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的空洞化与中国的形式化

最近大家见面，免不了义愤填膺。我不相信：“洪洞县里，到底还有没有好人？！”这一古老的质问，竟直指当代的人心，但这黑砖窑的事，分明在朗朗乾坤之间，居然就干了十年！太令人发指了。每天打开报纸，关心着此事的进展，有没有官员引咎辞职？有没有内幕再揭露出来？有没有更多的言论指陈时弊？本想在新消息里，出出气，今也撰一文章，发点议论。相对于兹事之大，舆论再多，也不嫌多。我想到的一点是：确立生命尊严的文化。

因为，事实已经充分表明，绝非逮捕窑主，惩治凶手那样简单。这整个事情，不仅集中了贩卖人口、私狱管理、打手狼狗等黑恶罪行，具备了虐杀、活埋、致残等血腥暴力，而且集中暴露了政治权力的不作为与非法参与，多级权力机构不同程度的冷漠，以及周边村民的熟视无睹，不仅暴露了社会与政治失序，而且表明社会肌体里的一种可怕的“系统化的麻木”，显示了一个人性文明大面积坏死的危机征候。

有人说，提倡生命尊严，你这是诗人之见，这样的事情，绝不是文人学者们发发议论，就能有用的，需要法制。

可是，关于劳动法，早就有了，关于保护劳工的各种条例，也早就有了。正如汪丁丁说得好：“我在搜狐博客读到了韦森的文章，读者可从他的文章读到中国关于儿童权益的各项十分完备的法律，呵呵，具讽刺性的完备性。事实上，我们的宪法及其法律政策，已经写明了多项最美好的权利。问题在于，是什么让它们变得如此苍白？”而且，你再听听河南的警方怎么说：“你们的孩子只是被强制监禁非法用工，没有造成命案，够不上立案条件。再说，按照法律规定，案发地在山西，应该由山西警方去解救。”这就是法律，这就是条文。谁要是真的以为有了法律条文就解决问题，天知道，不是真蠢，就是装傻吧？

又有人说，关键是制度，是执法，而不是观念与文化。是的，执法的力度，是很不够。但是，我们看那里的部门，其实也在不断“执法”。他们甚至也去拆了机器，但是他们走了，黑砖窑又装上新零件，重新开工。红的一方，完成了自己的工作；黑的一方，心领神会，又开始自己的工作。这也是红黑游戏的潜规则。报载，黑砖窑的各种“公公婆婆”，也真多，“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能罚款就去，不能罚款的很少去。罚款了就等于检查完了，至于其他情况，并不是他们检查的重点。”又报载，黑砖窑被广胜寺派出所取缔后，派出所向窑主王兵兵的妻子张梅索要的“办案经费”，“张梅给广胜寺派出所3.3万元，但只有1.1万元有这样一个简单的收据。”派出所民警当时声称，这笔钱是用来支付被解救民工的工钱、医疗费及返乡旅费等。这里面有一个多么可怕的信息：黑砖窑的黑钱，也可以通过“办案经费”这样的办法，洗洗白，变成双面合法（警方黑权与窑主黑金）的共谋，这岂不是先颠倒黑白，然后混淆红黑，最后会不会是黑里透红？

所以我说，法律的流于形式主义，跟官样文章流于形式主义一样，是中国政治生态的一个致命伤。

为黑金文化的精神洗钱

之所以会有形式主义，不正是因为实质空洞化了么？实质是什么？除了公权力的腐败，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没有从社会心态与社会生活中，真正确立生命尊严的文化。请细读以下报道：

“最多时有十一家部门收取黑砖窑的费用。”而那些基层官员说，“从表面上看，人脏些，头发长些，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这就是说，他们检查，关心的不是人，而这个那个“项目”、有没有“立项”的“证件”。（《南方周末》6，21）

当地的村民认为，“怎么管理那些外地工人，那是河南人老衡的事情。”——这就是说，根本没有生命尊严这事儿。

河南少年朱广辉被解救出来后，回家途中，被山西永济县劳动局一监察人员拉下车，重新介绍到另一家黑夸窑厂做工，并收取朱广辉的三百元打工费。——这就是说，不仅人就是商品，而且敢于对抗不把人当商品的解救行动。

去年央视《经济半小时》栏目，曾播出名为《河南女人贩每年贩卖上千名包身工》。该节目介绍说，“女人贩”周景涣在郑州市城南路有一处租住房，租用了三年，群众说，天天从这里(指郑州火车站)几车几车往外拽人，还只当作劳动力介绍所。常常可见有人从这跑出去，又有人出来追赶，打人、往回拽。这伙人将弄到手的流浪人员或者民工称作“货”，他们弄到“货”后会送到周景涣租赁的房子，他们称作“中转站”，群众暗称为“人肉市场”。我不禁想到，这事之前，不是有人说，不要追究企业家们的“原罪”，全社会要用宽容的心去对待为社会作出贡献的民营企业家们么？但是且慢，这里应有区分，一旦有企业家做了伤天害理的事呢？请看下面的事实：

“在这些手脚并用、头发长的像野人一样的孩子中间，有的已经整整和外界隔绝了七年，有的因逃跑未遂被打致残，这还不算，有的孩子还被监工用烧红的砖头把背部烙得血肉模糊（后被人救出在医院救了数月也未痊愈），他们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以上，还不让吃饱饭，有时因劳累过度，稍有怠工，就会被监工随手拿起的砖头砸的头破血流，然后随便拿起一快破布一裹了之，继续干活，至于拳打脚踢，棍棒侍候更是家常便饭，更有甚者有的孩子被打手打成重伤，也不给医治，让在窑场自行治愈，如不能自愈或伤情恶化，奄奄一息时黑心的工头和窑主就把被骗的苦工活活埋掉。这些孩子身上都因为长期不洗澡长满了牛皮癣似的皮屑，他们最小的只有八岁，八岁的孩子为了一顿饱餐是那么顺从，每天都干着成人都难以承受的重活。他们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全天候有监工或打手巡逻站岗。”（解救儿童家长致社会的一封公开信）

这是十八世纪的英国作家狄更斯笔下的小说场景，还是二十一世纪“大国崛起”时代的中国童奴真相？如果在这样的反人性反人道的罪恶面前，还要宽容，那真是丧尽天良。这样的舆论，不加区分，是为黑金文化的“精神洗钱”，那么，人性人道的尊严，就根本无法重建。

在我看来，正是因为有这样光秃秃的法律学、不道德的经济学、不作为的政治学，才放纵了人道的危机，“人”成为“货”，成为牛马不如。李扬多年前的电影《盲井》里，有个矿主面对死难矿工家属说的名言：“中国啥都缺，就是人不缺。”久而久之，不仅是世道人心的麻木化，而且是“人肉市场”化。所以，才会有黑窑横行十年之久；才会有人大代表致书总理，也得不到真正解决；以及解救了的孩子回家途中，又被卖掉；也才会有两地警方互相推诿扯皮；至今仍无官员，为此大面积的人道灾难承担责任而辞职；也才会有郑州火车站那样的“人肉市场”的长期存在，多年习以为常。读这样的消息，常常让人犹如恶梦之中，产生一种大难临头、却半步移不得的无奈无力。

动身时刻的太阳

所以，我主张连带责任：对破坏良好社会环境的人要严惩，对于社会良好环境被破坏而不作为的人要追究责任，而对于社会精神环境，对于世道人心，每个人都有连带的相关。对于确立生命尊严的文化，匹夫有责。

确立生命尊严的文化，要从观念上逐步改变一切向钱看的社会风气，尊重人的自由意志，绝不容许奴役人、强迫人做他不愿意的事情。确立人性人道高于一切的全民价值观。不管是什么人，是什么机构，都不能以社会发展、进步代价为借口，侵害个人生命的尊严。

要看到黑心文化越来越猖獗、诸如黑心粽子、黑心药、黑心棉、黑心奶粉、假人造蛋白等，已经司空见惯；要重视各种以制假造假来伤害人的生命的犯罪活动背后的罪恶机制，就是信仰流失、民族精神流失的道德危机、人性危机。因而全社会有必要重视保护民族精神的重要符号与信仰体系，再认文化良知。

因而转型时期的社会，应有一个理直气壮的“人文偏好”的社会文化导向，应该大力表彰那些特别强调生命尊严、特别强调以良知反抗麻木的艺术家的作品，譬如古有乐府《孤儿行》《妇病行》《贫妇行》《卖炭翁》，今有刘庆邦的小说《神木》、李杨的电影《盲井》、《盲山》。

应该重视当代中国农村的空洞化、价值虚无化。所谓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目标如何重建中国农村的价值认同，重建农村的灵魂，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这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就是要求从政策到教育，从城市到乡村，从舆论监督到日常生活细节，从商家的广告到娱乐的世界，日渐养成一种全体公民尊重人的风气，确立每一个个体的人的生命尊严。譬如，那些广告语，以金钱为“至尊”、以富人为“高贵”，经营金钱至上的文化，塑造权贵人生、笑贫不笑娼的价值取向，就是在不知不觉中，渐渐毒化了良性的社会空气。

有一个细节，记者采访当地的村民，除了他们不敢言，他们还只注意到那黑砖窑里干活的人，是“叫花子”。也就是说，“叫花子”，有一份活干，也算是得照顾了。而忘记了恰恰这些人，是最需要关爱、最没有安全保障的人。中国文化，有一个哀鳏寡的文化传统。《尚书·大禹谟》云：“舍己从人，不虐无告，不废困穷。”周公文王，对于天下最无助者的一份关爱之意，可以说是念兹在兹。孔子说“老者安之，少者怀之”；又说：“四海之内皆兄弟”。理想社会是：“大道之行，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圣人能以天下为一家”（《礼记·大同》）。孟子说：鳏寡孤独，为“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也，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以儒家为代表的人性精神的认同，是中国民族优秀的民族性，值得今天再认传统。其实西方文化的核心价值，也是人性人道精神。以大史家巴尔赞讲的那个故事为例：

有一次，柯尔律治在伦敦讲授英国的伟大作家这个题目，偶然提到约翰逊博士有一天晚上在回家的路上，看到街边脏水沟里躺着一个又病又醉的女人，约翰逊用宽大的肩膀把她背回自己简陋的住所，给了她食物和过夜的地方。时髦的听众大哗，男人嗤笑、女人愕然。柯尔律治停顿了一下，然后说：“我提醒各位想一想撒马利亚人的寓言。”1全场顿时肃静。（引自雅克·巴尔赞《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第28页，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为什么大家都会安静下来呢？因为他们心中都有一座共同的教堂，有一部共同的《圣经》，有一处共同的精神家园。如果没有这个，就是一个成天充满权力斗争，或为了眼前利益而牺牲人类生命尊严，一个精神上四分五裂、行为上狼奔豕突的地方。

其实，中国人的人文风教的文化，与西方人的《圣经》与人道主义，正是具有建造精神上的教堂的作用。巴尔赞认为，“它使整个人民有了共同的知识背景和高级意义上的共同文化”。在十六世纪，路德的宗教改革一个很大的成绩，就是使信徒能够直接接受《圣经》的教育熏陶，而不只是成为神父们布道时的被动的听众。这就是所谓“把上帝的话直接带给人民。”而“使《圣经》成为思想和精神食粮，这是最有深远意义的文化变化”（同上引）。

要知道，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是西方历史的黎明时期，是他们奠定现代社会基础的时期。动身时刻，共同的精神与知识背景，极为重要。二十一世纪，也是伟大的中华民族真正开始复苏的时机，如果能在每一家公司企业、每一处政府机构的大门口，在每一个现代人的人心，铭写“确立生命尊严”六个大字，我们就不会迷失方向，一如我们的动身时刻，共同领受着一轮初日的朝辉。