。《形势与政策》教学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针对不断变化的国内、国际形势，开展贴近大学生思想实际而又丰富多样、具有实效的《形势与政策》教学是每一位从事此项教学工作人员的职责所在。我们要真正作为国家政策的宣传者和解读者，努力做到大学生的同心人、知心人和贴心人，充分发挥大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加强引导、互动和沟通，实现课堂教学、实践教学和网络教学更好的结合，不断提升《形势与政策》教学水平。

参考文献：

[1].在纪念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2—05—05.

[2]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N].人民日报，2004—10—15.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策范文第4篇

管理经济是国家的基本职能之一。恩格斯在1890年写给康·施米特的信中写道：如果政治权力被错误或不适当地用于干预国家经济，那么“政治权力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3页。）早期的重商主义主张依靠纯粹的行政措施而不是经济手段，把货币吸引到国内来并防止货币外流，以满足国王开支增加的需要和商业资本积累金银财富的要求。晚期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则不是放在对货币的管制上，而是放在对贸易的管理上，通过调节对外贸易的商品运动以达到积累货币财富的目的。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曾指出：英国人懂得在一定时期“怎样利用禁止输入与高额关税促使工业的发展。”（注：［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 40页。）而在“现代德国，既缺乏一个有力的统一的商业政策，在国内市场又有一个处处胜过它的工业强国跟它进行竞争。”（注：［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03页。）并认为只有采取保护主义，才可逐步培植民族工业，增强竞争。所以保护主义是德国当时唯一可以选择的政策。他还特别强调指出“保护制度来源于国家要求达到独立、强盛地位的自然努力，”（注：［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7页。）也应在国家政权的干预之下来实现。

与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观相反，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主张竞争和市场机制，实行自由放任的经济制度，反对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他认为 “如果竞争是自由的，各人相互排挤，那么相互竞争便会迫使每个人都努力把自己的工作做得相当正确”，“竞争和比赛往往引起最大的努力。”（注：亚当·斯密：《国富论》（下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320页。）斯密从利己主义人性论引出了“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他认为每个人在追求个人利益的过程中也有意无意地促进了公共利益，“只需要和平、减轻赋税和管理中的宽余；其余一切则留待事物的自然进程来完成。”（注：转引自W·R·斯考特：《亚当·斯密 ——大学生兼教授》，格拉斯哥1987年英文版，第53～54页。）在斯密看来，市场机制下的自由放任原则最能促进经济发展，最符合社会利益，最能调动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因而极力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认为国家职能应限制在三个方面：“第一，保护社会，使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第二，尽可能保护社会上各个人，使不受社会任何其他人的侵犯和压迫，这就是说，要设立严正的司法机关。第三，建设并维护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注：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318页。）在经济领域的活动限于兴办非营利性的公共事业及其设施。明确解除国家监督和指导私人产业的义务。

亚当·斯密在产业革命时期提出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在简单商品生产时代的确发挥了巨大作用。一般来说，直至20世纪30年代以前，大部分西方国家都处于自由市场经济阶段，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是实现资源配置和调节私人经济活动的唯一手段，国家和政府基本上不干预经济的运行，但是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日益发展，社会分工日益复杂，经济商品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自由市场经济的弊端日益暴露出来，在20世纪30年代爆发的资本主义世界空前大危机面前，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一筹莫展，束手无策。“大萧条不仅是经济衰退的结果，而且是政治崩溃的结果。”（注：张国庆：《现代公共政策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年版，第77页。）于是，以国家全面干预调节经济为主要特征的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并由此而步入了国家与市场相结合的现代市场经济阶段。

凯恩斯主义的核心是有效需求理论，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在其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当中，以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危机为背景，摒弃自由经济理论，强调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倡导一个以国家财政政策为中心的需求管理方案，以达到并保持“充分就业，避免现行经济形态之全部毁灭。”（注：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理论》，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23页。）与此同时，受命于危难之际的美国总统罗斯福为应付经济大危机而采取的一系列“新政”措施，则是国家全面干预经济、用国家宏观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直接调节市场经济运行过程的一次重大实践。其干预是直接的全面的深入的。通过颁布调节经济的大批政策法令，对金融业、工业、农业三大部门进行复兴、救济和改革。其目标就是“为维持高度就业水平，物价的稳定，国民经济的增长，以及消费水平的提高，创造有利条件。”（注：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1950年年度报告》第13页，转引自《美国货币政策与金融制度》（下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0年版，第2页。）由于罗斯福“新政”的实施取得了极大的效果，从而使国家干预经济成为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一项普遍的既定国策。20世纪60—70年代，由于世界经济又出现以“滞涨”为特征的新的经济危机，于是，一种主张市场经济与国家干预相调和的新经济学即“混合经济”理论开始在西方占居统治地位。（注：A·H·汉森：《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问题》，张件键等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76页。）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又出现了以国家干预为基础的“现代主流经济学新综合”或称“新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与“克林顿经济学”（注：傅殷才、颜鹏飞：《自由经营还是国家干预——西方两大经济思维概论》，经济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65～367页。）的实践。

可以说，前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那种经济体制之下，政府虽然也干预经济生活，但奉行的是彻底的国家控制主义，不仅从宏观上全面控制国家的经济生活，而且从微观上也全面彻底地控制企业乃至公民个人的经济生活，实行宏观与微观的合一。该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有“两个根本性的缺陷：缺乏激励机制和不通信息，”（注：世界银行：《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蔡秋生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第22页。）而且效率低下。“这种制度已被证明对工业不利，对农业更不利。此外，对个人积极性的压制要求实行一套严密的控制措施”，（注：世界银行：《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蔡秋生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而这又将大大增加国家管理经济的成本。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策范文第5篇

 

关键词：和平与发展　世界主题　战略问题

邓小平同志在1985年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间题或者说发展间题。”这一论断高度概括了当今世界的特征，改变了中国长期奉守的“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观，表现出了伟大战略家的理论勇气与世界胸怀。可谓是“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所谓世界主题，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段内，反映世界基本趋势，并对未来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意义的本质特征。辨析与认识世界主题，不但是一个国家制定对外战略和政策的前提，同时也是制定国内政策，调整经济结构、政治运作与军事战略的主要依据。

    回望上个世纪的世界发展历程不难发现，战争与革命一直是主导世界形势的两大基本特征。19世纪末以来，自由资本主义进人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各种矛盾的冲突进人总的暴发阶段，于是战争频仍，兵炙不断。尤其是，1914年一1919年和1939年一1945年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空前的劫难，战争成了20世纪上半叶主题。此外，在全球尺度上革命的浪潮也风起云涌。先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取得成功，继而又爆发了一系列的无产阶级革命。在二次大战后、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空前高涨，共产党在巧个国家掌握了政权，亚非拉”130多个国家先后取得政治独立。革命无疑是这一时期的另一主题。

    20世纪下半叶，世界形势出现重大转变:一方面，虽然发生了美苏间的对峙和华约北约两大军事集团的冷战，虽然区域性的小规模的战争此起彼伏、但制约世界大战的因素却不断增长，没有爆发全球性战争。另一方面，革命的势头出现了高潮突降，除1959年古巴革命取得成功外，再无新的进访履;东欧的共产党阵营也分崩离析，风流云散。在此种情况下，战争与革命显然不能真实反映当代世界的基本特征。相反，二战结束后，人们开始深刻反思战争的起源与恶果，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迅速成长。阻遏新的大战爆发，阻遏核武器的扩散，成了世界性的话语。经济增长、政治稳定、文化繁荣、国民康乐则成了主要追求目标。一句话，和平与发展已取代战争与革命成为世界主流。

    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主题有其客观必然性。首先，战争危险虽然存在，但是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因素的增长。一方面，战后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崛起，大大削弱了霸权主义控制世界的能力，成为一支强大的制衡力量。另一方面，处于弱势地位的130多个第三世界国家，均希望休养生息，图谋发展，而不希望发生战争。再一方面，西方国家的广大民众在摧患了战争的痛苦与磨难后，和平的意愿空前强烈，因而积极推展和平运动、驱策当局铸剑为犁、堰武修文。

其次，引发世界大战的因素显著减少。(1)随着殖民体系的彻底崩溃，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相互关系逐渐加强，经济活动国际化，跨国公司成为国家间经济关系的重要载体，因而毋需通过武力占领国外领土，争夺势力范围。(2)由于历史原因，欧洲一直是战争策源地，并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而今，欧洲一体化进程加强了欧洲国家间的合作和相互依赖性，他们之间的战争因素已基本排除。(3)核武器在对全球造成威胁的同时，也使拥有核能力的国家彼此间谨慎从事，不敢贸然动手。

  第三，经济全球化使发展问题提升为全球问题。随着世界经济联系的不断加深，发展中国家的许多问题，像债务、人口、能源、环境这样的问题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关系整个世界资源合理分配及合理使用的间题。80年代以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贫富悬殊拉大，这一矛盾若不解决，势必对整个世界经济产生消极影响。

    第四，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重点发生了转变，从政治对立、军事对抗走向政治对话、竞争共存。80年代以来，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有了重大调整，双方合作领域不断扩大，也都承认存在可以相互借鉴的经验。虽然意识形态、制度不同，但在相互尊重国家主权的前提下，并不影响国家间的正常交往。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将当代世界主题判断为和平与发展，是对当代世界新变化、新特点的高度概括，有着坚实的科学依据，符合当代社会演进的逻辑，因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它对中国外交指导思想和理顺国内政策有重大意义。自上世纪刃年代中期始，国际上就对世界局势新动向提出了种种看法。但中国共产党长期认为世界性的战争如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在实际决策上，搞一、二、三线建设布局和“山、散、洞”方针，违反了生产力配置和经济发展空间布局最优化的基本规律，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在对外援助上过于强调履行国际主义义务，脱离了国家经济建设实际。中国长期反帝又反修，两条战线作战，反使自己受夹击之势。政策上的失误不仅分散了宝贵的人力、物力、财力，最主要的是贻误了发展的时机，同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和平与发展的主题确立以后，理顺了中国内政外交之间的关系，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与内部环境，使我们将精力和关注点投放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社会全面发展上，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突出成就的一个重要保证。

    不过，我们在坚持和平与发展这两大主题的时候，还应当注意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我们必须考虑到，和平与发展的主题要在我国深人人心还需要一个过程。这是因为，战争与革命的主题在一部分人的头脑中仍然根深蒂固，在行为与语言中仍时不时地流露出战争意识与革命思维。革命、战争似乎仍是一种主流话语。还有一部分人虽然接受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但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对这种信念产生怀疑和动摇。我国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关键时候保持清醒头脑，顶住压力，坚持和平与发展仍是主导世界潮流的两主题，使我们没有陷人军事冲突和沉重的军备泥潭中，为我们赢得了宝贵的发展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